以人为镜

                                     ——文人掌故及评说 

                                     陈贤庆

我们平时都会读书看报，总会读到看到文人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为不至于遗忘，我随手将那些故事辑录下来，用以写作及教学。但辑录之后，我又觉得有些话要说，于是，又在某些故事下面写了一些或长或短的文字，就成了这篇《文人掌故及 评说》。我想。“以人为镜”，总会有些作用的。

   一、外国部分 （二、中国现当代部分  三、中国古代部分）           

※英国诗人及剧作家莎士比亚年轻时从乡下来到伦敦，在一家戏园子当看马的马夫。他在工作之余，认真注意和揣摩舞台上的一切，为他以后的剧本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年轻时常在伦敦的街头闲逛，与各类穷苦的人们攀谈，或倾听他们的心声；有时还深入监狱，与罪犯聊天。这座社会大学，使得他日后成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法国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初学写作时，拜福楼拜为师。福楼拜先让他到外面观察生活一年，并把所看到的记录下来。莫泊桑由此养成了认真观察生活，勤奋写作好习惯，十年之间，写了十六部短篇小说集，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游记。

俄国作家契诃夫为了使得作品更真实，更能反映生活，他放弃莫斯科的生活环境，搬到农村去住，甚至到了犯人流放的萨哈林岛上去。所以，他的作品充满生活气息。

贤庆评说：无论作家或艺术家，首先应该学会关注生活观察生活。很难想象，一个对生活麻木不仁的人，能够写出生动的文字来。有些学生常常发出叹息，面对作文本脑子一片空白。上面几位，都是文学巨匠，如果要问他们成功的秘诀，其中，肯定就有这么一条：认真观察你身边的人和事。如果你完全没有做到这一条，你脑子的空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房间里，到处都挂着一串串的小纸片，那是他随时想到而记下的见闻和感受。每次外出，他的衣袋里也装着许多小纸片，随时记下有用的素材。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有一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不论是散步喝茶，还是会客游玩，他都会不时拿出来，记下一点什么。长达一千五百页的《战争与和平》写成后，他回忆说：“我这本历史小说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有根据的，都不是虚构的。”

托尔斯泰从19岁开始，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一共写了51年，一直坚持到他逝世的前四天。他的有些小说，如《昨天的故事》等，就完全是从日记里脱胎出来的。

艾美莉•勃朗特是美国一位勤奋的女作家。年轻时，她的家务劳动很繁重，但她不论干什么活，每次都随身带着铅笔和纸张，只要一有空，她立即把脑子里涌现的构思记下来。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从35岁开始写作，到77岁逝世，总共写了104部科幻小说。他逝世后，人们在他的书房里整理遗物时，吃惊地发现他的读书卡片竟达二万五千多张，而且每张都是他亲自一字一句抄录的。

俄国作家果戈理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听到奇闻趣事，看到人情乡俗，都一一记下。一次，他请朋友上饭馆，饭菜都摆上桌了，他还在埋头抄写一张菜单。后来，这份菜单果然用在一篇小说里。

苏联作家马卡连柯有个爱记笔记的习惯，身上带着个小本，走到哪里记到哪里。这些记事本有什么用？马卡连柯解释说：实际上，我在写作时几乎不看记事本。记事本的重要作用在于促使你注意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养成善于观察的能力。

贤庆评说：上一组故事，反映的都是作家们勤于观察生活。观察生活固然重要，但人的记忆毕竟有限，即使天才的作家也需要动手记录所观察到的他认为有用的素材。而这一组故事，就是说的作家们随时记笔记、写日记的情况。应该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们随身带着的笔记本，造就了他们那一部部世界名著。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不是可以悟出了一些创作的真谛吗？

※里昂附近克鲁阿斯有一座小楼，它的窗户面临赛纳河。每天夜晚，有一扇窗户里的灯光通宵达旦地亮着，成了赛纳河上渔夫和海员们的灯塔和航标。这就是法国大作家福楼拜书房的窗户所发出的灯光。

福楼拜的写作态度极其严肃认真，他一生之中有二十年夜以继日地在书房里工作，但他平均每五年才完成一部书。有时，他一星期只写出两页。他认为，涂改和难产，正是天才的标志。

美国作家海明威写作非常勤奋，喜欢用铅笔来写，便于修改。有人说他一天要用二十支铅笔，海明威说：“不，没那么多，我写得顺手时，一天只用七支。”

德国诗人海涅得了一场重病，他知道很难治愈，便不顾医生和亲人的劝告，赶写他的回忆录。他每天伏案写作六小时，知道临终时还在喊：“给我纸和笔！”

肖伯纳是英国著名的戏剧家，生于1856年7月20日，死于1950年11月2日，活了94岁。他在漫长的一生中，写过近50部戏剧、5部长篇小说，还有几十本小册子、几百篇论文。

   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不朽诗作〈神曲〉计一万四千余行，从放逐初年开始写作，到逝世前不久才完成，历时十余年。

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从1773年起着手创作诗剧〈浮士德〉到1808年出版了〈浮士德〉第一部；在他逝世前不久，也就是1832年，又发表了〈浮士德〉的第二部。〈浮士德〉这部巨著从创作到完成历时60年。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共90多部长篇小说，这是他在19年间完成的。

贤庆评说：勤奋出成果，这是一个老套的话题，但又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实在想不出，除了勤奋，还有什么可以到达成功的彼岸。天才固然重要，但光有天才而不去努力，天才也会泯灭；机遇固然重要，但对于懒惰的人来说，即使机遇来到面前，他也无从抓住。只要看看上面那几位世界级的文豪，看看他们的写作态度，你就不应再企求“天才”，等待“运气”了。

※法国作家拉辛正在出神地构思他的新作《米特里达特》。他围着一口深池塘来回走了十几遍。远处一位园艺匠看到，急忙跑过来拉着他：“别想到自杀，先生，这口池塘的确很深！”拉辛回过神来，惊讶地反问：“是吗？这里有一口池塘吗？”

西班牙作家塞迈提斯一家六口住在西班牙最吵闹的地区的一间小公寓的两间小屋内，公寓底层是一家最下等的酒店，上层有一个妓院。塞迈提斯就是在这样一个终日闹哄哄的环境之中写作出《唐•吉诃德》等著名作品的。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经常苦思他的诗句。有一次为了描绘一个孤独的男人怎样保护和疼爱他的爱人，想一个合适的句子，想到第三天的午夜才想到这样的句子：“我将保护和疼爱/你的身体，/就象一个在战争中残废了的/对任何人都不需要了的兵士爱护着/他唯一的一条腿。”他连忙跳下床，用一根烧焦的火柴在香烟盒上匆匆写下了“唯一的腿”几个字，安心睡去。第二天醒来，他足足想了两小时才想起昨晚所构思的诗句。

