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四人帮——从哪儿冒出这怪胎?

 

      《欢呼粉碎“四人帮”》九月神州举国哀,乌云黑雾伺机来。四人帮派弹冠冕,一窝蛇虫闹舞台。立下雄心除逆贼,谋来妙策拨阴霾。英明今有华汪叶,妖怪囊中次第栽。(76.10)

       《水调歌头.和郭沫若》肮脏千古事,污秽四人帮。一窝花蛇毒蝎,横行甚嚣张。另立女皇内阁,迫害贤相忠臣,黑手遮天光。贼眼露谋机,日夜梦黄粱。     举铁拳,挥巨棒,打凶狂。王张江姚被扫,神州尽朝阳。载歌载舞欢呼,为国为民除害,前程更辉煌。八亿人所向,红色党中央。(76.11)

      《“四人帮”自叹》(曲子词五首)(76.11)

       1、《终身误》都道是文革驰名,俺只念恩母江青。空霸着,金銮第二雕花椅,终不忘,国家元首世外惊。叹卢生,黄粱美梦未成形。纵然是工人出身,到底难救命。

       2、《恨无常》喜荣华正好,幸伪装周到。凶狠狠,把大权独揽,心慌慌,赶制棒帽。俨然是,正确代表,直向人民暗里挥屠刀。无奈烈火烧身,圣主呵,当年狄克真绝道?

       3、《世难容》气质尽藏奸,才华莫等闲。天生成白骨人间罕。你道是学生和战友,执正确路线,却不知背后下毒手,篡党兼夺权。可叹也,当日风流人将老,难熬矣,女皇迷梦春色阑。这回哟,还不是老娘登殿遂心愿?哎呀呀,何事举国燃烽烟?怎禁得,八亿人民挥铁拳?

       4、《聪明累》阴谋耍尽太聪明,反害了自身性命。蓬子非仙子,生儿叹飘零。叛徒传经,自幼学,头角显露更精灵。揣一颗意悬悬窃国心,好一似荡悠入天庭。忽喇喇魔王殿倾,昏惨惨威风灭净。呀!一场欢喜梦未清,因何事,获污名?

       5、《好事近》千钧大棒扫尘埃。反人民,搞分裂,便是失败的根本。人民之心盼革命,国家进步须安宁,前途更光明!

       《忆秦娥》东风烈,神州大闹欢腾节。欢腾节,旌旗如海,爆衣如雪。     领袖威名光日月,四只苍蝇空悲切。空悲切,沉舟侧畔,百舸争越。(76. 12)

                               (一)

      上面一连引用了一诗两词五曲,不是悼念某人逝世,而恰恰相反,是欢呼“某人”逝世。这个“某人”,乃是祸国殃民的、千夫所指的“四人帮”!第一首七律,是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所写。“英明今有华汪叶”句,“华汪叶”指解决“四人帮”的几个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其实,最初这一句是“英明今有华统帅”,因当时还是突出他的功劳的。后来我觉得后三字不合平仄,所以修改了,而把“叶”放到最后,纯粹是诗歌的平仄关系,其实粉碎“四人帮”,叶帅的功劳是最大的。第二首是词,是和郭沫若的。文革中郭老也是受害之人,只不过他的国际声誉高,又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故不至于被迫害至残至死。粉碎“四人帮”后,他也觉出了一口怨气,始能写出一首象样的词,内容我没有记住,但我肯定是步其韵而作出这一首的。至于五首曲子,乃是仿《红楼梦》中的五首而成,前四首,分别写了王、张、江、姚,最后一首《好事近》算作总结。至于最后一首《忆秦娥》词,当是写于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之时,其时的毛泽东,还未走下神坛。

      何以诗词曲一气用上?皆因打倒“四人帮”,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解放,仅一诗一词或一曲,实在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狂喜,而上面所引用的,也不过是我当时写的诗词曲中的部分而已。今天离开1976年,不觉已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这二十五年,实在是极不寻常的二十五年,是翻天覆地的二十五年,今天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只源于1976年10月6日那个惊心动魄的一夜!

