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心村的知青岁月
梁绮云
（序）
2021年6月某天，一位女士在好友陪同下，在南国水乡坦洲镇沙心村的小路款步而行。她不时以手比划着，抬眼眺望着。女士虽然穿着入时，但难掩她已经上了年纪，属于奶奶级别了。南国的六月，骄阳似火，
这位女士冒着酷热，在这乡村小道上寻找什么？
原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她曾作为一位“知识青年”，从广州被送到了农村“广阔天地”。由于事隔50年，沧桑变幻，在乡人的指点下，几经周折，她们才终于找到了这个叫“沙心”的小村庄。就是眼前这个小村庄，50年前，她曾在这里生活和劳动过。
地还是那片地，河还是那条河，但当年沿河岸而建的茅草屋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都是三四层高的漂亮楼房。是啊，五十年了，历经改革开放，这里的村民都应该过上好日子了。更想不到的是，她在村道上，在民居内，竟然相继找到了半个世纪前认识的农民朋友：阿坤夫妇、金枝夫妇、阿庆、阿明、北友……此时此地的重逢，使得她以及那群白发苍苍皱纹满面的乡村老人们都很意外，很激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她漫步于水泥铺设的村道上，她站在河边眺望对岸的将军山，她寻找到旧日居住的茅屋的所在位置，她参观了金枝、北友、阿坤、阿华他们宽敞明亮的家居……
重访沙心村，回到城里。之后的一段日子，沙心村的往事不时涌上她的脑际，她心中感到五味杂陈。她觉得，如果不将那段往事记录下来，自己无法心安，于是，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宁静夏夜，她开始动笔了……
（一）
1964年10月25日，广州市荔湾区运动场内，锣鼓喧天，正召开“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誓师大会。由于某种原因，小学毕业刚考上初中的我，以13岁的年龄加入到“知青”的行列，过早地便要踏入社会。
大会结束后，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雄壮歌声中，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排着队步出运动场。可能因为我个子小，被人们簇拥着走到队伍的最前面。运动场门前围满送行和看热闹的人。我们一出运动场大门，就听到有人指着我说：“点解咁细个都要去农村？”
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我们登上了运送知青的大卡车。此刻我明白，我马上就要离开爱我的家和我喜欢的生活了十多年的五羊城！我不禁戚然，百感交集，站立在车头，木然地望着远方，不敢向人群看，因为那里有母亲与弟弟不舍的目光。我更怕看到母亲的眼泪！
还是在歌声中，卡车将我们送到大沙头客运码头。我们登上一艘较为豪华的叫“夜兰轮”的客船。在船上，孤寂茫然的我。悄悄偷看同行的知青，只见有的低头沉思，有的黯然落寞，有的神色凝重，有的偷拭眼泪，有的窃窃私语……气氛相当沉闷。不过，不远处有几位，正在高谈阔论，似乎准备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番。
这一船的“知识青年”，其实都是广州城中失业和失学的青少年，统称“社会青年”。由于失业或失学，将这些社会青年动员送到农村那“广阔天地”中去，是一个安置的办法。对比起1968年秋冬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他们是更早落户到农村的一批城市青少年。
经过一夜的航行，我们到达了中山县最南端的公社——坦洲公社。全船二百多位知青依次登岸，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吃过早饭，公社领导作了简短的动员报告后，各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来领分配到的知青。来领我们的，是生产队的黄队长，高高瘦瘦的他
对我们说：“你们八个跟我走，到南村沙心五队。”这么说，我将落户到沙心五队了。
看到另外的七位队友，我惊讶地发现，有三位跟我年龄相仿，是稚气未脱的小孩子！这是怎么了？为何还有人像我一般特殊，这么小就当知青？这是什么运动？我们算知识青年吗？我想不通……
分配到沙心村的八位知青：李锦华，男，26岁；区水兰，女，19岁；潘永雄，男，16岁；薛美萍，女，16岁；陈淑冰，女，14岁；贺志坚，男，13岁；林惠珍，女，13岁；梁绮云，女，13岁。除了李锦华曾有工作
经历，属失业青年，其余七人，都是失学青少年。
（二）
在小艇“嘎吱嘎吱”声中，我们被送到南村大队沙心五队（又名联丰小队），与珠海县南屏公社一河之隔。
