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风林内一砖厂

       陈贤庆

       

     我于1968年11月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勇士农场当知青。先在第13生产队,1970年6月调到砖厂,1972年12月砖厂解散,分到第8生产队,直到1979年8月离开农场。在20年后,我写了《徐闻风雨忆当年》和《雷州岁月追忆》两篇长文,分别回忆第13生产队和第8生产队的往事。而在砖厂那两年的生活,并没有写过回忆录,但在长篇小说《仙乐风飘处处闻》中有叙述。今将小说有关章节改写,用回真实姓名,使之也成为一篇回忆录。

                                 (一)

     雷州半岛,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从大陆到海南岛,除非是乘飞机或从广州、湛江等港口坐船去,否则,只有在雷州半岛的海安过渡琼州海峡了。当年苏轼被贬海南,肯定是由此路径往来的。从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到雷州半岛,有六百多公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生活、求学在省城的青年学生,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有什么理由会踏上并无旅游资源的雷州半岛那块土地的。但是,世事如风云变幻,1968年秋季,进行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已摧毁了一个“黑司令部”,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左派领袖们也想告一段落,庆祝胜利,稳定局势。但两三年来,全国积压了高初中三届六级数千万的学生,不知如何打发。但领袖毕竟“英明”,想出了一个“化整为零”的好办法,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为号召,虽软硬兼施但也轻而易举地使得数千万城市青年学生敲锣打鼓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雷州半岛有不少农场,其中一个叫勇士农场。在1968年的11月间,从广州市的华侨中学、黄埔港中学、大塘中学等先后来了几批青年学生,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身份已改变了,通称为知青。到农场后,他们被分配到全场十六个生产队,每队有数十人不等。初到农场的日子,那批知青还是过得很惬意的,似乎如在学校时偶然到农村参加农忙一样,球照打,泳也游,酒爱喝,烟学抽,快乐不知时日过。但是,过了一两年,寂寞、苦闷时时袭击他们的心头,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环境,恶劣的气候更使得他们难以忍受。偏偏在这个时候,上头又发动一场“一打三反”运动,弄得有些知青还犯了“政治上的错误”或者“政治思想有问题”。有关上述的内容,尤其是勇士农场第13队的“一打三反”运动,笔者在《徐闻风雨忆当年》一文已经详述过,在此不再重复。

   “一打三反”运动之后,勇士农场领导偏偏又突发奇想,为解决农场建筑的用砖问题,要办一个砖厂。这个砖厂,选址在三区一处山林之中,离附近六个生产队虽步行多在半小时之内,但都只有小路可通。至于人员,则从附近六个生产队中抽出,每队一名老工人和三名男知青,外加两位场部指派的领导,出任厂长和党支部书记。那些老工人,如杨懿郁(13队)、杨厚道(9队)、杨厚志(14队)、梁为裕(8队)、桂容叔等都没得说的,全都是党员及劳动模范,他们再一次起到开荒牛的作用。至于那十余位知青,老实说不敢恭维了,有肥有瘦有高有矮;有的如神经汉子,有的似文弱书生;有的皮肤病,有的口腔炎;有的酒渣鼻,有的娘儿腔,总之,让人看着也难受,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是一群“一打三反”运动被清除的分子,至少也是知青中最劣质的品种。所以,1970年6月,当陈观潮、梁慧生、赖经文、欧德谋、力行、李文伟、盖兆和、谢广淮、苏火生、关本源、聂文显、志强等人从不同的生产队聚集于此时,他们都难以否认自己也应属于上面提到的那两类人了。

   陈观潮、梁慧生、赖经文来自13队;李文伟、欧谋德、梁力行则来自较远的9队,盖兆和来自14队。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七人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即广东省华侨中学。这所学校位于广州市中心,是省属的中学,以招收归侨及港澳学生为主,但也招收部分在广州市土生土长的孩子,上述诸人,除了梁慧生是正统的“归侨生”外,其余四人,都不过是和“港澳海外”沾上一点关系而已,全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仔。

   陈观潮等知青原来并不是全相识的,此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盖兆和属“老三届”的高三级生,陈观潮和梁慧生属高二级生,欧德谋是初三级生,赖经文是初二级生,梁力行则是初一级生。从年龄来说,正是十八至二十岁之间,用“风华正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来形容,似乎有点货不对板,他们一个个身体已经有些疲惫,心理已经有些变态;但用一个生物学名词来概括可能合适些,那就是他们正处于“发情期”。他们来到砖厂后,不,准确地说是来到那片荒地后,他们在老工人的带领下,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劳作,自己建造茅屋,自己建造床铺,于是,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窝;然后,他们又搭建了一间伙房,毕竟“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从生活常识来说,煮饭、洗澡等都要水,于是,他们又在伙房边上打了一口水井。当这“三大工程”完成以后,他们,近十位老工人和近二十位知青便开始谱写他们在砖厂的创业史。

                                     (二)

