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寒冬夜，处处有哀音。涧水长歌哭总理，山林静默忆亡人，难禁泪纷纷。      京华望，夜夜总思君。笑貌慈颜犹在目，青松翠柏正伤心，万代记忠魂。（1976.1）

送别周总理：巨星天宇落，痛恨已连旬。大业千秋颂，威名万国尊。骨灰江海撒，品格简篇存。遗愿心中驻，擎旗看子孙。（1976.1）

         (一)1976年1月9日，其时我在雷州半岛的一个农场生产队，那天清晨，我和其他的农工一道，已吃完了早饭，准备开工去。我扛着一把镢头，刚走出宿舍门口，突然听到广播器里传出一阵哀乐，我的心不由的紧张起来，那年头，听到那不祥的哀乐，就意味着有某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了，这回会是谁？……一会，播音员用显然是强力压抑着的悲痛的语调宣布：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个惊心恶耗，我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然而，哀乐低回，声声在耳，犹如钢刀，刺在我的五臓六腑。当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无情的事实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并有要休克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拖着镢头到了工地，也不知道那个早上是怎样干活的。和我一起干活的工人，也都知道这个恶耗，也都是沉默不语，或默默流泪。

           人总是会死的，我的父亲就在一个多月前在家乡去世，终年70岁。然而，我们的确没想过周总理也是会死的，更不敢想象，没有了周总理，中国会怎么样！在当年，上层人物的情况，一般老百姓很难知道，更何况我身在边疆地区。事实上，早在1972年，周总理就被确诊患上了癌症，但他仍坚持工作。到了1974年，他不得不住进了305医院，一次再次接受手术治疗，即使如此，他仍坚持工作，会见外宾，报上时有他的消息，因此一般老百姓都不会知道总理病了，而且是癌症！那年夏天，由于病情恶化，他有两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引起各方的关注。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35周年招待会，重病中的周总理出席并主持了国庆招待会，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后，即向临近的宾客握手告别，提前退场。人们只是以为他有什么急事要离开，很少人知道他的病情。那么，下面的一般老百姓就更不会知道了。1975年一年中，周总理都在医院里，但他仍坚持工作，出席各种会议，接见重要的外宾，因此，一般老百姓还是不知道周总理患着重病，或者虽然知道他病了但相信会很快好起来……所以，当1月9日早晨的哀乐响起，人们又怎么能相信这个难以相信的事实？！

           那天，我都在想，回想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回想他的丰功伟绩，对于我来说，能以什么形式来悼念周总理？惟有把我的一腔悲痛，写进诗歌里。半个多月前，就有一位大人物康生逝世了，我也写了一首悼亡诗，但老实说，那真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没有多少真情实感，而写悼念周总理的诗，我却是用眼泪去写，用心血去写。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上面的那首七律诗。写完之后，我走到宿舍门口，仰望苍穹，向北方默哀，就如诗中所写的，“哀诗夜驾长风去，赤子鞠躬在远陲”。之后，我觉得还不够，不知怎样才能进一步寄托我的哀思，忽然，我想到，觉得应把这首诗用毛笔大字写出来，于是，我把油灯点亮，拿起纸笔，恭恭敬敬地把诗抄好。第二天，我拿着那张16开的抄有诗歌的纸，却不知该贴在什么地方，最后，拿到女知青那间大宿舍内，把它贴在墙壁上。

          (二)对于周总理的生平事迹，我想我不需要在此叙述了，老一辈的人，如果不清楚周总理的业绩，那是最大的罪过；年轻一代，如果不了解周恩来其人，那是最大的遗憾。能够见到周总理，是荣幸的，我这么缈小的人，按理是没有这种荣幸的，而偏偏，我又能三度亲眼看过他。1958年，那时，我还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但已是少先队的干部。那一年，朝鲜主席金日成、印尼总统苏加诺、苏联主席伏罗希诺夫先后（次序可能有错）访华，其中一站就是到广州。那时有大人物来访，都是数十万人夹道欢迎的。我作为少先队的代表，手持纸花或彩旗，也出现在欢迎队伍之中。我三次所站的位置，都在中山五路新华电影院一带。周总理陪着客人，站在敞蓬汽车上，微笑着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刚刚60岁的周总理，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尽管每次都是数秒钟的经过，但近在咫尺的他留给我的印象，那是终生难忘的！在文革开始后，我没有资格上京接受领袖的检阅，可以远望天安门城楼上的周总理，但为了解决广州的派别争斗，周总理只得南下广州调解。某夜，我得知周总理要在羊城宾馆接见两派头头，于是也随其他人聚集在宾馆门口，等到深夜，但始终没有见到总理哪怕是朦胧的身影。

