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权后，梦寐以求想当总统的曹锟，想立即驱逐徐世昌，由自己登台。还是吴佩孚想得深入全面一些，主张召集旧国会，把黎元洪挖出来复位，用“恢复法统”的名义来作为过渡的办法，这样，可以使直系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可以使总统和国会都成为直系的手中的傀儡，也利于曹锟在黎元洪“补足任期”后，“名正言顺”地取得总统的位置。曹锟同意了吴佩孚的主张，两人领衔发出征求恢复国会意见的通电，得到一大批军阀和社会名流的支持。直系将领孙传芳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要求徐世昌下野。
1922年5月24日，“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成立。6月1日，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天津开会，宣布国会“恢复”。6月2日，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台。徐世昌这位圆滑世故的北洋元老，由皖系安福国会推上总统的宝座，任期三年零八个月后，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来，他的政治生涯也从此结束。此后，他在天津作了十七年的“租界寓公”，于1939年6月5日病逝,享年84岁。他晚年拒绝出任日伪职务，还能保持民族气节。
徐世昌下野后，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通电要求黎元洪“依法复位”。黎元洪表示同意，6月11日入京供职，6月14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8月1日，旧国会议员召开会议，正式恢复国会，实现了直系的所谓“法统重光”。
然而，如同其他军阀集团一样，直系在独掌北京政权之后，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立即表露了出来，形成了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两派在制宪和选总统问题上斗争激烈。而内阁倾向洛派，深为保派不满。为了推倒王宠惠内阁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当上总统，1922年11月18日，在保派怂恿下，倾向保派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揭发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遭受5000万元损失一事，逼迫黎元洪亲下手谕，命令步兵统领聂宪蕃、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带兵逮捕了罗文干，解送法庭处理。后在吴佩孚的干预下，也因证据不步而释放。罗文干案件导致了保洛两派矛盾激化，吴佩孚最终屈从了曹锟，王宠惠内阁也于11月29日倒台。
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满任期，曹锟本来再等几个月，也能顺当坐上总统的宝座，但是曹锟已经急不可耐，要把黎元洪赶走。黎元洪其实是个傀儡总统，本无实权，但是被人赶下台，又心有不甘，所以联系张绍曾内阁及政学系议员与曹锟对抗，不肯下台。5、6月间，直系保、洛两派取得一致意见，提出“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的策略。先由亲直系的阁员高凌尉、吴毓麟、程克先拆内阁的台，使张绍曾内阁不得不于6月6日全体辞职，张绍曾当晚被赶往天津。紧接着，曹锟便亲自导演了一场“逼宫夺印”戏。
6月8日，冯玉祥部张之江率军官数十人佩刀闯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向大总统索要欠饷。9日上午，曹锟党徒又怂恿警察罢岗，撤走总统府卫队。10日下午，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黎府索要欠饷。接着，“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千余人手持“黎元洪退位”的旗帜呼喊而来。12日，黎府又出现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轮番示威骚扰。黎元洪明知是曹锟要赶他下台，却坚持不走。但不久黎宅断了水、电，黎元洪大怒之下，决定离开北京。他把总统的大小印信十五颗拿出来，十颗留在公府，五颗送去交给他那住在法国医院的危氏如夫人，并作了其他一些最后交待。13日下午，黎元洪乘专车离开北京。
曹锟得知黎元洪拿走了总统印信，急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车夺印。黎元洪的专车到达天津新站后，王承斌率领的大批军警便包围了专车，卸下车头，迫黎元洪交出印信。黎元洪被逼得拨枪自杀，被随员抢救没有打中要害。到了晚上，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得说出实情，曹锟终于在14日清晨取回总统印信，才放走黎元洪。经过这场耻辱和劫难以后，黎元洪仍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后还在天津、上海等地活动，试图东山再起。但不久也感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隐居天津张园，从事工商业活动，担任中兴煤矿董事长等。1928年6月3日，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64岁。
再说曹锟，指使直系军阀闹饷、逼宫、截车、夺印、赶走黎元洪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但曹锟对此全然不顾，为当总统一意孤行。他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他在国会选举中出谋出力，又以高价收买和胁迫国会议员来京参加国会选举，并派专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设立暗察处，对议员进行监视。1923年9月10日，国会开预选会议，曹锟以五千至一万元一张选票收买了五百多名议员。10月5日举行正式选举，曹锟派遣大批军警、宪兵“警戒”。原定十点钟开选，但到上午十一点四十分签到者也不过400多人，不足法定人数，选举会议主席吴景濂急得团团转，派出可靠议员分头去拉同党、同乡的议员，而已签到者已失出自由，不得外出。直到下午一点二十分，签到者达593人，这才摇铃开会投票，四点钟选举完毕，曹锟终于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10月10日宣布就职。这次选举共支贿款1350余万元，因此，时称曹锟为“贿选总统”，国会是“猪仔国会”，议员是“猪仔议员”，在民国史上留下了丑恶的一页。
曹锟“当选”总统后，为巩固他的地位，首先竭尽全力扩大势力，将所有亲信均以封官晋爵，给直系诸将论功行赏。其次，利用他的最高权力，进一步聚敛财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由于他臭名昭著，民心丧尽，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抗，就是各地军阀也不听从他的号令，相互争斗，抢占地盘。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内部已经存在保定、洛阳两个派别，曹锟当总统以后，两派因争权夺利矛盾日深。吴佩孚居功自傲，自称是曹锟的长子，言外之意是迟早要取而代之。吴佩孚还把冯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盘和兵权也夺了去，因此，直系内部又形成了冯玉祥、王承斌、刘燮元结合起来的反吴三角联盟。直系外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军阀集团，联合皖、奉共同讨直的策略，形成了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这两个三角联盟搞得曹锟焦头烂额。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皖系卢永祥与直系齐燮元交战。（详见第二章第五节）9月5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吴。作为反直三角联盟之一的奉系张作霖也率军入关为助，随即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15日，曹锟接到奉天发来的挑战书，立即电召吴佩孚进京，下令讨伐张作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9月18日，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均出动了海、空军参战，战争的规模是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的。
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受命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早已和吴佩孚矛盾激化，已有意倒戈反直。10月21日，冯玉祥乘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前方酣战之时，将所率部队后队改为前队，由李鸣钟、鹿钟麟率领，昼夜兼程140里，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22日午夜，在负责戌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迅速占领了北京城，发动了北京政变。鹿钟麟派一营士兵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逼曹锟辞职。曹锟只得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由新任的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截车夺印，捧他上台的干将王承斌时，不禁酸甜苦辣，成感交集。11月25日，段祺瑞被冯、奉捧为临时执政，不久，即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实际是将曹锟保护起来。
1926年春，张作霖、吴佩孚联兵攻击冯玉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所部国民军交由张之江、鹿钟麟率令。鹿钟麟为分化直奉联盟，恢复了曹锟的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计。曹锟也派人转告吴佩孚，想出来再当总统。吴佩孚拒绝曹锟的要求，复电命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张、鹿获电后率部退出北京。
曹锟恢复自由后，还想恢复总统的职务，派人到汉口找吴佩孚，但吴不予支持。曹锟只好在当年5月1日通电发表补行辞职宣言，声称“因病辞职”。不久，曹锟离开北京，移居保定，又移居郑州。他曾企图利用吴佩孚到郑州车站迎接他时，将吴杀掉，自为主帅，布告天下，但终因感到力不从心而放弃此计划。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河南，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英租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拒绝出任日伪职务，也算得在晚年显示了一点民族气节。1938年5月17日，曹锟在天津病死，时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