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四人帮”——从哪儿冒出这怪胎？
十六、郭小川，大悲之后的大喜害了你
《欢呼粉碎“四人帮”》：九月神州举国哀，乌云黑雾伺机来。四人帮派弹冠冕，一窝蛇虫闹舞台。立下雄心除逆贼，谋来妙策拨阴霾。英明今有华汪叶，妖怪囊中次第栽。（76.10）
《水调歌头.和郭沫若》：肮脏千古事，污秽四人帮。一窝花蛇毒蝎，横行甚嚣张。另立女皇内阁，迫害贤相忠臣，黑手遮天光。贼眼露谋机，日夜梦黄粱。 举铁拳，挥巨棒，打凶狂。王张江姚被扫，神州尽朝阳。载歌载舞欢呼，为国为民除害，前程更辉煌。八亿人所向，红色党中央。（76.11）
《“四人帮”自叹》（曲子词五首）（76.11）
1、《终身误》：都道是文革驰名，俺只念恩母江青。空霸着，金銮第二雕花椅，终不忘，国家元首世外惊。叹卢生，黄粱美梦未成形。纵然是工人出身，到底难救命。
2、《恨无常》：喜荣华正好，幸伪装周到。凶狠狠，把大权独揽，心慌慌，赶制棒帽。俨然是，正确代表，直向人民暗里挥屠刀。无奈烈火烧身，圣主呵，当年狄克真绝道？
3、《世难容》：气质尽藏奸，才华莫等闲。天生成白骨人间罕。你道是学生和战友，执正确路线，却不知背后下毒手，篡党兼夺权。可叹也，当日风流人将老，难熬矣，女皇迷梦春色阑。这回哟，还不是老娘登殿遂心愿？哎呀呀，何事举国燃烽烟？怎禁得，八亿人民挥铁拳？
4、《聪明累》：阴谋耍尽太聪明，反害了自身性命。蓬子非仙子，生儿叹飘零。叛徒传经，自幼学，头角显露更精灵。揣一颗意悬悬窃国心，好一似荡悠入天庭。忽喇喇魔王殿倾，昏惨惨威风灭净。呀！一场欢喜梦未清，因何事，获污名？
5、《好事近》：千钧大棒扫尘埃。反人民，搞分裂，便是失败的根本。人民之心盼革命，国家进步须安宁，前途更光明！
《忆秦娥》：东风烈，神州大闹欢腾节。欢腾节，旌旗如海，爆衣如雪。
领袖威名光日月，四只苍蝇空悲切。空悲切，沉舟侧畔，百舸争越。（76.
12）
(一)上面一连引用了一诗两词五曲，不是悼念某人逝世，而恰恰相反，是欢呼“某人”逝世。这个“某人”，乃是祸国殃民的、千夫所指的“四人帮”！第一首七律，是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所写。“英明今有华汪叶”句，“华汪叶”指解决“四人帮”的几个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其实，最初这一句是“英明今有华统帅”，因当时还是突出他的功劳的。后来我觉得后三字不合平仄，所以修改了，而把“叶”放到最后，纯粹是诗歌的平仄关系，其实粉碎“四人帮”，叶帅的功劳是最大的。第二首是词，是和郭沫若的。文革中郭老也是受害之人，只不过他的国际声誉高，又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故不至于被迫害至残至死。粉碎“四人帮”后，他也觉出了一口怨气，始能写出一首象样的词，内容我没有记住，但我肯定是步其韵而作出这一首的。至于五首曲子，乃是仿《红楼梦》中的五首而成，前四首，分别写了王、张、江、姚，最后一首《好事近》算作总结。至于最后一首《忆秦娥》词，当是写于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之时，其时的毛泽东，还未走下神坛。
何以诗词曲一气用上？皆因打倒“四人帮”，是中国人民的
再次的解放，仅一诗一词或一曲，实在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狂喜，而上面所引用的，也不过是我当时写的诗词曲中的部分而已。今天离开1976年，不觉已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这二十五年，实在是极不寻常的二十五年，是翻天覆地的二十五年，今天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只源于1976年10月6日那个惊心动魄的一夜！
当然，那一夜活捉“四人帮”的精彩场面，并非第二天、第三天即公诸于众，过了多少天才向我们普通老百姓传达，我已记不得了，可能是一周之后。其时我在雷州半岛农场干活，日子过得和平时一样，半死不活，不知世上已千年。某天，队里的支部书记敲钟，集中全队职工开会，这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事，我们乐得不用出工。不过，这天开会的内容却是震撼性的！书记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文件，使我们知道了在中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起来了！这事，并没有在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农场职工中引起巨大的不安，更何况是有文化的知青。这是党中央的行动，是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等策划参与的行动，没错！大家只是觉得应该，觉得振奋，觉得大快人心，尽管江青，还是刚刚逝世的毛泽东的遗孀。可见，“四人帮”已成了天怒人怨、千夫所指的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惜我所在的农场，不可能有许多欢庆的场面，但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国的其他的大城市中，会有多少欢呼声，多少爆竹声，多少哭声，多少笑声！而我，唯一可以做的，也就是以诗寄情，一发心中的闷气、怨气。
(二)“四人帮”原来都是些
政坛小人物，甚至是平民百姓，何以会跃上了中国政坛的最高层？有道是乱世出奸雄，其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从他
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出发，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林彪集团出现了，江青集团形成了；于是，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贤相忠臣遭受迫害，乱臣贼子纷纷登场的令人痛心的欲哭无泪的局面！
“四人帮”集团是在1965年批《海瑞罢官》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依靠江青的力量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形成江青集团的核心力量。以后，他们又凭借权势，趁着“文革”的混乱局势，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逐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帮派体系。1972年9月，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也成了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视为登上“女皇”宝座的“军师”和“干将”，张、姚、王等则把江青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靠山和保障。这伙人，“文革”前都是些小