一踏上这片土地，我心中不禁一阵阵发凉。一溜茅寮沿河堤一字排开，茅寮由竹子和树杆搭成架子，用稻杆作顶遮盖，稻杆碎和着泥巴糊在架子上弄成墙壁……这样的茅寮便是各家各户遮风挡雨的居所。茅寮
都破旧，有的连门也没有。全村也没有通电，照明则用煤油灯。各家各户的生活燃料，就是稻杆。整个生产队唯一用石块砌墙、瓦片作顶的较为结实的房子，就是生产队贮存谷种、化肥、农药等较为重要物资的保管室。村中唯一一片水泥地，是用作晒谷子和开大会的“地庭”。村中还有一处牛栏，牛栏内圈放着六条耕作用的水牛，没有任何其他农业机械。村中有一条不足两米宽的通往外界的泥路。全村人没有一部自行车，村民外出要步行或借生产队的小艇。整个沙心村的家当一目了然，相当贫瘠，哪像动员我们下乡时所说的“鱼米之乡”啊！我原住在广州的西关，虽不是“西关小姐”，但这城乡的差别，真是太大啊！
生产队原来的一间保管室，给知青们做宿舍。也是一间茅寮，约三十来平方，用旧船板隔开为两间。里间是我们五位女生的“闺房”。四根木桩打在泥地上，铺上木板，便是我们的床，没有分隔，就是一个大通铺。外间，以曲尺形架放着三张床，中间放一张四方桌，就是男生宿舍以及我们日常吃饭学习的地方。大门设在外间，女生们从男生宿舍进出，男生们的所有家当让我们一目了然。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是一贫如洗，男生更是“赤贫”。男生宿舍与女生宿舍之间有一扇门，开在右则，不上锁，女生换衣服就在门后。至于女生
们的“闺房”，其实也不存在秘密，用来分隔房间的船板，留有大条缝隙，男生想偷窥，容易得很。
幸而男生们都很自觉，洁身自爱，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宿舍之外，还有一间小茅寮，是我们的厨房。厕所是没有的，我们只有到隔壁的农民家设在外边的厕所解决。冲凉房也是没有的，我们刚去时，天气尚炎热，男生女生都在河中洗澡。当然，女生是穿着衣服洗澡，回到宿舍才换衣服。后来天凉了，生产队才在小茅寮边隔开一小块地方，作为我们的冲凉房。女生冲凉时，男生不进去小茅寮。
与知青们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特点和亮点。
男生中，李锦华年纪最大，眼睛比较小，俗称“矒猪眼”，大家叫“阿矒”。交谈之后，他得知我是粤剧艺人清叔和芳姐的女儿，感到惊讶和欣喜；而我得知他是曾与我母亲合作过的省粤剧团鬚生演员梁鹤龄的亲戚，我也感到很亲切。李锦华在广州某粤剧戏班跑过龙套，后来没有演出机会，和我们一起下乡。他肚子里装有不少故事，晚上经常开讲，可解大家的孤寂。因我出生于一个粤剧艺人家庭，对当时的粤剧艺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知道不少，所以与李锦华有这方面的共同话题。
小哥哥潘永雄，个性随和，长得有点秀气，眼睫毛长长的，像女孩子。他看似不太爱说话，总觉得他蔫蔫的，但他也会苦中作乐，突然搞搞气氛，故作恶作剧，逗得女生们先骂他再笑翻。他也爱吹口哨，倒是给沉闷的生活带来几分生气。他有点惰性，出勤不出力。
男生中年龄最小的贺志坚，反而又高又瘦，常赤着两片大脚丫，走起路来吧嗒吧嗒地响。他性格大大咧咧，人称他“小鬼”。他常偷懒，不想出勤的鬼点子挺多，但轮到他做饭送饭，还是尽职尽责的。
留着两条长辫子的区水兰，当年已经19岁，是女生中年龄最大的。她已是生活中的一把好手，掌管着我们的柴米油盐以及生活琐事，属贤妻良母型，大家都听她的。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有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的薛美萍，是五朵金花中最爱打扮的，但身体不大好，别人有时以为她装病，其实她真有水稻皮炎的病症，插秧、割禾对于她来说，就是很大的磨难。
敢想敢说、有点像假小子的陈淑冰，胖胖的，说话总有点冲。陈淑冰的妹妹曾跟我母亲学唱粤曲，所以下乡前，我曾与陈淑冰见过一面。沙心村的教育相当落后，下乡不久，只有高小程度的她，想不到被调去沙心小学当代课教师。
比我大几个月的林惠珍小姐姐，较粗壮结实，性格随和，喜欢和我在一起，无论回广州探亲、到珠海游玩，还是抓鱼摸虾、自留地施肥种菜等，我俩都如影随形。
至于我自己，当时还是黄毛丫头一个，但性格中已经表现出多愁善感。也许父母都是粤剧艺人，无形中得到一点艺术熏陶，工余时间，我喜欢唱唱歌，也喜欢静静地看看书。
就在这样简陋恶劣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八位原来互不相识的青少年人相处数年，能够相安无事，真是很感激大家的包容与情谊。
（三）
坦洲公社有广袤的田地，是千百年来经河沙海泥冲积而成，称作大沙田。这里以种植水稻为主，是有名的“金斗湾大粮仓”。其实，当时的产量并不高，亩产仅七八百斤，只是地多显得产量多罢了。
沙心村的地多，但是人少，生产队不足百个劳动力，却有一千三百多亩田，人均十多亩的耕作任务。交公粮是硬任务，不管丰收还是歉收，都要上交完成。所以，当年的农民，除了辛勤劳作，还要祈求天公作美，不要出现旱涝台风等灾害。我深感，当农民真不容易啊！