     有道是“男女搭配,工作不累”,但是,当年勇士农场的领导人显然没有接触过这一简单的心理学原理,把近三十名老老少少的男人安排在一个单位,那日子该是多么的单调!老工人的事我就不便多说了,只谈知青们的吧。就是谈知青,别的队的知青也不好多说,免得日后要赔偿名誉损失费。

     先谈谈劳动。砖厂,顾名思义是制造砖的工厂,不知那位领导视察过那片山林,认为那里的红泥可以制成红砖。如果以为他们只知道用人手在一个木格子里可以印出一块块的砖坯,那就太少看我们领导人的超前意识了,他们是要用机器生产红砖的,所以,当观潮等知青得知调去砖厂时,还颇为兴奋了一阵子,以为从此步入了“产业工人”的行列。

     在机器为安装好之前,他们干些什么工作呢?先做准备工作,即先准备打砖用的红泥。在砖厂中最累的活大概数挑泥。适合制砖的红泥不会就在地面,这如同煤一样,好煤都在地底,好泥也在地底。那么,砖厂的“产业工人”们就首先得每天挖泥挑泥,从深处把泥挑到地面堆放,无论负责挖泥的还是挑泥的,都一样累!挑泥的日子久了,他们也有些偷懒的办法。梁力行是用一种超慢的步伐在行进,尤其是空着筐子的时候,如同现在电视中的慢镜头一样。所以,他挑了一天,实际上有效的劳动时间只得常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赖经文有时会出些怪招,他故意把筐子装得满满的,别以为他想争当先进,当他挑担在肩,在关键之处上下摇晃,于是,扁担即断裂;于是,他要去修理或寻找扁担;于是,他获得了一到两个钟头的合理的休息。陈观潮和梁慧生,偷懒的方式比较文明,他们以烟瘾大为由,每隔十来分钟,就得卷一根俗称“棺材钉”的纸烟,再吸上五到十分钟;至少,他们也要在水烟筒上摆弄好一会。李文伟经常借小便为由,舍近求远,大家都是男人,其实将尿液洒在面前的泥土中即可,但他扮作文明,要到远处的防风林中解决,于是,常常获得休息机会。盖兆和身体较肥胖,出汗最多,但动作最慢,班长也不忍说他。最老实的,要数欧德谋,他不屑于做那些“不君子行为”,最多有时以“病了”为由躺上一天半天。   

    第二步是安装制砖机。农场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部制砖机。安装这制砖机也是一件很讲究技术的事,大家都在摸索,安装在哪里最合适,如何做牢底座,如何架设电线……机器安装好后,还要调试,试生产,失败多次,最后找出规律……这过程,也经历了近一个月!

    机器调试好了,可以生产了,用机器生产砖坯效率就是快!这回,她们都成了“产业工人”了,但是,人更累了!一批人送红泥入机器,机器将红泥与水搅拌,即推出砖坯,经过一条钢线割切,一块块规格一致的红砖坯便产生,另一批人把砖坯及时搬到晒场排列好,那工作的速度几乎比得上卓别林在《摩登时代》的演出。应该说,每一样工序都是辛苦的。有时,他们真想,那制砖机坏了吧!维修一两个小时吧!大家不过想想而已,然而,有个人却暗中付诸行动!放进去制砖的泥土,应该是细小的、不含硬石的,但当梁力行负责放泥时,他有意无意地把一些大块的泥土放进去,于是,那割泥的钢线就容易弄断;一旦断了线,他即故作心痛地呼叫:“啊,不好了,线断了……休息吧!”老工人显得很无奈,只得急忙换钢线;而其他知青都知道谁在搞“破坏”,但也不去揭发,难得可以休息一会。梁力行这坏家伙,当年已经有“劣迹”,现在年老多病,不知是否当年作的孽所致。

