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悼董必武

九、董必武——虽年迈，仍是“四人帮”夺权的一块绊脚石

悼董必武：董老英名一代传，先锋战士汝当前。高风亮节人追慕，革命勋劳入简篇。（1975.4）

(一)1975年4月2日或3日，其时，我身处雷州半岛农场。那天早晨，生产队的广播响起阵阵的哀乐声，那是告知国人，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逝世了。认真听听播音员所讲的内容，得知是董必武同志逝世了。

董老逝世时，已是89岁，本来也不值得过分哀伤，但是，在那个年代，在政治斗争十分敏感的时刻，一个89岁的老人，也是政治阵营中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其时我身处边疆僻壌，对上层的“路线斗争”知之不多，但也隐约觉得，董老此时去世，肯定对国家不利。大概就在当日，我在牛车上吟出了上面那首诗。这首诗写得当然不算好，主要是对董老革命勋劳和高风亮节的赞美，而这一点，又肯定不会有错的。

(二)董必武，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这是一个“将军县”，1955年授衔时红安籍的将军多达61人，如陈锡联上将、王建安上将、谢富治上将、王近山中将等，当然还产生了李先念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在前面已提到。董必武生于1886年，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号壁五。年轻时考过科举，但后来接受了革命思想，开始追随孙中山，1911年25岁时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五四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与陈潭秋等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董老以上的经历，我只作略写，我想较详细叙述的，是1921年7月董老参与的发生在上海的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事。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的一座石库门房子，聚集了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人，他们在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尽管他们当时并不一定意识到。

先回溯到1920年2月中旬的某一天，在北京往乐亭的路上，行走着一辆骡车。车上，坐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导者——42岁的陈独秀和32岁的李大钊。他们在逃避北洋军阀的追捕，却能聚在一起商议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宜。不久，1920年秋冬，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这些小组的成员和负责人，我录此备忘，最前者为负责人：

上海：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

北京：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

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昌、夏曦、郭亮。

武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刘子通、赵子健、赵子俊。

山东：王烬美、邓恩铭。

广东：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

日本：施存统、周佛海、彭湃。

法国：周恩来、赵世炎、张申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李富春、肖子璋、李立三、刘伯坚、熊雄、陈公培。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共有57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上述还不够这个数。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他们认为中共正式建党条件已经成熟，上海小组代理书记李达遂发信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集中开会，于是，便有了上面的内容。这12名代表的年龄、身份如下：

上海：李达，29岁，商务印书馆编译；李汉俊，31岁，商务印书馆编译。

北京：张国焘，24岁，北京大学学生，兼任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数理教师；刘仁静，19岁，北京大学学生，兼任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英语教师。

长沙：毛泽东，28岁，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相当于校长）；何叔衡，45岁，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师。

武汉：董必武，35岁，武汉中学校长；陈潭秋，25岁，武汉中学教师。

济南：王烬美，23岁，济南第一师范学生；邓恩铭，20岁，济南一中学生。

广州：陈公博，31岁，广东法政专科学校教授。

日本：周佛海，24岁，日本第七高等学校中国留学生。

上述12人为一大正式代表。尚有包惠僧，27岁，其时在广州某报馆工作，陈独秀指派他代表自己出席。由于陈独秀不能参加，一大临时决定由张国焘这位北大学生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参加一大的尚有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在法国的小组成员没有派代表出席，应当是山长水远，难以赴会，如果周恩来能参加一大，那肯定会使一大更添光彩。

13位代表（包括包惠僧）之中，当校长教师的有5人；当学生的有5人；当“职工”的有3人，这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才是最有远见的阶层。13位代表之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45岁，最小的是刘仁静，只有19岁。我在罗家伦先生的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中看到，五四运动时，年仅17岁的北大学生刘仁静在集会上激动地拿着一把刀子要破肚子以抗议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既感人又带有几分幼稚。然而，就是这一批中青年人，在上海继而在嘉兴南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董必武参加了这次大会，我们可知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参加一大的代表，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照片，最有特色的，也要数董必武了。其他人都是现代的装束打扮，唯独他是戴着一顶“地主帽”，留着两撇胡子，一副清朝遗老的样子，很难想象他是个职业革命家。