贤庆评说：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只要你是个认真负责的作家，你就不会把写作看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把你的作品当作一个难产的但又要设法让他平安出生的婴儿。看看拉辛和塞迈提斯的专注，看看马雅可夫斯基的执着，你就会知道，当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容易。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你最好调整你的奋斗目标。不过，我想，当作家要认真专注，做其他工作又岂能马虎了事？

 ※法国大文豪雨果为了争取时间写作，不去参加社交活动，他竟然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半边头发和胡须统统剪去，以此为借口留在家里。

 贤庆评说：真正的作家，都是非常珍惜时间的，因为他们知道，真正成功的作品，是要经过反复的构思、写作、修改，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时间实在太宝贵了，浪费时间是最让人痛心的事。雨果为了不去参加无意义的应酬，把自己弄成一个怪模样，以此为借口不出门。我们也有些作家，一旦有了一点名气，就忙于参加各类的社交或应酬活动，结果，在赞美声中，创作的灵感和写作的灵气日渐消失，最后变得平庸了。也有些作家，本来很有才气，但被迫挂上了几个或十几个各类的衔头，终日不得不出席各种会议和庆典，于是，宝贵的光阴失去，才气也尽消。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每部作品都经过反复修改：《战争与和平》曾易稿7次，有90多种未定稿，用了37年时间才写成，原稿计有5000页左右；《安娜•卡列尼娜》改过12次；《复活》仅开头就修改过20遍。他说过：“在我每次蘸墨水时，都在墨水瓶里留下了自己的血肉。”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二十年时间（1829-1848）内，创作了统称为《人间喜剧》的96部小说。这些小说都不是粗制滥造，而是反复修改而成的，有的是整段整章的修改，有的则是删改五六次十数次。巴尔扎克把这修改工作称为“文艺烹调”。

俄国寓言克雷洛夫每写一篇文章都要反复修改，他的寓言诗《杜鹃和雄鸡》草稿有二百行左右，他在修改时一遍一遍地重抄，越抄越少，直到发表时只有21行。

俄国作家高尔基在写作时非常重视文字的锤炼，有一篇小说，只因一个字用得不妥，就没有交出付引尽管出版社已经催促许多次。一天，高尔基在看马戏时突然想出这个字，便立即跑回家，在原稿上作了修改。

贤庆评说：我写文章，常常是一挥而就，文不加点，自以为天赋很高，还沾沾自喜，殊不知，这是夜郎自大的表现，也难怪自己的写作水平老是提不高。看看上面几位大文豪，他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作品的！我想，除了精益求精这个词，已很难找到别的词来形容了。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要修改文稿是多么困难的事，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把那些多卷本的长篇修改了多遍以至十数遍，并称之为“文艺烹调”，没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也难怪他们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文豪。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素以简洁、清新著称。一次，一位记者问他：“你的作品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秘诀在哪里？”海明威回答：“站着写。”记者楞住了。

 贤庆评说：简洁的作品现在不是没有，有些名人的书页数不少，但文字并不多，主要是字疏而大，再配上数十幅玉照，即成一书。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文字不少而多余的话比比皆是的书。海明威之所以“站着写”，是心中有读者，他要献给读者的是精品，而不是按字算稿酬的“注水”的中篇、长篇。

 ※俄国作家果戈理在作品发表前，总要听别人的意见。一次，他把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请来，吃完午饭，就开始朗读自己的新作。茹科夫斯基有午睡的习惯，听着听着就打起盹来。等诗人睁开眼睛，果戈理说：“你的磕睡就对这剧本的最好批评。”说着，把写好的作品投入火炉中。

贤庆评说：自己的作品，总是钟爱的，正所谓“敝帚自珍”。能够虚心接受他人意见，认真修改自己的作品的，就很不错。象果戈理那样，只因茹科夫斯基听着听着打起盹来，他即把手稿投入火炉，这样的人恐怕甚少。其实，我们也大可不必这样做。不过，我们要学习的是果戈理那认真负责的精神。他知道，作品是要给读者看的，应该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读者。但是，我们有些作家，尤其是一些影视作品的编导，那种随心所欲的“戏说”，牵强附会的“误解”，古今夹杂的“口语”，充斥书页银幕荧屏，我们的青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文艺”中成长的。

※一次，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妻子叫他去买药，但丁走到药店门口，发现门口的书摊上摆着一部新书，他立即把书拿在手，一口气读了5、6个钟头，买药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意大利散文家、《十日谈》的作者卜加丘，有一次在旅行路上，看到一家修道院的图书馆破破烂烂，珍贵的图书任由风吹雨打，虫蚁蛀食，一片凄凉。他扑到在台阶上，伤心地哭起来。

 贤庆评说：文人爱书，古今中外大概相同。但丁去买药，却在书摊上看了5、6个钟头的书，这样的事，在我们中国的文人中也可以找到例子的。但是，看到图书馆破破烂烂，图书得不到很好的保护而伤心地哭的，大概我们还做不到。如果但丁仍健在，在我们各地走走，也会看到不少的图书馆、博物馆等破旧失修的。如果缺钱，也情有可原，但偏偏有些地方又有大把的钱用于建庙宇，建大佛，建办公楼，建人造景点，就是舍不得拿出一点修补图书馆，更谈不上扩建了。

※1673年，莫里哀完成了最后一部喜剧《心病者》，为了剧团几十号人的生活，他带病坚持出演主角。结果，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大笑一声，晕倒在舞台上。四小时后，这位法国戏剧大师悲惨地离开人间。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读大学时很穷困，只能住在一间临街的半地下室里，只能躺在地上写作。一次，女房东对他说：“过两天你再交不起房租，就给我滚蛋！” 涅克拉索夫躺在地板上，平静地说：“谢谢，我还有两天时间可以写作，请你不要干扰我。”

 贤庆评说：旧时的文人大多是贫困的，但贫困而不气馁，反而会产生真正的文学家。上述两位如此，古今中外其他许多作家也一样。我有时想，在上世纪上半叶战乱时世，我们可以产生许多著名的甚至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但进入下半叶，作家都拿工资，尽管工资不高，可以不必为生计而担忧时，却难得见到有真正的文学家的出现，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探讨和研究。时至今日，贫困的作家艺术家极少了，谁也不想信奉“君子固穷”的祖训，相反，文艺界盛产“百万富翁”“千万富婆”，但发聋振聩之作同样极少。

 ※司汤达死后，他的墓碑刻着意大利文：“思列哥•拜尔。米兰人。活过。写过。爱过。”其实，他是法国人，原名叫亨利•拜尔。他一生变换名字不下二百次，但人们只记得司汤达这名字和他的代表作——《红与黑》。