沙心村的农民，男的大多皮肤黝黑，衣衫破旧，戴着一顶渔民帽。男女老幼，整年都几乎打着赤脚。
初到沙心村时，觉得村中的大姑娘小媳妇怪怪的，总用一条称为“毡头布”的布料包着头，包到脖子，天气炎热也
不脱下。后来才知道，这一是习惯，二是为了不让脸被晒黑，原来她们也爱美，认为脸脖白皙才是美，所以常年穿得密不透风，从没有见她们露出过手臂。村中小孩不少，都显得营养不良，也是衣衫破旧，或者光着身子，到处玩耍，似乎都没有上课。
后来打听，原来也是在校学生，只不过一到农忙，他们就得回家帮忙带弟妹或煮饭，一学期上不了多少天的课。唯一想不到的，就是坦洲人的语言，属广府方言，与广州话较为接近，与当地人沟通，没有语言上的障碍。
刚到沙心村，正好是秋收时节，金黄色的稻田，一望无际，稻穗被微风吹动着，似波浪般翻滚，煞是好看。我们不禁兴奋地唱起歌来，把当时流行的歌词“麦浪滚滚闪金光”改成“稻浪滚滚闪金光”。
没过几天，秋收大忙开始了。我们正式接受劳动锻炼，真真体会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味道了。天刚亮，生产队长就敲响那个烂犁头，“钟声”催促着全村人下田干活；天黑了，队长才下令收工。我们一天要劳作十多个小时，只有中午在田头吃顿饭时才能休息一会。饭是由家人送到田头。知青们则轮流做饭送饭。
秋老虎肆虐，干燥酷热，人好像被烤着一样，难受得很，衣服没有一丝干的，全被汗水浸透，但仍要不停地割禾、搬禾、打谷……镰刀不时会割到手指，鲜血直流，只好用牙咬碎一撮青草，敷贴在伤口上，再继续干。望着曾为它唱过赞歌的稻田，还有许多未收割，我们不禁害怕叹气。
当时，生产工具落后，每人靠的是一把镰刀、一杆禾枪兼做扁担，完全没有机械。全村人每天起早摸黑下田，收割的进度也不快。我们累得话也不想讲，甚至连饭也不想吃，更何况，我们收工后，还要自己煮饭，有时，干脆饿着肚子，沉沉睡去！
我们到沙心村时，正值“四清”运动当头，大队进驻有“工作队”，就在大队部办公。工作队不管生产和分配等，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后来才了解到，农村中一些最基层的“干部”如小队长、会计、出纳等
，因成了“四不清干部”而下台。
某天，生产队长把我叫到队部，居然让我负责记工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看中我。当时，农村实行工分制，即将各项工种细化，每天由组长分工，各人多劳多得。所以，我这个记工员的工作就很繁琐，又显得很重要。虽然我当上记工员，但是，一样要参加劳动。记工分这事，要在晚上做。生产队给我配了一盏四号大的煤油灯，定期给我配一些煤油。
当时只有13岁多的我，白天要下田劳作，晚上要记工，比别人多了几分辛苦。
（四）
全村人拼命干了二十多天，最后交了公粮，秋收总算结束了。但是，还未好好休整一下，随着大队部拉起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横额，备耕工作又开始了。
备耕就是把刚收割完的禾田开犁晒土，这工作，主要靠耕牛来完成。另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把两块田之间的小河沟（称为洛）挖深。这工作的目的，一是疏通灌溉水道，二是利用挖上来的泥土用作肥料。这工作，说来简单，干起来就知道要命！冷飕飕的北风赶跑了秋老虎，寒冬腊月，双脚泡在冰冷的泥水里，冻得红通通的。我的个子小，用尽洪荒之力，把挖上来的泥块抛上田去，往往连头发也沾上泥土。汗水加上泥水，常使得衣服湿透，北风刮来，冷得瑟瑟发抖。连续干了多天，我的手脚都长出了冻疮，晚上睡在被窝里，身子捂热了，那冻疮又开始折磨人，又疼又痒，有时彻夜难眠。天亮了，队长的“钟声”又敲响，我们又要下田泡泥水干活。由于晚上睡不好，白天困得很，有一次，我倚着运泥的小艇睡着了。朦胧中，听到有人说：“唉，不要叫醒她了，这么小的人……”这怜惜的话语，一下子击中我脆弱的心灵，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流淌的泪，急忙舀起一捧浑浊的泥水往脸上浇去……
（五）
秋冬季的农耕尝尽苦头，紧接着春耕又开始了。为赶季节，我们起早贪黑，弯腰插秧，腰背常常累得直不起来。那时实行计划经济，而且经济又异常差，每人每年只得一丈三尺六寸的布票配给，成年人还不够做一套衣服。所以我们个个都衣衫单薄且破旧，忍受着春寒进行劳作，我还要受着冻疮的折磨。
春耕主要的工作是育秧。看着绿油油的秧苗，心中多少有些安慰。
春种后，终于迎来农闲啦，农活较轻松，除草、施肥、杀虫……有时还会休息一两天。我可高兴了，总算可以歇一歇。我想，这春秋冬季的劳作我都经历了，看来，农村的劳作，我是可以胜任的。
然而，经过两个多月的农闲后，我们又迎来新的挑战！原来，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六月造”！六月造即夏收夏种，将成熟的稻谷收割入仓，再翻耕土地，赶插晚造禾苗。农谚“插田插到立夏，插又罢吾插又罢”，就是强调夏收夏种不可错过季节，否则会减产或失收。
