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风林内一砖厂
陈贤庆
我于1968年11月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勇士农场当知青。先在第13生产队，1970年6月调到砖厂，1972年12月砖厂解散，分到第8生产队，直到1979年8月离开农场。在20年后，我写了《徐闻风雨忆当年》和《雷州岁月追忆》两篇长文，分别回忆第13生产队和第8生产队的往事。而在砖厂那两年的生活，并没有写过回忆录，但在长篇小说《仙乐风飘处处闻》中有叙述。今将小说有关章节改写，用回真实姓名，使之也成为一篇回忆录。
（一）
雷州半岛，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从大陆到海南岛，除非是乘飞机或从广州、湛江等港口坐船去，否则，只有在雷州半岛的海安过渡琼州海峡了。当年苏轼被贬海南，肯定是由此路径往来的。从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到雷州半岛，有六百多公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生活、求学在省城的青年学生，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有什么理由会踏上并无旅游资源的雷州半岛那块土地的。但是，世事如风云变幻，1968年秋季，进行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已摧毁了一个“黑司令部”，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左派领袖们也想告一段落，庆祝胜利，稳定局势。但两三年来，全国积压了高初中三届六级数千万的学生，不知如何打发。但领袖毕竟“英明”，想出了一个“化整为零”的好办法，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为号召，虽软硬兼施但也轻而易举地使得数千万城市青年学生敲锣打鼓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雷州半岛有不少农场，其中一个叫勇士农场。在1968年的11月间，从广州市的华侨中学、黄埔港中学、大塘中学等先后来了几批青年学生，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身份已改变了，通称为知青。到农场后，他们被分配到全场十六个生产队，每队有数十人不等。初到农场的日子，那批知青还是过得很惬意的，似乎如在学校时偶然到农村参加农忙一样，球照打，泳也游，酒爱喝，烟学抽，快乐不知时日过。但是，过了一两年，寂寞、苦闷时时袭击他们的心头，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环境，恶劣的气候更使得他们难以忍受。偏偏在这个时候，上头又发动一场“一打三反”运动，弄得有些知青还犯了“政治上的错误”或者“政治思想有问题”。有关上述的内容，尤其是勇士农场第13队的“一打三反”运动，笔者在《徐闻风雨忆当年》一文已经详述过，在此不再重复。
“一打三反”运动之后，勇士农场领导偏偏又突发奇想，为解决农场建筑的用砖问题，要办一个砖厂。这个砖厂，选址在三区一处山林之中，离附近六个生产队虽步行多在半小时之内，但都只有小路可通。至于人员，则从附近六个生产队中抽出，每队一名老工人和三名男知青，外加两位场部指派的领导，出任厂长和党支部书记。那些老工人，如杨懿郁（13队）、杨厚道（9队）、杨厚志（14队）、梁为裕（8队）、桂容叔等都没得说的，全都是党员及劳动模范，他们再一次起到开荒牛的作用。至于那十余位知青，老实说不敢恭维了，有肥有瘦有高有矮；有的如神经汉子，有的似文弱书生；有的皮肤病，有的口腔炎；有的酒渣鼻，有的娘儿腔，总之，让人看着也难受，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是一群“一打三反”运动被清除的分子，至少也是知青中最劣质的品种。所以，1970年6月，当陈观潮、梁慧生、赖经文、欧德谋、梁力行、李文伟、盖兆和、谢广淮、苏火生、关本源、聂文显、志强等人从不同的生产队聚集于此时，他们都难以否认自己也应属于上面提到的那两类人了。
陈观潮、梁慧生、赖经文来自13队；李文伟、欧谋德、梁力行则来自较远的9队，盖兆和来自14队。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七人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即广东省华侨中学。这所学校位于广州市中心，是省属的中学，以招收归侨及港澳学生为主，但也招收部分在广州市土生土长的孩子，上述诸人，除了梁慧生是正统的“归侨生”外，其余四人，都不过是和“港澳海外”沾上一点关系而已，全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仔。