   再谈谈生活。农场的生活都是艰苦的,白手起家的砖厂又岂能例外?不过,由于人少,伙食相对于生产队来说还会好些。但是,那班十八廿二岁的知青,还处于发育时期,营养不良,经常感到肚子饿。解决的办法无非有四:一是与猪争食。伙房养了多头猪,晚上经常煮一锅红薯作饲料,当饿得难以忍受时,他们就会到锅里挑些相对大点的红薯狼吞入肚。对于这事,管伙房兼养猪的桂容叔也很宽容,毕竟人命贵于猪命吧。二是及时补充。他们宿舍背后即是一条小路,每当赶墟日,总有鱼贩子经过,他们即挑一些最便宜的海鲜买,如墨鱼、带鱼等;有打鸟的经过,他们总能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斑鸠、鹌鹑等。这类“山珍海味”,及时补充了他们体内欠缺的营养。三是自力更生。要补充营养,如果单靠有限的工资去买,是不可能的,因此,还要自己去弄些食物。一是捕田鼠;用铁笼即可捕得。田鼠又肥又大,煮出来也很香,原来有几位知青不敢吃的,后来也被同化了。二是钓鱼虾;附近山沟不少,尤其下大雨之后,以梁力行为领队,钓它半日,常有半桶鲫鱼、斑鱼之类。陈观潮首次满载而归,还情不自禁写了一首《鹊桥仙(钓鱼)的词,词云:“青山雨洗,溪流水涨,赤足携笼上路。肥粗蚯蚓串银钩,轻抛入塘中深处。    心如静水,愿者先来,一副太公风度。活鱼半桶踏歌归,喜浊酒三杯日暮。”三十年后,他想不到这首词竟被选入《中华当代词海》等多部巨著之中,这也印证了一句话:劳动创造了文化。四是偷鸡摸狗。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但人饿坏了,就管不了那么多啦,窝边草照吃!桂容叔除了养了几头猪还养了一群鸡,鸡养大了是供给砖厂的人吃的,但有时未能等到它们长大,知青们的肚子就忍不住了,于是,在某个休息日、老工人都回队里与老婆孩子亲热的夜晚,鸡笼里便减少了一两只较大的鸡。次日早晨,桂容叔清点鸡只数时,总唠叨怨骂个不停,留守的知青肯定都是“嫌疑犯”!但别忘了,山林中还有经常给鸡拜年的黄鼠狼,为什么肯定是知青们干的?结果,那一桩桩百分之九十九可以入罪的案子,只因有百分之一的疑点而不了了之。这做法,颇有些象现在美国的法律,它的确“挽救”了不少失足青年,使他们不至于在年轻时即留下案底。

   再谈谈学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场当过知青的人,都会深刻地记得,在农场除了有艰苦的劳动,还有无休止的学习!当那群知青调到砖厂后,他们以为山高皇帝远,可以免去”政治学习”这类“谋财害命”的事,但是,他们想错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党支部就建在那里,“政治学习”就照常开展。在砖厂那地方,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广播、没有书籍、没有报纸,但是,有一样看不见的东西还是阻隔不住的,那就是无线电波。只要有一部不算太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就能够听到中央的声音,听到“最高指示”。观潮原来有一部收音机,因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惹出事,赶紧把它贱价出买了。砖厂中没有哪位知青有收音机,包括“归侨生”梁慧生。老工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是否可以不进行政治学习?非也,他们大家都想不到,担任厂长的邓芬,是一位复员军人,是一位颇有文化的人,又是一位很关心时事的人,他就有一部小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早晨的“天天听”,就可以轻易地坚持下去。他们恨那收音机每天天不亮就催促着起床,但也感激那收音机,毕竟全靠它,他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大事,尽管那都是一些被阉割了的信息。例如1971年的元旦社论,不知是那个秀才写的,其中有(西方世界)“一顶顶皇冠落地”这样的“好句子”,记得当时老邓也深受鼓舞,面露自豪之神色。1971年底的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1972年的“批林批孔”、陈毅逝世、印巴战争、尼克松访华等消息,他们都是从那小收音机里获得的。幸亏老邓注重“天天听”,并没有要求“晚晚学”,到了晚上,他常与知青们谈论国内外大事,那宽松的谈话方式,知青们觉得还可以接受。

   再谈谈娱乐。在上一段,读者已看到,在只有一部小收音机的、清一色男人的砖厂,要谈到娱乐,恐怕是笑话。但是,这就不对了,砖厂的娱乐还是有一些的。首先是象棋。想不到老邓是象棋高手,而知青中,也有一位小谢即8队来的谢广淮也是象棋高手,于是,棋逢对手,便掀起了下棋和学棋的热潮。观潮原来只懂得马行日、象行田,后来渐渐学会了马后炮、卧槽马、二字车、重炮将等杀着,达到了五分钟之内不会输棋的水平。还有纸牌。开始大家只会“斗大”“争上游”,后来渐渐学会了“打百分”。值得庆幸的是,那时未有赌博之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还有就是音乐了。这群“知青中的劣质品种”,莫非也有音乐人才?想不到真有两三位!先说观潮,读初中时,已在大哥的熏陶下学拉起二胡;在文革开始后,观潮也曾参与运动,如参与夺学校之权等,但后来老父被“揪出”,他即成为“狗崽子”,于是,他象阿Q那样被禁止“革命”,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和几位同病相连的同学“躲进小楼成一统”,认真地按《霍曼》《开塞》学拉起小提琴。学拉了一年多,要“上山下乡”了,他不得不带着那把二胡和小提琴到了雷州半岛。二胡到雷州后不久即散了架,唯有那把小提琴,从生产队拉到了砖厂。再说梁慧生,下雷州时即带了一部手风琴,体现了“归侨生”的确不同凡响。后来回广州探亲时,他又买了一把当时广州青年最流行的吉他,并学了一些皮毛。带回来的吉他,便成了音乐启蒙的乐器受到广大知青的青睐。再说欧德谋,因受到观潮的小提琴发出的还算美妙的声音的感染,也萌发了学拉的念头。于是,他利用探亲假,带回来一把,拜观潮为师学拉。他们的关系,下面还要谈到。就这样,小小的砖厂里,就有了多件乐器,有了多位乐手。有乐器,就会有歌声,如观潮等,劳动能力不强,但音乐方面还算有点天赋,嗓音虽远比不上当时走红的朱崇懋、李双江、胡松华等歌唱家,但还不算太难听,于是,在那古老的山林里,尤其在月明之夜,总会回荡着优美的琴声和忧郁的歌声,《家、可爱的家》寄托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三套车》抒发劳动的艰辛,《含苞欲放的花》渴望纯真的爱情……

