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吴晗——后悔当历史学家吗?

                                 哀吴晗

          文革含冤多少人,最先剿杀三家村。无端一戏吴晗死,谁赴黄泉慰鬼魂。

                                                   1979年1月

                                   (一)

    1979年1月,我仍在农场,处境还没有根本的改变,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加速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文革最早的冤案——《海瑞罢官》案也得到平反,我也感到由衷的高兴。不过,吴晗早已死于1969年 。当我得知《海瑞罢官》案及吴晗平反的消息,便写了上面一诗,以作悼念。

    “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吴晗入手的,所以我先谈吴晗。文革之前,我当然已知吴晗大名,毕竟他是有名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北京市副市长。然而,当时我对他的了解又不会很多,而现在,在一般的辞书中都可以了解到他的简历:

       吴晗生于1909年,原名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27年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曾任乡村教员。后考入之江大学预科。1929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1930年8月到北平,经燕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顾颔刚介绍,任该校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员。1931年夏,考人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攻明史,先后在《清华季刊》、《燕京大学学报》、《中央历史学刊》和天津《大公报》副刊《史学》上发表学术论文,同时担任《大公报》副刊《史学》编辑。1934年夏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任云南大学文学系教授,1940年后,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43年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9月,任民盟中央执委兼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12月兼《民主周刊》主编。在昆明期间曾与闻一多等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 任清华大学教授,仍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8年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同夫人袁震一起奔赴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鼓励。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任文学院院长。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副主席及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等职。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发起编写历史小丛书,任《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主编,以后又主编《语文》、《地理》两套小丛书和《中国历史常识》七册。

                                (二)

     吴晗的真正出名,恐怕在1965年。那年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吴晗进行“批判”,善良的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般的学术上的讨论或争论,而且姚文元也属于一个无名之辈。但是,谁能想到,在姚文元的背后,是江青、张春桥等人在策划,善良的人们更不会想到,毛泽东利用这篇文章,来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于是,人们渐渐看到,《海瑞罢官》被说成是“为彭德怀反翻案”;从批吴晗,进而批北京市委,批彭真。人们终于明白了,这不是一场学术的争论,这是“阶级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这时的姚文元已经不是无名之辈,他的文章已经是代表了中央的声音了。他在文章中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合股开了黑店”,是“继《海瑞罢官》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进攻”。这篇文章发表后,全国报纸奉命转载。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和围攻,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序幕和导火线。6天后,即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并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出,标志着危害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当年,我听说吴晗、邓拓、廖沫沙等是“反党分子”,感到十分的惊讶,因为他们都是北京市一级的领导干部,这么高级的干部也“反党”并组成“集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不过是小鱼虾罢了,他们是毛泽东“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突破点,他们成了最先的一批无辜受难者。

     吴晗被七斗八斗,熬过了66年、67年、68年,到了1969年10月11日,他终于被造反派活活地打死,含恨去世。而在当时,他的死是不会让国人知道的,也无须要作什么交代,这位著有《朱元漳传》、《投枪集》、《学习集》、《春天集》、《灯下集》、《海瑞罢官》、《海瑞的故事》、《读史札记》等100多种著作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的死,和一只蝼蚁的死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1979年,经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他得以恢复政治名誉,平反昭雪,而这时,他已含冤死去10年了。

                               (三)

     后来,我看到叶永烈、李辉、许志林等先生的一些文章,得知吴晗在“反右斗争”时,他是一员“干将”,狠斗过别人。在此也引述几段文字:

     据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披露,反右派锣鼓一敲响,一马当先的便是吴晗。在1957年6月26日至7月25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吴晗又是一马当先,挥着手,高呼着“我愤恨,我控诉”踏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作了题为《控诉章伯钧、罗隆基的罪恶活动》的演讲,把根本不存在的章罗联盟无限上纲,大加挞伐,以此显示自己的正确,显示自己坚决地站在了左派这一边。李辉文章中也披露,“一个和吴晗共过事的文人,在我面前不止一次的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他说在反右运动中,正是由于吴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的坚决性,使他蒙受冤屈,被打成右派,从而经受了二十年的磨难。”

       许志林认为:1957年,正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批像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才使得中华大地上的反右派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批要求民主的声音遭到了扼杀。而且,中国社会重复了一代又一代的悲剧,就又开始了。正如曾是共产党高干、老作家韦君宜最近写的《思痛录》中所反省的:“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普遍失语症,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有的甚至成了落井下石的打手,才最终导致了“文革”的全民浩劫——吴晗自己也没能逃脱这一历史悲剧。当年他第一个举起手去打倒别人,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却是第一个被别人打倒,而且由于民主与法制比当年有了更大的破坏,所以,他就遭遇到了比当年右派们更为悲惨的命运……,这,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深思。

    而我则认为:这类事也并不奇怪,在共产党内,”窝里斗“已由来已久,在那无比艰苦的井岗山年代,也搞了几年的“肃反”,冤枉或冤死了不少自己的同志, 井岗山中原来的“绿林好汉”先后被铲除;毛泽东、邓小平也身受其害;在同样艰苦的延安时代,也搞起“整风运动”“抢救运动”,让康生等人大显身手,连女作家丁玲也不放过;解放后,本该好好搞建设,但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两年来一次政治运动,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周扬等,不是也斗过一些不该被斗的人,如彭德怀、张闻天、习仲勋、邓子恢、潘汉年、方方、胡风等吗?参与过斗别人的人,又岂止吴晗?

