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路
李鹤铭
投亲靠友到台山
——贤庆初评及推介（代序）
“投亲靠友”这个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过，尤其是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是不会陌生的。这是一个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产生的名词，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有一定组织的，某学校的学生分配到某农村及某农场，例如我们学校，就分配到三水县、博罗县等农村，以及徐闻县的国营农场。但是，你也可以不去这安排好的地方，你可以自寻去处，如去自己的家乡，或去别人的家乡，谓之“投亲靠友”。当局把握的只有一条——你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就行了。
我的老同学、旅居美国西雅图的李鹤铭先生今天发来邮件，是一篇不会太短的系列文章——《我的知青路》。我一边处理上网，一边饶有兴趣地欣赏，觉得很好，很好！37年前，我是11月7日离开广州赴雷州农场的，而李同学在我两天之后，也离开广州了。李同学选择的，就是“投亲靠友”之路。李同学所到之处，是广东著名的侨乡。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会是怎么样的？那时的农村，尤其是侨乡，会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如果你以为能在当时的《人民日报》，能在《香飘四季》《金光大道》等小说中找到答案，那只能说你还很幼稚了。最权威的答案，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的心中！李同学离开故国起码有30年了吧，30年的异国风霜，却未能冲淡他对台山的那个小村庄的记忆！你看，他还能如数家珍地把当年与自己生活劳动过的农民们一一描写出来，把当年遇到的有趣的事一一叙述出来，如果不是那段生活实在刻骨铭心，是肯定做不到的。
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知有没有谁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没有，或一时想不起，就算是我的“名言”吧。我在雷州半岛的一个农场生活了十年，农场里的农工，其实本质也是农民，但由于体制不同，又肯定有很大差异。虽然我也曾到过农村住过或长或短的日子，但毕竟不是在那里落户，所以，对于中国农村的了解，就肯定是很肤浅的。而李同学则不同，他在那里落户，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所以，他对于当年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划分阶级成分”，就知道得很多；他对于农民的性情，不管是男的或女的，就感受得很深。或许可以说，李同学的文章，将能填补上山下乡期间“投亲靠友”的那一部分知青的生活介绍的空白，起码在我们广东侨中的同学中还没有谁写过这类的文章。
农民，这个中国数千年来都是最底层最痛苦的阶级，过去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分儿，陈胜、阿Q、杨白劳等便是他们中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准确一些是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翻身了，成为了领导阶级，在五六十年代甚至还“风光”十足，他们被认为是最革命的，最可靠的；而且，还肩负起对从城市下来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重任。其实，鲁迅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个阶级，其愚昧落后迷信自私等“劣根性”并无消除，他们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需要教育的，需要关怀的应该是他们！只不过，我们宣扬的观点是“越穷越光荣”，所以谁也不敢富，也难以富得起来。由于有了这愚民之紧箍咒，所以，无数农村中的贫下中农就心安理得地活着，并不想去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状况。其实，贫穷正是万恶之源，看看现在多少犯罪分子，正是从“农民”这个阶级中走出来的，就印证了“贫穷产生罪恶”这一真理。今天，我们在高歌《好日子》的同时，其实更应该关注“三农”问题。李同学被上山下乡的大潮推到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农村，和一些完全不认识的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到底是谁在改造谁，这的确是当年许多知青困惑的问题。
李同学在广东省台山县的那个偏僻农村究竟生活了多少日子，遇到些什么更多人和事，有些什么感受和收获，我们看了这篇回忆性的文章，答案恐怕也就找到了。李同学的文章仅写了个开头，相信后面还会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想了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和农民的读者，想了解上山下乡生活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的读者，实在很应该读读李先生的这篇回忆性的文章。对于年近花甲、旅居海外的李同学来说，我相信他没有必要“恶毒攻击”当时的“大好形势”，我相信他仅仅是趁着尚未患上失忆症时，把自己年轻时代的一段难忘的经历写出来而已。李同学的文笔朴素而通畅，亦不失幽默之法，相信读者，起码是我，是会喜欢往下阅读的。
（一）
文革后期，两派大联合、复课，跟着是下乡，或到农场。班上“兵派”，根正苗红，全部留城，旗派只有一位何启佚同学能留下，其他同学都得下乡或到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学校的最后一次家长会上，一位女工宣（我记得她叫谭培），悄悄地把我的母亲拉到一旁说，不要跟大队走，要自己找地方下乡，不要问为甚么。回家后，妈妈把工宣的话跟我说后，要我自己看着办，就匆匆的赶回干校去。接到这个讯息，我吃了一惊，实在猜不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刚好，陈育贤同学在招兵买马，回家乡“投亲靠友”去，于是，我就搭了这趟顺风车，和他俩兄弟，还有张颖觉同学四人，下到台山冲娄当农民去了。
在68年11月9号，我们四人和广州实验中学的同学一起，十几部大货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广州。从此就离别了生活了20年的广州。
坐在货车上，虽然沿途的秋色秀丽，却没有一个人会去欣赏，大家都不知命运将会把我们带到何方，也不知将来的日子怎么走，往后的日子怎样过。想着我们就像一块块的树叶，秋风落叶，扫地出门，悲从心中来，不知不觉唱起了俄国歌曲《草原》来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悲凉的歌声，感染了车上的每一个人，几个不知名的小女生哭了起来,她们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也要踏上这条茫茫不见影的不归路。
朝辞广州城，暮达台山县。目的地越来越近，心也渐渐地安定下
来。既来之，则安之，命运有了这种安排，就让它好好的发挥吧。到了公社，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农民们对这班年轻的孩子，既高兴又担心，按照名单，分配到各个大队，早已有不少农民等在公社的大门前，把自己大队分配到的孩子用单车载回大队部。我们四人是投亲到莲花大队，那是陈育贤同学的老家，由于都是20岁的劳动力，老农民们特别高兴，简单的欢迎仪式过后，就到育贤同学的老家住了下来。由于天黑路远，我没法看到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只是感到这里的农民很热情。
一宿无话，天一亮，跑出屋子一看，多漂亮的景色，周围绿山环绕，家家都是青砖大屋，四处禾田黄波翻滚，正是秋收时节，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名叫吉铺头，又叫逢源里。十四户人家、七十二口人。村上的人都姓陈，是同一个祖宗传下来的。正值农忙，村里的人半夜都上田去了，只留下老人和孩子，村子里只闻鸡鸣狗叫和孩子们的欢笑打闹声，不远处偶然会传来一声女人呼喊孩子的尖叫声。
第一天，我们都留在家里
，熟悉环境，准备柴米油盐，到墟上准备一些简单的劳动工具。孩子们很好奇，整天围着我们转，还好，我们都带了很多饼干糖果，有吃的好办事，一下子就和他们交上了朋
友。
第二天，我们下田劳动，生产队长叫培均，一个高瘦的汉子，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三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已有五十多岁，有四个孩子，老婆身上还怀了一个，家里的重担把他压得直不起腰来，他是党员，前阵子，四清工作队下来搞了那么一下子，他灰心了，工作高兴就做一做，不喜欢的话十条牛也拉不动他。他叫了几个农民教我们犁田和扒田，牛大哥并没有故意丢难我们，只用两天工夫，我们都学会了。中学时每年都要下乡参加农忙劳动，割禾插秧早已在行。最难过的是肩膀，200斤
的担子一上肩就得跑一两公里，还好，从小玩健身，身子还不算太差，咬咬牙也挺过去
了。一个星期后，所有农田活，我们都干得有声有色，月底评分，大家都拿到了一级工分10分。张颖觉同学也在这时候离开回广州。从此再没有他的消息。
村里人们的成分很简单，这是一个侨乡，人们基本上都很富有，村子上的人，
在香港的比在家乡的多，在国外的又比香港的多，华侨在国外赚了钱，寄回家乡给自己的亲人，留在家乡人多的，就买了田地自己种，人少的，就买了田地出租，也有些人把钱收起来，慢慢花，农忙时给人干干活，或租一些田来种，当年阶级划分，是以田地占有和出租的情况来分。土改时，一位在土改队的阿兵哥对一些农民说过：“北方的贫农所占的土地，比南方的地主所占有的还多。”在一次斗争会上，一位老贫农从宽伯指着台上的一位仁兄笑着对我说：“我们的钱差不多一样多，但他（台上的富农）和我就不一样了。”
侨乡的农民，对田里的活兴趣不大，台山是丘陵地带，地皮薄，泥土瘦，人们不得不往外发展。国外的亲人要家乡的亲友学一技艺防身，以后到外国也好找工作，农民们对建筑的兴趣最大，差不多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工人，结砖作木样样成，理发师傅也不少，对手艺工作不感兴趣的，会去学吹“嘀嗒”（锁钠），在红白喜丧事上，显显身手。中国人个个都是大厨师，那更不在话下。