陈观潮等知青原来并不是全相识的，此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盖兆和属“老三届”的高三级生，陈观潮和梁慧生属高二级生，欧德谋是初三级生，赖经文是初二级生，梁力行则是初一级生。从年龄来说，正是十八至二十岁之间，用“风华正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来形容，似乎有点货不对板，他们一个个身体已经有些疲惫，心理已经有些变态；但用一个生物学名词来概括可能合适些，那就是他们正处于“发情期”。他们来到砖厂后，不，准确地说是来到那片荒地后，他们在老工人的带领下，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劳作，自己建造茅屋，自己建造床铺，于是，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窝；然后，他们又搭建了一间伙房，毕竟“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从生活常识来说，煮饭、洗澡等都要水，于是，他们又在伙房边上打了一口水井。当这“三大工程”完成以后，他们，近十位老工人和近二十位知青便开始谱写他们在砖厂的创业史。
（二）
有道是“男女搭配，工作不累”，但是，当年勇士农场的领导人显然没有接触过这一简单的心理学原理，把近三十名老老少少的男人安排在一个单位，那日子该是多么的单调！老工人的事我就不便多说了，只谈知青们的吧。就是谈知青，别的队的知青也不好多说，免得日后要赔偿名誉损失费。
先谈谈劳动。砖厂，顾名思义是制造砖的工厂，不知那位领导视察过那片山林，认为那里的红泥可以制成红砖。如果以为他们只知道用人手在一个木格子里可以印出一块块的砖坯，那就太少看我们领导人的超前意识了，他们是要用机器生产红砖的，所以，当观潮等知青得知调去砖厂时，还颇为兴奋了一阵子，以为从此步入了“产业工人”的行列。
在机器为安装好之前，他们干些什么工作呢？先做准备工作，即先准备打砖用的红泥。在砖厂中最累的活大概数挑泥。适合制砖的红泥不会就在地面，这如同煤一样，好煤都在地底，好泥也在地底。那么，砖厂的“产业工人”们就首先得每天挖泥挑泥，从深处把泥挑到地面堆放，无论负责挖泥的还是挑泥的，都一样累！挑泥的日子久了，他们也有些偷懒的办法。梁力行是用一种超慢的步伐在行进，尤其是空着筐子的时候，如同现在电视中的慢镜头一样。所以，他挑了一天，实际上有效的劳动时间只得常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赖经文有时会出些怪招，他故意把筐子装得满满的，别以为他想争当先进，当他挑担在肩，在关键之处上下摇晃，于是，扁担即断裂；于是，他要去修理或寻找扁担；于是，他获得了一到两个钟头的合理的休息。陈观潮和梁慧生，偷懒的方式比较文明，他们以烟瘾大为由，每隔十来分钟，就得卷一根俗称“棺材钉”的纸烟，再吸上五到十分钟；至少，他们也要在水烟筒上摆弄好一会。李文伟经常借小便为由，舍近求远，大家都是男人，其实将尿液洒在面前的泥土中即可，但他扮作文明，要到远处的防风林中解决，于是，常常获得休息机会。盖兆和身体较肥胖，出汗最多，但动作最慢，班长也不忍说他。最老实的，要数欧德谋，他不屑于做那些“不君子行为”，最多有时以“病了”为由躺上一天半天。
第二步是安装制砖机。农场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部制砖机。安装这制砖机也是一件很讲究技术的事，大家都在摸索，安装在哪里最合适，如何做牢底座，如何架设电线……机器安装好后，还要调试，试生产，失败多次，最后找出规律……这过程，也经历了近一个月！
机器调试好了，可以生产了，用机器生产砖坯效率就是快！这回，她们都成了“产业工人”了，但是，人更累了！一批人送红泥入机器，机器将红泥与水搅拌，即推出砖坯，经过一条钢线割切，一块块规格一致的红砖坯便产生，另一批人把砖坯及时搬到晒场排列好，那工作的速度几乎比得上卓别林在《摩登时代》的演出。应该说，每一样工序都是辛苦的。有时，他们真想，那制砖机坏了吧！维修一两个小时吧！大家不过想想而已，然而，有个人却暗中付诸行动！放进去制砖的泥土，应该是细小的、不含硬石的，但当梁力行负责放泥时，他有意无意地把一些大块的泥土放进去，于是，那割泥的钢线就容易弄断；一旦断了线，他即故作心痛地呼叫：“啊，不好了，线断了……休息吧！”老工人显得很无奈，只得急忙换钢线；而其他知青都知道谁在搞“破坏”，但也不去揭发，难得可以休息一会。梁力行这坏家伙，当年已经有“劣迹”，现在年老多病，不知是否当年作的孽所致。
