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郭沫若——文坛巨匠晚年的悲剧
悼念郭沫若：郭翁文采最风流，革命生涯八六秋。怒斥蒋帮借屈子，狠批四害有歌头。主持科院抒新见，领导文联献妙谋。一代奇才今远逝，吾人痛惜泪难收。（1978.6）
(一)1977年过去，1978年又到来。在1978年的上半年，也陆续有一些名人去世，如军政界的杨梅生中将
，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朱理治，彭绍辉上将，王近山中将，曾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欧阳钦等；而文化界，则有语言学家黎锦熙、文学研究家陈介白、法律学家张志让、法学家潘震亚等。而最令人关注的，则是6月12日逝世的一代大文豪郭沫若。
郭沫若的大名，现在的中学生也都知晓，更何况是在数十年前了。他在多个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因而，他的衔头不少，起码可以冠之以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等。而在这些衔头之前，加上“杰出的”、“伟大的”，也不为过。中国革命文化的第一任旗手是鲁迅，而他，就是第二任的旗手。这样一个人逝世了，我不可能没有一首悼亡诗，当然，诗中说到“吾人痛惜泪难收”，就有些夸张的成份，而夸张则是诗人惯用的修辞手法之一。
我购有一部四卷本的、名叫《百年国士》的书，收入了中国上世纪百年中的“国士”共48人。此48人，无疑是编者认为的
、学问博大精深而又对中国文化有重要贡献的人物。我不厌其烦将这48人列举如下：辜鸿铭、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张伯苓、齐如山、王国维、连横、于右任、陈独秀、李叔同、鲁迅、马一浮、苏曼殊、熊十力、沈兼士、李大钊、陈寅恪、刘半农、胡适、赵元任、顾颉刚、梁漱溟、吴宓、叶圣陶、林语堂、钱穆、冯友兰、徐志摩、郁达夫、傅斯年、溥儒、罗家伦、朱自清、成舍我、瞿秋白、老舍、张大千、夏承焘、俞平伯、谢冰心、梁实秋、台静农、沈从文、叶公超、巴金、谢冰莹、季羡林。
上一个世纪的中国，虽说是处于乱世，但往往是乱世出人才，这就如同春秋战国时期产生诸子一样。说到“国士”，百年来还不止产生这48人，而一定要精选48人，则上述人物中，总觉得少了一位。到底是谁呢？我也是对照了很久，想了很久，才发现，少了郭沫若！无论从文化艺术的那个角度来说，郭沫若总比只会写些《再别康桥》的诗歌的徐志摩贡献大吧；总比只写些《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背影》等散文的朱自清贡献大吧；总比只写些《致小读者》《小桔灯》等小散文、小小说的冰心的贡献大吧；总比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革命工作，而文学作品不多的瞿秋白的贡献大吧……而郭沫若不在这48名“国士”之列，我想，肯定不在于他的学术水平不够，而应是编者的某些原因。在此，我不想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只想指出一种现象，那就是，郭沫若并不受一些学者的青睐，原因，恐怕出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表现。
(二)在此，先回顾一下郭沫若的生平。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号尚武。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1914年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五四”时期，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192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并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1923年回国到上海，创办《创造》季刊。
1924年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倡导革命文学。1926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写了《试看今日的蒋介石》一文，怒斥其背叛革命的罪行。8月，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遭蒋介石通缉，
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命文化活动。10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历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参加了反抗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斗
争。1949年8月当选为首届全国文联主席。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协名誉会长。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著有《屈原》《虎符》《蔡文姬》《棠棣之花》《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历史剧、论著及大量诗文。出版有《沫若文集》。
(三)郭沫若在“文革”中有些什么遭遇？这在一般的人物辞书中是找不到的，只有从对郭沫若感兴趣，有研究的学者的有关论著中，才能找到答案。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是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但其实，196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很不正常，如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就让人觉得杀气腾腾，不似正常的文艺批评。我当时已是个高中学生，对此已有敏感，更何况是久经“运动”的大人们。1966年4月，我们突然在报纸上看到郭沫若的一篇文章，他以检讨的形式，检讨了自己数十年来所写的东西，认为都是毫无价值的，应该全部烧掉。这篇文章把我吓了一跳，觉得不可思议。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当时也说了一句话：“啊，郭沫若也可能有问题了！”