(三)有关这次会议的经过，我不作赘述了，很多书和文章都有介绍，我只想提三件我自己感觉到的有趣的或者说是奇怪的事情。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谁？在文革期间及以前，这属于一个幼稚无知甚至反动的问题，因为谁都会立即回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然而，当我们认真研究一下一大的历史，就觉得很难下这样的结论，说毛泽东说党的创始人之一可以，但把功劳归于他一人，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一大的召集人是李达，主持者是张国焘。而更主要的事实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自五四运动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促成了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有此基础，才有政党的成立，应该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文革前，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说了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是党接纳了毛泽东……”这话显然是否定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1966年5、6月间文革开始，李达即因此被”造反派“批斗迫害，8月24日即死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我看到《羊城晚报》大字标题写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南陈北李”，这就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要说的有趣或奇怪的事并非这件，既然南陈北李是共产党的实际创始人，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俩都不参加？这才是有趣而奇怪的事！当时，陈独秀到哪儿去？原来他被与孙中山合作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聘任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忙于在广东发展教育事业，无法脱身到上海开会；而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也无法脱身去开会。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衡量，这是不可理解的，有什么事大于建党一事？参加了一大，不是更名留青史吗？然而，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或许，他们当时认为，这次会议就是走走程序，通过已制定好了的决议就行了，并没有想象到，这个会议会被后世提到“翻天覆地”的重要地位！

二是，1945年党的七大，要定出党的生日，然而，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怎么也想不起一大是在什么时候开的，毛泽东还是一大时会议的记录人之一，他也记不住，只记得大概是在七月份，最后，就取七月一日为党的生日。这也可以说明，在当时，包括毛泽东、董必武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会议有多么的重要，要把开会的日子牢牢记住，把文献资料好好保存下来。

三是，一大的会址，解放后当然要作为历史文物古迹加以保护，然而，那会址居然遍寻不见！参与一大而仍健在并留在国内的有毛泽东、董必武、李达、刘仁静、包惠僧，他们都无法记忆起开会是在哪一座房子内，最后还是根据周佛海日记找到“李汉俊兄李书城家”的线索，又在当年会议期间负责看风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及一些知情人的努力下，花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会址，而民国政要李书城解放后仍建在，1965年才去世，为何不借助于他？这事也有点不可思议。但不管怎样，一大的历史意义，的确是在二十多年后才越发显得巨大。

(四)至于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其去向也很有趣，也值得研究：

王烬美，坚持革命斗争，1925年1月带病出席“四大”，8月在青岛病逝。

李汉俊，1924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不和而脱党，但仍信仰马克思主义，1927年12月17日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

邓恩铭，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1年4月5日就义。

何叔衡，坚持革命斗争，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突围时牺牲。

陈潭秋，一直在党内和共产国际任职，1939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陈公博，1922年即脱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抗战时成为第二号大汉奸，1946年6月被处决。

周佛海，1924年因反对广州革命政府被开除党籍，随即加入国民党，抗战时成为第三号大汉奸，1948年死于监狱。

李达，1923年与陈独秀不和脱党。1949年12月重新入党，曾任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24日去世。

包惠僧，1927年脱党，后在国民政府任职，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张国焘，建党后一直担任党的领导职务，1935年在长征途中搞分裂活动，1938年4月出逃投靠国民党，1949年后去香港，后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病死。

刘仁静，1929年因参与托派被开除党籍。1950年作公开检讨。曾任北师大教师、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1986年任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遭车祸逝世。

13人中，革命到底，活到七十年代的，就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由此亦可见，革命征途多么艰难曲折，这13位党的创始人，有的牺牲，有的脱党，有的变节，有的甚至堕落为大汉奸，能保存姓命并坚持下来，实在不容易。

参与建党以后，董必武回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先后任中共武汉区区委委员、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领导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湖北省党部常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41岁时被派往莫斯科学习。1932年回国后，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蒋介石的五次“围剿”打击下，被迫放弃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其时，董必武刚好50岁。当时中共高级干部中，象董必武这样大年纪的并不多，与他一起参加一大的何叔衡，其时57岁，中央觉得他难以坚持长途跋涉征战，让他留在江西，而比他少7岁的董必武则随军长征。4个月后，何叔衡即在福建长汀水口乡与敌遭遇，在突围中牺牲，留下来反倒保不住姓命，而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董必武，却活了下来！

