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张学思——遭遇比张学良惨多了

                            悼念张学思将军

      旧闻张学良,今闻张学思。兄弟同忠勇,命运各有奇。学良热血汉,兵谏在西安。擒蒋逼抗日,局面骤然翻。芳名留青史,身陷囹圄间。光阴四十二,衰老在台湾。学思求进步,戎马越关山。中华革命史,勋业记斑斑。不期妖风起,良将遇凶奸。林秃莫须有,含恨别人寰。旧闻张学良,今闻张学思。命运何凄惨,催我泪成诗!

                                          1978.12  

                                 (一)

     本篇所悼念的,是一位叫张学思的人。电脑爱好者,都知道有一位叫张学思的专家,是否他逝世了?非也。此张学思非彼张学思。我所写的张学思,今天的人一般不会知道,即使上了年纪的人,也未必知道。在1978年12月之前,我已闻其名,但不知其详。当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是纪念已死去8年的张学思将军的,这样,我才知道,张学思不仅是人民海军的少将参谋长,而且是东北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是赫赫有名的张学良将军的弟弟!这信息,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把文章又认真地看了两三遍,看后心情沉重,感慨良多,不禁提笔写下了上面的那首诗。

     张学思将军的不幸遭遇,当年的报道当然也提到,但显然不是很详尽的,今天,我写作此文,参考了一些书籍资料,也简单介绍一下张学思将军的情况,尤其是他与林彪一伙的斗争以及被迫害致死的经历,也算是我在二十多年后对张学思将军的再一次的悼念吧。

      张学良将军共有弟兄8人,姐妹6人。二弟学铭,三弟学曾,四弟学思,五弟学森,六弟学俊,七弟学英,八弟学铨。大姐冠英(字首芳),二妹怀英,三妹怀瞳,四妹怀卿,五妹怀曦,六妹怀敏。在这14位弟兄姐妹中,只有首芳、学良、学铭是一母所生。张学思是张作霖的四夫人所生。而张学良却最喜欢四弟学思,他在与各界人士谈话中曾多次谈及学思最有出息。

                               (二)

    张学思出生于1916年。小学毕业后,考入省城奉天(今沈阳市)同泽中学,1931年初15岁时又转入北平汇文中学。1933年3月,在张学思仅18岁时,他经王金镜介绍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大军阀的儿子及弟弟,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很少有很难得的事。张学思入党后,为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决心学习掌握军事本领,联络一些同学共同抗日。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张学良讲了。张学良听后说:“好啊!四弟果然有出息。”后来张学良在张学思高中毕业后的1934年7月,就保送他进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即黄埔分校)预科读书,翌年,转为步兵科正式学员。在校期间,他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团结同学,受到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表扬。张治中曾向张学良说:“张学思能吃苦耐劳,成绩优良,是个出色的人才,很有培养前途。”张学良对此非常高兴。他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在七个弟弟中,我最器重的就是这个老四。他有志气、有头脑,精明强干,勤奋好学,而且没有一点纨绔之气。我们张氏八兄弟,将来大概只有他会有些出息!”

    1938年2月,营救张学良的工作失败后,张学思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留他吃饭。周恩来对张学思说: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战,武汉也保不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诱降,蒋介石也在提高反共的温度向日本人送秋波,东北军中已有些爱国将领被捕失踪,你在这里有危险,党决定你马上从西安赴延安。考虑你以前接触到的革命理论是零零碎碎的,有必要系统地学习一下,所以党派你到延安马列学院去深造。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关切地询问了张学思的家庭情况,问他母亲的身体是否健康?是否有什么牵挂和要求?分手时,周恩来详细地向张学思介绍了去延安的行程路线、接头方法等,并亲笔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绝对保证张学思的安全,派人派车将他护送到延安。

     由于张学思勤奋好学,工作努力,作战勇敢,发展全面,进步很快。抗战胜利后,曾任辽宁省主席、辽宁省保安司令员,辽宁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 主席等职。1949年东北解放后,为了国家的农业建设,张学思主动提出辞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三个职务,到镜泊湖去搞农场。当人们正在对他辞职感到惊讶时,国民党王牌军舰“重庆号”起义了。这时他被召到北平,在中南海见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周恩来。当张学思提出,全国解放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我国是个农业大国,自己想去搞农业时,周恩来对他说:“你这些年在工作中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增长了才干,这是很好的。今后你想去搞农业,这个工作对你是否合适?你在军事上是有素养的,还是回部队去工作吧!中央军委正在考虑筹建海军。海军是一个技术比较复杂的军种,需要一批有文化有才能的干部。组织上考虑你参加建设海军的工作比较合适。” 1953年张学思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

