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落户坦洲公社
小 岑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生活在广州，我们算是幸运的一群，
能够在广州市一流的中学执信女子中学学习。
我这里有一册母校建校80周年的画册，对母校有个简介。1928年秋，执信学校改为女中；1943年，改为中学，招收男女生；1945年，恢复为女校。解放后，称省立执信女子中学。当年，国内女子中学甚少，能考进执信女中的女孩子，都很优秀。由于是纯女子中学，再加上多年住校的经历和教育、文化熏陶，使得我们执信女生大多具有如孙中山所期望的“毅勇果敢”的特性。
执信女中的这种教育，使我们多多少少也具备了这种特性，我们在其后的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中，这种特性也得到体现。
坦洲公社生产队的女知青
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101中的联动红卫兵南下广州，来到了我们学校煽风点火。我们学校虽然全是女生，但军干子女较多，6月6日下午，全校师生被紧急集中在执信塘附近的灰沙球场开会，很快，便“揪出”了两位姓梁的教师，在校园内游斗。两位梁老师沿途遭受红卫兵的鞭打和羞辱……“六六事件”之后，执信女中内以军干子女为主的学生也迅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批斗校长，殴打羞辱老师，同学之间分成两派……红色恐怖笼罩了校园。经过两年的“运动”的折腾，等待我们的，就是上山下乡一条路。
我还记得，1968年11月8日，我们学校500多名学生，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参加数万人的誓师大会后，背着简单而又装有梦的行囊，有的激情洋溢，怀揣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有的唉声叹气，忧心忡忡，搭乘花尾渡船，来到中山县。我们中除小部分去了南朗和阜沙，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坦洲公社。我们这些人，都是分配到坦洲公社的。
当年，我们已经20岁或21岁，对中山县，我们大概知道，离广州市不远，过了顺德就到中山。但是，中山县有哪些公社，具体在什么地方，实际弄不清楚，更不知道哪个公社好些哪个公社差些。当我们300多位执信女生抵达坦洲公社时，我们才知道，自己已身在珠三角的最南端，珠江磨刀门出海口东岸。不远处，就是水天一色的南海。
这种地理环境，可以看到海，应是我们女孩子所向往的，但是，也就兴奋了一阵子。当看到公社所在地的模样，好心情又冷却了一半。公社所在地在一小山丘，只有几间平房，一间小礼堂。镇上只有一条沿河而建的主街道，河边有米机、粮仓、农副产品和水产收购站、供销社等。其余两岸多是茅草房。
公社所在地还算好的了，生产队就更贫瘠落后了。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坦洲是中山最南端的一个公社。坦洲的土地，由河海冲积而成。明代开始浅浮，据《香山县志》，到光绪年间，“蜘洲周回八九里”，“西临大海，弥望稻田，万绿无际”。
上世纪60年代的坦洲，地多人少，以种植水稻和渔业为主，我们在公社集中，吃了午饭后，随即被分配到永合、安阜、蜘洲、建新、七村、联胜、渔业队等20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队若干人。
就这样，1968年11月，我们执信女生，和广州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在坦洲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
当我们到达生产队时，触目所见，全是茅草房，房顶竹子作架，稻草铺搭；墙体由竹木作架，泥巴混合稻草糊成。房屋内，除了木板搭成的床铺，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冲凉房需要自己就地取材，用干了的蕉叶搭建。晚上照明的，开始只有煤油灯。
这种茅草屋，住了一两年，屋顶的稻草霉烂了，每逢台风或雨季，往往“床头屋漏无干处”，面盆，水桶甚至大碗都成了装雨水的工具……
最可怕的，还是走路。我们在广州时，怎么穷，也总会有鞋子穿，不用赤脚走路；即使赤脚走路，也是走平坦的路，但是，来到坦洲后，首先必须学会走路，大家都成了“赤脚大仙”。当年的羊肠小道没有沙子铺垫，起伏不平，俗称“和尚头”，且总呈湿润状，如不学会用五个脚趾钳住泥巴，就会四脚朝天滑跌倒。
比起走“和尚头”，过河沟更可怕。由于坦洲是个“大粮仓”，如蜘洲大队，人均要种10亩水稻田，那些一望无边的稻田，靠纵横交错的河沟联系着，当地人称之为“洛”，起着灌溉和运输的作用，一米五到两米宽，我们首先要学会用锄头或竹竿“撑杆”飞过对面，否则，一不小心，跌落齐腰深的“洛”里，那就要不得不一整天浑身湿漉漉地干活。