                                     (三)

    把心理问题放在这一节来谈。这里先交代一件事。由于砖厂本身的土质并不适宜制砖,加上有梁力行等人的“蓄意破坏”,砖厂在生产了几炉劣质红砖后,于1972年3月宣布裁减人员,只留下八位知青和一位老工人梁为裕,在那里小打小闹,苟延残喘。陈观潮、梁慧生、赖经文、欧德谋、梁力行、盖兆和、谢广淮、关本源这八位,在留守之列。

   在一个远离村落的山林之中,生活着一群男人,老工人梁为裕的家在第8队,好办,早出晚归,但那群知青,自己管自己,可以想象,是多么自由,但又是多么的无聊!尽管如上面所说的,他们可以下棋,可以打牌,可以弹琴唱歌,也可以钓鱼抓鼠,煮食喝酒,但心理上的寂寞,以及生理上的骚动,则是难以平复的。见得同性多了,他们希望也能见到异性。砖厂所在的土地,其实是属于附近第8生产队的,从砖厂到坡塘生产队,大约要走二十分钟的小路。那是一个较大的生产队,里面有小卖部、卫生室、幼儿园、拖拉机队,还有一所小学。对于砖厂的知青来说,吸引力最大的,还不是可以买到一些粗糙食品用品的小卖部,而是那生产队里,也有一群来自广州另一所学校的女知青!在平时不多的或远或近距离的观察中,他们已经发现,那是一群活泼漂亮的女孩子,虽然有高有矮,有苗条有丰满,但在他们眼中,个个都是可人的!但是,由于彼此不是同一个单位的,要想和她们交上朋友实在不易。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不是只有二十分钟路程吗?砖厂的男知青难道就不会主动去结识人家吗?话是这么说,但那个时代的人,远没有现在的人这么聪明,这么大胆,真的没有那个胆量,也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用什么途径去结识人家。再说,第8生产队的男知青也不是好惹的,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要保护现有资源,而让肥水外流?谢广淮和关本源两位知青,本身来自第8队,出于友情,也应作些介绍和引见吧,然而,没有,他们自己也是孤家寡人,怎会做出损己利人的事呢?于是,砖厂的男知青们,就只有以购物为由,多一点往第8生产队跑,以期在小卖部里会幸运地碰上其中某一位女知青,能一睹她的风姿。然而,这“购物之行”往往是无功而返的,最多带回来一包“丰收牌”香烟或一斤黄烟丝。

   当然,有时候是她们主动来到门前的。前面说过,砖厂其实在第8生产队的范围内,所以,第8生产队的某个小组,有时开工时也会经过砖厂,或者就在砖厂周围劳动,如除草之类。那些来自异队的人,全部会落入砖厂知青们的视野之内,如果其中有一两位女知青,她们肯定是视野的焦点。不过,这种机会并不太多,而且,真的有这一情景,那一两位女知青也会草帽遮颜,让你只能看到身段而看不到容貌 ,不然的话,她们不知怎样挥动锄头,怎样度过一个半天。

    晚上要开会,是最令人讨厌的事,然而,砖厂的男知青们最盼望的,就是能到第8生产队开大会,这样,他们也可以感受一下8队女知青晚间的倩影。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除非有很重要的文件要传达。1971年10月的某一个夜晚,突然接到通知,晚上到第8生产队开大会。砖厂的男知青们可高兴了,早早吃完饭,便到井边冲凉,每人冲凉的时间似乎都长了些。7点钟左右,他们便出发,一路上有说有笑 。梁慧生对梁力行说:“刚才冲凉用了半块香皂,是吗?”梁力行回击道:“哪象你,还洒了半瓶花露水!”赖经文说:“不知我今晚第一个会见到谁?”观潮说:“不知安排我们坐在哪一行。别象上次那样,坐在最后,什么也看不见!”欧德谋暗自嘀咕:“不知又有什么最高指示……”当他们走到生产队,走近会场时,觉得气氛不对,平时开会都在操场上,喧声四起,但这天晚上,全队两三百职工挤在拖拉机队的一间车库内,两盏汽灯发出惨白的光,四周有荷枪的民兵把守,会场中绝少声响。“莫非开批斗会?斗谁?……”观潮疑惑地暗道,心里一惊,偷窥姑娘的“既定方针”已遭到干扰。坐下不久,指导员即宣布开会期间的多项“不准”,包括不准中途离场,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作记录,会后不准议论等。这多项“不准”,使得那些乘兴而来的砖厂知青们眼前一黑,已分不出谁老谁少谁男谁女。到了7点半,指导员开始传达文件。原来,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我们的副统帅、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昨天还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彪,于9月13日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之后,观潮他们的头脑已经完全处于浑乱状态,不明白两耳听到的一切,此时,国家兴亡已大于儿女私情,林副主席那瘦削的脸面,已完全代替了姑娘们诱人的眉眼了……

