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综述
老知青之家 作者：邱新睦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革”中形成高潮，又在70年代末猝然结束。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知识青年”群体的历史评价，一直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当年的“知青”密切关注的事。
到现在为止，国内外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有关“知青”的研究成果，但很少有关于这些文献的总体介绍。本文拟就20多年来“知青”研究方面的情况作一概略综述。文中的论述、资料的选择和篇章数字的统计都集中在“知识青年”和“老三届”等专题上，但不包括“红卫兵”运动。本文的重点放在“知青”研究的理论研讨方面，对以“知青”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仅略略涉及。笔者所查询的资料限于中文和英文，所以本文只介绍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美国的“知青”研究，其中又以中国大陆的研究为主。
笔者认为，“知识青年”研究从1970年代算起至今，可以大体上被划分为４个时期：1970年代中期到1985年为萌芽期，1986年至1994年为初潮期，1995年至1999年为高潮期，2000年以来为后高潮期。这种划分是基于对研究活动及成果发布情况的统计分析。每一时期的研究活动都有不同的特点，出现了各具代表性的著作文章和重要作者、研究者。
一、1970年代—1985年：萌芽期
此一时期的特点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开始缓慢展开，但国内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仍处于冰冻状态。
在中国大陆，此一时期的“知青”研究是一片空白。对“知青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只能以“伤痕文学”和“朦胧诗”为代表，其中“伤痕文学”到80年代后期则衍变为“后知青小说”。从广义上讲，这方面的文学活动可被视为后来展开的“知青研究”的前奏，因为当时人们还不能或不敢从政治社会分析的角度碰触这个主题，而用文学手法则可以间接地表达社会对“知青”的关注，并为这方面的研究作思想上的准备。
在台湾以及香港地区，这方面的文章从60年代中期以来就连续在报刊上出现。虽然大部份是以新闻报导或动态情报为基本内容，但能及时地反映现实情况，今天看来仍不失其资料价值，其中也有一些篇章不乏学术性。比如，1977年台湾文化大学大陆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中共青年下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1979年在台湾发表的《中共红卫兵一代思想认识的发展》，即属此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一时期在外国却墙外开花般地出现了“知青研究热”。在美国和德国，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有关“知青”研究的数十篇论文和至少３部专著。刘小萌后来于1994年曾着有专文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他介绍了7位外国“知青”问题研究学者，其中有６位的著作属于这一时期。专著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早年（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乡》（英文），这本书直到16年后的1993年才有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
刘小萌的上述文章对托马斯·伯恩斯坦的这本书中作了相当具体的介绍。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在此作两点补充说明。
首先，顾洪章等人在概述此书观点时引用了中译本的说法，称伯恩斯坦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社会实验”。这是一个依中文译本而得来的误解。据笔者核对，英文原著中并没有提到“社会实验”的观点，只是作者夫人苏道锐（Dorothy solinger）{为1993年中文版写的“序言”中如是说，而中译本的译者在“译者的话”里强调了这一说法。如果遍览原著全文以及作者的其它相关文章，不会发现有“社会实验”之类的提法。可以说，作者一直都是把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个经过官方认真组织实施的重大举措来研究，而从未把这一政策实践看成“实验”。
其次，虽然中文译者对该书内容部份的翻译基本上忠于原著的表述，但对一些主要章节的小标题却作了不当改动。比如，第１章的英文标题只有一个词“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为“综述”或“概论”、“介绍”之意，而中文版却译成“综述——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译者自行加上了“社会大试验”这一副标题，但无论是该章内容还是全书各章，其实都没有这一含义。再如，第１章第２节的英文标题若直译应为“教育和改变青年人价值观与期望值的难题”，但中文译者却把这一标题改为“‘再教育’——防止‘和平演BIAN’的战略工程”。还有，第４章第１节原文标题为“城市青年与乡村社区”，结果被中译本译者换成了一句毛泽东语录——“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一章第２节的原文标题是“补救的措施”，亦被换成了毛泽东对李庆霖上书的一段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如此看来，中文本译者是有意选用了一些包括“最高指示”在内的中国社会流行用语作标题，虽然增加了可读性，但却与作者的原意差距过大，非常容易误导读者。
伯恩斯坦这部著作的中文译者对此书的评价是：“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客观态度，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精辟的议论。通览全书，我们不能不为一位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性的准确把握而折服”（见中文版第１页）。刘小萌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外研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最全面、最详细、影响也较大的著作”。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应该更明确地指出相当重要的一点，即这部著作不仅是“知青”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以其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影响甚至指导了所有后来的“知青”研究者。到目前为止，有关“知青”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基本上是在伯恩斯坦的观点框架里的发挥和扩展，还没有哪本书能超出这部著作的范围和水平。