在其后的日子里，我看到郭沫若并没有被打倒，但远没有以前那么风光，不时会在报上露露面，但多是接待外宾之时。直到打倒“四人帮”，他的《水调歌头》等诗词出来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他作了《科学的春天》的闭幕词。而这，可能是他的绝唱了。那么，郭沫若到底在“文革”中遇到一些什么事呢？我当然无从获得第一手资料，只能靠引用一些文章的说法了。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在文化界燃起，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预感到这场运动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一边，发动“革命”的是自己几十年紧紧追随的毛泽东，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自己几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郭沫若怎么能接受呢？
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让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在危崖边上。左右为难之下，郭沫若只好“退避三舍”。
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要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但这辞职未被批准。
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寄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刻薄，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种种问题，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气愤。
郭沫若说：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吧！尽管郭沫若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活动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但他看了许多批判自己的来信以后，心情是沮丧而沉痛的。
1966年4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30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至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纪要》的严重指责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浃背，坐立不安。
看来躲是躲不过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说了这些违心的话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于郭沫若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通过电话，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要求“烧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讲话大肆反华，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烧书”言论。一时，弄得郭沫若狼狈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7月4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方针，同时，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他说：“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烧书”的说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这就是“文革”开始前“郭沫若烧书”的原委！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释他的“自焚”与“再生”，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
很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动了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既受到毛泽东的保护，也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处境极为尴尬。受到保护，使他不至于象老舍、翦伯赞、吴晗、马一浮、熊十力、陈寅恪等文化界巨匠先后含冤离世；受到批判，又使他不得不在各个场合为“文化大革命”歌功颂德，以求自保
。
他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读书，被人揭发“特殊化”，1967年4月忧郁自杀。第二年的4月，爱子郭世英又被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关押折磨致死。
即使在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含冤死去之时，他也不能表露出悲痛。
(四)在中国的文人中，也有一些人是恪守学术思想，即使在“文革”期间历尽劫难也不改初衷的，在此，我引述一位与毛泽东有点私交、在“文革”中也是打而不倒的哲学家、史学家、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先生的一些行为以作对比。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到农民的处境困苦问题。12日，毛泽东即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讲话中不点名地说到：“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替农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吧！”17日，周恩来发表长篇讲话，批判梁漱溟。毛泽东三次插话，对在座的梁说：“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并说梁反对总路线“是恶意的”。18日，梁漱溟发言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毛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则历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梁欲再辩，却被“哄下台归座”。这个场面有些好笑，似乎小孩子在斗气，但又分明有“风刀霜剑严双逼”的恐怖。