           啊，往事如烟，如今，他老人家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建国以来逝世的最高级别、最伟大的人物的葬礼，也应该是最隆重的吧。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从干部到一般工人，都会是这样想的。所以，大家准备纸墨，准备花圈，准备布置灵堂。然而，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上头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指示，到底开不开追悼会，什么时候开！大概到了11日那天，队领导接到指示，追悼会不开了，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式悼念总理！当时，我们远在边疆地区的一个生产队，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报纸要迟来几天，广播电台又被“四人帮”控制着，真的难以确知外界的情况，只是心头觉得不是滋味，觉得不对劲。几天后，看到报纸，有一版提到总理的告别仪式，以及追悼会，配发了一组图片资料。大概14日之后，周恩来的名字和消息在报纸上和广播里消失了。堂堂的一国总理，具有世界威望的周恩来，就这样消失了吗？当时，我和我的同伴们都觉得很不应该，不可理解，但又无法知道更多的内情。

            这种悲愤难言的心情，使我多天来变得精神恍惚，更无法安睡，唯一能排解心头郁闷的，就只有寄情于诗歌之中了，于是，某夜，在寒风之中，我徘徊在宿舍门口，望着远处的防风林带，举头北眺，又 填出了上述的《忆江南》词一首。

           以前的大人物逝世，骨灰都是安放在八宝山公墓灵堂；然而，如此伟大的周恩来，居然留下遗嘱，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在当时，是既令人惊讶又令人赞叹的事！有感于此，我又写出了上述的那首五律，赞颂他“骨灰江海撒，品格简篇存”。

           周总理的葬礼，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未能隆重举行，当然是十分痛心遗憾，值得安慰的是，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追悼词的，是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邓小平，如果换成了“四人帮”中的某一位，那真是亵渎圣贤了（“四人帮”推叶剑英念悼词，目的是压制邓小平）！至于其他两位大人物毛泽东和朱德，也没有参加追悼会，又是另有原因。其时，毛泽东已病入膏肓，如何参加？而90高龄的朱德，也在病中，元旦那天刚出院。1月8日晚，当他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从未被人看见过流泪的朱德，老泪横流。10日下午，他坚持要到北京医院，在周总理的遗体前，缓缓举起颤抖的右手，向这位年少于自己、却是自己的革命引路人行军礼致敬。回家后，他不说一句话，也不吃东西。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举行，朱德坚持要出席，但由于连日来哀伤过度，两条腿怎么也站不起来，因而没有去成。

           (三)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中国百年、千年少有的英杰，然而，他又是一个悲剧人物，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他一直处于极度痛苦无奈而又必须挣扎奋斗的激烈旋涡之中。以周恩来的英明干练，以他数十年革命积累的经验教训，他不可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不可能不知道这场“革命”会对中国的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然而，中国共产党日积月累造成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已使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害，当主要领导人作出了极其错误的、自毁长城的决策，全党已经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制止或减轻那种错误带来的危害，包括周恩来自己！

           他不可能不知道，新中国17年的建设成果，尤其是三年天灾人祸后经整顿带来的良好的经济秩序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工人农民“抓革命”而放弃生产，青年学生不读书而到处串联，他能不急在心里？

          他不可能不知道，全国各地在大打派仗，自相残杀，会产生什么严重局面！谁是革命派，谁是保皇派，怎么说得清？！

           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些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跟随共产党走进了新中国，如今被斗的被斗，自杀的自杀，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

           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么多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明知他们不是叛徒，不是走资派，如今一个个被打倒，被关进牢房，被迫害至死，会使共产党自身肌体受到多大的摧残！

           他不可能不知道，让“革命造反派”去夺各省、各市、各部的权，会使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毁于一旦。

           然而，这一切都在一些冠冕堂皇“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着，作为共和国的总理，他应该怎么办？他能够怎么办？