比如，伯恩斯坦早在1977年就明确指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即“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现实协调一致”的危机，并简明扼要、画龙点睛般地阐明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脉络，“首先是大跃进之前在小范围内实施，60年代初继续展开，1968年文化大革命后急剧展开”，他曾沿着这个脉络作了详尽的阐述。在研究方法上，伯恩斯坦不仅从各方面收集了大量数据，而且对种种数据作了极为认真的处理。他直接了当地提出：“对待采访材料应持谨慎态度，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被采访者就能代表其他更多的人，更不能代表一个整体的全国的下乡知青。”他甚至注意到：“当报纸和被采访者提到同样的事实时，其内涵也有不同”，因而作者对于从面谈口述中得到的数据总是千方百计地与新闻媒介和包括官方文件、出版物在内的各种资料反复验证。书中这样的论述不胜枚举，令人今天读起来仍觉震撼和感佩。
二、1986—1994年：初潮期
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文革”研究的展开，“知青”研究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出现了第一批研究文章。在此期间，以“老三届热”为代表的“知青文化”现象持续升温，并有大量的以回忆录为主的文章出现，为后来广泛深入的“知青”研究创造了良好气氛，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这一时期可被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1986年初，崔武年和阎淮发表了题为“谈谈‘老三届’”的文章，这是国内出现的“知青”及“老三届”研究领域的第一篇专题论文。作者运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论述和分析了“知青”、“老三届”一代人的教育基础、特殊经历和现实状况，认为“老三届”是“自觉对社会负起责任”，“经过磨难、经过反思的一层人”，并且呼吁“研究老三届是当代人的一种责任”。
这篇文章虽然带有官方色彩，但是有理有据，平实可信，有很强的说服力。不久之后，史镜等人发表了“赴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历史与现状调查”，提出“认真回顾这场运DONG的历史过程，分析评价其利弊及经验教训，对于今后制定正确的支边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上述两篇文章表明，学者们已经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知青”、“老三届”问题展开研究。
同年晚些时候，高皋、严家其出版了《文革十年史》，其中有专节论述“知青上山下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却是第一次公开否定毛泽东的“接受再教育”的说法。
这二篇文章和一本书可被视为国内“知青”研究的开端。1987年，张化发表了题为“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这篇文章在整个“知青”研究史上相当重要，它与上面提到的“谈谈‘老三届’”一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张化提出了如何分析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一重大命题。张化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而这种措施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组成部份，这是应予指出并否定的。此文立论清晰，分析明快，对后来的“知青”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过，此后的几年里，“知青”研究仍然处于沉闷状态。在这一阶段出版了几部相关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两部纪实性文学作品值得一提。一部是肖复兴、肖复华编写的《啊，老三届》，这是最早出现的“知青”纪实报告文学集；另一部是白描的《苍凉青春》，这虽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但其序言和结语部份却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
第二阶段从1989年开始，“老三届热”的兴起给“知青”研究带来了难得的推动力和转机。方奕、陈小雅、仲维光、金大陆等人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及其对“知青”研究所产生的作用分别作了评介。持续若干年的“老三届知青文化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图片书画展览、文艺晚会、影视、歌曲，到旧地重访、经济考察、项目开发，丰富多彩，而其中与“知青”研究直接相关的自然是大批书籍的出版。
据笔者统计，从1989年到1994年，共出版了30多部以“知青”为主题的书，其中“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书当中不少是由四川省的几家出版社出版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率先推出了《知青沉浮录》，后来又于1993年出版了《红土热血》。同时，成都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蹉跎与崛起》、《光荣与梦想》（1992）和《热血冷泪》（1993）。四川文艺出版社则出版了《知青档案》（1992）和《命运列车》（1994）。全国各地的其他出版社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新书，如《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1990）、《草原启示录》（1991）、《回首黄土地》（1992）、《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在海外》、《中国知青悲欢录》（1993）、《漠南情》、《理想与现实》、《苦难与风流》（1994）等。
