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次触及灵魂

                                    郑达

       文革时代经常讲“触及灵魂”，见惯不怪。但对於我第一次被触及是在十三岁1961年的时候，某些片段至今记忆尤新。回头再看，觉得可笑。写出来可能有“温故而知新”的作用。

       60年考上广雅时，中国大地已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瓜菜代”已经开始。我至今不喜欢吃通菜的习惯就是那时代留下的烙印。我女儿特别喜欢吃通菜，多伦多这里的通菜价钱也特贵，特别是那种水通菜。

       那时候，我们还小，并没有留意到中苏交恶，也不晓得“大锅饭”后遗症接踵而来，我们还生活在父母的卵翼下。

       61年开始感觉到校会多了起来，我们的班主任方修壮在班会上的讲话也变得长和多，特别是星期六搞完了清洁之后，他还要讲多一个小时，每次都接近五点钟了，才让回家。看到窗外其它班的同学都走光了(新一的课室在男生宿舍区)，他还在没完没了的，我们就象是热锅上的蚂蚁，讨厌极了。

       那时代每人的大米是有定量的，我一个月是21斤，在家里可以拉上补下，并不觉得困难，但迁到学校以后，问题就显得捉襟见肘。21斤除以30天等於7两，而7两分为三餐，早餐白粥炒粉规定二两，剩下每餐只好三两，对於正开始发育的我们来说，真有“杯水车薪”之慨，何况那时候没有零食，什么都限量供应，肚里没有油水，人特别容易饿。记得每周放舍前，每人必须到班的总务委员处取回自己的那份粮票带回家去。当时乙班的总务是周声权。

       运动不知不觉的来了，王真是校党支部书记，在全校的大会上讲中苏分歧，苏修如何卡压中国，我们如何勒紧裤头还债。方修壮在班会和星期六的下午也大讲这方面的内容，而且结合到班里的一切活动来发挥，跟着便是分组讨论，每人都要结合自己检讨争当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表现，做好记录。后来更厌有人不发言，再把一组的人劈成两半，大有人人过关之势。对於这些我通常都表现迟钝而滞后，要结合自己来发言更显得尴尬，无所适从。

       再发展下来，形势急转，方修壮引导我们“自觉”减口粮，用实际行动支持反修防修。他先召集了班干部开了专门的动员会，反应不热烈，再改变了策略，召集了革干子弟开动员会，人人要表态，个个要过关。那时候13岁的我不知如何是好，一餐三两的蒸饭已经不够吃了，还能减多少？！真难啊。(那时真是分三两的米放到你的口盅去蒸的，无得马虎。)同学中的定量每人是不同的，男生大概21至24斤，女的大概18至22斤吧。思前想后我才报减半斤，我知道一些男同学也是减一斤，这当然离方老师的愿望很远。接着又是开会动员，又再班干革干开会，又再小组人人表态，这一次的小组会我刚好坐在黑板旁边，发言之前我把我决定减一斤的念头写在黑板上，让我的朋友知道，正在我写的时候被偷偷站在窗外的方修壮看见了，他马上走进课室门口，怒目，盯住我。吓得我呀，真是元神都出了窍。他看着我足三分钟才转过头去，这三分钟对於当时的我来说尤如三个小时，而我尤如是个小偷，被警察抓个正着，无地自容。那次小组会上我决定减2斤。

      自然而然地，那星期的班会和以后的总结中，方修壮都没有放过我，只是没有点名罢了。最后结果是没有人减一两口粮，反而每个人都加了，老师说是党对我们接班人的爱护和关怀。我也从21斤加到27斤。至今我仍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我们“欲纵先擒”的？值得一写的是：那年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她的名字叫曾克南，父亲正在此年荣登广州市长。她人长得高大，面目佼秀。口粮多少，不记得了。但她做了个惊人的举动，决定把自己的每月口粮减到15斤，引起我们这些落后分子背后的哗然。因为15斤除以30天等於半斤，即五两，除去法定的二两早餐后，午晚餐只剩下一两半了。自然而然地，在总结中她就成为正面的榜样。我当时就想过：15斤如何食呀，一定是她从市长父亲处“洞悉先河”。可能我是小人之心吧。她读了一年，读不下去，听说转到二中去了。

      那时候的寄宿是很希望回家的，因为回家就可以吃饱些，而家中又何来额外的粮食呢？我记得母亲和祖母病了，得的是水肿病，手指一按脚眼就一个洞。医病的药是麦麸制成的饼。当我知道这以后心中的那种内疚，无法形容，我也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时至今天，我仍认为人生最痛的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