再谈谈生活。农场的生活都是艰苦的，白手起家的砖厂又岂能例外？不过，由于人少，伙食相对于生产队来说还会好些。但是，那班十八廿二岁的知青，还处于发育时期，营养不良，经常感到肚子饿。解决的办法无非有四：一是与猪争食。伙房养了多头猪，晚上经常煮一锅红薯作饲料，当饿得难以忍受时，他们就会到锅里挑些相对大点的红薯狼吞入肚。对于这事，管伙房兼养猪的桂容叔也很宽容，毕竟人命贵于猪命吧。二是及时补充。他们宿舍背后即是一条小路，每当赶墟日，总有鱼贩子经过，他们即挑一些最便宜的海鲜买，如墨鱼、带鱼等；有打鸟的经过，他们总能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斑鸠、鹌鹑等。这类“山珍海味”，及时补充了他们体内欠缺的营养。三是自力更生。要补充营养，如果单靠有限的工资去买，是不可能的，因此，还要自己去弄些食物。一是捕田鼠；用铁笼即可捕得。田鼠又肥又大，煮出来也很香，原来有几位知青不敢吃的，后来也被同化了。二是钓鱼虾；附近山沟不少，尤其下大雨之后，以梁力行为领队，钓它半日，常有半桶鲫鱼、斑鱼之类。陈观潮首次满载而归，还情不自禁写了一首《鹊桥仙（钓鱼）》的词，词云：“青山雨洗，溪流水涨，赤足携笼上路。肥粗蚯蚓串银钩，轻抛入塘中深处。
心如静水，愿者先来，一副太公风度。活鱼半桶踏歌归，喜浊酒三杯日暮。”三十年后，他想不到这首词竟被选入《中华当代词海》等多部巨著之中，这也印证了一句话：劳动创造了文化。四是偷鸡摸狗。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但人饿坏了，就管不了那么多啦，窝边草照吃！桂容叔除了养了几头猪还养了一群鸡，鸡养大了是供给砖厂的人吃的，但有时未能等到它们长大，知青们的肚子就忍不住了，于是，在某个休息日、老工人都回队里与老婆孩子亲热的夜晚，鸡笼里便减少了一两只较大的鸡。次日早晨，桂容叔清点鸡只数时，总唠叨怨骂个不停，留守的知青肯定都是“嫌疑犯”！但别忘了，山林中还有经常给鸡拜年的黄鼠狼，为什么肯定是知青们干的？结果，那一桩桩百分之九十九可以入罪的案子，只因有百分之一的疑点而不了了之。这做法，颇有些象现在美国的法律，它的确“挽救”了不少失足青年，使他们不至于在年轻时即留下案底。
再谈谈学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场当过知青的人，都会深刻地记得，在农场除了有艰苦的劳动，还有无休止的学习！当那群知青调到砖厂后，他们以为山高皇帝远，可以免去”政治学习”这类“谋财害命”的事，但是，他们想错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党支部就建在那里，“政治学习”就照常开展。在砖厂那地方，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广播、没有书籍、没有报纸，但是，有一样看不见的东西还是阻隔不住的，那就是无线电波。只要有一部不算太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就能够听到中央的声音，听到“最高指示”。观潮原来有一部收音机，因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惹出事，赶紧把它贱价出买了。砖厂中没有哪位知青有收音机，包括“归侨生”梁慧生。老工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是否可以不进行政治学习？非也，他们大家都想不到，担任厂长的邓芬，是一位复员军人，是一位颇有文化的人，又是一位很关心时事的人，他就有一部小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早晨的“天天听”，就可以轻易地坚持下去。他们恨那收音机每天天不亮就催促着起床，但也感激那收音机，毕竟全靠它，他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大事，尽管那都是一些被阉割了的信息。例如1971年的元旦社论，不知是那个秀才写的，其中有（西方世界）“一顶顶皇冠落地”这样的“好句子”，记得当时老邓也深受鼓舞，面露自豪之神色。1971年底的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1972年的“批林批孔”、陈毅逝世、印巴战争、尼克松访华等消息，他们都是从那小收音机里获得的。幸亏老邓注重“天天听”，并没有要求“晚晚学”，到了晚上，他常与知青们谈论国内外大事，那宽松的谈话方式，知青们觉得还可以接受。
再谈谈娱乐。在上一段，读者已看到，在只有一部小收音机的、清一色男人的砖厂，要谈到娱乐，恐怕是笑话。但是，这就不对了，砖厂的娱乐还是有一些的。首先是象棋。想不到老邓是象棋高手，而知青中，也有一位小谢即8队来的谢广淮也是象棋高手，于是，棋逢对手，便掀起了下棋和学棋的热潮。观潮原来只懂得马行日、象行田，后来渐渐学会了马后炮、卧槽马、二字车、重炮将等杀着，达到了五分钟之内不会输棋的水平。还有纸牌。开始大家只会“斗大”“争上游”，后来渐渐学会了“打百分”。值得庆幸的是，那时未有赌博之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还有就是音乐了。这群“知青中的劣质品种”，莫非也有音乐人才？想不到真有两三位！先说观潮，读初中时，已在大哥的熏陶下学拉起二胡；在文革开始后，观潮也曾参与运动，如参与夺学校之权等，但后来老父被“揪出”，他即成为“狗崽子”，于是，他象阿Q那样被禁止“革命”，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和几位同病相连的同学“躲进小楼成一统”，认真地按《霍曼》《开塞》学拉起小提琴。