            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陈毅、李立三、张闻天等被打倒，被迫害至死，固然可悲，然而，更为可悲的，是象周恩来那样，既要防备林彪、“四人帮”时时向自己射来的暗箭，又要在极端错误的路线之下，保护自己，从而保护更多的战友、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人民大众，挽狂澜于既倒，使浩劫造成的损失尽量减少！文革中的周恩来，他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他是为共和国的江山、为人民的正义事业而活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在文革期间，他不可能不违心地讲一些错话，做一些错事，但人民明白他、谅解他。历史证明，文革十年中，没有了周恩来，就保不住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许世友、王震、余秋里等一大批老干部，就无法促使邓小平的复出，就无法阻止“四人帮”的抢班夺权！

            在如此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在如此矛盾痛苦的心理折磨下，七十多岁的老人的躯体，又怎能不得病痛？对于癌症，西医似乎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病因，但中医早就告诉我们，癌症不一定因忧愤而起，但忧愤过度则易得癌症，此言不虚也。如果问，周恩来是因何而死的，不应回答是疾病，而是累、是忧、是愤！不是吗？就在临死前不久，他还要回击“四人帮”制造的“伍豪事件”，以证明自己历史上没有叛党！

           (四)周恩来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参加五四运动、留学法国、创建共产主义小组，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领导东征统一广东、参加北伐战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武装割据、领导二万五千里长征、解决西安事变、领导中国军民抗日、参与重庆谈判、领导解放战争、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参加万隆会议、打开外交之路……那时，他活得明朗、活得潇洒、活得精彩，而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则只能用“悲壮”二字形容！虽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但象文革那种“沧海横流”，只能屈死英雄豪杰啊！

          周恩来，是个唯一使我一想起一提起就要流泪的人、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我以这篇短文，再一次寄托我的无尽的哀思和崇敬。

 十三、 朱德——总司令无奈那群小将校  

悼念朱老总：猛士如云唱大风，将军千古一英雄。南昌聚义揭竿戟，井岗挥师杀恶龙。铁骑踏平烟火路，旌旗映透雪冰峰。哭君今日长斟酒， 致敬生前革命功。（1976.7）

        (一)就在周恩来逝世半年后，1976年7月6日（或7日）那天早晨，我又从广播里听到了一阵哀乐声。又是谁逝世了？我的心又一阵紧张。在那个年头，尤其是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又经历了“四五运动”之后，心灵变得特别的脆弱。当我从播音员口中得知，我们敬爱的朱德元帅逝世了，心里不禁沉重起来，终日也似丢了魂。晚饭时，不知是生产队的伙房加菜还是自己知青们有点特别的食物，总之是买了酒喝。喝酒当然不是为了喜庆，纯粹是消愁。晚夜间，人声静寂时，积习又促使我提起笔，构思了上面的那首诗。这首七律当时并不怎么合乎格调，是若干年后修改过的，其中首句“猛士如云唱大风”则是朱德诗中的一句。

在诗中，我主要赞颂了朱德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1976年之前，中国人民对朱德的了解也不会少，小学时，我们就学到一篇他写的课文，叫《我的母亲》，了解了他那贫苦的出身，从小对他影响很大的他的母亲，以及他从小培养起来的良好的品格。另外，还有一篇课文，叫《朱德的扁担》，说的是作为军长的他，在井岗山斗争中，如何象普通战士一样，亲自用扁担挑粮食。当然，在历史书中，在革命回忆录中，在一些电影纪录片中，我们都了解到，他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解放后，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1955年授军衔时，他是理所当然的实至名归的十大元帅之首。

当然，我知道他更多的事迹，只能在打倒“四人帮”之后。那时，再版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以及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所写的《伟大的道路》，我看了之后，对朱德的过去，了解得更多了，尤其是他追寻革命道路的经历。

大概是在1967年，某一天晚上，我在广州长堤路看到了一张内容很长的大字报，标题大概是“朱德是个大军阀”。文革开始后，许多老革命家都“榜上有名”，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但是，我万万想不到，德高望重的朱老总，也会被挖出那么多的罪恶。当时，我们对于历史只是一知半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知道得清楚些，而对于民国的历史，则只有粗略的印象。所以，当大字报上揭发朱德历史上是个大军阀，并由此联系到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徐向前等在旧军队任过职，文革中也被列入罪状时，我也不知如何去判断是非。