                 二十五、邓拓——最早以死抗争的才子

                                      哀邓拓

          枉汝龙蛇二十年,分明身败是章篇。燕山此日重惊世,何处寻君下九泉?!

                                       1979年2月

                               (一)

    1979年2月,其时我在江苏省南京市探亲,大概得知邓拓平反的消息,于是写下这首哀悼的诗。邓拓有诗云:“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我诗中的前两句是改他诗句而成。

     现在的年轻人对邓拓也许很陌生,但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邓拓。可以说,“文革”的开始,是同“三家村”紧密相关的。继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就到“三家村”了。而“三家村”“村主”之一的邓拓,自然成为继吴晗之后遭到批判的另一个对象。在遭到林彪、江青等残酷迫害后,邓拓于1966年5月18日,即“五一六通知”发布仅两天即含冤自杀身亡。至于邓拓自杀身亡的经过,又恐怕鲜为人知,本文主要告知读者这一内容。

                               (二)

     邓拓生于1912年,福建闽侯人,原名邓子健、邓云特。1930年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等职。1958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春,邓拓以笔名马南邨为《北京晚报》撰写了一些知识性杂文,后来这个栏目定名为《燕山夜话》。同年夏天,邓拓同吴晗、廖末沙合作为《前线》杂志撰写杂文,后定名为《三家村札记》。这些文章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文革”开始后,江青一伙出于打倒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目的,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之后,又扩大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1966年5月8日开始,江青一伙组织文章,攻击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的一场反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5月11日,《红旗》杂志刊登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一时间批判如潮,所谓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就此铸成。

     邓拓是怎样死的呢?当年,他的死,是“自绝于人民”,又多了一条罪状,但即使这样,也不会在报上公布,所以,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在邓拓死后32年,即1998年6月,一位记者采访了邓拓的夫人丁一岚,采访记录后来刊登在《南方周末》上。从丁一岚那里,我们可以了解到邓拓去世的详细经过,没有注明的段落,就是丁一岚的自述:

                               (三)

      “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 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 革的导火索。   

     最初是批一个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然后,就是1965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 们3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 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3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 “三家村反党集团”。   

    1966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3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高教党委书记,韦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 、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必须要经过总编辑发稿的,邓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这么重要的社论都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才发表的,毛主席批了个“我不看了”,这意思也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因为以前发社论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会发表意见。但他这次说“我不看了”,也不是说“我不看了,你们就去发”,不是这个意思。”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冥思苦想。你说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和周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的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报”是缘于这里。   

    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是从反右开始的。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 刊登一些批评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 所以,毛主席又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有了毛主席的这两句话,邓拓就没法再在《人民日报》干下去了。邓拓跟毛主席的路线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连总编辑也给撤了,邓拓本人也要求辞职。有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等到最 后“三家村”的问题拉出来的时候,邓拓也觉得在劫难逃了。 “大参考”被收走 ,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 回到北京市委。

    (记者按)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 、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 等等都是借古喻今。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周二、周五刊登,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来了最后的杀身之祸。邓拓的这段沉浮,似乎并没有使他和丁一岚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尖锐辛辣的文字。当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深深地钦敬邓拓的勇气和犀利。而丁一岚没有想到,几年后,她将和邓拓一起,再次被贬斥出革命的阵营。

    批吴晗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要批邓拓了;他保吴晗也没保住。1965年底、66年初,在北京范围内党内就批邓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邓拓。因为已经在内部点了北京市委的名,说北京市委包庇反党集团。大家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嘛,北京市委能不执行党中央的意图吗?大概在批判邓拓以后不久,北京市的领导彭真、刘仁同志就受到批评。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一场批判真正的对象是谁了。   

    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里期待着有一天能向党说清楚自己的创作思路、写作意图。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家里的警卫员,这时已经成了监督员了。曾经是温馨而热闹的家,变得静悄悄,父子相见,都默默无语。我们家的孩子一直受党的教育,都非常热爱党,相信党。可报上说他们的爸爸是反党集团分子。在孩子们眼里这可是最坏的人,是最肮脏的。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一向那么温柔、那么爱他们的爸爸怎么会是反党分子?我又不能跟他们解释,说你们的爸爸是无辜的,我怕他们在外面这样说会惹出什么乱子。可你让我说,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每次孩子们走过爸爸的书房都踮着脚,轻轻地,轻轻地,怕碰见爸爸,不知说什么。邓拓一向非常爱孩子,他怕孩子们为难,也尽量避着孩子,装做没看见他们。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他多想像从前一样和孩子们说说话,聊聊天。   