1954年春，中科院组织对梁漱溟的批判会，郭沫若声色俱厉地说：“你反对党的总路线，我们要严加镇压！”“文革”开始后，梁漱溟的家被抄，他上书毛泽东，请求归还《人心与人生》书稿，毛泽东同意。又公开到太平湖畔，吊唁自沉的老舍。其后我行我素，续写《儒佛异同论》。1974年2月，在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的学习会上作了两个半天的长篇发言，声明“不能随同批孔”，认为孔子有功和过的两个方面，要一分为二。并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从此，遭致7个月的围攻，大小批判会一百余次。9月23日的学习会上，召集人问及感想，他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这就是梁漱溟！他就是横下一条心，哪怕在毛泽东的高压之下也不改变他的学术观点以及他要说的真话。而这一口气，不仅使他挺过了“文革”，而且活到1988年95岁时才仙逝。在这一点上，郭沫若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郭沫若虽是位文人，但他又是一位党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党性重要于学术性，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似其他的纯粹的文人如冯友兰、陈寅恪、顾颉刚、梁漱溟那样，虽然表面上也会作些检讨，但骨子里宁愿与学术共存亡，死而后已。郭沫若既要维护党性原则，紧跟毛泽东，又痛苦地看到“焚书坑儒”，斯文扫地，他的活着，其实比上述诸人更难更累。
(五)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郭沫若的史学观点，是批判秦始皇而肯定孔夫子的，这体现在他的《十批判书》等著作中。而毛泽东则要“批孔”，并要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毛泽东的批判加上江青等对他的诬陷，使他的日子更加难过，他又是写诗又是作文，诚恳地作“自我批评”。对他的诬陷打击，他能忍受，但是如果牵涉到他的挚友周恩来，他就要奋起抗击了。
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江青在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问题上大作文章，妄图给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恩来强加上“卖国主义”的罪名。在会上，他们借题发挥，点名批评郭沫若，暗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当着周恩来的面，江青毒地指责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
事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忧心地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他为总理的安全深深担忧。
不久，张春桥竟跑到郭沫若的家里，当面要求郭沫若承认，他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要郭沫若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张春桥的用意，郭沫若心里十分清楚，也十分愤怒，他当即驳斥张春桥说：“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顿时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不几天，江青又到郭沫若家，登门威逼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并暗示，当时与王明同在长江局共事的周恩来也有责任。郭沫若早已洞悉江青一伙的阴谋，在江青喋喋不休的3个小时纠缠中始终保持沉默，不给任何应允。
为了维护周恩来总理的英名，维护共和国的一线生机，郭沫若保持了庄严的沉默。这一刻也许正是郭沫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最具光彩的一页。
“四人帮”的苦苦相逼以及悲愤与忧思，终于使郭沫若病倒了，并从此一蹶不振，住进了医院。
1978年四五月间，郭沫若的病恶化了。他发着高烧，朦胧中似又见到了分别已久的毛泽东。他向孩子们索要毛泽东的诗词，他想把自己写的诗读给毛主席听，他多想与毛泽东多说几句话啊！
临终之际，郭沫若趁着一时的清醒，把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床边，要他们记下自己的最后叮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六)郭沫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泽东。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友情和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这是令人感动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指出：在打倒“四人帮”后，在全国人民已开始对“文革”以及对毛泽东进行反思的时候，郭沫若仍作出这样的“遗嘱”，又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他临死时，还是把毛泽东当作“神”，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所犯下的严重的错误，还说“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至于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寨肥田，这更令人费解，他显然也没有意识到，“大寨”其实也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它已从一个为求生存的贫民艰苦奋斗在荒山开出了一些梯田种上了一点玉米的小山村，演变为某些政治家阴谋家手中的武器。一位大文豪的骨灰撒在这块似乎与他毫不相干的土地上，总让人觉得别扭。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那12年间，以郭沫若的才华，应该可以产生不少传世的巨著，然而，“革命”却夭折了他最后的辉煌。产生不了大文豪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有了大文豪而不知爱护，同样是可悲的，让我们记取这个教训吧。
十九、“乒坛三杰”——在阴间还一起打乒乓球吗？
悼念乒坛三杰：名将当年夺锦标，乒坛三杰国之骄。离魂最恨林江贼，骨朽人间骂未消！
（1978.6）