人物，“文革”使他们一举扬名，成为全国上下人人皆知的风云人物。
江青，又名李云鹤，生于1914年，山东诸城县人，15岁开始在山东实验剧院学戏，
还在青岛大学当过旁听生。1932年入党，因介绍人被捕，失去党的关系。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者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被捕，在狱中自首，被保释出狱。
1935年到上海当上了影剧演员，改名蓝苹，演过《玩偶之家》、《狼山喋血记》、《
王老五》等影片，为争演《赛金花》，闹得天翻地覆。1937年
8月，她经西安到了延安，改名江青，隐瞒了自首的历史混入党内。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江青的目的很清楚，获得这一身份是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当时政治局给她规定任务，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参加政治活动，这当然是江青不能满足的，她的政治野心很强，只是当时条件限制，没办法实现，只得暂时隐藏起来，扮演一个贤妻角色。解放以后，江青长期养病，一直没干什么大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直被“锁在云雾中”。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提出批评。江青认为时机到了，于是给自己戴上“文艺革命旗手”的桂冠，到处活动。“文革”
兴起，江青更是如同吃了兴奋剂，仿佛什么病都没了，她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得到了指挥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对此她仍不满足，九大时，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1972年，她在接见美国客人维特克时，干脆地表露出她要成为中国当代的“女皇”的远大“理想”
。江青的活动，不能单枪匹马地进行，她需要一批得力的“干将”，张春桥首选为
“军师”。
张春桥也是山东人，比江青小三岁，也曾混进于上海文艺界，以“狄克”
的笔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8年1月到延安，后来到石家庄工作，以后又随柯庆施到了南方，“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在江青门下，他算是有点知名度的，还在1958年，为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3年，他又百般逢迎江青，帮助江青组织批判《李慧娘》等的文章，由此得到了江青的信任。在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更是立下汗马功劳。江青看中了张春桥的诡计多端，将其收为“军师”。
姚文元是浙江人，“文革”前为一无名小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专门爱打棍子、扣帽子，素有“姚棍子”之称。
1965年，按江青的意图，姚文元写下了那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因此立功，进了中央文革小组，在江青跟前效力。
王洪文，吉林长春市人，16岁参军，复员后在上海国棉17厂当保全工，“文革”
前不过是该厂的保卫科副科长。“文革”兴起，王洪文找到了机会，靠造反起了家，成了“上海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上窜下跳，先后制造了“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又闹出了“一月风暴”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
当了上海市第三书记。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挑中了王洪文作新的接班人，认为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特别是对“文革”有重要贡献，1972年把王调到了中央。王洪文一到中央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成了“四人帮”。
“四人帮”在中国的政坛上为害了整整十年之久，把好端端的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沿。“四人帮”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不是我这篇短文可以列举的。在那十年当中，光是被迫害致死的就达
34000多人，受迫害的达70多万人，受株连的有1亿多人。“文革”期间的经济损失高达
5000多亿元人民币，中国真正是元气大伤。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四人帮”也认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尤其是江青，迫不及待地要“登基”当“女皇”。于是，解决“四人帮”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解决“四人帮”的经过，不少文章书籍都有记载，我这篇文章似乎没有必要再重复。不过，活抓“四人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是一场精彩的现实戏剧，所以又促使我不厌其烦把那二十五年前的一幕引出：
(三)在1976年9、10月那紧要的历史关头，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凭着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和关心，敏锐地观察着“四人帮”的举动，关注着国家的前途，他们多次碰头，商量对策。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就多次到叶剑英处密谈。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说：“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帅则说，主席在世，不可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并要王震和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主管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保持联系。王震表示：“我来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
