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贺龙和张振汉

                                    陈贤庆

     贺龙，大家会很熟悉，是共和国的元帅；而张振汉，知道的人肯定不多。他们两人是什么关系？有些什么故事？文章开始，我还是先从介绍张振汉入手。

     名字取“振汉”，恐怕不少人会想到，“振汉”即“振兴汉族，振兴中华”之意。姓张而取名“振汉”者，恐怕也不止三五人，现代的不说，据我所知，在民国时期，就有两位比较出名的“张振汉”。

    一是福建省莆田人张振汉。求学期间即參与革命，后因參加驱除闽督军，事敗后转往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由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派署驻日留学生监督，旋奉闽省府电邀回国，任莆山县長半年，因军阀专横，政务推动不易，乃辞职转任外交部派駐橫滨总领事馆隨习领事，前後5年。1934年升副领事，调驻台北，時领事為吉林省长春县人郭彝民。1938年1月撤馆，返回外交部亞東司服務。战后來台协助接收工作，担任台北市首任警察局長，1946年转任外交部驻台湾特派员公署祕书代理特派员。后不知所终。

    我要说的，是另一位张振汉。这位张振汉出生于1893年，江苏徐州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历任军职，1935年时，他任国民党剿匪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第四十一师是国民党的一个王牌师，作为师长的张振汉，当然踌躇满志、趾高气扬。然而，也该他倒霉，就在1935年，他就被贺龙的红二、六军团打败，成了俘虏。不过，也因这一败仗，使后来产生了不少故事，其余波还影响到今天，使我也情不自禁要写这篇文章。

    1935年4月中旬，贺龙率领红军开始攻打湖北的龙山县城。城里驻的是陈敬之的军队。龙山县城有3道城墙（即水、木、石城），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红军打了几天，都未攻下。虽从国民党军那里缴来了三门大炮，却不会使用。敌军气焰十分嚣张，高喊“守住城门脚，气死红脑壳（指红军）。”贺龙决定一边围城，以拖住敌人，一边亲自带上一支队伍先去攻打忠堡。

    忠堡是湖北咸丰县城边的一个至高点，正是由国民党王牌师41师中将师长张振汉把守。张振汉是北方人，高个子，大块头，炮兵出身，具有一定作战经验和指挥能力。除了拥有本师兵力外，还管辖新三旅、湖北保安师等。他凭着兵多武器好，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扬言要亲手抓住贺龙。贺龙下决心先收拾他，命部队写了许多巨幅标语，如：“红军钢铁汉，活捉张振汉”、“山高高不过脚板，翻过高山去捉张振汉”等，在残酷的战争中又增添了些游戏的味道。

    6月中旬，战斗打响。贺龙采用声东击西和口袋战术，经过12、13、14三昼夜的激战，第四十一师全师覆灭，张振汉也做了俘虏。张振汉是怎样被活捉的？当年亲手活捉他的战士、90岁的老人刘德金有生动的追忆：

    战士们仿佛如数不清的利箭，直朝那个山脚飞去。张振汉正想逃命时，被我们围住了。我早就听说过张振汉是北方人，炮兵出身，高个子，大块头，眼前这人是军官样子，身着军大衣，腰挎短枪，准是张振汉。我和慈利籍一位姓朱的战士一个箭步冲在最前面，缴了他的短枪，问他是不是张振汉？他说：“不是。”朱顺手在他前额上击了一枪托，他血流满面。问他是什么人？他这才承认是张振汉。我们的连长问他“今天是谁打败了？”张振汉脸色煞白，头上缠着绷带，那又高又胖的身躯，却穿了一件临时换的十分窄小的士兵衣服，绷得衣服上扣子都扣不住，满身的肥肉仿佛要挤出来似的，真叫人好笑。他低声说：“我败了！” 

　　 我们将张振汉押到总指挥部，张振汉一见周围威严的气氛，他一面手足无措地把挤开的扣子使劲扣住，一面失神地站到贺总指挥面前。贺总指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严峻的嘴唇和黑黑的胡子，更增添了他的神威。半晌，才严肃而又诙谐地说：“张司令！你不是要活捉我这个‘贺匪’吗？今天到底谁捉到谁呢？”张振汉一直抵着头，抖抖索索地说：“是…是！贺总指挥官！”在红军战士的欢笑声中，张振汉垂头丧气地被我们押下去了。贺总指挥表扬了我，说我作战勇敢。

     在那国共内战期间，作为败军之将，下场肯定可悲，十有八九会被枪决。然而，红军的主帅不是别人，是国民革命军出身的贺龙。他懂得善待俘虏的最基本礼节。当六军团政委王震押 着张振汉去见贺龙时，贺龙正在吃饭。贺龙请他喝咸菜汤，他从心底里瞧不起这支“土包子”队伍。但事实教育了他：他看到老百姓欢天喜地迎接红军，几天内就有数千人争相报名参加红军，与国民党扩军靠抓壮丁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他还得到红军的种种优待，无论吃、住、行军，他都享有“特别待遇”，配有坐骑，那时，只有军团级红军干部才能骑马(骡)。

