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新是怎样遭难的呢？且听她的同事的回忆：

    有一天，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学习，让大家谈谈对“文化大革命”的体会和认识，亮亮自己的真实观点。张志新想，既然党号召“谈真实想法”“亮真实观点”，况且这是党内的会议，便说了许多话∶她认为“文化大革命”“左”了，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许多被打倒的老元帅、将军，老干部都是革命功臣，……就是这些话吧！我们当时听了都吓了一跳！你想想，她这些话，是在会议上讲的。会后要向上面写“简报”。这事怎么也瞒不住的。上面一见简报，立即命令我们组织对张志新的批判。可是张志新不服，不仅不服，还继续讲自己的观点。越说暴露自己的观点越多。

　   后来，我们这些和她共同工作多年的同志，个别找她谈话，我也找她谈过∶当然是希望她承认错误，让她检查一下。只要她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我们对上面也好说话，往上面报材料时，可以说∶她通过大家的批判帮助，提高了觉悟，认识了错误，并有悔改表现。争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从轻处理。可是她怎么也不肯。

　   唉……上面继续组织对她批判。可是每一次批判，她不仅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讲出更多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实在也没有办法！……直到她知道要逮捕她时，还讲∶自己是一个党员，这是自己的看法，在会议上讲出来是符合党章的，她也太天真了……这么一件大案，谁也隐瞒不了。头头们只好报到省革委会，省革委会当然要逮捕法办她！

   (三)这就是张志新被逮捕的原因。现在，几乎人人都认为她说得对，但在当年，这样的真话，谁敢说出口？终于，在1969年9月24日，在干校的一个大会场，召开一个全体学员的大会，对张志新实行逮捕和公审。会场周围贴好了不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张志新为“走资派”扬幡招魂，决没有好下场！”“坚决要求红色政权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张志新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过了不多时，有几个大汉押着被五花大绑的张志新进了会场，那天她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面孔从容，她进了会场，仰着头向周围扫了一眼，没有一点愧色。

　   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大喝一声∶“张志新！低头！”

　   张志新不低头，好象没有听到。这时原来扭着张志新背膀的大汉，使劲按着张志新的脖颈，每按一次，张志新便顽强地再抬起来。反复多次后，两人按着张志新脑袋的手，干脆就不再抬起，用全身力气压在张志新的头部。张志新的头发也全乱了。她想用被绑着的双手去梳理蓬乱的头发，但不能够。

　   张志新那天预计要逮捕她，她特意穿了新衣服，还打扮了一下，她想使人感到，她没有罪，又问心无愧，她是从容不迫面对这一切的。这使人们联想到以前看过歌剧《江姐》中，江姐走上刑场前的仪态。

　   大会开始控诉张志新的罪行。按照当时的“惯例”，批斗会只有造反派“控诉”，没有也不会给“罪犯”说话机会。“罪行”内容也极其含胡：张志新恶毒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刘少奇明冤叫屈，罪毒攻击林副主席，为苏修辩护，实属罪大恶极等等。每“控诉”一段，下面便响起震天的口号。此时那两个大汉，架着张志新的胳臂，一直按着她的脖胫，揪着头发，拚命让她低头。而张志新还是要仰起那不屈的头颅。一仰一按，一按一仰，整个会议过程都是这样进行的。当主持会议人宣布：张志新是个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公安部门逮捕法办时，在一阵高昂的“拥护”口号声中，几个公安人员，走过去把镣铐给张志新扣上押走了。

   这就是张志新被逮捕及公审的经过。在那没有言论自由，真理完全被强奸了的年代，39岁的美丽而又孤立无援的张志新，就这样被投进了监狱，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在狱中，张志新并没有屈服，她仍在申诉，仍在批判极左路线，批判文革的疯狂，批判领袖的错误，因而，她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张志新的妹妹有这样的叙述：“在狱中，姐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6年的漫长岁月，狭小阴暗的牢房，繁重的劳动，戴手铐铁镣，加双铐双镣，戴背铐，住小号，体罚，唆使流氓犯“以毒攻毒”的殴打……一个体弱带病的女子，戴着背铐，失去自理个人生活的能力，受尽人间耻辱。姐姐面对这一切，无比愤怒地申斥：‘你们以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就这样随便凌辱的吗！行凶者、帮凶助威侮骂者，你们可以逃之夭夭吗？你们若不认错，将会受到历史的严惩！’”这是何等的凛然正气，何等的磊落光明！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在共和国的英雄榜上， 张志新完全比得上如秋瑾，如赵一曼，如刘胡兰，如江姐等女中豪杰，尽管她的名字后来很少被提到。

