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赵丹——地狱之门的常客

      悼念赵丹

明星一代影坛耀,劫后余生志未残。地狱阴森犹可出,云开却进鬼门关!

198010

   (一)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死去的共和国精英多矣!我在此书中已写了不少。而有些人,撑过了十年浩劫,但由于长期受迫害,身心俱疲俱残,虽目睹了“四人帮”的倒台,但自己也活不了多久,我所写过的郭小川、潘汉年、郭沫若等即是。这类人,要写是写不尽的,我已准备放手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再写一人,那就是赵丹。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主要娱乐就是看电影和看戏。那时,对演员也有宣传,但无炒作,最主要的宣传方式,我想,就是在电影院内,挂上一批著名演员的大幅照片。其时我生活在广州,新华、新星、永汉、南关、西濠等电影院的大厅内,就悬挂着崔巍、魏鹤龄、舒适、张平、孙道临、赵丹、康泰、王心刚、张勇手等男演员,以及白杨、秦怡、张瑞芳、王丹凤、蒋天流、张园、谢芳等女演员。上述演员,当然是经过精选的,还有些什么人我记不起了。

在上述的男演员中,当时最出名的,达到演艺事业最高峰的,当数赵丹。

今天的年轻人,很少会知道赵丹了。因为,今天,赵丹主演过的电影,已经很少放了。赵丹,生于1915年,原籍山东肥城,出生于江苏南通。1932年步入影坛,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丹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文革之前,赵丹主演过的多部电影,塑造过的多位银幕形象,都堪称经典,至今仍无人超越的。且不说解放前的《十字街头》中的老赵、《马路天使》中的小陈、《乌鸦与麻雀》中的小广播;就是解放后,《武训传》中的武训、《李时珍》中的李时珍、《海魂》中的起义水兵、《林则徐》中的林则徐、《聂耳》中的聂耳、《烈火中永生》中的许云峰等,都脍炙人口,更令我至今难忘。从1932年他从影开始,到1965年,他拍摄了数十部电影,还演过许多台话剧。我诗中第一句 “明星一代耀影坛”,说的就是他辉煌的演艺事业。

    (二)

我诗中的第二句“劫后余生志未残”,首先要说说,赵丹遇到什么“劫”?在遇到“十年浩劫”之前,其实赵丹在解放前已经遇过一劫。

19377抗日战争爆发后,赵丹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三队,辗转各地,宣传抗日,并于1939年参加影片《中华儿女》的拍摄。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给10个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作动员报告,他们认识了,一见如故。赵丹接受了周恩来布置的任务,全力以赴投入义演献金活动。从此周恩来常对人们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常对人们说,他一生最敬佩的不是别人,是周恩来!抗敌救亡演剧队在周恩来、阳翰笙的领导下,辗转来到重庆。赵丹在重庆公演《全民总动员》、《上海屋檐下》、《阿Q正传》等话剧,周恩来经常去观看赵丹的演出。危难时刻保护赵丹1939年秋,满腔热情的赵丹与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10人结队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当时新疆由盛世才统治。盛世才宣布“和平、建设、民主、民族平等、亲苏、团结”的六大政策,以进步的表象迷惑了一些人。周恩来在重庆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机”,盛世才政权已经逐步暴露出反动的本质,听说赵丹等人已经出发前去新疆,周恩来连忙派阳翰笙、冯乃超等赶紧去把赵丹接回来。冯乃超一直驱车追到嘉峪关,可惜没有来得及追回赵丹他们这支文艺队伍。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赵丹等人遭反动军阀盛世才迫害,于19405月被捕,入“迪化监狱”关押,形势万分险恶。周恩来和阳翰笙多方设法营救他们出狱。1945年,赵丹等人九死一生从新疆回到重庆,周恩来又设宴给他们压惊。赵丹回重庆后重返舞台,导演了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受到热烈欢迎。抗战胜利,赵丹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

1965年,赵丹拍摄了以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烈火中永生》谱写了一曲缅怀、歌颂革命烈士的悲壮颂歌,也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他塑造的许云峰,是一个坚毅沉着、正气凛然,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赵丹何以能成功塑造了许云峰这形象?我想,这与他蹲了四年多国民党监狱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

    (三)

上述已是一劫,但是,还远不及“十年浩劫”。而这一回,赵丹坐的不是国民党的监狱,而是共产党的监狱,不过,时间倒也差不多,也是五年长。

但是,对赵丹政治上的迫害,其实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的。

解放前夕,根据阳翰笙同志等地下工作者的策划,赵丹开始在昆仑电影公司主演历史巨片《武训传》(上下集),解放初期方才完成并公映。想不到,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受到极不公正的严厉批判,而这批判,来自最高领袖毛泽东,赵丹根本没有争辩的可能。这以后,赵丹有整整四年不能拍电影。保护和帮助了赵丹的,唯有周恩来,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艺术活动为缘由,周恩来指示把赵丹从上海调到北京,主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