    贺龙的这一做法，是“君子风度”，还是另有企图？紧接着，贺龙率部又调过头来攻打龙山，这回，就用得着张振汉了。前面提到，红军在攻打龙山时，缴了三门炮，但不会用。贺龙肯定也是不会用的，但是他应该知道张振汉会用，因他是保定军校炮科出身。作为俘虏，张振汉是迫不得已，还是心甘情愿为红军开炮，这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张振汉见红军指战员都不会打炮，于是，他亲自调整炮位， 向着龙山县城的城门开了两炮。就是这两炮，打开了城门，帮助红军拿下龙山县城。

    张振汉立了功，受到贺龙的夸奖。他既立了功，就不宜枪决他了；那么，张振汉是否应该加入红军，成为红军一名指挥员？然而，各方资料并没有这么说，他的身份仍是红军的俘虏。紧接着，红二方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长征。红军长征绝对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行程，且不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侦察和轰炸这一险峻的环境，单是面临着数不清的穷山恶水，就让人不寒而栗。令我感兴趣的是，贺龙带着张振汉长征；而张振汉愿意跟着红军长征！

    当然，这时的张振汉，已不是四十一师师长的张振汉了，但是，他也不是红军中的一员。他的身份，是否还是红军的高级俘虏？我不得而知。于是，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队列里，有一个身着国民党军服、骑着淡红色大骡子的特殊人物，他就是张振汉。此时的张振汉，他的命运已经和红军指战员联系在一起，他要为红军服务，才能保住红军，从而也保住自己。长征前军团长萧克几次找他，了解敌军兵力部署情况。红军据此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澧沅防线的战略决策。长征队伍来到金沙江畔，总指挥贺龙向张振汉征询大兵团渡江的意见，他提出的伐竹扎排渡江的方案被贺龙采纳，红军大队顺利渡过金沙江。

    在艰苦残酷的长征路上，有多少红军战士或因伤病或因饥饿或因疲惫而掉队，而停止步伐，而丧失生命，而张振汉，这位国民党的将军，这位红军的俘虏，或者说，已经没有多大作用的俘虏，实在不应受到特殊的待遇。然而，张振汉配有坐骑！谁配给他？除了贺龙等红军高级指挥员，还能有谁？红军战士又的确具有铁的纪律，张振汉配有马匹，红军战士也没有异议。还有感人的一事：过雪山时，山路陡峭难行。行至山腰，张振汉突然马失前蹄，落马滚下山去。按理说，在人人已自危的环境下，大家完全可以叹息一声，继续向前迈步；然而，已经筋疲力尽的红军战士，却回到山下，在谷底把跌得奄奄一息的张振汉找到。他鲜血直淌，双腿骨折，红军战士为他急救包扎后，用担架抬着他继续往上爬。抬他的几个战士，艰难前行，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这个情景，在国民党军队中肯定是不可能看到的，张振汉这个铁石心肠的军人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很难想象，双腿骨折的张振汉，如何继续往前走。我看到的资料语焉不详，但可以推测，没有他人的帮助，张振汉是不可能迈得动步子的。还有更感人的一件事：过草地时，粮食比金子还宝贵。看护张振汉的战士，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得来不易的一点干粮或野菜省给张振汉吃。在长征这座大熔炉里，这位国民党纵队司令的灵魂一次次被震撼，使他认识到红军和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红军和共产党，也会时因错误路线而自相残杀，如王明在井冈山，如张国焘在鄂豫皖边区，但是，可以这么说，贺龙的红二军团指战员对张振汉的态度和做法，的确体现了人性的光辉。这也是武器简陋的红军可以战胜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共产党可以战胜国民党的关键所在。

    张振汉能够作为一名战俘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的确很不容易，可能这也是万里长征中仅有的一位吧。到延安后，中共方面妥善安排了张振汉的工作，他把妻子也接到了延安，决定同共产党合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亲自同张振汉谈话，让他回国统区 （不知为什么），但他不愿走，经过反复做工作，他才依依惜别了延安，到达西安。以后，在解放战争中，张振汉为和平解放长沙作了好多工作。

    著名的“忠堡大捷”战役，发生在1935年6月，由贺龙任总指挥，红二、六军团在此一举歼灭国民党四十一师师部、一二一旅和特务营，活捉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忠堡大捷”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是牵制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实现红军万里长征的关键一仗，是红二、六军团湘鄂川黔边斗争史上的光辉战例，写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是湘鄂苏区成立以来对敌人打击较大的一次战斗，是巩固苏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斗，是红军自身向着“铁军”迈进的证明。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想也是仅此而已。当地的人民，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个战场遗址还能有些什么作用。

    八十年代中期，忠堡镇政府觉得，忠堡大捷毕竟值得纪念。于是，在咸丰县忠堡镇镇东的忠堡大捷遗址，该县为缅怀先烈，于1986年建了“忠堡大捷纪念碑”一座，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廖汉生题写了碑名。