    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4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记者按)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 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 、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

     说邓拓是叛徒,邓拓不能忍受,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这样宣布,邓拓说,是不是党对我做了什么结论了。其实后来在复查时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党啊。在那种情况下,压力大,因为处在了和党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要让他跟敌人斗,跟国民党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斗争。邓拓1930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为党做过很多地下工作,还被捕过,在监狱里跟敌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在敌后背着机器,坚持为党出报纸,敌人进行‘梳篦式’扫荡,他都坚持出报。那时候经常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多少枪林弹雨他都挺过来了,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 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记者按)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丁一岚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坚强的,她的确非常坚强,因为她必须坚强。孩子很久都不知道邓拓自杀。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30年 的丈夫。   

    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他没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   

   (记者按)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邓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亲人们得到解脱,痛苦依然绞着丁一岚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觉得难熬得很,比抗战8年还难熬。我在我们机关里,有5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寂寞。我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决定的,所以,很长时间我没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对孩子绝对保密,这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孩子也不问,他们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见到爸爸。一直到两年以后,外边已经传开了,说邓拓已经死了,孩子们才回来问我,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爸爸住院了,他们也不希望爸爸回来,怕红卫兵来家里闹,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很沉重。结果外面已经传说爸爸死了,那时候,咱们的报纸习惯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孩子们从外面听说了,回来问我,我还是先请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说邓拓已经死了,才敢跟孩子们说,爸爸已经死了。孩子们都非常爱党,相信党,党的报纸说爸爸是叛徒,他们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来,他们被人家骂成是狗崽子,他们亲身遭遇了许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们慢慢就清楚了。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他们跟我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这是事实,他们下乡插队多年,想去工厂、上大学都不批准,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总是很痛心。

    (记者按)每年5月18日,丁一岚都给邓拓写一封信。最让丁一岚痛心的是,邓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邓拓的哥哥商量,把邓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邓拓的哥哥当时在中科院,邓拓的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们将二老的骨灰合在一个坛子里,空出来一个藏着邓拓的骨灰。从表面看,两个坛子安放的还是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过文革这场浩劫。若是邓拓父母在天有灵,得知他们死后仍能保护爱子遗骨逃过劫难,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恸还是欣慰。每年5月18日,丁一岚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祭奠邓拓,她总是给邓拓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年里她和孩子们的情况,就像邓拓活着时,他们夫妻谈着的那些家常话。她也向他倾诉自己的孤独和困惑。写这信时,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立无助了。然后,她划着一根火柴,把信点燃。每一年,她都按时给邓拓寄出这样一封信,她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丈夫交流着情感,联系着两个世界。1976年那个金秋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沦为人民的“阶下囚”。可是满目疮痍的中国仍然背负着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到基层干部群众,受害面之广前所未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这类莫须有的罪名,依然束缚着成千上万的人们。从1978年陆续展开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给丁一岚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邓拓的问题能够尽快得以复查。   

     那时我也不敢提这个问题,我得摸清楚情况才敢提。我遇到一个从前认识的同志,他说,《人民日报》的领导很关心邓拓的问题,你写个材料吧,我们那里有一个内部刊物送中央的,把你写的材料印在上面,这样,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以看到。我后来就写了这个材料,登在那个内参上,中央就批示让组织部的专案复查小组复查,这才开始复查邓拓的问题。79年初复查时,他们分析问题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大,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一个一个问题查,我就跟他们辩论。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这句话, 文革时就批判过,说邓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他是‘书生办报’,他有抵触情绪,就刻了这个图章。复查的时候,那些人还追问我,这个图章是什么时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评他之前、还是之后刻的,就连这样的问题都还在抠唆。 哎呀,争来争去,算是给邓拓平反了。给了一个结论,很简单的几行字,写邓拓 、吴晗、廖沫沙3个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写的就这么简单。   

     拿到这张只有几行字的平反结论,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邓 拓13年前写下的遗书。最后,他们同意我到资料室去看邓拓档案里的遗书,隔13年,我才看到遗书,这时,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档案室里大哭了一场。邓拓的遗书写得非常动人,是写给北京市委的,整个叙述他的写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经过。他说,我的写作问题,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跟北京市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稿子市委并没有审查。后来为了邓拓的追悼会怎么开,也争论了很长时间。甚至追悼会的悼词,他们也没有让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见吧。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结果他们限定这个追悼会不能超过600人,还是要处级以上干部。很多人都对这个限定有意见,我也有意见。我说,当时跟邓拓他们一起搞 《三家村札记》的编辑,哪有处级干部,这些编辑后来都受株连了,受到很大的打击,现在连追悼会都不让他们参加,这对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电台打印了一个讣告,印了一百份,寄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开追悼会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宝山的纪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邓拓的遗像做了两个,一个摆在会场里,一个摆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没见过邓拓了,看一下遗像也好呀!