为了赶季节，我们每天在烈日下劳作十多个小时，太阳像火盆般扣在我们头上，双脚泡在被阳光晒得灼热的泥水里，这回不是冻疮在折磨，而是手指缝和脚指缝被水泡烂了，又红又肿，严重时摁一摁，便有黄水流出。那时，无医无药，又不能因此而休息，实在难受时，只有用盐水洗洗，再用白矾泡水当药涂抹。
一个六月造几十天下来，村民都叫苦，粗壮劳力都没有了神气，我们几位女孩子更是累得变了形，身上似乎脱了一层皮，手指甲和脚指甲都被泡成金黄色。小腿泡得像老黄瓜一样，金黄且粗糙。那时提倡女孩有“铁姑娘”形象，放在现在，我们几乎成怪物了。
交完公粮后，六月造才算结束。刚好下雨不用开工，我们三位女知青睡了差不多两天一夜，三四十个小时不吃不喝，连续睡。最后，还是年纪稍大的区姐姐起床煮了冬瓜粥，叫醒我们。我们笑着在喝粥，但泪在心里流……
这繁重的劳动，日复日年复年，不知何时是尽头；而上山下乡运动，不但没有结束的迹象，在我们下乡几年后，即1968年秋冬时，规模更大，坦洲公社多了许多来自广州的知青。而且，那时提出的口号，已经不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包括我们，也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时刻想的是，何时才能回归久别的广州，回到亲人的怀抱。
（六）
我们之所以不安心于农村生活，最只要的原因是：通过繁重的劳动，能换来温饱的生活，也还可以忍受，然而，除了一个“苦”字，我们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这就很难让我们安心于农村，更不会想到在此扎根了。
刚到生产队，公社拨给知青的安置费，具体多少不清楚，除去生产队用作知青宿舍（茅寮）的修缮费以及约半年的口粮（稻谷）费用，剩下二百元给我们八位知青作生活费。也就是说，我们这八个人，除了有茅寮作居所，有饭吃，这半年的生活开支就靠这二百元，分到每个月，就只有三十三元三角三分钱，能买到什么呢？食盐、食油、照明用的煤油，是必需品，必须开支，但是，其他的菜肴就不敢奢望了，我们只能用辣椒酱、咸虾酱、豆豉等最廉价的东西下饭，能吃上一块腐乳就很好了。
要劳作，体力付出很多，我们又正值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跟不上，总觉得很虚弱，只有想办法自己改善生活。我们在自留地种些菜，还养鸡，养鸭，甚至还养过猪，不过不懂饲养，那头猪很快夭折了。那时河沟的污染不严重，田里有些鱼虾，我和林惠珍向村民学会摸鱼虾，虽技术不精，但摸捞个把小时，也有些收获，可对付一餐。
最开心生产队干鱼塘分鱼，可以饱餐一顿，余下的晒成鱼干留作慢慢吃。当年每人每月配给食用油只有一两二钱半，八人刚好一斤，所以我们煮鱼也不能放较多的油，那些鲜鱼和鱼干吃起来都是味道腥腥的。
我们还有一个搞到钱的办法，就是卖稻谷。每百斤稻谷卖十五块钱，卖四百斤就有六十块钱，可作生活费。卖了稻谷，岂不是要挨饿？原来，知青在农闲时都会回广州一段时间，不用在农村消耗粮食，其实也就是回到广州的家，蹭家里锅中有限的饭。
一段时间，提倡“农业学大寨”，换了新政策，不再搞多劳多得，而是集体出勤，采取评分制，秋收后按级别高低分红。也不知是那政策好，还是天公作美，风调雨顺，收成一年比一年好。知青们都被评为二级劳动力（其实三级是半劳动力和残弱者）
。
我到沙心村不久，担任记工员，后来，生产队长又叫我兼任出纳。我感到为难，不敢做。队长说，生产队没有几个钱，有一点点钱都在会计那里，不用做许多工作的。于是，我只好兼任出纳。由于本人担任生产队出纳，又要参加劳动，被评为一级。到秋收分红时，除了粮食，知青们人均有七八十元收入。别小看这个数目，真是大改善了！
（七）
我们的宿舍就是一间茅寮。旁边还有一间小茅寮，作厨房用。茅寮破旧，雨天时，外面大雨里面小雨。每年台风天气，就很恐慌。有一次，台风不算大，但已将我们的小茅寮吹趴在地。饿着肚子的我们，只好在倒塌的茅寮扒开一个小洞钻进去，冒险煮了一锅饭端出来，不料，一小股旋风将灶上的草灰卷起，恰好吹落在米饭之上！怎么办？只好倒些水到饭里，试图将草灰冲走。结果不成功，米饭与草灰粘混在一起，变成灰色的了。饥饿的我们，也不管那么多，三两口就将那锅有特色的米饭吞下肚去。
村子里唯一的两米宽的泥路，平常走着还可以，下雨天则甚难行，雨水使得路面变得泥泞，俗称“光头路”，滑滑的，行走时务必将脚趾尽量分开压住地面，稍有不慎，便会摔个四脚朝天。行走了几年这样的路，白皙纤细的脚丫，变成鸡爪子般难看。
坦洲公社在南海之滨，每年有数次，多在农历十月后，海水倒灌，使得河水
包括井水也变成咸水
，称作“咸潮”。咸潮到来时，晚上，河水拍打上岸，会发出星星点点的光，很是好看。但是，“星光”好看，咸潮时的水是很难喝的，咸涩咸涩，用来煮饭也不行，就算用来冲凉，也觉得身上总是黏黏糊糊，很不舒服。那么咸潮时，饮用水怎么解决呢？我们只有带上水桶，摇船到珠海的山边取山水。山水装满一桶，但摇船回程途中，一桶往往变成半桶了。就是那些有限的山水，我们用水缸储存着，规定每天只能是煲水和煲饭用。每次咸潮一般持续十来天，每次我们大概需摇船到山边取三回水。