(一)“乒坛三杰”是谁？年轻一辈不会知道，年老一辈也未必知道，皆因当年并没有这个称号。1968年4月至6月间，中国乒乓球队中，连续有三位优秀运动员出身的教练员，因不堪非人的迫害而先后上吊自杀！在当时，报纸电台并不会公布这样的消息，因此，身处边陲的我，当然也不会知道。
十年过去了，1978年6月间，报上出现了他们的消息，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优秀乒乓球教练员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昭雪。直到此时，我才真切地知道他们三人的死讯，但如何死的当时并没有说其详，还属于“禁区”之一。但不管怎样，三位不过是打乒乓球的人，也被迫害死了，足见文革之残忍与惨无人道！
打倒“四人帮”了，理应把所有受迫害的人解放，给全部受迫害致死的冤魂昭雪。然而不！当时把持中央的，是解决“四人帮”有功的华国锋，但是华国锋并不是一位有才干有远见有魄力的政治家，他还不敢把毛泽东这座“神”搬走，他尽力在维持毛泽东生前制定的那一套政策方针，他抛出的“两个凡是”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两条新的绳索，使得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展缓慢，甚至难以迈出步子。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位“青天”的身上，他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耀邦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解放那些应该解放的干部群众，并为在文革中确实被迫害致死的各界名人恢复名誉。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恢复名誉的。
消息见报后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记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容国团”的报道《人生能有几回搏》。容国团说过的“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句话，立刻成为一句最流行的名言，流传至今。我是在这个时候，提笔写下这首七绝的，末句照搬一句古诗，我以为恰到好处，林彪、江青等发动文革的人，不是直至今天还被人们骂不绝口吗？！
(二)“乒坛三杰”对我们国的乒乓球事业有些什么贡献？稍为了解中国乒乓球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傅其芳，1923年生，原籍浙江宁波；姜永宁，1927年生，原籍广东番禺。1952年，傅其芳与姜永宁从香港一同来参加全国乒乓球赛，姜永宁获冠军、傅其芳获亚军，之后都被选入国家乒乓球队，成为国家乒乓球男队的主力队员，多次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赢得荣誉。1957年后，两人都退役，傅其芳出任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对中国队在第26至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三次蝉联男子单打和男子团体冠军起了重要作用。傅其芳还于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乒协副主席等；姜永宁先担任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后担任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而容国团，原籍广东中山县，1937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海员之家。1957年从香港归来，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年，入选广东省乒乓球队。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1959年，在第25届世乒赛中获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1961年，参加第26届世乒赛，成为中国队第一次获得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功臣。1963年，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1965年，率领中国女队获得第28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
(三)
在此，我觉得还应该把当年的一些难忘的往事追记。1959年，我已是11岁的少年。那一年，是经济困难的第一年，全国人民都在挨饿，艰难度日。然而，就是有一件事，可以让人振奋，那年的4月6日，第25届世乒赛男单决赛，决赛的一方，是驰骋乒坛多年的匈牙利老将西多，另一方，则是中国22岁的略显瘦弱的容国团。当时没有电视，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张之在电台里作现场直播。我当时连收音机也没有，似乎不是第一时间得知容国团反败为胜，以3：1战胜了西多，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但其后，容国团战胜西多的纪录片，以及他归国时手捧金杯和鲜花，脸带微笑的照片，却是令饥饿的
国人包括我百看不厌，成为最好的精神食粮。到了1961年，那是经济困难的第三年，中国不知仍有多少人挨饿，就在国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这回，我
们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比赛的实况了。男团决赛在中国和日本队之间进行。当年的日本队，可不象现在江河日下的日本队，它是世界的霸主，拥有荻川、木川、星野等名将，我队派出容国团、庄则栋、李富荣出战。我记得，容国团输了一场，但后来赢回一场，最后，我队战胜了日本，首次获得男团世界冠军。此外，庄则栋、李富荣还获得男单冠亚军。4年后，中国女队也在容国团的率领下，由邱钟惠、林慧卿、郑敏芝等也获得女团世界冠军以及女单世界冠亚军。从那以后，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至今仍独步世界乒坛。
啊，难忘的岁月，辉煌的成就，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等中国乒坛的功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精英瑰宝，应该好好地保护着。然而，“文化大革命”却是一场摧残精英瑰宝的最野蛮运动，而大量的残害忠良有两个时