     当然,那一夜活捉“四人帮”的精彩场面,并非第二天、第三天即公诸于众,过了多少天才向我们普通老百姓传达,我已记不得了,可能是一周之后。其时我在雷州半岛农场干活,日子过得和平时一样,半死不活,不知世上已千年。某天,队里的支部书记敲钟,集中全队职工开会,这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事,我们乐得不用出工。不过,这天开会的内容却是震撼性的!书记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文件,使我们知道了在中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起来了!这事,并没有在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农场职工中引起巨大的不安,更何况是有文化的知青。这是党中央的行动,是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等策划参与的行动,没错!大家只是觉得应该,觉得振奋,觉得大快人心,尽管江青,还是刚刚逝世的毛泽东的遗孀。可见,“四人帮”已成了天怒人怨、千夫所指的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惜我所在的农场,不可能有许多欢庆的场面,但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国的其他的大城市中,会有多少欢呼声,多少爆竹声,多少哭声,多少笑声!而我,唯一可以做的,也就是以诗寄情,一发心中的闷气、怨气。

                              (二)

    “四人帮”原来都是些无名小卒,何以会跃上了中国政坛的最高层?有道是乱世出奸雄,其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从他错误的判断出发,决心清除异己。而要铲除异己,则要将天下搞得大乱,方能实现这一目的。对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彭真、罗瑞卿等开国元勋,要把他们随意赶下政治舞台也不容易,他必须借助于另外的一、两股政治势力,方能达到这个政治目的,于是,林彪集团出现了,江青集团形成了;于是,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贤相忠臣遭受迫害,乱臣贼子纷纷登场的令人痛心的欲哭无泪的局面!

   “四人帮”集团是在1965年批《海瑞罢官》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依靠江青的力量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形成江青集团的核心力量。以后,他们又凭借权势,趁着“文革”的混乱局势,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逐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帮派体系。1972年9月,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也成了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视 为登上“女皇”宝座的“军师”和“干将”,张、姚、王等则把江青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靠山和保障。这伙人,“文革”前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文革”使他 们一举扬名,成为全国上下人人皆知的风云人物。

     江青,又名李云鹤,生于1914年,山东诸城县人,15岁开始在山东实验剧院学戏, 还在青岛大学当过旁听生。1932年入党,因介绍人被捕,失去党的关系。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者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被捕,在狱中自首,被保释出狱。 1935年到上海当上了影剧演员,改名蓝苹,演过《玩偶之家》、《狼山喋血记》、《 王老五》等影片,为争演《赛金花》,闹得天翻地覆。1937年 8月,她经西安到了延安,改名江青,隐瞒了自首的历史混入党内。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江青的目的很清楚,获得这一身份是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当时政治局给她规定任务, 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参加政治活动,这当然是江青不能满足的,她的政治野心很强,只是当时条件限制,没办法实现,只得暂时隐藏起来,扮演一个贤妻角色。解放以后,江青长 期养病,一直没干什么大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直被“锁在云雾中”。 1963年12月和1964年 6月,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提出批评。江青认为时机到了,于是给自己戴上“文艺革命旗手”的桂冠,到处活动。“文革” 兴起,江青更是如同吃了兴奋剂,仿佛什么病都没了,她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得到了指挥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对此她仍不满足,九大时,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1972年,她在接见美国客人维特克时,干脆地表露出她要成为中国当代的“女皇” 的远大“理想” 。江青的活动,不能单枪匹马地进行,她需要一批得力的“干将”,张春桥首选为 “军师”。

     张春桥也是山东人,比江青小三岁,也曾混进于上海文艺界,以“狄克” 的笔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8年 1月到延安,后来到石家庄工作,以后又随柯庆施到了南方,“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在江青门下,他算是有点知名度的,还在1958年,为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并 因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3年,他又百般逢迎江青,帮助江青组织批判《李慧娘》 等的文章,由此得到了江青的信任。在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更是立下汗马功劳。江青看中了张春桥的诡计多端,将其收为“军师”。

     姚文元是浙江人,“文革”前为一无名小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专门爱打棍子、扣帽子,素有“姚棍子”之称。 1965年,按江青的意图,姚文元写下了那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因此立功进了中央文革小组,在江青跟前效力。

     王洪文,吉林长春市人,16岁参军,复员后在上海国棉17厂当保全工,“文革” 前不过是该厂的保卫科副科长。“文革”兴起,王洪文找到了机会,靠造反起了家,成了“上海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上窜下跳,先后制造了“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又闹出了“一月风暴”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 当了上海市第三书记。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挑中了王洪文作新的接班人,认为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特别是对“文革”有重要贡献,1972年把王调到了中央。王洪文一到中央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成了“四人帮”。

    “四人帮”在中国的政坛上为害了整整十年之久,把好端端的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沿。“四人帮”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不是我这篇短文可以列举的。在那十年当中,光是被迫害致死的就达 34000多人,受迫害的达70多万人,受株连的有1亿多人。“文革”期间的经济损失高达 5000多亿元人民币,中国真正是元气大伤。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四人帮”也认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尤其是江青,迫不及待地要“登基”当“女皇”。于是,解决“四人帮”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解决“四人帮”的经过,不少文章书籍都有记载,我这篇文章似乎没有必要再重复。不过,活抓“四人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是一场精彩的现实戏剧,所以又促使我不厌其烦把那二十五年前的一幕引出:

                                (三)

     在1976年9、10月那紧要的历史关头,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凭着对党和祖国的忠诚和关心,敏锐地观察着“四人帮”的举动,关注着国家的前途,他们多次碰头,商量对策。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就多次到叶剑英处密谈。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说:“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帅则说,主席在世,不可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并要王震和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主管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保持联系。王震表示:“我来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
    毛泽东治丧期间,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人都与人商议过“四人帮”的问题,并直接找过叶剑英。北京的西山,成了铲除“四人帮”的“联络站”和“指挥部”。叶帅就住在这里,利用这个隐蔽所,同能够接触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个别交谈,或约进来,或走出去,与靠得住的同志们交换看法,除了前面提到的老一辈老革命家们,还有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如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 青长、熊向晖等同志,军队的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肖劲光、苏振华、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等。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做出的,是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叶剑英起了重要的作用。

    
长时间的酝酿,叶剑英心中有了底,增强了解决“四人帮”的信心,也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叶剑英想到,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首先要得到华国锋的大力支持,这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叶剑英主动接近他、关心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为此,叶剑英亲自到他的住处,向他分析形势,陈述利害,揭露“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希望他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华国锋也为“四人帮”的困扰而苦恼,听了叶剑英的话,他很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叶剑英回答:“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华国锋的情绪高了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叶剑英还多次到中南海做汪东兴的工作,汪东兴明确表态,支持叶剑英和华国锋的主张。

      10月6日晚7时,叶剑英的车子驶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汪东兴已守候在此。正厅内由一扇屏风一分为二,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别坐在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则在屏风背后。时针指向了8点,命运之神开了个玩笑,最先到的竟是号称神机妙算的张春桥。可惜这次没算出自己的命运由此发生变化。他夹着文件包,兴冲冲地来了,一进门,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这才觉得有点不对,不停地问:“怎么回事?”进得屋来,叶剑英正襟落坐,目光严峻,华国锋立起身来,严肃地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你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平时盛气凌人的狗头军师,此时双腿打颤,只用手摸了摸眼镜,没作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带走了。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这个“文武全才”的大人物走下高级轿车,趾高气扬地跨进门来,行动组的一位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走进来,王洪文一看势头不对,立刻端出中央副主席的架子,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 接着就使出造反司令的浑身解数,拳打脚踢,可他的武斗本领毕竟有限,很快就被扭住双手带到正厅。他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预感到末日来临,两眼射出凶光,象野兽一样扑了过去,警卫人员将他推倒在地,等他爬起来时,终于从青云直上的梦境中清醒了,威风全无,乖乖地听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被带走时,无奈地发出叹息:“没想到这样快!”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倒证明一条真理,对付他采取“先发制人,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及时,以及何等正确。    

     姚文元姗姗来迟,8 时15分才到。其实,姚文元早就想来开政治局常委会了,“四人帮”这位笔杆子已手痒多时,他接到通知,嘴里还唠咕着:“搞什么鬼! 这么长时间不开会,早就该开这个会了!” 心里急着来参加会,竟忘了带帽子遮上秃头,也忘了叫警卫,只顾夹上皮包就来到了中南海。不知是因他迟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对他的处置降了格,没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华国锋也没有亲自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由中央警卫局一位副科长宣布。等姚文元弄清楚怎么回事后,这个昔日的“金棍子”,“四人帮”的吹鼓手,平时一贯善于用“软刀子”杀人的凶手,此刻双腿发软,瘫倒在地,被几名卫士拉起来,踉踉跄跄地被带走了。

    就在怀仁堂的“会议”紧张进行时,另一个小组来到了中南海万字廊 201号,有一点不同的是,这个小组里有两名女警卫。居住在这里的“女皇”这几天为筹备“登基”真是又忙碌,又兴奋,也太疲倦了,此刻刚吃完晚饭,正在沙发上休息,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中。据执行这一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他当时带人进去后,因为是熟人,平时常见面,江青只是点了点头,仍在沙发上端坐。但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站定,庄重、严肃地宣布:“江青( 没往日的“同志”二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按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除了“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双目怒视,并未发生传说中的“大吵大闹”,“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大致是后来审判江青时她在法庭上大吵大闹,人们由此推理,以为拘捕时她也会如此表演。江青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她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才慢慢站起来,从腰间摘下钥匙,密封进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 个字,交给了张耀祠。之后,被人押上了她平时乘坐的专用轿车,并没像传闻那样带手铐。这一天,把她带到了中南海的一间地下室。

                                 (四)
    