我们的生活燃料即柴草如何解决？城里居民每月有一些木柴或煤粉供应，但农村人是没有的。农村人的柴草，就是每一造的稻杆，俗称禾杆草。稻穗收割脱谷之后，稻杆就按人口分配给每个家庭，各家运回去。我们知青也有分配。但是，农忙之后，我们都累得要死，都不愿去运回稻杆，或者只运回小量。就那小量的稻杆，我们也垛得不好，松松垮垮，不几天，稻杆堆就被猪或鸡扒得一塌糊涂。柴草不够，我们也会到将军山上去割些芒草，砍些杂枝。但是，我们做这事，往往兼有郊游的性质，每人能带回厨房的柴草只有一小捆。
再来说说，坦洲公社的交通状况吧。由于坦洲公社地处中山县的最南端，交通很不方便
，没有直达广州的班车和航船。
那么，我们往来于广州怎么办？只有先从坦洲坐班车或坐船到县城石岐，
买当晚回广州的船票。有时买不到船票，只得在石岐廉价的客栈过一晚，次日再坐班车或坐船到广州。坐班车票价贵，而且很难买到票。我们一般是坐船，即乘坐那种叫“花尾渡”的船，晚上石岐上船，次日早上到广州。有时，我也会坐船到江门再转广州，或坐船到香洲再转广州。从广州回坦洲，是晚上在大沙头码头落船，次日早上到石岐，再想办法回坦洲。在花尾渡船往返的途中，会在中途如黄圃、沙栏等停站上落客，那时，总有三五成群挑着行李、操着广州口音的知青上船或落船，
每一次的嘈杂情景，都会让我感到亲切，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莫名的感慨。总之，当时要回一趟广州，或者从广州回一趟坦洲，都要花去两天时间，而且过程十分艰辛。
农闲时，知青们都回广州探亲了，我因是生产队出纳，要提前归来作些农忙前的准备工作。回到生产队后，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那破旧的宿舍。一个深夜，熟睡的我被一阵不寻常的喘息声惊醒，慌忙起床查看，原来是一只百来斤重的猪从宿舍的破洞钻了进来，在我床底下呼呼大睡，真是啼笑皆非！
（八）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真不知怎么说。当年的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但也安于现状。村民们显得很自私，只盯着眼前的点点利益，为了多分点粮食，不惜互相争吵、碾压，评工分的会议，就如同不见硝烟的战场，强者咄咄逼人，弱者挣扎无奈。这种气氛沉重的会议，常令我这个记工员兼出纳感到窒息。
说农民阶层愚昧落后并不过分。叫他们负起教育城市知识青年的责任，他们自己也会感到荒唐。和他们相处的时间长了，我慢慢能理性地认识到，这些穷苦的农民，也有他们的亮点，他们大多善良朴实，可能因为穷怕了，所以自私。虽然他们都不喜欢知青到来村里插队落户，因为会分薄他们的口粮，但对知青们还是包容和有所帮助的。
村中年轻的一辈，即与我们年纪差不多大的青少年们，思想没有那么落后僵化，他们愿意并喜欢接受新事物，与知青们的关系比较融洽。几十年过去，我还会怀念帮助过我的叔伯婶婶们，怀念一起嬉笑打闹的村中的小青年朋友。怀念与他们一起辛勤耕作，一起度过的艰苦岁日。
知青岁月，思家的煎熬最令人苦恼神伤。知青们忍受着与家人分离的痛苦，抱团取暖，几年来，八位知青同病相怜，守望相助，互相包容，共同度过许多难关。暮年的我，常回忆起当年大家相处的点滴，不觉泪洒襟怀。
艰苦的岁月，仍按捺不住青春的躁动，几年后，女知青们都长成大姑娘了，急于寻找心中的另一半。但是，我并没有迈出这一步，本人虽不出众，但也风华正茂。一想到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从，非常困惑。我实在不愿意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宁愿感情缺失，也不去冒这个险。
晚上，姐妹们寻求慰藉去了，李锦华因在粤剧团跑过龙套，肚子里有不少故事，吸引了不少年轻的农民朋友如阿坤、阿华、阿明、北有等来聚集，我们小小的宿舍，很是热闹。喜欢宁静的我，则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河边，这里的夜景并不美，树也不多，孤独的我，喜欢看着天上的闪闪繁星，看着河面上的点点渔火，看着眼前流淌的河水……岁月蹉跎，令人甚感压抑。我恐惧，我的青春就像河水般流逝，这上山下乡的日子何时结束？……似乎没有个尽头。我只有安慰自己，慢慢熬吧，希望在明天！
（九）
我们下乡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身处农村，不像城里人，可以“停课闹革命”“停工闹革命”，我们还是乖乖地出勤，春种秋收。不过，我们毕竟是广州来的，1966年到1968年间，我们回广州的次数多了，每次逗留的时间长些了，主要是回广州看大字报，看斗争“牛鬼蛇神”，看打派仗……颇刺激的。
以前的粤剧艺人多住在上下九路及恩宁路一带。我熟悉的上下九路改名秀丽路，是为了纪念救火而牺牲的何济公制药厂女工向秀丽。我熟悉的陶陶居也改名为“东风楼”，我觉得很不爽。我在广州时，父母常带我到陶陶居茶楼饮茶。其实陶陶居是粤剧艺人的聚集点，在二楼饮茶的是生旦净末等演员，三楼饮茶的，是棚面师傅，即音乐师傅。负责组班的班主在二楼挑演员，再到三楼选乐师，说好到哪里演出，演出多少场，演什么戏，到时，艺人们就坐上雇请的大木船出发。一去多天或一两月，我们几兄妹以及其他艺人的孩子，就由所雇请的一两位保姆看管照料。
