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乡的回忆与评价
张 穗 强
近年笔者参加内地的各类知青研讨会多了，深感进入花甲之年的知青们仍对上山下乡这段岁月刻骨铭心，但大家表现出来的感受却很不同。有的人对它念念不忘，一直以此激励自己的人生；有的人对它痛心疾首，不断地进行鞭挞和声讨。在知青研究和知青文学的层面，这两种倾向也很明显。知青学术论文上述两类评价都存在，知青文学作品则以后者居多。于是我就想，为甚么知青群体对自己这亲身经历的上山下乡历史会有不同的回忆，不同的评价呢？我们应该怎样客观地、真实地对自己走过的这段足迹负责呢？
一、两类意见的现况与反思
内地一些省份据说因为上述两类不同意见的缘故，知青群体分成“青春无悔派”和“不堪回首派”，两派严重对立，势如水火。知青学术研究方面，也大致形成“肯定派”和“否定派”，在相同史料的前提下，“肯定派”强调它的“客观性”、“安置性”、“进步性”，指出上山下乡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地位，应该对一代知青当年的奉献精神予以肯定。“否定派”强调它的“政治性”、“迫害性”、“悲剧性”，指出上山下乡是政治运动和理想主义的产物，应予彻底否定。在知青文学方面，因它属创作范围，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相关美学思想的影响，知青作品的主题以批判性居多，主人公也多为悲剧人物。近年笔者写过一些有关知青问题的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公开发表后，同样引发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反响。
为此，笔者进行了反思，也请教了一些文化界前辈。凡对历史性的重大事件，都存在“回忆”、“评价”两个思想范畴。两者之间既密切联系，又不尽相同。“回忆”属于感性层面，评价属于理性层面。“回忆”受个人或地域特定环境的影响较大，它会以此来支配相应的“评价”；而“评价”则受史料、理论的作用较大，它也会因此来影响到“回忆”。笔者作为１９６８年上山下乡的一名知青，同样经历过磋跎岁月和回城拼博的洗礼，很理解知青群体中为甚么会出现“青春无悔派”；笔者这些年一直致力知青问题的研究，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和珍贵史料，完全同意应该从理论上彻定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故笔者认为，要完全抛开个人在知青生涯中的感受和损益，完全从历史、政治及对社会发展进程影响的立场出发，才能对上山下乡作出客观评价。
二、回忆、评价的层次不同
这些年由于大部份知青朋友们都加入退休之列，怀旧之心日重，多会自然而然回首往事，上山下乡便成为回忆首选。大量的旧地重游，岁月展览，情怀表演越来越多，此乃情理之中，也是“夕阳乐”的一种表现。有知青把这些怀旧性的活动统统划入“不堪回首”之列而抵制，笔者并不认同。但主办单位安排这类知青怀旧性活动时，对当年上山下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事，就要谨慎处理，过份渲染恐会伤害部份知青的感情。近年来，内地一些省市的知青热衷于“红歌运动”，就有一部份知青就对此很反感。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笔者到武汉参加长三角知青研讨文化活动时，一些省市来的知青代表穿戴和表现相当出位，就惹来不少与会者的反感。很明显，这就因为涉及到大家对上山下乡不同的看法与评价。
这些年内地的知青学术研究十分活跃，不少学术专著和回忆录书籍陆续问世，令人们对上山下乡这段岁月有了更全面，深入的思考。学术专著以史学研究为主，评价侧重于批判否定。回忆录以个人性、区域性内容为主，注重知青精神的提练，还常常把它与一代知青的民族性，奉献性、责任性相连。上述两者其实并不对立，只是角度和层面不同而已。但笔者认为，“回忆”与“评价”两者相比，“评价”的层次应该高一些。对磋跎岁月的回忆不排除会有正面效应，但对它的整体评价则应予彻底否定。１９６８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属于“十年文革”一部份，彻底否定文革就意味否定了上山下乡。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虽与１９６８年的知青运动有所不同，但同样是当时“左”的特定政治环境使然，与１９６８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并没有本质不同，只是程度和影响的差别而已。
三、上山下乡与文化革命
近年来，山西省昔阳县和大寨的经济都发展得不错，已成为国内一大旅游热点。故此，热心的大寨当家人曾举办了多次“大寨知青文化节”活动，邀请了世界各地知青代表欢聚大寨，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和“大寨精神”，此举应说是一件好事，但据说每次活动时都有知青代表“闹争执”，“不愉快”。昔阳县政府近年致力拓展“红色旅游”，在老县城打造了“红色一条街”，街内出现不少“伟人手迹”、“三面红旗”、“红色标语”、“诗词语录”等装饰性建筑。漫步昔阳县城老街，仿佛时光倒流，回到文革时代。据说一些游客来此后颇为赞赏，甚感“回味”和“慨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游客破口大骂，质问县政府究竟是为“十年浩劫”召魂？还是要重现“激情燃烧的岁月”？更号召人们“清除极左余毒”、“防止文革翻案”，吓得当局不知所措。
文化革命早己定性，它是民族灾难，历史悲剧，今天相信不会有人否认。昔阳县刻意打造这些“文革记忆”，可以肯定不会是为文革翻案，相信是出于推广“红色旅游”，召揽游客之需。而内心深处，也不排除他们重现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景象，是留恋当年昔阳县、大寨大队稳坐全国政治激流中心地位的情思。但由于文革是历史已经完全否定的东西，把“文革记忆”纳入“红色旅游”之中，显然是不合适的，也难怪有游客会反感，认为当局是为文革“招魂”。上山下乡与文化革命有点不同，它并未象文革那样有清晰的历史结论，社会上有不同意见并不奇怪，需要人们继续去研究和探讨。故此，如何评价上山下乡是一个大题目，也许我们这一代知青群体消失了，仍未有最终结论。但历史的定论往往是由后人来完成的，越长的时间，结论就会越清晰。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诸多近代史的代表人物，史学界不是今天还在研究，还在争论吗？从这点出发，我很赞成华东师大历史系朱政惠教授提倡建立“知青学”的建议，上山下乡和知青问题确实应该成为一个学科来研究，它作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事件，未来是需要几代人不断探索，不断研究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