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陈贤庆

  “危”字在古汉语中，除了“危险”，还有“高”“直”等义。“危言”，颜师古解释：“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曰危言。”
    1921年6月15日，发行于上海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讣告：“清授荣禄大夫、原任广西左江道郑公陶斋，于夏历五月初九日寅时寿终。”讣告中所提到的“郑公陶斋”，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洋务实业家、维新思想家郑观应。

87年前的6月14日，这位从广东香山县走出去而最终成为影响中国的人物，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内寂寞地离开人世。郑观应的经历很曲折，很丰富，本文就不作全面介绍，但是，必须要提到的，则是他给历史留下的那部饱含忧国忧民思想的著作《盛世危言》。

1842年7月24日，郑观应出生于三乡镇雍陌村。少年时在家乡随父亲学习。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渐渐成为上海滩的名人。他是工商巨子，一方面也不停思考中国的命运。他先后写出了《救世揭要》和《易言》。中法战争之后，他在《易言》基础上完成5卷本《盛世危言》，于1894年出版。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又两次增改，最后形成8卷本30多万字的《盛世危言》。在书中他提出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并首次提出“兵战”不如“商战”的观点。　

郑观应数十年任职于洋行、参与洋务运动和创办经营近代企业，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有深刻的认识。从《救世揭要》到《易言》，他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之道战胜列强，被誉为“救世之良药”。
　　《盛世危言》刊出后，人们更是竞相传阅，以至重印20余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对后来康有为领导的“戊戍变法”起到了先导的作用，对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也起到启蒙和激励作用。　
　　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西省北部采访，毛泽东回忆起他的青少年时代时说：“《盛世危言》在我脑子里鼓舞起恢复我的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我在田地上的工作。自然我父亲反对我这件事。关于这件事我们常常口角，最后我从家里跑开了。”美国著名的学者R·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也说：“一本倡导改良呼吁技术进步的书——《盛世危言》，使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国必须借鉴西方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他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的考虑：为了中国的命运，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百年之后，当我们重读《盛世危言》时，还可以得出许多的感悟和启发。当前，我们亦欣逢盛世，但并非时时处处都是“歌舞升平”，人口压力、民族冲突、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经济转型、贫富差距，尤其是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问题，时刻在困扰着我们，不忌讳“危言”，多听“危言”，做到居安思危，才能使盛世持续。百年前郑观应所提出的改良政治、借鉴西方，正是我们今天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此外，在世界政局相对稳定的当今，“兵战”的危险虽依然存在，但是，“商战”则显得尤为重要，商战的胜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三乡镇雍陌村的郑观应故居犹在，这位近代改良思想家的铜像坐落在三乡文化广场上，他正以殷切的目光，注视着家乡的人民，如何创造盛世，维持盛世……

（此文刊登于2008年8月16日《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