  (记者按)我们今天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并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能从昨天的历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谛,使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不会再重复昨天的黑暗。丁一岚的话耐人寻味:“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悲剧。” 采访丁一岚的那个下午,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弹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岚家种满花草的阳台,有几只小鸟在夏日的阳光里蹦跳鸣叫。在鸟语花香的旁边,在明快优美的钢琴声中,听着一位老人讲述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悲剧,我很难表述我内心的那份复杂的感触。在这快乐与悲哀的交织中,我总是想到邓拓去世时手里攥着的那块湿漉漉的手绢,我想,那上面不知浸着多少男儿泪。这次访谈的3个月后,丁一岚病逝。

                              (四)

    上面是我大段大段地引述了别人的文章。我本来并不想这样详细地引用别人的文章,然而,这篇对丁一岚老的采访,却使我难以割舍,我以为只有较完整地让读者知道邓拓的悲剧,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权术,什么是诬陷,什么是丑恶,什么是罪行,什么是悲剧角色,什么是民族灾难。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我的母亲也是1912年出生的,和邓拓同年,她是一位普通的妇女。邓拓死时是54岁,而我的母亲虽也经受磨难,却活到1997年,享年85岁。我想,如果邓拓也能活到这个岁数,以他那样的才气,该能产生多少部类似于《燕山夜话》那样的不朽著作啊!可是,我们亲手扼杀了多少中华民族的精英,扼杀了多少真正的灿烂的文化,这惨痛的教训我们不知已经记住了没有!  

             二十六、田汉——国歌词作者不能死于国歌声中

                                     哀田汉

   世事沧桑变,哭君去不平。刀丛难幸免,棍下即凋零。义勇歌声壮,辛勤剧作精。文坛先辈尽,接力嘱年青。

                                             1979年4月

                                (一)

    1979年4月,我仍身处农场,仍未得到“解放”。不过,许多比我凄惨十倍的含冤受屈之名人,相继平反,获得“解放”,我也很高兴,只要国家有中兴之日,我也不怕“把牢底坐穿”。大概当年的4月份,报上有田汉平反的消息,于是,我写下了这首五律,以表示我的哀悼。

    我与田汉当然谈不上有任何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知道他是中国现代一位著名的戏剧家。田汉是湖南长沙人,1898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五四运动。1921年回国后,与郭沫若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后与欧阳予倩等创办南国剧社。1930年加入左联,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一直从事左翼戏剧和电影活动以及爱国民主运动。建国后,担任中国剧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

    我后来才得知,田汉的剧作甚多,不过,恕我孤陋寡闻,才疏学浅,在文革前,我似乎没有看过他的任何一部戏剧或剧本,文革开始后,就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然而,他有一种作品,我是非常清楚的,全国人民也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这《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被定为国歌。如此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就是聂耳,词作者就是田汉!国歌歌词的写作者,这恐怕是任何作家也难以比拟的殊荣。

    如果问,国家最尴尬的事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举出一些,如国家领导人弄出桃色新闻,如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不过,我提一桩,如果国歌的词作者原来发现是个坏人,是个叛徒,你说尴尬不尴尬?这国歌还唱也不唱?这国歌要不要更换?文革之时,我们就遇到了这种事,因为国歌的词作者田汉,被发现是一条“反动汉子”,是叛徒,早早就被打倒了。

     田汉被打倒,又与鲁迅有关。读者可能奇怪了,莫非鲁迅活到文革时仍未死,充当了林彪、江青的打手?非也,鲁迅本人早于1936年即死了,但因为毛泽东赞扬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于是,鲁迅就是最革命的革命者。那时候也流行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我当知青时,也和农友们质疑过这句话:敌人说鸡肉好吃,我们就说难吃吗?敌人说屎是臭的,我们就说是香的吗?不过那时又有另一种说法: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不理解,是自己的水平低,而毛泽东的话是不会错的。唉,看我扯到哪儿去了,还是说回鲁迅吧。因为鲁迅是骨头最硬的,最革命的,因而鲁迅批评过,讽刺过,鞭挞过的人,都不会是好人。于是,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汉子”被揪出来了;而章士钊、林语堂、陈西莹、杨荫榆、梁实秋等,更是直到现在仍让全中国的高中学生记住他们那“落水狗”的形象。

     唉,其实,这是林彪、江青们利用鲁迅这个死人来整活人,让你有口难辩。鲁迅先生如果泉下有知,他生前肯定不会经常运用那幽默讽刺的文笔,更不会轻易提到文友或论敌的名字的。更冤枉的是,鲁迅文章提到的“四条汉子”,还是临时拼凑的,即田汉是无意中加入的,如果田汉不是这么倒霉,或许他的“罪”会轻一点(无罪是不可能的)。数十年后,田汉的孙子田刚谈起一些往事:

                            (二)

     田刚从小就很骄傲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爷爷,1966年初,报纸上发表了批判田汉的文章,十余岁的田刚一见就用火柴把报纸烧了。田刚说,“四条汉子”当中死在“文革”期间的,就爷爷一个,其余三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都活到“文革”结束,实际上爷爷被鲁迅列入“四条汉子”挺冤的。1934年10月底,这四个人和鲁迅的那次见面,本来并没有田汉参加,他是临时碰上周扬和阳翰笙而加入进来的,他的加入还曾使夏衍为难,因为夏衍预约鲁迅时只说他们三人要报告“左联”的工作,并没有提到田汉,而且夏衍知道鲁迅一向不喜欢田汉,不过人已经来了,也不好阻止他,只好四个人一起去见鲁迅。一年之后,在“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鲁迅与“左联”这几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化,鲁迅在文章中如此描述此次会见:
  ……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如果田汉那天不是偶然碰上加入,恐怕就不会被列入“四条汉子”之一。在“文革”中,“四条汉子”几乎是“反革命”的同义语,1966年底,田汉被北京卫戌区逮捕,由“田汉专案组”监管、审查,使田汉的糖尿病、肾病和心脏病一并爆发,于1968年12月10日,田汉默默死在301医院里,化名“李伍”,时年70岁。

                              (三)
  

    据田刚说,爷爷死时他们家人都不知道,7年之后才知晓。田汉事母至孝,在家里是老大,他的妈妈易克勤一生倾心竭力支持儿子的事业,在文艺界很受尊敬。生命垂危之际,昏迷的田汉叫着:“让我回家看看90多岁的妈妈吧!我只看一眼……”从日记上看,田汉的字越写越乱,越写越少,他一直未承认自己是叛徒,仍然相信党和毛主席。
   从1949年始,田汉担任了中国文联戏剧家协会主席,直到“文革”他被打倒之时。他并不善于做行政工作,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他于建国之初,一连给周扬写了10封信,谈戏曲改革的事,周扬告诉人说:“快让田老大打住。”田汉主张对古典戏曲采取“保护主义”和“慎重”、“明智”的改革方针,而不是一概抹杀,实际上形成了他后来悲剧的根源,引出了1963年以来毛泽东对中国戏剧状况的多次严厉批评,直至他在“文革”中为此送命。
   田汉不仅有很浓的文人气,也有很深的江湖气,他一生待人以诚,广交朋友,国民党、民主人士、江湖艺人、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社会关系极其复杂。30年代时,蓝萍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电影活动时,曾在田家住过一个多月(许多演员都在田家住过),田老太太待她不错。1964年前后,江青找田汉谈过两次话,都是不欢而散。田汉一生不懂政治,他有追求、有信仰,但胸无城府,口无遮拦,终其一生只是个戏剧家。

                               (四)

    田汉就是这样,被诬为叛徒,被打倒,被迫害致死。于是,国歌就不好办了,由于当时正忙于搞“运动”,还没考虑到更换国歌的事。不过,当时也颇会变通的,就是不唱歌词,需要的时候就“奏国歌”,这样就避免了尴尬。另一种变通,就是会议开幕时奏《东方红》,闭幕时奏《国际歌》,大有以《东方红》取代《国歌》之势。

    还有一闹剧要提一提的。打倒“四人帮”后,华国锋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他也要树一树自己的威望,毛泽东有《东方红》,他也来一首《交城山》。这还不算,不知是在什么会议上,可能是党的十一大吧,竟通过了一个修改国歌歌词的决定,不知由谁人来写过另一种歌词,套在聂耳所作的原国歌的曲子里。那歌词,竟有“跟着华主席,永远向前进(大意)”这样的句子,让我们唱着唱着直觉得别扭、浑身不自在。华国锋毕竟做了一件胜过毛泽东的事,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唱到国歌里去!幸亏,随着华国锋的下台,国歌的歌词又恢复原状,不然的话,如今奥运会颁奖、甲A、甲B球赛开场都常要唱国歌,那就太难受了。

    只要国歌不变,田汉仍活在国人心中。

             二十七、老舍——不怒而沉湖,就不是老舍

                                 哀老舍

              乱世甘心辱?先生作自沉!至今湖岸柳,犹说当年人。

                                                    1979年3月

                                 (一)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乱世。乱世固然不好,但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文豪。因为在乱世间,政治家和军人们为争夺天下正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任由文人们去“百家争鸣”,反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了。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少很有份量的文学家,稍接触文学史的人都会感受到,我无须在此一一列举,老舍先生肯定是其中之一。新中国也提倡“百花齐放”,但往往造成百花都是一种花,即“向阳花”;而“百家争鸣”最终归结为一家,即“社会主义大家”,因而,在解放后成长为“大文豪”的,恐怕谁也称不上。文艺花园不够繁荣也罢,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那些老一辈的文化人,经历乱世而不死,留命到了新中国,却在1966年后大量遭到污辱、虐待和迫害,不少被迫害致死,如上两节提到的吴晗、田汉等;有的被迫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如这一节的老舍,以及下一节的傅雷即是。

