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祖明：参加过“香港两航起义”的中山人

       陈贤庆

58年前，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香港两航起义”。其时，有一位中山籍的青年人，也参加了这场起义，他就是郑祖明先生。

       有关两航

两航是指旧中国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中航是中美合资企业，中方占51%，美方占49%，总经理由中方担任。其他重要部门由美方主管。双方的工资待遇差别极大。美方人员的工资支付美金，中方人员支付国民党的纸币。工资的底薪差距亦很大。央航是由国民党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掌管的，规模较中航小一点，由中国人掌权，航线不多，并无国外航线。

两航原来以上海为基地。两航使用的飞机是以e—46、 e—47、 dc—3为主，后来中航又增加了4架4发动的空中霸王，央航又增加了“干维亚”机2架，还购买了美军剩余物资c—46多架。两航飞机的维修，规定在美国公司购买零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垫片，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得进口，这笔费用美国得益最大，飞机油料也全是美国供应。两航人员约3000人(其中中航人员稍多)绝大部分是维修机械员，郑祖明是中山石岐人，1926年生，其伯父就是同盟会员、曾任香山县县长的郑道实。其父兄也是一批胸怀“科技救国”理想的精英。1949年时，23岁的郑祖明已经担任中航飞机机械员。

两航在1946年10月之前的飞行记录很好，空难很少，但在1946年12月25日，由于美籍机长不听指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空难，震惊了整个航空界。46年12月25日下午，上海大雾，马路上的能见度只有三公尺，汽车不敢行使，当时上海站已通知全国各站不得飞来上海，但有一美籍机长认为自己的技术有把握在大雾中降落，不顾禁令由武汉起飞到上海，其他各地的飞机也跟随飞来上海，以至造成当日下午三个小时内15架飞机坠毁，200多人死伤的惨剧。后查明是美籍机长的妻子到上海过圣诞节，才促使这个美国人冒险的。

        国共争取两航人员

由于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节节失败，1948年底，两航的设备、材料人员全部迁往香港。两航公司迁到香港后，国民党反动派就着手做将两航迁往台湾的准备。香港的两航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读书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说明祖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出路，在地下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当时形式很复杂，国民党也在做这项工作，动员两航职工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未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港英政府站在国民党一边，所以，组织起义的工作更加困难。

当时在香港的干诺道，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两航办事处，只相隔十几个铺位，只要你走进其中的一家，去签个名，就决定了你的去向。所以双方都在争取那些思想摇摆不定的两航职工，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去菲律宾或去美国。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志做了最大的努力，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又要用最合适的语言去说服那些可能回到新中国的人员。当时的宣传核心是：不去台湾，不去外国，祖国有光明的前途！中国人站起来了，不再是低声下气的二等公民了！

郑祖明受伯父郑道实以及父兄等影响，追求光明，追求进步，他和广大决心回到新中国去的人员，都在渴望参加革命，参加起义，回到新中国的怀抱。

         起义经过

当时知道起义确切时间的人员为数不多，而且处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郑祖明等决心参加起义的人员既要不断的做争取工作，又不能过分的暴露，警惕着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听从并完成中共地下党交给的指令，否则就会破坏整个起义工作。同时，参加起义的骨干机械员们，反复多次对飞机进行检查，确保飞行的安全。

1949年11月9日黎明，机场的发动机轰隆声大作。准备飞返祖国的14架飞机开始启动。原规定每架飞机要有正驾驶、副驾驶、电报员3人，但为了多一些飞机返回祖国，在驾驶员不足的情况下，有的飞机只有驾驶员，有的飞机只有一个副驾驶，冒着很大的风险飞回祖国。

起义人员选择的起飞时间是上午7点之前。因为当时启德机场控制塔的上班时间是上午8点，英国还有许多喷火式战斗机在机场，估计他们的飞行员尚未起床，不会对起义飞机有什么阻碍行动，国民党的战斗机恐怕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大概来不及截击，如果塔台发觉，就说是飞往台湾有紧急任务。还有个有利条件，就是从跑道起飞越过一个山头，约十分钟的航程，便是祖国的领空。

