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值得我終身難忘的人  

                                      郑达  

     02年回大陸探親。姐姐平靜地對我說﹕“李老師前段時候去世了。“說後我们兩人相對默然，一陣惆悵涌上了我的心頭。

      李老師名叫李子豐。巧得很﹐我們三姐弟先后在東川路小學读书，畢業那年她都是我们的班主任。我們家的人當然是很熟悉她的﹐相信她也不會那么容易忘記我們﹐必竟這種情況不是經常遇到。

      記得58年的時候﹐學校教師经常要参与政治運動。學生們經常不用上學﹐用小組活動代替﹐幾個住在附近的同學到其中一個的家中﹐完成指定的作業。那時候， 我們特好打足球﹐經常聯絡其它小組同學一起﹐就在大街小巷打起球來。開始是做 完功課才開賽﹐發展下來變成打完球再做作業﹐後果如何不言而喻。當李老師知道 以後﹐她沒有責怪我們﹐反而為我們組織起足球隊﹐定好了時間表﹐還印了球衣﹐ 學習訓練两不誤。我們的戰書從白雲路小學﹑中山二路小學一直下到保安街小學﹑ 梅花村小學。球也一直打到均益球場去了。當時那高興﹑驕傲的勁﹐就別提了。

       正在我們對李老師言聽計從的時候﹐一個晴天霹靂就在我們头顶响起！

        一天﹐一個同學神秘地告訴我﹕李老師原來是個歷史反革命﹐她曾經是國民黨三青團的中隊長﹐1946年曾經到南京受訓﹗你不信可以到東區建築工人俱樂部看看。

        李老師嚴肅而慈祥的臉孔﹐矮小的個體﹐橫看豎看左看右看﹐總與反革命聯係不起來。我和幾個要好的同學決定偷偷進去俱樂部看個究竟。當時的我多麼希望那消息是假的。

        俱樂部裡正舉辦東區小學教師階級敵人的什麼展覽會﹐門口有人把守。 我們扒開外面圍牆的竹籬笆﹐從那個小洞中鑽了進去﹐以最快的速度﹐去到那個同 學介紹的大字報面前﹐果然如這同學所說。記得﹐我還從頭到尾地仔細看了两次才罷休。大字報的頂端還畫了一個猙獰的女子﹐手裡拿着皮鞭﹐穿着馬褲﹐腳踏高筒皮靴﹐一副趾高氣昂﹐不可一世的樣子。當時給我的驚栗有多大﹐很難用筆墨來形 容﹐以至我一下子還回不過神來。

        那天晚飯後﹐我帶着萬分的疑惑和不解﹐把所看到的告訴了母親。記得母親沉思了片刻之後，說﹕“她當年可能還是個熱血青年呢。”我問母親﹕“她如 果是反革命﹐為什么還讓她來教我們呢﹖”母親說﹕“這可能是歷史的事﹐她自 己已經主動交代了。”我再問﹕“既然已經交代了﹐那為什麼還翻人家的舊賬呢﹖”

    當時十一二歲的我﹐問了一大堆大人也不好答的問題。我沒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但我隱隱地感覺到，在大人的世界裡﹐“坦白”並非“從寬”的。

      那個年代很講“尊師重道”﹐為了表示一點心意﹐學校讓我們搞些活動。 我們決定為老師打掃清淨。我的小組負責李老師家。當我們來到東較場當時的省體 委宿舍大院後 什麼通津的貧民小巷時﹐我被李老師家的赤貧所震住了﹐那個廳只有一張破桌﹐三 條“轎”凳﹐外加一張炕床﹐睡房也是空空無物。她有三個兒女﹐大兒子叫卓許﹐ 竟然同我同級而不知﹐還是少先隊小隊長呢；二兒子叫卓翼﹐低我三年﹐也是同校，是個中隊委；最可愛的是那個還沒有讀書的小女兒﹐還在母親的腿邊兜來轉去撒嬌 呢。聽女生說﹐老師的丈夫也是個歷史反革命﹐被送去青海勞改了。我始終對老師的一家寄予無限的同情。

      文化革命時她受到的衝擊不難想象﹐之後進了東山區教育局的牛棚﹐ 據說後來去了專關“牛鬼蛇神”的造磚廠。廣東很多的勞改場都是造磚的﹐勞動強度可以想象﹐五十多歲的老師如何抵受着煎熬﹗可是她還沒有判勞改呀。她不过就是年輕 時參加過三青团而已。為什么老師的人生之道是這樣的崎嶇﹖為什么與那些被共和國宣佈為戰犯的人﹑那些手裡霑染了共產黨人鮮血的特務頭子都可以“一笑泯恩仇”﹐而我的老師就要終身背着那個十字架，几乎要以命相抵？！多麼的不公平啊﹗

       每次回國﹐與姐姐聊天﹐常有講起她們小學﹑中學或大學同學的聚會﹐ 若是小學聚會她們總會叫李老師一起﹐姐姐總會把看到的情況告訴我。我矚她有機會代我轉告對老師的問候。姐姐說﹐她做過了﹔我再問﹐李老師還記得起我這個學生嗎﹖姐姐說﹐記得吧﹐她每次聚會﹐總是與幾個老人安靜地坐在遠遠的角落﹐看着她的學生們﹐凝視着﹐微笑着。我多麼地希望﹐我的老師能永远生活在微笑中﹐受創傷的心靈能夠得到些微的慰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