赵丹心中的苦,也唯有向周恩来倾诉。赵丹诉说,上海的“棍子爷们”即指当时在上海主管党务、宣传工作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老要整他:抓住我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周恩来鼓励赵丹:“不要害怕,有什么说什么!放心演好你的戏、拍好你的电影,这就是你最大的任务。我了解你。”

赵丹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不要随便对我们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为国为民拍它几十部杰出的影片……请你一定要给我发一张免斗牌呀!

这“免斗牌”,周恩来是无法给的,但是,有了周恩来的公开和暗中的保护,从19541964年间,赵丹得以重上银幕,主演《为了和平》、《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青山恋》和《烈火中永生》等,达到了他一生表演艺术的高峰时期。  

1961年周恩来主持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说,脱下了反动剥削阶级的帽子,加上工人阶级一分子的桂冠。这是赵丹最高兴的时刻。

   (四)

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后,周恩来也无法保护赵丹了。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谈到,在30年代,江青是上海摊的一名二三流演员,而且名声很不好,而文革开始后,她要换成“无产阶级文艺的旗手”的角色,她必欲那些知道她底细的人,尤其是当年与她一起共过事的演员们,都统统失忆,最好是统统从地球上消失。19364月江青和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一起在杭州的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赵丹和顾而已等,还不是首批应该消失的人选吗?!于是,不用什么罪名,赵丹便被投进监狱,受到残酷迫害,达五年之久。

  所幸的是,赵丹没有死于狱中,而是活着出来了。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赵丹并没有立刻得到“彻底平反”。相反地,上海市有关部门中仍然有“四人帮”的残余分子掌权,他们不让赵丹重登舞台、重上银幕。1977底,赵丹专案组才宣布恢复他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给赵丹做的政治“结论”,仍然带着一个“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尾巴。赵丹坚决保留自己的“不服”意见,没有在这个“结论”上签字。

    (五)

1977年迎新晚会在文化广场举行,赵丹和白杨复出,首次露面朗诵纪念周恩来的散文诗《中南海的灯光》,受到全场一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

  由此,赵丹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愿望:要在银幕上扮演周恩来总理,让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在电影中复活、永生。他还一心想自己导演、自己主演。赵丹看到一部反映北伐战争、南昌八一起义的历史剧本《八一风暴》,顿时心潮澎湃。后来,赵丹约了几位朋友,从上海到江西南昌、九江,攀庐山、访安源;又转向武汉三镇、登黄鹤楼;然后南下广东,探询黄埔军校旧址……为了改编电影剧本《八一风暴》,他不辞劳苦,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上级领导机关未予批准,《八一风暴》没有拍成。

  然而,过了些时候,赵丹的老搭档张瑞芳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阿丹!我们推荐你在《大河奔流》里扮演周恩来总理!这下子可让你过瘾了吧?”

  赵丹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一样蹦跳起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大河奔流》的正式邀请书来了,郑重通知他在该片中扮演周恩来。赵丹看了李准执笔的电影剧本,研究、推敲后,皱着眉头说:“这个本子,还是帮派味儿不轻!有些地方装腔作势……要好好修改!”

  但他反复考虑以后,又表示:“这毕竟是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第一次上银幕啊!我要全心全意尽力而为,这是对周恩来总理最好的纪念呀!”

  当时北影厂约定的导演是谢铁骊,主演是张瑞芳。在影片筹备期间,也把赵丹邀请来了。

  赵丹应邀住进招待所,对女儿赵青说:“向你请假一个月,别来打扰我!”

他每天忙着仔细观摩周恩来生前的纪录片,认真研究文献资料,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琢磨周恩来的神态表情和心理活动。为了使得下巴变成像周恩来总理那样丰满宽厚,特地请牙科医生在内腮充填了软塑料。赵丹又把脸膛绷起来……经过一系列精心设计和努力实践,拍出“试妆照”来,真跟周恩来一模一样!张瑞芳看了,兴奋得大叫大嚷:“周总理复活了!”

