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和感悟的“上山下乡”——写于上山下乡40周年

     陈贤庆

     序言

1968年11月7日上午，本该1967年7月毕业的、时已20岁的我，和广东华侨中学的数百位同学，以及广州市其他中学的数千位同学，在广州黄埔港坐上万吨巨轮“建华号”，离开广州，远赴湛江。11月10日，我们被分配到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县的一个农场——勇士农场，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生涯。

今年，距离当年“上山下乡”刚好40周年。就全国而言，大部分的当过知青的人，也就是那“老三届人”，都是这一年开始“上山下乡”的，因而，今年，许多地方都有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广东华侨中学网站，也开辟了一个纪念专栏，征集同学们的纪念文章。

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已写过一些回忆性的有关知青的文字，如《徐闻风雨忆当年》《雷州岁月追忆》《想起当年偷渡潮》《夜深忽梦少年事》《投亲靠友到台山》等，还有《重返雷州》等旧地重游所写的文章。甚至，我还写了一部三部曲的长篇记实小说《仙乐风飘处处闻》。按理说，当年上山下乡，就是那么回事，已经追忆过了，记实过了，还有什么可写的？

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许多本来有争议的事件都有了定论，包括“文化大革命”；但是，偏偏，持续了十余年，影响到当时亿万人其后两三代人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还没有一个定论。有关当局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回避的结果，就是等“老三届人”自然死亡尽了，那就再没有谁去议论这运动了。二十年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不会看到这一运动，或者只剩下印着“很有必要”“轰轰烈烈”的一两行字。

历史，应该由当代人来写，还是由后代人来写？我们过去的二十五史，一般都是由后人来写的，由此，便得出了一个“真理”，认为历史应该由后人来写，才理智，才客观，才准确，才成为信史。但是，我总觉得，后人由于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要做到理智客观容易，要做到准确生动怕很难，“戏说”的成分反而会多些。由于年代久远，《封神榜》《满城尽 带黄金甲》中的人物，无论造型和语言，都可以随心所欲去安排和虚构，谁见过呀？不要说年代久远的，抗日战争才过去多少年？解放战争才过去多少年？看如今我们的影视，八路军都穿着整齐的新军装，国民党军的军装，更是漂亮得不得了。最近看了一些电视剧如《野百合也有春天》《金婚》等，虽然都安排了五六十年代人们挨饥抵饿的情节，有几分相似，但是，编导总忘记了（或不知道），当时中国人每年分配的布票是一丈三尺六寸，一年的布票不够成年人做一套衣服，当年，我生活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身上的衣服都是破旧的，总会有补丁的；读到初中，我们许多同学都是光着鞋丫子上学。然而，电视剧中的人物，衣着总是光鲜，没有任何补丁，这就很不真实了。

之所以扯到“穿衣”的问题，是说明后人写历史，不一定是歪曲历史，但是，却会因不了解历史而失之于真实。二三十年来，知青运动史和知青评论的著作也有不少，这些大事，一般都是靠研究知青问题的国内外学者，尤其是还活着的当过知青的学者来做的。而有关知青运动的研究，我认为，还未足够；尤其是知青运动对其后十年二十年中国人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婚恋、家庭等方面的影响，还未研究透彻。在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应该会有不少新的感悟，新的看法，新的观点。当然，并非学者专家的我们，可以做的，我想，还是将自己在上山下乡中的经历写写，有感想，有独到的观点，也可以谈谈，当事人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是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可提供给学者专家们参考。

有鉴于此，我亦趁轻度老人痴呆症困扰之时，再努力回忆尚未如烟的三十年前的那些往事……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何时？

此文的标题，原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祭”，写下了这个标题，我便觉得除了冠以“中国”属不自量力，内容也不够严谨。“40周年”是按什么算起？当然是1968年了。一提到“上山下乡”，人们包括绝大部分当过知青的人，都会想到1968年。但是，事实上，在1968年以前，便已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和实践。在文革之前，已经产生了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标兵和榜样，包括邢燕子、董加耕、侯隽、陈国基等。

邢燕子，女，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她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主席生前5次、周恩来总理13次接见过她。

董加耕，江苏盐城人，1940年生。读中学时已品学兼优，并入了党。1961年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61年，正值3年天灾人祸时期。灾害给董加耕的家乡江苏盐城农村带来的生活艰辛，董加耕放弃了报送上北大的机会，主动提出留在农村，立志用自己的智慧、知识、精神和体力，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1962年后，董加耕的事迹被大力宣传；董加耕也由生产队长跃为不脱产的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团中央委员。1964年8月16日，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1964年12月26日，董加耕和邢燕子作为知青代表，被邀请参加毛泽东主席的生日便宴。