 贤庆评说：司汤达是法国人，原名叫亨利•拜尔，他有那么大的成就，理应让大家永远记住他，在他的家乡建一座纪念馆之类，然而，他死后，还要隐瞒自己的国籍，碑文中也无歌功颂德的文字，这并非有什么难言之隐，只是他淡薄功名的体现。我们虽然有一句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但当今是没有多少人怕出名的，尤其是文化人。不能出名靠“炒作”；知名度不够再打打官司；沉寂了一段怕人忘记搞“复出”；出国十余年怕被人彻底遗忘又转回来“客串”……总之，要设法让你不时记住：“我还是个‘大腕’”。如果时刻惦记着的是自己的名声，他（她）的艺术水平总会有限的。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汽球上的五星期》投递了十五家出版社，都被退回。他一气之下要投入火炉，妻子制止他，说：“再试一次吧，也许有成功的希望。”果然，第十六家出版社不仅答应出版，而且还和他签订了一项合同：凡尔纳二十年内写的小说，都交由他们出版。

法国作家都德一生写了二十部小说、一部诗集和四部戏剧。都德的成就是和他的夫人尤丽亚阿拉的帮助分不开的。她勉励都德要追求作品的完美，她亲自斟酌修改都德的每一页文稿。都德病危时，十分信赖地对她说：“完成我的著作吧！”

贤庆评说：我国有句古话，叫“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然而，伯乐只有一个，要人人都能遇到伯乐，不大可能。所以，有的千里马不是立即就被发现。凡尔纳的小说《汽球上的五星期》，我在初中时即已读过，绝对是一本科学性与趣味性兼备的很好的作品。然而，这书稿却遭到15家出版社的退回，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劝他再尝试一次，那书稿已变成灰烬了。这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你可能马上回答：坚持就是胜利！然而，我说，这还不够准确，如果那是乱七八糟的一堆文字，你再坚持投稿，投50次，100次，能成功吗？用这样一句话可能好些，那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

    上面两个故事，又都和作家的夫人有关，这就应了我们现今流行的一句话：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好女人。这也给男人们尤其是想当作家的男人们一点启示：千万不要找一个软弱的、势利的、懒惰的女人作妻子，否则无助于你的事业。说是这么说，到找老婆的时候，男人们能考虑得那么多吗？

  ※哥德和席勒是十八世纪末德国最著名的两位诗人。哥德出身富裕，席勒出身贫寒，但是，两位诗人却成了至交。当听到席勒早逝的消息，哥德沉痛地说：“我的存在丧失了一半。”27年后，哥德也逝世了，亲人按照哥德生前的遗愿，把他和席勒葬在一起。

俄国思想家、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监狱中写出了小说《怎么办》，经过两重难关，原稿落在诗人涅克拉索夫手中。但涅克拉索夫在去印刷所的途中把原稿丢失了。他焦急万分，最后想到在报上登一则启事，出重金酬谢拾获者，这才把稿子要回。涅克拉索夫急忙把小说发表，轰动了整个俄国。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年轻时写出了处女作《穷人》，却多年得不到出版。一个偶然机会，诗人涅克拉索夫读到这部小说，兴奋地把它介绍给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抱病读完小说，连夜赶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家，向他祝贺。由于别林斯基的赏识，无名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成了俄国文坛的著名作家。

    贤庆评说：文坛上的挚友当然会找到一些，但不会很多，尤其是在我国。我们历来有“文人相轻”这一说法。既然“相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这样的事就难了。今天，我们不时会在报上看到某某家与某某家打官司的消息。打官司，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一些纷争，这是法制观念日趋深入人心的体现。但是，一些可以和平协商解决的问题，非要双方对簿公堂，这就不好了。当然，有些人是由于名气总是上不去，想通过打官司来“炒作”，提高“知名度”的，这就属于“无聊”“庸俗”之列了。

  ※俄国诗人谢甫琴柯被沙皇召见，宫殿中所有人都毕恭毕敬地向沙皇弯腰，但谢甫琴柯凛然站立冷冷打量着沙皇。沙皇怒斥他为什么不鞠躬。谢甫琴柯说：“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如果我也象周围的人那样在你面前深深弯腰，你怎么能看清我呢？”

 贤庆评说：谢甫琴柯是一个有骨气的，不畏强权的诗人，在至高无上的沙皇面前，他敢于蔑视他，嘲讽他。古今中外的文人很多，但能蔑视强权，不给统治者鞠躬弯腰的怕很有限。身为作家，不说真话，无原则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也是很羞耻的事。我们国家在59至62年间，正经历着一段天灾人祸的苦难时期，然而，我们的不少文学作品，还在歌颂那“天堂般的生活”，人民还在吃着“荔枝蜜”一样，有些文学作品还作为课文编进中学教科书中，“粉饰”至今。

  ※美国作家司各特的胆子很大，也不迷信。一次，他走到一家乡村小客店，店主告诉他没有空房间，只有一个躺着死人的房间。“请问，这人是得传染病死得吗？”“不，不是。”“那么，请给我在那里铺一个床吧！”就这样，司各特和死人睡了一个晚上。后来，他和朋友谈起时说：“哈，静极了，没有比那一夜睡得更舒服了。”

贤庆评说：这一则故事令我感兴趣。司各特在一家乡村小客店的一个房间中，和一具死尸睡了一个晚上，这的确要有些勇气的。当然，并不能要求作家都要做到这样，但是，作家，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作家，应该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然，他何以给读者展示真实的世界？在我们今天，也有个别作家，是专为某些巫医神棍树碑立传的，这就令人费解了。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对这样的作家，似乎也不是以行政手段批斗打倒，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吧。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虽然长期侨居国外，但他热爱祖国和祖国的语言。有人说他的某些小说是用德文或法文写的，屠格涅夫听后很愤怒，写信给正为他作传的温盖洛夫说：“我一生从没有发表过一行不是俄文的文字，不然的话，我就不是艺术家，直截了当地说，是一个败类。”

    贤庆评说：一位真正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位爱国者。屠格涅夫虽然长期侨居国外，但是他没有忘记祖国，他坚持用俄文来写作，认为背弃自己祖国的文字就是一个败类。我读过他的〈贵族之家〉〈罗亭〉等小说，十分欣赏他的文笔。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跑到国外的作家，跑到国外又专写攻击自己祖国的文字的人，就的确是民族的败类了。

 ※俄国文学批评家赫尔岑年轻时，在一次宴会上被轻佻的音乐弄得非常厌烦，便用手捂住耳朵。主人解释说，演奏的是流行音乐。赫尔岑反问道：“流行的乐曲就一定高尚的吗？”主人也吃惊地问：“不高尚的东西怎么会流行？”赫尔岑说：“那么，流行性感冒也是高尚的了？”