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打垮了“四人帮”。当晚,玉泉山号楼叶剑英住处的会议室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晚 10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 5点。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与会者听了华、叶的报告,无不欢欣鼓舞,完全赞同这一行动。第二天开始,“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也相继被隔离审查。4 年后,林彪、江青 集团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1年5月14日,保外就医的江青死在她的住所,1992年8月3日, 王洪文因病死在医院。 “四人帮”的罪行有目共睹,“文革”中多行不义必自毙,任何人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终无好下场。粉碎“四人帮”,人民欣喜若狂,多灾多难的1976年,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而“四人帮”的被粉碎,也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有时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上述四人的结局会怎么样?江青会保持着“第一夫人”和“贤妻”的形象,而永载史册;张春桥起码也可保持有中共高干兼马列主义理论家的衔头;姚文元获得“文艺评论家”的名称乃是必然;而王洪文,弄个工厂中级干部甚至厂长当当,平平安安活到现在,过着退休生活,抱抱孙子,下下象棋,逛逛公园,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惜,“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也害了他们四人。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也应该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而我们已经吸取的,似乎还不是全部,不时,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沉渣泛起,如一些可以勾起人们痛苦回忆的歌曲作为“精品”再响彻耳畔,可以把人们带回到那个可怕岁月的书籍又以“成果”的面目出现在书架,一些文章中的言论还似曾相识等。不过,经过了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是知道怎样选择未来的路的,我对前景又充满信心。

                 十六、郭小川——大悲之后的大喜害了你 

                             悼念郭小川

           四贼擒拿日,诗人去为何?!星空抬眼望,含泪诵秋歌。

                                                  1977年

                               (一)

    这首诗,是悼念现代诗人郭小川的。没有注明写作的具体时间,但写于1977年应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要悼念郭小川?原因是,我是个爱诗的人,而他,与艾青、贺敬之等,都是我喜欢的写新诗的诗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我就读过他的《向困难进军》《望星空》《甘蔗林——青纱账》《深深的山谷》等诗篇。他的诗有点古典的味道,注重韵律的美,同时,他的诗又不拘一格,尤其效仿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的体裁,更是我喜爱的,我后来学写新诗,尤其是一些长篇的新诗,如《理想之歌》《南燕北鹰》等时,都是采取了这种格式。

    然而,我为他写悼念诗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报上发表了他的在“文革”期间在干校中写的两首诗,一首叫《秋歌》,另一首叫《团泊洼的秋天》。啊,很久没有读到过这样有诗味的诗了,文革中也有诗,但那都是硬梆梆的口号诗,而《团泊洼的秋天》这样的诗,尽管也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却给人一种震撼和激动,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位受压抑受迫害的战士的忠诚表白,以及他内心的悲愤和抗争。我欣喜,“向困难进军”的郭小川又回来了!然而,再看看报上的说明,才知道郭小川已经不在人世了!郭小川逝世的时间,是1976年10月18日,是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周!肯定,他已经听到了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为什么还未尽情地享受胜利的喜悦,就匆匆地离去呢?!十年浩劫时死不了,偏偏在黑夜过去,黎明到来之时死去,令人多么的痛心!他是怎么死的呢,我当时并不知道,估计是被迫害致病致残而死的吧。郭小川,是打倒“四人帮”后第一位逝去的名人。我的那首悼亡诗,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写下的,后两句,都隐含了他的诗作名称。

    数十年后,我才知道,郭小川不是病死的,而是被烧死的。怎么会被烧死的呢?有的书上说,他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晚上狂喜而喝酒,油灯打翻燃着被褥而被烧死;有的说他睡觉时烟头燃着被褥而被烧死。总之,一代诗人郭小川,就是在1977年10月被“解放”后回到北京,住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等候分配工作,却不幸在18日的那个夜晚,在招待所遇上失火而被烧死的。无论怎么死,都是很令人痛心的,如果他不死,中国的诗坛肯定会增添不少精品的。

                             (二)

     郭小川死后,后事如何处理呢?作家韦君宜的《思痛录》有记载其事: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碰见的第一件别扭的事,是诗人郭小川之死。   

      小川之死这件事本身还查不清楚——他好好地睡在招待所被窝里,怎么会被自己抽剩的香烟头点着了自身而活活烧死?——只说我们这些刚刚得到“解放”消息,还没有“安排”的文艺界朋友,听到了无不惊讶,痛心。应该追悼他呀!可是这时候,既没有作家协会,也没有任何文艺团体(除了那些样板团)出面来召集追悼会,奔走来奔走去都不成。后来听说办成了,凭通知到八宝山入场。我收到这么一张油印的小条,问我们社其他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不知道。开会头一天,我接到冯牧一个电话,说:“人家通知的范围非常小,只好这样,咱们分别口头通知大家,你也通知一些人吧。”我说好。于是见人便讲,动员了一车。赶到八宝山一看,满满地站着一院子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名人,全都站在院子里,我忙挤进里边休息室去看,才知原来只开了一间第六休息室(按八宝山的规矩,一般要开六、七、八,三间, 给吊客休息,规格再高点的,增开一、二、三,三间)。今天如此,吊客只好都站在院子里,在悲哀之上又加了气愤。   

