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风流天性”的诗人

陈贤庆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各地都有纪念活动。纪念孙中山，诗词界不甘落后，也不应落后，孙中山虽没有一顶“诗人”的桂冠，但人们至少也知道，孙中山是位能诗之人，最近再拜读他的诗论及其诗词联作品，又有新的感悟。

孙中山少年时在家乡接受过中国儒家文化的教育，但是，他接受更多的，是在夏威夷，在香港所接受的西方的教育；他生活中的许多时间，是在外国，如东洋、西洋、南洋；他爱穿洋服，善说洋话，是个“要把乾坤扭转来”的叛逆者，按理说，在诗歌方面，孙中山比较容易理解和喜欢的，应是拜伦、雪莱，或者惠特曼、泰戈尔等，然而不，孙中山推崇的，恰是中国数千年的古典诗词。

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曾与胡汉民、朱执信论诗。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推崇备至，他说：“中国诗之美，逾越各国，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韵数句，可演为彼方数千百言而不尽者。”孙中山认为，中国古典诗词，是世界最优秀的，他最推崇的，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精炼”，一韵数句即可抵得上外国数千百言。的确，这“精炼”，妙在妙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行数不在多，但它又是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最能考验作者炼字，选词，造句，用典等的工夫。

对于古典诗词格律，孙中山亦不乏见解，他说：“或以格律为束缚，不知能者以是益见工巧。至于涂饰无意味，自非好诗。然如‘床前明月光’之绝唱，谓妙手偶得则可，惟决非寻常人能道也。”从这段话可知，勇于反封建的孙中山，并非盲目地厚今薄古，他深知古典诗词格律之妙，对于未入门者是束缚，但对于能者来说，“益见工巧”，愈出精彩。孙中山反对信笔涂鸦，随意挥洒，他认为写诗是要下一番苦功的。

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兴起，有些人提倡并写作白话诗，孙中山是不以为然的，他说：“今倡为至粗率浅俚之诗，不复求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诗，而中国已无诗矣。”这事应该这么看，新体诗初兴，难免“粗率浅俚”，一般儒雅之士是很难接受的，新体诗作为新时代的产物，有它蓬勃的生命力，但是，如果硬要以新体诗取代“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那是孙中山坚决反对而又是被历史证明是愚蠢无效的做法。孙中山也告诫我们，不要指望“人人能诗”，人人能诗之日，就是中国无诗之时！这预言实在太英明，上个世纪某些年代，我们也出现过“人人能诗”的时候，“大跃进诗”“小靳庄诗”，乡间的文盲老太也成了诗人，那反而是无诗的时代。 

孙中山无意做诗人。1897年他对日本友人宫畸寅藏说：“弟不能为诗，盖无风流天性也。”其实，这是孙中山谦虚的话，孙中山不仅能诗，而且写得好诗。

1899年秋，孙中山所作七言绝句《咏志》：“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这首诗，后两句通俗易懂，前两句则显得古雅，尤其“红羊劫运”（谓国家遭遇祸患），属冷僻之典。这首诗，体现了孙中山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而又能将雅俗熔于一炉。

1907年2月3日，孙中山作《挽刘道一》：“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这首七律，对仗工整，感情充沛，气势恢宏，更见功底，颇具唐人之风。

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孙中山亲临战场，向清军开炮。失利后率军退入安南（今越南），在马背上吟成了一首七绝：“咸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漠漠东南云万叠，铁鞭叱咤厉天风。”这首诗，让人想象到一位失利后骑马穿行于南国丛林的儒帅形象，其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的诗风并非仅得豪放，婉约亦时见。《祝童洁泉七十寿》中“玉槐花照瑶觥燕，窦桂香凝彩舞衣”，足显华丽；《虞美人·为谢逸桥诗钞题词》中“吉光片羽珍同璧，潇洒追秦七。好诗读到谢先生，另有一番天籁任纵横”，足显潇洒；《赠陈树人》中“史臣重朱家，君乃隐于酒。时事尚纵横，雄心宁复有？”足显情深……

孙中山一生还留下四五十副对联，“尘事未除人自苦，江山无恙我重游”（题鼎湖庙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题上海香山路居室）等，皆属精品。

从上述孙中山的诗论以及他的诗词联作品，足见孙中山完全可以成为大诗人，只不过，作为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体制为己任，其后又致力于讨袁除军阀，不可能抽出太多时间吟哦，这是他的诗词作品存世不多的主要原因。

谨以此文纪念孙中山这位“不能为诗”而又极具“风流天性”的诗人。

（此文刊登《中山作家》第11期、广州《诗词》报06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