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向房东租一间房，房东立了一张契约，其中一项，如果克雷洛夫不慎烧了房子，要赔偿15000卢布。克雷洛夫在15000后加了两个0。房东惊讶地喊起来。克雷洛夫平静地说：“对你来说好得很，对我来说，多少是一样，反正赔不起。”

德国诗人哥德在魏玛公园的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径上散步，迎面走来了一个曾把他的作品贬得一钱不值的批评家。两人都站住了，那批评家傲慢地说：“对一个傻子，我决不让路！”“我却相反。”哥德微笑地站到一边。

一天夜里，一名小偷爬进了巴尔扎克的房间，在他的书桌上翻动着。巴尔扎克悄悄地起床，点亮了灯，平静地说：“别找了，亲爱的，我白天都不能找到钱，现在天黑了，还能找到吗？”

法国作家拉伯雷想到巴黎去，但没有路费，于是，他搞了一些粉末，分成三包，分别写上“给国王吃的药”“给王后吃的药”“给太子吃的药”，还故意让侦缉队发现。结果，他被抓起并被带到巴黎，当然，随后也无罪释放。拉伯雷的故事很快传开了，后来，人们把困难关头或无钱付账的窘迫时刻叫做“拉伯雷的那一刻钟”。

大仲马写完《基督山伯爵》后，他虚构的故事中的背景伊夫古堡便引来无数的参观者。伊夫堡的看守人也煞有介事地做一番介绍，以收取数量不菲的小费。某天，一位绅士也来参观，看守人也依样介绍他如何关照过可怜的爱德蒙•邓蒂斯。那绅士把一块金币和一张名片放到手上，说：“你真是一位好人。请收下，这是你对我儿子的好心所得的报答。”名片上印着来访者的名字：大仲马。

一位富商有一只眼睛坏了，但他花了许多钱装了一只很好的假眼，富商走到哪里也忘不了炫耀一番。一天，他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你猜得着我哪只眼睛是假的吗？”“这只是假的。”马克•吐温不假思索地指着他的左眼说。富商十分惊讶：“你怎么知道呢？”“我发现你只有这只眼睛里还有一点慈悲。”马克•吐温回答。

 贤庆评说：上面几则故事，都是反映了那些作家们的聪明睿智。我们可能会有些错觉，认为写文章的人都是些书呆子。当然，只会写几句文章的呆头呆脑的书生大有人在，但是，文人中的才子也不少，我国古代的李太白、苏东坡、唐伯虎、纪晓岚等即是。而外国的文学家，上面所选的几位的故事就是常见的例子。我们不仅要学习他们的写作态度，也应学习他们的幽默、风趣和讽刺手法。

 ※在外国作家中，不少是在青年时代即崭露头角的：

普希金（1799-1837）21岁写成长篇叙事诗《普斯兰和柳德米拉》，30岁以前写成长诗《青铜骑士》、小说《上尉的女儿》。

果戈理（1809-1852）22岁发表《狄康卡近乡夜话》，26岁写成《钦差大臣》，32岁完成《死魂灵》。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52）16岁学会7种外国语，27岁发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

歌德（1749-1832）25岁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

席勒（1759-1805）21岁完成剧本《强盗》，24岁发表《阴谋与爱情》。

雪莱（1792-1822）21岁发表长诗《麦布女王》。

狄更斯（1812-1870）24岁发表他的第一部名作《匹克威克外传》。

安徒生（1805-1875）17岁发表第一部诗剧《阿尔芙索儿》。

泰戈尔（1861-1941）15岁开始写剧本，21岁出版第一部诗集。

高尔基（1868-1936）24岁发表名作《马卡尔楚特拉》。

史蒂文森（1850-1894）22岁发表著名小说《新天方夜谈》，次年又出版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宝岛》。

贤庆评说：看了这一组材料，我不禁汗颜，觉得自己太惭愧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天才加勤奋，就是成功。搞文学的，没有一点天赋，恐怕很难。想想现在的16岁的少年，一门外语也学不好，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6岁时已学会了7门外语！当我们17岁时，恐怕连一篇短小的作文也写不好，但安徒生已发表了诗剧。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作家来说，二十来岁正是他们创作的旺盛时期，《上尉的女儿》《少年维特之烦恼》《阴谋与爱情》《匹克威克外传》《宝岛》等我也熟知的名著，原来是他们二十多岁时的作品！我们现在有多少青少年作者？又有多少青少年文学爱好者能摆脱应试教学以及种种人为的束缚，写出真正有份量的文学作品？看来，如何保护和鼓励象韩寒那样的文学青少年，使我们国家也文学家辈出，应是我们思考的课题之一。

  二、中国现当代部分

Θ抗战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授，生活非常困难。象他这样的名教授，生活要好一点很容易，可以用他的专业知识发点国难财，但闻一多对此不屑一顾。他家7口人住在城郊的简陋的农舍里，朋友们看了心中难受，但闻一多不以为然，高吟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并说：“教了好多年杜甫的诗，只有亲身体现了之后，才更能领会到杜甫的心情和胸怀。”

 贤庆评说：中国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最可尊敬的人。他们安贫乐道，以天下为己任，看看闻一多，身住茅屋，并不感到悲哀，而是以杜甫为榜样，实在可敬。中国的知识分子，你只要看得起他，尊重他，信任他，让他有施展才华的环境，他就会努力工作而不大会计较报酬。但是，有时候我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把他们称为“臭老九”，以整他们为乐事，这实在是民族的悲剧。

  Θ1948年夏，朱自清贫病交加。某天，吴晗拿着一张纸来到朱自清的家，叫他签名，那张纸是写着“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吴晗看到他的情况，便凑过来说：“这次你……”但朱自清只看了一眼，即那起笔，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领取这种侮辱性的施舍。”他当即签了名。就在这一年，朱自清贫病而死。

  贤庆评说：说到有骨气的文人，当数朱自清。毛泽东有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选入高中语文教材，所以连高中生也知道朱自清宁死不领美国的救济面粉的事。在晚清，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可以找到不少显示出民族骨气和清高气节的文人，然而，奇怪的是，到了后来，就很少听闻这样的事了。最能体现“士可杀不可辱”的，就是老舍、傅雷、李广田、翦伯赞、周瘦鹃等人的无言的抗争。现在的不少地方的中小学教师，还要靠“父母官”发工资，按时发的就谢天谢地，经常听闻有拖欠几个月，但那些教师仍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否也是“骨气”的体现？

  Θ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的最高学历是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他主要靠自学成才。他20岁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他制定了详细的自学计划，用了10年时间，系统地阅读了先秦诸子和历代名家的著作，以及世界名著，自学的范围，还遍及政治、历史、地理和外语等。他读名著，一般要读三遍，第一遍叫“鸟瞰”，第二遍叫“精读”，第三遍叫“消化”。他主张学习任何著作，一定要用心摄取其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