  但是,过了几个月,正式拍电影的时候,却把赵丹撤换了下来,赵丹对此勃然大怒,他跟黄宗英一起去找当时文化部的黄镇部长,询问:“北影厂给我发的是正式邀请书,为什么又翻脸不认呢?我赵丹到底有什么问题?究竟为什么不让我演周恩来?”部长说:“不就是一个戏吗,不让演就别演,以后再演嘛!”赵丹忍无可忍,立刻回嘴:“我说你不就是一个部长吗,别做了!以后再做吧……”

  后来一些小道消息传到了赵丹耳朵里,某位将军认为:“赵丹太有名了,如果让他演周恩来总理,观众只认得赵丹,会影响影片的政治效果。”又听传说,某位官员认为:“赵丹历史上跟江青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因此赵丹演周总理不合适。”赵丹闻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后不再争辩——白天变得沉默寡言,夜晚却一个人蒙在被子里痛哭…… 

      (六)

不能拍电影,他就搞教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热情地为高等学府讲授表演艺术,并不顾重病缠身,于1979年完成了《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等著作。我诗中的第三句,提到“地狱之门犹可出”,说的也是这件事。

1980年,赵丹因癌症病重住进北京医院。10月初,病情加重。105日,赵丹由妻子黄宗英记录,向来探病的胡乔木和袁鹰讲述了三条意见:“1、党不要管得太具体;2、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3、支持建立个人风格的创作集体。108日,赵丹的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发表在198010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文章见报当天下午,袁鹰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正在抢救。黄宗英含泪告诉袁鹰,她上午告诉赵丹,文章发表了,赵丹眼珠动了一下。

文章发表后,文艺界一片叫好声。然而不久,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秦川相继告诉袁鹰,上面有话了,一个领导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是,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

1010日,赵丹满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65岁。我诗中最后一句“云开却进鬼门关”,我以为是很恰当很形象的……                         

    三十三、张闻天——遵义会议时,他拥立毛泽东

         (一)革命先锋者,难寻洛甫篇。庐山一会后,不见艳阳天。

         (二)散尽乌云后,重温历史篇。功臣有洛甫,今见艳阳天。

                                                 1979年8月

                                     (一)

    上面两首诗,是悼念张闻天的。张闻天是什么人?现在偶有提及,可能有些年轻人也会听过,但恐怕知之不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张闻天已经销声匿迹了。要追寻他,要回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了。我在写到彭德怀那一章时,已经提到了他,因为写到彭德怀,不可能不写到他,提到庐山会议,也不能不提到他。由于他在1959年后就几乎销声匿迹于政坛,又由于他去世时,文革尚未结束,也不可能给一个“反党分子”发唁电开追悼会,所以,文革时期,许多人都不知道张闻天到了什么地方,是生是死;不过,一般人也不会特别关注他,他毕竟是一只“死老虎”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在其后的两三年中,许多或死或活的因为冤假错案受到迫害老一辈的革命家,都先后得到平反昭雪,连彭德怀也平反昭雪了,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与彭德怀一起蒙冤受难的张闻天,也该得到平反昭雪吧。对于张闻天,我是知道一些的,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和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一起,被诬陷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撤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务,从此我不知其下落。一直等到了他落难二十年后的1979年8月,才得到了他已于1976年7月1日已去世及获得平反昭雪的消息。我上面那两首小诗,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这两首诗有两个特点,一是用相同的韵脚,即“篇”“天”二字;另一是两诗都用了张闻天的带有些苏俄气息的曾用名“洛甫”。

                                  (二)

    张闻天是上海人,1900年8月30日出生。早年参加了五四青年运动,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留学日本。1922年在美国旧金山任华文报《大同日报》编辑。1924年回国,任中华书局编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0年底回国。张闻天这段时期的经历及贡献,就远不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陈毅等相比了。1931年,张闻天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1月,到江西革命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瑞金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被选为中央总书记。

    把张闻天的简历介绍到这里时,我觉得应该停一停。可能有读者会问,在遵义会议上,到底确立了谁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是毛泽东的地位高还是张闻天的地位高?我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对中共领导层的变化也有时被弄得糊涂,趁此机会,我也想理清一下头绪。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具体情况我在“董必武”一章已谈到。陈独秀虽没有参加一大,但一大代表还是选他当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陈独秀领导期间,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沿用党史的说法,以下同),使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撤消其总书记职务,选举瞿秋白为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然而瞿秋白推行的,却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革命又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清算了瞿秋白的错误,撤消其职务,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向忠发何许人也?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工人出身,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等。向忠发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的身份而得到器重,实际上没有领导才能,党中央的领导权实际落在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及中宣部长李立三之手。李立三推行的,也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1930年9月间,李立三被清算撤职。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并叛变,两天后被国民党枪决。

    1931年9月,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即王明)指定青年团中央书记及党中央临时常委秦邦宪(即博古)为临时中央书记。博古执行的是王明的先是“左倾盲动”后是“右倾逃跑”的路线,而这条“王明路线”统治党内达4年之久,导致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丢失,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三)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损失惨重,到达了贵州省遵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之际,1月15至17日,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当年参加会议的都有些什么人?我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如下:

      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洛甫)、陈云、周恩来、秦邦宪(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朱德、何克全(凯丰)

     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翻译伍修权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都”瑞金,张闻天与毛泽东两人相邻而居。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毛泽东经常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他。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张闻天深感留苏归国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张闻天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实践,与他们的分歧还是日益加深。 长征时在行军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一致认为应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于是,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在博古的报告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并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

     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21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10人,其余11人。这21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会议批判了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撤消其职务,同时也撤消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按照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党中央总书记当然是党的第一把手,但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在军事指挥压倒一切的时期,军事三人小组却是最高的权力机构。这军事三人小组的排名是毛泽东最先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掌握了当时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所以,党史也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当时他应该不是叫“毛组长”,也还不是叫“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和“教授”,他们的马列理论水平高而革命实践经验少,实际都是“教条主义者”,幸而他们都能在关键时刻认清王明路线的危害,支持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的决议,难怪毛泽东在“八大”上也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这话说得很有人情味!

      从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这段时期,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起码换了四位。这些领导人,都是因犯了路线、方针的错误被更换;而这些领导人的被更换,又都是自下而上的行为,是当时的政治局成员召开紧急会议,以党的集体意志和力量获得成功的。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她的领导人还没有形成绝对的权威,还没有由人变为“神”,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尚存,政治局成员能真正起到应起的作用,所以,陈独秀、瞿秋白也好,李立三、王明也好,他们的错误都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清算,即使执行了4年之久的王明路线,也能在关键时刻得到纠正,而不至于象后来那样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无人得以遏止,发展成一场场悲剧和浩劫!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在长征这个特殊的环境下,他被推为党的总负责人,他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当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四)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大概搞清楚张闻天是怎么当上党中央总书记的,他的地位高还是毛泽东的地位高,他又是怎么离开“最高领袖”地位的。1936年12月,毛泽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就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恐怕“毛主席”这一称呼也是从此起。1943年3月,毛泽东又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这就完全确立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而张闻天在1938年后只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党的七大时还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大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去,历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

      这21人,除了董振堂于1937年1月20日在甘肃西征战斗中牺牲,邓发、秦邦宪于1946年4月8日山西兴县黑茶山飞机失事遇难,李德于1939年夏返回苏联外,其余17人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都在党政军中担任要职。不过,张闻天的职务并不显赫,1951年出任驻苏联大使,1955年回国后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年党的八大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凭借他的学识和经验,他完全可以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一场飞来横祸,却过早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五)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无端地与彭德怀等人一起,成了被批判被斗争的对象。他的罪名有三条,一是反对“三面红旗”;二是“里通外国”;三是恶毒攻击毛泽东犯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

      有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三面红旗”的危害,我在不少篇章都写到,在此就没有必要重复了。“三面红旗”的错误和危害是明显的,那违反自然规律的“浮夸风”已经刮得12级以上;那饥饿灾荒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甚至是人所共知的事,然而,问题是谁敢于说真话!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说了真话,张闻天也说了真话,1959年庐山会议形势逆转时,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张闻天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忠言直谏。他讲了3个小时,以马克思注意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指出和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

       庐山批判张闻天、彭德怀,被康生等人视为最大“战果”的是:彭、张都交待了他们在会下议论过毛泽东要防止斯大林晚年错误。这件事在当时是带有爆炸性的。

    当时就有人批张是为了“推翻毛主席”,张虽然表明心迹“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大跃进的问题纠正也只能靠他”,但下山后接着分别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进一步追查的也仍是这件事情。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批所谓翻案风时,这件事更成了康生等拿来批判张闻天的重点、设立专案的根据。

   康生曾这样质问过张闻天:“你讲过毛主席与斯大林晚年一样,你为何要作这样的联系?”

   张闻天则如此回答:“我是说斯大林后期的错误要防止。我现在回想当时我讲这话的含义,基本上还是讲主席好,如说主席很英明,善于运用历史经验,说主席功劳大,威信高,同斯大林后期相同,但也说了主席的坏话,如说主席整人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当时在党内,敢于讲毛泽东也会犯错误,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正义感,如果在当时,有多一些党内的高层人物而不是只有彭德怀、张闻天,都敢讲这个问题,都在讲这个问题,那么,毛泽东可能还不至于犯后来那些大错误,但是,历史并不是这样!