     我听见站着的吊客们窃窃私议,今天的规格不知怎么样,据说特别高,由中央主持……什么中央人物,当非文艺界所能够得上。等了一会儿,叫我们排队进去,站好之后,奏哀乐,然后上去了主持并致悼词的人。我眯眼看了半天,既看不出是哪位作家,更认不出是哪位首长。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妇女,手拿悼词,结结巴巴在那里念。谁呀!直到会散了,人们往出走了,我这才打听清楚,原来这位主持会的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长辛店铁路工厂的一位女工。想必是造反成就极大,才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但是她和郭小川有什么关系?和诗又有什么关系呢?“四人帮”垮台了,她还在做她的官(不过,后来她下台了),她又着实与文艺及政治方面都联不上,所以至今我也说不清这位为死去的小川做结论的女部长的名字。

                                (三)

    郭小川的遭遇,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缩影。 他于1919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6年开始发表诗作,1937年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39年任王震将军机要秘书,1949年任《天津日报》编委。在战争年代,他还没有太多的事,但解放后,麻烦事反而多起来了。1953年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5年参加整理胡风案反党材料,因他是中宣部的领导之一,整人的事免不了。1956年调任中国作协秘书长,1957年为作协反右派组织者之一,参与反“右派”斗争。1959年10月初,作协全力开展反右倾斗争。10月20至11月初,郭小川一口气写了大小十篇反右倾文章。但是,11月,郭小川本人却被被批判。11月25日在对他的第一次批判会上,他宣读了第一份检讨书;12月递交了第二次“ 补充检查”……

    在最近出版的《郭小川全集》中,郭小川的家人不仅收入了他的诗作和其他文艺评论的文章,而且也收入了他在历次运动中的检讨书,这是很有胆识的举动,这也是研究诗人的内心世界以及文艺界内幕的绝好的材料。今引几段如下:

      多少年来,我都被当成好干部,受到信任和赞扬,只是到了作家协会,总是受到指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过去,我一直不敢正视我这种阴暗心情,总以为开朗,有话就说,说完就算了,别的同志批评我,不记恨在心里,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态度。这些正确的批评,不仅是我更强烈地要求离开作协的一个原因,而是应该看做引起我对党不满的开始。

  我的这种对党不满,到了1956秋天,又集中地表现在《山中》这首诗上。这首诗的寓意,完全表现了对党所交给我的政治任务的抵触情绪。我心想,我已经到作协一年了,再不让我离开,我简直不能忍耐了。这种阴暗的心情,在诗中发泄尽致。我在诗里说:“这儿不是战士长住久居的地方”,“在这儿呆久了,我不免忧伤”。“这儿 "是哪儿呢?当然是北京的机关,从此也可以看出我的不满情绪到了怎样的程度。

  《一个和八个》,这是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次反党的罪恶,无疑是隐藏在我思想深处的阴暗思想的总暴露,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是当时修正主义思潮对我的影响的总暴露。第一,我对肃反是有阴暗心理的,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我因为幼稚、糊涂,自己抓来一顶帽子。由此,我表面上是毫无怨言的,而且不愿暴露,可是,当有人和我谈起这些事,我也觉得,当时虽是我糊涂,但也是环境造成的,别人把我们搞糊涂了。因此,我们几个同志(蔡天心、陈振球等)后来谈起,总认为当时领导我们的阎达开同志(现在河北省委)要负责任。实际上是对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此外,当别的同志和我谈起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为了被审查而发牢骚时,我也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劝他们不要埋怨,自己人的事,错了也没有关系。这种态度和劝说的前提,实际上是延安审干搞错了。因此,在今年听到少奇同志庐山讲话录音,说到:“延安审干即使百分之九十戴错了帽子,也仍是基本正确的。”(大意)我当时觉得非常正确也非常新鲜,可见我以前在思想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在口头上,我当然是拥护肃反的,但在我内心深处,在感情上,还是延安的老观念,以为搞错了一些“好人” ,心中同情,却不去想这些人是什么人,什么阶级,什么具体情况,而一古脑儿把戴帽子的错误全算到党的账上。这种阴暗的思想,在这首诗里直接地起了作用。这首诗,就是为那些被肃过的人作辩护。第二,我的自我扩张到了严重的地步。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我一直是散漫、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的,战争时期好一点,解放以来,由于一帆风顺,便过高地估计自己,不能听取批评,不能作党的驯服工具,到了1956年写出一些作品受到某些喝彩之后,便更加骄傲自满起来。如同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反党分子王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写照。第三,这时期,我对党已经有了更多的不满,我要离开作家协会,拒绝党所交付的政治任务,党不允许,我是不满的,才会歌颂像王金这样的反党“英雄”,才把党的干部丑化,才忍心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恶毒的讽刺。第四,人性论的观点在这首诗中达到极点……