从宽以前是做生意的，美国中国两边走，侨乡的习俗是男人跑外，老婆留在家乡，孩子生下四个，死了三个，他不想没后，于是留下没有离开，生意可以以后慢慢做
，但孩子得快快生。他没买田地，租了几亩地耕种，解放后又陆续再生下三个孩子，因他没田地，成份是贫雇农。这就是命。后来他觉得划分成分的办法不合理，把村里给划成地主和富农的叔伯弟兄，批出让他们离开到了广州，为此和另一位也是贫农的如连，
吵翻了天，最后大家斗气再也不管生产队里的事。
还有更有趣的事发生在大队贫协主席的家中，一家两制，那是父母和两个儿子的故事，解放后主席在分乡长的家财时，给分到了乡长的老婆和不到一岁的儿子。以后
又和乡长的老婆生下了一个儿子，弟弟是红五类，哥哥是狗崽子，在大队的斗争会上，
就出现弟弟斗哥哥和母亲的闹剧，在台上，弟弟打哥哥和妈妈决不会手软，回到家里还是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你亲我敬，搞不懂这是什么关系。乡下人有个好处，做事不会含糊，老婆成份不好，不会要老公跟着陪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这比起城市人，先进了不少，可能还为以后的一国两制理论，做出了先范。
说起乡长也有一个故事，解放后，乡长刚给枪毙，还不到半小时，县里的文件下来，指示人不能毙，因为他当年曾开车带领解放军追击敌人到海边。
村头住着的是新球大叔，村里的首富，响当当的贫雇农，在村里管理农田水利
，工作任劳任怨，决不会偷懒。当年由于他养父家里有个女儿，嫁到美国去了。当家的也长年在美国，难得一次回唐山，家里只留下一个老妈子，对乡下人来说，无后为大，
于是就在附近领养了一个穷家小子，过继给陈家，承接香火，谁知这小子好吃懒做，挥霍无度，一次以死要挟养母，结果假戏真做，死了。而新球刚好在附近做耕仔（雇农），
老太太看他手脚勤快，人也敦厚，收养了他。由于家里劳力少，当妈妈的没买田地，新球大叔到村里后，在农忙时，帮村里的叔叔伯伯干一点农活。平常在家里想法添几个男孩。结果不失所望，得了两个女孩和三个男孩，而且还得了一个好成分。
荣许大叔可没那么幸运，他的爸爸作过保长，加上家里有俩兄弟，劳力足，国外的姑姑寄了钱回来，就买一些田地来种，后来，哥哥到广州当建筑工人，农忙时就请一些人来帮忙做田里的活，每次大队的斗争大会，他都会在台上亮亮相，台下，他是一个很忠厚的农民，由于念过一点书，他负责生产队的会计工作。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在队里的威望很高。
江球大叔家是贫农，家境也很富有，他的老爸和老妈老实吧嗒的，老爸也象新球一样，是领养子。由于媳妇只生了两个女儿，两老脸色的却不大好看，媳妇是阳江人
，经常一气就跑回娘家，家里战争不断，争吵打架成了家常便饭，儿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管怎样，还是老爸老妈亲一点。最后老婆走了两个，在老爸老妈死后，第三个才能留下来。
长留婆婆更惨了，他老公是个打更的，可能人凶一点，有点积怨，家里没田没地，解放初给斗争死了，她还得为老公背着个恶名，罪名是恶霸的老婆，是斗争会上少不了的分子。他没儿子，女儿嫁得远远的，人很孤僻，不跟任何人来往。
如连大叔是贫农，由于留在家乡的亲戚多，国外的亲戚少，外汇就象太公分猪肉，每次只能分到一点点，老婆的眼睛又很不好，是半个瞎子，没有孩子，领养了一
个小女孩，他是李逵式的人物，脾气一爆发，全村都得震动，打起老婆决不手软，而他的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灯，吵起来一里外也能听到，是村里谁也不敢碰的硬点子。我和他同住一个屋子，他住西房，我住东房，大家相敬如宾，共度了三年有多。从没有争过，也没吵过，我养的鸡飞到他的菜园子，吃了他的菜，他也只是微笑地跟我说一声。
村里唯一的外姓人是伍兆根大叔，他爸爸在别的大队是恶霸，他嫁到村里来，
他一直在广州当建筑工人，清理阶级队伍时给赶回家。他当然也是受斗争的点子，他的罪行就是他是他爸爸的儿子。村里有位叫智良的老头，看来也是老实巴巴的，嘴里能说会道，会一点中医，听说他在墟里骗了人，少不了又是一个斗争的对象。
轻轻一点，
半个村子的人就出来了，好人和坏人，实在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作中国人太难了，投胎时麻夫了一点，没看清就钻下去，如果投错胎，那一世就没法翻身，可能还会牵连子孙几代
，毕竟时代有了点进步，不再诛九族。农民们在大会上，阶级壁垒分明，斗争者情绪激动，挨斗者都会低头认罪，背后大家都是族里兄弟，说话还是一样的大声。为了表明有阶级仇、阶级恨，斗争会上经常会出现全武打，拳打脚踢不在话下，打碎玻璃瓶罚跪玻璃碎也是常有的事。
村上的人虽少，但是属于几个不同的太公，有了房份的矛盾，在处理队务的问题上，就变成不可解决的矛盾。为此争个不休，最后，大家都不想管，一个好好的村子
，就这样没落了。
村子里女人都顶上半边天，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辣，一个比一个强，一个比一个精。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最烂的骂人说话，最毒的咒语。骂人时是没阶级之分的，有时一个独骂，有时两个对骂，三个互骂时，就成了一个墟。用音乐术语来说，就是独唱，对唱和合唱。混着台山话独特的调子，如果加上音乐，那精采劲连莎士比亚也会甘拜下风。那一天没听过女人骂街，那一天就好象少了些什么。我给选上当保管员，
原保管员荣达的妈妈在我的门前骂了两天，难听的台山话我一点也听不懂，看着也蛮有趣的，我不知他在骂什么，好像是冲着我来。后来问别人，才知自己已给人骂了半天。
第二天她又在骂，看她怪累的，我给搬了个小凳子让她好好坐下来，慢慢的骂，让我好好听听她在骂什么，既可以学习台山话，也可以当音乐来欣享，这是接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一个好机会，反正我的脸皮已够厚，也不差这一点
谁知吓了她一跳，头一扭，不骂了，回家去，可能她知我人蠢没药医，也懒得对牛弹琴
，以后三年，也再没骂过我。很可惜，给人骂了半天，好听一点，是批评了半天。至今还不知她在骂什么。
农村的妇女，大部分都没有文化，很多女人连县城也没去过，生活给他们的压力很大，天没亮得起来准备一天的工作，白天她们还要参加田里的劳动，回家要照顾孩子，煮饭，喂猪，鸡和牛，到全家都睡了，她们还在忙个不停。农村单调的生活，使她们在心头上积压了一大堆的怨气和冤气、还有怒气和火气。不得不用骂的方式来抒解。她们可以骂鸡骂狗骂小孩，为了本家的利益，就不得不骂骂人，特别是十年媳妇熬成婆的女人，其实她们都是一班很善良的女人，绝不会记仇，今天骂完了，心中的气散了，人也精神了，第二天又会满脸笑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给人骂得最多的女人是是育贤兄的婶母，大家都叫她做长婆。她是村里的妇女干部，叫女人们节育生产，那好像是叫人们断子绝孙一样，由于她只生过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人们骂的那股狠劲，就可想而知。女人骂街时，男人都不会加入其中，还是一样在榕树头下谈笑风生，东南西北乱车一通。可能他们认为，何必像女人一般见识？
村头的大榕树，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免不了东家长，西家短。对于我们，听到了不少公社和大队、小队的故事。大队部是在榕树头旁边，一座红砖砌成的小礼堂，大队书记钜华大叔太老实，公社化时，到处都已经是卫星上天，各地的粮食亩产都上十万斤了，他还是说五千斤，结果要专区派下工作队来监察反瞒产。工作队长语重心长的对他说：“钜华啊钜华，党对你太失望了，在革命的转接关头，不能站稳立场，站到右的路线去了。你怎么能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我们的书记茫然了，队里年亩产才1600斤，亩产已经吹翻了三倍，吹牛，不，
应该说革命也要有个谱，而且还必须考虑年终社员的吃饭问题，交公粮的问题。他真不明白那些城里人是怎么想的。搞革命你们行，你们懂种田吗？工作队认为他瞒产，把他给抓了，不得不坐了几个星期的粮食监，给关在公社里，由民兵没日没夜的审问，逼他说出把粮食藏在那里。白天提审，晚上在强光灯下写交代材料，24小时不得休息。他一下子从天上掉在地狱里，在成了阶级的问题人物后，挨打是免不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书记猜不透那些城里人在搞什么鬼，不得不以国家大计为重，最后忍不住招了供——原来莲花大队的亩产也有了十万斤！那样免了挨打，生命也得到保存，还成为样板——一点就醒的样板。只要一句话，革命就成功了。
当一个革命者真难，不但要理解上级的意图，还要身经百战，练成铜皮铁骨。
我们的农民兄弟开始明白，真理都是掌握在少数人那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更要执行。可能至死，他都不会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错误。这与读书多少无关。他只是少了一点历史的知识，不懂得指鹿为马的真正意义。
上级知道培养一个农村干部不易，解放时，书记还是一个大小孩，为了让他能上台讲话，工作队员还得钻到讲坛里面，队员念一句，书记就念一句，多年的磨练，至今已能言善道，虽然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还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保留了大队书记一职，让他干到现在。由于他犯了右倾的错误，大好的政治前途就断送了，否则公社书记的宝座非他莫属，当时他是县里重点培养的几个年轻有为的大队支部书记干部之
一。
书记觉悟后，工作队立刻上报，专区一高兴，上报省委，省委也派下了调查团
，这时我们的书记头大了，聪明的农民们立刻开会，将来兵挡，一套完美的应对方案产生了，什么蚂蚁出洞的密植方案，双龙出洞的景观方案……一一列了出来，跟着有了行动，牛粪稻草堆满了所有空房，上面撒满谷子，就变成满仓的谷子。把远处的禾苗移到
路边的田里，实行大密植，为了表演大丰收，在调查团到访的几天，顿顿用白米饭喂猪
和牛，……一下子，一幅丰收的景象就构划出来了。农民们痛在心里，工作队喜在心头。你真没法想象，农民兄弟的应变能力有多强，调查团看后，觉得还差很远，最后一招就说，由于粮食太多，大仓库在山的那一边，连爬山还要走两个半小时，城里来的人只会坐车，看着远处起伏连绵的群山，一听要爬山就怕了，才没有再追下去。最后，还得请调查团大喝大吃几顿，才能把庙里的神请走。这样一打滚，一年的收成就泡了汤。有没有饿死人，农民们都不愿意说。这里是侨乡，是饿不死人的，只是海外的叔伯姑婶辛苦一点，问题就能解决。
但他们说了另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公社召开的全公社三千人大会上，请了一位老积肥模范上台讲用，他一开口就骂开了：某某某，你这个死仔包，43年饿死我老母，
58年饿死我老婆……。吓得专区的工作队立刻要民兵把他拉下台。这是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农民，只会捡牛粪，成份好得不得了，还有两个儿子是军官，虽然把领袖骂了，
也只好不了了之。其实他也不知自己在说什么，台山农民说话一出口，都是这个样子，不是“问候”你就是“问候”你妈妈，大家也会见怪不怪。听着也怪亲热的。