还有一种工作，也很需体力。坦洲是沙田区，无论房子的地基、或者堤坝，都是用铁锹锹出一块块约30公分长20公分宽
15公分高的十多斤重的大泥砖垒成，我们还必须学会传泥砖这活，那么大而沉且湿漉漉的泥砖的传递，必须讲究技术，每人相距约2米多，利用惯性把砖抛给对方，接砖的人必须用两拇指掐着砖的两头才能接住，不然泥砖就落在你胸前，你就变成泥人。大个子也感到很吃力，我还有绮薇、曼莲她们是小个子，就很难对付了。
总之，当年，我们都吃过这样的苦。另外，我们还必须学会驶牛、耙田、插秧、除草、收割、锹泥、挑担、种菜自给……
还有棹艇和撑艇，也是技术活。当年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小艇，所以，知青们还要学会使用两根桨棹艇；另外，还得学会撑艇——就是使用一根较粗的竹竿，撑到河底，利用反推力使小船在浅水中前行……这些，我虽然个子小，当年都学会了！
那时，我们的生活真是苦啊！安定之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粮食要自己种，米饭要自己煮，使用的是大灶，烧的是稻草。食油是有分配的，但每人每月只得1両2钱半。也就是说，这1両2钱半的食油，要对付整一个月的做菜之用。至于穿衣，要凭布票买，和全国人民一样，每年每人1丈3尺6寸，不够成年人做一套衣服。至于工资，到农村插队落户，没有工资，只能赚工分，有些生产队，一天工作得10工分，才二三毛钱，还要到年终才结数，往往是入不敷支。
生活艰苦，劳动量大。我们一人种10亩水稻，真不是闹着玩的，坦洲一年两造，春寒料峭，插下秧苗，之后要灌溉、除草、施肥，当这些工序还未完成，就已到了收割的季节！七月八月，夏收夏种，凌晨即起拔秧苗，早饭后即插秧，直到太阳下山，一天工作十六七小时，我们都被晒脱几层皮……
生活困难、劳动艰辛，文化贫乏，思家痛苦，……我们坦洲知青和其他各地的知青一样，承受着这些折磨。
当年感到前路迷茫。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孙中山期望的那种“毅勇果敢”的特性在支持着。那几年的知青生涯，也可以当做一种人生的历练吧。
渔业队的女知青
我来主要讲讲分配到渔业队的女知青的情况吧。
在坦洲公社最南端大冲口水闸边，有个渔业队，离湾仔与澳门不远。
我们有四位执信女生分配到渔业队。有我、凌顺珍、罗曼莲、李桂兰。能分配到渔业队，大家都称我们为“幸运儿”。所谓幸运，是渔业队属渔民编制，每人每月有30斤大米、4両食油分配，每月还可以预支8元钱！此外，我们住的是“最高档”的松皮加沥青纸盖顶的房屋，“靠海吃海”，海鱼海鲜能不时品尝到，还可以送一些给落户生产队的同学解解馋。
但是，分配到渔业队的知青，劳动强度更大，一年四季没有农闲！渔业队中，壮年男子全部都要出海捕鱼，每艘渔船配备两位女社员，其余的妇女以及十四五岁的半劳动力者，包括六位知青，就要包干渔业队的全部水稻等的种植任务，以及其他基建任务。到了夏收夏种，我们和生产队的知青一样，每天干十多个小时，所有生产队知青要干的活，我们都要干。另外，由于缺少耕牛，我们几位知青曾作“牛”用，四人拉着铁耙在前面走，后面一人扶着铁耙耙田。
还记得到了马蹄收获季节，我们要跳落齐腰深的烂泥田中，这真是大考验，双脚不能直立，双膝并拢向前，在烂泥中半跪着，不然会越陷越深，然后再用手伸到泥田深处寻找马蹄。你看看我这样矮小的身材，那工作的艰苦可想而知……
最可怕的事是在码头当搬运工。每当鱼讯期，渔船从汕头、汕尾、海陆丰等海域捕鱼归来，我们立即就要赶去码头参与搬运。渔船到岸边，连接的是一块甚至两三块只有几十公分宽的木跳板，空身行走在抖动的跳板上，起初也会心惊胆战，然而，我们女知青们必须要学会和社员一样，两人抬着一萝箩200多斤的鱼或一桶桶同样沉重的咸虾，踏着一块或两三块晃动的跳板，将其抬到岸上；再下船的时候，还得顺便将一包包盐用肩托到船上。
还记得那天，我们已干了半天的农活，中午12点还未吃午饭，又累又饿，我和曼莲抬着一筐200多斤的海鱼，结果，到了第二条跳板快到岸边时，两人滑倒在跳板上，那一筐鱼儿重回海中。幸好，村民们都没有责怪，还关心地问我们腰腿有没有受伤，让我们十分感动。
渔业队的基建任务繁重艰巨。有一天，我们被安排两人一艇，到很远的地方运载石头回来修筑堤围，沿途要经过很宽的海面。石头装满后，发现海水几乎接近小艇的舷边。想卸掉一部分石头，又觉得可惜。于是，冒着风险，小心地将小艇棹回去。现在回想起来，像这样的工作，对于不大熟悉棹艇和水性的我们，是相当危险的。
渔业队的干部很关心知青们的生活，知道我们柴草不够，便由大队作些帮补。但我们觉得搞特殊不好，便学着割海草。有一晚，月黑风高，我们撑着一只小艇，到很远的堤外割海草。等到涨潮时，天已蒙蒙亮，我们才艰难地把装得比人还高的海草运回去。后来，我们学会了割海草，柴火也可以自给自足。