   现代医学和心理学大概会有这样的断言:如果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人,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没有异性的环境之中,心理肯定不会很健康的。正如那砖厂的知青们,尤其是后来留守的8人,无法排解心中的郁闷,更不知要在那样的环境中呆多久,不出现病态的心理才怪。那位高三老大哥盖兆和,渐渐有了一些古怪的行动,如说些不知是什么意思的话,晚上经常夜游外出等。有一次,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小狗,大家以为他拿来玩、拿来养的,谁知,某天夜里,他把小狗杀了。杀狗时把自己的手也割伤,狗血人血流在一起,然后,他把小狗煮了吃,不用油,不用盐……如果那天夜里他杀的不是狗而是人,那多可怕!再说关本源,本身有比较严重的皮肤病,繁重的劳动,满身的大汗,使得他的皮肤病更加严重,加上精神抑郁,最后,导致精神病,又哭又闹,只得把他送去精神病院。观潮他们想,如果再这样下去,莫非我们也疯了不成?

                                    (四)

     在砖厂的两年中,让观潮最刻骨铭心的,就是他与欧德谋交往的经历。以下两节,重点在叙述他俩的故事吧。

    先说观潮,用“文弱书生”可以一言以蔽之。身材瘦削,个头不高,脑袋不大,双眼无神,初三时起即要靠眼镜助视;很难想象他小学、初中时还是“体育界人士”,加入过广州越秀泳场游泳训练班和越秀山体校儿童及少年足球队,如若你不信,他会指着自己的鼻子向你解释:“我原来的鼻子是扁平的,有一次和别人争头球,对方的后脑勺把我的鼻子撞得出血并肿起,后来鼻梁骨就隆起了。”他的解释不知你信不信,如果是真的,那倒有益于他,可以省去一笔隆鼻的费用,尽管比隆胸可能会便宜些。他的嘴巴长得还算过得去,牙齿勉强算整齐。这么一个人,放在街上毫不起眼。以他的身形气质看,最多合适当一位小学教师,或者机关小职员,又或者书店售货员之类。但是,谁想到,如今,他却当上一位扛锄头、扁担的农工,继而当上了挑泥打砖的工人,这实在不是他的强项,有点委屈他了。

    说委屈他,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似乎还有一点点才能,在读书期间,他就喜欢读些文学作品,包括中国的与外国的,初中时,已勉强能品赏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伏尼契的《牛虻》等小说的味道。在父亲等人的熏陶下,他喜欢上了诗歌,包括新体诗和旧体诗。一般人都只满足于诵读,而他却尝试着写作,尤其那些旧体诗词。到了雷州以后,他真的写了起来,并大言不惭地注明是“五律”“七绝”“水调歌头”等,数量多了,还编辑成《水沫集》,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幸亏他身边并无“大方之家”,没有人笑话他的无知与浅薄。不过,平心而论,在那个年代,能写点旧体诗词,并能写到他那个水平的,整个雷州半岛,应该没有太多的人吧。

    除了爱好文学,他也喜欢音乐。在读初中时,即与几位同样爱好音乐唱歌的同学结为知己,不时去听唱片和一些廉价的音乐会,如岭南轻音乐团、广州乐团等。后来,他从大哥那里知道了二胡的基本技巧,于是,花了32元买了一把蝠鼠头的高胡,每天抽时间学习。不久,他居然可以把《平湖秋月》《蕉石鸣琴》《走马》《步步高》等曲子拉得较为动听,甚至还想尝试《鱼游春水》《鸟投林》等。在1967年春季,在无书可读又“不准革命”的时候,他和从小学开始同学的好友刘象潜商量:“不能这样浪费时间,得学点什么。”“但是学点什么好呢?”一次,他们无意中碰到了一位小学时的叫杨多的女同学,在她家里听她拉小提琴。那美妙的小提琴声使他们陶醉,于是,他们选择了学习拉小提琴。他们每人花了20元买了一把,之后,昌兴街刘象潜家的客厅便成了他们学琴的场所。后来,刘象潜的二哥、市二中高三学生刘象恒,阿潜的妹妹、市二中初二学生刘象萍及其同学彭婉衡,还有社会青年张勋、执信女中高三学生卢卿卿等,都加入了这个音乐沙龙,他们这班年轻人,明目张胆地以贝多芬、莫扎特、海顿、克莱斯勒等的曲子与“横扫封资修”的红卫兵对着干。十分奇怪的是,他们每天晚上都在拉,拉了一年多,却没有哪位街坊去举报,答案可能只有两个,一是街坊们并不知道他们拉些什么;二是即使知道,也不想去举报,因为他们的并不太悦耳的音乐,总比“语录歌”好听得多!渐渐,他们能勉强可以对付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海顿、德里戈的《小夜曲》,马思涅的《沉思》,以及《新疆之春》《新春乐》等曲子。除了学习小提琴,他们还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世界名著,如雨果的《悲惨世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阅后互相展开讨论。正当他们准备尝试马思聪的《思乡曲》、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甚至萨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中并不算太复杂的乐段时,“上山下乡”运动到来了,他们无一例外要被赶出城市,对缪斯女神的追求被迫中止,那小小的文艺沙龙也被迫解散。本来,刘象潜如果开始就决定下乡,观潮会和他们兄弟走到一起,那么他未来的历史必定改写;但是,刘象潜誓与广州共存亡,家庭处境更糟糕、无法赖着不走的观潮只得先与另外的同学远赴雷州。在他们即将分手的那个秋夜,在广州的珠江河畔,他们在默默地漫步。突然,刘象潜动情地搂着观潮,说:“你不要走,你不能走!”观潮无奈地说:“都到了这个地步,能不走吗?”在他的潜意识中,他还不知道这种别离的代价,还以为是短暂的分手。就这样,一对好朋友、音乐文学上的伴侣,在那个萧瑟的秋夜中决定了两人未来的人生之路。当然,观潮到了雷州不到一个月,即得知刘象潜他们抵挡不了“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起到了一个邻近香港的县份,在一个农村公社落户的消息,而观潮则觉得后悔莫及。