我在仓促之中找不到董必武参加长征的资料，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一位50岁的老人，无论在长征途中怎么得到照顾，都是一件非常艰难困苦的事，别的不说，光是那大雪山，那大草地，就令人望而生畏，而董老硬是顶下来了，从江西走到了陕北，足见他的意志多么坚强！这是我写董老，特别要提到的一点。

董老到陕北后，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战开始后，他长期参加与国民党的协商与谈判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最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4月至6月，曾作为解放区的代表参与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这在中共高干中是绝无仅有的，其时，他已59岁。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

(五)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董老在文革期间的情况。

文革开始后，包括朱德、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老同志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冲击，因为他们在共产党成立以前都在旧军队中任过职，送一顶“军阀”“土匪”的帽子也还沾点边，而董老，其时已80岁，大概林彪、江青一伙很难找到他的“劣迹”，加之80岁的老人已无多大威胁，因此，我在当时没有看到过对他不利的大字报。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这是一次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会议，也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中央主席当然是毛泽东，副主席则只有林彪一人，成了写入党章中的法定的接班人。政治局常委五人，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显然，权力的天平倾向了林彪集团。政治局委员21人，林彪与他的干将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简称“黄吴叶李邱”），已占去6位，加上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这个阵容已令老革命心寒。除毛泽东外，属于老一辈革命家的仅有8人，为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周恩来、董必武。在这8人中，70岁以上的人就有5人，周恩来71岁，叶剑英72岁，刘伯承77岁，朱德和董必武都是83岁。当时还没有干部年轻化的提法，老实说，70多岁尤其是80多岁的老人，参政议政的能力总是很有限的了，然而，在当时那种老革命被大量打倒的政治气候之下，上述几位老人仍能占着中央政治局中的几把交椅，却又是稍稍能稳定人心的信息。

时间又过去四年多，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两年后，即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又召开。党中央主席当然是80岁的毛泽东，副主席又增至5人，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这个情景当然比九大时好一些，主要是“好人”占了3个，尤其是周恩来位居第一副主席，尽管他当时已75岁，而且重病在身。滑稽的是在十大冒出了一个政治怪物王洪文，那是毛泽东以“工农兵最革命，最可依靠”的观点，认为他当过农民、工人、战士，集工农兵于一身，再加上有“造反精神”，当过造反司令，又年纪尚轻，于是，把他提拔为接班人！这小子肯定无论怎么做梦也梦不到有此等幸运，我估计私底下他肯定狂笑过几百回！我更不知道当时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许世友等人会怎么想的，但肯定可以想象许世友会恨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

还是说回政治局常委吧。这届的政治局常委有9人，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87岁的朱德和董必武依然在位！87岁的老人仍能发挥多大作用，作出什么英明的决策？我估计他们在病床上的时间肯定会多于开会的时间。我认为，他们当年最大的作用，就是以他们在党内的威望占着政治局常委的两个位置，挡住了江青、姚文元等人的去路！

一年多之后，即1975年4月2日，89岁的董老去世了。我不知他去世前的心情怎么样，是否担心“四人帮”仍在祸国殃民，但他未能亲眼看到“四人帮”的倒台，总是一件遗憾的事。

十、蒋介石——从独夫民贼回归常人

写于蒋介石逝世：屠刀挥舞浦江头，围剿苏区血溅流。反动终须成败将，魂归台岛臭千秋。（1975.4）

(一)1965年，其时我在广州读高一，每天从越华路的家步行到省华侨中学上学，放学后，又从学校步行回家。我每天经过教育路的报纸栏，都看一会《羊城晚报》或《南方日报》等，了解国内外大事。3月6日，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放学后，我依旧凑近报纸栏看报，看着看着，忽然发现有一小块“豆腐干”，标题只有四个字：“陈诚死了”。再看看那有限的内容，得知台湾第二号人物、“行政院”副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于3月5日在台北去世。