在陶陶居门前，我想到很多往事：记得1960年，那年我小弟出生，母亲离开湛江粤剧团回广州。不久，为了生计，作为戏班台柱的她，带上我，与班主又到陶陶居饮茶，物色艺人，自组剧团。组班以后，她们到南海、番禺、顺德、赤坎、台山等较近的地区演出。最远，她们乘车去到韶关、新兴，乘花尾渡去过汕尾
，坐火车去过花县……学校未放假时，小弟会被送到佛山我姨妈家照顾；学校放寒暑假，母亲会带着我和小弟随戏班下乡，9岁的我负责照看小弟
，常背着他在戏棚四周走来走去。
我还记得，戏班的船每到埠，热情的村民就会来搬道具。我还曾参加过某些“演出”，如《潇湘秋夜雨》一戏，男主中状元后将女主抛弃，女主并被诬杀人，判罪后押解途中秋风秋雨，场面凄凉，当时就是用白色的塑料绳做成
一块大“雨帘”，拉动摇晃会发出沙沙声，形成风雨的效果。班主叫我负责拉，我挺乐意的，认真负责，从未失过场
。
某次，我回广州，在恩宁路看到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被迫在扫马路，回家后，我告诉母亲，母亲说：“我早知道。不要去看！……女姐可怜啊……”目光中流露出茫然、忧伤和悲愤。母亲与红线女同辈，年轻时一起学戏演戏，也是兔死狐悲吧！
文革前，粤剧艺人演出频繁，四处奔波，但好歹生活还有着落，但文革爆发，传统戏剧成了“四旧”，作为粤剧艺人的父母亲，无戏可演，被迫赋闲在家。“东风楼”也没有了往日热闹的场面
。因为传统戏剧成了“四旧”，父母无戏可演，他们的内心固然痛苦，一家人的生计更是让
他们焦心
。我身在农村，自顾不暇，不能帮补家里，感到很难过。我既希望多回广州陪陪父母，但又担心家里的口粮及开支增加，所以，每次，又不想在广州逗留太久，
加之我担任生产队的出纳工作，还是有点责任心的，往往不得不又离开广州的家，回到坦洲沙心村的茅寮。
此期间，沙心村的知青，为发泄对下乡务农的不满，某日，在吵吵闹闹说说笑笑的之间，也想搞搞“革命行动”，决定成立一个叫“一反到底兵团”。我和区水兰不参加，因我们觉得这行动不靠谱。在众人的起哄下，他们居然还找来一块木板，写上“一反到底兵团”几个字，在我们宿舍门前挂上那牌子。结果，当天晚上，那牌子就被不知什么人砍碎了，也无从追究。如此，这次的“革命行动”在一夜之间便夭折了。
当年偷渡港澳成风，1970年后尤甚。知青是主体，他们为离开那没有尽头的苦日子，铤而走险，投奔怒海。
某次，我跟队里的小青年到珠海县的将军山玩时，就听他们说，要偷渡到澳门，经将军山是较好的途径。山上海拔较低的草丛石缝里，很容易会发现不少啤酒瓶、盛食物用的瓦钵、包食物用的旧报纸和鸡皮纸，偶尔还有衣服等物件。小青年说，这是偷渡客留下的。还指着不远的一个地方说，这里下水最好。我遥望那地方，有一大片的红树林和杂木荆棘林，但如果不知道出口，也是很难渡海的。
我望着那宽阔的海面，望着翻滚的浪花，想象着偷渡者如何在茫茫大海中与风浪搏斗的情景，真是生与死的较量啊！
小青年见我若有所思，打趣问：“想走？跟着我保证你顺利到对岸！”我笑着摇头拒绝。老实说，我也不是从来没有想过“香港”，其实，我就是在香港出生的。1951年，母亲怀着我，还到处去演戏，因她是正印花旦。那年她们的戏班准备到安南（今越南）演出，因台风影响，滞留香港。结果，11月间，母亲就在东华三院生下了我。其后，她回广州继续演戏，将我留给香港的姨妈和舅父照料，1953年才将我接回广州。说也奇怪，我从未想过到香港生活，倒是改革开放后，嫌去香港探亲旅游申请办通行证麻烦，才想到，如果母亲能找回我东华三院的出生纸，那就好了。
对于偷渡，我从来没有这种念头，但对这种行为深感同情，尤其是对知青，都是天涯沦落人呀！我们南村大队，光知青就跑了不下三十人，他们偷唱着“锻炼身体，游过氹仔”，有的成功了，有的没了音信，不知是否还建在。有的为了能到达彼岸，不惜多次行动，被抓到了去劳改，放出来再跑。有位陆姓青年，跑了六次被抓了六次，有人调侃他：“你改姓柒，不姓陆，就一定会成功！”后来没有了陆的音信，不知现状如何，可悲可怜啊！
有一回，我因事到沙心八队（又叫裕丰队）的知青点，无意中发现他们宿舍躲藏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女青年。那年头，外市县的知青要偷渡，必须先要到宝安、中山等地，找到熟人落脚，才可以进一步的行动。那位女青年来坦洲投奔，预示着他们必有行动。不知那几位男知青是怕我声张，还是刚好时机也成熟，当晚，三位男知青和那位来投奔的女青年就全跑光了。
一个晚上跑了几位知青，事态有点严重。当年偷渡被视为“叛国投敌”，工作队马上召开全体社员现场会议。顺便说一下，“四清运动”结束后，工作队仍存在于村中，只不过一批走了，又换一批来。文革开始后，工作队换得更勤，并不管生产，只管开展政治运动。
