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话到普通话
——孙中山和袁世凯、蒋介石如何交谈？
陈贤庆
引子
某天，与一班外省籍的同事谈论到中山的方言，大家都感慨品类繁多，石岐人未必听得懂十里之外的沙溪人说的话，小榄人与一河之隔的古镇人也无法用方言沟通。不过，大家都认为，幸亏有了普通话，不然，就麻烦了。有位青年朋友问，普通话是新中国成立后所推广的，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以前的中国人，是如何沟通的？比如孙中山与袁世凯交谈，或与蒋介石交谈，使用何种语言？这些问题，并非问得幼稚，的确也是许多人不甚了了的。
一、
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官话
在先秦、两汉之时，民族大融合，不可能没有一种较多的人尤其是当官的人都懂得的语言，不然的话，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如何发号施令，如何与臣子对话？那种语言称为“雅言”。宋以后，那种通用语言称为“官话”。所谓“官话”，应该就是当官人彼此都能听得懂的话。那么，以何种语言作为官话？一般地说，京城在长安，长安话应是标准官话；京城在开封，开封话应是标准官话；京城到了南京，南京话又成了标准的官话。由于辽、金、元、明、清五朝都建都于北京，历经近千年，因此，以北京话为主的语言就很自然成为官话。以此类推，广东的官话是广州话，香山的官话是石岐话。
当然，有关“官话”，最准确最科学的解释应该如下：
官话(Mandarin)是汉语中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一支。中国约70%的人口以官话为母语。官话在中国北方地区、南方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湖南北部、江西沿江地区、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作为母语使用。
历史上对官话的分区方法多种多样，过去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成都话、西安话、扬州话为代表。华北官话、西北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北方的东部和西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南方除吴、赣、湘、粤、闽、客家等方言区以外广大地区的西部和东部。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官话划分为 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大类， 这才成为方言学界事实上的分类标准。
官话的特点，就是官话内部一致性比较大，除了南方地区的部分官话之外，大部分地区都能够彼此通话。官话方言的名字由官方标准话演变而来，由于北方汉族人口主要使用官话方言，而非官话方言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或者说东南一带等原因，过去有人称整个官话方言为北方方言，实际上，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两大官话方言人口都分布在南方。并且，作为中国标准语的官话，东晋南北朝以来分为南北两支，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北方官话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渐取代江淮方言系的南方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
了解了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孙中山和袁世凯交谈，必须要学着操“华北官话”，不然，身为河南项城人的袁世凯，是很难听懂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孙中山所言为何的。进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无论洪秀全还是郑观应，无论邓世昌还是詹天佑，无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无论胡汉民还是许崇智，无论廖仲恺还是汪精卫，要与北方人士同志交流，不使用官话必然就“鸡同鸭讲”。
二、北京话以一票之多压倒粤语成为民国时期的官话
清朝时候，虽有官话，官员与民众亦可以勉强沟通，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没有一种法定的统一的语言。这对于中国人民之间的思想文化经济贸易的交流，以及对外的思想文化经济贸易交流，都是非常不利的。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
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统一语言这样艰巨的事，清政府是肯定做不到的。那么，到了民国又如何？有一则史料中提到，粤语差点成为官话。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首届国会中，有人提议以粤语作为“官话”。为什么有这样的提议？盖因当时广东是民主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众多，国会中的议员就有过半数是粤籍人士。当时，广东的人口超过3000万，而全球说粤语者则多达7000万，因此，粤语在中国的代表性很高。
孙中山是位清醒的革命家，虽然他身为临时大总统，虽然他也知道在国会中通过这一法案亦有可能，但是，他更知道，粤语虽是保存雅语的元素最多的方言，但是，与中原汉语的差异甚大，从未接触过粤语的人，都觉得粤语如外国语，要在短期内学懂粤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全国而言，操粤语的人还是少数，以粤语为官话，于国不利，而实际上，也难以行得通。因此，他劝说粤籍议员放弃这一动议。结果，北京话以一票之差压倒粤语成为官话。
再回到本文的开头，如果孙中山与蒋介石交谈，他们说什么语言？尽管蒋介石在广东生活过数年，无论蒋介石如何崇拜孙中山追随孙中山，我相信他也无法学会粤语并操粤语以迁就孙中山，而只有孙中山不得不使用官话与之应答。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首都设在北京，北京话成为官话，就很自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加上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浙江吴兴人，宋子文家族以上海为基地，因而江淮官话大行其道。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官话也吃香起来。此外，国民政府及军队中，粤籍高官也多，遇到操粤语或粤语口音者，时人亦会肃然敬畏。
共产党以及红军、八路军成员，也是来自五湖四海，不操官话，实在也无法交流，幸而毛泽东的湖南话、周恩来的江苏话、朱德的四川话、叶剑英的客家话，都在官话的大范围内，彼此都能听懂。但彭湃（海丰人）、邓发（云浮人）、叶挺（惠阳人）、杨殷（香山人）等粤籍人士，不说官话就无法
与外省人士沟通了。
三、现代普通话的完善和普及
在清末民国时期，虽已有了“普通话”的定义，但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但在腐败战乱的旧中国，这任务无法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数十年来，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改革开放，人才流动，劳动力流动，无形中也加速了普通话的推广和使用。前些天，我的老同学刘先生自美国回广州探亲，数十年来初踏故乡之地，旧貌换新颜是肯定的，最令他感到诧异的是：广州人都到哪儿去了？怎么所到之处，无论在机场，还是酒店、商场、饭馆、发廊、出租车、旅游景点……听到的都是普通话而不是广州话？我只能告诉他，现在广州人说普通话已经不是“煲冬瓜”了，都说得很标准呢！
普通话是普及了，方言要不要保留？要不要发扬光大？这也是时下争论的话题之一。我认为，这根本不值得争论，方言要保留，要爱惜；普通话要学好，要普及，这是中华民族交流的共同工具。当需要什么语言表达时，就熟练地运用什么语言。推广普通话不是为了取代方言，也取代不了，这正如掌握英语，并非消灭汉语，道理一样。
（此文刊登2007年8月5日《中山日报》之“香山周刊”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