我当时虽只是高一级学生，但肯定比现在的学生更关心国家大事、历史知识了解得更多些，对陈诚当然是知道得清楚的，不过，我所要谈的，并非标榜自己如何如何，我想要谈得是，那报纸的标题，“陈诚死了”四字，的确充分体现了中国语文的特点，达到言简意赅而又爱憎分明的效果，所以三十多年之后，我仍能记得清清楚楚。在当年，海峡两岸处于冷战和敌对，所以对国民党人，我们是很少报道的，即使报道，也是十分低调，67岁的陈诚的逝世就是如此。

(二)时间又过去9年，就在89岁的董必武逝世后的3天，即1975年4月5日，比董老小一岁的台湾岛上的独裁者、“台湾总统”、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也死了，消息当然也从报纸上传出，其时我身在农场，我记不起是从晚来多少天的报纸上看到消息的，也实在想不起标题是什么，但似乎不是用“死了”这样的字眼，不管怎样，处理的手法同样是低调的，那“豆腐干”比起陈诚的大一些，但也不会大很多。

当年的人，了解蒋介石就象了解毛泽东一样，不同的是，蒋介石是个典型的反面人物，提起他，就会想到血、想到屠杀、想到魔鬼，因此，对于他的死，是大快人心的事，尽管没有燃爆竹、敲锣鼓等的庆祝活动。爱憎分明而又会写上几句诗的我，当然又遇到写作的题材，于是，便有了上面的四句。第一句，是写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二句是写他对革命苏区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屠杀了无数民众；第三、四句，当然是写他最终被共产党和人民打败，逃到台湾，如今死在台湾，遗臭万年。诗歌写得直露，稍有点历史知识即能读懂，谈不上有多少艺术性的。

过去我们所知道的蒋介石，可以说是罪恶累累，没有任何优点的，报刊如是说，电影如是说，教科书也如是说，除了上面提到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外，还有消极抗日，制做磨擦，专搞分裂；投靠美帝，出卖主权；反攻大陆，梦想变天等。六十年代，出了一本不易买到的畅销书，是香港作家唐人所著的多卷本的《金陵春梦》，更是以记实文学的形式写尽了“郑三发子”的丑行。所以，即使“博学”如我，当时也很难知道蒋介石会做过些什么好事，只记住他“独夫民贼”“人民公敌”两个最主要的衔头。文革开始后，我曾去过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看到陵墓顶上的自由神已被某大学的“造反派”砸烂并不知弃之何方，墓碑上凡有“国民党”“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等字眼的，皆被凿去，弄得斑斑驳驳。所以，要寻找一点有关“蒋介石”的痕迹，那就更难了。

1980年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极左思潮得到纠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来到人们的身边，于是，历史人物得到正确的评价，即如蒋介石，人们也渐渐了解到，他也并非坏到透顶，一无是处，原来他也有不少“光荣历史”，也有一些“闪光点”。

(三)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出生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18年更名中正，笔名介石。蒋介石的母亲叫王采玉，1921年6月16日病逝，终年55岁。蒋介石对母亲感情特别深厚，在他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中，除了抗战时期在重庆外，几乎每年清明节，他都要偕同宋美龄回家乡扫墓，这可算优点之一吧。

1907年夏，蒋介石考入袁世凯办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第二年，他就被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深造。并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又经陈其美介绍，结识了孙中山。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蒋介石、张群等一些青年士官生即由长崎乘日轮回国，10月30日抵上海。11月3日，蒋介石助陈其美攻占上海，其后被上海都督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攻浙先锋队指挥官。随即，蒋介石率部攻打杭州，他亲率敢死队员百余人攻打杭州抚署衙门，取得胜利。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无疑是非常英勇的。

1913年春，蒋介石又从日本回上海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战争，受命攻击江南制造局，两番攻击均告失败，并被通缉而亡命；1915年及1916年，蒋介石再度从日本回国，参加驱袁战争。应该说，这段时间的蒋介石，乃是革命的英雄。

1918年，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往广东及福建任军职；1919年，他在军事失利后到了上海，开设了一家商品交易所，由于他投机有道，经过一年时间，他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以前的“教科书”只说他是混迹上海滩的流氓兼投机商，只会结识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等青洪帮头子，显然是不确的。