  实际上,我的理论水平很低,逻辑能力很差,我起草的文件都是粗糙得很的,这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才能,是很容易看清的。至于创作,更谈不上才能。现在看来,我只能抒一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情,根本不会抒人民之情。我的那些作品,的确是乱七八糟的,前些时看了,实在不忍卒读。大家为了鼓励我举出的《向困难进军》,就是自我扩张最严重的一篇,而且这些东西既不民族化,又不群众化。

  我是有野心的。一是文学上,我注目的是当个大作家;一是从党务工作上发展,注目的是有更高的职位。前几年,还有个从研究工作上发展,注目的是当理论家,这几年不想了,因为觉得这方面不行。这的确是野心家的道路,如任其发展下去,的确是万分危险的。

                              (四)

  据批判过郭小川的人说,在批判大会上,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有想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虑一下。”他考虑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份名为“第二次补充检查”中我们发现了,那就是彻底放弃抵抗。这份检查与其说是他自己写的,不如说是他抄袭了批判会上批判者的发言更准确,他把批判者抛出的种种帽子统统拿来,扣在了自己的头上,而他自己甚至包括批判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

    这就是当时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批有才华的作家诗人,在解放后又当上了作协、文联等的领导人,如冯雪峰、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冯牧、瞿白音等,他们要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部署,要去整一批人,如胡风,如丁玲,如沈从文,如周瘦鹃,如吴晗等。而不知什么时候,他们自己又成为了挨整的对象。在这种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环境之中,如何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如何能产生真正具有感染力的文艺作品?象郭小川那样,还能写出不少具有独特思想性和文艺性的作品的作家,在“文革”前实在是难得的。

  自59年反“右倾”,郭小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1962年,郭小川离开作协,调人民日报社任记者;1966年“文革”爆发,他理所当然被批判斗争、靠边站;1968年被揪回作协批判、蹲牛棚;1970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3年,因他和妻子杜惠在延安时代曾和林彪、叶群有来往,即被江青诬为修正主义分子;1974年更因林彪案被隔离审查;1975年他写了致胡乔木的“万言书”,再次检讨和辩护,并在当时政治气候稍为好转时,创作了《秋歌》和《团泊洼的秋天》等诗歌。就在他已经见到了曙光,即将可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之时,这位出版了11本诗集的中国现代诗人,却被一场大火烧死了!
  
  对于郭小川的作品,我没有评价鉴赏的能力,更难以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去加以分析,还是引述几段别人的评论吧:

    郭小川是在“四人帮”刚刚粉碎之后不幸去世的,他没有赶上 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但是,他留下的作品,曾经两度在思想解放进程中发挥作用。

  第一次是他的遗作《秋歌》二首的发表,使人们听到了这位著名 诗人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悲愤的抗议。虽然这两首诗采用 了“走资派”、“继续革命”等当时流行的语码,但其中的所指是很清楚的。重要的不是他用了什么概念,而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开始 了独立的思考。虽然他思考的层次还没有触及体制本身,仅仅向他所 不满的领导层里的江青那一派力量发出抗议。但他能从“文革”初期赞美江青,变为决定同他们抗争,对于一个老党员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次是它的遗作《一个与八个》被第五代电影导演搬上银幕, 成为中国电影艺术新潮的头雁。那些从电影学院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之所以选择郭小川这首长诗来改编,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首长诗本身有一种让人们冲破教条的成见,重新反省历史的力量。郭小川创作最 活跃的年代,正是中国的文学被紧紧地绑在政治宣传的战车上的年代。 无庸置疑,他留下的大部分作品也是绑在政治宣传战车上的。这并不 奇怪。但可贵的是他几度产生了挣脱主流政治宣传的冲动,留下了一 些与当时主流政治宣传不合拍甚至背道而驰的作品,发出过属于他自 己而不属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声音,比如《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 歌》、《一个与八个》、《望星空》和《秋歌二首》。这就是他去世之后,某些作品还能启迪人们的精神解放的原因。这样的情况,在郭 小川同代的诗人和作家中,并不多见。