毛泽东治丧期间，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人都与人商议过“四人帮”的问题，并直接找过叶剑英。北京的西山，成了铲除“四人帮”的“联络站”和“指挥部”。叶帅就住在这里，利用这个隐蔽所，同能够接触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个别交谈，或约进来，或走出去，与靠得住的同志们交换看法，除了前面提到的老一辈老革命家们，还有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如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等同志，军队的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肖劲光、苏振华、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等。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做出的，是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叶剑英起了重要的作用。
长时间的酝酿，叶剑英心中有了底，增强了解决“四人帮”的信心，也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叶剑英想到，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首先要得到华国锋的大力支持，这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叶剑英主动接近他、关心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为此，叶剑英亲自到他的住处，向他分析形势，陈述利害，揭露“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希望他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华国锋也为“四人帮”的困扰而苦恼，听了叶剑英的话，他很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叶剑英回答：“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华国锋的情绪高了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叶剑英还多次到中南海做汪东兴的工作，汪东兴明确表态，支持叶剑英和华国锋的主张。
10月6日晚7时，叶剑英的车子驶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汪东兴已守候在此。正厅内由一扇屏风一分为二，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别坐在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则在屏风背后。时针指向了8点，命运之神开了个玩笑，最先到的竟是号称神机妙算的张春桥。可惜这次没算出自己的命运由此发生变化。他夹着文件包，兴冲冲地来了，一进门，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这才觉得有点不对，不停地问：“怎么回事?”进得屋来，叶剑英正襟落坐，目光严峻，华国锋立起身来，严肃地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你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平时盛气凌人的狗头军师，此时双腿打颤，只用手摸了摸眼镜，没作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带走了。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这个“文武全才”的大人物走下高级轿车，趾高气扬地跨进门来，行动组的一位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走进来，王洪文一看势头不对，立刻端出中央副主席的架子，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 接着就使出造反司令的浑身解数，拳打脚踢，可他的武斗本领毕竟有限，很快就被扭住双手带到正厅。他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预感到末日来临，两眼射出凶光，象野兽一样扑了过去，警卫人员将他推倒在地，等他爬起来时，终于从青云直上的梦境中清醒了，威风全无，乖乖地听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被带走时，无奈地发出叹息：“没想到这样快!”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倒证明一条真理，对付他采取“先发制人，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及时，以及何等正确。
姚文元姗姗来迟，8时15分才到。其实，姚文元早就想来开政治局常委会了，“四人帮”这位笔杆子已手痒多时，他接到通知，嘴里还唠咕着：“搞什么鬼! 这么长时间不开会，早就该开这个会了!” 心里急着来参加会，竟忘了带帽子遮上秃头，也忘了叫警卫
，只顾夹上皮包就来到了中南海。不知是因他迟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对他的处置降了格，没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华国锋也没有亲自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由中央警卫局一位副科长宣布。等姚文元弄清楚怎么回事后，这个昔日的“金棍子”，“四人帮”的吹鼓手，平时一贯善于用“软刀子”杀人的凶手，此刻双腿发软，瘫倒在地，被几名卫士拉起来，踉踉跄跄地被带走了。
就在怀仁堂的“会议”紧张进行时，另一个小组来到了中南海万字廊 201号，有一点不同的是，这个小组里有两名女警卫。居住在这里的“女皇”这几天为筹备“登基”真是又忙碌，又兴奋，也太疲倦了，此刻刚吃完晚饭，正在沙发上休息，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中。据执行这一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他当时带人进去后，因为是熟人，平时常见面，江青只是点了点头，仍在沙发上端坐。但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站定，庄重、严肃地宣布：“江青( 没往日的“同志”二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按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除了“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双目怒视，并未发生传说中的“大吵大闹”，“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大致是后来审判江青时她在法庭上大吵大闹，人们由此推理，以为拘捕时她也会如此表演。江青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她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才慢慢站起来，从腰间摘下钥匙，密封进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 个字，交给了张耀祠。之后，被人押上了她平时乘坐的专用轿车，并没像传闻那样带手铐。这一天，把她带到了中南海的一间地下室。