     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海军将领,党决定派张学思去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但苏联方面却提出异议,说他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不同意接受他去留学。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向苏方提出:张学思在青年时代即背叛了家庭,追求进步,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共产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成长,经过考验的优秀军事干部,我们党一直很重视对他的培养。 经过周恩来说明,苏联同意了我方的决定。张学思对周恩来为自己争取来的这一次学习机会非常重视,入校后废寝忘食,刻苦钻研,广泛涉猎,兼收并蓄,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该院四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学业,又一次被人们誉为“高才生”。1958年回国后,张学思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成绩突出。因为他德才条件好,1961年升任海军参谋长。

                                (三)

     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全军工作,同时也在各军兵种抓权力,树威信,发展自己的势力。海军是个新军种,林彪在这里没有基础,尤其是对于肖劲光、苏振华、刘道生、张学思等海军领导他极不信任,他处处觉得海军“不听话”、“不买账”、“碍手碍脚”。 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林彪决定拿海军开刀,他除批评指责海军外,还以“加强海军领导”的名义,派遣李作鹏为首的几员心腹干将到海军“掺沙子”。这伙亲信到海军后有恃无恐,到处扣帽子,打棍子,对海军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一概否定。

     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支持海军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对海军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而止。李作鹏等经常兴风作浪,海军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就连张学思在解放初期亲手创办的被誉为“海军军官摇篮”的大连海校也受到了株连,由此而开始了一场全军院校的“焚书运动”。

     张学思和海军的主要领导被搅得无法正常工作。张学思愈来愈感到蹩气,他不愿意在这种黑白颠倒、自己又无法改变局面的环境中工作下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来临的前一年,他就向周总理提出要离开海军到六机部工作的要求。六机部是受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又是管造船的,这样,也可以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继续为海军建设贡献力量。在此前后,原东北军将领、解放军上将吕正操到张学思家串门时,张学思曾向他倾诉过自己的苦衷。吕正操又两次找周总理,谈起张学思的调动问题。可是,周总理没有同意。他从全局考虑,决定张学思不能离开海军。然而,连周总理也没有料到,当那场空前的浩劫到来时,谁也没有力量去阻挡那席卷全国、吞噬万人的狂涛巨澜。

    1966年夏天,一场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刮起,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粉墨登场,大肆 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海军当然是他们“夺权”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林彪的策动下,海军领导机关和军事院校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 所谓“四大”活动高潮,各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纷纷进京,推波助澜。林彪还亲自出马,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李作鹏一伙亲信,“亲切勉励”一番。随即,海军上下传达了“林副主席”的“四点指示”。于是,凡是抑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 都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了“走资派”,1967年1月,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打倒。肖劲光司令员由于毛主席出面保护才得以幸免,然而,林彪一伙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右的代表”而一时保留罢了。海军的领导大权完全落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手里,李作鹏当上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

     接着被打倒的就是副司令、副政委……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正义的张学思仍不买他们的帐,坚持与他们作斗争。李作鹏一伙恨不得立即把张学思除掉。张学思也预感到李作鹏一伙是不会放过他的。眼看着他所熟悉和尊敬的领导人,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贺龙等 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被打倒,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一天,他对妻子谢雪萍说:“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谢雪萍担心地问:“他们会对你怎样?”张学思说:“我自17岁就参加了共产党,30多年来,我对党对革命,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忠心不二!”张学思情绪有些激动,“我问心无愧,坦坦荡荡,他们要整我,叫他们整好了,一不用怕,二不用躲,看他们能把我怎样!”