    如果没有什么行政命令，又或者人民自发的对革命先烈的景仰之情，即使有了纪念碑，也是如同虚设；不少地方的纪念碑、纪念馆，不是被风吹雨打，在岁月与人为的破坏之中日渐坍毁吗？如果对自己国家自己民族该纪念的事物也无动于衷，那么就真的是愧对先人先烈！幸而，今天，党和政府重提革命传统民族精神，在各地建设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辟一些红色旅游路线，“忠堡大捷”遗址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忠堡镇也成了红色之旅其中的一个景区。近年来，咸丰县内外及周边地区不少游客前来瞻仰“忠堡大捷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咸丰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先后投资800余万元对“忠堡大捷纪念碑”进行了修缮，并建起了烈士陵园，占地近50000平方米，陵园环形路、广场、停车场、阶梯、公厕、绿化带等一应俱全。如今，黄泥棚红二、六军团指挥部旧址及贺龙总指挥用过的器具等也保存完好。州委、州政府还于2005年6月在咸丰举办了“忠堡大捷”70周年纪念活动。我在上文说到的，忠堡大捷的余波影响到今天，这就是明证。

    不仅如此，电影《丛林无边》快要上映了。据说这个故事惊心动魄，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原来这部电影的文学剧本就是《忠堡大捷》！这也是咸丰县委县政府为开发红色旅游，“文化搭台”的举错之一。只不过，电影《丛林无边》的编导者在表现“忠堡大捷”战役时，不是正面表现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剿总四十一师的血与火的硝烟之战，而是从侧面反映战争之前的情报之战，把沙场征战的斗勇转换为丛林深处的斗智。然而这情报之战却是虚构的，这就使叙述故事的角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化实为虚，我没有看过电影，不便评价它的优劣。我只是要说明，因为有“忠堡大捷”，而诞生了一部电影，让现代的年轻人知道有一位红军指挥员叫贺龙，还有一位国民党将军叫张振汉。

    我的文章到此也结束了吧。然而，我觉得还欠缺了些什么。这场战役中的两位主角，他们后来的结局如何？这并不是许多人知道的，大概也是纪念馆和电影不会提及的。

    忠堡战役后，两位主角都在不同的阵营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贺龙后来担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西北军区司令员；建国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等。1955年，他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谁也想不到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位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开国元勋，却被诬陷搞“二月兵变”，要颠覆共和国，抢班夺权云云！贺龙受到残酷的批斗！1967年1月，周恩来派杨德中把贺龙夫妇秘密护送到香山的象鼻子沟一处平房院落，由警卫战士保护起来，并不时派杨德中与他们联系。林彪、江青一伙到处打听贺龙的消息，得知贺龙的下落，又要揪斗贺龙，都遭到周恩来义正词严的回绝。1967年国庆节后，贺龙发烧病倒，周恩来指示即送301医院（高干住的医院），但遭到江青的反对，只好送到267医院。出院后，贺龙仍回到象鼻子沟。林彪一伙将贺龙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加紧从政治上进行迫害。到后来，连周恩来也难以保护他们。贺龙在山沟里又住了一年半，终于在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死时73岁。一代元帅去世时，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而他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当时的报纸上，并无只言片语，以致国人并不知道他们敬爱的贺老总已离开尘世！

    张振汉的下落又如何？关于张振汉离开延安后的情况，现有资料都不详细，只说他在解放战争中，为和平解放长沙作了好多工作。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也说不上。解放后，张振汉历任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一位国民党王牌军的中将师长，经过感化和改造，能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统一而贡献力量，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结局？他的人生结局又如何？我也难以查到有关的具体的信息。只是在某部辞书上看到“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迫害。1967年5月26日逝世。”的记载。然而，这就够了！对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张振汉是受到怎样的迫害的！张振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殃，应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他原是国民党的将军，光是这一条就要命；二，他是被贺龙活捉的，贺龙为什么不枪毙他，还要那么好地优待他，最后还把他放了，不是明摆着要他潜伏下来当特务吗？加上这一条，他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辩护不了解释不了。于是，完全有可能，他被关押审查，被勒令交代与贺龙那段不寻常的关系……于是，近70岁的老人，面对种种无法回答的质问，唯有死路一条。所以，他比挽救他灵魂、给他指出光明大道的兄长贺龙先两年而逝……

    “忠堡大捷”，本来是令人兴奋的事，缅怀红军英勇作战的丰功伟绩就行了，何必提到贺、张的悲剧？不过，我总是想，缅怀革命先烈，不应仅仅是观看一下先辈的遗物，在烈士碑前献个花圈；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先辈的优良行为和作风，是要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30年代，贺龙争取和感化张振汉，是我们党和红军做得非常成功的、值得歌颂的一件事；60年代，无辜冤死贺龙和张振汉，就是让亲者痛仇者快，最令人悲愤的事。再不能让“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旋律了，应该在如何创建“和谐社会”方面多想办法啊！

    写到这里，该说的话也说了，最后，愿忠堡战役的两位主角——贺龙和张振汉，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