1920年，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回广东重返军界，入陈炯明部，并受孙中山命令拟定进军两广进而统一中国的作战计划。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率海军与叛军对抗。两日后，正在家乡为母亲逝世一周年祭奠的蒋介石收到孙中山的急电，即南下，29日，蒋介石登上永丰舰护卫孙中山。8月9日，孙中山乘英轮转香港，14日抵上海。9月间，蒋介石写出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痛斥陈炯明，歌颂孙中山。在这次事变中，蒋介石的表现简直出色透顶，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不久，他被任命为第二军参谋长，继而，又被任命为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

1923年8月，蒋介石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到苏联考察，12月回到上海并写了一个考察报告。这个时期的蒋介石，无论言与行，都是一副左派的面目，更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所以，1924年5月，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北上北京后病逝。自诩为孙中山信徒的蒋介石，并没有遵循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是制造各种事端，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逐渐掌握大权，并一步步走向独裁，以后的情况，不作叙述了。

1949年5月，蒋介石回到故乡溪口镇，每日游历故乡的山水及祖先的墓地。24日下午，他带领儿子、媳妇、孙子一行到母亲墓前，行三拜九叩大礼，欷嘘涕泣，喃喃祷告：“不肖子瑞元，此刻辞别您老人家，不知何日再来重扫您的陵墓。”蒋介石的孝心还是令人感动的。26日晨，蒋介石乘坐的“太康”号兵舰驶出吴淞口，离开大陆驶往台湾。

(四)蒋介石到台湾后，做了些什么好事呢？这在过去的传媒和书籍中是找不到的。记得当年的报纸，开设有一个栏目，叫“港台今日”，那当然是尽挑香港和台湾的“阴暗面”报道，让大陆的民众深感港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坚定了我们“要解放全人类”的决心，尽管我们自己正吃着粗米糠和甘蔗渣。改革开放后，我们才渐渐知道了，原来蒋介石在台湾，也做过好事，而这些好事还写进各类辞书之中。

一是，“统治台湾26年期间，台湾的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蒋介石龟缩在台湾，他要在那狭小的海岛上求得生存，他不得不要建设，要发展，因此，他借助于美国的援助，在台湾大力发展经济，到了蒋经国时代，经济更加速发展，使得台湾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台湾的经济发展了，民众的生活水平自然也提高了。1979年后，当我们得知，在我们搞“革命”时，台湾人在搞建设；台湾人的生活原来比我们幸福得多时，我们有多么的尴尬和无奈。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是多么的盼望台湾的商人们来家乡投资办厂，让我们也能致富。台湾的经济成就，是蒋介石晚年的好事之一。

二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这一句话，似乎很平凡，但是联想到现在的令人头疼的李登辉、陈水扁，就觉得这句话的可贵了。蒋介石到台湾后，仍坚持反共的立场，仍想反攻大陆，他认为大陆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只不过被“共匪”占领而已。在他的政府中，仍有大陆各省的省长。因此，他从来没有想过在台湾搞独立，另成一国。台湾不是没有人搞“台独”，但都被他镇压下去，这一点，也深得毛泽东的赞许，他认为，台湾还是留给蒋介石好。因此，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维持台湾的稳定，也是蒋介石晚年的好事之一。

三是，据报刊的透露，蒋介石虽坚持反共的立场，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五六十年代，他就曾派有密使与北京秘密接触，寻求某种谅解和合作，倒是因为大陆方面老是“运动”不断，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才使得那种秘密接触停顿下来。

我写了这么多，当然并不是想为蒋介石“歌功颂德”，我只想说明，时代进步了，我们也学会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而不是过去那种“一棍子打死”，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曾国藩家书》《独秀文存》《梁实秋全集》等著作。

综上所述，我的诗歌显然有缺陷，尤其最后一句：“魂归台岛臭千秋”，就更加不确切。当然，也不必改动，就把这诗当作一件历史文物吧。

十一、康生——原来你是个坏家伙啊

挽康老：征途艰险最诚真，马列勤攻励国人。可叹忠魂今日去，应知大业正需君。（1975.12）

(一)在上一节中，我有一首悼念谢富治的诗，那已经使我感到十分的惭愧，因为它暴露了我的愚昧无知；想不到，翻到了这一页，又遇到了这么一首，使我更加的无地自容！本来我把它舍弃就是了，谁也不会去翻查我的历史；又或者，我干脆把诗歌改动一下，这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把它改成我已识穿康生的奸邪嘴脸，并对他加以揭露和讽刺。但是，这并不是历史！在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去那天，别人也许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大奸臣，而我真的不知道！