　　 由于她宁死不屈，激怒了“四人帮”的帮凶毛远新，他在一次辽宁省革委会常委会上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由无期徒刑改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她被割破喉管后枪决，时年45岁。张志新被枪决后，暴尸刑场，最后连遗骨也找不到！

  1979年3月21日，辽宁省委召开大会，为张志新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同年6月，首都各大报开始报道她的冤案，张志新的事迹震撼人心。

   本章的标题，我用了“不敢再提她的名字”。为什么“不敢提她的名字”？有的人，是怕提到她，影响了党的光荣伟大；有的人，是震慑于她的先知先觉，自己与之相比，相形见绌；而我，也不敢提起她，正如诗中所写：“我亦泪双流，一唱复三叹。”……

三十、蔡楚生、郑君里、孟君谋、舒绣文、上官云珠——他们象一江春水向东流去……

悼念蔡、郑、孟、舒、上官诸君： 一江春水向东流，离乱烽烟八载愁。三十年前经典作，缅怀蔡郑孟双优。（1979年7月）

                                             (一)这首诗的标题，一共列举了5位人物，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不知其为何许人也。老一辈的人，尤其是喜爱或关注电影事业的人，应该知道他们都是电影艺术家。但是，为什么把他们放到一起来写？原来，是有一定原因的。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文革十年间被禁演的一大批电影重新获准放映。放映那些影片的意义有许多，譬如，是体现了思想和文化的又一次解放；是对林彪、“四人帮”扼杀优秀文艺成果的控诉；是对那些曾被污蔑为“毒草”的影片的平反；是对那些受迫害的电影工作者的平反和肯定；是对那些已被迫害致死的电影工作者的悼念……

    在十年文革中，十亿中国人只能反复地看到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奇袭》等有限的影片，而最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则是《英雄儿女》，但看多了，也就可以倒背如流。在文革的后期，多了一些外国影片，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影片。印象最深刻的是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因有“姑娘”可观看，而且有许多歌曲可欣赏；另外就是罗马尼亚的影片《多瑙河之波》，片中有一艘船，船上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而且身穿无袖的连衣裙，在那全国的姑娘都穿着军装或蓝布长衫的禁欲的年代里，这一形象就足以使全国的成年男人们解解谗的。

   所以，当“第二次解放”后，当众多优秀的旧影片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你可以想象，久经文化饥渴的国人，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踊跃观看！也就是在1979年6、7月间的某一个晚上，我在农场的露天广场上，观看到了旧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实际上我在50年代就看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原因是那时我太年幼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部影片的主题的了解，因为我的母亲，在不少的场合都会提到这部影片，其原因我还要作些必要的解释了。

   (二) 1937年10月，我父亲离开家乡阳江县，到了广州加入抗日军队。不久，广州沦陷，父亲随军队北撤曲江，从此开始了八年的抗战生涯。他曾转战江西、浙江、广西等地，在漫长的八年中他没有回过一次家乡。我母亲带着我的大哥和二哥，在家乡艰难度日，并日夜为父亲的生死担忧。这期间，我母亲的父亲想办法寄了一封信给我父亲，父亲回信并附有《寄关岳丈》七律诗一首，诗云：“六载从戎岁月虚，暮云遥望怅何如！一年四季风尘客，万怨千嗟主妇书。尽孝尽忠情未尽，除奸除恶恨难除。几时舒我双眉展，安步还乡也当车。”可见父亲并非不想回乡，而是抗日事大，要“除奸除恶”“尽忠”，所以难以“尽孝尽情”。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广州。母亲在家乡听到一些风声，说父亲已在外另置家室。于是，他不顾一切，求得小叔子的帮助，带着我那10岁的二哥水陆兼程赶到广州寻找父亲。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爸不认我们母子，我就跳到珠江死去！”幸而，情况并非如传言那样，父亲并没有另置家室。于是，他们在广州团聚并安顿下来。