会议中，工作队的张队长强调要狠刹偷渡这股风，并要大家举报，知情不报者，也与偷渡论处。我当时感到，这话好像是冲着我说的，弄得我一夜未眠。次日，胆怯的我决定向工作队说明此事。望着张队长的那张扑克脸，我忐忑不安，不知等待我的将是什么。静默了几分钟（十分难熬的几分钟！），不料，张队长看看门外，轻声问：“这事还有谁知道？”我回答：“没有。”张队长说：“这事只有你知，不要再让任何人知道，更不可说曾向工作队反映过，知道吗？……回去吧。”我如释重负地跑回宿舍。想不到，张队长竟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好人之一！
数月后，有消息传回，那几位知青已平安抵达香港，我甚感欣慰。如果当时国家安定，人民幸福，谁还去偷渡，用生命作赌博呢？
（十）
人这辈子，没有什么比生与死更大的事。七年知青生涯，有两件事，我不忍提起。
蜘洲山坐落在南村大队与蜘洲大队交界处。某天，满怀悲痛的数十人聚集在蜘洲山上，为一位吴姓的知青送行。沉重的哀伤笼罩着小小的一座山。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副薄薄的棺材，里面躺着一具腐烂变形、不得不用厚厚的生石灰覆盖着的遗体。虽然天气炎热，但从心里发出来的冷，使我感到如入冰窟。瑟瑟发抖。啜泣声、叹息声，更令人感到窒息。健康乐观
二十出头的这位知青朋友因溺水，一下就没了。
那天，南村大队十顷生产队的知青吴智圣摇着小船到南屏办事，回程途经我们住处，停船稍休息，喝了几口水，谈了几句话，离开时，还对我们说：“走啦，回去还要开工！”约半小时后，有人告知，在大队部附近的河上，因遇到湍急的水流，小船
翻侧，他落水不见了。我们赶忙跑到出事点，大队已组织人员营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没有任何信息，揪心得很！天黑了，有经验的当地人叹息说：“没希望了……”不甘心的我们一直守在河边，心中千百次地念着：“他会游水，无事的……”天亮了，……又一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早晨，在河下游拐弯处，他已经发胀变形的遗体被寻找到……
几十个小时的心理煎熬，尽管我内心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噩耗传来，还是接受不了，为他英年早逝，为我们知青的命运，难过至极！可叹这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不是自己选择的第二故乡。
知青岁月，前路茫茫，为了对付苦日子，有的女知青，要寻求慰藉以及保护。陈姓女青年，就与一当地男青年相好，偷吃了禁果，未婚先孕，诞下了一女婴。年轻的他们不知如何面对，竟想到要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他们用布袋装着婴儿，挂在河边的小树上便离开。其后不久，有好心人经过，发现婴儿的身体已经被河水浸湿，便将婴儿救下，送到南屏卫生院。大队领导后来得知是那两位青年所为，勒令他们把婴儿领
回。那对年轻的父母也醒悟，急忙去将那弱小的婴儿领回村中。
当年，知青们对恋爱、结婚很是矛盾，既有对爱情的追求，又有对“扎根”的恐惧。偷吃禁果，诞下婴儿，又无力抚养，这是当年不时会听到的发生在知青身上的故事，令人心酸。
上述两件事，我印象深刻，常有撕心裂肺的感觉，终生难忘。
（十一）
乡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只有大队部的有线广播连通各生产队，转播中央或广东广播电台节目，每天转播的时间也不长，早、午各有一个小时。村民什么娱乐都没有，最开心的就是附近有电影放，哪怕在黑漆漆的路上走上个把小时，也结队去观看。那时反复放的，无非是“老三战”和“样板戏”。偶然放了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虽哭得一塌糊涂，听说哪里再放，也要去看。
大队也有宣传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于是，找了我们几位知青及几位会唱咸水歌的年轻农民，成立了南村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农闲时白天或晚上在大队部球场排练。我们几位知青挺开心的，总算有点新意思了，不用下田干活，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我父母虽是粤剧艺人，但我当年并不会唱粤曲，更不会演戏，不过，唱唱歌，跳跳舞，还是
可以胜任的。我们排练一些简单的小节目，如对口词、三句半、忠字舞；再编排几个小舞蹈，加上几首咸水歌，就可以到各生产队宣传演出了。
生产队简陋的晒场便是我们演出的场地，没有背景没有音响，用以照明的，是需打气才能渐渐亮起来的汽灯。尽管场地设备节目都简陋，我们还是认真地演出，尽量做到给村民沉寂的生活带去一点生气。也别说，我们的演出还是很受村民们欢迎的，散场了，村民们还不愿意离开，让我觉得有点成就感。
农村姑娘喜欢唱歌，耕作时，常有几位妹子跟着我，要我教他们唱歌。我教她们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及电影歌曲，大字不识几个的她们渐渐学会唱“八月桂花遍地开……”“社员都是向阳花……”。