现在，我当然知道得较清楚了，甚至我还觉得，朱德追寻革命真理，在异国他乡遇上周恩来那一段历史，简直是荡气回肠，应该是影视剧中的最好的题材。

 (二)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原名代珍，字玉阶，小名三娃子。1886年，是清光绪11年。少年的朱德，就爱听英雄故事，尤其是太平天国英雄石达开的故事。石达开和他的军队，就是在川西大渡河战败而亡的。很少有人知道，早年的朱德，曾经当过教员，是清末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当教员，不过，是体育教员。 
　　 1909年1月下旬，23岁的朱德怀着满腔热血，离开了家乡，艰苦步行七十多天到达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久便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朱德以优异成绩从讲武堂毕业，被派到云南新编陆军当副目 司务长。同年10月，武昌首义，蔡锷等在云南响应，于是，朱德也在云南参加 辛亥革命，任副官，率部攻占总督衙门，立下了战功。辛亥革命后参加援川军，支援四川起义军。1913年，他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后升任团长。1916年，朱德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支队长，在四川泸纳之战中，他率部直扑陶家瓦房吴佩孚司令部，打得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手足无措。1917年，31岁的朱德升任滇军少将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蠃得了勇猛善战的声誉，一举成为爱国名将，备受各界尊重。 如果说“朱德是个大军阀”，应该就是指的他的这一段经历和所担任的军职吧。在共产党尚未诞生，更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革命武装的时代，象朱德那样反清反袁反北洋军阀的正直的旧军人，实在是不多的。
　　  如果他继续在旧军队中干，名利地位当然都会有，但朱德在军阀混战中，渐渐感到苦闷，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他毅然舍弃名利地位，于1922年辗转到了上海，拜望了孙中山。孙中山知道朱德是滇军名将，有意请他组织驻桂滇军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并以先付军饷十万元相许。如果此时，朱德听从孙中山的安排，就会走上另一条的道路，当然，也有可能是继续革命的道路。但此时的朱德，想到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去寻求真理，学习真理，他婉言谢绝了孙中山这一邀请。 
　　 同年10月间，36岁的朱德到达德国柏林。在柏林，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朱德面对这位比自己少12岁的，年轻英俊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竟有一见如故之感！他向周恩来恳切陈述自己寻找共产党的经过和要求入党的决心。同年11月间，经周恩来介绍，朱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义无反顾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过一件事。就在朱德逝世半年前，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先于他而去了。他在周恩来的遗体前，90岁的老人庄严地举起颤抖的右手，行了一个军礼，如果不知道他们在五十四年前有这么一段感人的经历，如果不知道周恩来其实是朱德的革命引路人，是不容易理解这个动作的。

1925年，39岁的朱德终于到了列宁的故乡，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我有时想到，一个曾是滇军少将旅长、年已39岁的中国男人，在异国他乡接受军事训练，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也有些滑稽，但这却是事实。 
　　 1926年7月，朱德回到国内，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他被派往川军争取杨森部转向国民革命军北伐。同年8月，朱德和周恩来、叶挺、贺龙等参与领导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后与周恩来等率部参加南征广东。在广东汕头的汤坑、三河坝等地，起义军与敌恶战连场。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周恩来从海路突围北上，朱德则与陈毅率残部转战闽赣粤边界，处境十分困难，四面受敌，没有援军，饥寒交迫，军心涣散。部队已经到了能不能坚持下去的紧急关头，林彪就是在这个时候动摇的。朱德、陈毅等凭着执着的共产主义信念，决心带领这支部队干到底。 
　　 1928年1月，部队经过整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并领导了湘南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三 第七 第四师。同年4月，朱德、 陈毅与毛泽东两支部队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5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井岗山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壮丽的一页，又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故事，过去有一幅大油画，画的就是这个主题：毛泽东与朱德，在一个山头上会师握手，四周是手执土枪梭标的红军战士。然而，文革开始后，这幅油画改变了，与毛泽东握手的，不是朱德而变成了林彪！历史居然可以任由阴谋家野心家随意篡改！