另一位农民就没那么幸运，他看见林彪的相片，左看像个猴，右看也像个猴，
就说这个人是猴子相，靠不住。招呼他的是15年徒刑，他也是个贫农。生活在黄土地上几千年的农民，虽然他们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在新的时代，也得要学会接受新的事物
，他们必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现在还得与政治斗，要接受他们根本上不理解的政治。他们也不知道，领袖就是神，神是不能冒犯的。冒犯了神灵就要杀头。
农村生活虽然简单和艰苦，农民们却很会过日子，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有一天节日，以开开牙祭。大年初一是过年，宰鸡杀鸭是少不了，人们都大饮大吃。春节过后，
就要准备春耕播种。好客热情的农民，可怜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外乡人，纷纷请我去做客，第一年不知就里，一早就给村上的大队治保主任丙常大叔请到他家，丰富的佳肴使我食指大动，痛痛快快的大吃了一顿。饭后，谢过主人回家，一出大门，新球已等在门外
，难却其盛情，又饱吃一顿。之后又给从宽伯抓去，这次是舍命陪君子……那一天，
共吃了七顿年饭，我的肚子也快要撑破了。第二年学乖了，一早大队长修文伯请我到他家，他与我不同一条村。吃完后，我偷偷的溜回村，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知还是给抓了，还好。那天只吃了四顿。第三年，一早我就把自己锁到仓库里去，一睡就睡了一天，宁作饿死鬼也不做饱死鬼了。
二月二，是新年后的第一个节日，我不知是什么节，那一天，村民每家都送了几块糕点给我，我只吃了几个，其他就用来喂鸡。三月三是农忙前的闲日子，据说天气转暖，人们都在门前捉臭虫，现在人卫生多了，已没臭虫，反正名是虚，吃是实。那天吃的糕点是用一种黑色的叶子做成的黑色糕点，甜甜的，我不大敢吃，太难看了。四月八是牛节，刚过完春耕，让耕牛休息，不是每家都过，只是借牛的名打打牙祭，反正也有糕点吃，五月五吃粽子，这里只有恶山，但没有穷水。六月是农忙，大家忙得头都冒了烟，还有什么心情去过节？七月七是姐妹节，那是女人们的节日。八月太热了，是大农忙，节日也没了。九月登高拜山，也少不了一顿吃，那是农民的家庭事。十月是农忙，也不用吃了，那是分秒必争的日子，必须在台风到来之前，把粮食抢收回家。十一月是立冬，“立冬大如年，家家门前贴铜钱”，大家是这样唱的，这是一年忙过之后，真正坐下来歇一歇的日子。过完后就是元旦，那几年元旦前后我都回了广州，这才是我的节日。
平常的日子他们都过得很简朴，有些还是有上顿没下顿，日子是这样的过，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农村还是很保守的，男女青年“拍拖”，有自行车的，坐车尾没问题；行路的就要注意，不能手拖手。到墟里的时候，男的在前面走，女的在后面跟，必须离开五六步
；到县城里去，还必须分马路两边走。有一次斗争一对青年，当然是成分有点问题的人
，他们公然在田里公开手拖手，给别人看到了，大队干部指出必须以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来批判。又是以革命的名义。
乡下人对城里人很尊敬，工作队都是城里人，从佛山来，有知识，有文化，他们每次下来，会督教他们怎样去管理生产队，会指导他们去生产，会讲解革命的道理，
又在农村划分了阶级，叫他们组织了合作社，不久，合作社变成人民公社，又搞了什么四清，吉铺头的人们不懂得这个东西，在它面前，退缩了，迷惘了，好好的生活，给搞乱了。公社化后，私有财产都归公，由于分配的问题一直没办法处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差；四清之后，农民都不愿做干部。公社化前一个很富裕的村子，十年下来，成了
一个十分落后的生产队，专区工作队下来了几次，都没法扭转过来，我们几个毛头小子
，不知就里，钻了进去，占着城里人的光和工作队的馀辉，很快就和他们溶成一体。
（二）
下乡第一年，十个工分可以拿到五毛钱。在田里工作一天，一级男工可以拿到五毛钱，二级女工（女人的最高级别）可以拿到四毛钱，另外谷子担回仓，工分是按重量算，肥料是按种类按重量算。尿类最值钱，农民都把尿缸放到睡房里，一个角是米缸，一个角是尿缸，他们是滴尿必争，每一泡尿都可以换到钱。有一天，在农民家聊天，尿急，就到农民的房间找马桶，房间里黑墨墨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桶子，尿一下去，声音不对，原来
把尿尿到米桶去了。早上起来，农民第一件事是挤牛尿，一泡牛尿有十多斤重，为了生活，农民们对每一分钱都在必争。生产队有八条耕牛，分八户人代养，养每条耕牛可以得很多工分，等于多了一个劳动力。城里人为五斗米折腰，乡下人为一分钱低头，没牛养的六户人家，在经济上和养牛户有了很大的差距，没牛户和有牛户的矛盾是没法解决的难题。
农民们怀念1956年以前的生活，那时生活安定，连年丰收，农民们的要求很低，他们只求老天爷保佑，每年有个好收成，丰衣足食，就心满意足。城市人看到农民有了一点点钱，害怕了，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苗子，于是城市的老爷们坐在风凉水冷的办公室里，为砍断苗子搅尽了脑汁，他们要盖高楼大厦，但不想浪费材料做坚实的地基。开始办合作社，几户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初级合作社，共同开发生产，不久，几个小合作社又必须组合变成一个高级合作社，两年后，几个高级合作社变成一个大公社，只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从一个生产土地的占有者，变成了一个农业无产阶级。城市的老爷们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要求去对待农民们，城市工人有强大的工业资金作后盾，而农民背后只有一穷二白的土地资源，最后还差点把农民赖以生存的一点点自留地也要割掉。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他们大笔一挥，于是一道道的紧头箍，前十条，后十条，又一个二十三条，农民赖以生存，而又能自己掌握的土地，一尺一尺地给剥夺，阶级斗争的政策一个又一个，一层又一层，紧紧地套到了农民的头上。先是社员，后是干部，搞人人过关，个个下楼，把农民们的一点点能改善生活的梦幻都彻底砍掉。乡下人都成了阿斗，城里人都成了诸葛亮。虽说农村的大权是由农民掌握，但话事权都在城里人那里，城里人一下子左，一下子右，工作队一下来，就把个乡下人搞得团团转，在团团转中，听话的留了下来，不听话的就淘汰出去。农民还是一样的穷困，农村还是一样落后。
68年12月年底分红，我第一次领到了自己赚到的工钱，工作一个多月，一共拿到了400多个工分，分到二十来块钱，扣去一些口粮钱，还有十来块钱和一些谷子。有几户农民一年的收入都不够领口粮。家有老人和小孩多的农户，就入不
敷出，三年多下来，每次分红，我的钱和谷子，都有一部分给农民借走，有些人会还，大部分都不了了之。我的生活一直由爸爸和妈妈支撑着，他们每月给我20斤粮票和30元生活费。生产队改选，育贤当了财务，我这个外乡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保管员，我在这里没有亲戚关系，分粮食时不应该会有偏差。
新官上任一把火，既然当了官，就不能没有做官的样子，村里把所有家当交了给你，不得不打醒十二分精神，收拾这个烂摊子，村里的口粮，及所有的实物收入，都掌握在一个对农村生活什么都不懂得的毛头小子身上，粮仓里的几千担谷子和其他的农作物，杂物房里的各种农药等，当时由于管理混乱，人们已习惯随手把队里的东西往家里搬。一次花生要下种，晚上就在一间空房子剥花生，一些平常和我接触多一些，感情好一点的人，偷偷把一些花生往口袋装，大家都装着看不见，准备看我的热闹，其实我也很紧张，每人的小动作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劳动后，我只能对大家说：“刚才看见一些人把花生种子放错了袋子，希望都把它拿出来，放回队里的箩里来。”一下子，喧闹的屋子安静了下来，有人微笑，有人愕然，一些人偷偷的把袋子里的东西拿了出来，一些人却不信邪，若无其事往外走。我不得不宣布要搜身，把花生搜出来后，公开批评了他们几句，虽然大冷天时，我的冷汗直冒，公然和贫下中农作对，后果不可设想，以后还发生过几次，大家习惯后，人们不会再在我面前把队里的东西那走。三年下来，还和他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这里可以感觉到农民们非常可爱，虽然有些人有点贪心，但他们不会为你的批评而报复，也不会为此而上纲上线。这几个人都是成分红当当的贫雇农，生产队没人管以后，他们都习以为常。成份不好的都不会出声，其他的就有样学样。几次搜身以后，就再没人敢偷公家的东西。知道了农民们的特性，和他们交往就不难。他们只认对错，他们要求公平，你做得到他们就服你。绝对不会在你正面批评以后在你的背后给你一刀。下乡后，我努力地工作，只是想证明，我爱我的祖国，我们并不是坏人。
保管员的工作主要是处理收成后的农作物，不能让这些东西烂在仓库里。番薯芋头好处理，有多少分多少，一下子就处理掉。而谷子就不太好处理，遇上阴雨连绵的天气，一不注意，谷子就会闷坏，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仓里的谷子处理好，把公粮，种子和自留粮分清楚。
我出生在一个“反动”的家庭，至于如何“反动”，连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我们了，听说那是党和国家的机密，在学校要求我们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爸爸在文革期间因历史问题和“反动学术权威”给关了6年。72年放出来后，一位领导对我老爸说：”你的问题，掌握在人民手里，人民可以叫你生，可以叫你死，如果不听话，就会再次把你打翻在地上，
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妈妈的领导对我妈说:“你有技术我有权，看谁比谁大。”在经济上，对他们还是很
优待的。在五十年代，他们每月的工资，加起来也有两百多元。
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农业干部，妈妈是印尼华侨，中学回国念书，抗战结束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由于她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引起人们怀疑她留在国内的动机，因妈妈是学科学的，解放后到农科所工作，53年到58年一直是广州郊人委负责郊区农田建设的技术干部,工作上，和苏联专家有过接触，当时苏联派出大批专家来指导中国的建设，其中有一项目是有关热带植物的种植，妈妈批评为胡闹，因苏联根本没热带作物，他们只是拿着米丘林的植物学，就来瞎指挥，结果做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58年大跃进，粮食亩产到处都说是十万百万斤，她作为一个种子专家，却说亩产能达到3000斤就不错了，公然和人民唱对台戏，反专家和反大跃进，结果定性为右派分子，关在河南园艺场强制劳动三年，
