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郑氏未传扬

陈贤庆

在中国近代，香山产生了不少郑姓名人，何以有这么多郑姓名人，他们是否属于同一家族，笔者虽感兴趣但未曾作考究。据笔者所知的郑姓名人即有郑藻如（清末外交家）、郑观应（实业家、改良思想家）、郑彼岸（报业家、学者）、郑贯一（报业家）、郑志声（音乐家）、郑景康（摄影家）、郑水心（报业家、诗词家）、郑君里（电影艺术家）、郑淡然（画家）、郑永慧（文学翻译家）等。

笔者是中山市第二中学教师，兼任语文科组长，也兼职于市教研室高中语文中心教研组。某日，中心组六位成员参与一个活动，在中午吃饭闲谈时，因座中有一位中山籍的女教师也姓郑，我提起这一感兴趣的话题，不料，那位女教师，即杨仙逸中学的郑凝芝老师说：“还有一些姓郑的名人你不知道呢。”

郑老师是杨仙逸中学的语文科组长，中山教育名师，五十来岁，为中山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顺着我的话题，郑老师随意谈到了自己的父辈、祖辈……令我感兴趣甚至惊讶的是，郑老师的父亲，是参加过解放前夕香港“两航起义”的成员，又是新中国第一批飞机制造工程师，曾任太原的太行仪表厂经济师及总调度。继而，郑老师又提到，她的一位伯父，是省政协委员、省设计院总工程师；一位伯父，是桥梁工程师；一位伯父，是通讯工程师；而她的堂祖父郑道实，曾任香山县县长、省文史馆馆长……

这些随意说出的话，让对民国史甚感兴趣、并忝列市作家协会和市孙中山研究会的我兴奋不已，我问：“能否借些他们的资料我看看？”不料，郑老师说：“他们没有留下什么资料。”我再问：“《中山文史》等没有作些介绍吗？”郑老师说：“郑道实的会有，其他都算小人物，应该没有吧。”我说：“参加过香港两航起义的人，不算小人物了吧？”我再问：“有关部门没有想到要抢救一些宝贵的史料吗？”郑老师答：“我父亲写过一篇回忆录，送给市文史馆，可能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史料，束之高阁了吧。”我心有不甘，再问：“那你们作为后人的，没有想到要为他们写点什么？”郑老师叹息道：“都是过去的事了，没这个必要吧。再说，我们也了解得不多。”这个回答，当然令我感到失望，但也觉得她似有隐衷。

两天后，郑凝芝老师的唐兄、市教研室的郑一凡老师到我校指导工作。郑一凡老师就是郑道实之孙子，年近六十，是我市的地理教研员，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同样为我市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他又是一位公认的勤奋的学者，是中山藏书10万册的藏书家。找到一个机会，我和他说起那事。我说：“你是大手笔，你们的家族史很丰富，应该写写呀！”不料，郑老师说：“过去的事了，没什么价值的……”这个回答，同样令我感到失望，依然觉得他亦有隐衷。

郑氏家族的多位成员，都是从事工程技术的，他们会不会是当年“科技救国”的一批精英？这事，搁在我心上，老想了解多一些。于是，某天晚上，我给郑凝芝老师打电话，问清楚了她的那几位前辈的名字，然后，我在互联网的Google搜索系统中去寻找他们的信息，结果，除了郑道实可以查到一些资料外，后一辈的郑天倪、郑祖梁、郑祖明、郑……等没有找到有关他们的内容。

有关郑道实，我了解到如下一些信息：

郑道实，香山人，早年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郑彼岸、刘思复等人。早在1903年，具有民族革命意识的郑彼岸、刘思复等创办香山阅报社，1905年刘思复、林君复、郑彼岸在东京参加同盟会后，1906年郑彼岸与郑道实等相继回国。1908年，郑道实加入同盟会。同年，他参与在石岐创办《香山旬报》，鼓吹民族革命思想。《香山旬报》创刊于1908年9月16日，是中山市最早的报纸，也是广东最早的县级报纸。初创时为旬刊，用白报纸印刷，32开本，每册六七十页，在石岐镇印刷出版。创办人兼编辑人是郑彼岸，督印人肖硕璜，先后担任主编的有李磷庵、李锐进、黄冷观、郑道实等。自1911年2月7日第84期起改为周刊，更名为《香山循报》。1911年11月香山光复后又改为日刊，更名为《香山新报》，不久又更名为《香山日报》。