                          
　　 (三)朱德以后的经历和担任的职务，我想不必在此赘述了。在文革开始后出现的“讨伐朱德”的暗流，毛泽东也还不至于把在井岗山会师握手的几十年的战友当作敌人打倒，所以，不久，暗流也就消失了。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83岁的朱德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党的十大，87岁的朱德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八十多岁的老人仍在参政，并在党的最高权利机构中占一席位，这本来并非好事，当时共产党还没有退休制度，完全可以说搞的是老人政治，然而，在林彪、“四人帮”等野心家横行的年代，象朱德那样的老人仍占据着政治局的一席，又是善良正直的国人所希望的。

我原来以为，90岁的老人临终时肯定胡里胡涂，然而，后来看报道，朱德并不糊涂，他嘱咐夫人康克清，把他的两万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上缴，没有留给子女一分钱。啊，一个伟大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过，既然他临终前不糊涂，他又必然会知道，就在3个月前的清明节期间，人民深切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愤怒斥责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48年前和他在井岗山会师握手的老毛，虽然比他少7岁，但却病得严重。他听信“四人帮”的话，把“四五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周恩来力推复出的邓小平再一次无辜打倒，对此，90岁的老人，尽管过去指挥过几百万大军，现在也无能为力了，他应该是带着忧虑和痛苦离开尘世的。要是他能多活半年，哪怕3个月，他也会知道中国还有光明的未来。

十四、毛泽东——他的逝世引发大震动    

悼念毛泽东主席：一声哀乐震长空，寰宇悲呼毛泽东。江海涌波歌大业，人民饮泪忆遗容。恩情深厚千秋在，思想光辉万载弘。身处边疆怀北国，哀诗可寄京城中？（1976.9）

（一）1976年7月28日的深夜，在河北省的唐山市，人们都在睡梦之中，虽然睡得并不算香甜，因为几天来天象有点异样，但在那“革命的年代”，在那“人定胜天”的年代，那些异样的天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凌晨3点42分56秒，一道蓝光闪过，在唐山市区的地层深度12公里处，一种凝聚了相当于800万吨黄色炸药的能量在石岩中猛烈释放，一场7.8级的大地震爆发了！顷刻之间，唐山市及丰南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24万人在睡梦之中被夺去了生命，36万多人受重伤，70万人受轻伤……

这是一场人类的大灾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天灾，并不受人们的意志所左右，但是，有着数千年封建思想意识的中国人，并不是那么简单地看待天灾，尤其是地震，尽管在一千多年前，我们已经有了张衡的侯风地动仪，但是，即使现代的不少的中国人，还是把地震与政坛上的某些事件联系在一起，是的，这一年，中国多灾多难啊！周总理去世了，朱老总也去世了，唐山也地震了，还会怎么样呢？……

在1976年的7、8月，舆论工具控制在“四人帮”的手上，一场如此巨大的，波及到京津的地震，被报纸电台轻描淡写了，以至于唐山以外的国民，并不了解真相，也无从去援助。相反，地震过后两三天，报上开始报道唐山人民如何“抗震”，如何“抗震不忘批邓（小平）”，如何在“反击右倾反案风”中“恢复生产”，开滦煤矿的矿工们如何挖出了“抗震煤”……当时，我远在南疆的雷州半岛，真的是孤陋寡闻，与外界的联系，就全凭收音机和过时的报纸，我真的不了解这场地震的惨处，反而满脑子装着那些“抗震英雄的光辉事迹”。唯一与我有联系的，就是唐山地震之后，全国各地都说有地震，都要防震抗震，要全体职工及家属晚上到茅草屋去住，以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这不知是不是十年文革之中最爱护民命的一次了。

我当然听从队里的命令，和几位知青把床铺搬到了一间茅草屋去。我们并不怎么怕地震，一来是当时自己的生命不是很值钱，二来我们多少有点文化，觉得唐山震了，不会全国到处都震吧。心里是这么想，但是那时，我还是表现出很高的思想觉悟的，何以见得？有 《抗震》一诗为证：“惊人警报动雷州，号令霎时化巨流。草屋度宵同吃苦，坚心抗震共担愁。时时治乱少宁日，处处浮沉多事秋。万众心连绳一股，波涛共济雨中舟。”这诗除了颈联有点暧昧之外，其他句子都应是壮志满怀的。