在1968年农闲时节，某天，大队长找到我，说要派我到牛角村办夜校扫盲。
我很惊讶，说：“我怎么有水平教别人？”大队长说：“牛角村的村民中没有几个识字的，你教他们认识一些常用的，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既然如此，我想，这夜校我还是很愿意去，愿意将自己有限的知识传授给村民。
要到牛角村那夜校，需要黑夜中在田基来回行走40分钟。每晚，知青林惠珍都陪同我去，真是好姐妹。夜校就办在一间旧牛栏，四周挂几盏汽灯，有一块小黑板和几支粉笔。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给村民上课。村民也很踊跃来夜校，虽然以十岁左右的孩子居多，但陪同来的年轻父母也一齐上课。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村民大多会写自己的名字，有的还能磕磕巴巴地将毛主席的一些语录读出来。孩子们学会唱《歌唱二小放牛郎》《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想不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我，在我十七岁的年纪，也当了一回乡村的夜校教师。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有没有接受到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不清楚，倒是知青们将文明和文化带到了农村。由于少年时即被动员下乡，我失去了在校学习的机会，早早步入社会。如果问到，农村生活中，我有没有获得什么好处？我说，我经历过艰苦的生活，锤炼了筋骨，学会了生存，丰富了人生阅历。在农村，我掌握了
一点财务的工作，在艰苦的劳作之余，我也阅读了当时能找得到的文艺书籍，积累了一点语文知识，这也算是好事吧。
1971年9月，我获得招工的机会，离开沙心村，抽调到县农科所，依然担任出纳的工作。农科所虽然还是脱不了“农”字，但已经到了县城的郊区，而且和“科学”沾边了。
我于1964年10月13岁时到沙心村，1971年9月20岁时离开，在沙心村当了七年知青。离开沙心村时，我颇多感慨，也很惊讶，这七年，我一位城市小姑娘，是怎么走过来的……
（尾声）
在我离开沙心村之前，男知青潘永雄已获得参军的机会，离开了沙心村。在服役期间，他还给我们寄来一些毛主席像章。谁知三年后复员，又要回到沙心村，使他很失望。几经努力，他才迁回广州。后来在珠海宾馆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安享晚年。
在我离开沙心村之前，区水兰也先离开了。1970年，年已26岁的她经人介绍，嫁给了经济比较好又邻近广州的南海县大沥公社横岗大队一位不认识的农民。她出嫁后，热情为我牵线，
物色当地的男生，但我没有那想法。水兰
一直在大沥横岗生活，1979年去世了。
在我离开沙心村之后，其余的五位知青也先后离开了。
薛美萍因为有水稻皮炎等病，多次要求调回广州，但得不到批准，只好经常真病假病地住院。最后，她以办理病退的方法回到广州。
陈淑冰，在沙心小学当代课教师，与另一教师（当地人）结婚，生了一女儿。后一家人偷渡去了澳门。现在仍在澳门生活。
林惠珍与我原先都没有偷渡的念头，我招工后，想不到她也去偷渡了。成功到香港后，她嫁给了带她偷渡的农民（也许也是代价），后一直在香港生活。前几年因病去世了。
年龄最小的男知青贺志坚，在沙心村呆了9年后，于1973年偷渡到了香港。至今仍在香港生活。
年龄最大的男知青李锦华，因不会游泳，没有去偷渡，是滞留中山还是回了广州，情况不明。1979年的某天，我带着一岁多的女儿逛街，在石岐悦来中路金都城附近，见到他在摆卖假花，刚好城管到，他急忙走避，没有来得及说上话。过了两天，在孙文西路见到他与一位
裕丰队的知青在一起。那知青问我要点钱吃饭，我将身上全部钱都给他了。李锦华远远站着，拿到钱后很快消失了。此后无任何消息。可见相当潦倒。上次回沙心村，听阿坤说，他已经去世（如果在世，今年已83岁了）。
知青生涯，有苦有乐，苦多乐少；有悲有喜，悲多喜少。希望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运动不再重演。岁月抹去了我们青春的痕迹，幸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还能发挥热力，为国家的四化建设贡献了力量。现在，知青们早已退休了。愿我们老知青，珍惜当下，健康快乐地欢度余生。
希望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的后辈幸福一生。
2021年10月
写于离开沙心村50周年
2021年11月2日 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