侯隽，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吏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1963年7月，共青团天津地委发出《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民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在天津地区青少年中掀起学习侯隽的热潮。1964年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陈国基，祖籍顺德，祖辈漂洋过海去到非洲一个法属殖民地的国家，并在当地拥有了非常优越的生活条件。1955年陈国基回国，在我的母校广东华侨中学度过了初中与高中。1961年高中毕业时，国家号召上山下乡，陈国基响应了号召，到珠江农场去锻炼。在那个年代，陈国基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当时全国的爱国知识青年的模范代表人物。我于1961年入读广东侨中时，陈国基已经上山下乡，但他却成为母校的骄傲，学生们学习的榜样。

的确，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便已经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和行动，并产生了一批模范人物。当年我在广州读初中，1964年考高中时，我的一位好朋友陈 同学就没有考上，于是，家境不错的他，也响应号召，远赴海南岛的白沙农场，成为一位农场职工。文革开始后，我们失去了联络。又如我在70年代认识的两位落户海南的知青文友、后都当了大学教师的吴 讲师和周教授，也是在1964年时响应号召，到了宝安农村落户，后来再转到海南的。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出现了，但那是小规模的，甚至是个人的行为。即使这样，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距今“40年”，并不准确。说40年，只是从“老三届”上山下乡开始算起。在其后的近十年间，仍有知识青年陆续地上山下乡，但规模相对小些。今年距他们上山下乡那一年，当然就不足40年了。

          二、当年为何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举措？

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当时的政府，为什么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恐怕要回顾一下历史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们走了一段非常错误的道路，在“总路线”这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大办“人民公社”，并进行“大跃进”。1958年的“大跃进”的最突出体现，就是粮食亩产和钢铁产量的“大放卫星”，数月半年的“浮夸风”，其自欺欺人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粮食饥荒。本来，这种严峻的局面，如果及时能得到纠正，还可以挽救那不利的局面，但是，敢于说真话的彭德怀，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首领。于是，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村的党政高级干部，都迫于领袖的威严，都闭着眼睛高唱“到处莺歌燕舞”，连某些科学家也都相信粮食可以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如是，便加剧了农村的凋敝，加剧了全国性的粮食饥荒，造成了大量人口在和平年代被饿死的可悲情景。我的两位婶婶，都是在1960年时饿死于乡间的。而激发董加耕不去北大留在农村的原因，是1961年，董加耕的父亲因为没有饭吃，喝了爆青的茨菇汤而中毒身亡，临终时，咬碎了嘴巴里的陶瓷汤勺……

三年的人祸天灾过去后，全国的农村元气大伤。当时政府的当务之急，便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此时，又刚好出现了邢燕子、董加耕等典型的青年，于是，当局便及时作出号召，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平心而论，不要说高中毕业的董加耕，即使高小毕业的邢燕子，到了农村，也算是“知识分子”，在以文盲和半文盲为主的农民之中，他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三年灾难，不仅为农村造成极大的破坏，也严重地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当时的主要领导者，主要的心思并不放在国家建设上，而是放在“与人奋斗”上，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反修防修”上，因而，国民经济尤其是事关民生的建设项目发展非常缓慢。在我的记忆中，60年代初，生活在象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人，也是很难找到工作，很难找到住房的，尤其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当年我的大哥和四舅，本来都是文化干部，1957年反右时，莫名其妙都被打成“右派”，于是，两位30来岁的大男人，妻子离开，自己失去了住房（宿舍）和正式的工作，只能打打粗重的散工，如同阿Q那样。还有一些城市青年，读完初中或高中，也没有工作安排，待业在家。我的邻居就有几位大龄青年，街道干部经常上门动员，动员他们到农村去，到农场去，真有一位叫阿德的去了市郊的九佛农场。

还有一点要提及，在当年，由于舆论宣传的作用，国人对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对参加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包括农业劳动，都不会采取轻视的态度，因此，号召毕业后留在城市但没有工作的青年人到农村或农场，还不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尤其当局仅仅是号召、动员，而不会强迫。

综上所述，在文革前，为了减轻城市就业的压力，为了恢复农村的生产，当局已经开始实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有部分知识青年也已经响应或被迫上山下乡。可以预料，如果其后不是发生了文革，有计划地将部分城市的知识青年动员到农村农场去，以减轻城市就业的压力，这应会成为一项长期的国策。