(二)唐山地震后一个月零12天，中国发生了一场更大的“地震”。

1976年9月9日，似乎是下午，也似乎是由上头传达了一个惊人的噩耗：毛泽东主席逝世了！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老三篇”中的一句话，他自己也并不讳言“死亡”，曾和友人很坦然地谈论自己的死；然而，人们又总不会把“死亡”与他联系在一起，大家似乎都认为，他是“万寿无疆”的，平时，一般的民众都不会或不敢想象他的死，尽管在74年后，人们偶尔从电影纪录片中看到他已是一副龙钟之态了。

我当时在生产队里，听到这噩耗，首先感到震惊和茫然，而生产队中的老工人，更是一闻噩耗即涕泪交加，不知所措。我就听过几位女工不停地问我：“毛主席不在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当然无法回答她们，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当夜，我也写下以上的那首悼亡诗，但是，在当时，我的心情又是很复杂的，绝不是一两首悼亡诗可以表达的。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了，那是“造神运动”的结果，那是“愚民政策”的结果，也是党和国家的政制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领导人逝世了，全国人民茫然失措，整个国家不知何去何从，这种情况在封建时代也少见。不过，毛泽东的逝世，又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他 逝世于文革持续了10年之际，他逝世于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之际、他逝世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之际，他逝世于“四人帮”最猖獗之际，他逝世于华国锋在临危受命之际……那种复杂的政治局面，不能不使人们发出种种的疑问，尤其是——中国向何处去？！或者可以这么说，在毛泽东逝世之时，人们最关注的，不是他逝世这件事，而是他逝世后中国的政局。

毛泽东的追悼大会何时举行，如何举行，这在他逝世的当天即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的《公告》中说得很清楚：“9月18日下午3时正，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的以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致哀3分钟。9月18日下午3时正，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3分钟致哀。”今天，人们只记得9月18日是日军侵华的开始，而忘记了它还是毛泽东追悼会的日子。这《公告》帮助我回忆起当年开追悼会时的情景：在农场场部设有一个主会场，参加者除场部的人员外，各生产队抽15名（恐怕记错人数）根正苗红、苦大仇深、思想境界最高的人员到场部参加主会场的追悼会，而被选中的人，恐怕要经过三五回政审，能参加，则是无上光荣的。其他的人，当然包括我，就参加设在生产队的分会场，当然，“牛鬼蛇神”就不能参加了。我们今天，有电视这东西，有现场直播的高新技术，但在当年，在边疆农场，肯定是没有的，18日下午3时，我们就站在生产队设的灵堂之前，听着广播里传来的北京的声音，一百多号人哭得一塌糊涂……毛泽东的追悼会，规格当然是最高的，在天安门广场就有百万群众参加，但最可惜的是，他的追悼会是由文革中“造反”起家的跳梁小丑王洪文主持，他的悼词是由资历较浅的华国锋来念的，而这两个人，与他的身份和威望，都是不相符的。

(三)毛泽东逝世了，他的遗体如何处理？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既严肃又棘手的问题。虽然有些开国元勋如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死无葬身之地，伟大如周恩来等也是火化且不留骨灰，但在当时，谁又敢提出把毛泽东的遗体也火化？！江青当然留着遗体有用，这样，她可以“挟遗体以令诸侯”；资历浅薄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当然不敢也肯定没有想过火化一事；老资格的尚握有权力的叶剑英，面对 着领袖的遗体，也不敢按照党中央及毛泽东以前制定的、干部逝世后不留遗体的做法去处理。于是，便有了永远保留遗体，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人们期待着，这座面对天安门城楼的建筑物，肯定是建筑史上的又一奇观，但当棚架拆去，露出真容时，人们才发现它的造型，不中不西，说不出是什么建筑风格。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如果我在这里又重述一遍，就显得很多余了，今天影视剧中仍在演着，甚至细微到《毛泽东在1925》《毛泽东在1927》等；关于毛泽东的功过，如果我在这里也来评价一番，又显得不自量力，1981年6月党的十届六中全会，对他的功过已作了评价，虽然不是三七、四六、五五之类的划分，虽然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认同这种评价，但以党中央的名义，以决议案的形式，把他的“错误”以白纸黑字写出，这又是第一次。