这些“知青”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虽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但却为“知青”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正如著名作家、评论家李辉在其对《苦难与风流》的书评中所说的那样：“作者大多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官员，他们普普通通，那么平实那么自然地叙述自己”，使这些作品“真正具有了历史的参照作用，对于了解老三届一代人，提供了可信的范本”。
在“老三届知青文化热”的烘托之下，“知青”研究出现了上升的态势，有10多篇学术文章发表，其中不乏佳作，例如杜鸿林、黄金平、柳建辉、王东成等人的文章，以及上文提到的刘小萌对西方学者有关著作、观点的介绍。不过总体说来，这方面研究的选题范围还不够广，研究还远不够深入。这一时期其它方面的“知青”研究活动，包括1989年法国学者潘鸣啸发表了“‘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一文，以及1993年伯恩斯坦教授的《上山下乡》中译本在国内出版。1993年，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出版了《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该书是在对26个中国年青作家（其中多数当过“知青”）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第二年此书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
三、1995—1999年：高潮期
以“文革”和“知青下乡”30周年为重要契机，在这一时期“知青”研究出现了高潮，呈全面展开之势，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表现为大量研究文章的发表和若干部专著的问世。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看到一条线索，在1994到1998年期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运所”）举办的３次讨论会对“知青”研究活动中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以及适时总结、再推动的作用。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这３次讨论会。
1994年底，“青运所”在北京召开了“知青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专题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热心“知青”研究的学者，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张化、定宜庄、刘小萌、史卫民、柳建辉、王东成等人。这次座谈会分析了相对于社会上的“知青热”而“知青”研究滞后的现状，明确提出了“知青”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到会的学者们还具体指出了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与会者不仅在会后进一步扩大相关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他们提出的分析和建议对后来的“知青”研究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标志是此后几年内这一领域的研讨文章和专著的大量涌现。
1996年10月，“青运所”又举办了“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汇聚了近60位学者和“老知青”，其宗旨是“追寻时代主旋律，推进知青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次研讨会明确提出：“知青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认真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出发进行综合研究。”与会学者们一方面强调了“对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需要做冷静的分析，给它一个正确的定位”，另一方面也指出“对知青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上，而要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服务”。有的与会者还提出，要对过去发表的“回顾”类文献加以“理论的提炼”，对“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进行“分层研究”。这些看法和意见对其后的“知青”研究的确起到了有益的指导作用。
1998年下半年，“青运所”与《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笔会，总结以《中国知青史》出版为标志的“知青”研究成果，同时适时地提出“知青”研究要继续深化。也有学者在会上提出“多学科、多角度”、“拓宽研究的领域，调换研究的视角”。在这一时期出版的“知青”研究专著达30部之多，它们与以前出版的书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即脱离了单纯回忆录的框架，
呈现出更多的研究特点，其质量明显提高。这些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列举如下：
首先是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1998）。这两位学者都是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个历史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和理论探索，资料丰富而翔实，被称为是至今为止“在此专题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
笔者认为，这两部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梳理归纳了浩繁的史料数据，并且挖掘出前人忽略掉但深具学术意义的重要史实。比如，《初澜》中论述了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于1963年前后制定的15年至1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规划”的具体过程和基本内容，从而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中国经历过“大跃进”的失败之后，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城市经济也无法容纳新增劳动力，所以２千万城市青年早晚得“上山下乡”的命运实际上在“大跃进”之后就已是“既定”了的。别的学者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但此书的介绍最为具体翔实。再比如，《大潮》中介绍了以张木生为代表的“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对社会、理论问题的探索，展现了一批“知识青年”以其贫弱的知识积累和社会底层的真切体验，进行着顽强的独立思考，他们的思想活动构成了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思想史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