 贤庆评说：一般人只知道，茅盾是我国的文学巨匠，他的《子夜》、《林家铺子》、《蚀》等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但是，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茅盾其实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北京大学预科，充其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高三年级吧，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巨匠，和他那10年的自学之路是分不开的。我们现在也不乏自学的人，但象茅盾那样，有明确的目标，有详细的计划，有科学的方法的，恐怕不多吧。我自己也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自学打算，但终因无决心，更无恒心，结果一事无成，想想茅公，看看自己，悲从中来，如今垂垂老矣，尚能学否？

  Θ作家艾芜青年时代十分困苦，1925年，他离家飘泊，给人做杂役，艰难谋生。他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缅甸，一路上都带着书、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绳系着瓶颈的墨水瓶，从不离身。他每到一处，便抒写见闻和断想。1927年冬，他终于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总结这段文学生涯，他说：“那是‘墨水瓶挂在颈子上’的写作。”

  贤庆评说：人们也会说“苦难出作家”“愤怒出诗人”之类的话。这样的话，不无道理。一个养尊处优的人，肯定伴随着慵懒，很难从事艰苦的写作生涯；另外，生活悠闲者，他的生活圈子也相对狭窄，也不容易写得出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接近人民大众的力作。艾芜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南行记》等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而他的《南行记》，就是在如此艰苦的历程中，靠着“挂在颈子上的墨水瓶”写出来的。我常常想，为什么上世纪上半叶的战乱事期，我们产生了那么多的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到了和平时代，他们怎么都变得平庸无奇，光芒尽失？难道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Θ在维也纳的世界语博物馆里，矗立着一尊中国青年的半身铜像。他就是我国著名的世界语诗人，掌握了20多种外国文字的苏阿芒。苏阿芒在少年时代就很喜欢文字，但他没有机会读大学。1956年他开始了走自学成才的道路。经过了几年的苦读，他终于能够自如地运用世界语和意、英、德、法、俄等语言写作，还学会了西班牙、瑞典、波兰、捷克、葡萄牙、丹麦、挪威等十几国文字。他勤奋地用20多种文字写作，先后在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发表过作品。文革期间，他在狱中度过了10年，但他在狱中仍苦苦构思和创作，一共构思了四五十首诗歌。

  贤庆评说：苏阿芒这位诗人，现在的青年人对他可能很陌生，甚至没有听说过。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宣传过他的事迹的。现在他是否健在，我也弄不清楚了。别的不说，光是他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通过自学的方式，掌握了20多种外国语言，这就很了不起！想想我们自己，连一门英语也学不会，实在感到惭愧！是苏阿芒有语言天赋，可以无师自通吗？也不见得。他学外语时，起早贪黑，连走路也在念单词。由于用眼过度，眼底血管出血，眼睛胀痛，视力模糊，大夫不许他继续看书，但他还偷着看。他是如此苦读的，我们做得到吗？苏阿芒让人赞叹的，不仅仅是学会20多种外语，他还能用多种外语写诗，先后在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发表过作品，这就更是了不起！顺便还说起一件事。在80年代初，大概是看了苏阿芒的事迹，我也下了决心要学习世界语，学习的材料也买回来一堆，可惜，学了几个月，坚持不下去。今天写到苏阿芒，我提起这件往事，以作自责。

  Θ上世纪20年代，语言学家王力在法国留学。他穷得交不起学费，有时连饭钱也没有。一位在巴黎的中国教授见他法语学得很好，就建议他翻译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寄回国内，换点稿酬。王力后来把稿子寄到商务印书馆，被采用了，并一发不可收。是谁垂青王力？是编辑叶圣陶。由于他的扶持，王力在异国度过不少难关。1932年，王力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清华大学执教。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巴黎上大学的学费，都是叶老给的。”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王力与叶圣陶才第一次见上面。王力晚年，在他的《音韵学初探》的扉页上，写着这样的一行字：“献给叶圣陶先生。”

  贤庆评说：上面这个故事，引起我兴趣的，不是叶圣陶如何扶持王力，使他得以完成学业。我感兴趣的，是王力为什么在1932年回国，直到1950年才和叶圣陶见上面，这期间，可是漫长的18年啊。在这18年中，王力怎么没有想到去亲自感谢恩师？这18年中，叶圣陶怎么没有因王力不亲自来感谢而谴责他忘恩负义？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而他们也安之若素，这就很值得探讨了。我们今天，也不时可以从报上看到一些“师”与“生”骂战甚至打官司的新闻，与叶王二人相比，不是应该感到惭愧吗？古语有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叶老认为，扶持后辈，是应尽的义务，并不需要感恩；王力认为，对恩师最好的感激，就是干出成绩，为国家为民族争光。于是，就有了这个我们不大理解的两人神交二三十年的故事。

  Θ1930年，20岁的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数学0分，作文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按说，肯定无法考取。但主考者闻一多，却从这三句杂感中看出臧克家的才气，破格录取。三年后，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出版，轰动一时，臧克家也成了誉满中华的诗人。

  贤庆评说：读了这个故事，我起码有以下的感想：一是，如果臧克家今天参加高考，肯定落榜无疑。现在的高考讲究的是五科综合或六科综合，数学考了个0分，总分如何上得去？二是，再说那作文，现在的作文都有字数的要求，800字以上；也有内容的要求，如什么“材料”，什么“话题”，臧克家那三句杂感，连同标点，只有30个字，内容也有点费解，这是任何改卷老师都会打0分的。两科0分，还考什么？三是，在三十年代，高考的形式很随意，或者说很灵活，只要主考者认为可以，就能录取，不是吗，朱自清一句话，臧克家就成了青岛大学的大学生了。四是，如何看待臧克家这样的学生。我们现在不是也有韩寒那样的例子吗？韩寒还写出了一、两部长篇，大学尚且拒之门外，就凭臧克家那三句杂感即录取他，确实要很具慧眼，同时也要有如此的录取新生的自主权。现在我们的体制，又如何能做到？五是，有人可能会说，臧克家和文革时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不是一样吗？我说，那区别就大了。张铁生是白卷一张，再胡诌几句；而臧克家是三句被朱自清慧眼看出才气的“杂感”。三年之后，一位新星就在中国诗坛升起，事实证明了，朱自清做得很对。六是，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是否也可以作某些大胆的改革，让众多类似臧克家、吴晗、钱钟书的偏才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Θ1928年10月，梅兰芳南下广州演出，广东名士江孔殷热情接待，每戏必看。其十三子江誉谬也随父观看，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江誉谬热爱上戏剧，成了著名的粤剧编导，笔名南海十三郎。