   在当时能有一点独立的思考,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是不容易,要 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什么郭小川能够有一点独立的思考,这要从他的 经历本身找原因。他是忠诚的革命战士,但革命的铁拳也曾几度砸到他的头上。在延安时代,他的妻子就是抢救运动的对象,1957年,他 的妻子又险些被打成右派。这就可以理解他的《一个与八个》,要把 一个被共产党冤枉了的革命者当作主角。而这种情况,在建国后17年的文学作品中,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

                               (五)

    最近有一部书,书名有点怪,叫《人有病,天知否?》,书中记录了包括郭小川在内的一批中国作家在建国后的遭遇。作者的名字也有点怪,叫陈徒手。 陈徒手曾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有机会从近处感受了一大批文坛新老作家,了解到一些有关现当代作家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作家们建国后的遭遇激发了他创作的冲动,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陈徒手走访当事人及家属、知情者二三百人,纪录下了近四十万字的采访笔记,并在作协、社科院、人艺、北京京剧团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获取了数以百万计文字的原始材料,于是有了《人有病,天知否?》的出版。不过,我还没看到此书,不然的话,我这篇文章就可以写得更翔实些,更生动些。

    二十五年过去了,当年被草草处理了后事的郭小川,也该安息了吧,然而不!最近,居然有一场官司,是涉及到这位早逝的诗人的。
  
  今年10月13日上午,郭小川的遗孀杜惠将率子女走上法庭,控告《著名诗人郭小川一段鲜
为人知的黄昏恋》一文的作者贺方钊及刊登和转载此文 的国内5家新闻单位,并索赔人民币100万元。

  湖北《幸福》杂志今年第2期刊登了湖北黄石市市委 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贺方钊撰写的《无语问情:生死相 依两茫茫———著名诗人郭小川一段鲜为人知的黄昏恋》 一文,讲述了郭小川70年代初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时, 与当地女青年佘心惠相识相爱的过程。文中称:自从一年前他妻子含冤去世后,他的情感 世界一直紧闭着。与干校卖饭票的女青年佘心惠结识后, 两人关系逐步加深。1972年,佘心惠患上血癌,郭小川曾带她到武汉就医。弥留之际,郭小川守在她身边,表示要与她举行婚礼。佘吟着爱情诗句离开了人间。

  文章还配发了郭小川、佘心惠各自的照片。年近八旬的杜惠老人看到此文后,气愤不已,断定这件事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她说:“我与郭小川共同生活了30多年,对他非常了解,贺方钊文章所写,与小川的为人、性格相去甚远。我认真核对了一下,那篇文章全篇不足5000字,伪造的就有50多处,可以说处处胡编乱造,信口开河,这样的人披露什么‘鲜为人知’的事情靠得住吗?”

  《黄昏恋》一文发表后,全国许多报刊作了转载, 今年6月23日,杜惠及三子女以名誉侵权为由,将贺文钊及《幸福》等5家报刊推上法庭,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 偿精神伤害费100万元。

  作者贺方钊否认此事是凭空捏造,他说这件事是听一个朋友讲的,现在他已找不到这个人了。他说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郭小川的怀念。他承认未经核实写出文章,特别是有关杜惠老人已去世的情节让他追悔莫及,所以他一再让记者代向“杜妈妈道歉”,并请求给予原谅。

    由于此案是名人官司,涉及多家新闻单位,索赔数额巨大,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不是知情人,当然不便在此说些什么,不过,利用死去的名人制造一点“轰动性的新闻”的事,时有所闻,文章的作者称“这件事是听一个朋友讲的,现在他已找不到这个人了”,就有些不负责任,道听途说的味道。更何况有“一年前他妻子含冤去世后”这样的错误。

                              (六)  

    唉,死者长已矣,让他安息吧,更何况是死得很惨,死得很不是时候的郭小川。在此文结束之际,还是让我们再一次吟哦他的力作——《团泊洼的秋天》吧:
  
  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
  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

  蝉声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
  蛙声停息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

  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
  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

  秋天的团泊洼啊,好象在香甜的梦中睡傻;
  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是的,团泊洼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洪大;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掩盖在尘埃之下;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
  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

  解放军兵营门口的跑道上,随时都有马蹄踏踏;
  五·七干校的校舍里,荧光屏上不时出现《创业》和《海霞》。

  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
  在一排排红房之间,常常听见同志式温存的夜话。

  ……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头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是的,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十七、陈少敏——真理的捍卫者 

                           悼念陈少敏

           革命女英雄,高山一劲松。神州开朗日,何故去匆匆。

                                                      1977年12月

                               (一)

    1977年12月14日,女革命家陈少敏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对于陈少敏,我当然是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前,她就是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张琴秋等齐名的党内的女革命家。