                                 (六)

    康生的东山再起,是与他在庐山会议及会后整彭张的积极表现分不开的。张闻天冤案所列“罪行”中最荒唐的一条是:“里通外国”,这是一条完全莫须有的罪状。然而为了给这个罪状提供“证据”,康生竟然无中生有造出一个所谓同“苏修”勾结的“郭肇唐事件”。

  郭肇唐是谁?他原本是中共的早期党员。张闻天很早就与其相识,后来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二人又成为同窗学友,与王稼祥、沈泽民一起被人们誉为“四大教授”。学成后不久,张闻天回到国内,郭则留下,成了苏联公民。郭在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遭到迫害,被送至西伯利亚服苦役十多年,斯大林逝世后才获释放,被安排在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员。

  1957年周总理访问苏联,郭当面向总理提出想回到祖国看看,总理当即表示欢迎。经过国内的正式邀请,郭于1957年、1958年先后两次来华,均受到热情接待,和郭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有过交往的老朋友、老同学都纷纷前来相聚,畅谈过去,共叙友情,张闻天也不例外。而郭和张最初的会晤恰巧是经过康生引见的,因为康生过去在列宁学院学习时郭肇唐是他的老师,郭这次访问先看望了康生,康生还送给老师两只浙江金华火腿。谈话中郭提出还要去看望老同学张闻天,康便告诉他张就住在隔壁,并主动将郭带到张闻天的家中。从这以后张闻天同这位老同学就恢复了交往。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康生竟倒打一耙,在张闻天同郭的交往上大做文章,把它说成“里通外国”的罪证,强加到张闻天的头上。

  当时康生抓住张闻天的一个所谓“要害”问题,是说张闻天将党内的文件送给了郭肇唐看。这在当时被说得煞有介事,然而这件事究竟真相如何?事实是:郭在1957年第一次访华,了解一些中国国内情况后,认为苏联许多人都对中国并不真正了解,为了正确地了解中国、宣传中国,他对张闻天说,他过去是中共党员,现在又在研究中国问题,想要了解一些党的政策,能否让他看一些中国普通党员能看的党内文件。那时还是中苏关系友好的时期,两党中央有些内部材料是可以进行交换的。尽管如此,作为外事纪律,张闻天还是请示了上面,开始没有答复,也就没有给看。1958年第二次访华时郭又提出这个要求,张闻天再次作了请示,这次得到了上面批准,说可以试试。这样张闻天才通知了驻苏使馆给他看一些一般党员所能看的文件材料。

  张闻天会上如实地陈述以上的事实经过之后,有的同志提出还要核查,而康生则立即狠批张闻天这是把责任往上面推,拿出一槌定案的口气说,“我肯定说这就是里通外国”,“我看里通外国的帽子戴得不错,戴得对。”

  康生之所以抓住张闻天“里通外国”这个题目不放,显然离不开那个时候中苏发生分歧这个大背景,投好了上面以外压内的意图。1958年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掀起以后,国际上反响很大,同时这也成为中苏的分歧之一。毛泽东庐山上8月2日给张闻天的那封信中开头就批张闻天:“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那么多材料?”这句话实际就暗示批他有同国际上反华活动串通的问题。凑巧的是,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张闻天差不多同一时间以不同的使命出使东欧,途经苏联,最初追查他们二人串通起来“里通外国”,即与此有关。

   张闻天本人的回答是很坦然的,他在检讨中并不讳言他在“三面红旗”问题上有同苏共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观点,但认为这绝不等于那种出卖党和国家的背叛行径。他在外事会议检讨中甚至说:如果说,在“思想观点上”苏共领导者和我之间“在反对党的总路线”这一点上有“共同点”,因而认为从政治思想上说我有“里通外国”的表现,那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在组织上,即情报关系上,我有“里通外国”的表现,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本没有这类事情。他也同样坦率承认,为了了解苏联对中国“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真实反应,在1959年同郭肇唐接触中确曾询问过有关情况,郭也确曾告诉他苏共领导对中国人民公社持保留态度,并说苏联真理报和哲学杂志上发表的学者文章,批评中国“大跃进”中宣传的有些观点是愚蠢的观点,然而这些当时在苏联也都并不是什么秘密。

   对于庐山的冤案,最使张闻天感到冤屈的莫如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他曾经对身边的妻子刘英说,说我反对“三面红旗”,那毕竟是观点问题,说我“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刘英说,从来没有见他哭过,这一回见他眼泪直往下淌。

                                 (七)