郑道实还是个世界语的倡导者。1913年，郑道实邀请黄尊生（Wong Kemm）到香山县城开班讲授世界语，最初在右岐南门共和巷2号郑道实府上，后迁东门水楼师复之书房，学员约二三十人，皆为香山县城教育界之名流，为中山最早的世界语班。

近代香山政界名人杨子毅(1878～1953年)，1912年，公费送往德国留学，就读于"布列士劳"大学读政治经济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离校回国，经同学郑道实介绍，认识伍廷芳，被推荐在外交部任秘书。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任财政部秘书长，曾被委任代理财政部长。1926年曾任中山大学代校长，1927年任番禺县县长。与此同时，即1926年，郑道实也出任中山县县长。

1925年，为纪念逝去的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广州国民政府将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于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委员胡汉民、戴傅贤等提请中央核准改中山县为全国模范县，实施训政，得到国民政府第19次国务会议通过。当时由县人唐绍仪、孙科、李禄超、钟荣光、马应彪、蔡昌、郑道实等九人为训政实施委员会委员，唐绍仪为主席。县政府分设财政、教育、公安、土地、建设五局。所谓模范县，就是全国 1700余个县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模范标本，其性质是等同我们今天搞改革开放的特区，以其经济的模式辐射全国。郑道实为创建“模范县”作出过贡献。

郑道实还有一桩使一把香山古琴回归的美谈。据香山县志载：“沧海龙吟琴，为郑东岩之六世孙郑鼎训藏，琴为陈白沙旧物，刻有草书‘沧海龙吟’四大字，书法飞舞苍劲，刻有‘石斋’两字方印。该琴通体蛇腹断，漆金光泽，音韵铿锵，盖灵山张远山锡封所遗也。”但沧海龙吟琴几转易主，至民国时已为顺德晚闻堂主人马复所得。日本投降后，香山人郑道实通过马夫人黄氏动员夫君于1940年上半年无条件赠回至香山，珍藏于香山县文献委员会（后该古琴下落不明）。

在抗战期间，郑道实也积极参与保乡卫国。1937年，中山县商会奉县府令，第二次筹组武装商团。此时抗日军兴，人心杌陧，兵寡机窳。经筹措一载，县长杨子毅于1938年饬令商会整编“石岐民团”，任务是防火、防盗、防空袭。同年张惠长接掌县政，下柬商会，令商团改为“义勇壮丁大队”，委任商会常务委员李鸿标为大队长，李德联、黄金藻、徐彦斌、刘敏德为大队副。概由商会会中企业出丁输财，共组团丁800余名，枪1000多枝，子弹由前县长郑道实从香港潜运入境接济。军训后，并入地方部队；被调派前线，在张惠长带领下，先后在大王头、西礼……诸要隘抗敌满载。据《建中日报》1947年9月4日报载，抗战期间，义勇壮丁大队曾参加战斗，“大小数十役，战绩伟烈，邑民誉道并绋哀阵亡者”。然而商会会员充任的团丁，战斗力不及正规军，也因日本侵略军凶残，终不能坚持战斗，继任大队长徐彦斌奉令撤转。