   到了雷州后不久,潮湿的气候使得“蝠鼠头”二胡很快散了架,剩下那把小提琴,便成了观潮休憩抒情的唯一乐器,同时,也是为队中知青晚间催眠入睡的工具。每当夜阑人静之时,观潮便在知青们住的茅房内或外,独自拉响那小提琴,繁重的劳动是对手指及手臂的最大摧残,此时的观潮,已没有能力对付莫扎特、勃拉姆斯和门德尔松了,他更多的是拉一些简易的、知青们也听得懂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三套车》《小路》《深深的海洋》《梭罗河》《鸽子》《西波涅》《在银色的月光下》《美丽的姑娘》《玛依拉》等,有时才会拉拉舒伯特的《小夜曲》,以及马斯聪的《思乡曲》、陈钢、何占豪的《梁祝》的难度不算大的乐段。整个生产队,没有谁曾对他夜晚发出的响声提出过批评和抗议,包括干部和老工人,这是他至今仍感到不解的一件事。到了砖厂以后,那把小提琴依然发挥着它的同样的作用。黑夜来临,只有星光闪耀,以及松风伴奏,柔弱的小提琴声会回荡在山林之中;尤其月明之夜,广东音乐《彩云追月》或《月园曲》,正好可以寄托思乡之情。雾气较大的夜晚,砖厂的伙房可以供他使用,他可以独自在里面继续拉奏。很可惜的是,观潮并不知道要有所长进,也没有能力将技艺提高,他毕竟只学到一点皮毛而已;他更不可能知道,与他同时,另一位广州音专附中的学生,也被迫奔赴海南岛的五指山。他同样带着一把小提琴,去到那个从未见过和听过小提琴的地方。与观潮不同是,观潮在砖厂的茅屋前或伙房内胡乱拉奏的时候,那位青年在海南热带山野中获得了灵感,创作了一首《黎家代表上北京》的小提琴曲,于是风靡全国。当然,这位青年有着比观潮优越的先天条件,他7岁时即随父亲、小提琴家何东安学习小提琴,10岁时得到马思聪的提点,后考入广州音专附中,师从叶雪庆教授,已获得“岭南音乐神童”的美誉。这样的人才,是不容易被埋没的。他,就是现在享誉世界的小提琴演奏家何东。这些,都是观潮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如果观潮能够努力些,创作出一首《挑担红砖上北京》之类的曲子,或许也可以成名。哎,当时的他,也实在不够长进了。

   观潮还有一点特别之处,似还须提及。在初高中的五六年中,他不幸被分在俄语班,学了五六年极艰难的俄语,尽管这种语言被普希金、屠格涅夫等无限热爱和歌颂。想不到,苏联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中苏关系破裂,变成了仇敌,于是,俄语便成了废物。到农场后,头脑中已剩不下几个俄语字母的陈观潮,感到空虚寂寞,又害怕蹉跎岁月,于是,想学点什么。某天,知青们在宿舍前煮食,观潮负责生火,却无引火之物。另一知青抛过来一册书,说:“用这个点火吧,没有用的。”观潮接过来一看,是一册初二的英语课本。他划着火柴,准备点燃那课本。突然,他的手停了下来,是孔夫子在流泪,还是伏尔泰在叹息?是陶行知在怒视,还是高尔基在责骂?……总之,他觉得把这一册书烧了,是一种罪过,是一种难以挽回的损失。于是,他改用其他的废纸引火,而把那册英语课本保存了下来。之后,观潮觉得,学点英语不也很好吗?同学也可充当教师,尽管他们只有初二的水平。于是,观潮在劳动时头脑就不会尽想入非非,可以记一些必要的语法;休息时也不必打瞌睡,而可以口中念念有词;晚上,可以少些侃大山和偷鸡摸狗,而可以在灯下默写单词。当他可以阅读一两页长的英语文章时,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同伴以奇异的眼光看着他,在“知识无用”的年代,不知他何以自找苦吃。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色彩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他不再感到无聊,他有了一种朦胧的追求。他从生产队学起,学到了砖厂,尽管他并不知道读得对不对,尤其还不知道学了会有什么用。