     老舍于1899年生于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1924年去英国,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0年回国,在大学中任教,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长篇小说。1946年到美国讲学,1949年底回国。解放后,写了话剧《龙须沟》、《茶馆》以及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等。在文革前,我对老舍的了解当然很有限,只买过及读过他的《骆驼祥子》,其他的,都是在80年代后才拜读到。

     1949年底,如果老舍仍留在美国,应该不会16年后自沉湖底而死的,不过,这都是多余的话。新中国就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当时的海外游子归来,老舍又怎会不归?他又怎么会想到,16年后中国会有一场大劫难?至于老舍是怎样死的,我当年不可能知道,后来也只能靠报刊书籍提供的信息。有一位傅光明先生,经过多年的走访,写成了《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一书,下面我就引用书中的一些内容:

                             (二)

    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 钟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三)

   再来看一段老舍的儿子舒乙先生的回忆我走到父亲尸体旁一看,他仰面躺在杂草丛生、中间踏出来的一条小路上。他的头朝西,制服凌乱,但也许是经8月骄阳晒了一天,已干了。父亲穿着布鞋,还比较干净。看得出来,公安部门、法警、派出所来验过。父亲的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整个看来绝对是遍体鳞伤。有一个席子盖着他,估计是白天有人好意给他盖上的。


  这时夕阳还在,我就退出来,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后湖的椅子上看着他。我只觉得,现在回忆起来眼前是一片黄,也许是夕阳的黄,也许是席子的黄。我坐在那儿等母亲。此时思绪非常复杂,想了很多事情。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竟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伤。这时候,天好像变了。我来时还有很大的太阳,突然天阴了,下起了蒙蒙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挡不住,父亲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亲早点来。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我感觉脸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很感谢这雨水,因为它可掩盖我的泪水,可以陪着我一块儿落泪。大概到了九十点钟,街上快没车了,母亲还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来去迎她。这时母亲实际上已经来了,她找不到我,因为天太黑了,一个路灯也没有。她在湖边叫着我的名字,她这种急切的声音被看湖的人听见了。看湖的人告诉她在这个地方。母亲是坐着火葬场的车来的,这样就把父亲运到火葬场了。收尸的时候没有交证明,火葬场说第二天还要把证明拿来,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场,给他们证明。是两个姑娘接待我的,这时尸体已经处理完,他们说不能保留骨灰。

     后来搞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次追悼会和平反会。但骨灰盒是空的。我们为了纪念他,把他的眼镜、一支钢笔、一支毛笔放进去。他平常喜欢喝茶,喜欢花,我们就把花茶中的茉莉花拣出来放在里面,用这几件东西代表他。很久后,我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北京城旧城西北角的外面有一个太平湖,而城里相对应的这个地方叫观音庵,这是我奶奶的住地。我恍然大悟,父亲等于是来找他的母亲,这个房子是他当了教授后买给自己母亲的。当他丧失了一切,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宿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他在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将以自己的身体,投水殉职。那天坐在父亲尸体旁,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这就变成很积极的东西了。在他投湖的湖面上,飘着很多纸,是他带进去的,有人捞上来看,是他抄写的毛主席诗词,他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欢抄毛主席诗词。据目击者说,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张,在他跳湖时,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后来,北京市文联的人把手杖、眼镜、衣服、工作证等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几乎都还给我们,唯独没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我们猜想他在这上面写了东西。他一个人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夜,有笔 ,有纸,他自己又是写家,他当时情绪又是非常之激烈,肯定写了东西,这几乎是不用怀疑的。我们追问,却得不到回答,是公安部门转上去的。

                                (四)

    上面是引用老舍夫人和儿子谈老舍的死。老舍就是这样死了。老舍生前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还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然而,这些职务和荣誉并不能作为他的护身符,在国家主席也自身难保之时,一个只会写点东西的文化人在某些人的眼中,并不算得什么,只有周恩来等会痛彻心脾,然而也无可奈何!

    当老舍死去13年后,报上才提到他,让人们知道他“被迫害致死”,至于怎么死,还语焉不详,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乃是老舍死去33年才披露的。我篇前的那首诗,最后两句,实际上是后来作了改动的,望读者诸君原谅。

             二十八、傅雷——去和巴尔扎克谈心吧  

                           哀傅雷

           夫妇双双去,皆因世不容。文坛从此后,谁可译巴翁?