抗战胜利后，郑道实致力于香山的重建工作，如酬款修建中山纪念图书馆。如今，赓建图书馆三楼碑记仍镶嵌在中山纪念图书馆三楼墙上。此碑刻于1947年，用麻石阴刻楷书而成，长138厘米，宽77厘米。每字3厘米，碑文照录：
赓建图书馆三楼碑记
民国二十四年县长杨公子毅创建中山图书馆于西山三楼未竣工而国难逻作未几敌寇侵入馆址被占三十四年九月寇降县土光复越八月县长张公惠长规复图书馆任李君鸿标为馆长维时图籍尽佚器具荡然窗户破损污秽委积李君既受命运回畴昔杨公购存香港商务中华等书局之典籍都二万余册器具无钜细均由县人捐集经营屡月而规模略具矣但终以三楼未竣之故风雨侵蚀渗漏日甚影响及于下层岌岌不可终日李君乃倡议赓建三楼县中热心文化者咸乐输将经始于三十六年五月完工于同年十月于是图书馆之建筑遂告完成可见得群众信仰而能策动群力者建设之需必不虞匮缺乏兹楼特其小焉耳建筑费除由崇义祠先后拨助谷粒陆万壹仟斤外凡捐谷三千斤或款二百万以上者于例得书于石……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　郑道实谨记　李炳垣敬书

郑道实在解放前夕，也作出了积极的作用。中山县委为了做好中山解放前的各项工作，于1949年8月派干部吕华到石岐，驻中山图书馆，与郑彼岸、郑沦晖、郑道实、陈思危等开明士绅、工商界人士共商如何保护石岐、维护治安、恢复生产、迎接解放军等工作。10月初，石岐地方党组织召集民盟中山县支部盟员和国民党中山县政府机关部分职员，学习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动员他们保护机关档案、公产，迎接解放。由于有了郑道实等开明士绅等的协助，使得解放军顺利进入石歧。

解放后，50年代，郑道实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长。

以上便是我从互联网上了解到的郑道实的零星的事迹，概括综合而写成，显然是不够详尽的。从网上可以查到，《中山文史资料》1985年总第五、六期有“亚倪”写的《缅怀家父郑道实》一文，但光有目录，内容却“无法显示”。再查《中山文化信息网》，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类人物，都查不到郑道实其人。手头上有一部《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内中也无收入郑道实。郑道实如此，有关他的子侄的情况，则更是搜索不到了。这种情况，让我深感遗憾。

本来，搜索不到也就罢了，毕竟，有许多的“名人”都湮没在历史的烟雾之中，你能可惜得多少？！不料， 2004年2月28日《羊城晚报》的“花地”有一篇丘树宏所写的文章，题目是《广东，离文化大省有多远》。文中的第五节，小标题是《百年香山人文启示》。读罢，我又深有感触，禁不住节录如下：

说到建设“文化大省”，不能不讲到香山（即今中山市与珠海市）。笔者是香山人，当然偏爱香山。

但这里讲香山，并不仅仅是因为笔者的偏爱，关键是她有着近一百多年以来所形成的重要而独特的人文历史。在这百年史中，香山这块土地上曾经涌现了一大批知名人物：世纪伟人孙中山，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第一所出国留学生预备学校的创办者容闳，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共早期领导人、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华南地区第一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匏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林伟民，著名的思想家、实业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中国驻夏威夷王国第一任商董、领事陈芳，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中国近代著名买办、实业家唐廷枢、徐润、马应彪、郭氏兄弟、蔡昌等，著名诗人、文学家苏曼殊，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著名的版画家古元，蜚声中外的粤剧编剧家唐涤生……这一串灿烂群星般的人物，在历史上对于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教育、体育、文学、艺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贡献是极其巨大的，其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怪不得人们说，中国的近代史始于广东，广东的近代史始于香山。

……

香山这特殊而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当然不仅仅属于中山、珠海本身，她还属于广东省，也属于整个中国，甚至可以说属于全世界。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资源，在广东也还是鲜为人知，更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应用。如何尽快地挖掘、开发、经营和利用香山百年人文历史资源，应该成为建设“文化大省”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她既代表了广东文化的历史亮点，更代表了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本质要求。甚至，我们还可以说，百年香山人文历史，其本质内容还代表了全人类的现代的文化追求与趋向。所以，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今天，开发和利用香山的人文历史资源，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香山人文”应该成为广东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