            三、文革孕育了其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4、1965年，虽然也有“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虽然在文化界、学术界已开始批判这 指责那，但是，62、63、64年三年的整顿，国家的元气恢复，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科学技术有新突破，文化艺术相对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虽然极左思潮仍在涌动，但毕竟正气压倒邪气，学雷锋运动蔚然成风。在正常的国人的眼中，一切都是令人满意的。谁也不会意识到，我们的文化部门，是被阎王统治着；我们的教育部门，是被反动学术权威控制着，甚至我们的许多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被坏人专了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却也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还不时有人问我，当年你们为什么那样盲从？为什么毛一声令下就坚决执行？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多愚蠢的行为？……现代的人的确很难想象，数十年前，中国是处于一种什么的政治状态。当年，缺乏民主自由的制度，“愚民政策”推行了十余年，到处弥漫着领袖个人崇拜的空气……虽然我们青年学生，经常幸福地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但是，纯洁的我们却又是被愚弄的一代，是盲目的一代。我们不知道欧美国家的现状，只知道满世界都是“帝、修、反”，要时刻准备打仗；也不知道港台人的生活，我记得当年的报纸有一个栏目叫《港台今日》，专门报道港台地区的阴暗面，让我们以为港台人民包括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

至于共产党内的事，我们早就被灌输：党内的路线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三五年就要来一次，所以，不管批丁玲也好，批彭雪枫也好，批马寅初也好，批邓子恢也好，批习仲勋也好，甚至批“高饶反党集团”，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人们都习以为常。 所以， 1966年5月间，当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揪出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时，广大纯洁而盲从的青年学生，便毫不犹豫地、满腔热情地投身到“革命”之中，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充当“帮凶”“打手”的角色，批斗“彭罗陆杨”，批斗“杨余傅”，乃至批斗“刘邓陶”，也不会心软手软，那就更不用说对待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了。

1966年5、6月，是即将放暑假的时候，但是，“革命”来临了，于是，全国高三年级和初三年级的学生不忙毕业；高二、高一和初二、初一的学生，也暂不升级，三届高初中的学生一齐参加到“革命”之中，这三届高初中学生，到了1968年秋季才一起解决，俗称为“老三届”，全国应有数千万吧（后来统计说是1700万，不知是否准确）。

这数千万从14岁到19岁不等的学生，在文革中可以分为几个阵营。

一是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运动开始时，和以往的运动一样，地富反坏右分子首当其冲，哪怕是“死老虎”还要拉出来再剥一层皮。那些军干子弟当然表现得最“革命”，穿着或新或旧的军装，挥舞着皮带，抄家、破“四旧”、斗人、打人……有些军干子弟更不可一世，以为“老子英雄儿好汉”，无恶不作。及至运动的矛头指向了“走资派”，自己的父母也在一夜之间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于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便变得玩世不恭，自暴自弃， 以终日打架斗殴为乐，如同电视剧《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张海洋、袁军等人。

二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共产党评定阶级成分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典型个案。它以某人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作依据，前三年富有，就会被评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阶级；贫穷，就会评为贫农、下中农、工人等阶级；喜儿如果顺从黄世仁，她就变成地主婆。吴荪甫如果破产于解放前三年，他也不算资本家 ，可能被评为贫民。最可笑的是，经济状况决定了思想，地主、富农、资本家都是反动的，贫农、下中农、工人，都是革命的 ，其余成分出身的，思想也处于中间状态。更为可悲的是，父母的成分和思想，直接影响到子女。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便被认为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红卫兵”的当然组成分子。在运动中，他们也一改谦卑的态度，变得粗野，变得强横，坚决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老师，扫“四旧”，打派仗毫不手软。

三是非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这类学生，开始时被剥夺了参加“红卫兵”的资格。后来，他们觉得自己并非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阶级的学生，虽不是“红彤彤”“响当当”，但也不应属于“黑五类”“黑七类”， 按照那形而上学的理论，他们至少属于“红外围”，这场运动中应该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经过抗争，他们也自行组织各类名目的“红卫兵”。这类学生，很自然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形成对立，促成了其后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派斗和武斗。