(四)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打垮了“四人帮”。当晚，玉泉山号楼叶剑英住处的会议室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晚10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与会者听了华、叶的报告，无不欢欣鼓舞，完全赞同这一行动。第二天开始，“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也相继被隔离审查。4年后，林彪、江青
集团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1年5月14日，保外就医的江青死在她的住所，1992年8月3日，
王洪文因病死在医院。“四人帮”的罪行有目共睹，“文革”中多行不义必自毙，任何人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终无好下场。粉碎“四人帮”，人民欣喜若狂，多灾多难的1976年，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而“四人帮”的被粉碎，也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有时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上述四人的结局会怎么样？江青会保持着“第一夫人”和“贤妻”的形象，而永载史册；张春桥起码也可保持有中共高干兼马列主义理论家的衔头；姚文元获得“文艺评论家”的名称乃是必然；而王洪文，弄个工厂中级干部甚至厂长当当，平平安安活到现在，过着退休生活，抱抱孙子，下下象棋，逛逛公园，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惜，“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也害了他们四人。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也应该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而我们已经吸取的，似乎还不是全部，不时，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沉渣泛起，如一些可以勾起人们痛苦回忆的歌曲作为“精品”再响彻耳畔，可以把人们带回到那个可怕岁月的书籍又以“成果”的面目出现在书架，一些文章中的言论还似曾相识等。不过，经过了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是知道怎样选择未来的路的，我对前景充满信心。
十六、郭小川，大悲之后的大喜害了你
悼念郭小川：四贼擒拿日，诗人去为何？！星空抬眼望，含泪诵秋歌。（1977年）
(一)这首诗，是悼念现代诗人郭小川的。没有注明写作的具体时间，但写于1977年应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要悼念郭小川？原因是，我是个爱诗的人，而他，与艾青、贺敬之等，都是我喜欢的写新诗的诗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我就读过他的《向困难进军》《望星空》《甘蔗林——青纱账》《深深的山谷》等诗篇。他的诗有点古典的味道，注重韵律的美，同时，他的诗又不拘一格，尤其效仿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的体裁，更是我喜爱的，我后来学写新诗，尤其是一些长篇的新诗，如《理想之歌》《南燕北鹰》等时，都是采取了这种格式。
然而，我为他写悼念诗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报上发表了他的在“文革”期间在干校中写的两首诗，一首叫《秋歌》，另一首叫《团泊洼的秋天》。啊，很久没有读到过这样有诗味的诗了，文革中也有诗，但那都是硬梆梆的口号诗，而《团泊洼的秋天》这样的诗，尽管也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却给人一种震撼和激动，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位受压抑受迫害的战士的忠诚表白，以及他内心的悲愤和抗争。我欣喜，“向困难进军”的郭小川又回来了！然而，再看看报上的说明，才知道郭小川已经不在人世了！郭小川逝世的时间，是1976年10月18日，是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周！肯定，他已经听到了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为什么还未尽情地享受胜利的喜悦，就匆匆地离去呢？！十年浩劫时死不了，偏偏在黑夜过去，黎明到来之时死去，令人多么的痛心！他是怎么死的呢，我当时并不知道，估计是被迫害致病致残而死的吧。郭小川，是打倒“四人帮”后第一位逝去的名人。我的那首悼亡诗，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写下的，后两句，都隐含了他的诗作名称。
数十年后，我才知道，郭小川不是病死的，而是被烧死的。怎么会被烧死的呢？有的书上说，他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晚上狂喜而喝酒，油灯打翻燃着被褥而被烧死；有的说他睡觉时烟头燃着被褥而被烧死。总之，一代诗人郭小川，就是在1977年10月被“解放”后回到北京，住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等候分配工作，却不幸在18日的那个夜晚，在招待所遇上失火而被烧死的。无论怎么死，都是很令人痛心的，如果他不死，中国的诗坛肯定会增添不少精品的。
(二)郭小川死后，后事如何处理呢？作家韦君宜的《思痛录》有记载其事：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碰见的第一件别扭的事，是诗人郭小川之死。