学拉了一年多，要“上山下乡”了，他不得不带着那把二胡和小提琴到了雷州半岛。二胡到雷州后不久即散了架，唯有那把小提琴，从生产队拉到了砖厂。再说梁慧生，下雷州时即带了一部手风琴，体现了“归侨生”的确不同凡响。后来回广州探亲时，他又买了一把当时广州青年最流行的吉他，并学了一些皮毛。带回来的吉他，便成了音乐启蒙的乐器受到广大知青的青睐。再说欧德谋，因受到观潮的小提琴发出的还算美妙的声音的感染，也萌发了学拉的念头。于是，他利用探亲假，带回来一把，拜观潮为师学拉。他们的关系，下面还要谈到。就这样，小小的砖厂里，就有了多件乐器，有了多位乐手。有乐器，就会有歌声，如观潮等，劳动能力不强，但音乐方面还算有点天赋，嗓音虽远比不上当时走红的朱崇懋、李双江、胡松华等歌唱家，但还不算太难听，于是，在那古老的山林里，尤其在月明之夜，总会回荡着优美的琴声和忧郁的歌声，《家、可爱的家》寄托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三套车》抒发劳动的艰辛，《含苞欲放的花》渴望纯真的爱情……
（三）
把心理问题放在这一节来谈。这里先交代一件事。由于砖厂本身的土质并不适宜制砖，加上有梁力行等人的“蓄意破坏”，砖厂在生产了几炉劣质红砖后，于1972年3月宣布裁减人员，只留下八位知青和一位老工人梁为裕，在那里小打小闹，苟延残喘。陈观潮、梁慧生、赖经文、欧德谋、梁力行、盖兆和、谢广淮、关本源这八位，在留守之列。
在一个远离村落的山林之中，生活着一群男人，老工人梁为裕的家在第8队，好办，早出晚归，但那群知青，自己管自己，可以想象，是多么自由，但又是多么的无聊！尽管如上面所说的，他们可以下棋，可以打牌，可以弹琴唱歌，也可以钓鱼抓鼠，煮食喝酒，但心理上的寂寞，以及生理上的骚动，则是难以平复的。见得同性多了，他们希望也能见到异性。砖厂所在的土地，其实是属于附近第8生产队的，从砖厂到坡塘生产队，大约要走二十分钟的小路。那是一个较大的生产队，里面有小卖部、卫生室、幼儿园、拖拉机队，还有一所小学。对于砖厂的知青来说，吸引力最大的，还不是可以买到一些粗糙食品用品的小卖部，而是那生产队里，也有一群来自广州另一所学校的女知青！在平时不多的或远或近距离的观察中，他们已经发现，那是一群活泼漂亮的女孩子，虽然有高有矮，有苗条有丰满，但在他们眼中，个个都是可人的！但是，由于彼此不是同一个单位的，要想和她们交上朋友实在不易。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不是只有二十分钟路程吗？砖厂的男知青难道就不会主动去结识人家吗？话是这么说，但那个时代的人，远没有现在的人这么聪明，这么大胆，真的没有那个胆量，也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用什么途径去结识人家。再说，第8生产队的男知青也不是好惹的，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要保护现有资源，而让肥水外流？谢广淮和关本源两位知青，本身来自第8队，出于友情，也应作些介绍和引见吧，然而，没有，他们自己也是孤家寡人，怎会做出损己利人的事呢？于是，砖厂的男知青们，就只有以购物为由，多一点往第8生产队跑，以期在小卖部里会幸运地碰上其中某一位女知青，能一睹她的风姿。然而，这“购物之行”往往是无功而返的，最多带回来一包“丰收牌”香烟或一斤黄烟丝。
当然，有时候是她们主动来到门前的。前面说过，砖厂其实在第8生产队的范围内，所以，第8生产队的某个小组，有时开工时也会经过砖厂，或者就在砖厂周围劳动，如除草之类。那些来自异队的人，全部会落入砖厂知青们的视野之内，如果其中有一两位女知青，她们肯定是视野的焦点。不过，这种机会并不太多，而且，真的有这一情景，那一两位女知青也会草帽遮颜，让你只能看到身段而看不到容貌 ，不然的话，她们不知怎样挥动锄头，怎样度过一个半天。
晚上要开会，是最令人讨厌的事，然而，砖厂的男知青们最盼望的，就是能到第8生产队开大会，这样，他们也可以感受一下8队女知青晚间的倩影。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除非有很重要的文件要传达。1971年10月的某一个夜晚，突然接到通知，晚上到第8生产队开大会。砖厂的男知青们可高兴了，早早吃完饭，便到井边冲凉，每人冲凉的时间似乎都长了些。7点钟左右，他们便出发，一路上有说有笑 。梁慧生对梁力行说：“刚才冲凉用了半块香皂，是吗？”梁力行回击道：“哪象你，还洒了半瓶花露水！”赖经文说：“不知我今晚第一个会见到谁？”观潮说：“不知安排我们坐在哪一行。别象上次那样，坐在最后，什么也看不见！”欧德谋暗自嘀咕：“不知又有什么最高指示……”当他们走到生产队，走近会场时，觉得气氛不对，平时开会都在操场上，喧声四起，但这天晚上，全队两三百职工挤在拖拉机队的一间车库内，两盏汽灯发出惨白的光，四周有荷枪的民兵把守，会场中绝少声响。“莫非开批斗会？斗谁？……”观潮疑惑地暗道，心里一惊，偷窥姑娘的“既定方针”已遭到干扰。坐下不久，指导员即宣布开会期间的多项“不准”，包括不准中途离场，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作记录，会后不准议论等。