     1967年7月,林彪、江青集团一手制造了武汉“七·二○”事件,并乘机提出了 “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动口号。林彪反革命集团要在全军范围内扫除一切敢于对他们进行抵制和斗争的人。这回,他们对张学思下手了! 7月21日,由林彪的老婆叶群出面,向海军的李作鹏打招呼。她在电话中说: “张学思在东北时是反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要他们尽快送张学思的材料。 接到这个讯号,李作鹏一伙立即进行密谋策划,经过两天的苦心编造,他们搞出了一个“关于张学思的严重问题”的材料,给张学思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是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系;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说“张学思有特务嫌疑”。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他们打电话到张学思家里,骗他要召开紧急会议。等张学思到了开会的 第一招待所时。他被逮捕并被架上了囚车。这种卑劣的手段,不知土匪出身的大军阀父亲会不会做得出来。

                               (四)

     张学思被囚禁后,仍然坚贞不屈,拒不“认罪”。张学思的强硬态度,使林彪反革命集团非常恼火,他们决心采取群众斗争和专案审讯相结合的办法来压服张学思。从1967年10月25日开始,连续十几天,张学思天天被拉到海军大院,进行大会、小、会批斗。批斗以后,专案组又不断进行“提 审”,有时搞所谓连续作战,1968年的3月1日到13日,就连续“提审”了13天,李作鹏一伙怂恿揪斗组说:“你们要有强烈的阶级仇恨,作坚决不调和的阶级斗争。” 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张学思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比肉体上的摧残更加难以忍受。每次他被拉到海军大院批斗,发现以往那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围,到处是愤怒仇视的目光和震耳欲聋的吼叫,时常还会夹杂比拳打脚踢更侮辱人格的谩骂……

    身为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的弟弟的张学思,他含冤关押期间,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比其他人严重得多,是可以想象的。请看以下的当年审问张学思的有关笔录:

   专案组:今天,交代一下你的假党员问题。

   张学思:我不是假党员,两次入党,都是经过组织审查的,都有入党介绍人, 我的自传里已写得很清楚,你们还可以调查活着的人……

   专案组: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想搞个人势力混进党内来的?

   张学思:我如果是为个人私利的话,还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找共产党参加革命吗?论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私利、物质享受,够高的了,何需到共产党这里找。要谋取高官厚禄的话,在国民党那里是很容易的事。

   专案组:要你交代的是,你是怎么混入共产党内的?

   张学思:你们说我是混到党里来的,就算是“混”吧,像我这样的人,不愿到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去“混”,却偏偏要在共产党里边来“混”,对这,我也觉得光 荣! ……

   专案组: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一直是国民党的策反对象,现在,你交代你是怎么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的?

   张学思: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果光凭这一条,就可以抓人定案的话, 国民党特务的策反工作就太好做了。只要在他们的计划上多列一些人的名字就行了。 因为多少年后,还会有人以这些东西为凭据,帮他们把那些人打成“特嫌”分子。

   专案组狠批张学思的态度,随后举出了几条“证据”: 1937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请张学思吃过饭; 1938年,张学思到香港接受特务训练,在那里学开飞机; 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国民党专门收罗了一批原东北军上层人物,委以参议名目,主要做以张学思为主的一些人的策反工作; 1956年,国民党港澳特务机关派人来北京做张学思的策反工作,他在参加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同张学思有过接触……

     张学思:我认为,这不能成为证据。你们提到的事情,不少是我写在自传里的 一些个人经历。关于戴笠请吃饭的事,我自传里写得清清楚楚,那是受周恩来副主席之命进行释放张学良活动,才特意去找的戴笠。其中的经过,回来我马上就向组织上作了报告。同样,在香港启德机场学开飞机,那也是受组织之命去香港待命。为多掌握一门本领,我自己掏钱学的。在香港的游人,只要掏钱,谁都可以学,这里有什么把柄可抓?你们根据这个来定我“特嫌”简直是荒唐可笑!

     专案组又批张学思的态度,要他不要抵赖,老实交代。

     张学思:你们给我定罪的依据不仅可笑,而且可怜。既然我张学思在抗战的时候就已成了特务了,那么,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还有什么必要向我策反呢?

    专案组又是一顿批斗。

     张学思:不是我不想交代,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你们说某某人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和我接过头,这怎么可能呢?1956年8月到1958年8月我正在苏联留学呢,难道我有分身术,跑到北京来参加会? ……

     专案组认为张学思“态度极端顽固”,给他吃了不少苦头,还逼迫他承认参与 “东北叛党集团”,与吕正操等人开黑会,联名给蒋介石打电报,企图拉队伍搞兵 变叛党,并逼迫他交代在东北时期和彭真搞“独立王国”的所谓罪行……

     张学思:这些统统是无中生有,是造谣诬陷!