  贤庆评说：在《羊城晚报》上看过这一则故事。这其实是个很普通的故事，但也想说上几句。江孔殷是否有意识地培养儿子当一名剧作家，在文中并没有明说，但是，江誉谬常随父看戏，渐渐热爱上戏剧，最终成为著名的粤剧编导，这则是事实。我们常说，兴趣是成功的一半。对某事产生了兴趣，才可能努力去掌握它，并希望有所成就。看看我们身边不少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从小就逼着他们学这学那，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子女的头上，全然不顾他们的兴趣爱好和自身条件，使得有些孩子看见英语单词就头疼，摸着钢琴琴键就生厌，要想子女将来出人头地，恐怕不那么容易啊。

     Θ沈尹默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书法家。从8岁起，他就在父亲的教导下，苦练书法，到二十多岁时，已自认为功力深厚，不时为朋友题字。1909年的一天，他听到时约30多岁、任小学教员的陈独秀评他的字“其俗在骨”，沈尹默虽然气愤难堪，但他认真反思，觉得自己写的字确有格调不高的俗气。于是，他决心再苦练，每天用大狼毫临写汉碑。为了练腕力，他把一面小镜子放在腕背上。就这样，一练3年，到他29岁时，终于克服了“其俗在骨”的毛病。

    贤庆评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他同样是一位文人学者，书法大概也差不到哪儿去，但是似乎未闻他也算一位书法家。既然他不是书法家，那么他说了一句“其俗在骨”的话，其实是不必在意的。但是沈尹默并不是这样，他认真检讨自己的字，发现的确并不高雅，还有改进的地方。于是，他又苦练了3年，终于克服了“其俗在骨”的毛病。这个故事当然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对别人的批评，要认真反思，找出毛病，努力克服，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可惜，如今，虚怀若谷的人并不太多，相反，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随处可见。文人之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也日渐稀少，反而一言不合或一文引发即会闹上公堂，这样的风气，对文艺的发展肯定是没有好处的。

     Θ在中国，巴金是唯一的一位自解放以来，没领过一分钱工资的作家。巴金虽然德高望重，但他从来不做生日，谢绝别人为自己祝寿。巴金从来没有想过把钱财留给子女，几年前，他把稿费中的大部分15万元捐给了国家，作为筹建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之用。

    贤庆评说：巴金老是少有的仍健在的文学大师之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早已镌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册上。他除了文字好，还有品格好，上面的事例虽短小，内容却很丰富。一是，他自建国以来，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这在中国的作家之中是唯一的一位。没有工资，就必须“卖文为生”，促使自己笔耕不辍。既称作家，一年写不出一篇作品，（文化大革命那10年除外）也饿不死，这就不正常了，但在各地作协中，肯定有这样的人。二是，他淡薄功名，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歌功颂德，表现在他每年的生日，他都不事庆贺，这就难怪他在暮年之际仍能争取到时间和精力，写出多卷的非常有价值的《随想录》。三是，他知道怎样对待儿孙才是真正的爱护。不少人在自己有权有势时，除了为自己建造安乐窝，还为儿女，为儿女的儿女也预先建好一处处的安乐窝，而巴金老，却将稿费的大部分共15万元的钱捐献给国家，他虽然已是个百岁老人，但他比许多年轻得多的人都清醒。

  三、中国古代部分

 ® 晏殊为北宋词人。七岁时即获神童之名，后经人举荐，破格与其他进士一道参加宋真宗主持的殿试。题出后，晏殊一看就报告说：“这道题我十天前做过，请另拟。”真宗见其诚实而多才，乃赐同进士出身。后宫中需请一位太子的教师，真宗想用晏殊，但吏部官员认为他资历浅。真宗说：“听说馆阁臣僚们游山玩水，吃喝饮宴，唯晏殊闭门读书，处事谨慎，不是很适合教育太子吗？”晏殊知道后便如实回答：“不是我不想干那些事，是没钱，有了钱我也会干的。”真宗听后，更加赏识他的诚实。

贤庆评说：晏殊为北宋词人，不少人也会知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乃是他写的名句。但是，不一定许多人会知道，他又是一位非常诚实的人。他在少年时，破格参加殿试。当他获得题目时，一看是自己十天前做过的，即请皇帝另拟题目。这事，在我们今天看来，真是“傻冒”透顶！我们今天许多青年学生也要参加各种考试，尤其是高考。如果遇到考题是自己复习过或刚做过的，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们的老师，也要用不少精力，以不同的途径去获取高考的信息，真能获得信息的，你会引以为豪，学生会赞你有能耐。然而，晏殊却不屑于这样做，对比起他的诚实与潇洒，我们不知会不会汗颜？

晏殊的可贵，还在于他能保持的诚实美德。我们现在的少年儿童，大多也是天真无邪的，诚实可爱的，但是长大了一些，却就不那么诚实了；能够进入官场，那诚实的美德所剩多少就实在不敢说了。看那晏殊，得到真宗的赞叹，本应窃笑暗喜，准备走马上任。然而，他却“不打自招”，“自毁前程”，令人诧异，却又不得不拍案叫绝。想想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身边，恐怕不容易找出晏殊这样的人吧。我们往往隐瞒惟恐不及，“作秀”惟恐不尽，自己的肮脏心理，又怎会让别人知道？更何况是在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大事的时候！

晏殊这两则事例，人们还会用做主题是“诚实”的作文的论据，但在内心里会不会赞同，行动上会不会效仿，这就难说了。

 ®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年轻时，由于家贫，上不起学，他就一个人跑到一间僧舍中去读书。他每天晚上，用糙米煮好一盘稀粥，等第二天粥凝冻后，就用刀划成四块，每天早晚各取两块来吃；没有菜，就用盐腌点野菜茎作为副食。一天，一位同学来看他，见到他的情景，回家告诉当南京留守的父亲，他父母即命人给范仲淹送去酒肉。过了几天，那同学再去看他，见到那些酒肉原封不动放着，已经发霉变味了。同学问其故，范仲淹说：“我并不是不感谢令尊的厚意，只是我平时吃稀饭已成习惯，不觉得苦；现在如果贪图吃喝，一生中如何能再吃苦呢？”同学听罢，更由衷敬佩。

贤庆评说：自有科举以来，古人就得靠读书赶考，求得金榜题名，谋取一官半职。对于穷书生来说，十载寒窗也就难免的了。北宋的范仲淹也是走这条道路，不同的是，他显得更有骨气，更有志向，人生的目标也更为明确。他不因贫困而丧志，恰恰相反，他以贫困励志，以苦为乐，自觉而又严格地约束自己。同学父母送来的酒肉，对于长久以冷稀饭为食的范仲淹来说，实在是太难得的佳肴了，然而，他知道，自己正在艰苦奋斗之中，吃了一两顿美味佳肴，就会滋长一分贪图吃喝之心意，所以，他宁可让酒肉发霉变味，也不尝试一点。能够这样约束和激励自己，也无怪他能够学有所成，并成为北宋朝一代名臣了。我们有一些人，也是胸怀大志，想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他们缺乏的，正是自觉吃苦的精神。俗语有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时至今日，人生在世，也还要处处吃苦，时时吃苦，贪图安逸，难有成就。范仲淹的苦处，我们不必效仿，但他的精神品格，还是值得学习的。