                                                       1979年4月

                                 (一)

     这是一首悼念傅雷的诗。傅雷是什么人?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亦有所闻,因为有一本《傅雷家书》是比较出名的。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知道的文学翻译家实在有限,只知道有一位朱生豪,是专译莎士比亚的,一位傅雷,是专译巴尔扎克的,一位李青崖,是专译莫泊桑的,一位叶君健,是专译安徒生的,此外,还有周扬、李健吾等,总之,极其有限。

      傅雷生于1908年,上海南汇人。字恕安,号恕庵。早年留学法国。回过后从事办报和文学翻译工作。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政协委员等。他主要从事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其实,巴尔扎克的作品,我在文革前看得也很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高老头》和《欧也妮。葛郎台》。在文革期间,曾找到一套肯定是禁书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太长太深奥,虽则看了但当时就没有透彻理解,现在已印象模糊。上述几种书,都是傅雷翻译的。

       我知道傅雷,还因了他的儿子。他有一位儿子叫傅聪,是一位很出色的青年钢琴家,擅长弹奏肖邦的作品。我在文革前,也算得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当然听到过傅聪的名字。在此,我不得不插进一段关于傅聪的故事,因为傅雷的遭遇,绝对和儿子傅聪有关。

                                (二)

    不知什么原因,中国人比较适合弹钢琴,在5、6十年代,除了傅聪,还产生了刘诗昆、殷承宗、顾圣婴等享誉世界的青年钢琴家。不过文革到来,刘诗昆不但无琴可弹且受批斗,顾圣婴则早早自杀求得解脱,唯有殷承宗,不知紧跟“中央”还是被江青看中,成了“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一分子,可以演奏“样板曲”,所谓钢琴协奏曲《黄河》即是。殷承宗因此感恩不绝,把姓名也改成“诚忠”,姓也不要了,以示对“中央文革”及江青的忠诚。当然,这是年轻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走的弯路,我们也不必太过计较,后来“诚忠”又恢复原名“殷承宗”,重新在舞台上演奏巴哈、莫扎特、肖邦等。那么,傅聪在文革到来时,又有什么遭遇?他没有遭罪!何解?这需要细细道来了。

     傅聪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父亲傅雷对多种中西艺术、文化的渊博学识,独到见解以及缜密严谨的学风,对艺术真理的赤诚追求,直接、长期、深远地影响着傅聪的演奏艺术。三四岁时的傅聪,已能感受到音乐的强大吸引力,显露出对音乐不寻常的热爱。七岁半开始学钢琴,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的梅帕器(Mario Paci)为师。梅帕器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其门下受教三年。傅聪于1951年夏再拜苏籍钢琴家勃隆斯丹(Ada Bronstein)夫人为师。傅聪刻苦用功,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在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罗马尼亚举行。经国内选拔,傅聪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参加“联欢节” 的钢琴比赛,结果获三等奖。当时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曾将苏联选手感动得不禁泪下。1955年3月,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 74名选手齐聚波兰首都。傅聪是唯一的中国选手,也是音乐资历最为薄弱的一位选手,经三轮比赛,他以与前两名相近的分数获第三名,还获《玛祖卡》演奏最优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虽为第三,但傅聪的演奏魅力,足以使他成为该届比赛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赛后,傅聪继续在波兰就学于杰维埃茨基教授门下,直到1958年底提前毕业。这期间,傅聪曾于1956年8—10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此外,还在东欧各国许多城市演奏,到1958年离开波兰前,已达五百余场。这些国家的广大听众领略了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傅聪也积累了宝贵的专业钢琴家的舞台经验。

    1958年12月傅聪离开留学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移居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英国,居然不回来,当了“叛徒”!这在当年,是罪大恶极的,因此,文革到来时,傅聪远在他乡没有遭罪,但作为他的父亲母亲,处境就可想而知了。由于傅聪的关系,我又知道了他的父亲就是傅雷,母亲叫朱梅馥。到了后来我又知道,傅雷夫妇还有个儿子叫傅敏,后在大学教英语。

                               (三)

    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很难想象,象傅雷那样的法国文学权威,不在他的前面加上“反动”二字,变成“反动学术权威”。很难想象,象傅雷那样清高的书生气十足的人,能够忍受那些非人的侮辱。死,自我解脱,恐怕是他唯一的出路。傅雷与夫人朱梅馥相濡以沫三十多年,他不可能丢下爱妻自己离世,于是,一出哀婉的人间悲剧在那年的9月2日深夜3日凌晨于东方大都市上海上演了。他们是怎样离开人世的?我当年不可能知道,现在也只能靠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来了解。因此,请恕我又要 参考别人的文章,再现当年那一幕悲剧于读者之前了。

     很难想象公元1966年9月2日深夜,是怎样一个古怪的夜晚!也许那夜就像打翻一瓶墨水,整个一张稿纸没有一点洁白的地方;也许那夜狂风大作,雷霆万钧,偌大的上海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许那夜花好月园,竹影摇窗,与从前的夜未来的夜别无二致。然而就在此晚,午夜已过,凌晨刚至,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