四是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阶级的学生。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这七类人，合称为“黑七类”。“走资派”（共产党干部）有可能平反，但前六类作为“成分”，已成定局。这类人的子女的遭遇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即使不遭批斗毒打，也被打入“另册”，被剥夺了参加“红卫兵”，参加“大串联”，参加其他组织的资格，跟随父母一起吃苦。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抛下乡 间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到广州参加抗战，到抗日战争结束才离开部队，在广州做小职员等。因为他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1966年8月间，他被工厂的“造反派”揪了出来，定为“历史反革命”。一位抗日军人成了“历史反革命”，这在当年并不奇怪。由于父亲遭劫，我们一家也不好过，而我和读初二年级的妹妹，便早早决定了日后的去向。

上述四类学生，其实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本来是很好的同学，很好的朋友，却因出身，却因派别，成为对立面，成为仇人。从1966年5月到1968年10月，经过两年多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等的大破坏，这几千万不用读书、整天打派仗或无所事事的青年人，许多已失去了最起码的法制、道德、是非、尊卑等观念，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局来一次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徙，必然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四、难忘的1968年秋季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打倒刘少奇，以及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并且要置他于死地？这是一个很复杂，又是很荒唐很卑鄙的事件！我实在不想在此再重复那可悲可怕的“中国第一冤案”了。2002年时，我完成了《悼亡诗里说风云》那部书稿。书稿的最后一章，就是写刘少奇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聚贤茶室》网站中找来阅读。总之，毛通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其婆娘江青以及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的协助下，利用无知的“革命小将”，成功地将开国元勋、国家元首、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打倒。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大十二次会议，刘少奇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党。

上面说到，无论哪一派“革命小将”，其实都是政治家们利用的工具，当目的达到之后，这些工具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两年多来，红卫兵们，革命小将们冲冲杀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并不知“末日”之将至。耽误了两年多的时间，即使当年读高一和初一的学生，也过了该毕业的时间，就不要说高二、高三级，以及初二、初三级的学生了。“革命”成功了，这全国三届六级数千万的学生，如何处置？我们当学生的，当时并不很清楚，但是，当局已有“预谋”！继续升学？大学已被破坏 停办，即使马上复办，也安排不了那么多学生；在城市就业？当时百业凋敝，国民经济处于崩溃 边缘，有何业可就？即使有，城市的工厂和机关又如何可以安排那么多的人？留在城市 分批待业？那更可怕！已经过了两年多冲冲杀杀的“戎马生涯”的青年学生，肯安坐家中乖乖地待业？……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化整为零，将这三届其实还属于“半文盲”的学生，冠以“知识青年”的头衔，分散到“广阔天地”去！

有年轻的朋友可能会问：是否所有的老三届学生都得“上山下乡”？有关这个问题，真的 还要解释一下。打倒刘少奇，离不开“革命小将”的功劳，如果狡兔死，所有的走狗都烹了，这很可能引起极大的不满和动乱！当局必须要“论功行赏”，给部分“革命小将”以甜头。由于实在也没有太多的就业岗位，因此，能够尝到甜头的，只能是很少的一部分人。那么，甜头给予什么人？就只能给予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出身的、文革开始后即参加“红卫兵”的那一部分学生！我班有大概10位男女同学，就被通知不必“上山下乡”，而是留在广州，到广州钢铁厂当工人！

诸位看看，一方是到广州钢铁厂当工人，另一方是到某农村某农场当农民当农工，虽说“工农联盟”，“工农是一家”，但傻人都会知道，这是天渊之别！如此安排，大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味道，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两类学生的隔阂和矛盾，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终生的不和谐！

除了上述的幸运的部分学生，不能留城的老三届学生，还有数千万，牵涉到数千万个家庭和上亿的人口！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惯于发动“大会战”和“全民战争”的当局，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指令学校、街道等安排学生“上山下乡”；同时即指令有关的农村和农场，做好接待知青的工作。

那么，以什么理由和方法号召广大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如此：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主要的理论是：以前重点强调，“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现在则明确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什么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原来，文化大革命颠倒了一切，新中国17年的教育，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教育，我们全被毒害了！现在怎么办？要靠贫下中农来进行“再教育”了。 到后来还有一个口号：“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明明是耽误了人家，却倒打一耙，说人家赖在城市吃闲饭！加大宣传力度的另一措施是，一天到晚播放《知识青年志在四方》那首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至于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其实就是指农村和边疆。