    50年代，父母带我和妹妹在新华（或新星）电影院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谁知，这片子的内容使得母亲深有感触，她从头到尾哭个昏天黑地，不知周围的观众有没有意见。我那时尚幼小，只依稀记得母亲的所为，至于影片的内容，却没有记住。但是，母亲过后经常提起这部影片，使我也大概知道，这影片是说一位丈夫在抗战开始后离家参加游击队，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在家乡艰难度日。到了抗战胜利后，她才知道他的丈夫已经在外另娶妻室。于是她悲伤地跳河自杀。你看，这样的内容，和母亲的经历何其相似，怎么不令她哭得昏天黑地？不同的是，父亲没有影片中的男主人公那样无良，而她也比女主人公幸运。

    到了1979年6、7月间，当我又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时，我当然会想起50年代时与母亲一起看这电影的情景，并且认真地了解了电影的内容，深深地被这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折服，所感动。趁着写这篇文章之机，我不妨在此介绍这影片的内容，对于某些没看过这影片的读者来说，或许也是有此必要的。             

   (三) 上海纱厂女工素芬和夜校教师张忠良相识相爱了。没多久，素芬和忠良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儿子。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忠良因参加救护队离开了上海，与亲人告别。素芬带着孩子、婆婆回到乡下。不过当时农村已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了。
　　 忠良的弟弟忠民和教师婉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而父亲惨死日寇手下，素芬只好和儿子、婆婆回到上海，在难民事务所勉强度日。
　　 忠良在参加抗战过程中历尽磨难，逃到了重庆，后为生活所迫，他去找在抗战前认识的温经理的小姨王丽珍。已成交际花的王丽珍在干爸庞浩公的公司里给忠良找了份工作。渐渐地，忠良经不起堕落生活的诱惑，终于和王丽珍结了婚。
　　 这时，素芬和婆婆则过着艰难的生活。忠良当上了庞浩公的私人秘书，终日来往穿梭于上层社会，早已将素芬等抛置脑后。抗战胜利后，素芬还盼望着得到丈夫的消息。忠良回到上海后又和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发生了关系。素芬为养家糊口，到何文艳家做了女佣。
　　 一次在何文艳举行的晚宴上，素芬认出了丈夫忠良，当她说出真相时语惊四座。后来素芬收到忠民的来信，忠民已与婉华结婚，并祝兄嫂全家幸福。这时，素芬才将实情告诉婆婆。张母找到儿子，当面痛斥忠良，但懦弱的忠良仍不悔改，素芬万般无奈，投河自尽了。
　　 这部影片中有三条情节线：一条是素芬与婆婆、孩子所经历的苦难生活，它真实地表现了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人民的贫困与痛苦，有着强烈的控诉作用；另一条是张忠良由一个抗日爱国青年走向堕落，混入腐败的上层社会的过程，影片围绕这一条线，还写了一批政客、官商，有力地暴露了国民党官僚统治集团不顾民族危机和人民，大发其国难财的罪恶和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第三条是写张忠良的弟弟张忠明投奔山区游击队，战后留在解放区工作。

   这部影片上映后受到观众空前热烈的欢迎，卖座之盛，继《渔光曲》之后再创最高纪录。连映三个月，观众达70万人次，堪称中国电影之最。影片之所以成功，是由于编导者以深刻的内容和通俗的手法，敏锐地传达了广大中国人民在抗战前后的感情、心理和思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无情现实。
　　这影片反映的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讲述的是对一个时代历史变迁的反思。影片借鉴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将戏剧性和抒情性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影片故事曲折，结构缜密，通过交插和对比的手法让几条线索同步并进，推动情节步步深入展开，使人物命运扣人心弦。同时，它又以情动人。片中画面的长镜头处理和画外歌曲声，选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富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诗意。
　　影片刻画的人物也十分成功。体现了素芬的中国劳动妇女传统美德，表现了张忠良的矛盾心理和双重性格，以及王丽珍之流代表上层阶级的凶狠残忍等，这些艺术形象充分体现了时代矛盾的深度和广度。
　　在中国电影史上，该片被誉为“史诗式的影片”而成为经典之作。