工资和行政级别降了两级。两星期放风一天可以回家，那时我的小妹妹只有一岁大。61年她脱帽回农科所工作，从此就成了脱帽右派分子。文革期间，有人想以“脱帽右派”的名义来斗争母亲，但大跃进和苏联专家已不吃香，才逃过一劫。但她的脱帽右派的招牌，就是她反动的标志，一直深深地影响我和姐姐。
爸爸是泰国华侨，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毕业，由于毕业后在国民党的大学毕业生军训团集训过几个月，加上在高中时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于是在历史上有了严重的问题，51年肃清反革命时审查了几个月，他没当过兵，也没当过官，也没在政府单位工作过，查不到什么，就挂了起来，不作结论。之后到了农科院工作，是农科院搞培育猪种的副研究员。这历史问题一挂就挂了十几年，不管对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也一直是怀疑的对象
。64年，姐姐在二中毕业，才知道挂起来的意义，她在交待家庭的背景时，没法说出爸爸的反动罪行，一直通不过政治审查，把爸爸气个半死，爸爸亲自写了几次都不能通过，最后只能叫学校到科学院去查了。文革以后，在烧毁黑材料时，其中一份材料，是说他在五十年代，有一次在边界上的一个小村检查工作时，曾表示想逃跑过去。这份东西，就是他的反动罪证。其实在五六年到六六年，我爸爸在深圳，在珠海有好几个试验点，要走一早就走了。我的一个叔叔，广州某大学的副校长，他对我说过一个故事，科学院里有一位领导，在50年代初，曾经是美国一位很出色的科学家，但他的理论，不久就给西方的科学界批得体无原肤，于是他回到中国，并当上科学院的领导，而爸爸的实验结果，正好是批判此公的理论，所以爸爸的实验每次快成功时，
他就会审查我爸爸的历史，使他的实验中断。98年，爸爸去世后，在他的遗物中，翻到一大叠保持得很好的、历年来所得到的科学成就奖状和他的著作。我明白父亲的心意，他保持着这一堆“垃圾”，只想表明，他为国家做出过应有的贡献，他爱这个国家，他和他的家人并不是坏人。多可怜的“臭老九”，到死都不明白什么是政治。他爱祖国，但祖国并不能接受他。留给他的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悲和哀。记得白桦在他的小说中的一句名言：“我爱
祖国，祖国爱我吗？”
家中出入的多是农民兄弟.。因此和农民的接触，并没有什么不便的感觉，妈妈在59年给关起来，那年正好是大饥荒，郊区的农民知道后，一车一车番薯芋头送到我家，有些农民还主动来我家免费照顾我们四兄妹两年，不像城里人，知道我妈给关起来后，谁也不敢踏进我家的大门。学校连红领巾也不准我参加，记起三年级时，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戴上红领巾，看到他们每天都有课外活动，
我心灵里所受到的打击不知有多大。到六年级，才勉强得到批准加入。来到这个大队，书记说了粮食亩产5000斤，在大跃进中给关了几个星期，还是贫下中农有眼光，不像知识分子那样目光短浅，所以关的时间就短很多，有了这样的领导，心里就比较踏实，万一要交待母亲的右派罪行时容易交
通。
在农村，有个好处是没王管，自由，劳动后，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和农民们交朋友很容易，他们不会像读书人那样，喜欢咬文嚼字，喜欢在背后打小报告，一就是一，不会含糊，更不会落井下石，你错了，他们可以和你大吵一场，和你打一架。三几天后，气消了，就没事。他错了，只要你说的有理，他们会接受。和他们交朋友，踏实得很。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喝酒，晚上一起去照田鸡，一起上山去打柴。农村的生活
也有“写意”的时候。
冲娄公社每个月逢三和八都是墟日，那天农民会“盛妆”去“等墟”，这是一个自由市场，公社所在地．县里有不少的农民，在半夜就从四五十公里外，把队里或家里的农产品拿到这里来出售，各个公社的墟期都是错开的，在墟里，农民把东西在前面一放，人往地上一蹲，生意就开始做了。海边的渔民带来了海产和咸鱼，还有广海出名的咸虾酱。也有一些农民带来一批批的鸡鸭鹅，放在笼里出售，有一位卖膏药的陈泰山，不管多冷的天时，永远是光着膀子，拍着心口，大声地吆喝，推销着他的膏药。一些农民，把菜园里的菜也拿到这里来。这一天，女人们会穿上新衣服，脚上穿上新鞋子，这些东西，今天不穿，就没时间穿了，穿了也没人看。小伙子站在路旁，物色着漂亮的姑娘，没钱讨老婆看看也过瘾。姑娘们也一样在寻找她们心目中的白马皇子。有钱的人会在这里买齐五天的所需，没钱的人会把家里养的牲畜，鸡鸭或自制的一些工具等，也拿到这里出售，再换回一些生活必须品。农民们流连于此，有高谈阔论，有对亲家，也有一些在闲逛，茶楼上，不少农民在椅子上蹲着，坐着或一条腿卡在椅子上，吃着，喝着，谈着，笑着，不时一口痰往地上一吐。公社里的知青，利用这一天做
串连日，几个要好的朋友，买了一些菜，打上一瓶酒，轮流集中在一个知青的家中，大吃大喝一顿，发发牢骚，说说笑话，这一天是皇帝日，谁也管不了，三年下来，这班朋友，越来越少，各人有各人忙的事，凑在一起就很难了。到第三年只有几个死党还聚在一起。冲蒌公社的知青，有109个，主要是广州实验中学的同学，另外有28中，附中的同学，是回乡靠亲的。冲娄的知青非常乖，至我离开，都没出过什么大乱子。只有两个女知青出过问题。女孩子到了农村，还记住学校的教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贫下中农服务。处处不设防，一个给大队干部强奸，一个还不到十六岁给一个大队干部弄大了肚子。还好，大部分的知青都活得好好的，知青的活动，大队农民干部不会去管，公社只有一个专责干部管，山高皇帝远，其实这位干部对知青也是怕怕的，大部分知青都不认识他。
（三）
回广州要路条，大队干部满同情这班离家下乡的异乡青年，我一提出要回广州，他们毫不犹豫的大笔一挥，大印一盖。69年元旦，我回到已别两个月的广州，广州面貌如旧，但同龄的同学们，也无影无踪，年轻人已少了很多。我感觉到，广州不再属于我。爸爸在文革开始，就给关了起来，至今已有三年。我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跑到农科院去追问父亲的下落，没人愿意回答，我低声下气地要求，只是要求知道他的生或死。一位革委会的领导凶巴巴地回答，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我只有心中的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后来与一位为共和国奋斗了半辈子的老人说起来，这位老人为共和国坐过日本人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最后坐过自己同志的牢，结果我也不想多说，刘少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妈妈到干校去了，由于在文革中没给清理，所以还可以和家人通信，只是不准回家，工资也没扣发，这样家里的开支还可以正常运作，没有陷入困境。由于爸爸下落未明，妈妈也给关着，所以不敢心生异梦。和姐姐及两个小妹妹过了一段短暂的日子，又回到了冲篓。
春节过后不久，开始了春耕，老妈子怕我在工作上出差错，不断来信指导。她在广州郊人委工作了十多年，有丰富的农民和农村工作经验。又是水稻专家，她在信上告诉我，和农民交往，一定要先把自己融在他们里面，农民不像城里人，那么多小心眼，她要我多想想58年最艰苦的年代。那时通信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信件是经常会受到检查，只要有一句不中听的话给发现，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信上的话语，必须很小心地表达。母子之间的交通，很多时候要靠心灵上的相互理解
，上面所提，指的是58年妈妈给划成右派，莫名其妙的给关了3年，农民们可不管右不右派，主动地代我的妈妈把家管了起来的事。他们不会去议论国家大事，他们也不用去分辨对错，只用直觉去观测周围的人和事，多年来妈妈和他们在一起议论农村发展大计，检查田里的生产计划，走四乡，游八方，日里去，夜里来，满脚牛屎满脚泥。说她是反党方社会主义，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政策他们无法理解，只能用他们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感情。母亲的经历
使我认识到融解到农民里的重要性。在往后的三年间，我真的和农民们打成了一片，在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亦给了我最大的鼓舞和帮助，这是后话。
春天的农村是美丽的，但一点浪漫的气氛也没有，虽然天寒地冻，但是青山还是常绿，冬日差不多干枯的河床，细水长流，收获后的田地荒溜溜地对着蓝天，鬼影也不见一只。村里的十头耕牛，八条是有正主儿，另外两条是照顾贫困户，正好给我和陈育贤两兄弟使用。我们和农民们一大早起来，缩着脖子，摸着黑，顶着刺骨的寒风，光这脚丫，拉着耕牛，踏着弯曲窄小的田埂小道，赶到四里之外山脚下的农田进行春耕。这里有差不多两百多亩的山坡沙田，泥肉只有不到五寸厚，含沙量重，作物收获量很低，由于户口制度，农民们都给捆绑在这里，这些瘦弱的农田，就养活着全村的七十多口人。49年以前，穷困的田地使农民们大量流出，到大城市，到外国谋生，年老后带着从外面赚回来的钱，又回到家乡养老，农村就是这样生生不息，虽然贫困，但还有盼头，49年以后，出外的人，都不敢回到自己的家乡，主人都变成过路客，偶尔的回来又匆匆的离去，所居之处，就成了新的家乡，留在故乡只有住过的旧居和茫然的回忆，留在家乡的
人越来越穷，也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离去的海外亲属，也就成了农民们显曜自己财富的象征，特别是在婚嫁上所不能缺少的保证。
早晨的阳光，给冰寒的大地带来了一点点生气，田野里开始充满生机，工作了数小时的农民们，已经有了点倦意，妇女适时从家里带来了热米饭，也带来了一点点的温磬。其实这种粮食，只有三分一是白米，其他都是番薯芋头，田头上出现温謦的景象，使我这个无主孤魂，只有在看的份儿，舔着嘴唇，吞吞口水，大地为床，蓝天作被，找个空地，闭上眼睛，躺下来休息一会，有时真羡慕那些文人墨客，在这种尴尬的环境中，还想得到哪些优美的词句，自我解嘲。而我还必须挺着空肚，挨到下午，才能回家，解决温饱。和男人一样，农村妇女们操劳过度，营养严重不良，二十多岁就已失去青春的容貌，骄人的身材开始萎缩，有些还挺着大肚子，起早摸黑，还担着百多斤的担子，拼着命去挣那几毛钱一天的工分，一直干到孩子呱呱落地，因为年底分粮，是按工分分的，工分不够，分不到粮食，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不得不咬着牙根挺下去，在这方面，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真想不透，有些文人，却把这种非人的现象，写成是农民用行动