     就这样,“红色教授”出身,没有什么政治机心,而又耿直纯真的张闻天被诬陷组织“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撤消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务,在庐山会议后消失于中国政坛,他只挂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特邀研究员的虚衔,从事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文革前,还有多少“政治经济学”可作研究,尽管被撤职罢官,他仍注意经济调查,写下了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文革开始后,他这只“死老虎”当然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他遭到残酷的迫害,还被押送到广东的肇庆监管及劳动改造。这位“红色教授”,在落难之时也忘不了自己的本色, 写下了一批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文章,称为“肇庆文稿”。可以说,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也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肇庆这地方,1974年12月时我去过,但却只顾得游七星岩上鼎湖山,我怎么知道有一位老一辈的革命家在此受难?后来有机会再去,我还是只顾得游山玩水,也不知道去打听一下,当年张闻天落难时是住在什么地方?他都做过些什么事?……唉,我们往往会花大把的金钱去制造一些什么“大观”之类的人造景点,却不知道保存一些有价值的、能警醒后世的“文物”!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保存下来了,有人会去看那破屋吗?会觉得还有意义吗?啊,我说到哪儿去了,还是回到张闻天身上吧。张闻天的最后遭遇,总比彭德怀好些,因毛泽东对他还有些好感,于是,又把他从肇庆迁往江苏的无锡。

    1976年7月1日,那天,是中国共产党54周年的生日,75岁的张闻天,因长期受迫害而病逝了。他被送去火葬场火化时,被用了“张普”这一名字。“普”字,可以是他的别名“洛普”中的一字,也可以表达是个“普通人”,起名字的人文化水平还是满高的呢!在他逝世两个月后,他在遵义会议上拥戴上台的毛泽东也逝世了。又过了一个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了。张闻天,就差三个月而没有看到这一天,可以说,是十分遗憾的事!

                  

三十四、潘汉年——“他将来会复活的。”

      悼潘汉年  

       入死出生战敌顽,功臣何事弃丘山?古来冤案知多少,泪说潘杨我觉寒。

19828

      (一)

在中共高干中,有不少是专门做“地下工作”或‘统战工作”的干部,他们长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或军界,或政界,甚至在中统内,军统内,他们可以说是出生入死,视死如归,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和勇敢。然而,这批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在解放后的某些时期,是并不好过的。因为,你毕竟在敌人的阵营里工作过,有没有叛变?有没有出卖过同志?有没有与敌人同流合污?……每遇到这样的怀疑或审查,那些曾经的英雄们真是百口难辩,无端入狱或被判刑处死的冤案不在少数。

有一位曾经的“地下英雄”,历经数十年的磨难,终于熬到“四人帮”的倒台。但是,虽然“四人帮”倒台了,并非能马上拨开云雾见青天。他未能熬到平反,就离开人世。这就是死于1977414日的潘汉年。

潘汉年死了,因为他还是“阶级敌人”,报上当然不会发布消息。什么时候,我得到消息,写下这首悼亡诗的,我已回忆不起了,现在就将“潘汉年”这一章放在这个地方吧。

      (二)

潘汉年1906年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始,负责党的文化及统一战线工作,30年代初期,负责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国民党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建国初期,他成功开展了上海工商界统战工作。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曾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因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潘汉年的历史功绩,故这部分的内容从简。

1954年,中共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高岗自杀。1954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因饶漱石曾任华东局书记分管华东暨上海市的公安工作,于是审查饶漱石时便涉及到了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和曾分管上海公安局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于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人便认定潘汉年、杨帆与饶漱石有“反革命”关系,开始把矛头指向潘、杨二人。

  潘汉年有什么事会被别人抓住不放?其实,做特工,经常要与敌伪顽接触,处境本身就很微妙,很危险,这工作,与真刀真枪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命,是不可比拟的。为了窃取日本人的情报,他曾通过手下的特工袁殊与日本特工头目岩井英一有联系;还有一事,就是1943年秋,他与汉奸李士群一起去见了汉奸头子汪精卫。1944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到潘汉年,毛泽东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后,毛泽东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然后举起杯子祝贺潘工作的胜利。这本是极好的解释的机会,但潘汉年几次欲言又止,终于没有把事情说出来,离开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汉年对朋友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  

1955315日夜,潘汉年乘北上列车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潘汉年到了北京后,鼓足勇气,向中央负责人交代了1943年见汪精卫这件事,他态度诚恳,十分痛心地深刻检讨,然而,他的一片真诚并没有得到党的谅解,那位负责人十分怀疑地盯着他。

       (三) 

  4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实行逮捕审查。 之后,他被带到公安部看守所功德林监狱。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就从一名副市长变为囚徒,从一名党员变为“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只觉得心口隐隐作痛,有一种被人出卖的感觉。潘汉年的消失并没引起多大震动,因为潘汉年是被秘密逮捕的。当时,亲属和朋友都认为他又去执行什么特殊任务。