二是软硬兼施。有些年轻朋友会问，上山下乡，不是动员和号召吗？我不去就是了。但是，实际上，在动员和号召之外，便是“强迫”。当局利用学校、街道、军管会等，采取办学习班、个别谈话、恐吓等方式，造成了一种“不去不行”的局面。学生及其家长们，对这个“上山下乡”都是很清楚的，“上山下乡”并非短期的“农忙”（学校组织学生在农忙时下乡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帮助收割或干其他农活），而是将学生本人的城市户口迁到农村或农场，从此与生活了十数二十年的城市脱离关系，并没有返城之日期。

还是有年轻的朋友问到：独生子女不用走吧？有几个兄弟姐妹的，总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吧？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是应该这样安排的，然而，1968年时，并没有这政策，而是一刀切！

我和读初二年级的妹妹，因父亲被打倒，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一起被迁走是肯定无疑的，我去雷州半岛她去海南岛。我的梁同学，是印尼华侨，与妹妹、弟弟一起去雷州，留下年迈的母亲一人在广州。我的蔡同学，一直和年老的爷爷生活，也不得不离开，留下风烛残年的爷爷独在广州。我的秦同学，印尼华侨，父亲不满印尼苏哈托的排华政策，送他只身回国读书，不料遇到这场“革命”，他也不能享受什么照顾，也得跟随同学到雷州。我的女朋友，一直与体弱多病的养母相依为命，此时也不得不落户到新会县农村。

有没有死硬派，坚决不离开城市，坚决不下乡的？还真有。我的刘同学，与他的兄妹，就发誓“与广州共存亡”，他说：“我不走，难道用枪押我走？！”然而，在我们走后一个月后，便听到他们三兄妹到了宝安落户的消息。其他死硬派也先后离开广州，各散东西。没有谁用枪押送，但是，一枝无形的枪在背后指着，使你顽抗不得。

没有“去不去”的问题，剩下的，只是“去哪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局也算是政策宽松的。他们给每所学校的学生安排了几个去处，从大处来说分为两大类，一是到离广州不远的农村插队，一是到远处的农场当农工。如我们学校，要么到三水县或博罗县插队当农民；要么到离广州600公里远的雷州半岛的农场当农工。这两处地方，均有利有弊：三水、博罗离广州约半天车程，当农民随时可以回家；但是，你得忍受插秧割禾的苦累，得忍受自己挑水打柴种菜煮饭等琐事；到农场可以与较多的同学们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不用插秧割禾，但是，你得忍受起码一年才有的一次探亲假……唉，苦煞了当年的学生哥姐啊！

上面的安排，如果我都不满意，要去别的地方，行么？当局还真开恩，另有一条灵活的政策，那就是“投亲靠友”。也就是说，我回自己的家乡，或跟随别的学校的学生去某地方，也是允许的。所以，与我们一起去雷州半岛的，就有一些不是我们学校、而与我们某位同学有关系的别的学校的学生。当局的主旨是，不管你去哪里，只要你肯离开广州，或者户口被迁走，就行了。至于你去的地方，是否适合你“接受再教育”，他们是不担心的，反正到处都有“贫下中农”。

                     五、一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

时下有一出电视剧叫《闯关东》，演绎了过去山东等省的人民流亡到东北地区创业和定居的故事。闯关东的人数也不少，但那是逐年逐年地流亡而去的。1968年秋冬，中国政府在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将原本生活在城市的数千万青年学生迁徙到了各地的农村和农场，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壮举”。

当年，是否每一位需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临行时都是“凄凄惨惨戚戚”的？有关这事，还需做些介绍了。其实，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临行时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

第一类，是壮志满怀，决心在农村或农场干一番事业的。当年，虽有不少困惑，如文化大革命是否必要，刘少奇、邓小平等是否走资派，那么多老干部被打倒，是否正常……但是，国人毕竟受“愚民政策”毒害久矣，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迷胡了心智，所以，必然还有一些“热血青年”的存在。我们今天，不是还常用“火红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类的词语去形容那时的年代和岁月吗？这类青年，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这类青年，他们不惧怕“上山下乡”，他们反而希望去到最边远的，最艰苦的地方，如新疆，如北大荒，如延边，如云南，如陕北，如内蒙，如井岗山，如海南岛……他们要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并作出自己的贡献。我的妹夫、上海青年小裴就是去的黑龙江北大荒农场；他的两位弟弟一起去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村落户。当年的北京知青、如今的社会学家金女士，就是不远千里去到海南岛万泉河边的。这类青年，离开父母时，没有悲伤，没有眼泪，许多还是扛着红旗，唱着雄壮的歌曲离开城市，奔赴农村或农场的。