对某种社会制度的热爱，对某位领袖的感恩，饿着自己的肚皮剩下粮食支援世界革命。睁着眼睛说瞎话，决不会脸红。
农民对社会的适应力很强，只要日子过得去，他们就会心安理得地过下去，几千年来，生活都没怎么的改变，人们都会很认命。
寒冷的晚上人们都躲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忙了一天的农民，一家人聚在一起，又搞起副业来，村子里的农民，人人都会利用空闲的时间编制竹具，他们把院子里砍下来的竹子开成一片片薄薄的条子，用它来编成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而我喜欢利用这个时间去窜门子，顺便学听台山话，和农民熟悉一下，农民的家基本上很简陋，一开家门就对着灶头，几张小椅子加上一张小吃饭台，就是全部的家当，农民没有很深的宗教观念，以前他们有神就拜，只希望拜过的神能保佑百子千孙，合家平安，五谷丰收。现在所有的神都不准拜了，以前贴灶神的地方，换上了领袖的相片。他们更没有一点艺术细胞，有点花花绿绿的东西贴在墙上，就会很满足。墙上一般还有一个相框，里面就是一家人的生活见证，他们一辈子就是那么的几张照片，还是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几个钱请人拍照的。在他们家里聊天心里完全没压力，半年多的时间，我每一家都坐过了，基本上对村子也有了一点点的了解，台山话也可以听得不少。
春耕过后，人们开始忙碌起来，我还要作种子的发芽和催芽，这是保管员的工作。这段时间最怕寒流，种子会冷死，秧苗会冻坏，妈妈的来信更密了，在她的督导下，还好没出什么乱子，这个春天，我又学会了播种，铲秧，也学会了种甘蔗，番薯和花生。那一年，发了大水，五月的几场大雨，洪水没法排掉，陆上也可行舟，那个冬天可就惨了，要挖河防洪。
好不容易春天过去了，农民们风里来，雨里去的劳动，为的是两餐的温饱，还要看天公是否作美，什么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真是混账透顶的理论，一个天灾，一个地祸，一年的收成就泡汤，谁会去关怀饥饿的人群！请看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民碗中的杂粮，番薯，芋头，有一餐没一餐的挨日子，看着心里也会淌泪。与人斗，更是天大的玩笑，只见斗人者的确乐，挨斗者直到脑袋掉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怎么斗？到夏天收获前的那一段时间，由天寒地冻，到天雨绵绵，粮食青黄不接，是农民们最困苦的日子，
夏天到了，最忙的时候也到了，一切都要快，抢收，抢耕，抢播，抢种，上有骄烈的炎阳，下有沸腾的田水，下蒸上晒，农民每天必须留在田里工作十八个多小时，我没法穿着衣服在田里劳动，结果皮也给晒掉了几层，背象火烧一样，晚上没法入睡，只能在心里默念:“鬼叫你衰呃，顶硬上啊……”农民们都穿着黑色的长衣裤，把自己包得密密实实的。抢收完以后，我就要留在村里处理收割回来的谷子，基本不用到田里去。留在家里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天太阳上山前得把仓库里的谷子搬到晒场，太阳下山前要把谷子搬回粮仓，刮凤下雨还得在仓库里翻动谷子，不能让谷子发热闷坏，特别是种子。每天都得看着天气做人，天气五时花六时变，那更有得忙，每一小时的太阳光都不能浪费，不管怎样辛苦，都不会比下田劳动的陈育贤辛苦，收割完以后，他们还得夏耕，播种，插田。我很快就学会了看天估算天气，当龙抬头时，台风就要到，晚霞满天时风雨也将来。
谷子刚晒干，风干净，农民们也就笑了，青黄不接的日子也该挨过去了，晚上农民下田回家，就等候在粮仓门外，会计荣许会把账本准备好，我来掌秤，两个农民抬秤，队长和农民们虎视眈眈的盯着称的平衡，只要称尾抬高一点点，箩里的谷子就会多几斤。你也能体会到农民们那一瞬间紧张的眼神，欢乐的心情，收成的喜悦。第二天，农民们的饭虽然还混有杂粮，但比例已大大的不同。在一个多月的大忙中，每一个人都会掉了好几斤的肉，少了几斤油，营养差，劳力强，人更黑更瘦了。
农忙结束，第一件事就是交公粮，公粮有配额，不管收成如何，公粮配额不会变，交完公粮以后的剩余，就按工分分配口粮。在丰收的年份，农民们都会高高兴兴的上缴公粮，在失收的年份，农民们就得含着眼泪上缴公粮，公社离大队好几公里路远，农民一般在傍晚收工回家后，再把粮食送去收购站。在农村，单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有单车的农民，一次就可以栽去六百多斤的谷子，可以赚到不少工分，没单车的只好用肩膀挑上大约两百多斤的谷子，送到收购站，连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不落后，能挑多少就多少，为的只是那一点点的口粮和工分。农村的孩子，都会比城市的孩子来得苍老，但却强壮得多。交完公粮，拿到一点点钱，就到陈育贤忙了，他要把帐结好，分钱给农民。最要命的，还是“圣旨”下来的时刻，不管农民多疲劳，领袖一说话，不管多晚，村民都要爬起来，敲锣打鼓，呼喊口号，折腾它个把小时。
在农闲的日子，生活是比较的松散，日子有一搭没一搭的过着；平常的日子，吃完早饭，九时才开工，担一担粪肥上田，然后中耕除草，由于是沙质田，水一泡过就会结成板，于是田里会出现一幅看起来很浪漫的情景：男人爬在田里，用手指头挖松禾苗周围的泥土及除草，而女人则站着，手扶一根木棍，用脚趾头做同样的工作，远看就是一班男人跪倒在一班女人的面前，这可不是拜倒在石榴裙下，作鬼也风流。这是农村女人最威风的一刻。而男人则不得不在女人面前弯下高贵的腰，低下高傲的头。和我们最亲热的，只有那些蚂蟥小姐，象怀春的少女，只要看见我一到来，就又拥又抱的，捞着我的脚腿子，拼命地kiss个不停，三年如一日，决不会移情别恋，是我最忠实的老朋友。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下午三时左右，收工回家，以后的时间就是自己的。
住得离我最近的农民是智良，矮小的个子，瘦弱的身材，带着一付老化眼镜，成份是坏分子，但是在48年以前，他还是一个很穷的中医，在墟里给人看病时，坏在多口，还给人看相，说故事。得罪了某些人，终于给戴上了高帽子，划成坏分子。闲聊时，他喜欢拿一些中医书，好像《皇帝内经》之类，给我讲解中医医理，带我到山野里认识野生中草药，我就利用这些知识，找了不少有毒的植物，制成了有效的农田杀虫药。他认识的东西还真不少，针灸、推拿和按摩，样样都说得有头有路。一次隔邻大队一位知青担禾扭到了腰，到公社医院看了四个月医生，还是起不了床，我把事情对智良说了，他听后，笑了笑，摇了摇头，好像在说，那些笨蛋，能做些什么事？他立刻教了我用三支长针和认三个穴道，我把情况和那位知青说后，这位知青同意一试，三针一下，痛得他跳了起来，真神，扭伤也好了，立刻能下床，后来也按他的吩咐，敷了一些中草药，就没事了，由于这是“反革命的行为”，智良就要求我不能说出去，否则他的命也没有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给人针灸。后来他给我解释了这个道理，当一个弹簧，转到一个定点时不能动了，只要加一个强力让它越过这个定点，弹簧就能反弹回去恢复工作，针灸也是一样的道理。他有一个儿子广元和三个女儿，儿子年记和我们一般大，妈妈长得高大粗壮，但孩子都像爸爸多一点，短套阔宽，肥肥矮矮。那一年，大女儿凤英出嫁，海外的姑姑寄来了钱，宴客的流水席摆了一天，客来客往，非常的热闹，人们都心平气和，没有一丁点儿的政治味道，宾客中还有不少是党员干部，斗争会上的那股凶神恶煞的气氛，已不复见，喜兴宴席，给小村子带来了欢乐祥和，直到新娘带着哭肿了的双眼离去，欢乐还在缠绕不散。欢乐过后，村子还是一样的平静。这一年村子嫁出去两位姑娘。
日子在缓慢地过着，我组织的鸡兵团也慢慢地壮大起来了，人不结党营私很难活下去，从广州回来后养的两只鸡，连小鸡到现在已发展到15只了，可这个鸡党还不够强大，我又买了四只快要生蛋的杂种鸡，我除了会发“一只鸡蛋的家当”白日梦外，还可以想象得到天天有蛋吃的滋味，为了让我的私党有地方落脚，我搬到大队的民兵部去住，民兵部就在村头。我在大门的底下，挖了一个洞，为的是让我的私党能有充分的进出自由，不用天天查路条。新买回来的四只鸡，警惕性特别高，因为门下有一个大洞，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报复，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占据着房顶的大梁，高高地躲起来，而15只旧鸡，就以熟卖熟，占据了厨房的四角。母鸡会用翅膀把他们的小鸡严密地保护起来，我的兵团日渐扩大，最多时发展到52位成员，每天给我进贡十多个蛋。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为，连天神也激怒了，一个鸡瘟下来，差不多全军覆灭，只给我留下两只母鸡，刚好在年底，能让我不用空着手回广州。但我的菜园子，却一直在掺淡地经营，只有小葱几条，还有几棵青菜半死不活赖在地里。而陈育贤的菜院里，永远是翠绿常在。
秋收一到，人们又会忙到疯了起来。那是台风季节，时间就是粮食，时间就是金钱，金黄色的稻穗，沉甸甸的，稻杆给压得弯下了腰，迎着微风，就像怀着孩子的女人，艰难地舞动着。田野里
到处飘着稻谷的香味，一年的收成，全看秋收。风云突变，台风来临，全村大人小孩都动员起来，风口抢粮，紧张，刺激，一天一夜就能把一半的粮食抢收回家，减少了损失，农民都成了铁人。他们不用动员，自动自觉地就行动起来。
（四）
刚受到台风蹂躏过后的田野，满目疮痍，稻干都给吹翻在田里，站在田野边上，仿佛听到稻谷在低声鸣咽，禾穗有一半泡在水里，为了掩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台风过后的太阳更猛更烈，以示它的愤怒和威力。如不及时抢收，谷子就会在地里发芽，烂掉。因此农民自发的冲劲更强更勇，田里的作物都是他们半年来的辛勤劳动成果，也是他们的口粮。枪收回来的谷子都是水汪汪的，立刻要作处理。那一年天公不作美，早春水淹，秋天台风，收成就打了个折扣，农民们在这种鬼天气下干活，无奈之中还是无奈，天公不作美，怨得了谁？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更为了身子肚子能有温饱，只能在无奈之中加拚命，在拚命中叹无奈。真是与天斗，其无奈无穷。春涝之后，公社决定开挖一条排洪河，农民们在秋收过后还未来得及把气缓过来，挖河工程就开始了。
69年的11月，冬天早来报到了，秋老虎的威风还未发尽，呼呼的北风就来把老虎赶跑，挖河是一件又脏又累的活，这是一个死任务，田里还有很多活没干完，但人们还是得先把河挖好，如果不抓紧时间，就会影响明年的农事。虽然秋收让人们累得快要趴下来，但他们也只能还是不要命地干下去，在挖河的工地上，农民都在热火朝天地干活，挖河的工程是按人头分派任务，工地就在莲花村前面，离开吉普头步行只有十分钟的路程。要挖的河有25米宽，深有三米左右，挖上来的泥就堆在两边作河堤
，河床越挖越深，河堤越堆越高，工地上一片死寂，劳动时大家都不大吭声，只是偶尔会有一声咳嗽，偶尔会有一声吆喝，人们都在沉默地干着自己的活。我由于有保管的工作在身，迟了几个星期才能到达工地，河床已挖出一个模样来了，男的都在起劲地挖泥，女的都在落力地把挖起来的泥担到堤上去，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也一样吃力的担着上百斤重的担子，摇摇晃晃的在大堤上上下来回地奔跑。农民们在劳动中都能保持干净的身体，而我不懂架步，不到一会儿，周身已斑痕累累，“尘气”十足，成了个花面猫，经常引来哄堂大笑