  (四) 然而，我这篇文章所要写的，并非对影片的鉴赏和评论。就在看到这影片的同时，我大概也从报上看到了有关的消息，参与制作这部经典之作的电影艺术家，有几位原来已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死去了！得知这一消息，我黯然良久，继而悲愤难平。但后来一想，所谓“文化大革命”，当然首先是要向文化人开刀。电影是最主要的文艺形式，首当其冲在所难免。早在文革前，就对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聂耳》《革命家庭》《北国江南》《逆风千里》《怒潮》《抓壮丁》《红日》《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球迷》等影片进行了令人难以信服的批判，把这些优秀影片都打成“毒草”，而瞿白音、邵荃麟等早就戴上了“反动”的帽子。到文革正式开始后，更是“横扫一切”，毫不留情。电影界人士被整得惨，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江青是个演员出身！诸位看官，演员出身的江青为何要狠整演员？这说来又话长了，让我们先看看江青的“演艺生涯”吧：

   1929年夏，江青当时名叫李云鹤，考入在济南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实验剧院解散。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失败返回济南。

　　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

　　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同时半工半读。与俞启威（黄敬）相识、相恋、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4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下旬，李云鹤经赵太侔的夫人、俞启威的胞姐俞珊介绍，前往上海，由此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引起左翼教联注意。

　　1933年7月，由田汉及其弟田源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在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来探望。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参加演出话剧《婴儿杀戮》。此剧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

　　1933年10月，由陈企霞、王东放介绍，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

　　1933年10月，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演出《锁着的箱子》。经同学魏鹤龄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

　　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演出话剧《天外》。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在兆丰公园接头后，在曹家渡被捕入狱。

　　1934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

　　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结识崔万秋，并与之来往频繁。

　　1935年，在“电通”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1935年9月，与“电通”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

　　1936年3月，组织“三八”节游艺活动。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同时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参加者还有郑君里、李清以及摄影师马永华。

　　1936年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黄敬（即俞启威）。

　　1936年7月，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

　　1936年7月，蓝苹与唐纳双双回沪。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

　　1936年7月，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

　　1936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

　　1936年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

　　1936年9月，与章泯开始相爱。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饰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年2月公演。

　　1937年2月，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饰王老五之妻。

　　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获救。

　　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

　　1937年6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旬，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与葛一虹相送。

   郑君里， 原籍广东中山县，1911年生于上海。1928年入南国艺术剧院戏剧 科学习。后加入南国社，演出《莎乐美》、《卡门》等话剧。1930年参加 左翼戏剧家联盟，曾起草《左翼戏剧家联盟行动纲领》，并加入摩登剧社 、大道剧社，从事演剧活动。1932年 任联华影业公司演员，主演《火山情 血》、《奋斗》等影片，后在《新女性》、《大路》、《迷途的羔羊》等 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同时参加上海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话剧《娜拉》、《大雷雨》等。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 演剧三队，后任抗敌剧团副团长。1938年任孩子剧团业务指导员，抗敌演剧三队队长。1940年在重庆入中国电 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赴中国西北、西南拍摄各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1943年导演 话剧《戏剧春秋》、《祖国》等。1946年后任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导演，与蔡楚生合作导演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后独立执导的影片《乌鸦与麻雀》，于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 年优秀影片一等奖，并获个人一等奖 。建国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届理事，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导演的影片有《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等 。其中《聂耳》于1960年获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其作品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富有诗情画意，感情深沉，具有较强的 艺术感染力。论著有《角色的诞生》 、《画外音》，译著有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等。