丘树宏先生的文章虽着眼于广东全省，但他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百年香山人文历史”，认为“百年香山人文”应该成为广东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而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资源并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中山的人文历史，的确丰富，光是中山产生的著名人士，就值得自豪，除了丘先生在文中提到的，还可以举出多人，如“为共和革命牺牲第一人”的陆皓东，改良主义者郑藻如，同盟会员、世界语学者刘师复，“中国空军之父”杨仙逸，空军司令张惠长，海军司令程璧光，行政院长孙科，行政院副院长兼著名学者王云五，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共产党著名革命烈士杨殷；此外，还有文史学家郑彼岸，教育家钟荣光，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电影艺术家郑君里、阮玲玉，广东音乐作曲家吕文成，美术家方人定，电影艺术家和魔术家张慧冲，摄影家郑景康，舞蹈家裕容龄，诗人阮章竞，华侨巨富程利，渔业家陈同白，钟表商杨志云，地产商郭德胜，商业家郭棣活……

数十年，中山的文史工作者在挖掘、保存和发扬香山人文历史资料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产生了许多有目共睹的成果。但是，无庸讳言，面对“百年香山人文”丰富的史料，上述的努力还是有遗珠之憾的，郑氏家族还有多位值得研究的成员仍鲜为人知，我以为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是否也应该把这一题材加以挖掘，从中提炼出一些宝贵的经验或教训？

听说郑凝芝老师的父亲郑祖明老先生仍健在，我可否找个时间上门拜访，从中挖掘、抢救到一些或许有用的史料？……这事并非不可能，郑老师在饭席间说，他父亲正在深圳小住，3月20日会回到中山，届时，她约一个合适的时间，让我去采访他，所以，我期待着那一时刻。

3月19日，市教研室语文中心组的成员应东升中学的邀请，到该校听课和指导工作。我又见到了郑老师，她说：“我父亲回来了，不过，他进医院了。”“什么病？”我焦急地问。“他胸口检查出有个肿瘤，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在东升镇吃了午饭后，郑老师急着回去了。

3月22日上午，是高三“一模”语文考试；下午，我和其他几位骨干教师先集中在市教研室，研究次日改卷的安排和标准等，不见本应出现的郑老师。

3月23日，全市高三级语文教师集中在市教研室改卷，郑老师也没有到来。听仙逸中学的甘老师说，郑老先生前两晚做了手术，情况还算好。

3月24日，我们仍到市教研室改卷。一见到甘老师，不料，她即报告我一个噩耗：“郑老师的父亲昨晚去了！”

我无言以对！人总是要死的，尤其是老人家，但说去就去，也未免太残忍了点！我不仅已无法实现对郑老先生的采访，甚至连他的容貌也未能一睹，实在令我伤感。

当天，我给郑老师打了一个慰问的电话，郑老师也感慨地说：“唉，老人家，说去就去了……”

是的，78岁的老人家，说去就去，有些史料，可能就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永远消失！这事，更应让我们意识到，趁那些经历丰富的老人仍健在时，真的应该抢救更多的史料，否则，我们将失去一个又一个无法挽回的机会，建设文化强市、文化大省就会大打折扣！

（此文刊登于《文化中山》第三期，04年11月）

(郑凝芝老师几经周折，找到了父亲郑祖明的一篇回忆录，今附录于此，以纪念不久前去世的郑老先生。）

香港两航起义实录片段

香港两航起义人员——郑祖明

今天是“香港两航起义”五十五周年纪念日。回想起当年的起义，就象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历历在目。下面就我亲身参加的鲜为人知的“香港两航起义”做个介绍。

（一）历史背景

两航是指旧中国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中航是中美合资企业，中方占51%，美方占49%，总经理由中方担任。其他重要部门由美方主管。双方的工资待遇差别极大。美方人员的工资支付美金，中方人员支付国民党的纸币。工资的底薪差距亦很大。为此中方曾在上海站发动罢工抗议。最后以失败告终，重要的领导人和骨干都被列在危险分子的名单之中（笔者也是其中一个）。央航是由国民党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掌管的，规模较中航小一点，由中国人掌权，航线不多，并无国外航线。

两航飞机的维修，规定在美国公司购买零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垫片，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得进口，这笔费用美国得益最大，飞机油料也全是美国供应。

两航使用的飞机是以e—46 e—47 dc—3为主，后来中航又增加了4架4发动的空中霸王，央航又增加了“干维亚”机2架，还购买了美军剩余物资c—46多架，以上海为主要基地。1948年前全部迁往香港。