    这份记录很珍贵,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年是怎样审讯“犯人”的,也可以感受到张学思将军的凛然正气。不过,正因为如此,他就难逃一劫了。

                                (五)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折磨之下,张学思本来很健壮的身体也难以支持,渐 渐垮了下来。他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证和胃病。他的食量越来越少了,人越来 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专案组又派人前 来“提审”时,张学思已走不动路,上下楼梯都要有人扶着,哮喘非常严重,耳朵 也几乎聋了。张学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要求给予全面检查 治疗。专案组的人这才“发现”张学思确实病得严重,只得向上报告。

     2月18日晚,张学思进了医院。经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可能是粟粒性结核或肿瘤。又经几天的检查,医院诊断为血行播散性结核。满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里面有瘤,还难以断定。肝也肿大,肾也有病,锁骨窝内发现有核桃大的疙瘩,两耳听不见,说明神经系统也有问题。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所以 ,2月26日又把张学思转到部队的一所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医院的诊断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

    张学思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结核菌几乎遍及全身。但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对 他的迫害并没有停止。7名看守人员在医院进行监 视。因为是“特嫌”,他们以防止他“自杀”为借口,把张学思病房的门窗关得紧 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泡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 医院根据张学思的病情,决定一级护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张学思重度营 养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饭问题成为他治疗的关键。这个重度营养不良的病人,吃的却是一般病号饭。鸡蛋是油炸的,张学思自己用水泡了二、三次,结果还是油腻得吃不下去。张学思请看守人员买一点想吃的东西,看守借故拒绝,并批他“剥削阶级生活方式”。 张学思对这种折磨实在气愤已极。他不得不绝食抗议,整整3天他没有吃一口饭, 这样又加重了病情。

     1970年4月1日,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放着中央军委转来的《关于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周总理看完这份材料,浓眉紧紧蹙起,消瘦的脸庞显出异样严峻的神色。他立即提笔批示道: “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 敬爱的周总理,在自己非常困难的处境之中,向张学思伸来了救援之手。 周总理的指示以急件下达到医院,医院领导和医生进行了会诊,提出了几条治疗意见。李作鹏一伙对周总理的指示不仅置之不理,反而抵制和阻挠。到了4月底, 张学思的病情继续恶化。5月初,张学思已完全靠输液输氧来维持生命。 5月21日,医院报告张学思病危。

     1970年5月29日9时13分,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张学思,终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4岁。在临终之前,他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他写完一遍,又写了第二遍。身旁人员抓紧问他“恶魔缠身”是什么意思?张学思面部表情愤恨已极!他没有回答,其实也无需回答,它的意思非常清楚,恶魔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是他们的迫害,张学思会得这种怪病被折磨死吗?这伙恶魔不但缠死了张学思将军,还缠死了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许多优秀儿女!这是张学思将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进行的最无情、最有力的鞭挞!他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含恨离世的!

                               (六)

     张学思逝世后,家属子女要求明确问题性质,林彪反革命集团仍以“有重大政治问题,现在尚未正式结论。不能告诉”来搪塞。遗体不让穿军服戴帽徽领章,火化后仍用化名把骨灰盒放在八宝山普通室内。 五年后,即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才批准了海军的复查结论,张学思是党的好儿子得到了承认。 1975年4月8日,海军召开了给张学思将军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4月19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张学思将军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的正面。这些情况,当时报上可能并没有报道,起码我是完全不了解的。直到1978年12月,我才从报上看到介绍张学思的长篇文章,深有感慨而写下了开篇的一首悼亡诗。

    张学思的哥哥张学良,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软禁数十年,国人皆骂老蒋心胸狭窄手段狠毒,然而,张学良毕竟平安地活下来,并且活到了101岁,而他的四弟,却只有54岁而亡,而且是死得那样悲惨!如此比较,林彪一伙,比蒋介石不知狠毒多少倍!我在前面的篇章中也写到一些传奇人物,如从皇帝到公民的溥仪,从代总统到爱国人士的李宗仁等,这里又加上一个从大军阀的儿子到共产党员和人民海军少将的张学思,他们的故事都具有传奇色彩,然而,我们并没有让这些传奇的故事再传奇下去,却都给它们安排一个悲惨的结局,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实在应该铭记于心,避免重蹈覆辙啊!