小川之死这件事本身还查不清楚——他好好地睡在招待所被窝里，怎么会被自己抽剩的香烟头点着了自身而活活烧死？——只说我们这些刚刚得到“解放”消息，还没有“安排”的文艺界朋友，听到了无不惊讶，痛心。应该追悼他呀！可是这时候，既没有作家协会，也没有任何文艺团体（除了那些样板团）出面来召集追悼会，奔走来奔走去都不成。后来听说办成了，凭通知到八宝山入场。我收到这么一张油印的小条，问我们社其他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不知道。开会头一天，我接到冯牧一个电话，说：“人家通知的范围非常小，只好这样，咱们分别口头通知大家，你也通知一些人吧。”我说好。于是见人便讲，动员了一车。赶到八宝山一看，满满地站着一院子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名人，全都站在院子里，我忙挤进里边休息室去看，才知原来只开了一间第六休息室（按八宝山的规矩，一般要开六、七、八，三间，
给吊客休息，规格再高点的，增开一、二、三，三间）。今天如此，吊客只好都站在院子里，在悲哀之上又加了气愤。
我听见站着的吊客们窃窃私议，今天的规格不知怎么样，据说特别高，由中央主持……什么中央人物，当非文艺界所能够得上。等了一会儿，叫我们排队进去，站好之后，奏哀乐，然后上去了主持并致悼词的人。我眯眼看了半天，既看不出是哪位作家，更认不出是哪位首长。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妇女，手拿悼词，结结巴巴在那里念。谁呀！直到会散了，人们往出走了，我这才打听清楚，原来这位主持会的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长辛店铁路工厂的一位女工。想必是造反成就极大，才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但是她和郭小川有什么关系？和诗又有什么关系呢？“四人帮”垮台了，她还在做她的官（不过，后来她下台了），她又着实与文艺及政治方面都联不上，所以至今我也说不清这位为死去的小川做结论的女部长的名字。
(三)郭小川的遭遇，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缩影。
他于1919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6年开始发表诗作，1937年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39年任王震将军机要秘书，1949年任《天津日报》编委。在战争年代，他还没有太多的事，但解放后，麻烦事反而多起来了。1953年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5年参加整理胡风案反党材料，因他是中宣部的领导之一，整人的事免不了。1956年调任中国作协秘书长，1957年为作协反右派组织者之一，参与反“右派”斗争。1959年10月初，作协全力开展反右倾斗争。10月20至11月初，郭小川一口气写了大小十篇反右倾文章。但是，11月，郭小川本人却被被批判。11月25日在对他的第一次批判会上，他宣读了第一份检讨书；12月递交了第二次“
补充检查”……
在最近出版的《郭小川全集》中，郭小川的家人不仅收入了他的诗作和其他文艺评论的文章，而且也收入了他在历次运动中的检讨书，这是很有胆识的举动，这也是研究诗人的内心世界以及文艺界内幕的绝好的材料。今引几段如下：
多少年来，我都被当成好干部，受到信任和赞扬，只是到了作家协会，总是受到指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过去，我一直不敢正视我这种阴暗心情，总以为开朗，有话就说，说完就算了，别的同志批评我，不记恨在心里，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态度。这些正确的批评，不仅是我更强烈地要求离开作协的一个原因，而是应该看做引起我对党不满的开始。
我的这种对党不满，到了1956秋天，又集中地表现在《山中》这首诗上。这首诗的寓意，完全表现了对党所交给我的政治任务的抵触情绪。我心想，我已经到作协一年了，再不让我离开，我简直不能忍耐了。这种阴暗的心情，在诗中发泄尽致。我在诗里说：“这儿不是战士长住久居的地方”，“在这儿呆久了，我不免忧伤”。“这儿
"是哪儿呢？当然是北京的机关，从此也可以看出我的不满情绪到了怎样的程度。
《一个和八个》，这是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次反党的罪恶，无疑是隐藏在我思想深处的阴暗思想的总暴露，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是当时修正主义思潮对我的影响的总暴露。第一，我对肃反是有阴暗心理的，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我因为幼稚、糊涂，自己抓来一顶帽子。由此，我表面上是毫无怨言的，而且不愿暴露，可是，当有人和我谈起这些事，我也觉得，当时虽是我糊涂，但也是环境造成的，别人把我们搞糊涂了。因此，我们几个同志（蔡天心、陈振球等）后来谈起，总认为当时领导我们的阎达开同志（现在河北省委）要负责任。实际上是对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此外，当别的同志和我谈起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为了被审查而发牢骚时，我也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劝他们不要埋怨，自己人的事，错了也没有关系。这种态度和劝说的前提，实际上是延安审干搞错了。因此，在今年听到少奇同志庐山讲话录音，说到：“延安审干即使百分之九十戴错了帽子，也仍是基本正确的。”（大意）我当时觉得非常正确也非常新鲜，可见我以前在思想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在口头上，我当然是拥护肃反的，但在我内心深处，在感情上，还是延安的老观念，以为搞错了一些“好人”
，心中同情，却不去想这些人是什么人，什么阶级，什么具体情况，而一古脑儿把戴帽子的错误全算到党的账上。这种阴暗的思想，在这首诗里直接地起了作用。这首诗，就是为那些被肃过的人作辩护。第二，我的自我扩张到了严重的地步。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我一直是散漫、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的，战争时期好一点，解放以来，由于一帆风顺，便过高地估计自己，不能听取批评，不能作党的驯服工具，到了1956年写出一些作品受到某些喝彩之后，便更加骄傲自满起来。如同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反党分子王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写照。第三，这时期，我对党已经有了更多的不满，我要离开作家协会，拒绝党所交付的政治任务，党不允许，我是不满的，才会歌颂像王金这样的反党“英雄”，才把党的干部丑化，才忍心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恶毒的讽刺。第四，人性论的观点在这首诗中达到极点……