段，一是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时，另一是1968年上半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乒坛三杰”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逼得自杀的。
(四)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这种方式，把“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大清查。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不久，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了。各单位相继组织了“劳改队”，隔离看守“劳改人员”，每天早、晚让他们排着队向伟大领袖请罪，白天除了“攻心会”、批斗会等活动与单位其它群众在一起外，其余时间参加劳动，干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干的力气活，诸如打扫公共卫生，清扫厕所，除草平地等，当时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便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典型经验。毛泽东曾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作如下指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了”，“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中，有这样一部分内容，即把人群分成四种情况：一种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但又不是叛徒、特务和历史反革命的人；第二种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直系亲属被杀、被关、被管，父母运动初期被轰赶回原籍，本人表现落后，划不清界限，但不属于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的人；第三种，犯有其他非政治性的错误，但是情节比较恶劣，确有民愤的人；第四种，在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把这些人定为界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即，站在十字路口，推一推就掉下去，拉一拉就站起来，或松一松就倒下去，帮一帮就立起来。使相当数量的人被军管人员捏在手里，整日提心吊胆，但求表面上唯命是从，不被划进“敌我矛盾”中去。
傅其芳由于有从香港回来这段历史，“文化大革命”当然放不过他。清理阶级队伍中，傅其芳不仅被乒乓球队揪斗，挨打，而且还被其它运动队揪去游斗、毒打。1968年4月16日清晨，他乘大家出去早操之机偷偷溜到一间小房间里，把门反锁上，在挂窗帘的铜质构杠上自缢了，终年不过45岁。
姜永宁平时爱看报纸，“文化大革命”中，便说他是“特嫌”，看报是为了收集情报。1968年5月10日被隔离审查，关押在先农坛体育场后面的宿舍里。5月12日，国家体委的人在抄他家时，发现一张姜永宁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里的小姜永宁的衣服上有面太阳旗，便认定他是“日本特务”，要他招供。为此，5月15日晚，又遭到一顿毒打。第二天，他便在先农坛宿舍四楼自缢了，终年不过41岁。
容国团也来自香港，这已对他很不利，但他并没有意识到。第三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临近之日，容国团代表乒乓球队战友执笔写了一份请战报告给中央。结果，不仅报告被退回，还要追查写这份报告的“幕后策划者”。容国团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觉得，当时张贴的揪“特务”的大标语暗中指的就是他，是在逼他走傅其芳和姜永宁所走的路。1968年6月20日清晨4点钟，容国团用一根曾经用来锻炼身体的练功带，在养鸭场的一棵榆树上自缢了。他口袋里的遗书上写道：“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容国团死时，不过31岁。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乒坛三杰”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国家体委的某些人，不仅不痛心，还大肆宣传，国家乒乓球队挖出了一个香港“潜伏特务组织”，挖出了一颗特大的“定时炸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啊，我不能再写了，再写恐怕会因愤恨而窒息！就用此文，纪念含冤去世已三十多年的“乒坛三杰”吧！
二十、罗瑞卿——会保卫别人难以保卫自己
悼念罗瑞卿大将：名将沙场立战功，十年磨难恨奸雄。高歌又是长征日，半落旌旗泪洒胸。（1978.8）
(一)1978年8月3日，有一位人民解放军的大将逝世了，他就是罗瑞卿。罗瑞卿是我崇拜的将军之一，对于他的逝世，我怎能无诗悼念？更何况，罗瑞卿的故事，又让人感慨系之！
现在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位将军或不一定很了解这位将军，但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不可能不了解他。还是先介绍一下他的简历吧：
罗瑞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是我国现代卓越的军事家。1906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四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汉委员，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整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从上述的简介中可知，罗瑞卿在战争年代战功显赫，解放后又是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又是我国首任公安部长和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从小就对解放军的元帅将军无限崇拜，在将军这一级，最高级的当然就是大将。而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全军就只有十人，按姓氏笔划为序，他们是：王树声、许光达、陈赓、张云逸、肖劲光、罗瑞卿、徐海东、黄克诚、粟裕、谭政。解放后，十大将都在军中担任要职，我不打算一一介绍了，只提总参谋长一职。