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青春
张卫
“知青”是那个年月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经历过那场可怕运动的1700万中国青年，他们该如何回望走过的岁月？他们是当年无处安放青春的一代人。
知青几乎不说“青春”这个词
经历决定世界观，有时也决定人的命运。
没有人喜欢悲哀，他们却经历了那个年代。
当那些被油灯温暖的岁月早已远去，“悲哀”一词的内涵就显得越来越模糊。时光匆匆，过去之前还有过去，现在之后还有将来，人们似乎没有必要再去回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无论活得潇洒还是沉重，步履总归要向前迈。忘却，是生活的一种必然。然而有些岁月，许多人终生无法忘却。
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知青运动，曾波澜壮阔地席卷神州大地。据统计，从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起，到1978年运动基本结束，全国有1700多万青年下农村，进农场，赴边疆，进兵团。。一场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在新中国的青年史上留下深刻印痕，红土地、黄土地、黑土地等土壤分系，证明了知青们的足迹曾遍及全国所有乡土。
事实上，知青是一个年龄差距在15年左右的庞大群体。他们除少部份因参军、招工、提干、升学或病退等原因离开外，绝大多数人直至1978年云南知青返城事件爆发后才陆续回城。知青之所以能够回城，与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治高压逐渐消解，政治清明逐渐恢复有关，中央对大返城的定调顺应民心，遂使全国数千万家长揪紧的心得以安宁。
今天，回望那场波及千家万户的知青运动，我以为不能简单地用“伤痕”或“无悔”来做基本判断，因为痛彻肺腑的诅咒和小布尔乔亚的歌吟均于事无补，所谓“宏大叙事”亦让今天的青年丧失阅读的耐心－－那怕他们的父辈或兄长曾是知青。
还在于，经历那段生活的知青都清楚，当年虽苦，但还没苦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否则，广阔农村中的亿万乡亲又该怎么生活？当年很绝望，但还没绝望到动辄自杀的程度，知青中真正的自杀者，大多是因受委屈或受侮辱。而反映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以为阿城和王小波相对客观和诚恳，无论《棋王》《树王》《孩子王》还是《遍地风流》和《黄金时代》，其中的悲悯、人性、抗争，狡黠与快乐，更接近那个时代的本质。
有一点必须指出，即知青在当年几乎不说“青春”这个词。因为“青春”在当时的语境中有些暧昧，它与“人性”、“人道”、“爱情”等词汇一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显得造作甚至矫情。回头看，知青们撰写的大量回忆录，也很少用“青春”，如《知青沉浮录》、《红土热血》、《磋砣与崛起》、《光荣与梦想》、《热血冷泪》、《知青档案》、《北大荒风云录》、《回首黄土地》等。唯有20世纪90年代，成都知青出版了一部叫《青春无悔》的纪实文学，不但用了“青春”，还用了“无悔”，这算特例。
因此，我更愿意将“青春”理解为一代人的身体、心灵或命运，它漂泊着、动荡着，找不到归宿也不知路在何方。虽说“青春”是人生的重要阶段，但令人遗憾，知青返城30年后，仍无一部客观、准确、真实的著述来诠释这段历史，倒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撰写出《上山下乡》一书，“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客观态度，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这场运动所体现的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作了精细的分析”。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知青学者刘小萌认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外研究中国知识青年问题最全面、最祥细、影响最大的著作。”
可我们自己，为啥没有这样的著述？
没有放之四海的标准
虽说无著述，但并不防碍亲历者们对自身行为的判断。
这里，不妨先解析一座城市的知青轨迹，它虽无放之四海的标准，却在个性中包含着共性。以我最熟悉的重庆来说，这座城市自1968年知青运动启始起，总计有35万青年上山下乡。当时，重庆市城乡总人口仅460万。这35万青年中走得最远、历时最长者，是20世纪70年代初去云南兵团的知青。从生理上说，他们还不算青年，平均年龄只有十六七岁，但这并不防碍他们“革命志气冲云天”，我曾目睹自己的母校重庆六中有不下十人咬破手指写血书。
从1971年3月首批出发，到当年8月最后一批离开，共计24000多名重庆知青奔赴云南，他们乘火车经贵阳、昆明，再乘汽车或米字轨小火车前往与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州和与越南相邻的红河州，两地距重庆均在1500公里以上。2万多少年几乎是一路高歌，带着梦想和欢笑，奔“解放军序列”而去。
但进兵团的第一天，几乎所有人都蒙了。想象中整齐的营房、簇新的军装、闪亮的钢枪、青翠的胶林全无踪影，这使所有自踏上火车起就兴奋难眠的少男少女无不失望。当时云南兵团有4个建制师，所辖的数千个连队散落在从滇西到滇南的崇山峻岭中，连队大多只有寥落的瓦房或七倒八歪的茅房，光屁股的孩子、黑瘦的老人、憔悴的妇女均面无表情地看着新来的少年。这还算好的，惨的则是汽车直接把知青们拉进一个山坳，连长跳下车大喊一声“同志们，咱们到家了！”在男生的口瞪目呆和女生的嚎啕大哭中，连长率先砍树搭棚，芭茅敷顶……
当环境已将你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你还能选择什么？最初的痛苦过后，知青们开始为生存搏命。没有更多想法，也讲不出多少道理。人在风景里走，血在心尖上流，喊一声“舍得一身剐”，便知世间没有办不到的事：砍坝、烧荒、开梯田、挖大穴、植苗圃、嫁接、割胶、插水稻、收包谷、伐木、挑粮、修路…..。没有什么能难倒人，也没有什么农活学不会。只是至今仍不明白，那时的青年为何舍得流那样的大汗？到我离开云南返城那年，兵团的十万知青，竞在从滇南勐腊到滇西盈江绵延上千公里的国境线上种下了200万亩橡胶树，若将它们排成一根绿色飘带，可环绕赤道4圈！
这是贡献，也是破坏——当会战的呐喊在亘古静寂的山谷中回荡，千年的古树却惨遭砍伐，橡胶树成为单一的树种，对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其实是一种灾难。而1978年冬，知青们的突然返城，使支撑兵团基层运转的卫生员、文书、教师、拖拉机手、砖瓦工、割胶工、制胶工等一夜走光，连队几乎瘫痪！