第二类，是被祖国的大好河山吸引而去的。反正要去，就去一个神秘的、色彩绚丽的地方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批好电影啊！《阿娜尔罕》《冰山上的来客》《草原上的人们》《老兵新传》《护士日记》《五朵金花》《阿诗玛》《红色娘子军》等，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冰山，那草原，那河流，那海洋，那少数民族的服饰和歌曲，那革命先辈住过的草房与窑洞，……都是会令一些青年人神往的。去新疆，是想到可以在葡萄架下摘葡萄；去内蒙，是想到可以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放牧；去云南，是想到可以与金花姑娘对歌；去海南，是想到可以眺望汹涌澎湃的大海……我们一干人，为什么会去到雷州半岛？因为我们多少有点地理知识，“半岛”者，三面环水之岛也，那有多美！假日就可以一起去海边踏浪花，捡贝壳，看归帆……

第三类，是无可奈何的跟随者。反正不去不行，反正有那么多人陪着，我怕什么。于是，自己的要好的同学去哪里，我就跟着去那里。这类人，多少还有点幼稚的心理，对未来的艰辛与险恶未有足够的认识，还以为是过去的“农忙”假，去到农村一段时间，便可回城。因而，在离开城市时，他们的目光坦然，或者说木然，眼中没有多少泪水，心内没有多少悲伤。是的，毕竟在1968年11月时，有不少人还只得16、17岁，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 与我同一个生产队有20来位处二级的同学，初到农场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体现出是十足的城市街道的顽童，热衷于偷鸡摸狗，抓鱼捞虾，打球游泳，远足趁墟，不亦乐乎。

第四类，是悲悲切切的一群。这类人，可能天生就是多愁善感，又或者懦弱胆小；你想想，只有十六、七岁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现在要到一个陌生的乡村插队落户，或去到要坐两天的汽车才能到达的农场，心中不害怕才怪呢，不忧虑才怪呢。当然，也有的是心有牵挂，走得不安。自己离开城市，家中就只剩下或父亲或母亲或爷爷或奶奶，能不牵挂？还有些家人，或被批斗或被关押或不知所终，能走得安心，走得愉快？当年，我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60多岁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每月只得20元生活费，在工厂里被监督劳动。这事不知何时了结，不知有否重见光明之日。所以，在1968年11月7日早晨，天还未亮，父亲送我离开家，到外面的车站坐车回学校时，我不知道与站立在晨风中的父亲说些什么。还是父亲镇定，他说：“到了农场马上写信回家。”……在黄埔港码头，在建华轮上，在离开广州的那一刻，我真的百感交杂，“满怀豪情”等词实在是套不上的。

                     六、“上山下乡”路上之百态

这一节用了“百态”这一个词，其实是不自量力的，我有何能力阅历，可以写出“百态”？后来改成“十态”“各态”……但显得更糟糕，所以还是用回“百态”，取“夸张”之修辞手法吧。

由于上述的情况，在1968年冬以及1969年春，全国绝大多数的老三届学生，都象今天常见到的在各大旅行社选择旅游线路一样，选择自己将落户的地方。

数十年后，我来到中山市某校工作，在某次同学聚会中，我惊讶地发现，原来高一级的龚同学等，当年竟然就在我工作的黄圃镇某乡村落户。问其原因，他说，了解过，到中山黄圃那地方，只需坐一晚“花尾渡”船，船票是一元多一点。原来龚同学等，从经济和时间的角度出发，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才落户在那珠三角的腹地的。

前几年，远在美国纽约市生活和工作的黎同学回国探亲，与之交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黎同学夫妇，当年竟然就在我所在的邻镇三角镇落户。原因与龚同学一样，也是近广州，而且有船直达，船票也是一元多。

去年，生活和工作在美国三凡市的我的挚友刘同学携夫人回国探亲访友，与其夫人交谈，也令我感到意外！原在市17中读初一级的刘夫人，还有她的几位女同学，当年也是落户于中山县的大涌镇的！而刘同学，后来与兄妹选择的是宝安县，落户在平湖公社。原因之一，当年从广州到平湖，已经有了建于清朝时的广九铁路，往来方便。

我的同学、初二年级的卫同学，身材矮小，体弱多病，父亲早逝，文革中，当小学教师母亲又被迫害而自杀，他在广州变得孤苦零丁，后来跟随别的学校的学生，落户到东莞县的石鼓镇，过着自食其力然而是极端困难的生活。