    孟君谋，江苏常州人，1903年生。1925年起，在上海电影界从事编导、剧务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受周恩来的指示，与上海电影界进步人士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在上海建立进步的电影阵地。抗战胜利后，积极支持解放区的电影事业，与蔡楚生等人帮助共产党秘密购买了一批电影器材，包括一台埃姆摄影机、二万米电影胶片和灯光器材。周恩来亲自将这批器材空送回延安。1942年任中央电影场剧务科长兼中电剧团负责人。1946年参与组建昆仑影片公司，任副厂长及制片主任。参与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一批优秀影片。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制片处副处长、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等。

    舒绣文，原籍安徽黟县，1915年生于北京。1929年北 平安徽中学肄业。1931年至上海，在 天一影片公司教国语。后在集美歌舞 剧社、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任演员 。曾参加演出《乱钟》、《ＳＯＳ》 《梅雨》、《名优之死》等话剧。 1933年从影，先后在艺华、明星等影 片公司摄制的《民族生存》、《热血忠魂》、《夜来香》、《新旧上海》 、《清明时节》等影片中扮演角色。 1937年后在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主演 《保卫我们的土地》，后又在《塞上风云》等影片中扮演角色。1938年后 在重庆任中国万岁剧团、中华剧艺社 演员。先后演出《中国万岁》、《雾 重庆》、《虎符》、《棠棣之花》、 《天国春秋》等话剧。抗战胜利后回 上海，在昆仑影业公司主演《一江春 水向东流》，维妙维肖地刻画了交际 花王丽珍泼辣自私的性格。1948年去 香港，主演《野火春风》、《恋爱之 道》等片。1949年起任上海电影制 片厂演员。曾主演《女司机》等影片 。同时担任《乡村女教师》等译制片 的配音。1957年调任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演员，主演《北京人》、《关汉卿 》、《伊索》、《骆驼祥子》等话剧 。一生在银幕和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身 世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其表演真实细腻、热情泼辣、感情真挚。 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上官云珠，原名韦君荦，1920年生于江苏江阴。1938年入上海何氏照像馆工作。1940年相继在上海华光戏剧学校、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1941年起任艺华影业公司演员，在《玫瑰飘零》等影片中 饰演角色。抗战胜利后在中电二厂和 文华影业公司参加拍摄《天堂春梦》 《太太万岁》等影片。1947年入昆仑影业公司。曾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饰演何文艳一角。并在《万家灯火》、《希 望在人间》、《丽人行》、《乌鸦与 麻雀》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因在《 乌鸦与麻雀》中的出色表演，1957年于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获个人一等奖。建国后任上海天马 电影制片厂演员。相继在影片《南岛 风云》、《枯木逢春》、《早春二月 》、《舞台姐妹》等影片中扮演角色 。其表演真挚、自然，善于塑造身份 、性格、气质迥异的人物形象。

   (七) 上述五人，除上官云珠外，应该都与江青在30年代相识，其中郑君里还参加了江青与唐纳在六和塔下的婚礼。文革开始后，他们都先后被江青迫害致死。如果按死亡的时间先后，便是如下：

     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被迫害致死，终年62岁。

    1968年11月22日，上官云珠不堪迫害污辱，跳楼自杀，终年48岁。

    1969年1月10日，孟君谋被迫害致死，终年66岁。

    1969年3月17日，舒绣文被迫害致死，终年54岁。

    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被迫害死于狱中，终年58岁。

    不仅上述诸人，凡是知其情者，江青都想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曾帮助过她的田汉，在1968年12月10日被迫害致死；与她和唐纳一起在六和塔下结婚的顾而已，在1970年6月18日被迫害致死；曾与她争演过《赛金花》主角的王莹，在1974年3月3日被迫害致死；曾与她最后同居的章泯，也在1975年2月4日被迫害致死。有的虽活过文革劫难，但因长期遭受迫害，也活不了很久，如介绍她认识影剧界人士的出色的演员魏鹤龄，死于1979年9月13日；而也参与六和塔下婚礼的中国最优秀的男演员赵丹，也在1980年9月13日65岁时病逝。幸运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男女主角陶金和白杨，虽备受迫害而终于熬到云开雾散的一天。