上午7点不到，参加起义的飞机已滑行到跑道尾，并一架接一架起飞，安全飞向祖国指定的各地着陆。香港基地的组织领导在飞机起飞并到达指定地点之后，立即向全世界宣布：有2000多人参加的香港两航起义成功，并电告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立刻向香港基地发回贺电，起义人员欢欣鼓舞。香港两航起义的成功当时震惊了全世界。

当起义的飞机飞回到祖国大陆之后，在港的两航起义人员先控制了机场，然后很客气地请美籍人员离开机场办公室，再请不参加起义的人员离开工作地点。整个过程没有发生武力冲突。起义人员控制的机场有飞机43架，有飞行仓库中的材料和零件。从1950年开始，两航起义人员在一两个月内由九龙经罗湖返回祖国，另一小部分人员留下来承担纠察护产工作。郑祖明先生是留任纠察护产的人员之一。

           起义后的护产、抢运工作

起义留下的物资包括航空所用的器材和不能飞回去的飞机上的部件。由于留下来的起义的工作人员不多，加之管理的范围很大，为了保证留下的财产不受损失和破坏，他们请了六十个香港摩托工会的失业工人负责纠察工作，四人一组由起义职工领导管理。当时国民党特务活动也挺厉害，主要在晚12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所以这段时间警惕性要很高，一接到报告，就要立刻开车赶往有情况的地点。为防万一身上也装上一把螺丝刀。

在九龙的比利船厂是装箱待运的重要地点。为了避免港英警方的注意，到装箱工场的护产人员穿着西装来，进到里面才换上工作服大干特干起来。比利船厂有一座楼，它的三层上望风正好，遇到港英警方突击检查来时，便通知大家紧急疏散。装完箱再利用港英警员吃饭或有意引开他们的时间，马上偷运出厂，当时有一位50多岁的老司机，非常善于抓时机，运出很多车物资。负责租船的同志将物资装船运往天津等地。这些航空器材、工具、设备和部分的飞机部件在起义后的几个月内全部运回祖国，让新中国的机场正常运作起来。

      两航起义的意义

香港两航起义人员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者，他们开回了飞机，带回了技术，新中国的一个又一个的新机场，都有作为机场骨干的两航起义人员在那里工作。以翻修航空发动机及维修飞机为主的两航技术人员，为祖国航空发展的需要，1950年在山西太原建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航空仪表厂，并用40天时间，用日军遗留下来的旧马房改造成车间，并试装出中国第一只合格的航空仪表空速管；而且生产出较复杂的磁罗盘自动驾驶仪。当时的郑祖明先生已经是该厂的生产总调度了。包括郑祖明先生在内的香港两航起义人员，和祖国大陆的其他同志一起，还为新中国承担起培养航空人才的任务，他们中间，有派往大学航空系任教的，有为子工厂培训并输送工程技术人员的，也有被派往国外学习的。子工厂的同志都亲切地称太原航空仪表厂为“老厂”。他们生产的仪表，不仅用于航空，还用于航海，由于他们出色的业绩，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别关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各届的国家总理，都到过太原航空仪表厂视察和慰问，让这批老航空感动不已。

起义回到祖国后，郑祖明先生先后担任太原航空仪表厂总调度员、总调度室主任，深圳保安电器厂厂长等。郑祖明先生因出色的工作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曾被称为“太原航空仪表厂的活地图”。他的胸怀以及他谦和的人格，曾得到了太原航空仪表厂上至领导和老同志，下至小年轻的高度赞赏。30多年来，郑祖明先生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回中山居住，仍关心祖国的航空建设，撰写学术论文和回忆录，本文资料就有参考他撰写的《香港两航起义实录》。2004年3月23日，郑祖明先生在石岐病逝，享年78岁。

在香港两航起义58周年的今天，我谨以此文，纪念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作出贡献、已经逝世三年半的中山籍人士郑祖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