这两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例如，定宜庄深入探讨了“文革”前17年的教育对包括“红卫兵”、“知识青年”在内的整个“老三届”的深刻影响，并以此为线索透彻地分析了“老三届”人的思想行为特征。该作者指出：“不断反思１７年教育的经验教训，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一切，这是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但却未引起教育界、学术界充份注意，更未曾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的问题。”刘小萌、定宜庄等人早先还主编出版了《中国知青事典》（1995）。这部《事典》综合了辞书和史实大事记的特点，还加入了对若干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并且包含了编者的分析评论，增强了学术性，堪称“知青”研究的“辞海”。
其次，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97）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与《中国知青史》相比具有不同的特色。首先，《始末》和《大事记》这两部书的编委都是原“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曾长期从事过“知青”工作，比较熟悉上层决策过程，占有较多的历史资料，又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助，因此这两部书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在内容的跨度方面，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止于1980年，而这两部书则包括了1980年后的相关情况，如“研究解决大返城后的就业问题”以及“如何从国家的角度吸取教训、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始末》还披露了1981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一份“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的基本内容，极具史料价值。该书还列举了1990年以后出版的官方出版物中对“知青上山下乡”评价的有关资料，以及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历史贡献的分析论述，足资参考。
1998年还出版了一套《中国知青总纪实》，全书有７编，共分３卷（24开本），是一部长达2700多页的资料汇编。该书不仅按时间顺序和内容主题记录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过程和重要人物、事件，还列出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流行口号、影剧、小说、诗歌、歌曲等，以为背景资料。然而，该书的编辑方法是大量抄袭——其主体内容的大部份都是转载自其它相关书刊（包括《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事典》以及“知青”书信、诗抄和“知青”回忆录），但既不注明出处，也不注明原作的作（编）者，非常容易误导读者，也给引用资料造成很大不便。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是金大陆的《世运与命运》（1998），这是中国国内首次针对“老三届”状况所作的系统而动态的调查分析报告。这部著作延续了作者1994年出版《苦难与风流》时对“知青”研究的深层思考，力求从一代人“生命历程”的角度，作立足现实的实证调查和实证调查基础上的思考与分析。作者采用了现代统计方法，问卷与访谈相结合，就“老三届”人的基本状况、经济生活、政治态度、人生态度、业余生活以及与青年人的关系等问题收集了大量数据，作了深入的分析，是很有份量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回答了许多人们关心的问题，而且留下了一系列人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这一时期出版的“知青”回忆录汇编比以往更注意内容的广泛性、多样性。例如，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收集了50名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姜昆等人主编的《中国知青回忆录》（共３卷）收入了260多篇京沪等地老知青的回忆录，长达1700多页，120多万字；由史卫民主编的《知青书信选编》和《知青日记选编》，收集了1968年至1979年间“知识青年”写的100余封信件和400多篇日记，从不同的层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为有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同时，一些回忆录汇编也更多地凝聚了编者的深思熟虑，向理论研讨方面靠近。例如，由王江主编的《劫后辉煌》汇入了28位“老知青”名人的访谈口述实录，通过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反映“知青”一代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反思，并以不回避敏感话题的风格，体现出编者的见解。再比如，由金永华主编的《东方十日谈》汇编了100篇来自全国各地“老三届”人回顾人生经历的真实故事。在此书前言中编者鲜明地提出：“老三届人的坎坷经历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份。老三届人的苦难是我们民族的苦难；老三届人的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份。”这部书“可以让人从中听到沉重的历史回声，给人留下一些历史画面，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一些参照”。