    打倒“四人帮”,进入了1977年,曙光虽已出现,但仍春寒料峭,十年浩劫的余毒一时难以清除,一些在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的革命家和爱国人士,还未能盼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就因病残而去世,这其中,有郭鹏、刘先胜、匡裕民、毕占云四位中将,以及多位的少将;还有潘汉年、章乃器、武竞天、刘清扬(女)、许建国、陈望道、王化民等,当然,还有在那年12月14日逝世的陈少敏。这些人,总算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这是他们的幸运;这些人,还没来得及等到拨乱反正,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纠正历史的冤假错案,这又是他们的遗憾!上述诸人中,尤其潘汉年最可怜,他死于4月14日,这位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曾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的老革命家,被诬为“内奸”,应死在共产党开设的监狱之中,直到1982年8月才由中央平反,恢复名誉。

    我为陈少敏写一首悼亡诗,是出于对这位女革命家的尊敬,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有一件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皆因当时刘少奇尚是“叛徒、内奸、工贼”,如果我知道了这件事,我说不定会写进诗中。若干年后,我不知从一个什么渠道得知:在1968年末党的8届12中全会上,举手表决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全体中央委员之中,就是她——陈少敏没有举手!啊,我听到这一件事时,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多么可悲的现状!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因此,今天,当我写这一组文章时,我自然不想漏掉陈少敏这个可敬的人物。

                               (二)

    陈少敏是个什么样的人,敢于抗拒强权,坚守人格,维护党性?让我们回顾一下她的经历吧:

    陈少敏这一名字,是参加革命后为秘密工作需要所起。她原名孙进修,1902年出生于山东寿光县农家。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佃田地耕种,一面教小学。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3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19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她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

  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陈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女中文美读书,于1927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她转为共产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时,陈少敏只有二十多岁,却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称为“陈大姐”。在北方的七年白区工作中,陈少敏坐过监狱,也忍受过丧夫亡女之痛。1935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鲁豫特委担任组织部长时,动员起成千农民起来斗争,还建立了一支300人的游击队。反动政府惊恐之余,到处通缉“共党女匪首大脚老方”。

  1937年,陈少敏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组织部长,在确山县“红色竹沟”主办教导大队,并兼任游击队政委。不久,她率部东进与李先念会合,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这位在边区人称“女将军”的副政委还带头赤脚下田。“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的歌谣一时传遍中原地区。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少敏任中原局副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部队被敌包围时,同志们劝她撤走,她却坚持留下。当蒋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之际,中原军区部队已奋勇冲出包围圈。在突围的千里征途上,陈少敏虽然患病,却拄着一根树棍坚持随队行军。

  解放以后,陈少敏担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曾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党的八大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文革”中,她受到冲击,不过因威信高,1968年末,还被允许参加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她伏在桌上拒绝举手。当时发表的全会公报虽宣布“一致通过”,历史事实却是缺了陈少敏一票。奸人康生于会后向她质问:“你为什么不举手?”得到的只是一句正气凛然的答复:“这是我的权利!”康生、江青之流为对陈少敏进行打击,借战备疏散将病中的她强行抬上火车,赶出北京,送往河南罗山劳动。在那里,她患病导致半身不遂,“九一三事件”后才得以回北京治疗。欣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陈少敏曾希望能重新工作,却不幸于1977年12月14日因病重逝世。

                                (三)

   从陈少敏的经历,我们得知,她是“将军”出身,如果1955年时她仍在军队,被授予中将军衔也是不过分的。军人有军人刚烈的性格,可以解释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妨又想想,在当时的与会者中,军人及军人出身者不知凡几!他们为什么举手?我们不妨又想想,当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王震等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被迫举起沉重的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陈少敏不肯举起尊贵的手,发出无声的抗议,该要鼓起多么大的勇气!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共产党最黑暗最丑陋的一次会议,迫于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的淫威,硬是集体将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并要“永远开除出党”而后快!啊,了解了这一历史,我们不禁为陈少敏那神圣的代表着真理的一票喝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应向这位坚强不屈的女性致以崇高的敬意!

    陈少敏不仅公开拥护刘少奇,还不怕表露自己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态度。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在举国悲伤的日子里,这位老共产党员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再去看周总理一眼。然而,这点愿望也根本无法实现。她气得把床头柜拍得咚咚直响。恰巧有一位老同志来看她,她怒火冲天地说:“向总理遗体告别,还要资格,凭什么资格?我凭共产党员的资格!”周总理尸骨未寒,上海出现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消息传到陈少敏耳朵里,她气不打一处来,高声说:“我不赞成,不投票!”“他要当了总理,我们国家就完了!”一些老同志问她:“如果选总理,大姐准备投谁的票?”她提高了嗓门,说:“我选毛主席说的那个人才难得的人的票。”

   以后,只要提到“文革”,提到刘少奇冤案,人们必然会再说起这位刚直不阿的女革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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