，给工地添加了一点欢乐。腿在水里一泡就好几个小时，冰冷的水像刀割一样，慢慢也麻木了。回家后不得不用生姜作脚部按摩，感觉才会好一点。到时到候，农民的家里人会给送来热饭，这时候，工地上才会显露出一点生气，饭后的短暂休息，人们会打打口水仗，吸上几口大烟筒。几个月的劳动，我也学了点小聪明，为了能熬过那漫长而寒冷的白天，我学会了把一斤米煮成两碗饭，加上几个鸡蛋，把肚子硬硬地撑着。一早吃了，勉强可以维持到晚上，至少不用饿着肚皮买难受。休息时也可以睡上一小觉，不会去胡思乱想。只有在星期天，大孩子们不用上学，就会来担担泥，工地才会热闹一下。
队长培均躺倒不干后，队里的领导活儿就由大队的治保主任炳常兼任起来，这是队里仅有的两个党员，而且还是土改干部，他已四十多岁，人不高，身材瘦削，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两眼的目光总是像刚刚睡醒，朦朦胧胧的。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农村基层干部，绝不会利用职权谋私利，他的外号是叫南风，只是做事有点拖拉，他家人口多，孩子小，大女儿才六岁，小儿子在吃奶，中间那位还要人抱。经常忙得家里丢了队里，大队的工作又忙得他昏头转向，他的婆娘才二十来岁，是一位更瘦弱的女人，嫁过来后，单是为了生孩子，已要了她半条命，剩下的半条命，就留在农活上爬滚了，他们两夫妇为人很随和，从不和人吵架，也很少在队里招野是非。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只有他一个人在唱独脚戏。为了健全生产队的领导，就把我们三个柴娃娃编入生产队的管理层中，陈育贤负责队里的财务，他的弟弟是记工员，是接管队长的理想人选，我是管理员，并负责农田的科技项目。管水利的是新求，会计是荣许，老队长培均没说不干，位子还是由他占着，也只有他有能力承担生产队这个烂摊子。太上皇是炳常。生产队还是少了个有担当的队长，生产就没法搞上去。
培均和智良只隔着一个房子，他们是叔伯兄弟，在生活上，由于智良有两个孩子长大了，家里有足够的劳动力，生活上比较富裕，而他四个孩子还少，家里的老婆身体不好，和炳常的老婆一样瘦弱，当队长不能拿到什么好处，特别在四清运动中受到莫名其妙的冲击，这都是生产队基层干部所面临的苦衷，所以对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在思想和行动上抵触很大，对队里的事，高兴就管一管，否则看也不想看一眼。每次队里干部开会，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地猛抽大烟筒。我们三个人，会坐在另一边，我们的话题当然多了，却与生产又没一点关系，而且我们对农活什么都不懂，更没有发言权。
村子小，劳动力不多，在队里的编制上，困难重重。很多队务上的工作，做干部的并没有报酬，或很少的报酬，队长一职，必须要有丰富的农田经验，要有威信和农民的信任，而且还要任劳任怨，更要上级的批准才能担任。村干部中，管水利的新球是拿全工，一年有3650个工分，然后是保管了，也差不多是全工，只比管水的少300分左右，其他的都和普通农民一样，多劳多得。
管水利的新球，虽然在生产队里是首富，但他在工作上，忠于职守，每逢翻风下雨，不管是半夜还是三更
，他一定得到田里去检查，而且每一块农田都得照顾到。由于是山坡地，如果大水一冲崩田埂，几百亩农田的泥和作物都会给水冲掉。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锄头，赤着脚，在每一片农田之间，左巡右视，东补补，西贴贴。他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家里劳动力充足，老婆也是一个强劳动力，这是一个很少给人麻烦的家庭。会计荣许和新球是至亲，由于有外汇不断的往来，生活过得轻松，，虽然成分是中农，是斗争站台的对象，三个孩子年纪还少，但他还是很乐意把会计的工作接下来。妇女干部长婆，五十多岁的女人，老公已七十多岁了，还有一个在念小学的女儿，家里的劳动力严重的不足，一家的生活压力，就落在这个老太婆的身上，她只是一个三级劳动力，所得的工分少，分的口粮也少，全队她的怪话最多，因她是一个贫农，大家都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而她只是一个画屏，在队委里供着，传递着有关妇女的信息。生产队由于还有一些热心的干部支撑着，加上全村的农民自动自觉地劳动。使这几年来村里的生产还未完全烂掉。管人难，管好一个村子更难。
在这里与外面的接触，除了大队部的一台手摇电话，就是靠公社的有线广播，农民只会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每天一早，《东方红》就开始不停地播着，一直到半夜都是《东方红》，人前人后还是《东方红》。中间会加插一些说话，语录和人民日报社论
，讲的是台山话，到78年，有一次我在纽约唐人街最大的一家中国书店，就听到一位台山来的新移民和店员的一段很有趣的对话：“我想找《东方红》的录音带。”“对不起，我们这里是不买这种音乐的。”“那里可以买到？”“我想、在美国都很难买到。”
“是吗？“那位新移民实在是难以置信，他看着满架子的录音带，大声地说：“我知道美国为什么反动了，一点音乐气氛都没有。”说完就气鼓鼓地走了，那位店员也只好缩缩肩膀，摊开两手，对着我苦笑了一下。那时年轻一代的农民，是在这一首歌的熏淘下成长长大。八个样板戏，农民根本不会听，更不会唱了，以前的台山农民，还有一些他们本土方言的戏曲，台山人叫它做“南音”，在四清运动后就不准唱了，粤剧农民也喜欢听，我想他们也不会听得懂，而且那又是“封资修“的东西，广州话和国语普通话，农民又不会听，于是就形成一个文化上的盲点。收音机里由于没有台山话，整个生产队只有我有一部，只能收起来偷偷地听，一年大队会请电影队来放影一两场电影。我们下到队里后，陈育贤每星期会用台山话给农民念念报，我教他们唱唱歌，我教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和《东方红》，这是公社指定要唱的。他们唱了三年，一首也没学会。
第一年的“菜鹅”生捱很完美的结束了，我也顺顺利利的升上了二年级，12月底，又一次到县里开了个大食会
，大吃大喝了个把星期，拿了一张“菜鹅”毕业证书，认识了同公社的不少知青，也当上了公社的知青头，由于有了这个方便，在“二年级”的时候，终于在公社发现了“达文西的密码”。
(五）
70年的一月，又回到了广州。这次接到姑姑的口信，知道爸爸还活着，有人看到他在粤北省委干校劳动。他给关起来已有四年。人活着就好，心头上的一块大石终于放下。妈妈也还在市干校关着，不知哪一天才能放回家。劳动曾经作过共和国的基石，现在劳动却成了当权者们用来惩罚看不顺眼的人们和不听话的人们的工具。
一天，途经中山六路和解放中路，在马路的交岔路口，遇到一个很熟悉的身影，一时会不过意来，擦臂而过，才记起是同班同学杜小玉，她人给晒黑了，瘦了，个子显得更矮更小。我站在马路边上，出神地望着她匆匆而去的背影，只见她象抱着满怀的心事，急步而行，并没有回头，知道她也没把我认出来，心里的难过是没法说出来。想想看，这一年我们的变化是多么的大。七年的老同学，分手才不过400天，短暂的分别已成陌路人，岁月真的是不饶人。
到了农村的第二年，对农民已从感性的认识到从理性去理解，虽然还是一样的农村，还是一样的农民。就像学校中初一和初二，高一和高二的学生一样，对学习和学校的看法就是那样的不一样。经过一年的接触，对农村的生活已有初步的了解和适应，人也活了很多。农村穷，农村艰苦，但农民却像一张白纸，和他们一起，心里比较踏实，他们的爱与恨，很单纯，我是沾了陈育贤的光，农民们也把我当成是自己的亲子侄一样看待。我开始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热情和关怀，爱护和鼓舞。
下乡的第二年，知情的队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官斗大队的两位知青，给当地驻军推荐到公社供销社，八家大队的一位女知青，给大队民兵营长的妈妈骗了回家，两母子合伙把她强奸了，到县里开大食会的知青结成了团，二十多位不同学校的知青成了好朋友，知青的互动多起来。由学校下放到冲篓的知青，多是初中的学生，部分的知青，也会在闲时，补习丢荒的学业，但大部分的知青，还是在彷徨中度日子，将来的前途如何，大家都不得而知，只能把希望放在不知的未来。
这次从广州带回来很多书，希望能把荒废了多年的学业补回来，也把爸爸和妈妈的农业技术书带了一些回来，同时我也迷上了“想问一个为什么？”这是文革的后遗症，喜欢在政治层面上去思考问题。因此也买了不少列宁和普列汉洛夫的书，我也不知怎样会对他们情有独钟，人在孤独时就容易去胡思乱想。虽然我对政治并不会感兴趣，但发生在我一家身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有些象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不可思议。这可能就叫做静极思动，念了几年书，就想学人家去思考，去做“思想家”，这是当时的革命家们最不愿看到的，他们把这种思维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三十多年前曾经思考过什么，脑袋中基本上已荡然无存，不复记忆。只知道写书的人都是满腹经书的念书人，看党史，也知道中国的工人代表只有一位是新四军的项英，结果他把新四军差点带上不归路，其他在中央的领导都是城市来的和农民出身的各个阶层的读书人。要知道当时的局势是七亿人民只准一个脑袋去思考，需要的只是七亿人民作坚定的执行者，所有用脑袋
去思考问题的思考者都属于“反革命”分子。我所能记忆得到的，就是越思越乱，酒越喝越多，越喝越浓，但还不致到变成一个“醉猫”。
为了改变冲篓公社落后的面貌，70年公社办了一个“朝阳农学院”，帮助各个大队改进生产的方式，学习科学种田，每个大队派一到两个学员，我作为莲花大队的学员参加了学习，农闲期间每星期一天下午到公社去上课，那天是在大队记工分，为期一年，主要是学习利用和制造细菌激素肥料，学习植物的无性繁殖
，农药的使用和认识等等。这只是一种实用上的学习，并不追求理论上的分析和理解，农民们都在一知半解下接受这种知识，好像在提取水稻的徒长病毒，作水稻的生长激素。由于杀菌不彻底，使不少农田受到飙茅病毒的侵害。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是漏洞百出，由于长期使用各种杀虫药物，昆虫的抗药性很强，于是种种能杀虫的药都拿来使用了，连在战争中使用过的毒气也当农药使用，那时有经验的农业科技人员基本都到干校改造思想去了，只留下二三流人员在主持农业科技的运作，特别是公社级的技术人员。他们只教农药的使用，却不教使用者的自我保护，对人体的伤害，有一次在使用某种农药，我在稀释时，队长的
老婆在十公尺远的地方闻到，当堂晕倒在地上，要送到公社急救，而我在与百毒的接触中，居然百毒不侵，活到现在......。这时由于上农校和开知青会，在公社办公室落脚的机会就多了。