    这就是从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而引出的故事。是一幕幕悲哀的故事。

三十一、严凤英——仙女斗不过妖婆

悼念严凤英：舞台七姐有声情，十载研磨 艺始成。不是玉皇招汝去，九泉日夜骂江青。 （1979年7月)

   (一)在上一章，我说到，打倒“四人帮”后，许多在文革十年中被禁演的电影、戏剧都解放了，都可以重新与观众见面了。重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引出了不少故事。其实，不仅仅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他的电影、戏剧，都可以说出一段段令人欷噓的故事。大概也是1979年夏天，我又能重新看到电影《天仙配》。

   这是一部戏剧片，是安徽黄梅戏。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在广州就看过这个戏，由于还是个少年，感受不会很深，但是，又由于我的母亲十分喜爱并熟悉这个戏的剧情，经常会提到，因此，对于“七姐下凡配董永”这个故事，我又能铭记于心的。尽管我对黄梅戏不熟悉，但是它的曲调优美轻柔，婉转动听，我们广东人也能接受并喜爱。60年代初，我的大哥从云南回到广州，他原来在部队是个文化教员、音乐爱好者，在他喜爱唱的民歌之中，就有《天仙配》中的插曲——《夫妻双双把家还》，由于听得多了，后来我也能唱了。当然，这首歌一直唱到了今天，在卡拉OK厅的包房中，不时也会飘出难听的男女声对唱。

   在五、六十年代，也有对歌星、影星的崇拜，但那绝不是盲目的崇拜。象现在那些录音棚歌手，那些光有脸蛋而无演技的影星，在当年是无法混下去的。《天仙配》之所以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是和剧中演七姐的演员严凤英密不可分的。严凤英那俊俏的形象，甜美的唱功，加上出色的表演，把一个追求爱情，追求人间生活的美丽善良的七仙女塑造得非常成功。《天仙配》因严凤英而享誉盛名；严凤英也因《天仙配》而红遍中国。她就象京剧的梅兰芳，平剧的新凤霞，预剧的常香玉，越剧的姚水娟、楚剧的陈伯华、粤剧的红线女等，成了某一地方戏的形象 代表。

    五、六十年代，七仙女的芳容就刻在我心中，可惜十年文革，无缘再睹。1978年的某一天，我从报上得到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原来“七仙女”严凤英，早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迫害死了！所以，当《天仙配》重放的时候，我当然不顾路途遥远，从连队跑到场部去观看，再一次感受那真正的艺术，再欣赏并缅怀这位早逝的可怜的女艺术家。回到驻地后，当晚，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写了上面的那首诗，原来的标题是《电影〈天仙配〉观后》。“七仙女”不是玉皇招回天上去，而是被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被迫自杀而死的，因此，我相信她应在“九泉日夜骂江青”。当然，也有可能她至死也不知为什么自己有这样的结局，并不知道谁要置她于死地！

   (二) 下面该说说严凤英的身世及经历了。

    严凤英是安徽桐城人，1930年生于安庆。 童年丧母，随祖母操持家务，开始放牧生涯。喜唱山歌，有一副好歌喉，13岁那年，被黄梅调师父赏识，收为徒弟，跟随戏班唱戏。1948年下半年，当时已颇有一定名气的严凤英，其所在的黄梅剧团在安徽凤阳演出，因不堪当地县保安大队长凌辱，不满二十岁的她只身逃出，于1949年初辗转来到南京。