两航人员约3000人(其中中航人员稍多)绝大部分是维修机械员，执行三级检验制。修理飞机时，经手的机械员，检验员，单位领导层层签字以示负责，确保飞行安全。两航经营国内及少数国外航线，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民航，也曾经有过什么大华航空公司等，但最后都被挤垮。两航是国民党的空中运输系统，有内部简陋的货机c—47，c—46上面装有供客用的三位一张的帆布椅；有载客用机dc—3，可载27人，所用的发动机是双蜂式双层汽缸发动机，分18缸及14缸两种，维修飞机的95%以上是中国人。两航在1946年10月之前的飞行记录很好，空难很少，但在1946年12月25日，由于美籍机长不听指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空难，震惊了整个航空界。46年12月25日下午，上海大雾，马路上的能见度只有三公尺，汽车不敢行使，当时上海站已通知全国各站不得飞来上海，但有一美籍机长认为自己的技术有把握在大雾中降落，不顾禁令由武汉起飞到上海，其他各地的飞机也跟随飞来上海，以至造成当日下午三个小时内15架飞机坠毁，200多人死伤的惨剧。后查明是美籍机长的妻子到上海过圣诞节，才促使这个美国人冒险的。

两航招收工作人员，有它独特的一面，它需要确实能承担任务的人员，避免了不少人事方面的麻烦。一般的投考人员在填好表格后，在上海的江西路办公室等候，然后突然来一辆卡车，把应考人员直接拉到机场应试，考方不知应考者姓名，考完后再把应考人员送返办公室等候考试结果，当然也有个别官僚子弟挂个名，根本不参加考试。

就旧中国的其他行业人员的工资来比较，当时两航人员的工资算是优厚的，也经常发放一些补贴，以应付国民党反动政府领导的彷徨不堪的社会的动荡局面，也借以笼络两航人心。但每当发工资时，机场门口都人头踊踊，大批的家属在等候，职工拿到纸袋装的工资，快速送到门外，原因国民党的纸币每时每刻都在贬值，拿到工资后要立刻去买，才可多买点日用品。生活的彷徨可想而知。

（二）组织起义，反对将两航迁往台湾

1948年底两航的设备、材料人员全部迁往香港。两航公司迁到香港后，国民党反动派就着手做将两航迁往台湾的准备。香港的两航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读书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说明祖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出路，在地下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当时形式很复杂，国民党也在做这项工作，动员两航职工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未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港英政府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所以，组织起义的工作更加困难。

两航起义富有戏剧性。起义给人的印象，一般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或双方谈判得出的结果，多数是在枪口的威逼下进行的。而两航起义却完全是自发的，完全由自己决定是回到新中国还是飞去台湾。当时在香港的干诺道，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两航办事处，只相隔十几个铺位，只要你走进其中的一家，去签个名，就决定了你的去向。所以双方都在争取那些思想摇摆不定的两航职工，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去菲律宾或去美国。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志做了最大的努力，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又要用最合适的语言去说服那些可能回到新中国的人员。当时的宣传核心是：不去台湾，祖国有光明的前途！中国人站起来了，不再是低声下气的二等公民了！

参加革命，决心回到新中国去的人员都在渴望着宣告起义的那一天的到来。

（三）起义，飞向光明！

当时知道起义确切时间的人员为数不多，而且处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我们既要不断的做争取工作，又不能过分的暴露，警惕着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听从并完成中共地下党交给的指令。否则就会破坏整个起义工作。同时，参加起义的骨干机械员们，反复多次对飞机进行检查，确保飞行的安全。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黎明，机场的发动机轰隆声大作。准备飞返祖国的14架飞机开始启动。原规定每架飞机要有正驾驶、副驾驶、电报员三人，但为了多一些飞机返回祖国，在驾驶员不足的情况下，有的飞机只有驾驶员，有的飞机只有一个副驾驶，冒着很大的风险飞回祖国。