还有其它不少作品也沿着与之相似的思路，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关怀现实、思考未来的目的。例如，1997年出版的《又说老三届》，以对谈的方式集中讨论和分析了社会上出现的“知青热”现象，以冷静理性的态度，以知青的典型代表“老三届”为对象，从心理学、教育学、思维科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不同角度，作了深入分析。书中的对话双方分属“老三届”和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该书内容展现了思想冲突、相互理解以及两代人的共同反思。再如，1998年出版的《激情年代》以青年摄影家黑明采访拍摄“老知青”为线索，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访、所思，展现了一代“知青”30年来磨炼与奋争的不寻常经历。尤其是当镜头对准了社会现实，揭示出“老知青”中相当多的人现今艰苦辛酸的生活处境时，令人触目惊心，因此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在这一时期还有两部系列作品出版。其一是由丁晓禾编着的《老三届朝歌》三部曲，另一部是章德宁、岳建一主编的《中国知青情恋报告》三部曲。前者以章回叙事的体裁，记述了“老三届”从“文革”中的“串连”、“造反”到“上山下乡”直至“回城”后的漫长难忘的经历。后者以“知青”情恋为切入口，进入最深邃、最丰富、最复杂也最是布满风雨雷电的“知青”精神世界，以透视“知青”之心灵、社会之变革。作者称之为“以青春为碑林，为历史作证”，并且表示要继续征稿，坚持编选下去，再出续集。
此外，这一时期问世的书籍还有：曹淳亮主编的《知青故事》，孔慧云主编的《知青生活回忆》，王大闻主编的《客树回望成故乡》，信群主编的《岁月留痕》、《无悔年华》，胡发云等主编的《沧桑人生》，木斋的《恍若隔世》，沈殿忠的《思想沉浮录》，王鸣剑的《上山下乡：一场决定3000万中国人命运的运动之谜》，王曾如、李向东的《上山下乡：中国1968》，肖复兴的《绝唱：老三届》，和晓剑、郭小东的《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
这一时期的“知青”研究论文达80多篇，具有论题广泛，研讨深入，生动活泼的特点，成果颇丰。从内容上看，既有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进一步反思，又有分专题的研讨，如论述当年家庭出身对“知青”的多方面影响，“上山下乡”对“知青”婚姻、生活的影响，以及论述“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有几篇综述或概述性的文章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历程、动因和评价以及这方面研讨的主要观点作了归纳介绍，极具参考价值。同时，也有文章质疑或否定“老三届”人这个概念以及所谓的“青春无悔”这样的口号。在研究方法上，王江探讨了“知青”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还着重指出，必须重视和加强定量分析。他并且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老三届的大多数人也不可能都上大学”。
在这一时期，有一些论文提出了新观点，显示出“知青”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将其中的主要新观点介绍如下：
首先，朱学勤提出了“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样一个命题揭示了“知青”中的一些人在当年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终日“劳其筋骨”的同时仍能“苦其心志”，如饥似渴地读书思考，在体察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执著地进行精神上的探索和追求。学者宋永毅评价朱学勤的这一论述时认为，这是“对一代人的先行者们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们连续的积累开启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河”。
其次，王江在“中国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中，提出了“上山下乡是耽误人才还是造就人才”的新见解，并且独树一帜地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应是“反上山下乡史”的命题。
再次，陈意新的论文“从下放到下岗”直陈“知青”一代在当今改革年代的艰难遭遇，对“知青”中的许多人40多岁就被迫下岗、不但不能从改革中受益、反而成为被“改革卸下的包袱”这一社会现状，作了鞭辟入里的论析。该作者大声疾呼：“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要“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制度”，“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在”。
最后，倪乐雄的文章“知青——东方的十字军”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中世纪西欧的“十字军”运动作比较，从世界史的视野中观察并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上山下乡”“是一次在心理上以失败告终的精神的艰苦远征”，并认为这才是“上山下乡的本质”。
此外，在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研究活动也很引人注目。如同本文开头时提到的，外国学者对“知青”课题的研究起步比较早，从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并且早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在这里，因资料所限，笔者无法对此作非常全面的论述，只能在已收集到的资料范围内作一个简要的介绍。除了刘小萌文章中介绍的７位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戈登·怀特（D.gordon white）、白霖（lynnt.white iii）、托玛斯·勾德（thomas b.gold）等人，在70、80年代曾发表过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以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其中，托玛斯·勾德曾于1979年至1980年间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亲眼目睹了上海“知青”“返城”风潮中的许多事件，接触了许多此次风潮的参与者，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他据此写出并发表了具有相当深度的关于上海“知青”大返城研究报告。他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仍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德国学者娜拉·索斯密卡特（nora sausmikat}可以说是海外的“知青”研究学者中的新秀。她从1996年以来已连续发表了３篇中国“知青”研究方面的论文，她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女“知青”的经历和现状方面，同时也涉及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整体的评析。她对“知青”历史背景的把握相当准确，理论上的分析颇有独到之处，有些观点非常新颖。