 ® 明朝人徐溥在求学时，为了捡点自己的言行，别出心裁地想了一个方法。他在桌上准备了两个瓶子，每当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说了一句好话，想了一个好念头，就在一个瓶子里放一颗黄豆；反之，就在另一瓶子里放一颗黑豆。开始时，黑豆颇多，黄豆寥寥，他就深刻反思；过了一段时间，黄豆黑豆各半，他再接再厉；律己更严；到最后，黄豆很多，黑豆寥寥。徐溥就是这样，严于律己，有错必纠，最终成为明朝的一代名臣。

 贤庆评说：这个徐溥的做法，也实在令人赞叹。古人讲究修养自身，我们今人也同样需要，只不过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徐溥的方法，我们很难做到，学他的做法恐怕会很累，但是，他的做法最本质的，我认为就是“自觉”二字。有了自觉修身的愿望，并不一定以瓶装豆；如果没有改造和提高自身的愿望，那么就肯定会放纵自己，“黑豆”越多也不以为耻，来自外界的“三讲”“五讲”，那更是隔靴搔痒了。

 ® 宋朝人杨时很有学问，但仍很谦虚好学，40多岁时，仍到洛阳投理学大师程颐。到了程家门口，恰遇沉颐午睡，杨时就谦恭地在门外等候。这时，天降大雪，杨时仍肃立不去。到程颐醒来，雪已下了一尺多深。

贤庆评说：这是“程门立雪”的故事，向来是用于谦虚好学或尊敬老师方面。今天的人，已很难会去学“杨时立雪”了，或者还会认为他有点“傻”。现代人去做这件事，第一，应该预先打个电话，和老师约好，不致遇到别人午睡这样的尴尬事；第二，去到程家遇到他午睡，也应先到别的地方小坐，看看书报，喝喝茶水，不致白白浪费时间；第三，遇到下雪，更不应在露天里傻站着，身体是做学问的本钱，不应作贱自己，以表示尊师。毕竟40多岁的人了，容易得感冒呢。对于杨时来说，除了第一点做不到，第二第三点，还是能够做到的。我们今天想好学或尊师，可以效仿他的精神，但实在不必“立雪”了。

® 春秋时，吴人季扎出使北方诸过途径朋友徐君家时，徐君对其佩剑十分喜爱，因礼仪之需，季扎还要用，答应回来时送给他。等到季扎返回时，徐君已死，于是，季扎就把剑系在徐君坟头的树上。别人问：“徐君已死，还给他干什么？”季扎回答：“我心已许，怎能因他死了而背心？”

后汉人郭伋，当并州牧时到美稷视察，受到一群儿童的欢迎。郭伋和他们约好，某日回来时再和他们相聚。但是返回时，比原来说的早了一天，他为了守信，就住在城郊，到次日才如约进城。

贤庆评说：上述两个故事，说的都是古人讲诚信，重承诺的美德。的确，讲诚信，重承诺，靠的主要还不是一纸合同，而是内心的责任——说过的，就要做到。上述两事，让我们今天的某些人来处理，就很容易“变通”。人已死，何必再挂剑？儿童而已，何必忒认真？但是季扎与郭伋并非这样看，他们是认真履行诺言，所以受到后世赞叹。想想我们今天某些不守信义不重承诺行为，如某些大学生贷款读书，毕业后明明有工作有收入也不还钱等行为，的确要反思反思了。至于某些以许诺为名，行骗为实的宣传鼓吹，那就更加恶劣了。

® 春秋时，管仲辅佐齐国公子纠，为了夺权，管仲曾射杀公子小白，但仅射中衣带钩。后小白夺得王位，即齐桓公，管仲被捕并要处死。这时，辅佐桓公的鲍叔牙极力劝阻，声言自己有五点不如管仲：宽惠爱民不如，治国理政不如，忠信得民不如，制定礼仪不如，领兵打仗不如。因此，桓公要称霸天下，必须忘记一箭之仇，重用管仲。于是，桓公任管仲为相，鲍叔牙甘居其下，二人辅佐桓公，成为诸侯盟主。后来，管仲感慨地说：“我当初与鲍叔做生意，赚了钱总是自己多拿，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是家贫所致；我曾与鲍叔谋事，但屡屡失误，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我有顺有不顺；我曾三次做官，三次被贬逐，鲍叔不以我为无能，知我乃是未逢其时；我打仗曾三战三败，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是顾及老母之故；我曾因辅佐公子纠而被囚禁，饱尝屈辱未死，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是不计小节，以图博取更大的功名。所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贤庆评说：管仲与鲍叔牙的“管鲍之交”，是我国古代交友的典范，直到今天，这典范的意义还未消失。细读这故事，可以产生不少感慨。一是，齐桓公能听取鲍叔的劝止，不仅没有杀掉仇人管仲，还任用他为相，这等肚量，就值得称赞。想想，管仲是自己政敌的辅佐者，又曾一箭几乎要了自己的命，不杀他已很有肚量，更何况任他为相？而事实证明，没有管仲，就没有春秋霸主齐桓公。二是，鲍叔牙推荐管仲，此举更是难得！我们今天，也不乏推举别人的事，但推举别人取代自己，或担任自己的上司的事，肯定不会太多。而鲍叔就能做到，事实证明也做得正确。这的确和古今那些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官场龌龊事形成鲜明的对比。三是，鲍叔牙不仅推举管仲取代自己，而且在和管仲的一向交往中，都能处处体谅对方，理解对方，这真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理解万岁”的最好的例子。别的不说，光是第一点，我们就很难做到。两个人做生意，赚了钱，一方总要多拿，这谁受得了？一个月即要散伙！然而，鲍叔能够体谅，管仲多拿并非贪，是家贫所致，两人肝胆相照，才有传诵古今的“管鲍之交”。四是，管仲能够知恩图报，感慨地说了一番肺腑之言，流传至今。这虽然是很应该的事，但往往又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我们今天，不是常看到一些得人恩惠而不知感激的行为吗？

® 东汉光武帝的大将冯异，作战勇敢，治军严明，为人谦逊恭谨。在路上与其他官员相逢，总是把车引到一边让别人先过。每次征战完毕，众人争功论赏，他总是避到大树下不置一词，被人称为“大树将军”。可是队伍整编时，众将士都纷纷表示“愿随大树将军”。

北宋时，吕蒙正为相。一次上朝，有大臣在帘后嘀咕：“这小子还能办好政事？”吕蒙正装着没听见，走了过去。他的同僚愤愤不平，要追查说话的人。吕蒙正连忙制止说：“查出来就会耿耿于怀，忘不了他，还是不查为好。”