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当然是军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解放后首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元帅，之后应是粟裕大将，之后是黄克诚大将。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受国防部长彭德怀冤案牵连遭撤职，于是，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而提议他的多年老部下、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及国务院副总理的罗瑞卿兼任总参谋长。于是，在六十年代初，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上和纪录片里看到身高一米八三的严肃威武的罗总长，出现在陆海空军的营房、基地、舰艇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巡视部队，他总是陪伴在左右。可以这么说，在1963至1965年间，罗瑞卿的“出镜率”并不比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北京市长彭真等少。
在一般的老百姓正享受着太平盛世的日子时，阴谋家野心家却在暗中活动。林彪当上国防部长后，便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罗瑞卿是他在井岗山时期起的老部下，又是他提议而当上总参谋长的，理应跟着林彪走。然而，罗瑞卿是一位正直的军人，是一位讲原则的共产党人，他尊敬林彪，但不盲从，林彪要“突出政治”、“大学红宝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威信”，而罗瑞卿则在解放全军掀起了大比武运动，产生了郭兴福等比武标兵，受到了毛泽东等的赞扬。林彪拉拢不成，只好心生毒计了。当然，以下所写的事，在当年是不可能知道的。
1965年5月7日，同样是林彪老部下的国防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病逝。林彪以及他的老婆叶群忽然从这事中得到灵感，一条毒计于是产生了。1965年12月初，叶群到杭州私下求见毛泽东，说从刘亚楼处得悉，刘亚楼临死前向她透露了罗瑞卿有反党野心的消息。此时的毛泽东，正处于神经过敏的时候，总怀疑有不少党政军内的高干已变质，在搞修正主义，对叶群那不堪推敲的“揭发材料”，竟也有几分相信。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和林彪外，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而且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身上。她在会议前半段，喋喋不休地作了3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其要害之处是，今年刘亚楼病重时，叶群去看过他，他对叶群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叶群在语无伦次、条理不清的讲话中，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以及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与会者大都表示了怀疑。刘少奇认为叶群的汇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经去世，是“死无对证”。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对林彪突袭罗瑞卿，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叶群可不管这些反应，一桩桩耸人听闻的“轶事”接连从她的嘴里捅出来：“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本来，如果真正是“英明”的话，叶群的“告御状”很容易识破，但毛泽东反而偏信了林彪和叶群，而整个会议期间，罗瑞卿虽被通知到了上海，但又被告知不能参加会议，不能见毛泽东和林彪，以致他辩白无门。上海会议后，罗瑞卿回到北京，被停职作检查。然而，1966年3月4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军委常委会议，罗瑞卿的问题一下子严重起来了，被说成是反党反毛主席！三月会议开了多天，给罗瑞卿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而又不让他进行辩白。一位出生入死战功显赫的将军，一位跟随毛泽东忠心耿耿干了几十年革命的共产党人，到头来被说成是反党反毛，这是何等的冤屈！于是，便发生了3月18日的惨剧。当然，这惨剧，我是从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写的《非凡的年代》一书中知道的。
那天早晨，罗瑞卿给妻子郝治平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把它放在抽屉里。然后，趁妻子不注意时，独自走到家中的顶楼，推开顶楼的一扇小窗，然后纵身往下一跳……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屈，如果不是感到完全的绝望，这位1米83的、曾多次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坚强军人，是不会走这一步的。以前，我们会把自杀看成是软弱消极的表现，但经历过文革，目睹了那么多的共和国的精英也选择了这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中包括罗瑞卿大将，我们也就对“自杀”有了新的认识，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勇敢者的抗争，让人肃然起敬；罗大将也被逼到要自杀，我们对老舍、对傅雷、对翦伯赞、对容国团、对上官云珠、对顾圣婴那些弱者选择自杀来解脱，也就完全的理解和赞同了。
(三)罗瑞卿如果摔死，也就解脱了，然而，他从楼顶跳下来，却只是摔断了左腿！他被送到了医院，在那里躺了9个月。罗瑞卿这一悲壮的举动，迫使三月会议停开，但是，他的自杀行为，不但没有惊醒那些迫害他的人，反而使他又多了一条罪名——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变成了叛党。这样一来，也注定他要受更多的苦！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罗瑞卿，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1966年5月16日，以中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宣告“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罗瑞卿的问题已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已升级为以他为首的包括有总参萧向荣中将、梁必业中将等的“篡军反党集团”了。