   综上所述,陈观潮与众不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别人不会写诗他常写,二是别人不会拉小提琴他会拉,三是别人不会再学点什么他在学英语。而他的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被砖厂里的一位知青看在眼里。

                                 (五)

     在1970年10月一个秋露浓重的夜晚,观潮又独自伙房里拉琴,当然是胡乱地拉,但对于不大懂小提琴或音乐的人来说,似乎已达到了高深莫测的地步。伙房内只有一盏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使他没有注意到,有一位青年,已经倚在门边,听了多时。他感到累,垂下提琴,揉揉有点酸软的臂膀。这时,他终于看到了门边的欧德谋。

   “你站在这里很久吗?”他问。

   “有半个钟头了。”欧德谋怯怯地答。

   “半个钟头?”观潮感到意外,“好听吗?”

   “很好听。”

   “我随便拉的,可以叫做即兴曲。”

   “似乎象一首乐曲。”

   “你也喜欢音乐吗?”

   “喜欢,不过我不会。”停停,他又问,“小提琴难拉吗?”

   “比较难,不过,拉到我这个水平也不算难。”

    这时,欧德谋已经站到了煤油灯前,微弱的灯光可以照出他的整个轮廓。在来砖厂之前,观潮并不认识这位初三级的同学,只是到了砖厂后,他们才有了接触。欧德谋身材比观潮高些,也英俊得多,皮肤白净,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鼻子高而直,嘴唇较厚,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则是富于性感;平时他说话不多,粗言秽语极少,反映出他的家教比较好;特长还不够明显,但玩纸牌“打百分”是高手。

    “你玩过什么乐器吗?”观潮又问。

   “没有,只是吹过口琴。”

   “会看简谱吗?”

    “会一点。”

    显然,观潮感到他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已经二十岁的人再学拉小提琴,应该太晚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观潮很明显要转换话题。

    “有父母和一个弟弟。”

    “都在广州?”

    “在云浮……他们都被遣返回乡了。”说到这里,欧德谋面露黯然的神色。

    “遣返回乡?”观潮惊叫起来,因为,他很感慨,欧德谋平时表现出很坦然,很乐观,原来他内心埋藏着如此巨大的痛苦。他也庆幸自己的父母,虽遭逢劫难,仍能生活在广州,他很难想象,父母被遣返回乡,会有怎样的结局,而自己又会怎样的伤心!此时的阿兴,对眼前这位青年人,产生了强烈的怜悯,白居易的诗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下子浮现于眼前。他知道,此刻,这位青年多么需要一种精神寄托,一种健康的积极的精神寄托,不然的话,他可能会出现消极和颓废,甚至很可能走向精神崩溃。再多的安慰已没有多大的作用,就让音乐去医治他那颗受伤的心吧。

    “你想学拉小提琴吗?如果想学,我教你。”观潮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

    “想学,但不知能不能学会……”欧德谋的声音中交杂着矛盾。

    “如果不怕吃苦,就能学会!”观潮鼓励地说。

    “我学!”欧德谋勇敢地抬起头。

     就这样,在那个有露的秋夜,决定了那位青年人未来的路向。次日,观潮开始教阿德学拉小提琴。没有教材,观潮自己编写,当然只能是简谱的,从音阶拉起,到简单的曲子。欧德谋学习很勤奋,他不仅晚上练习,后来中午也不睡午觉,找一处远离宿舍的、能遮挡烈日的防风林,在里面练习。由于有了一项自己喜爱的学业,欧德谋每天工作更努力,从不叫苦叫累,尽管他晚上睡得少,中午不休息,但他每天都乐观爽朗。这就是精神的激励!是艺术的魅力!而观潮,由于收了一位弟子,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同样是视艰苦为无形。

   就在他们的教与学正在顺利进行之时,当年12月,砖厂领导收到一纸命令,农场因须将红旗水库扩建,而砖厂尚未正式上马,要调砖厂多人去当安全检查员等。因要住到水库工地上,为保证欧德谋能继续学琴,观潮主动要求去,而让欧德谋留守砖厂,小提琴则留与他用。那水库修建了4个月才完工,到了1971年3月,观潮他们回到砖厂,本可以继续进行教与学,不料,这时,农场又要调观潮到文艺宣传队,要带走小提琴,幸而此时,欧德谋已趁探亲之机从广州买回一把小提琴,自己也可以练习了。观潮去宣传队又去了3个月,直到5月底才回到砖厂。在宣传队期间,观潮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那年的4月份,他的父母也遭到了劫难,也被遣返回阳江乡下!这样,他和欧德谋的关系又更进一步,成了真正的同病相怜。