1975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由于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电台当然播放哀乐，而他的追悼会的规格当然也非常高，只可惜我未能记住详情。对康生，我并没有很好的印象，但他毕竟是一位“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爱国爱党”的我，知道他的逝世，也是习惯使然，于是写下了上面那首挽诗，但由此又弄出了一件丑事来，我现在后悔莫及！

诗的第一句，当然是写他对革命最忠诚；第二句突出他的特点：是一位马列主义理论家；三四句，我当时仍困在边远的雷州半岛农场，消息闭塞，忠奸难辩，加上受“愚民政策”的愚弄，真的以为“大业正需君”，可叹！可叹！

说起康生，年轻一代当然不知或知之不详，而上了年纪的人，又岂会不知？不过，他的真正冒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而他的历史及种种罪行，则是在1980年之后才让世人了解的。

(二)康生是山东诸城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容等。年轻时的康生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早年在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及秘书长。1930年任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这段时期，康生已在党内获得了很高的职位，而且掌握“审查”、“组织”之类的权力，这为他日后的“整人”打下了基础。

在康生出生16年后，即1914年，在诸城开旅店和木匠铺的李德文，他的小老婆生下一位女孩，取名李云鹤。这位小老婆常受李德文的打骂，只得背着女儿出走，在诸城给有钱人家当佣人，就曾到过康生家。三十年代康生在上海时，又遇到了那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孩，她的艺名叫蓝平。这是康生认识江青的经过，也是他们日后狼狈为奸的起点。

1933年7月，康生被派往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之一。曾积极推行王明“左”傾冒险主义。1937年冬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1942年起，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康生被任命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整风，是要整掉不良的党风、学风和文风，端正文艺方向等，愿望和目的无疑都是好的，然而，共产党的运动往往容易走样，加上，总有些以整人为乐的高干在推波助澜，好端端的运动就会变成整人的运动，延安整风也不例外。

以前，我们一般人只知道，延安整风期间出了个反党分子王实味。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1900年生。192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并从事文艺创作。整风开始后，因所著《野百合花》等杂文受到批判，后又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并开除党籍逮捕关押。1947年3月，在撤离延安赴晋西北途中，王实味被人擅自枪杀。这就是王实味的悲剧！

如果延安整风期间只是出了个王实味及“五人反党集团”，那还算不了什么，事实上，有康生这样的人存在，他的打击面必然会尽可能的扩大化，以此为乐趣。而在这个运动中，毛泽东也表现得并不算“英明”，他总担心有不少坏人、特务等潜进了延安，也担心不少革命干部已被敌人拉拢腐蚀，因而对于康生等搞的“抢救运动”并不阻止。如此一来，康生等以“抢救失足者”为名，捕风捉影，随意逮捕审讯关押枪毙干部，弄得人人自危，制造了许多冤案！

这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的张闻天很有意见，和就住在隔壁的康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并把情况反映到任弼时，再反映到毛泽东处，“抢救运动”才得以制止，并向整错了的人道歉（文革中能这样就好）。陈毅在文革时说过这样的话：“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从陈毅的话中得知，连周恩来、陈毅这些功勋显赫的人都挨整，还有谁可以不挨整？对延安的“抢救运动”，毛泽东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尤其没有看清康生其人。不过，这些党内的“阴暗面”，在当年我们几乎是不知道的。