    到南京后，迫于生计，她改名严贷峰，在上乘庵米高梅舞厅当了歌女，由于她嗓音甜美，逐渐成了该厅比较走红的歌女。为躲避一些人的无聊纠缠，她选择一位文质彬彬的木材商，二人很快在下关同居了。可是不久她发现，此人原来有妻室，这个重大的打击使其与木材商断然分手。当她再次回到米高梅舞厅时，南京已告解放。平时，她喜欢与同伴去安乐酒家（江苏饭店）内的“友艺集”京剧茶座听票友们清唱京剧，而且偶而也上台唱一段。虽然水平不高，却已引起观众注意。“友艺集”是由甘律之兄弟及南京的几位名票友创办的。甘家乃江南望族、京昆世家。甘氏兄弟及其父甘贡三老先生是南京著名京昆票友，于诗词书画、戏曲音律无一不精。经人撮合，严凤英与甘律之先生喜结秦晋之好。住进了甘家人大院（即现在南捕厅南京民俗文化馆）。在“友艺集”及甘家大院中，她跟武生名票章耀泉学打靶子、跑圆场；又跟汪剑耘（梅兰芳弟子）学梅派唱段。跟甘律之求教京昆艺术，她领略到京昆戏曲博大精深的无穷奥妙。这些都为她以后表演黄梅戏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66年，她一夜之间成了“女黑帮”，失去了自由。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动艺术权威”、“旧社会地头蛇的破鞋”、“毒害共产党干部的蛇”、“臭婊子”、“阶级敌人”……显然，解放前后她在南京的一段经历，使得别人可以任意往她身上泼脏水。在上一节中，我们也看到了江青在1937年以前的八年的“演艺生涯”。在旧社会，一位年轻的女艺人要混一口饭吃，的确要凭借一些关系，江青也不外如是。所不同的，江青可以拉大旗来掩饰，来美化，而严凤英却是有口难言，含冤莫白。此外，除了《天仙配》之外，严凤英还主演过《女附马》、《牛郎织女》等戏剧，通通都是“封资修毒草”，严凤英要想清白过关，谈何容易！

    1967年，江青对安徽下了个“九·五”指示，严凤英被架成“喷气式”，遭到多次批斗……1968年4月8日深夜，她一咬牙吞下了一瓶安眠药，失声痛哭起来，丈夫王冠亚醒了，见此情景，立即找来几个医生，又跑去喊军代表，一位医生正准备给严凤英打催吐剂，但军代表不让打，要医生全部出去，小心阶级立场。严凤英喊过儿子小英，让他在抽屉里找出一枚毛主席像章，抖索着把像章别在衣服上，对小英说：“妈妈是共产党救了的，妈妈是共产党的人，你们长大了，一定要听党的活，做党的好孩子。”……这时来了两个青年医生，他们手忙脚乱给严凤英做人工呼吸，他们忙得满头大汉，不见效果，一青年医生跑下楼去，他是去找医学书，查看吃安眠药过量用什么方法抢救……凌晨5点多种，严凤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死后半小时，活着的人又对她做了两件事：其一：军代表敲响警钟，召集“牛鬼蛇神”训话，并召开全剧团大会，批判严凤英“十恶不赦”的罪行。其二：将严凤英剖腹搜查，因为他们怀疑她肚子里藏有一封特务密电和一架微型发报机……

   (四) 严凤英就是这样死去的，终年38岁！我不知道当年的“军代表”现在还健在否，可能他因充当了林彪、“四人帮”的帮凶而受到过惩罚；也可能他什么事都没有，现在离休了在家抱孙子，偶尔说说当年的故事。但是，我想，他肯定不会说如何迫害严凤英的事，更不会说起当年是怎样下令剖开严凤英的肚子，去搜寻那封特务密电和微型发报机的！中国人，是很少会为自己做过的愚蠢而又残暴的行为忏悔的。

    我忽然又想起，在遥远的商朝末年，有一位暴君叫商纣王，他残暴无道，坏事做尽。他有一位叔叔叫比干的，经常劝谏他，他听得多，烦了，就对比干说：“听说王叔的心有七窍，我倒要见识见识。”于是，商纣王就把比干剖心杀了。商纣王剖比干的心，是个借口；而我们的“军代表”等，以为人的肚子可以藏得下一部微型发报机，要剖腹搜查，这就是残暴再加上愚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多少残暴加愚昧的事，当时及现在都是无法统计的！

    1978年5月23日，安徽省省委书记赵守一代表省委宣布：“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同志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残酷迫害而死，予以昭雪。”8月21日，省文化局举行了严凤英骨灰安放仪式。如果说还有什么算是幸运的话，那就是严凤英还能保存有骨灰，而一些人是连骨灰也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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