     1971年6月之后,他们的教与学才真正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新的阶段,而在此之前,欧德谋经过半年的苦练,已初见成效,所拉出来的琴音已不是“呕哑嘲哳难为听”,而是有点悦耳了。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便准时到伙房,点亮小油灯,灯前放着一本观潮自编的乐谱。由于有了两把琴,观潮可以陪着欧德谋拉,这样,使得欧德谋更能找到感觉,错误之处更加减少。渐渐,他们可以增加一些花样,如一人拉高音,一人拉低音,再作轮换,记得拉过的曲子有《灯光》《牧羊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夏夜园舞曲》等;后来,当欧德谋的水平再提高一步,他们可以二部合奏,如《深深的海洋》《山楂树》《在银色的月光下》《含苞欲放的花》等。当时由于没有歌书,那些歌曲都是观潮凭记忆写出,所谓第二部往往也是观潮自编的。但《含苞欲放的花》,因他在广州读书时唱过二部,记忆犹新,因而两人拉起来,显得十分和谐动听,是每晚的压轴一曲。

   在学拉小提琴和学音乐方面,观潮是欧德谋的老师;欧德谋在学校时学的是英语,对于观潮来说,欧德谋又成了难得的英语教师,使得观潮的英语水平无形中也有了较快的提高。古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当时的标准,象他们那样的人,很难说属于”朱”,他们出身不好,又不学习马列,不认真学习毛著,不自觉“斗私批修”,应该属于“墨”吧。由于他们都是“墨”,又走在一起,使得彼此变得更加“黑”了。不过,正是由于这个“黑”,使得他们有了一种高雅追求,有了一种精神寄托,不至蹉跎岁月,更不至落得盖兆和与关本源精神崩溃的结局。在此期间,阿兴亦写过一些诗词记叙他们的友谊,如一首《清平乐“相逢恨晚,夜夜挑灯盏。抱负惜君犹未展,行事忠肝赤胆。    此庐莫叹飘摇,人生前路多娇。最喜英雄志士,也曾百炼千烧。”又如一首七律“人生何处不相识?异路同心结伴游。弦管迎来千日夜,歌诗送别两春秋。谁怜才气洒黄土?我绘蓝图耀九州。唯望情谊如铁石,扶携破浪驾轻舟。”

197210月,省侨中的同学、13队知青、印尼华侨青年秦新仁获批准出国。他是全场第一位获准离开的知青,而且还是出国,尽管是回到苏哈托将军统治下的印尼。这事,的确令场友羡慕不已。同学多年,又同甘共苦四年长,此番一别,恐怕今生难再会,所以,大家依依不舍。那天,观潮、梁慧生兄弟、赖经文、黄汝好等陪同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居然送到了湛江!是夜,送行者虽买好了回程车票,但身无单位证明,则无法登记住店。梁慧生提出:“不如我们步行到霞山,在海滨公园坐一会,再步行回来,不就刚好六个小时了吗?”尽管这提议看似有点荒唐,但已是最佳方案了,即获通过。于是,他们漫步在海滨大道,往霞山进发。然而,11点钟左右,他们只走了小半路,天上下起雨来,他们不得不在一家工厂的门前躲雨。也怨他们放肆,在高声说笑;也该他们倒霉,这家工厂似乎正在开批斗会,或者正在审问“牛鬼蛇神”,总之,突然来了几位荷枪实弹的民兵,把这群怪异的青年押到一间房内审问。他们从实招供,并拿出车票,但民兵头目不大相信;于是,把他们押到了估计是工厂自设的“监狱”内。那“监狱”黑暗潮湿,且多蚊子,同时,还可以听到邻近“监仓”里的“牛鬼蛇神”的呻吟声。不过,他们反倒不知怕,觉得总比在外面的风雨中游荡一整夜好。到了天亮,那民兵头目再度提审他们,大概觉得他们真的不过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知青而已,再拘留他们可能还要赔上早餐,于是,把他们放了。多么可笑又可悲的经历!当他们和秦新仁以及陪同回广州的梁继兴再见面时,大家又苦笑一番。送走秦新仁,他们下午回到农场,当他们到达13队的晒场时,正在晒场晒花生的知青黄国光飞也似的跑过来,喊道:“队里知道了!队里知道了!”但疲惫不堪的那几位,毫无惧色,他们说:“我们监狱也坐了,还怕队里处罚吗?”

     就在观潮、梁慧生、赖经文等在湛江坐了一夜“监狱”几天后,他们的砖厂也接到上级的指令,农场领导觉得,那砖厂维持下去已毫无意义了,于是决定解散,观潮、梁慧生、欧德谋、赖经文、梁力行等五人,不必回原生产队,就近并入第8生产队。如此一来,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融入8队那个集体,这么一改变,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是他们人生的另一页,是更为曲折多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