实际上，我的理论水平很低，逻辑能力很差，我起草的文件都是粗糙得很的，这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才能，是很容易看清的。至于创作，更谈不上才能。现在看来，我只能抒一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情，根本不会抒人民之情。我的那些作品，的确是乱七八糟的，前些时看了，实在不忍卒读。大家为了鼓励我举出的《向困难进军》，就是自我扩张最严重的一篇，而且这些东西既不民族化，又不群众化。
我是有野心的。一是文学上，我注目的是当个大作家；一是从党务工作上发展，注目的是有更高的职位。前几年，还有个从研究工作上发展，注目的是当理论家，这几年不想了，因为觉得这方面不行。这的确是野心家的道路，如任其发展下去，的确是万分危险的。
(四)据批判过郭小川的人说，在批判大会上，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有想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虑一下。”他考虑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份名为“第二次补充检查”中我们发现了，那就是彻底放弃抵抗。这份检查与其说是他自己写的，不如说是他抄袭了批判会上批判者的发言更准确，他把批判者抛出的种种帽子统统拿来，扣在了自己的头上，而他自己甚至包括批判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
这就是当时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批有才华的作家诗人，在解放后又当上了作协、文联等的领导人，如冯雪峰、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冯牧、瞿白音等，他们要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部署，要去整一批人，如胡风，如丁玲，如沈从文，如周瘦鹃，如吴晗等。而不知什么时候，他们自己又成为了挨整的对象。在这种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环境之中，如何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如何能产生真正具有感染力的文艺作品？象郭小川那样，还能写出不少具有独特思想性和文艺性的作品的作家，在“文革”前实在是难得的。
自1959年反“右倾”，郭小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1962年，郭小川离开作协，调人民日报社任记者；1966年“文革”爆发，他理所当然被批判斗争、靠边站；1968年被揪回作协批判、蹲牛棚；1970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3年，因他和妻子杜惠在延安时代曾和林彪、叶群有来往，即被江青诬为修正主义分子；1974年更因林彪案被隔离审查；1975年他写了致胡乔木的“万言书”，再次检讨和辩护，并在当时政治气候稍为好转时，创作了《秋歌》和《团泊洼的秋天》等诗歌。就在他已经见到了曙光，即将可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之时，这位出版了11本诗集的中国现代诗人，却被一场大火烧死了！
对于郭小川的作品，我没有评价鉴赏的能力，更难以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去加以分析，还是引述几段别人的评论吧：
郭小川是在“四人帮”刚刚粉碎之后不幸去世的，他没有赶上
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但是，他留下的作品，曾经两度在思想解放进程中发挥作用。
第一次是他的遗作《秋歌》二首的发表，使人们听到了这位著名
诗人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悲愤的抗议。虽然这两首诗采用了“走资派”、“继续革命”等当时流行的语码，但其中的所指是很清楚的。重要的不是他用了什么概念，而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开始了独立的思考。虽然他思考的层次还没有触及体制本身，仅仅向他所不满的领导层里的江青那一派力量发出抗议。但他能从“文革”初期赞美江青，变为决定同他们抗争，对于一个老党员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次是它的遗作《一个与八个》被第五代电影导演搬上银幕，
成为中国电影艺术新潮的头雁。那些从电影学院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之所以选择郭小川这首长诗来改编，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首长诗本身有一种让人们冲破教条的成见，重新反省历史的力量。郭小川创作最活跃的年代，正是中国的文学被紧紧地绑在政治宣传的战车上的年代。无庸置疑，他留下的大部分作品也是绑在政治宣传战车上的。这并不奇怪。但可贵的是他几度产生了挣脱主流政治宣传的冲动，留下了一些与当时主流政治宣传不合拍甚至背道而驰的作品，发出过属于他自己而不属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声音，比如《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与八个》《望星空》和《秋歌二首》。这就是他去世之后，某些作品还能启迪人们的精神解放的原因。这样的情况，在郭小川同代的诗人和作家中，并不多见。
在当时能有一点独立的思考，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是不容易，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什么郭小川能够有一点独立的思考，这要从他的经历本身找原因。他是忠诚的革命战士，但革命的铁拳也曾几度砸到他的头上。在延安时代，他的妻子就是抢救运动的对象，1957年，他的妻子又险些被打成右派。这就可以理解他的《一个与八个》，要把一个被共产党冤枉了的革命者当作主角。而这种情况，在建国后17年的文学作品中，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
(五)
最近有一部书，书名有点怪，叫《人有病，天知否？》，书中记录了包括郭小川在内的一批中国作家在建国后的遭遇。作者的名字也有点怪，叫陈徒手。
陈徒手曾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有机会从近处感受了一大批文坛新老作家，了解到一些有关现当代作家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作家们建国后的遭遇激发了他创作的冲动，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陈徒手走访当事人及家属、知情者二三百人，纪录下了近四十万字的采访笔记，并在作协、社科院、人艺、北京京剧团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获取了数以百万计文字的原始材料，于是有了《人有病，天知否？》的出版。不过，我还没看到此书，不然的话，我这篇文章就可以写得更翔实些，更生动些。