冲篓墟离台城20公里，离广州168公里。只有三条不太长工字型的大街，墟上居民不到一千人，有一个中学和一个由教堂改成的医院，旧冲搂墟看来应该是很热闹，都是两三层楼的小洋楼。看店铺一家连着一家，以前的人们把台山城叫做小广州，冲篓就叫做小台城。由于社会主义是不容许个体经济的存在，那时的官爷们认为，人民的繁荣就是资产阶级的泛滥，公社化后大刀阔斧地全部砍掉，以保护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有贫穷才是革命者的本色。于是家家大门紧闭，商店改成住家。墟里只有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一家茶楼，一家供销社还在做生意，还有公社所属的工场和单位还是挺热闹的。公社大楼坐落在墟前的公路旁，它的办公室不大，只有几张办公桌，一个大窗子对着墟上的大街，这条大街也是通往南边各公社的主要公路。公社大楼坐落在墟前的公路旁，公社的头头是一个很有冲劲的中年人，我已忘记有没有和他见过面，但他在农民中名气也很大，这是一位在大跃进中产生的农村干部，来自南方海边的公社，大跃进一开始，第一
批粮食亩产达到十万斤的敢想敢说的农村干部。工作时间留在办公室的干部只有一两个人，下乡知青的档案包就放在里面的一个角落的柜子上。这种全民档案制度，是向苏联学习来的，在全中国只有农民没有设档案。
有一天，到公社开知青头会议，我早到了一个小时，闲着没事干，走到公社的办公室去坐坐，只有管知青的那位廖同志在里面，我就坐在放档案的柜子旁边，我们聊了一会儿，看着那些档案包就心痒痒的，但也不敢去乱翻动，因不经批准偷看是犯法的。读书人有个好处就是心眼多了那么一点点，复生一计，打个哈哈问廖同志，说我的档案不知到了公社没有，可不可以查查看，要知道他也只是一个没念过多少年书的农村干部，当然说可以了。我很小心地从里面抽出自己的档案袋，这时廖同志去接一个电话，我慢慢的从袋里面抽出文件，赶紧看了一眼，短短三行字，说我在文革中的派性很强，最后一句是“内定XXX”，短短的五个字，就象一条大棍子，当头向我打了下来，立刻把我吓坏了，我的脸色发白，而且发青，手也在发抖，冷汗直流。但我还是迅速把文件放回袋子，把档案放回原处，然后坐了下来，闭上了眼睛让自己冷静下来。由于办公室的灯光暗淡，廖同志回来只是以为我累了，也没在意，虽然我的脸色苍白得怕人，有这种脸色的人，农村多的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想他的脸色也不会比我当时的脸色好到哪里去，他也会见怪不怪。一下子，我明白了下乡前谭工宣对我妈妈说的话：“不要跟大队走，要自己找地方下乡，不要问为甚么。”也明白了为什么与人斗，其乐无穷。只见几个蒙着脸的人在我的背后猛插了一刀，露出狰狞的笑容，他们在快乐地看着我的鲜血在一滴一滴地在流淌着，而我还在朦然不知，至我血尽而枯，倒地不起。而他们早已远去，不屑一顾。而这些人都是和我七年共事的同学和老师啊。
连续几个晚上，我失眠了，跟着病倒了，发起了高烧起不了床，，大队长修文大伯发觉我失了踪，到我的房间一察看，才发觉我病了，他比我更紧张，立刻让大队的赤脚医生把我送到公社的卫生院，在里面睡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终于想通了，与人斗，真是乏善可陈，给我下结论的这五个字，已能促使我和我的家庭，还有下一辈，有得忙的了。杀人不需用真刀子，利害关系，不想而得知，历史上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想不到今天会落到我的头上，这种莫名其妙的仇恨，会使你欲哭无泪，只能静观其变了，虽然有了结论，但却没有情节，我还是以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之。“达文西的密码”虽然破了，但又能给我多少欢愉，除了忧心，还能指望得到什么。这几天，修文大伯每天给我送饭，心里的负担更加重了，如果他知道了我的档案结论，不知会有什么看法。
（六）
70年的夏天还是像往常一样的炎热，但早造的丰收，使村子里人人都喜上眉梢，连续几年的天灾，把大家搞得苦哈哈的，对着这个小小的丰收，大家那股高兴的劲儿真的没法说，有好的开始，就会有一个好的接续。连带我们也受到影响，农民们都说我们给村子带来了好运气。
正当人们沉醉在欢乐的气氛时，土地公公老太爷却说变脸就变脸，完全不打招呼，一点革命的“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在一个微风轻拂，阳光和媚的早晨，一阵阵强烈的隆隆响声，由远而近地响了起来，整个大地都在激动地欢腾着，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山在摇动，地在摆舞，房子在隆隆的响声中，吓得不断地在发抖，老天爷才刚歇下来，土地公公就来掺和了，不知谁野毛了它，使它莫名奇妙地乱发了一轮脾气。还好，前人给台山人留下了坚实的青砖房子，在抖动的黄土地上，屹立不倒，十多天的地震期，台山县只倒塌了一两间房子。这段期间，大队干部们可紧张了，为了怕房子倒塌压倒人，晚上必须把人们赶离房子，集中到晒谷场上过夜。我是村子里的民兵排长，必须坚决执
行命令，累到晚上十二点多，才把村民劝离居所。我虽然不会做坏事，但也不会亏待自己，把村民赶出房子后，偷偷的溜回自己的房子，闷头大睡，天皇老子也不管了。革命者死都不怕，还怕塌房子吗？谁知到半夜，还是给大队长发现，立刻给赶出暖被窝，在大事件发生时，大队的干部都忠于职守。我天天躲回自己的家，大队长就天天来赶。有好几个晚上，我们还在房子外畅谈了整个通宵，虽然还是在农忙的晚上。这一次交锋，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一直保持到二十多年后老队长去世。这次十多天的地震，只是做成了一些惊慌，没有什么损失。
我所在的莲花大队，是由六个自然村组成，其中三个姓陈，一个姓袁，两个姓郭。六个小村子聚在一起，形成一个自然的村落群。以前是一个乡，现在是一个大队。大队干部都是由工作队在这几个村子指定。除了民兵营长是由年轻的郭姓退伍军人担任和团委由年轻的女孩子担任外，其他的干部都是土改干部。由于大队干部在58年偏离了党的总路线，没有发扬敢想敢说的革命精神，不会吹牛扯淡，受到过上级严厉的修理，于是人人都变得谨小慎微，大家的年纪都老大不小，不想在有生之年把吃饭的家伙也丢掉。
只见老书记距华的背微弓着，嘴角保持着永远的微笑，他如果不在公社开会，每天都会在大队部露露脸，看他紧锁着眉头的样子，好像每天都有思考不尽的课题，脸上的皱纹显露出岁月的苍桑，那些日子，会议是特别的多，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录音机和传声筒，每天都在忙着传达公社的革命信息，文化大革命的音信。一个没念过几年书的泥腿子，能一张口就滔滔不绝地讲一个多小时，不管内容如何，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有些生产队的干部埋怨会议太多，影响了生产，老书记不得不在会议上对他们作出强烈的批评：“……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是靠会议建立起来的，是靠会议巩固的，有人反对我们整天开会，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妈呀，这样的话也说得出来，乱讲话是要掉脑袋的。还好是老书记所说，他是带头人，他说的话就是真理，大家听书记的，书记听党的，党听毛主席的，谁反对书记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这是人人都懂的真理。书记所讲的是大道理，听的人也似懂非懂，不明所以。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这个道理太过深奥了，太深奥的道理农民们才懒得去思考和理解。老书记在前面口沫横飞，下面的人已在神游太空，农民关心的只是柴米油盐。政治也是无所谓了，挨时间罢了，何必认真。套句我们老书记的名言：“……我们乡下人，文化水吾平（没有文化）……。”对于农民们来说，在这里坐两个小时，还不如担两担粪肥到田里来得实际，对于我来说，管他说什么，坐在这里风凉水冷，比到田里劳动好多了。据说，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界线，想不到我两袋空空，也有资格过过资产阶级的瘾，何乐而不为也。有时我在大队部门前和大伙儿聊天，他们党员开会，或干部开会，老书记都要我进去蹲蹲，听听。我说我什么都不是，也要进去？老书记二话没说，就把我拉进去了。原来他想发展我入党，这是后话。老书记在大队负责政治上的工作，生产上的问题就归大队长负责。
大队长修文，高瘦的个子，头上顶着个“地中海”，不管天寒地冻,狂风暴雨还是大热天时，脚上都是踏着一双凉鞋，他和书记都很少光脚。他处理事情果断爽快，有点像西北风。除了处理大队的事外，他还得每个村子窜，每个村子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一清二楚。人缘还不错，人也挺乐观。每个村子的大小事情解决不了，就由他去处理。两个儿子在我下乡第一，二年都当兵去了，家里只有老婆和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他也在加拿大呆过，吃过一点洋水，由于语言不通，不习惯洋生活，在48年以前就回到莲花村，当了一个踏踏实实的农民。解放后，由于认识一些字，当上了乡里的干部，公社化后，作了十多年的大队长，工作能力还是挺强。他和老书记两人，就成了大队的权力中心和灵魂。
坐镇大队部的是郭姓会计，会计室里的的达达的算盆声整日响个不停，有太多的帐要算了，既要算秋前的帐，也要结秋后的帐。这个会计是干干净净的，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还是稳稳地坐在这里不倒。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中年人，平时言语不多，也是笑容满面，账面清清楚楚，心里坦坦荡荡，这样的人活着也会开开心心。他的学历不高，但管理大队的帐也绰绰有余了。全大队唯一的电话机就搁在他的身旁，自然就成了大队的传令官，只有在接到电话，他才会离开办公室到外面溜达一下。
大队虽小，但五脏俱全。它有小学，有武装，有决策中心，文革后，又建立起卫生中心。大队的卫生院是由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担当，他们到公社卫生院学习了几个月，回大队后就给农民们看病了。有空又自制药物，包括针剂，有道是，药医不死者，看谁的命大了。对一些小病预防和卫生宣传，赤脚医生是起过一定的作用。那时的宣传是痛批知识分子，树立工农的威望，赤脚医生就成了贫下中农的天才，他们通过几个月的简单学习，就能顶住医学院毕业和行医几十年的老医生和药剂师，并且还有取而代之之趋势。
农村的夏夜是漂亮而又美丽，在漆黑的夜空，星星在不停地闪烁着狡黠的眼睛，微风在扫荡着白天留下的皓热，它是在安抚着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天际间不时会闪过一两颗小流星，划破黑墨的天幕，给幽静的夜晚带来了神秘的向往，好像将要向人们倾述一个美丽的传说。田野里到处响着清爽的蛙鸣声，此起彼落，好不热闹。太阳一下山，一些年轻人匆匆吃过晚饭，拿起背篓，持着多节电池的强光手电筒，光着脚，就到田野里打猎去了。农民们有一双金睛火眼，很容易就能在杂乱的田埂边，发现到他们的猎物。我跟他们出去十多次，结果连给他们提篓的资格也没有捞到，他们从青蛙的叫声中，就能分清其大小，认出是公或母，手电一照出去，立刻把青蛙的眼睛捕住，那只是藏在十
多步外杂草丛中两点像芝麻一样大小的红光点，再轻轻的走过去，一手就把它抓着放进篓里去了。而我一直都没法认清那是青蛙的眼睛，更连和它打个招呼的机会也没有，它们远远的见到我，就朴通朴通地逃掉了。