 明朝人杨翥，曾做过礼部尚书。一次，邻家丢了鸡，指着他的姓大骂。家人气不过，而杨翥却说：“城里又不是一家姓杨的，何必计较？”另有一家邻居住房较窄，下雨就得从杨家出水，弄得又潮湿又肮脏。家人想交涉，杨翥劝阻道：“总是晴天多雨天少嘛！”德量令人叹服。

贤庆评说：以上数例，说的都是谦逊恭谨、宽厚仁爱的故事。冯异不与人争功；吕蒙正不因小怨耿耿于怀；杨翥更是处处谦让邻家。他们的做法，既化解了矛盾，又博得好的名声，何乐而不为？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宽厚与气量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反而常会看到一些小事变大事，小摩擦变大火拼的场面。能够协商解决的，偏偏要对薄公堂；本可以作朋友的，偏偏要成为仇敌。看看上述古人的所为，不知会不会得到一些启发？

® 三国时候，徐原与吕岱是一对朋友。徐原才智过人，吕岱荐他当上了侍御史。徐原当了侍御史后，吕岱有任何过失，徐原总是毫不客气地批评，当着众人的脸也绝不留情。可是吕岱十分敬重徐原，徐原死后，吕岱悲伤地说：“失去了这位诤友，还有谁能指斥我的过错呢？”

贤庆评说：这又是一则很有意思的故事。封建社会，官官相卫，推举别人往往考虑到是否对自己有好处；推举别人，往往是在编织自己的关系网。这种不正之风，今天仍未绝迹，报纸时有披露。老实说，我们举荐朋友，即使不是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也至少不希望会对自己带来麻烦；如果他当了什么“长”，反过来监督批评检举自己，那就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吕岱的做法，不是有点这样的味道吗？然而，吕岱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位诤友！他不希望听到的都是阿谀奉承的好话，他希望有人时时指斥自己的过错，使自己不至于犯错误。我们不少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之所以会犯错误，会犯罪，原因之一，就是身边净是酒肉朋友或善于察言观色的小人，而偏偏没有一个敢于讲真话的诤友，等他踏进监狱的大门时，或许才会醒悟，但后悔已莫及了。

® 晋朝时，华歆和王朗一起乘船逃难，有一陌生人请求搭舟相随，华歆犹豫，王朗说：“船有宽余，为什么不可带上？”于是让其登了舟。后盗贼追来，为了快跑，王朗想把那人丢下船，华歆却说：“我当时犹豫，正是为此。现在既带上人家，岂可危急时仍下人家不管？”于是三人一起逃难。

贤庆评说：华歆、王朗及那人有没有逃出盗贼的追杀，《世说新语》也没有提及。华歆和王朗，都是晋时名士，《世说新语》只是通过这个故事，比较出华、王二人的优劣罢了。开始的时候，无疑是王朗显得大方侠义，很爽快地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上船一起逃难；但是，到了危急关头，王朗则原形毕露，而华歆就显得够义气，讲信用了：要么开始就不要搭上人家，既然搭上了人家，就不应在危难时抛弃人家。通过这件事，的确，华、王二人品格之优劣，可以判断。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唱道：“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说的就是在危难之中才能真正看出一个人的精神品格，在风平浪静之时，许多人都可以唱高调，或把自己打扮得很正派的。如果要写这样的文章，华歆、王朗的故事可作引用，仍未过时。

 ® 东汉南阳郡守羊续，为人清廉，下属送来生鱼，羊续收下后就悬挂起来。下属再送时，见状甚愧，赶紧退走。羊续的好作风对子孙影响很大，如其孙羊祜，晋时封锯平侯，督荆州军事，厚德称著。死时，百姓痛哭街巷，竟致罢市，并为之建“堕泪碑”。

晋朝陶侃年轻时，曾当“监鱼吏”这种小官，一次，他利用职权给母亲送去几条腌鱼，母亲将鱼封了退回，并指责他说：“以官物遗亲，是不廉而干法！”有一次，陶侃带朋友回家，因家贫，母亲竟剪下头发卖钱备饭招待，并拆开床上草垫替客人喂马。母亲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陶侃，他终生以母训自励，成为一代名臣。

贤庆评说：上述两个故事，说的都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子女产生的良好影响。这并不是很深刻的道理，一般的家长都会知道的。然而，不少家长虽然知道而做不到，最起码是没有做到以身作则，自己是个贪官，子女耳濡目染，也“廉”不到哪儿去；自己贪财，就不会教育和约束子女做个正派的人。我们一些父母，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去培养教育子女学这学那，但是就偏偏忽略了自身以及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此外，上面两个故事还有一处共同点，那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羊续收到的生鱼和陶侃送给母亲的腌鱼，说起来都不值几个钱，但是羊续和陶母都以“悬鱼”和“退鱼”的方式堵住了这一贪污受贿的缺口，我们今天不少锒铛下狱的贪官，最初也是由“几条鱼”开始的，因为他们没有“悬鱼”，没有“退鱼”，于是，“几条鱼”便把他们引向邪路，这些教训不知掌权者有没有记取。

 ® 郑板桥是清代文学家书画家。他任山东潍县县令时，一次，他路过一画店，见一幅墨竹画题着自己的落款。他觉得奇怪，进去一问，店主竟拿出七八张。这时，他没说什么，只是悄悄地拿出自己的印章。店主一见，立即跪地求饶。原来，他是一位贫穷的老秀才，因灾荒落难此地，为生活只得冒郑板桥大名售画。郑板桥见其人画得不错，生活确是窘迫，便决计帮助他。三天后，郑板桥邀来当地名流，告诉大家找到了自己童年学画的启蒙老师，便将店主作了介绍，并请他当场画了一幅墨竹，众皆交口称赞。此后，郑板桥“蒙师”开的画店，自 然顾客盈门，这位老秀才也不用假冒郑板桥的画，他的生活也大大好转。

贤庆评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出了名，尤其是文人，他们的作品就会有别人摹仿，就会出现赝品，书画作品尤甚。这种现象，古今皆有。郑板桥的字画，肯定是别人作伪的对象。这天，郑板桥就遇到了作伪之人。按照一般的情况，郑板桥应该怒斥作伪者，并把他治罪。然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伪者是位落难的老秀才，而画又画得很好，郑板桥采取的做法是网开一面，并且巧妙地帮助他，使他不必再冒自己之名而又顾客盈门。大文学家艺术家，大多有同情弱者、扶助他人的仁心仁术，倒是那些半拉子“著名作家”“国际影星”“歌王歌后”，一红即骄，目空一切，忘记了谁扶助过他，也不知去帮助他人了。

                      200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