四、期刊在“知青”研究中的突出作用
如前所述，期刊在“知青”研究的成果发表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青年研究》（以下简称《中青研》）刊登得最多。此刊自1989年创办以来，一直将“知识青年”、“老三届”等内容列为重要专题，并逐年加大刊发研究“知青”、“老三届”问题的文章之比重。据笔者统计，在1995年至1999年期间，《中青研》共发表了55篇相关文章，占同期国内各刊物发表的“知青”研究文章总数（83篇）的三分之二。
《中青研》不仅在发表相关研讨文章的数量上独占鳌头，而且在发表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独特之处。除了上文具体介绍过的“三个讨论会”的有关纪要和消息都是在《中青研》上发表之外，该刊编辑们（他们实际上也是知青研究方面的专家）还精心组织了不同专题的讨论，有的是不同观点针锋相对的“论战”。比如，从1995年以来该刊先后组织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分期问题的研讨，又主持了“我看老三届”笔会以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争论，还通过安排“追寻六八年人”笔谈，对朱学勤提出的“六八年人”展开讨论，从而揭示出“知识青年”中先觉者的早期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也召集了关于京津沪知青“回城子女”问题的座谈。笔者认为，这些专题讨论和相关文章、观点的发布，对当时以及今后的“知青”研究已经发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的《青年研究》、《当代青年研究》和《读书》等期刊，也发表了多篇有关“知青”问题的研讨文章。而在中国大陆之外，香港的《明报月刊》、《二十一世纪》、《争鸣》，以及美国的《北京之春》和日本的《中国研究》等中文期刊，也在“知青”研究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屡见佳作。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各级官办社会科学学术机构用公费主办发行的期刊却对“知青”研究惜墨如金，即使在社会上的“老三届热”持续不断以及“文革30周年”、“知青30周年”等重要纪念纷至沓来的情势之下，这些官办社科学术期刊对“知青”研究仍然保持着令人吃惊的一律的冷漠。至于各地各级共产党相关机构（如党史研究部门）的刊物，除了发表过一些关于“红卫兵”的研究文章之外，对于“知青”研究也是一片讳莫如深的贫乏，只发表过寥寥几篇文章。比之多年前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时的宣传鼓动，真有天壤之别。这里也不得不提及中国各高等院校的学报（社科版）。笔者仔细查找了近10年的上百种学报期刊，只查到３、４篇涉及“知青文学”的文章，因而为之感叹，却也并不惊讶。比照于官方出版物之虚空，对“象牙塔”中人更是无法苛责了。
五、2000年以来：后高潮期
高潮期之后，“知青”研究活动如同“老三届文化热”一样，逐渐降温，进入了“低潮”。不过，“知青”出身的学者、作家们，特别是众多的“老知青”们不甘沉寂。这一时期的“知青”研究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是互联网异军突起，成为“知青”研究的新园地。一方面，一些学术性网站开始陆续转载“知青”研究方面的新论文，比如，《思想的境界》曾转载上述陈意新、倪乐雄等人的文章，使这些文章借助互联网快速便捷的独特优势，得到极为广泛的传播，扩大了影响。“中国新闻电脑网络”中的“文革博物馆”（ｈｔｔｐ：／／www.cnd.org./Cr/halls.html）也设立了“上山下乡”专栏。这一类的网站一般都有专题、专栏或链接功能，储存了相当多的不同学科的文章，给使用者的阅读和资料查询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老知青”及网友创办的“知青”网站也持续不断地对“知青”研究的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其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是设于国内、由全国各地及国外“知青”志愿组成并义务承担运作的《华夏知青》网站（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ｘｚｑ．ｎｅｔ）。这个网站中设有各具特色的专栏，汇集了网上“知青”研讨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章。在《华夏知青》网站主页上，设有“知青网站汇总”和“知青论坛汇总”等窗口，链接了８０多个“知青”个人和团体的网站或论坛，展现了“知青”网上思想言论大交流的初具规模，包含了不同观点兼收并蓄的丰富内容。《华夏知青》网站还设有“华夏知青论坛”（ｈｔｔｐ：／／www.zqsc.org/huaxia/wwwboard/}吸引了遍布各地的“老知青”。网友们不仅直接发表文章，
交流不同观点，还经常转贴其它网站的文章，并且围绕一些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比如，2000年下半年围绕刘双的文章“丑陋的老三届”所展开的讨论就是一例。刘双在其文章中整体全面地否定“老三届”（作者自称为“低调评价”）。在此之前的研讨和评论文章大都认为，“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有明显的“运动”特征，应予否定，而对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识青年”群体则是基本肯定的。这篇文章在网上的转载发表引发了如何从整体上评价“老三届”的论争。论争双方的文章在论坛上发表后都收入了“众评老三届”专栏。对刘双文章持反驳观点的居多，其中包括秋枫的“忍辱负重命运多艰的老三届不容否定”、袁相南的“剖析‘丑陋的老三届’”、峰凌的“强者不畏人言”、方进玉的“批判文革，需要尖锐也需要理性”和嵇立群的“文化人该有什么样的心灵品格”等。2003年５月至12月，《华夏知青网》开展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5周年”征文活动，得到各地老知青热烈回应，共收集了60多篇文章，编成了“华知征文选”专版。
其次是海外“知青”学人对“知青”研究的关注和参与。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出国工作、学习、创业的人群中，有相当多的“老知青”。发轫于中国国内的“老三届热”如同冲击波，开启了海外“老知青”们的“知青情怀”，使得在国内已经降温的“知青热”却在海外再起波澜。美国加州旧金山、洛杉矶两地区和美国德州休斯敦地区的海外“知青”学人们先后于1997年和1998年成立了“知青协会”，澳大利亚悉尼地区也于2000年成立了“知青联谊会”。他们逐步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对“知青”历史的回顾和对“知青”问题的研究上来。