周恩来预感到罗瑞卿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指示“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林彪一伙对理义情面全然不顾，凭借手中握有的权力把罗瑞卿硬端了出来。1966年12月24日，在林彪“靠红卫兵而诛之”的阴险毒辣的指示下，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学生和首都红卫兵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会前，林彪对大会作了具体指示：“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执行红卫兵的指挥。……叶群同志提到上次斗争大会无严慰冰，群众意见很大，这次加上郝治平更好”。在林彪一伙的暗中指使和帮助下，罗瑞卿被红卫兵揪绑到会，萧向荣、梁必业等军队领导人作为“首恶分子”，郝治平作为“内助”，一同被批斗。叶群则穿着绿军装，戴
着红袖章，捂着大口罩，挤在第19看台的红卫兵之中，为林彪的计谋得逞而奸笑着，庆幸着。
随着“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社会上的批斗风像着了魔似地狂吠乱卷，不可思议的事件不断发生。解放后一直活跃在中国政坛的北京市市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被揪出来了；德高望重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揪出来了；同样是德高望重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揪出来了。这四位并不同部门的领导人，却莫名其妙地被联系在一起，被诬陷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又是一桩天大的冤案！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3万6千余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件大新闻。
1月4日上午9时起，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断，同时还教唱了大会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喊声便从会场的四面八方迸发出来。群众的情绪也被激发起来了。接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挂着分别写着自己的名字，并画有×的一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上会场。罗瑞卿因左腿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出来，并因此有幸坐在凳子上。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萧向荣、梁必业、安子文、曾三、严慰冰和郝治平，他们挂着写有各自姓名的大牌子，像彭、陆、罗、杨一样，分别被两个红卫兵扭曲着肩臂，面向四周。大会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口号声此起彼落。每一部分发言结束，被批斗的一大串人便由红卫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与会者无不伸长头颈以便看清被批斗者的模样。被批斗的人由于受到长时间精神和体力上的折磨，面色灰白，痛苦不堪，身有残疾的罗瑞卿受的罪当然更胜一筹。
这算不算前无古人的做法，我不敢断言，但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大会的3万6千多红卫兵，此时已经被一种宗教式的“个人崇拜”蛊惑得失去了做人的基本理智与道德，已经完全没有人性可言。写到这里，我忽然有了以下的一些感慨：那些红卫兵，包括当年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如今也应是50岁以上的人了吧，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某些岗位上，甚至领导岗位上，一些人恐怕已经下了岗，成了退休职工、家庭主妇什么的，他（她）们会不会在某个秋夜或冬晨，会偶然想起三十多年前，自己参与残酷地折磨那些革命先辈的可悲又可耻的行为？他（她）们会不会突然产生一种冲动，要向那些被自己鞭打过、脚踢过、羞辱过、折磨过、杀害过的善良无辜的人们去忏悔、去谢罪？我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事！也许他（她）们都有借口，我们是被欺骗被蒙蔽的一群，我们也是受害者呀。是的，你们也是受害者，但你们毕竟也是害人者，连向被你伤害过的人忏悔和谢罪的勇气都没有，就很难说到从中吸取教训了。当年有很多日本兵在中国犯下了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罪行，但有勇气向中国人民忏悔谢罪的不多，这常引起中国人民的气愤，反观自身，我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丑行讳莫如深的。
(四)还是再回头看看罗瑞卿的遭遇吧。这次批斗会之后，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罗瑞卿不断被批被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他的腿伤未愈，却要一面接受所谓治疗，一面接受群众“审查”。在做第二次跟骨病灶清除术时，根据常规，术后七天拆线，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第六天就给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斗。当时的罗瑞卿处于身体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腿伤不能很好的愈合，精神折磨难以忍受的状况。
不久，在林彪一伙人的精心策划下，把罗瑞卿作为彭德怀的“伴郎”一起抛了出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活动中，罗瑞卿作为仅次于彭德怀的军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再被报刊点名，《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唧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从此，罗瑞卿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都处于“车轮战”和“精神战”的烟幕里。他的身体日渐虚弱，腿疾日益严重，经常高烧不退，处在精力和体力衰竭的状态中。