二十五年过去了，当年被草草处理了后事的郭小川，也该安息了吧，然而不！最近，居然有一场官司，是涉及到这位早逝的诗人的。
今年10月13日上午，郭小川的遗孀杜惠将率子女走上法庭，控告一篇文章的作者。那篇文章是《著名诗人郭小川一段鲜为人知的黄昏恋》
，作者贺方钊，连带控诉刊登和转载此文的国内5家新闻单位，并索赔人民币100万元。
湖北《幸福》杂志今年第2期刊登了湖北黄石市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贺方钊撰写的《无语问情：生死相依两茫茫———著名诗人郭小川一段鲜为人知的黄昏恋》一文，讲述了郭小川70年代初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时，
与当地女青年佘心惠相识相爱的过程。文中称：自从一年前他妻子含冤去世后，他的情感世界一直紧闭着。与干校卖饭票的女青年佘心惠结识后，两人关系逐步加深。1972年，佘心惠患上血癌，郭小川曾带她到武汉就医。弥留之际，郭小川守在她身边，表示要与她举行婚礼。佘吟着爱情诗句离开了人间。
文章还配发了郭小川、佘心惠各自的照片。年近八旬的杜惠老人看到此文后，气愤不已，断定这件事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她说：“我与郭小川共同生活了30多年，对他非常了解，贺方钊文章所写，与小川的为人、性格相去甚远。我认真核对了一下，那篇文章全篇不足5000字，伪造的就有50多处，可以说处处胡编乱造，信口开河，这样的人披露什么‘鲜为人知’的事情靠得住吗？”
《黄昏恋》一文发表后，全国许多报刊作了转载，
今年6月23日，杜惠及三子女以名誉侵权为由，将贺文钊及《幸福》等5家报刊推上法庭，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
偿精神伤害费100万元。
作者贺方钊否认此事是凭空捏造，他说这件事是听一个朋友讲的，现在他已找不到这个人了。他说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郭小川的怀念。他承认未经核实写出文章，特别是有关杜惠老人已去世的情节让他追悔莫及，所以他一再让记者代向“杜妈妈道歉”，并请求给予原谅。
由于此案是名人官司，涉及多家新闻单位，索赔数额巨大，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不是知情人，当然不便在此说些什么，不过，利用死去的名人制造一点“轰动性的新闻”的事，时有所闻，文章的作者称“这件事是听一个朋友讲的，现在他已找不到这个人了”，就有些不负责任，道听途说的味道。更何况有“一年前他妻子含冤去世后”这样的错误。
(六)
唉，死者长已矣，让他安息吧，更何况是死得很惨，死得很不是时候的郭小川。在此文结束之际，还是让我们再一次吟哦他的力作——《团泊洼的秋天》吧：
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
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
蝉声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
蛙声停息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
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
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
秋天的团泊洼啊，好象在香甜的梦中睡傻；
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是的，团泊洼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洪大；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掩盖在尘埃之下；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
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
解放军兵营门口的跑道上，随时都有马蹄踏踏；
五·七干校的校舍里，荧光屏上不时出现《创业》和《海霞》。
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
在一排排红房之间，常常听见同志式温存的夜话。
……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头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是的，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十七、陈少敏——真理的捍卫者
悼念陈少敏：革命女英雄，高山一劲松。神州开朗日，何故去匆匆。
（1977年12月）
(一)1977年12月14日，女革命家陈少敏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对于陈少敏，我当然是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前，她就是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张琴秋等齐名的党内的女革命家。
打倒“四人帮”，进入了1977年，曙光虽已出现，但仍春寒料峭，十年浩劫的余毒一时难以清除，一些在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的革命家和爱国人士，还未能盼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就因病残而去世，这其中，有郭鹏、刘先胜、匡裕民、毕占云四位中将，以及多位的少将；还有潘汉年、章乃器、武竞天、刘清扬（女）、许建国、陈望道、王化民等，当然，还有在那年12月14日逝世的陈少敏。这些人，总算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这是他们的幸运；这些人，还没来得及等到拨乱反正，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纠正历史的冤假错案，这又是他们的遗憾！上述诸人中，尤其潘汉年最可怜，他死于4月14日，这位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曾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的老革命家，被诬为“内奸”，
竟死在共产党开设的监狱之中，直到1982年8月才由中央平反，恢复名誉。
我为陈少敏写一首悼亡诗，是出于对这位女革命家的尊敬，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有一件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皆因当时刘少奇尚是“叛徒、内奸、工贼”，如果我知道了这件事，我说不定会写进诗中。若干年后，我不知从一个什么渠道得知：在1968年末党的8届12中全会上，举手表决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全体中央委员之中，就是她——陈少敏没有举手！啊，我听到这一件事时，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多么可悲的现状！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因此，今天，当我写这一组文章时，我自然不想漏掉陈少敏这个可敬的人物。