珠三角地区，无论今天还是昨天，都是广东最好的一块地方，学生们选择到这里，仅仅是觉得它离广州不算太远，有车船可到达，生活相对没那么艰苦。大概很少人，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虑，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来考虑，为将来的去向着想的。当然，当年，当局只顾着迁徙人口，也来不及想到，将数万名青年人安置在距离港澳不远的地域，日后将会产生怎样的不良后果。

上面讲到，由于“上山下乡”是一种“自由组合”，因而，不在一所学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就有可能去同一个地方，彼此之间有个关照，令父母也放心一些。有些同学，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深入研究，你就会发现，亦有许多兄弟姐妹，并没有去同一个地方的！这个现象看似奇怪，其实并不奇怪，我试图归纳出几个原因，一是，在当年，“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这样的号召的确深入人心，年轻人不会有过多的患得患失；二是，对“上山下乡”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认为你去一处我去一处，很好玩啊，见面时会有许多不同的话题啊，甚至还可以我去你处走走你来我处拜访啊；三是，文革经历了两年多，许多青年学生都参与其中，经历了“战火中的青春”，形成了深厚的同学情战友情。于是，同学情战友情重于兄弟姐妹之情，同一观点同一派别同一战斗队的，仍不愿分离……以我为例，当年，我和妹妹也没有走到一起。努力回忆一番，当年，我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谈论过“是否去同一地方”这个问题，她有她的几位要好的女同学，我有我要好的几位男同学，她肯定觉得不能离开她的同学，我亦如此。于是，她们到了海南，我去了雷州。其实，她的那些女同学我都认识，是与妹妹从小玩到大的。假设，当年，如果我跟她一起去了海南万泉河畔，我就会与市十七中、市二中还有北京等地来的青年人为伍，我的人生轨迹肯定就不相同，说不定我会早点混出个人样来！和我情况相似的，我队的广州知青、原为华师附中初一级的小张，她的哥哥、现任香港经贸商会总干事的张兄，却去了海南五指山农场！

还有一种现象，不知知青问题研究专家有没有关注到。由于“上山下乡”是一种“自由组合”，那么，如果有男朋友、女朋友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在一起了。恋人生活劳动在一起，互相关照互相支持，肯定容易共度难关。当年的老三届人，也到了18、20岁了，会没有感情生活？然而，不是信口开河，在1968年秋冬之时，已经历过感情生活，并确定为恋人关系的青年，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在选择“旅游线路”时，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考虑到异性同学这一因素！何以见得？当年，我们七位高中男生，选择了去雷州；而同班的七八位女同学，选择了去博罗。在选择的过程中，我记得，彼此之间并没有商讨，仿佛只是男人喜欢去芭提亚畅咏，而女人喜欢去东京购物一样。如果当时有谁提出，我班那几位女生多好啊，多漂亮啊，和她们一起去雷州，或去博罗吧，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反过来，如果她们中的某人说，那几位男生，多英俊潇洒啊，日后必成大器，跟他们去同一地方吧，那么，情况也会不一样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提到！数十年后，当我们与那班女生说起此事，大家也唏噓叹息，后悔当初，不然的话，大家走在一起，肥水流回自己田，多好！同样的现象，和我们无意中分到一个生产队的十位女知青，有多位是我们隔壁班的，她们也是清一色的女生，并不与男生为伍！我妹妹她们到海南，也是“五朵金花”并蒂开放，并没有找几棵“草”来陪衬。造成这种原因，当然是与当年的教育和社会风气有关，当年是“性半禁锢”的时代，中学生绝对不能谈恋爱，也很少有人谈恋爱。社会上也没有“性诱惑”，更没有陈冠希之流的“不雅艳照”流传，所以，青年人在感情方面，纯洁得可爱。

如果要问，离开城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带些什么去呀？我想，到附近农村插队的青年，可以不时回家，带去的生活用品不需太多；但是，去遥远地方的青年，就不得不带上全部的家当了。然而，事实上，在那艰苦的年代，一般家庭都是过得紧巴巴的，很难准备充足的物资，简单的床上用品，几件替换的冬装夏装便是全部的行囊。女生或许会有些镜子、梳子。书籍，则是大家都不需要的，除了那本小红书。手表、收音机、照相机之类的奢侈品，那就极少！不过，在建华轮上，在运送行李时，有一镜头引起大家的注意：一口大木箱子，被起重机吊到船仓内！谁那么富有，带上一口大木箱？原来，那大木箱是我们的罗同学的。他是印尼难侨，被最近死去的强人苏哈托将军排华迫害，回到广州，那口木箱恐怕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如今又要“上山下乡”，广州的住处也没有了，只得带着大木箱远走雷州。