这多项“不准”，使得那些乘兴而来的砖厂知青们眼前一黑，已分不出谁老谁少谁男谁女。到了7点半，指导员开始传达文件。原来，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我们的副统帅、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昨天还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彪，于9月13日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之后，观潮他们的头脑已经完全处于浑乱状态，不明白两耳听到的一切，此时，国家兴亡已大于儿女私情，林副主席那瘦削的脸面，已完全代替了姑娘们诱人的眉眼了……
现代医学和心理学大概会有这样的断言：如果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人，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没有异性的环境之中，心理肯定不会很健康的。正如那砖厂的知青们，尤其是后来留守的8人，无法排解心中的郁闷，更不知要在那样的环境中呆多久，不出现病态的心理才怪。那位高三老大哥盖兆和，渐渐有了一些古怪的行动，如说些不知是什么意思的话，晚上经常夜游外出等。有一次，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小狗，大家以为他拿来玩、拿来养的，谁知，某天夜里，他把小狗杀了。杀狗时把自己的手也割伤，狗血人血流在一起，然后，他把小狗煮了吃，不用油，不用盐……如果那天夜里他杀的不是狗而是人，那多可怕！再说关本源，本身有比较严重的皮肤病，繁重的劳动，满身的大汗，使得他的皮肤病更加严重，加上精神抑郁，最后，导致精神病，又哭又闹，只得把他送去精神病院。观潮他们想，如果再这样下去，莫非我们也疯了不成？
（四）
在砖厂的两年中，让观潮最刻骨铭心的，就是他与欧德谋交往的经历。以下两节，重点在叙述他俩的故事吧。
先说观潮，用“文弱书生”可以一言以蔽之。身材瘦削，个头不高，脑袋不大，双眼无神，初三时起即要靠眼镜助视；很难想象他小学、初中时还是“体育界人士”，加入过广州越秀泳场游泳训练班和越秀山体校儿童及少年足球队，如若你不信，他会指着自己的鼻子向你解释：“我原来的鼻子是扁平的，有一次和别人争头球，对方的后脑勺把我的鼻子撞得出血并肿起，后来鼻梁骨就隆起了。”他的解释不知你信不信，如果是真的，那倒有益于他，可以省去一笔隆鼻的费用，尽管比隆胸可能会便宜些。他的嘴巴长得还算过得去，牙齿勉强算整齐。这么一个人，放在街上毫不起眼。以他的身形气质看，最多合适当一位小学教师，或者机关小职员，又或者书店售货员之类。但是，谁想到，如今，他却当上一位扛锄头、扁担的农工，继而当上了挑泥打砖的工人，这实在不是他的强项，有点委屈他了。
说委屈他，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似乎还有一点点才能，在读书期间，他就喜欢读些文学作品，包括中国的与外国的，初中时，已勉强能品赏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伏尼契的《牛虻》等小说的味道。在父亲等人的熏陶下，他喜欢上了诗歌，包括新体诗和旧体诗。一般人都只满足于诵读，而他却尝试着写作，尤其那些旧体诗词。到了雷州以后，他真的写了起来，并大言不惭地注明是“五律”“七绝”“水调歌头”等，数量多了，还编辑成《水沫集》，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幸亏他身边并无“大方之家”，没有人笑话他的无知与浅薄。不过，平心而论，在那个年代，能写点旧体诗词，并能写到他那个水平的，整个雷州半岛，应该没有太多的人吧。
除了爱好文学，他也喜欢音乐。在读初中时，即与几位同样爱好音乐唱歌的同学结为知己，不时去听唱片和一些廉价的音乐会，如岭南轻音乐团、广州乐团等。后来，他从大哥那里知道了二胡的基本技巧，于是，花了32元买了一把蝠鼠头的高胡，每天抽时间学习。不久，他居然可以把《平湖秋月》《蕉石鸣琴》《走马》《步步高》等曲子拉得较为动听，甚至还想尝试《鱼游春水》《鸟投林》等。在1967年春季，在无书可读又“不准革命”的时候，他和从小学开始同学的好友刘象潜商量：“不能这样浪费时间，得学点什么。”“但是学点什么好呢？”一次，他们无意中碰到了一位小学时的叫杨多的女同学，在她家里听她拉小提琴。那美妙的小提琴声使他们陶醉，于是，他们选择了学习拉小提琴。他们每人花了20元买了一把，之后，昌兴街刘象潜家的客厅便成了他们学琴的场所。后来，刘象潜的二哥、市二中高三学生刘象恒，阿潜的妹妹、市二中初二学生刘象萍及其同学彭婉衡，还有社会青年张勋、执信女中高三学生卢卿卿等，都加入了这个音乐沙龙，他们这班年轻人，明目张胆地以贝多芬、莫扎特、海顿、克莱斯勒等的曲子与“横扫封资修”的红卫兵对着干。十分奇怪的是，他们每天晚上都在拉，拉了一年多，却没有哪位街坊去举报，答案可能只有两个，一是街坊们并不知道他们拉些什么；二是即使知道，也不想去举报，因为他们的并不太悦耳的音乐，总比“语录歌”好听得多！