     傅雷夫妇走得干干净净,义无反顾,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就象风吹绉一池春水,遂又了无纤痕。傅雷的一生长身玉立,气宇轩昂,就像一棵笔挺的秀竹,宁折不弯。他的夫人雍容静肃,端庄厚憨,柔情似水,就像一根缠绕秀竹的春藤,温存有余。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自然放射出人生最瑰丽的光芒。一对恩爱夫妻,如胶似漆,举案齐眉;但真正能够做到携手共赴正义,蹈死不顾,恐怕自古至今也屈指可数。贝多芬有句名言:“为了真理,给个国王都不换!”傅雷做到了,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的大写意。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 ,从从容容。傅雷和夫人临走前的9月2日夜,曾给他们的亲人留下一封仅千余字的最后家书。这封遗书是写给傅雷的小舅子朱人秀的。遗书写得笔墨清晰,条分缕析,坦坦荡荡,磊磊落落 ,至今读来都令人潸然泪下,振聋发聩。从遗书里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无非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而这两件东西又都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他家的 ,并非傅雷本人之物。正像傅雷所言:“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然而作为一介书生,即使竭尽全力呐喊也是微茫的。理智的傅雷清醒地觉察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没有向任何人申辩,只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一个多么干净、彻底、从不苟且的傅雷。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付朱人秀上缴当月55.29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表,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时期的生活费,并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如果说傅雷临走前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这就是惟一的遗憾,带着深深的同情的遗憾。要送人或该还人的东西,傅雷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共13条。最后剩下的53.30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他们的丧葬费。至于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一切均有安排,决不乱套,就像夫妻两个要出门远行,或到国外看儿子,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和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不动声色,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四)

   傅雷一生脾气暴躁,因而大大小小的折磨在所难免;可是每产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多亏他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朱梅馥在家书里对傅聪说:“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此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正因为“缺一不可”,如今大祸临头、在劫难逃的傅雷,不免要带上爱妻到天国走一遭了;而忠贞不渝的梅馥如影随形,甘愿相濡以沫,爱河饮尽九泉下。这是中国文坛一则多么凄艳寒凉的千古佳话!

     文如其人,惟其有干干净净不朽的人品,才有干干净净不朽的文章。傅雷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豪的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一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傅雷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又用在教子上。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重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生丧失礼貌的响声。对孩子做到了无微不至,仁至义尽,把孩子打造得璞玉浑金,天然所成。按他的话讲“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迟早得送到人间去让别人享受”。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享受,还把一个饮誉海外的音乐家的儿子傅聪献给了全世界人民。

     傅雷干净了一生,与人无求,与世无争。9月3日凌晨,他和夫人化做两粒晶莹剔透的露珠,在天亮前降临大地,其璀粲的锋芒一直照彻敬佩他的每一个文人。

     以上,就是傅雷夫妇在人世间最后言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为他们的死而痛惜,但又觉得他们选择了一条恰当的不归路,因为他们死得宁静,死得坦然,不象吴晗等,虽则活多两三年,但受多两三年的侮辱和污辱,到头来又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五)

    有关傅雷夫妇的死,讲到这里即可了结,但忽然觉得,有一个人,一个无名女工应该提及。傅雷夫妇死后,骨灰无人收敛,许多旧交或受惠者,因各种情况而不敢出面。这时,上海一位崇拜傅雷但与他素不相识的青年女工挺身而出,冒着极大的危险认领了先生的骨灰,一直精心保存到傅雷获得平反之日。其间,她还上书当时的中央领导,毅然抗争,为傅雷鸣冤叫屈,并因此招来大祸,被捕下狱。最令人钦敬的是,80年 代有人撰写《傅雷传》,她的事迹使作者深为感动。然而,她却坚决拒绝在书中披露她的名字。如此义胆高行,真让那些在政治风浪中看风驶舵、趋炎附势之辈汗颜。

     唉,可悲可叹的事不要讲得太多了吧,还是再讲讲傅聪吧。当年傅聪幸亏当了叛徒移居英国伦敦,才最终成为饮誉世界的钢琴大师。在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他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托塔里、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广泛、持久、频繁的艺术活动本身,已经是高度艺术成就的证明。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评价。时代周刊亦曾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1976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同年的12月傅聪再度返国。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已经到过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等地。主讲过肖邦、莫扎特、德彪西等专题,演奏过这些作曲家的以及舒伯特、斯卡蒂等人的作品。还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协奏曲;与中央音乐学院大学生乐队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协奏曲,并兼任指挥;还专门指导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室内乐小组的训练。他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孜孜不倦的教学态度,博得广大师生及音乐爱好者的赞扬和尊敬。

     见到傅聪,就犹如见到傅雷,傅雷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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