在那建华轮上，梁同学和我也算另类了。他除了生活用品，还带了一部手风琴！在那年代，并非人人都可以拥有手风琴的，他是印尼华侨，总比国内的土包子富有一些。就是这稀有的手风琴，使得他和妹妹也能在农场文艺宣传队混过。我虽是土包子，但无意之中拥有了两件乐器：一是读初中时买的、蝠鼠头的高音二胡；另一是一把小提琴。高胡没有盒子，只是用一个布袋装着，显得很老土；小提琴当然配有盒子，1967年春天，我决定不参加派别活动，而与刘同学一起买来一起学拉。由于要远赴雷州，陪伴我数年的这两件乐器也不宜放在家中，应随身携带，到了那半岛，在夜深人静之时，也可抒情一把。在船上，在傍晚经过零汀洋时，有同学怂恿我，何不趁着月色，拉奏一曲？但是，当时我技术不精（日后更不精），不敢在众多广州的青年男女面前献丑。现在回想起来，也算一件遗憾的事。但是，没有想到，后来，那“蝠鼠头”很快就因雷州潮湿的空气而解体；但那小提琴，却一直陪伴着我，不仅借它度过漫漫长夜，抒发愁闷，借它向恋人吐露心声，还用它宣传了几回“思想”和“主义”呢。

去年，我为一位上海的亲戚、原上海知青裴阿四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我了解到，当年，裴阿四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村落户时，带去的还有什么？当年和他一起落户的知青回忆说：“我们清晰的记得：1969年3月，裴解放和我们一起来到延吉县朝阳川公社东城九队插队落户，当他打开行李的时侯，我们大吃一惊：与一般人不同，他下乡的行李中带来了缝纫机、木匠工具、理发用具、听诊器、血压计这些东西。与当年有一些人下乡是出于无奈不同，裴解放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他对于下乡插队落户有着自己的认识，他有着长期在农村扎下去的思想准备，他做好了要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付出自己努力的准备。”这当然是一个另类，一个高不可攀的另类。

                     七、雷州半岛、徐闻县、勇士农场

1968年冬到1969年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变了数千万人及其家庭的命运。演绎了一出历时十年的悲喜剧。由于笔者不是作家郭小东之类的人物，可以利用教学和工作之便，到全国各地走访知青运动和知青的足迹，写出或拍出反映知青内容的力作。我还是根据自己所去的地方，所经历的事件，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想，写一点或许有用的新感悟。由于过去我已写过一些这类的文字，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想到合适的，就复制粘贴过来，这是应给读者作些解释的。

在去雷州之前，也就是1966年大串联时期，我们一群同学，有男有女，就硬是站在货车上一天，从广州绕道高州、化州，天黑之时到达了湛江。我们只在湛江停留，没有再往南走，几天后，向着风光秀丽的南宁市而去。雷州半岛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仅仅是从地图上了解的。也是命该如此，在某一个晚上，我们一行人踱步到沙面，虽然口袋里没几个钱，但喝杯咖啡还是够的。就在我们坐着一边喝咖啡，一边议论猜测着徐闻的时候，坐在我们旁边座位的一位中年汉子发话了：“你们要去徐闻吗？”我们马上应答。他说：“我就是徐闻来的。”于是，我们似乎发现了救星，一下子将他围住，要他讲讲徐闻的情况。“徐闻佬”与我们素不相识，应该没有必要骗我们，于是，他如实地介绍了徐闻的情况，我们感到不会太坏。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徐闻是旱地多，不会种水稻，只种经济作物。虽然我们天天要吃由水稻变成的粮食，但是要我们去种那作物，就太可怕了。不过，他似乎没有介绍到徐闻的泥土，如果大家知道那泥土晴天硬如铁，雨天粘住鞋子不掉的特点，恐怕会打退堂鼓。

11月7日上午，我们离开广州；8日到湛江；9日在湛江休整；10日上午，各农场来车，将我们送去某农场。在此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将去到什么农场，也不知道将与一些什么同学同场同队。卡车往湛江之南开去，先经过海康县，中途在南渡河过一个渡口，经过半天的行车，下午3、4点钟，我们到达了徐闻县的勇士农场场部。

还是回过头来介绍一下雷州半岛和徐闻县吧。

 （接十一、雷州农场知青的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