抗战胜利后，康生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他只担任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段时期实质上已失势，他便称病休养，所以，1959年以前，他的名字是很少见诸报端的。如果康生只活到1958年，“倘使当年身便死”，他也不至于“骨朽人间骂未消”，然而，他偏偏多活了十几年！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因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在会上直言“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在这个会议及以后，康生积极活动，无中生有地诬陷张闻天里通外国，加重了张闻天的“罪行”；他又上告毛泽东，说张闻天等议论毛泽东犯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这本来属实，但在当时显然激怒了毛泽东，所以张闻天等更加倒霉，而康生反而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又东山再起，不久，又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自此之后，康生便依仗着毛泽东这面大旗，又重操旧业，干起了驾轻就熟而又变本加厉的整人勾当：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康生立即凭借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一篇讲话记录作为攻击材料，“揭发”邓给农村工作摸黑，反“三面红旗”，于是，邓子恢被撤职，极“左”路线在农村继续推行。

同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又在会上批判“翻案风”，再次批判彭德怀，康生又无中生有地抓住革命烈士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夫人李建彤所写的小说《刘志丹》，硬说它是为高岗翻案，是贬低毛主席创立的江西革命根据地。在会上，康生写了一张字条给毛泽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居然在会上念了这张字条，表示同意，由此，不仅作者遭殃，原陕北老干部，如副总理习仲勋、部长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打成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并殃及无数人。

1963年，毛泽东批判文艺界“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酷爱中国古代文化的康生摇身一变，又成了批判封建文化的斗士，他联同柯庆施、江青等，抓住剧作家孟超创作的昆剧《李慧娘》作为突破口，对文艺界进行扫荡，无数文化名人遭殃。

1964到1965年，文艺界“左”倾政治批判日益加剧时，哲学、史学、经济学等领域也开始被清算，哲学家杨献珍、史学家翦伯赞、经济学家孙冶方等遭到批判，康生都是直接的参与者，尤其是整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他更是不遗余力。

(三)到了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就如鱼得水，那混乱的政治局面，那可以随意挥舞大棒的权力，那看着一个个老革命失势倒台的情景，都令他以整人为乐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他打击干部、陷害忠良的手段，可以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十年浩劫”时期，经康生直接点名而被迫害的司局长以上的干部超过千人，受株连的则在万人以上。仅举两例说说：

一是“六十一人叛徒案”。在三十年代，有一批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判刑关进监狱，他们之中有薄一波、刘澜涛等，在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党中央为了使这批重要的干部能尽快出狱工作，指示他们以写自白书的形式争取离开监狱。于是，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在确认是党中央的指示后，以这种形式先后离开了国民党监狱。这是一件刘少奇当年主持的工作。文革开始后，康生伙同江青等硬说这六十一人是叛徒，重新投入监狱（当然这是共产党的监狱），而刘少奇，也因此而获得“叛徒”罪名，并由此株连无数。

二是内蒙古“内人党案”。文革开始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在北京受批判，内蒙的一些党政军干部不满，推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妻子北京人）到北京探望乌兰夫。云成烈到北京后，托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周仁山的妻子捎话，说：“一定要顶住！”还说：“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大青山打游击也要革命！”周仁山妻子把这句气话当成“反动言论”，没有捎给乌兰夫而汇报给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锋。李雪锋则上报中央，康生等当然给乌兰夫戴上“反党”“叛国”等罪名，并要在内蒙揪斗其党羽，内蒙古自治区于是大乱。内蒙有个作家叫乌兰巴干的，把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内蒙人民党”说成是反动势力，首领是乌兰夫。对此，康生则推波助澜，他说：“内蒙古的敌人很多，有伪满洲国的，有伪蒙疆的，有傅作义的，有乌兰夫的。”于是，指使藤海清等人在内蒙各地到处揪斗“内人党”，致使34万6千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

(四)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或者说，他是个魔鬼！然而，在那个年代，他竟在中央得势连续十多年，死时还被套上种种光环，使得广大民众（包括我在内）并不知他的真面目，这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的情景！这是个人迷信、个人独裁外加愚民政策的恶果。

感到可笑的是，康生在临死之前，却和江青等“四人帮”决裂，向中央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把江青气得半死。

打倒“四人帮”后，康生的真正嘴脸渐渐清晰了，受到康生迫害的干部和民众强烈要求清算他的罪行。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其“悼词”，他的骨灰盒当然也和谢富治一样，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骨灰堂移走。

在此，我也必须郑重地宣告：撤销我对他的挽诗，并以此为鉴，提高政治上的判断能力。同时，更希望这种笑脸恶魔不会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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