  在潘汉年被捕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也被关押。

  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潘杨案”,潘、杨之所以被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潘汉年在淮南工作时,杨帆被指控为“内奸”关押在新四军军部,“杨案”审理人员潘汉年以极强的责任心,对此案认真调查后,断定杨无罪,并给他亲切鼓励,后杨帆因查无实据被释放。然而这段往事却被阴谋家们作为潘杨勾结的证据。至于潘杨究竟犯了何罪,当时没有公布,也没有公开审问,更无律师辩护,直到1958718日,在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上才透露出一点消息。该社论说:“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审判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就这样,潘汉年胡里胡涂地又与胡风联系到一起。直到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时,才真相大白。他的主要“罪状”是: 第一,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第二,“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第三,“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 第四,“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 一位为党出生入死地工作和战斗的革命者,却被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而送进监狱。

  已成为“内奸”被囚禁的潘汉年,每日的“工作”便是写材料,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在铺着地毯的监房里,潘汉年内心十分孤独,材料也不知写了多少遍。他并不知道,由于受他的牵连,妻子董慧也被关进了监狱:曾经和他工作过的、甚至有点联系的人也被关押、审查。潘汉年一案株连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同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

  某年除夕,听着远处的鞭炮声,潘汉年挥毫写了《岁暮念妻》一诗:“纵然废弃在人间,塑料原材岂等闲。 十里相思知何处,几年隔绝梦巫山。 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 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

   1963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刑后不久,潘汉年被“假释”出狱。夫人董慧比他早出狱一年,这对患难夫妻久别重逢,悲喜交集。不久,他们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的田河农场劳动,但可以种花、钓鱼,可到市内探亲访友。但他们怕连累别人,一直没有进城。董慧在农场植棉,专心研究植棉技术,她的双手磨破了皮,磨出了血,但她从不吭声。对妻子的举动,潘汉年十分理解,这么多年的监禁生活,妻子有多少话语要向人倾诉,但看到丈夫的苦痛,她不愿再去加深他的痛苦。她只有借种棉花来医治内心的创伤。

    (四)

1966年夏天,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到来了。 1967622日,潘汉年夫妇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潘汉年对自己入狱已有所了解,他知道有人不会放过他们夫妻二人,那就是江青,因为江青丑恶的历史被他知道了,而且,董慧还是江青抗大的同学,对她的好出风头的轻薄行为还进行过劝说,如今,江青权倾朝野,当然不会放过那些曾有“罪”于她的人。狱中的看守按主子的意图,决心要从潘汉年身上打开缺口,不分昼夜的审讯,稍有反抗便拳脚相加……5年的审查,没有发现什么“新罪状”、“新问题”,但江青等人不会善罢干休,“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她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便改判潘汉年为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党籍。江青、康生等人想亲眼看着潘汉年被慢慢地折磨,痛苦地死去。还妄想有一天,潘会低头向他们屈服,写出一些“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来。

  19755月,潘汉年终于走出秦城监狱,董慧也随着出狱。他俩被发配到湖南劳改农场,在那里,潘汉年夫妇度过了最后岁月。

  农场的领导和群众对来改造的年老夫妻议论纷纷,他们猜测是上面的“大人物”。农场领导把他俩安排在一间20平方米的屋里,屋里除了木床,还有桌、椅。场员们还尊敬地称他们为“俩老”。潘汉年已近七旬,多年折磨使他患了多种疾病,基本上失去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董慧为照顾潘汉年,与他一起来到农场,而不是去香港。潘汉年每天提着一只竹篓,到农场的木料场捡碎木片。冬天,他蹒跚地到外面散步、买菜。他总是谦让温和,见人笑嘻嘻。他每天打太极拳,读一些书。潘汉年夫妇没有子女,就给场里的孩子讲故事。董慧还给保姆的女儿补习英语。

                                         (五)

  1976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了农场,人们奔走相告。潘汉年说:“我早知道江青是坏人,但过去不敢说。”

  潘汉年动手给党中央写了申诉信,要求平反,撤销原判,恢复名誉。但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仍坚持“两个凡是”,使潘汉年夫妇的希望落空了。潘汉年的病情也渐渐加重,潘汉年肝区有病变,下肢浮肿,不思饮食,到3月份已经卧床不起。

  1977324日,潘汉年被人抬进救护车,送到长沙省立医院第二附属医院第十四病室治疗。临别,他安慰董慧:“我一定要回来的。”潘汉年入院时用了“肖淑安”的名字,这是他曾用来迷惑敌人的化名。414日,在董慧要求下,她被允许看望潘汉年。就在当日下午754分,因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潘汉年终于含冤病逝,终年71岁。他在临终前没留下任何遗言。

  2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葬场火化,骨灰被埋放在长沙市火葬场金盆岭西侧半山腰墓地。墓碑上写着:“肖淑安之墓,1977414日病故,妻董慧立。碑号:77—625。”

  潘汉年这位“隐姓埋名”的英雄,直到他被埋在地下时,英名仍不能见天日!