渐渐，他们能勉强可以对付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海顿、德里戈的《小夜曲》，马思涅的《沉思》，以及《新疆之春》《新春乐》等曲子。除了学习小提琴，他们还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世界名著，如雨果的《悲惨世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阅后互相展开讨论。正当他们准备尝试马思聪的《思乡曲》、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甚至萨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中并不算太复杂的乐段时，“上山下乡”运动到来了，他们无一例外要被赶出城市，对缪斯女神的追求被迫中止，那小小的文艺沙龙也被迫解散。本来，刘象潜如果开始就决定下乡，观潮会和他们兄弟走到一起，那么他未来的历史必定改写；但是，刘象潜誓与广州共存亡，家庭处境更糟糕、无法赖着不走的观潮只得先与另外的同学远赴雷州。在他们即将分手的那个秋夜，在广州的珠江河畔，他们在默默地漫步。突然，刘象潜动情地搂着观潮，说：“你不要走，你不能走！”观潮无奈地说：“都到了这个地步，能不走吗？”在他的潜意识中，他还不知道这种别离的代价，还以为是短暂的分手。就这样，一对好朋友、音乐文学上的伴侣，在那个萧瑟的秋夜中决定了两人未来的人生之路。当然，观潮到了雷州不到一个月，即得知刘象潜他们抵挡不了“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起到了一个邻近香港的县份，在一个农村公社落户的消息，而观潮则觉得后悔莫及。
到了雷州后不久，潮湿的气候使得“蝠鼠头”二胡很快散了架，剩下那把小提琴，便成了观潮休憩抒情的唯一乐器，同时，也是为队中知青晚间催眠入睡的工具。每当夜阑人静之时，观潮便在知青们住的茅房内或外，独自拉响那小提琴，繁重的劳动是对手指及手臂的最大摧残，此时的观潮，已没有能力对付莫扎特、勃拉姆斯和门德尔松了，他更多的是拉一些简易的、知青们也听得懂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三套车》《小路》《深深的海洋》《梭罗河》《鸽子》《西波涅》《在银色的月光下》《美丽的姑娘》《玛依拉》等，有时才会拉拉舒伯特的《小夜曲》，以及马斯聪的《思乡曲》、陈钢、何占豪的《梁祝》的难度不算大的乐段。整个生产队，没有谁曾对他夜晚发出的响声提出过批评和抗议，包括干部和老工人，这是他至今仍感到不解的一件事。到了砖厂以后，那把小提琴依然发挥着它的同样的作用。黑夜来临，只有星光闪耀，以及松风伴奏，柔弱的小提琴声会回荡在山林之中；尤其月明之夜，广东音乐《彩云追月》或《月园曲》，正好可以寄托思乡之情。雾气较大的夜晚，砖厂的伙房可以供他使用，他可以独自在里面继续拉奏。很可惜的是，观潮并不知道要有所长进，也没有能力将技艺提高，他毕竟只学到一点皮毛而已；他更不可能知道，与他同时，另一位广州音专附中的学生，也被迫奔赴海南岛的五指山。他同样带着一把小提琴，去到那个从未见过和听过小提琴的地方。与观潮不同是，观潮在砖厂的茅屋前或伙房内胡乱拉奏的时候，那位青年在海南热带山野中获得了灵感，创作了一首《黎家代表上北京》的小提琴曲，于是风靡全国。当然，这位青年有着比观潮优越的先天条件，他7岁时即随父亲、小提琴家何东安学习小提琴，10岁时得到马思聪的提点，后考入广州音专附中，师从叶雪庆教授，已获得“岭南音乐神童”的美誉。这样的人才，是不容易被埋没的。他，就是现在享誉世界的小提琴演奏家何东。这些，都是观潮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如果观潮能够努力些，创作出一首《挑担红砖上北京》之类的曲子，或许也可以成名。哎，当时的他，也实在不够长进了。
观潮还有一点特别之处，似还须提及。在初高中的五六年中，他不幸被分在俄语班，学了五六年极艰难的俄语，尽管这种语言被普希金、屠格涅夫等无限热爱和歌颂。想不到，苏联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中苏关系破裂，变成了仇敌，于是，俄语便成了废物。到农场后，头脑中已剩不下几个俄语字母的陈观潮，感到空虚寂寞，又害怕蹉跎岁月，于是，想学点什么。某天，知青们在宿舍前煮食，观潮负责生火，却无引火之物。另一知青抛过来一册书，说：“用这个点火吧，没有用的。”观潮接过来一看，是一册初二的英语课本。他划着火柴，准备点燃那课本。突然，他的手停了下来，是孔夫子在流泪，还是伏尔泰在叹息？是陶行知在怒视，还是高尔基在责骂？……总之，他觉得把这一册书烧了，是一种罪过，是一种难以挽回的损失。于是，他改用其他的废纸引火，而把那册英语课本保存了下来。之后，观潮觉得，学点英语不也很好吗？同学也可充当教师，尽管他们只有初二的水平。于是，观潮在劳动时头脑就不会尽想入非非，可以记一些必要的语法；休息时也不必打瞌睡，而可以口中念念有词；晚上，可以少些侃大山和偷鸡摸狗，而可以在灯下默写单词。当他可以阅读一两页长的英语文章时，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同伴以奇异的眼光看着他，在“知识无用”的年代，不知他何以自找苦吃。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色彩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他不再感到无聊，他有了一种朦胧的追求。他从生产队学起，学到了砖厂，尽管他并不知道读得对不对，尤其还不知道学了会有什么用。