          二十二、彭德怀、陶铸——两人遭遇,有异有同 

                           悼念彭德怀、陶铸

      追功死后看彭陶,从此英名与日高。泉下二公如有告,泪流洒酒两滔滔。

                                            1978.12

                                (一)

    这首诗是悼念彭德怀和陶铸两位革命家的。把这两位放到一起,似乎不甚协调。彭德怀主要在军界,而陶铸则主要在政界。把他俩放在一起来写并不是我的愿望。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一个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了,这就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全国政协等所有领导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 京卫成区负责人,彭德怀、陶铸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遗像,安放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陶铸的骨灰盒是在追悼会前三天由中央派出专机从安徽合肥接来北京的 。

    打倒“四人帮”后,追悼会陆续在召开,许多被冤死的人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这个追悼会的意义是不同的,毛泽东生前说过,谁的案都可以翻,就是彭德怀的案不能翻。如今,新的党中央不听“毛主席的教导”,为彭德怀平反昭雪,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这说明毛泽东已被赶下了“神坛”,实事求是之风又重新被唤回;这说明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这个追悼会也给国人昭示,彭德怀的案子可以翻,其他的案子也都可以翻,这无疑是给了当时尚未平反的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中央是为了省事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把陶铸的追悼会也放到一起来开,于是,就有了这个联合的追悼会,也有了我的这首悼亡诗。既然如此,我的这一节文章,也就还历史的面貌,把其实并不相同的两个历史人物放到一起来写了。

                               (二)

    彭德怀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当今的青年应该有所闻。他一生战功显赫,我只简述如下:他是湖南湘潭人,生于1898年。原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团长;1928年1月,在中国革命最低潮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7月发动了平江起义,把队伍带到井岗山。从此,他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八路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司令员等。解放后,他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彭德怀的悲剧,始于1959年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共产党之所以得天下,当然有不少法宝,其中,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则是最重要的法宝。然而,这些法宝,都在这庐山会议上遭到彻底的践踏。当时的中国,正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领导人到一般民众,头脑都在发热,都在发烧,都在发昏,都在吹牛,都在做假,而又都成了睁眼瞎!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面对那样的“大卫星”,大凡有点科学头脑或者是有点种植经验的人,都会知道那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可是,那样的瞎话竟然成了我们大跃进时期的“成绩”,被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的《人民日报》上!面对那样的假话,那样的浮夸风,因浮夸风而开始形成的物资短缺和饥荒,却又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出真话,除了彭德怀!在会上,彭德怀怀着“我为人民鼓与呼”的高度责任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书,这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

     看看彭德怀当时写给毛泽东的信,说的是多么真切、多么动情、多么中肯呵——“主席: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就是这样的一些话,居然毛泽东会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也罢,你也没道理因此而给彭德怀入罪呀!然而,他却可以把彭德怀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并在大会上进行批判。这里就有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否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听不进去彭德怀的话,其他的党的领导人呢?他们是听不进去彭德怀的话还是不敢不听毛泽东的话?为什么他们可以一致地把彭德怀的生死置之于度外,一致举手通过免去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这其中肯定包括几年后即遭殃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贺龙、陆定一、谭震林等人。

    免去彭德怀职务,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党内肯定会有一些人极力支持,如林彪等,因为彭德怀倒台,国防部长的位置就可以由他来坐。此外,许多党内的女干部也是拥护的,仅在四年前,彭德怀在主持颁授军衔时,命令军中的十万女性老战友,如陈少敏、张琴秋等复员转业,使她们失去授衔机会并被迫离开部队!我不知这事是否彭德怀的主意,但肯定把账算到他的头上。由于整彭德怀没有遭到阻力,由于庐山会议没有开成象20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的会议,于是,毛泽东一手遮天的局面就形成了,那错误的潮流一直发展到1966年,发展成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把我们这个国家一下子冲击得倒退了几十年的大潮流。到了那个时候,还指望什么人去在“打倒刘少奇”的风潮下站出来说真话呢?