(二)陈少敏是个什么样的人，敢于抗拒强权，坚守人格，维护党性？让我们回顾一下她的经历吧：
陈少敏这一名字，是参加革命后为秘密工作需要所起。她原名孙进修，1902年出生于山东寿光县农家。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佃田地耕种，一面教小学。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3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19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她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
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陈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女中文美读书，于1927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她转为共产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时，陈少敏只有二十多岁，却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称为“陈大姐”。在北方的七年白区工作中，陈少敏坐过监狱，也忍受过丧夫亡女之痛。1935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鲁豫特委担任组织部长时，动员起成千农民起来斗争，还建立了一支300人的游击队。反动政府惊恐之余，到处通缉“共党女匪首大脚老方”。
1937年，陈少敏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组织部长，在确山县“红色竹沟”主办教导大队，并兼任游击队政委。不久，她率部东进与李先念会合，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这位在边区人称“女将军”的副政委还带头赤脚下田。“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的歌谣一时传遍中原地区。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少敏任中原局副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部队被敌包围时，同志们劝她撤走，她却坚持留下。当蒋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之际，中原军区部队已奋勇冲出包围圈。在突围的千里征途上，陈少敏虽然患病，却拄着一根树棍坚持随队行军。
解放以后，陈少敏担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曾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党的八大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文革”中，她受到冲击，不过因威信高，1968年末，还被允许参加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她伏在桌上拒绝举手。当时发表的全会公报虽宣布“一致通过”，历史事实却是缺了陈少敏一票。奸人康生于会后向她质问：“你为什么不举手？”得到的只是一句正气凛然的答复：“这是我的权利！”康生、江青之流为对陈少敏进行打击，借战备疏散将病中的她强行抬上火车，赶出北京，送往河南罗山劳动。在那里，她患病导致半身不遂，“九一三事件”后才得以回北京治疗。欣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陈少敏曾希望能重新工作，却不幸于1977年12月14日因病重逝世。
(三)从陈少敏的经历，我们得知，她是“将军”出身，如果1955年时她仍在军队，被授予
少将甚至中将军衔也是不过分的。军人有军人刚烈的性格，可以解释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妨又想想，在当时的与会者中，军人及军人出身者不知凡几！他们为什么举手？我们不妨又想想，当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王震等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被迫举起沉重的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陈少敏不肯举起尊贵的手，发出无声的抗议，该要鼓起多么大的勇气！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共产党最
不堪回首的一次会议，迫于最高层尤其是林彪、江青等的淫威，中央委员们硬是集体将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并要“永远开除出党”而后快！啊，了解了这一历史，我们不禁为陈少敏那神圣的代表着真理的一票喝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应向这位坚强不屈的女性致以崇高的敬意！
陈少敏不仅公开拥护刘少奇，还不怕表露自己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态度。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在举国悲伤的日子里，这位老共产党员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再去看周总理一眼。然而，这点愿望也根本无法实现。她气得把床头柜拍得咚咚直响。恰巧有一位老同志来看她，她怒火冲天地说：“向总理遗体告别，还要资格，凭什么资格？我凭共产党员的资格！”周总理尸骨未寒，上海出现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消息传到陈少敏耳朵里，她气不打一处来，高声说：“我不赞成，不投票！”“他要当了总理，我们国家就完了！”一些老同志问她：“如果选总理，大姐准备投谁的票？”她提高了嗓门，说：“我选毛主席说的那个人才难得的人的票。”
以后，只要提到“文革”，提到刘少奇冤案，人们也应该再说起这位刚直不阿的女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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