综上所述，陈观潮与众不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别人不会写诗他常写，二是别人不会拉小提琴他会拉，三是别人不会再学点什么他在学英语。而他的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被砖厂里的一位知青看在眼里。
（五）
在1970年10月一个秋露浓重的夜晚，观潮又独自伙房里拉琴，当然是胡乱地拉，但对于不大懂小提琴或音乐的人来说，似乎已达到了高深莫测的地步。伙房内只有一盏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使他没有注意到，有一位青年，已经倚在门边，听了多时。他感到累，垂下提琴，揉揉有点酸软的臂膀。这时，他终于看到了门边的欧德谋。
“你站在这里很久吗？”他问。
“有半个钟头了。”欧德谋怯怯地答。
“半个钟头？”观潮感到意外，“好听吗？”
“很好听。”
“我随便拉的，可以叫做即兴曲。”
“似乎象一首乐曲。”
“你也喜欢音乐吗？”
“喜欢，不过我不会。”停停，他又问，“小提琴难拉吗？”
“比较难，不过，拉到我这个水平也不算难。”
这时，欧德谋已经站到了煤油灯前，微弱的灯光可以照出他的整个轮廓。在来砖厂之前，观潮并不认识这位初三级的同学，只是到了砖厂后，他们才有了接触。欧德谋身材比观潮高些，也英俊得多，皮肤白净，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鼻子高而直，嘴唇较厚，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则是富于性感；平时他说话不多，粗言秽语极少，反映出他的家教比较好；特长还不够明显，但玩纸牌“打百分”是高手。
“你玩过什么乐器吗？”观潮又问。
“没有，只是吹过口琴。”
“会看简谱吗？”
“会一点。”
显然，观潮感到他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已经二十岁的人再学拉小提琴，应该太晚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观潮很明显要转换话题。
“有父母和一个弟弟。”
“都在广州？”
“在云浮……他们都被遣返回乡了。”说到这里，欧德谋面露黯然的神色。
“遣返回乡？”观潮惊叫起来，因为，他很感慨，欧德谋平时表现出很坦然，很乐观，原来他内心埋藏着如此巨大的痛苦。他也庆幸自己的父母，虽遭逢劫难，仍能生活在广州，他很难想象，父母被遣返回乡，会有怎样的结局，而自己又会怎样的伤心！此时的阿兴，对眼前这位青年人，产生了强烈的怜悯，白居易的诗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下子浮现于眼前。他知道，此刻，这位青年多么需要一种精神寄托，一种健康的积极的精神寄托，不然的话，他可能会出现消极和颓废，甚至很可能走向精神崩溃。再多的安慰已没有多大的作用，就让音乐去医治他那颗受伤的心吧。
“你想学拉小提琴吗？如果想学，我教你。”观潮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
“想学，但不知能不能学会……”欧德谋的声音中交杂着矛盾。
“如果不怕吃苦，就能学会！”观潮鼓励地说。
“我学！”欧德谋勇敢地抬起头。
就这样，在那个有露的秋夜，决定了那位青年人未来的路向。次日，观潮开始教阿德学拉小提琴。没有教材，观潮自己编写，当然只能是简谱的，从音阶拉起，到简单的曲子。欧德谋学习很勤奋，他不仅晚上练习，后来中午也不睡午觉，找一处远离宿舍的、能遮挡烈日的防风林，在里面练习。由于有了一项自己喜爱的学业，欧德谋每天工作更努力，从不叫苦叫累，尽管他晚上睡得少，中午不休息，但他每天都乐观爽朗。这就是精神的激励！是艺术的魅力！而观潮，由于收了一位弟子，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同样是视艰苦为无形。
就在他们的教与学正在顺利进行之时，当年12月，砖厂领导收到一纸命令，农场因须将红旗水库扩建，而砖厂尚未正式上马，要调砖厂多人去当安全检查员等。因要住到水库工地上，为保证欧德谋能继续学琴，观潮主动要求去，而让欧德谋留守砖厂，小提琴则留与他用。那水库修建了4个月才完工，到了1971年3月，观潮他们回到砖厂，本可以继续进行教与学，不料，这时，农场又要调观潮到文艺宣传队，要带走小提琴，幸而此时，欧德谋已趁探亲之机从广州买回一把小提琴，自己也可以练习了。观潮去宣传队又去了3个月，直到5月底才回到砖厂。在宣传队期间，观潮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那年的4月份，他的父母也遭到了劫难，也被遣返回阳江乡下！这样，他和欧德谋的关系又更进一步，成了真正的同病相怜。