    这里还有一件事,恐怕鲜为人知。当年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是黄克诚大将。黄克诚开始并没有参加会议,黄克诚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临时通知我上庐山参加会议,是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凑班子的。既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你们想彭德怀搞‘反党集团’,要是没有黄克诚参加,谁会相信!”这些话,如果不是黄克诚亲口说的,真真令人难以置信!就因为凑班子,毛泽东就把中宣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拉了进来,凑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叫着也显得顺口!

                               (三)

    当彭德怀元帅无辜受难时,我还是一位11岁的无知的少年,我不会很清楚庐山会议的具体情况,更无法体谅到这位被毛泽东赞叹“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叱咤风云的彭德怀,刚过60岁即被免职赋闲的悲愤之情。在其后的几年中,那全国性的大灾难证明了彭德怀庐山会议的英明。本来,一个虚怀若谷光明磊落的人就应该向彭德怀认错并恢复其名誉及职务,但毛泽东并没有这个度量。只是数年之后,即1965年秋,我听说他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即使是一个十分低微的职位,但彭德怀也为能从新工作而高兴。然而,随即,“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又拉开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无端端又扯到彭德怀的身上,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而谁的案都可以翻,唯独彭德怀的案不能翻!于是,远在四川的彭德怀又一次遭殃,文革开始后,在林彪、江青等的授意下,北京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揪彭战斗队”,远赴四川硬是把彭德怀抓回北京!而这事,我从当年满街的大字报中便可以得知。当年我也是被“革命”一时冲昏了头脑,并没有意识到彭德怀将会遇到一些什么非人折磨!

    此后的数年间,彭德怀遭到残酷的迫害,不知曾迫害过他的“红卫兵”们,如今安在?是否可以心安理得地活着。他在被关押期间所受的苦,所受的罪,我实在不忍再写一遍,我只提到一点,在临死前的日子,他被饿得甚至要吞食棉絮!死时,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死后,被草草火化!还有一事,我也想提及。当年罗瑞卿大将也和彭德怀关押在同一监狱,但他并不知道。当罗大将获释并得知此事时,还很不满,说,不应把我和他关在一起,他还是反过几回毛主席的。在被关押的数年间,唯一的好事,就是彭德怀有机会写下一些交代材料,为后世留下了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彭德怀自述》一书。

    1974年11月29日,一代名将,铮铮铁骨的彭德怀元帅,被残酷迫害而惨死于铁窗之下,他,死不瞑目啊!

                                (四)

    下面要写写陶铸了。陶铸其人,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广东人,没有不知道陶铸的,因为他在文革前是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同时,也是国务院副总理,是政治局委员。我在青少年时,在广州的几次集会中也看过陶书记,只不过是远距离罢了。此外,他的散文《松树的风格》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他的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更是青年修养的很好的教材。现在的青少年,也会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演讲《崇高的理想》也选入现代中学语文课本。

    陶铸是湖南祈阳人,1908年生,比彭德怀小10岁。他和彭德怀相同之处,就是在解放前,也在军队工作。他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曾任新四军支队政委、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解放后,他才主要担任党政职务,如果他仍留在军队,授衔上将是没有问题的。

    文革前,陶铸在广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起码,他是一个廉洁的大干部,他每到一地,约法三章,规定下边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多少年了,他一直坚持这么做。三年困难时期,陶铸要求自己的伙食标准与老百姓一样,为此规定了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蛋的“三不”纪律。至于他有没有犯过错误,有没有整过别人,我想不可能没有,广东的土改,斗争“地主”“富农”,就有扩大化的错误,他不可能没有责任,只是那些“地富分子”,活着的已不敢乱说乱动;广东的一批干部,如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曾被打成“地方主义者”,他肯定也出过力,只是这个反“地方主义”对民众的影响不是很大,民众也没有记恨于他。1963至1966年,是广东、广州蓬勃发展的时期,我是有目共睹的,而当时的中南局,也应是发展得最好的中央局。陶铸的悲剧,在于文革开始后的突然升迁,而这事,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五)