两年后的1979224日,董慧因高血压脑溢血病故于农场职工医院,享年61岁。据董慧的保姆说,董慧在潘汉年去世后曾说了一句话:“他将来会复活的。”

      (六)

上面几节文字,主要说的是潘汉年。其实,董慧也是一名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而且,她还有很不一般的身世,绝对需要单独介绍。

董慧,祖籍中山县小榄镇,1918年出生地于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董促伟原是香港有名的银行家,他创设道亨银行于香港,分行设于上海等地,是一个爱国人士,抗战时还捐了一万银元给中国共产党。

董慧,原名董凤然,有兄弟姐妹多人,她自幼在香港读书,中学毕业后,升学到北平大学。在校期间,她参加了“12·9”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她取道山西,进入延安马旬主义学院习,同年毕业,被派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当时康生任部长,潘汉年任副部长。
  19395月,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去香港工作。党组织考虑董慧是道亨银行老板的女儿,可借助这个社会关系,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董慧于同年11月随调香港。董到港后,负责管理香港地下党机关的经费,兼做一些内部工作。董慧有文化有素养的人,仪态庄重大方,周旋于香港上流社会,从未露出破绽。    1943年,董慧被调返解放区工作。1945年党“七大”以后,潘汉年奉调东北工作,董慧也随去,后因长春地下党机关遭受破坏,她俩奉调辗转北京、南京、香港、南洋、上海等地,仍负责党机关电台的情报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潘汉年和董慧再调香港工作,并在香港补行婚礼,董父给了她五万元港币作嫁妆,董慧如数上交党组织,作为她筹的款。而她和丈夫却没有单独的居所,一直住姐姐的家里。董慧协助潘汉年在香港负责搜集情报外,还负责从香港运送急需物资去解放区。随着战事急剧发展,香港至上海的海上交通被封锁,上海解放前夕,她和丈夫冒死返回上海。

解放后,董慧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科长,其时,陈毅兼任统战部长,潘汉年任副部长。1955年潘汉年获罪,董慧也被监视、限制了的自由。1963年潘被判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董慧虽没有被判处徒刑,但已成为反革命家属,并获两项罪状:(1)一向追随潘干坏事。(2)盗窃国家财物(因为抄家时发现她有外币),一同押往团河劳改农场。在场改造时,有人逼董慧和潘汉年离婚,但董慧坚决不肯,她坚信潘汉年无辜,甘心与丈夫一同过凄苦的劳改生活,而毫无怨言。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潘案再度重新审理,潘汉年重判为无期徒刑,押到北京秦城监狱。董慧又随同生活。一次她上厕所时跌了一交,骨折,成了跛子。1975年潘汉年出狱,董慧回上海一次。不久潘汉年安排到湖南沫江农场,董慧稍后也到了该农场。1977年元旦前后,潘汉年病情日益严重,小便失禁,当时中央虽有指示对他抢救,送往长沙医院高干病房,因病情恶化,褥疮发臭,卧病两月不治去世。潘临终前夕,董慧赶到,见了最后一面,潘汉年便与世长辞!
  潘汉年死后,董慧仍在沫江农场。心里十分悲痛,时刻怀念着潘汉年,甚至在吃饭时也在桌上摆两双筷子,说潘汉年没有死,他要回来的。香港的亲属提出要接她到香港疗养,并继承遗产,但董慧拒绝了,她说:“我虽没有党籍,但要以党员条件要求自己,问题解决了,我还可以工作,香港我不去了,我对过去走的路,并不后悔……”直至去世。
  党中央的拨乱反正方针落实后,19792月,董慧获得平反,沫江农场为她召开了追悼会,她的骨灰先送到长沙烈士陵园安放。1982年根椐中央有关方面的指示,潘汉年和董慧夫妇的骨灰送北京安放。

                                       (七)

  19828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董慧的话终于说中了。

  党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含冤27年的潘汉年终于重见天日!

19834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湖南长沙送到北京,他们的骨灰盒覆盖着党旗,火车到北京时,廖承志等在车站迎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最终得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叙述完这样的故事,我不知还能说些什么。篇首所引的诗歌,最后一句我原来作“古来冤案知多少,未及潘杨令众寒”,后来觉得“潘杨案”虽是新中国建国后的最大冤案,但比起其后的冤案,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因此改过。唉,我们做过的亲者痛仇者快甚至亲者痛仇者也不快的事,实在太多了,但愿今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冤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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