繁重的劳动之余，我们还肩负着保卫边防的任务，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每人每晚还要在黑暗甚至雨中独自持枪站岗放哨两小时。白天要艰苦劳作，晚上还要值班，可以想象我们会有多么疲劳，幸好，那时，我们还年轻。
总之，在艰苦的锻炼中，我们逐渐学会了生存、生活和劳动的技能。
青春献给坦洲大地
当年插队坦洲的执信女生，大多具有良好的素质，她们将青春献给了坦洲大地，为民众做过不少好事，我就做过一件有影响的好事呀！有一天，我要到公社开会，刚好渔业队一位孕妇临盆，我就冒着风险，棹艇两个多小时将她送到公社卫生院，当天开完会后，又棹艇将她和新生儿送回家。
当年的劳动妇女生完孩子可以马上参加劳动了。好人好事，我记得还有。有一次，一间民居发生火灾，女知青谭卫平奋勇救火，并受了伤。她后来成为先进知青代表。又有一次，一位村民病重急需输血，永合大队的女知青周天琳毫不犹豫为其输血，使其转危为安。
当年的知青下乡，客观上也影响了沙田区民众的生活观念。在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坦洲，她们的文化知识更派上大用场。女知青晓江，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山县先进知识青年”，被推选为民办教师。后考入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中山县三乡公社路线教育工作团宣传委员、后担任中山一中教师，直到1993年后才回到母校任教。
落户坦洲的广州执信女中的不少知青，在农村经历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后，也得到另外的工作安排，如凌顺珍和刘蓉蓉等曾担负大队一些工作。雷幼晖、李安丽、林绮薇、麦丽蝶、凌顺珍、学军、礼萱、凤清、惠琼和我都曾进入教师队伍；后来，钟桂馨、凌顺珍等被抽到县上保健院；李维真、赵瑜康、凌崇基、天琳、恬恬、俊萍、礼萱、惠琼和我等抽调到企业，后都成为企业的骨干；继红、卫平等进入县政府某部门的领导岗位……
到了1979年，落户坦洲的执信女生们先后离开了，或移居县城，或回了广州，或落籍港澳，或远走美加。不管我们是带着何种情怀而来，又带着何种心境离去，我们的青春汗水，曾洒在坦洲这块土地上。我们会怀念那蓝天碧海、蕉林河道、禾田蔗园，怀念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坦洲乡亲，怀念田野间和舟艇上那男女对唱的悠悠的咸水歌，还有那承载过她们往返广州的花尾渡船……
尾声
我于1972年被抽调到中山县的氮肥厂，支援工业建设，后来就留在了氮肥厂当职工。不久，我和该厂的技术员陈健中结婚成家，留在了中山。1976年后，我的同学们陆续离开了中山，我以为，此后，我和她们会很少来往了，谁知，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
知青雷幼晖的先生是中山石岐人，当年也到坦洲公社当知青。80年代初，她和先生已定居香港，她们同台湾友人一起在中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婴童用品生产基地，后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婴童用品生产企业，并与1998年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07年，她们又与李维真、刘蓉蓉、邓幼莲、李佳佳、赵瑜康等当年一起插队中山落户坦洲的执信女生，在中山三乡镇建立“中山市高儿来恩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主力生产婴童系列用品，产品远销欧美、澳洲、日本等地，并在国内市场建立了自己的品牌。由于我一直在中山生活和工作，在她们的过程中，我都力所能及地给予了帮助。
如今，我们这些已过了花甲之年的执信女生共同建立的这家公司，实际正是我们与中山这块热土继续保持联系的纽带。执信知青们经常结伴从各地回到坦洲，探望那里的乡亲们，并作慈善捐助……
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规模的青年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在文革浩劫期间的产物，它使老三届数千万的青年学生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也给无数的家庭带来了许多苦难。历史已经证明，那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运动。但知青们当年的付出的青春，付出的贡献，是不应该被抹杀的。如同中山的建设发展史，很应当为当年那些来自广州执信女中以及其他来中山下乡的知青们，记下那怕是淡淡的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