     1966年,由于中宣部长陆定一被定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陶铸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再升任中宣部长。5月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陶铸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另一顾问是康生。当时,我们身为广东人的也为他高兴。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的矛头直指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不久,刘、邓失势,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在党内的排名一下子升至第四位,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这是陶铸在党内的最高排名。为什么他升迁得这么快?这与林彪不无关系。陶铸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在四野林彪手下工作的,可以说他属于林彪系统的人,如果他顺从毛泽东,跟随林彪的话,四巨头中势力之比就是3比1,然而,陶铸最可敬的一点,就是坚持原则,光明磊落,他不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是“走资派”,不同意将他们置诸死地。因此,在不同的场合,他在为刘、邓辩护,说好话,劝红卫兵不要粗暴对待他们。但是,这样一来,就不符合毛泽东和林彪提升他的初衷,在毛泽东、林彪以及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夹击之下,很快,他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并且把他和刘、邓一起对待,形成了“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继而,他还被诬陷为“叛徒”,被彻底打倒。

     于是,我们也被迫要喊“打倒刘邓陶”;于是,陶铸象一现的昙花,在中国政坛的最高层消失,其后,只有听到他被斗的消息。至于他后来的情况如何,国人都不得而知。直到彭德怀、陶铸追悼会召开前,报上忽然发表了陶铸女儿陶斯亮的长篇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我们才知道,陶铸已于9年前的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被迫害而死了,比彭德怀还早死5年,死时仅61岁!

   当时,我流着悲泪看完这篇催人泪下的文章,也写了两首七绝诗作为读后感。其一云:亮节高风是老陶,坚如松柏笑狼嚎。九年一去谁人问?可叹忠魂没草皋。 其二云:人妖乱世领风骚,身败无名是老陶。谁赋江林生死印,杀人如草不扬刀?!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带给陶铸有什么好处,我想就是他生前能与刘、邓连在一起,死后又能与彭德怀一起开追悼会获得平反,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应该没有这样的殊荣的。

  二十三、六十一位叛徒——坐完国民党监狱,再坐共产党监狱

                        悼念“六十一人叛徒案”中的冤魂

                 冤案何其众,无如此案昏。今朝平反日,不见五忠魂!

                                                      1979.1

                                 (一)

    打倒“四人帮”,中国人民迎来了第二次解放。说是“解放”,其实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漫长的两年多时间里,“极左思潮”的阴魂不散,拨乱反正举步维艰。究起原因,当时把持着中央的,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是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等人。他们在粉碎“四人帮”集团时出过力,然而,他们始终无法搬开毛泽东这座“神”,甚至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还号召全党“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还在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使得许多工作尤其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遇到了十分大的阻力。

     幸而党内健康的力量毕竟占了多数,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胡耀邦、宋任穷等的努力下,一个一个阻力被冲破,许多蒙冤受害者得到解放,不少被迫害致死的冤魂得到昭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三天,中央为彭德怀、陶铸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这标志着平反冤假错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在上文,已写到了这件事。

    此前此后,北京和外地还召开了一系列追悼会,为我们的开国元勋贺龙、庐山会议开始落难的张闻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作家冯雪峰、我国杰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随之,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他曾主张稳健发展,不图虚张声势,被毛主席说成是“小脚女人”,被别人扣以“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的帽子,后被迫害致死。

   “文革”正式开始前,从《海瑞罢官》引发的“三家村”及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的冤案;

     在“三家村”冤案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谓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

     除此之外,平反昭雪的还有我国著 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而被诬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藉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冤案;

    著名的马克思主 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并被迫害而死的冤案,连带 着全国史学界也被扣以“‘保皇党’霸占了史学阵地”的冤案;

    林彪、“四人帮” 意欲整倒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荚、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进而打倒周 总理与朱总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

    林彪、“四人帮”诬称杨成武、 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冲击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

    原海军司令萧劲光的所谓“上贼船”案;

    跟着彭老总在庐山落难的黄克诚同志,被林彪、“四人帮”捏造的“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推行彭德怀的资产阶级 军事路线”、“同彭德怀一起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案;

    由 “四人帮”密谋策划,其黑干将迟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诬蔑全国教育战线建国后十七年“都搞封资修,培养‘白专’苗子”案;

    1973年轰动全中国的 河南唐河县马振抚中学“复辟考试制度,和孔老二一样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案;