但仍有青春的梦幻留在云南。我所在的那个营，先后有9名知青命赴黄泉，他们被集中葬在营部外的小山岗上，坟墓紧挨着一片簇新的胶林。年复一年，胶林长大，犹如生命不倒的旗，遂成唯一可告慰逝者生前理想的活物……
你真的“青春无悔”吗
当年他们下乡时，很多还是少年，但无不满怀青春的梦想。
“青春无悔”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便有些迷惑：这即使不算一个伪命题，也算一个拎不清的昏口号。1991年夏，当成都市的云南支边青年首先将它提出后，我曾与他们做过面对面的探讨：“你们，真的无悔吗？”他们笑而不答。记得当时成都还举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展览，展品有锄头、镰刀、胶刀、水壶、马灯、蓑衣、军装等，知青们还在现场签售《青春无悔》一书。又过了十年，在成都，一场规模空前的川渝知青大聚会时，我又问他们：“你们，真的无悔吗？”这次有了回答，一些人称“不提那个了”，另一些人却说：“咋个不悔，老子肠子都悔青了！”
这让我多少有些释然。毕竞，当一代人几近知天命之年时，应该有一个镇定心灵的答案了——不为他人，不为后代，甚至不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谁还关心你当年做了些啥？然而你自己呢，你自己找寻到抚慰心灵的药方了吗？
是的，当一个人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抛掷在南国群山又无视足音回荡时，岁月的峥嵘与狰狞，便成了隔靴搔痒。不否认，忆及往事时，我们无论心如残酒还是血涌大潮，萦绕在梦境深处的仍是那片南国晴空下的红土地，一代人毕竞是从那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也正是在那片红红土地上，我们象融化了的雪水渗进民族的血脉，成为人民大众的一份子。这种特殊经历，使我们对国情有了切肤体察，也锻练了自己的随和与承受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青春无悔”。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他们无法象少数精英那样有话语权，能将昨天概括得如花样年华般美丽眩目。不错，面对：“肠子都悔青了”的尖锐反诘，今天虽仍有许多知青带着子女重返农村或兵团，但他们只是回乡小住，只是想让子女们记住自己当年走过的路，借以传承一种精神或情绪。这种“乡土中国”行为，与“无悔”无关——如果你真的无悔，当初为何要不顾死活地回城呢？如果你真的无悔，你还能回到从前的山村重新安家落户吗？
“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只是你心中的一个梦境，就象一个二战老兵翻阅自己发黄的老照片时，他可能触景生情，怀念烽火岁月，怀念战友情深，但他绝不愿重新走进血肉飞溅的战场！
好语似珠，妄心如膜
这是命运，也是历史。
应该说，每一个历史事件或群体的出现，都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吻合，没有谁能超越，
没有谁能绕过，作为个体，你只能去适应。这就是30年前的中国，读它，就是读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史。
站在今天的河岸往前溯源，整个20世纪中国青年的大命运，大致以20年为一个周期，没有那一代能够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没有那一代的命运不与当时的核心价值观相契合。如1919年前后的那一代，在“五四”的旗帜下选择人生，聚集起灿若星汉的领袖群体，他们后来亦成为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的主力；1937年前后的那一代，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成为中日两国民族命运决斗的主力；1957年前后的那一代，是随着朝阳般的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但他们中有一部份却因言获罪，饱受磨难；此后10年，因社会剧烈动荡，1967年前后的那一代青年，成为狂飙突进的一代，他们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文明却因此倒退，其中的大多数人最终以知青身份收场；又过了10年，1987年的那一代，沐浴着改革开放初期的阳光，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其火一样的热情曾感染整个中国。
回到知青一代。在回城30多年后的今天，倘若再说农村和兵团是天堂，不啻是自欺；倘若说那儿是地狱，亦信者寥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时间总能让苦痛酿出回甜，乡土中国留给知青的不仅仅是记忆，还有率真、本色、本性及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于贵贱之间，求索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真理与伪学之间的勤勉、诚实与自尊。
这就够了。但这样的生活我们当初是不齿的，我们宁愿“屙尿都不朝那一方”！
就云南兵团而言，我们前往时还是心如浮云的少年。望断天涯路，归春无殊途，于是我们苟且着、生活着、抗争着，如荒野间的荧火虫，发出微弱的光亮，寻找存在的价值。在孤灯冷对的幻想中，在苦中作乐的自怜中，在忧伤缠绵的歌声中，用身体的每个细胞去感受大的苦难和大的欢乐，流大滴的汗，喝大口的酒，掉大滴的泪，一旦离开了那片曾抛洒青春的土地，则怨气渐出，怒气渐消，反倒生出眷恋。
然而，此时虽“好语似珠”，但已“妄心如膜”。
便以为，它是一段弯路，也是一次壮游。它谈不上荣耀，也说不上颓落。青春虽无处安放，但生活原本如此，无论你接受还是排斥。从青年史的角度看，风在天际，云涌大潮，太阳在上，先辈在上，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有自己的痛苦与迷茫。记得30年前读北岛的《一切》，除对文字的感动外，对诗的内涵不甚了了，今天再读，觉得只有它，才能为当年画上一个句号：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云烟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摘自《读者文摘》
5月4日，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