1967年9月14日，罗瑞卿的体温持续在摄氏38。9度左右，整日昏昏沉沉。深夜，他拄着拐棍，扶着墙壁，拖着伤肢一步一步蹭向厕所，不慎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伤腿股骨颈骨折。就在骨折后的第三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新伤旧疾，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病痛终于成了威胁他生命的大敌。在不得不再次动手术的情况下，11月中旬，罗瑞卿再次住院作骨折牵引复位术。控制在林彪手中的医院，奉行着“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宗旨。罗瑞卿的病房成了审讯室，专案人员明确表示：“你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别想舒服”。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逼着罗瑞卿回答，只要他稍有怠慢或回答得不合对方意思，牵引就停止，对抗肌肉挛缩、对合骨折端的牵引是非常痛苦的治疗，时牵时停就是破坏治疗。它不仅折磨着罗瑞卿的病体，也在磨练他的意志。两个月后，罗瑞卿又被赶出医院。
1968年5月底，罗瑞卿那几经“治疗”的伤腿非但未愈，反而恶化了。6月1日，他写了一个报告：“……左腿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经常流脓水，又跌断了左腿的骨头，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截掉”。
7月13日，罗瑞卿被送进医院。7月25日，医院作出手术方案并写出手术报告。8月3日，专案组将呈递给叶群、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的治疗方案送到吴法宪手中。8月4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罗瑞卿动手术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又说，罗瑞卿到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你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进行”。当吴法宪把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已同意罗瑞卿治疗方案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我负责把林彪的意见告诉江青、陈伯达、黄永胜，你负责告诉专案组，推迟至秋后进行手术”。
在林彪一个人的亲自策划下，罗瑞卿的手术延期了。8月7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手术在秋凉并没有进行，而是跨过一个年度拖到1969年初。1月25日深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术前讨论，参加手术的护士和医生有的又作了临时更换，以至这些医生、护土连病人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截去了罗瑞卿小腿的下三分之一部分。5周以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术，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头以下截除。在“关于手术，一定要突出政治，服从政治斗争需要”的幌子下，实现了林彪残害罗瑞卿的阴谋，他们要罗瑞卿永远站不起来。
多么狠毒的林彪！比起战国时阴谋害孙膑的庞涓更狠毒百倍！难怪林彪摔死后，邓小平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如果不是林彪自我爆炸摔死了，毛泽东还不醒悟自己参与迫害了对自己忠贞不移，时时处处尽心竭力保护自己的“罗长子”。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毛泽东突然心血来潮，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其实，他也应该知道，自己因力捧林彪而害了多少老干部！他要借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之机，传达某些信息。他让汪东兴向扬成武转达了他的话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 罗瑞卿亦平反。他说：“林彪说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还不是搞突然袭击
？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我听了一面之词，是不好
，我要做自我批评。” 可以这样说，林彪事件的发生，促使毛回头看看这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在毛泽东的示意下，周恩来奉命使大部分老干部恢复工作。由此可见，虽然毛泽东口头上并没有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但是在客观上，他的这个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五)林彪虽然死了，但江青还在。直到1973年11月，罗瑞卿才从监狱里放出来。1974年1月，夫人郝治平也才从秦城监狱放出来。某天，罗瑞卿要求到天安门广场去一下。当车过天安门城楼时，他艰难地欠身，向城楼上的毛泽东像端端端正正地行了个军礼。坐在他身旁的女儿点点能够理解他的举动，她认为：“一个人要从漫长的恶梦苏醒过来是很艰难的。”
1977年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罗瑞卿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19日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尽管他的左腿被截肢，行动很是不便，但他争分夺秒，拼命工作。为了要治好伤腿，更好地工作，当他得知西德的医生能治好他的伤腿，他决心到西德去。1978年7月18日，他与郝治平飞到了西德。8月2日上午做手术。手术顺利成功。但8月3日凌晨2时40分，罗瑞卿心肌梗塞突然死亡！罗瑞卿不去西德治伤腿，可以多活几年而不止72岁。罗瑞卿的死，最终还是林彪给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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