旧金山的“美国中国知青联谊会”与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在1998年联合举办了“中国知青洋插队”征文活动，并从中精选出30篇编成了《寻梦北美：洋插队交响曲》一书，于1999年出版。“休斯敦知青联谊会”于2001年编辑出版了《三色土：旅美老知青的故事》，收集回忆录和研讨文章50多篇，回顾和探讨了“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特殊经历。在洛杉矶，当地中文报纸《中国日报》于1998年举办了“文革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回顾”有奖征文活动。据报导共收到稿件近300篇，约110万字，经过３轮评审，选出了37篇获奖发表，其中王新华的论文“一点苦难，一点光荣”获特奖。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设立了网站（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ｑｓｃ．ｏｒｇ／），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探讨。“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编发的会刊已连续出版５年（从2002年起定名为《知青》杂志），汇集反映了海外和中国国内“知青”研究和“知青文化”活动的成果和动态。可以预期，海外“知青”学人群体凭籍互联网与国内“知青”及这方面的学者紧密联系，各自发挥优势，将为今后的“知青”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再次，“知青”学者们肩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知青”研究、“知青文化”等领域默默求索，继续取得成果。工人出版社资深编辑、“老知青”岳建一历经多年的努力，推动策划了《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系列，先后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了２批共11部作品。其中的１０部属于纪实文学作品，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但岳建一的努力和贡献远远超出了文学作品出版的范畴，体现了“知青”学者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他们对共和国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民间记忆历史资讯的抢救与还原。这个系列的第三批约10部作品，原计划在2003年出版发行，却因官方的强行限制而搁浅。
在《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系列已经出版的第二批（2002年）５部作品中，唯一的非文学作品是杨健的《中国知青文学史》，这是有关“知青文学”的第一部专史。“知青史”专家定宜庄认为，专史写作更难于通史，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是“知青”研究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标志。杨健在书中运用丰富的原始资料，穷本溯源，精剖细析，探究知青文学的衍生、发展、样态和流变，体现出独特的思辩特点和冷静的批判意识。
2001年12月８日至14日，由福建省闽西“厦门知青联谊会”和“厦门知青人生纪实编委会”主办的“老三届知青文化周”在厦门市举行。来自福建各地的大批“老知青”及全国其它地区的20多位各界“知青”名人参加了盛会。这是国内自90年代末“知青文化热”退潮之后迄今唯一的一次大型“知青”文化活动，一枝独秀，引人注目。“文化周”期间，由“厦门知青人生纪实编委会”主编、著名作家谢春池主持，举办了“中国知青文化论坛”，有18名各界“知青”学者、“知青”作家、“知青”名人演讲，论坛充满激情和理性的研讨充份体现了这次“文化周”的内涵。
著名“知青”学者刘小萌近几年来不但继续发表“知青”研究的文章，而且于2003年12月出版了知青史新着《中国知青口述史》。该书包括对数十位“老知青”的访谈，其中既有当年的“知青”典型，又有“知青”中的民间领袖，还有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刘小萌认为：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对“知青”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又有了新的认识；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两者彼此印证，相得益彰，能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的真实；在目前文献档案资料还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口述方法给“知青”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新资料，它使少数人把持的史学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更能把握时代的脉搏。
此一时期的“知青”文化活动中，还有著名的“知青”作家邓贤于2003年９月出版纪实文学新着《中国知青终结》，知青女作家潘婧以“白洋淀诗群”为背景的小说《抒情年代》在２００３年获得文学奖。
海外“知青”学者也发表了新成果。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潘以红2003年春天在美国出版了英文专著Tempered in the revolutionary furnace:china's youth in the rustication movement(《锤炼在革命熔炉中——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中国青年》}。这本书是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恩斯坦教授１９７７年出版的专著《上山下乡》之后的又一部英文的中国“知青”史研究专著，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来的第一部“知青”史英文专著。作者在书中不仅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有具体详实的研究，对多年来国内和海外“知青”研究情况及成果有概括而明晰的介绍，还穿插揉合了作者本人的“知青”经历和切身感受，使得此书增加了可读性，更加适合广大的英文读者。