  “中宣部阎王殿”案和“总政治部阎王殿”案;

   诬蔑长篇小说《刘志丹》“为高岗 翻案”、“为习仲勋涂脂抹粉”、“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而鼓吹另立山头”.从作 者到出版社到审阅过书稿或对小说草稿提过修改意见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摧残致死致残的大冤案;

    此外,其他各条战线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继被平反昭雪,对这些冤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同志,都开了追悼会。

                                 (二)

    1979年1月25日,又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为“六十一人叛徒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悼会。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长篇悼词。

    “六十一人叛徒案”是个什么冤案?说来话长。“六十一人叛徒案”又叫“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这事的起因说来很简单,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党有一批骨干分子被国民党逮捕坐牢,为了营救这批同志,让他们能尽快出狱为党工作,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效力,经当时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提议,经过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当然也应该经过党主席毛泽东同意批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六十一位同志经中央指示以写自白书的形式先后离开国民党的监狱。这批同志以后都成为抗日战争中的骨干力量,如薄一波,就是山西抗日和统战的主要领导人。

    这事发生后的三十年间,并无任何问题出现,建国后薄一波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安子文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刘澜涛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此外,廖鲁言担任农业部部长,徐子荣担任公安部副部长,胡锡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刘锡五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王其梅授衔少将,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六十一人中的其他人,也都担任了党政军的重要职务,如我比较熟悉的曾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王德。

    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康生等为了置刘少奇于死地,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想到了可以利用这件本由中央批准的六十一人出狱的事来诬陷刘少奇,说是刘少奇擅自所为,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隐藏了数十年之久的庞大的“叛徒集团”!于是,这六十一人,只要还活着,全部当作叛徒投进监狱,受到了比坐国民党监狱更残忍的折磨。有骨气的张闻天不肯做假证,也受牵连(当然还有其他“罪名”)下狱。由此六十一人再加以株连,又殃及无数的无辜。毛泽东不会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但不见他说过什么,他显然默认康生们以此案直把刘少奇拉下马。

     于是,1967年1月,王其梅被迫害致死;1969年6月20日,徐子荣被迫害致死;1970年2月28日,刘锡五被迫害致死;1970年10月23日,胡锡奎被迫害致死;1972年11月,廖鲁言被迫害致死……而1976年7月1日,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离“四人帮”被粉碎还有三个多月的当年的党的生日那天,也含恨离世!而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则被关押至平反!薄一波虽逃过一劫,后来还有时间写些共产党在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刻的反思,他的儿子薄熙来也很有出息,官至省委书记、省长,并甚得民望,然而,他的夫人、曾任二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局长的胡明,则早于1967年1月15日就被江青、叶群等迫害致死了!

                                (三)

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平反,最早由陈云提出。1978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的六十一人案件,经胡耀邦主抓,宋任穷又组织大家进行了清理,并深入查询了中央档案馆的档案,结果又发现4份文电,进一步证明六十一人案件是重大错案。中央于1978126日以75号文件转发了中组部的报告,指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六十一人案件影响极大,殃及面广,必须马上平反。于是,1979125日,为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及为此案的死难者的追悼大会得以召开,又一批冤魂得以昭雪,无数的受难者重见天日,而我也增加了开篇的那首悼亡诗。

此案的主要受害者薄一波,虽没有在狱中被迫害致死,但显然也身心俱损。不过,经此磨难,反使他的头脑清醒了许多。在此要随便说说薄一波。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县蒋村人。1908年生,1925年入党,曾在山西,天津等地从事兵运等工作,三次入狱。19368月经组织营救出狱后,薄一波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到老家山西,被派往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书记。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后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政委等。1946年起,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建国后,历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军区政委,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3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1957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9月任中共8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和1965年继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文革中,薄一波遭受劫难,这在上文中已经叙述过。重新工作后,薄一波任国务委员,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并两度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在此期间,薄一波不仅反思文革,而且进而反思新中国建国后的政治大事件,写了一部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领导层成员中,能对新中国时期的政治事件作出如此详细的回顾与反思的,并不多见。

是啊,没有回顾与反思,就不能吸取教训,就不能迈开新的前进步伐。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正是中国人民通过深刻回顾与反思后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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