1971年6月之后，他们的教与学才真正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新的阶段，而在此之前，欧德谋经过半年的苦练，已初见成效，所拉出来的琴音已不是“呕哑嘲哳难为听”，而是有点悦耳了。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便准时到伙房，点亮小油灯，灯前放着一本观潮自编的乐谱。由于有了两把琴，观潮可以陪着欧德谋拉，这样，使得欧德谋更能找到感觉，错误之处更加减少。渐渐，他们可以增加一些花样，如一人拉高音，一人拉低音，再作轮换，记得拉过的曲子有《灯光》《牧羊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夏夜园舞曲》等；后来，当欧德谋的水平再提高一步，他们可以二部合奏，如《深深的海洋》《山楂树》《在银色的月光下》《含苞欲放的花》等。当时由于没有歌书，那些歌曲都是观潮凭记忆写出，所谓第二部往往也是观潮自编的。但《含苞欲放的花》，因他在广州读书时唱过二部，记忆犹新，因而两人拉起来，显得十分和谐动听，是每晚的压轴一曲。
在学拉小提琴和学音乐方面，观潮是欧德谋的老师；欧德谋在学校时学的是英语，对于观潮来说，欧德谋又成了难得的英语教师，使得观潮的英语水平无形中也有了较快的提高。古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当时的标准，象他们那样的人，很难说属于”朱”，他们出身不好，又不学习马列，不认真学习毛著，不自觉“斗私批修”，应该属于“墨”吧。由于他们都是“墨”，又走在一起，使得彼此变得更加“黑”了。不过，正是由于这个“黑”，使得他们有了一种高雅追求，有了一种精神寄托，不至蹉跎岁月，更不至落得盖兆和与关本源精神崩溃的结局。在此期间，阿兴亦写过一些诗词记叙他们的友谊，如一首《清平乐》：“相逢恨晚，夜夜挑灯盏。抱负惜君犹未展，行事忠肝赤胆。
此庐莫叹飘摇，人生前路多娇。最喜英雄志士，也曾百炼千烧。”又如一首七律：“人生何处不相识？异路同心结伴游。弦管迎来千日夜，歌诗送别两春秋。谁怜才气洒黄土？我绘蓝图耀九州。唯望情谊如铁石，扶携破浪驾轻舟。”
1972年10月，省侨中的同学、13队知青、印尼华侨青年秦新仁获批准出国。他是全场第一位获准离开的知青，而且还是出国，尽管是回到苏哈托将军统治下的印尼。这事，的确令场友羡慕不已。同学多年，又同甘共苦四年长，此番一别，恐怕今生难再会，所以，大家依依不舍。那天，观潮、梁慧生兄弟、赖经文、黄汝好等陪同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居然送到了湛江！是夜，送行者虽买好了回程车票，但身无单位证明，则无法登记住店。梁慧生提出：“不如我们步行到霞山，在海滨公园坐一会，再步行回来，不就刚好六个小时了吗？”尽管这提议看似有点荒唐，但已是最佳方案了，即获通过。于是，他们漫步在海滨大道，往霞山进发。然而，11点钟左右，他们只走了小半路，天上下起雨来，他们不得不在一家工厂的门前躲雨。也怨他们放肆，在高声说笑；也该他们倒霉，这家工厂似乎正在开批斗会，或者正在审问“牛鬼蛇神”，总之，突然来了几位荷枪实弹的民兵，把这群怪异的青年押到一间房内审问。他们从实招供，并拿出车票，但民兵头目不大相信；于是，把他们押到了估计是工厂自设的“监狱”内。那“监狱”黑暗潮湿，且多蚊子，同时，还可以听到邻近“监仓”里的“牛鬼蛇神”的呻吟声。不过，他们反倒不知怕，觉得总比在外面的风雨中游荡一整夜好。到了天亮，那民兵头目再度提审他们，大概觉得他们真的不过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知青而已，再拘留他们可能还要赔上早餐，于是，把他们放了。多么可笑又可悲的经历！当他们和秦新仁以及陪同回广州的梁继兴再见面时，大家又苦笑一番。送走秦新仁，他们下午回到农场，当他们到达13队的晒场时，正在晒场晒花生的知青黄国光飞也似的跑过来，喊道：“队里知道了！队里知道了！”但疲惫不堪的那几位，毫无惧色，他们说：“我们监狱也坐了，还怕队里处罚吗？”
就在观潮、梁慧生、赖经文等在湛江坐了一夜“监狱”几天后，他们的砖厂也接到上级的指令，农场领导觉得，那砖厂维持下去已毫无意义了，于是决定解散，观潮、梁慧生、欧德谋、赖经文、梁力行等五人，不必回原生产队，就近并入第8生产队。如此一来，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融入8队那个集体，这么一改变，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是他们人生的另一页，是更为曲折多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