还有，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任教的曹左雅2003年５月在美国出版了她的英文著作out of the crucible:literary works about the rusticated youth(《出自苦难：关于知青的文学作品》）。该书是第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分析“知青文学”的英文著作。此前关于“知青文学”的英文著作仅有一本加拿大学者梁丽芳写的采访“知青作家”的访谈录（《从红卫兵到作家》）。曹左雅的这部书介绍了“知青文学”的起源、发展以及国内对“知青文学”的研究，并重点讨论了50多部描写当年“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旨在探讨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知青”经历的意义，特别是人文方面的意义。此前，任教于美国怀俄明大学社会学系的姜雅容（音）与人合作于2000年出版了英文著作 ~}mao's children in the new china:voices from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毛的孩子们在新的中国：发自红卫兵一代的声音》}。该书通过对27个人的访谈实录，探讨2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及对他们个人生活经历的深刻影响。在这些访谈人当中，有12位谈到他们的“上山下乡”经历。
六、“知青”研究不足之简议
综上所述，“知青”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笔者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之不足及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知青”研究涉及“文革”“禁区”，官方用“不予立项、不予拨款”的政策加以限制，此方针迄今未见改变。
在1994年底“青运所”召开的“知青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座谈会上学者们就曾提到这样的问题：缺少资金，查找资料困难（本文作者注：请注意，不是没有资料，而是“查找困难”，“有些单位根本不予接待”），往往处于“战战惊惊”的状态。可以说，这种局面到现在也一直没有改善。由于中国目前众所周知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最有价值的档案资料即使经过学者们的千呼万唤仍因种种原因没有公开，以及对出版、互联网的种种限制，“知青”研究只能停滞在有限的范围和深度上。
几年前，国内学者们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提出从国史角度研究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在内的“文革”史的建议，但至今尚未见到实际的行动或成果，显然这建议又被迫搁置了。在一个有关“文革”研究的讨论会上，学者们指出了这一研究“海外热，国内冷；通俗热，研究冷；地摊热，学术冷”的状况。看来在“知青”研究方面也同样如此，前几年在中国虽曾有过“高潮”出现，不过以“知青上山下乡”这一课题之重大、复杂、牵动广泛、影响深远，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金大陆在其主编的《苦难与风流》的后记中曾对“老三届”课题研究做过这样的表述：“通过这个切口，可进入到文革前的17年教育，文革中的动乱和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并可将它们串联起来”，可谓真知灼见。
所幸的是，许多学者和包括“知青”群体在内的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是绝不会任其湮灭和被遗忘的。如同王江所说：“总结历史，10年后做也许更好，但那时恐怕只是为后人了。为后人，也为自身，为了剩下的时光不再蹉跎”史卫民讲得更为深刻：我们一定要做，不能回避，要改变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不好传统，作当代的司马迁；“等我们这一代不在了，下一代人再去写，无论从观点、材料，都不如我们一代人写的深刻”；我们要“有急迫感，要留下一部经得起推敲的好历史，确实应在中国当代史中有知青史的一席之地”。
我们期待着“知青”研究的全面深入。
【作者邱新睦说明】
笔者原为沈阳市1968届知识青年。借本文发表的机会诚挚地向以下各位表示感谢：在笔者构思此文、收集资料之初，原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博士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和线索，并亲自查找、提供了几篇重要的参考文献；他还在百忙之中，拨冗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美国宾州迪金森学院图书馆馆员、“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先生，他的著作《文革文献书目：1966－－1996》是笔者此项研究的重要依据和起点；他本人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建议。美国匹茨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员、原黑龙江“知青”陆金福先生，多方查找并协助笔者扩大资料来源，找到了多篇重要文章，为本文的修改定稿提供了重要资料。还特别要感谢网上知青朋友“浩谱”，他无私相助，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对本文的形成功不可没。此外，“老知青”、“琥珀”、“正桐”、“山西老插”、“建华”、“雨虹”等人，为多方收集资料，付出了很多辛苦，在此道谢。本文实际上是众位学者、海内外众多知青鼎力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晶。我愿将此文献给所有的知青朋友们！
知青问题的根本，是毛及当时执政主体，对工业化国家建设的盲然所致。由于文革前就以此方式，作为解决城市问题的手段之一，所以只说是文革发生还不准确。五几年，就常有此类事，每当经济负担难以承受时，就唱高调，虽然舆论上一向冠以消除城乡差别……云云，但根本上却是观念狭隘，小农经济发展的思路，与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日益冲突的表现和恶果。
知青问题只是毛和那时节的人们治国理念的误区之一，左愤们不能自圆其说的是，毛根本不具有现代文明国家政治家的起码言行方式，但他的狂放不羁的作为，却高度符合传统农业中国的一切所谓干大事男人的特征。因此被走向共和的中国阴差阳错地推上领主位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捉弄。用句俗话：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如此，文革的倒行逆施，真相毕露也就顺理成章了。
知青的命运显然不是人生的正常轨迹。但作为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而言，却是应有之意。农业社会把识文断字就当文人；而工业社会，一个中学生，在生产环节中，充其量打个杂而已。如果人生恰好落在这个阶段，多数人注定是当分母给垫底了。但也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噢！毕竟现代社会的初级阶段，是激烈竞争的阶段，如果多少农民都走出农村走向世界，对于下岗论空的人士而言，就别怨天尤人，叹息命运没给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