我们选择的起飞时间是上午7点之前。因为当时启德机场控制塔的上班时间是上午8点，英国还有许多喷火式战斗机在机场，估计他们的飞行员尚未起床，不会对我们有什么阻碍行动，国民党的战斗机恐怕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大概不会截击我们，如果塔台发觉，就说是飞往台湾有紧急任务。还有个有利条件是从跑道起飞越过一个山头，约十分钟的航程，便是祖国的领空。

上午7点不到，我们的飞机已滑行到跑道尾，并一架接一架起飞，安全飞向祖国指定的各地着陆。香港基地的组织领导在飞机起飞并到达指定地点之后，立即向全世界宣布：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香港两航起义成功，并电告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立刻向香港基地发回贺电，起义人员欢欣鼓舞。香港两航起义的成功当时震惊了全世界。

起义的影响很大，连我们身边的香港警察都在靠拢我们。香港警局以保护我们为名，派了不少警察站岗值班，从和我们的接触中到看我们的上下级关系融洽，又看到我们的人员个个干劲十足，事实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由怀疑到点头，香港警局为防止他们的警察赤化，把派往机场的警察由每三个月更班1—2次改为每星期更班一次了。

当起义的飞机飞回到祖国大陆之后，在港的两航起义人员先控制了机场，然后很客气地请美籍人员离开机场办公室，再请不参加起义的人员离开工作地点。整个过程没有发生武力冲突。我们控制的机场有飞机43架，有飞行仓库中的材料和零件。美国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开始和我们打官司争夺两航物资，所以护产、抢运工作任务艰巨。从1950年开始两航起义人员大量复员，在一两个月内由九龙经罗湖返回祖国，另一小部分人员留下来承担纠察护产工作。（笔者是留任纠察护产的人员之一。）从此，两航人员在启德机场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因为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点，我们体会极其深刻。

(四)起义后的护产、抢运工作

起义留下的物资包括航空所用的器材和不能飞回去的飞机上的部件。由于留下来的起义的工作人员不多，加之管理的范围很大，为了保证留下的财产不受损失和破坏，我们请了六十个香港摩托工会的失业工人负责纠察工作，四人一组由起义职工领导管理。当时国民党特务活动也挺厉害，主要在晚12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所以这段时间警惕性要很高，一接到报告，就要立刻开车赶往有情况的地点。为防万一身上也装上一把螺丝刀。

在九龙的比利船厂是我们的装箱待运的重要地点。为了避免港英警方的注意，到装箱工场的同志穿着西装来，进到里面才换上工作服大干特干起来。比利船厂有一座楼，它的三层上望风正好，遇到港英警方突击检查来时，便通知大家紧急疏散。装完箱再利用港英警员吃饭或有意引开他们的时间，马上偷运出厂，当时有一位50多岁的老司机，非常善于抓时机，运出很多车物资，工作的极出色，大家都很佩服他。负责租船的同志将物资装船运往天津等地，这些航空器材、工具、设备和部分的飞机部件在起义后的几个月内全部运回祖国，让新中国的机场正常运作起来。

香港两航起义人员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者，他们开回了飞机，带回了技术，新中国的一个又一个的新机场，都有两航起义人员的汗水，以翻修航空发动机及维修飞机为主的两航技术人员，为祖国航空发展的需要，在山西太原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仪表厂，并用40天时间，用日军遗留下来的旧马房改造成车间，并试装出中国第一只合格的航空仪表空速管；不久就能生产出较复杂的磁罗盘自动驾驶仪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新中国承担起培养航空人才的任务，有派往大学航空系任教的，有为子工厂培训并输送工程技术人员的，也有被派往国外学习的。到一九八六年左右，原两航在厂的1500人，只剩下32人，其他人员都支援到全国各地的分厂或学校去工作了。

文化大革命，两航起义人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他们对自己参加的香港两航起义仍然感到十分光荣，并无怨无悔，因为他们的心中对自己亲爱的祖国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笔者简介

郑祖明（曾用名：郑年）：广东中山人，1926年2月26日出生，2004年3月23去世。享年78岁。历任旧中国航空公司飞机机械员，太原航空仪表厂总调度员、总调度室主任，深圳保安电器厂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