在深秋的夜晚，又是另一番景象，由夜空传来了一点点寒意，在收割完的甘蔗田里，民兵要整夜看守，防止有人破坏，那时我们都有着铜牙铁齿，坐在甘蔗园里，一个晚上，一个人就可以啃掉它一百多斤的甘蔗。悃了还可躺在空旷的田野里，静听蛙唱和蝉鸣，虫儿蛙儿在唱完这首歌后，就得进洞冬眠去了，因此声音特别的清脆，特别的响亮。看着高挂的明月，偶而一丝白云慢慢地飘过。这时只会感觉到孤单和悲哀，经常会回忆起生活多年的老同学，还有久别远方的家里人。
“这个世界上，好人都死光了。”这是当地农民们最常呼喊的声音，敢说这句话的人，都是那些贫雇农，也只有他们能说这一句话。就此打住，大家都不愿意往下说下去，当然我也不会去追问，也不敢去追问。到了严冬的寒夜，窗外北风怒号，像是在呼喊，像是在鸣冤，只见树在鸣，竹在舞，但又有谁会去认真欣赏。在老农民家做客，对着刚分配到的口粮，只见他们含着泪水对我说，解放前，收获的粮食都能堆满屋子，现今才只有几罗谷子，就要挨到夏收。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把自己的口粮和钱，“借”一点给他们，一句同情的话也不能说出来。冬天来了，春天也不会离很远了。
农村最难过的日子是在春天，在过完欢乐的春节后，人们不得不数着罗里的谷子慢慢地过日子，一直要挨到六月份夏收。春天的夜晚，到处一片静寂，看着农民在艰辛地挨日子，老天爷也给感动得难过起来。屋外飘散着霏霏的细雨，象是老天爷在微微地哭泣，哭到伤心处，山野间的蒙蒙小雨变成倾盆大雨，雨后的清晨，崎岖不平的小路变得泥泞起来，但雨后的天空，空气显得格外的清新，蓝天显得格外的明朗，它像是在告诉人们，雨过天晴，希望在明天。
七零年风调雨顺，各种作物都得到丰收。每天的收入由五毛上升到一元，这种微不足道的收入，农民们都已很满足，知足常乐，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据说已很多年没遇上过丰收。我扣去了口粮钱以后，还分到了一百九十多元现金，成了个大财主。就个人来说，村子里就我分的钱最多。好事接着来，年底也收到老爸的来信，从66年到70年底，5年了，多可怜的中国人啊，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罪名，就给莫名其妙地关了5年，才能与外界恢复有限的联系，能够保得命在，真的要感谢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了。还要关多久，天才晓得。不过我也很知足了。
这一年底，我第三次到县里开知青的大食会，这意味着一年又将过去，人也麻木起来，对外面的事情也不太感兴趣了，说实话，我还是挺喜欢这种世外桃源似的、无争无闹的平淡生活。
（七）
在我们的国家，每一个人都给烙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壁垒分明的社会里
，人们从娘胎里就成了某一个阶级的代表。只是在农村里，阶级之争斗，没有象城市那样明显，没有象城市那样激烈。
七一年初回到广州，发觉姐姐有了一肚子的火气，由于爸爸妈妈都给关到干校去了，家里只留下两个小妹妹，姐姐是在广州的近郊农场，每天晚上都会回家照顾两个小妹妹，第二天一大早赶回农场。农场的书记对此很不满意，狠狠地批评了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拒绝思想改造的表现。但姐姐认为她并没有做错，她既没迟到，也没早退，家里的问题是明摆着的，难道这也有错吗？而且工余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场里的书记是和妈妈同一个工作系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于是就拿政治和成分压下来，他指出在我们的国家，是绝不允许有任何私人的意念存在，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包括任何个人的一切。
姐姐火大了，就和书记吵了起来。多次的争吵，越演越烈，互不相让，一个是代表党的利益，管理手下的员工，在他的眼里，党的利益大于一切，阶级的利益重于一切，决不能允许个人的利益凌驾在党和阶级的利益上面，他就是党和阶级的代表，而他决定了的事情，姐姐居然反抗，就是有对抗党，对抗无产阶级的苗头。而姐姐觉得这个书记太低能了，一点水平都没有，只会以势弑人，看着来势汹汹的书记，姐姐就是一点也不卖他的账，家照回，工作照做，我行我素。硬着头皮顶着，如果这也是反革命的话，她也没办法，她也豁出去了，要关要杀只有命一条。想不到，一年多之后，在一次和书记发生了激烈争辩，她把书记狠狠地骂了一顿，挑战了权威，她也知道后果将会如何，与其
日后受辱，倒不如自我了断，她是不想活了。
这次回家，我们姐弟谈了很多很多的话题，从爸爸妈妈的遭遇到我们的经历，姐姐65年在市二中毕业后，分配到花县的一个农场，刚好妈妈要和郊人委的干部到广州郊区搞四清，通过关系，把她安插到市郊的良种场工作，以便照顾家里的弟妹。她在学校的功课不错，是以98.5分的平均成绩毕业的。在高三那一年，大家都在准备高考，一班高干子弟进驻到我们家，让我姐姐给他们补习功课，高考前，这班子弟联名并以班团支部的名义上书校党支部，说姐姐家庭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她个人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只专不红。建议学校取消她的入大学资格。这样她当然念不上大学了。原来考不上大学，她给分配到羊城晚报当记者，但班主任为了要申请入党，就把他们这一班考不上大
学的学生的应聘信扣了下来，把他们赶到农场去，这两封信件在文革中流了出来。这件事给她的打击很大。
多年的遭遇，我们认识到了，这是一个以唯物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但却以唯心主义的政策去治国，大家都会活得很累。如果认为父母有罪，找他们算账就好了，为何要他们的子女去承担，难道真的是父债子还吗？而且父母的问题，查了二十多年，都没有结果，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下罪的资料。看来真的是要杀错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了。他们真的是不放过我们的父母，也不放过他们的子女，真的是要斩尽杀绝了。太多太多的问号，在我们的脑袋里挥之不去。姐姐灰心了。我想想自己档案上的结论，也不能不使你丧气。在这样的国家，还会有我们立足之地吗？
姐姐问我：“难到你就这样忍受下去吗？就这样窝囊地活下去吗？爸爸妈妈的问题已影响了我们，而且还在影响着下一代。怎样才能活下去？”生活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我们不能不好好地考虑了。
“弟弟，还是离开吧，逃出一个是一个。”姐姐很失望地对我说。
“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爸爸妈妈怎么办，他们还在给关着。如果他们不给放出来，我是不会离开的。”我断然地回答，我不想自己的一个过失，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而且乡下的农民对我还很好，我还可以挨一段时间。”
姐姐想了想，见说服不了我，也就没有吭气，她用家里剩下来的钱，给我换了一辆自行车，以方便我的出入。
回到乡下，郁闷的心情得到疏解，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空旷的田野，翠绿的群山加上蓝天白云，会使人心旷神怡，艰辛的劳动，会使人忘却心中的苦闷。每天还是一样，日复一日，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一天，大队长找我谈心，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后，他对我说：“大学向工农兵招生，公社有两个知青名额，现在公社提了你的名，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同时大队准备发展你入党，你要把父母的工作单位写给大队。”
我知道，我在农村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念大学，我是根本没希望，公社大队知道了我的档案和家庭，后果如何，实在难以推测，我老实的把我的家庭情况，和他说了，他听后，沉默了一下，对我说：“要挺住，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我永远是你的朋友。”听到老队长的答复，我心里一热，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
以后的几个月，日子在风平浪静地渡过，不久，人民日报登出了张铁生的“事迹”，一个以交白卷出名而考上大学，后来又当上国家教育首长的中国天才出现了，阶级斗争又激烈地提上了台面，很多知青都气极了，时也命也，最后大家也只能一笑置之。
盛夏之时，收到老爸的来信，他已给放了出来，恢复了工作。在给关着的那几年，他十多年来在全国建立起来的十多个试验基地全给破坏掉，现在要他出来做恢复工作，把实验基地重新建立起来。他在信中问我愿不愿意作他的助手，是一个不拿国家工资的助手，而且在很多大学都有他的学生，以后上大学不成问题，对着爸爸的好意，我也只能苦笑了，他还不知道，我在档案上是已经给枪毙掉的人了，而且他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说不定哪一天又会把他关起来，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我实在是不想过了，而且也不好过。我谢绝了爸爸的好意，亦只能告诉他，我现在活得很好。
现在留在农村，我只是想看看自己最后的政治审查，以便作出自己去留的决定。知道自己的命运总比瞎猜来的实际。
很快，年底又到了，升大学的事已没有了下文，跟着在公社，在大队的工作，一件件给解除掉，只有留下小队的保管工作，只是，年底到县里开的知青大食会，还是给我保留了名额，这是我第四年到县里开会，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从台城开完会议回来后，老大队长跟我做了一次长谈，他已给了我最大的帮助，结果搞成这个样子，他也意料不到。我告诉他，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已确定要离开这里，什么时候走会告诉他。我也将父亲已放出来重新工作的事告诉了他，也将父亲的信给他看了，他看后，放下了心。他希望我能跟父亲学习一技之长，有机会还是要上大学。他问我还有什么打算，一定要和他商量，不要一走了之。但他鼓励我，要挺得住，应该出去闯荡一下，莲花大队永远是你的家，什么时候回来都欢迎。
在往后的几个月里，我把自己的工作交代清楚，整理好一切，最后只是和老大队长说了声再见，也只有他知道，我可能不会回来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我只带走几件简单的行李，骑着脚踏车，离开了生活了三年多的农村，从此开始了我的流浪生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