(四)毛泽东为什么晚年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又能够犯那么大的错误？研究者已经说过不少原因，我在这里只提一点，那就是党中央也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延安、在西柏坡，毛泽东还是个“人”，还是个自由的人，他可以随处行动，彭德怀可以以“老毛”相称，但进城以后，党中央担心他的安全，不让他随处走动，于是，他的活动范围就越来越狭窄，仅在中南海之内，即使到外地，也多在专列内或住处内接见有关人员，所见到的人就越来越少，所听到的话就越来越假，开始他可能很不习惯，但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连林彪那些肉麻的吹捧，他也从反感到接受。……握有绝对权力而脱离群众再加上年事已高，是什么可怕的错误都会犯的。当大家看到他在犯错误时，却已不敢或无法去劝说和纠正，包括英明的周恩来，只能在毛泽东造成破坏之时极力做些补救的工作。这不知是不是毛泽东悲剧的原因之一。

可能，除了他是一位政治家，他还是一位诗人词人，是一位语言学家，是一位书法大家，是一位游泳好手，是儿女的慈父，尤其是一位勤俭朴素的人，人们折服他的某些人格魅力，甚至同情他娶了一位不顺心的妻子，所以，又往往会原谅他的“严重的错误”。他的遗体仍躺在纪念堂内，他的巨幅画像仍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他的肖像仍印在我们不可或缺的人民币之上，以他的故事编成的电影电视剧还有人在看……

唉，死者已矣，还能再说些什么？不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又促使我再说多几句。

人总是会老的，人老了而不患病不痴呆也就很不错了，实在是很难继续保持“神采奕奕，红光满面”（文革中的常用语），很难一贯“英明伟大”的，毛泽东在晚年身体的病已很严重。 他已不能到群众中去，不了解中国当时的国情。他的耳边，每天只能听到“太阳升”“大救星”“靠舵手”一类的歌声，只能听到“到处莺歌燕舞”一类歌功颂德的汇报。所以，文革爆发，出现了那么糟糕可怕的局面，他还认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是，人们即使觉得他的想法做法有问题，也只会怪自己水平低，暂时不能理解；把他话都当作“最高指示”；想想文革时期，政治局成员中多是七十多八十多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仍在支撑着那复杂的政局，这应是历史的教训之一，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也体现在他能吸取教训，从自己做起，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

文革后期，毛泽东病得更严重。据他晚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毛泽东从1971年之后就疾病缠身，起初是气管炎、大叶性肺炎，终日咳嗽不止，晚上也不能平躺下，加上林彪外逃，对他的精神打击极大，此间他曾经昏迷休克过，健康情况日益恶化，情绪也越来越暴躁。之后，又由于严重的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不能走路，不能看文件，生活都不能自理，吃饭要一勺一勺地喂，吞咽很艰难。而这种情况，又不让老百姓知道，就是最上层也只有几个人知道，试想，一个病得如此严重的可怜的老人，如何去管理国家？如何能管理好国家？他被“四人帮”控制和利用，就不奇怪了。

（五）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当年陈独秀搞“家长式领导”时，毛泽东是受排斥打击的，数十年后，他当了“家长”，也抛弃了民主集中制，搞起“一言堂”。江泽民也能吸取教训，坚持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不搞个人崇拜，我们今天虽也能听到“团结在以江泽民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说话，但应该没有什么人把江泽民当作“神”一样顶礼膜拜。

文化大革命期间，本来就不够完善的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多少罪恶行径都是因为没有“法”而造成的，健全法制，建立法治国家，是我们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现在正在努力去完成，但远没有完成，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人间不平事”，尤其是党内的腐败现象。这也可以算是文革的后遗症，文革中那种“世态炎凉”，促使后来不少官员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当时没有那一个政党或团体，能够站出来指出其错误，也就是说，对执政党共产党的监督，是完全没有的，甚至听不到一点反对的声音，所以才有长达十年的民族浩劫。

文化大革命把数千年的传统道德绞杀了，把十七年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摧毁了，文革结束后，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道德没有礼仪的民族，时至今日，我们也还没有找回一种大家认同，而又能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的理念。难怪我们现在还会遇到一些 幼稚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讨论。

啊，要写的东西还会有许多，写到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而又是不寻常的往事，总会思绪万千，还是以一句简单的话结束这篇文字吧：

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后，“四人帮”倒台。十年浩劫的结束，使得中华民族起死回生。

二十年后再补记：毛泽东主席逝世45周年后，2021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了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继1945年、1981年之后的“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决议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等运动，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有如下的阐述：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斗争夜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努力。然而，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何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这是中共中央继1981年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次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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