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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坛四十年（之三）
动乱年代
本篇主要回顾1964年后至1973年学校重新招生的阶段。这是个动乱的年代，头两年我被指派参加市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大部分时间在市郊农村度过。1966年8月后返校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清运动
1964年4月17日在市委大礼堂开了一天会，市委贾书记刘市长对四清工作作了动员报告，市郊区委书记作了具体部署，下午分组讨论。通过学习，大体认识到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要求我们作好下乡的长期打算。4月20日我们正式出发，在南京郊区开始了两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和语文老师孙克华被分配负责市西南郊的大胜关公社西扣大队。在这里工作直到1965年春节。我们和社员同劳动，主要是挑河泥，栽秧、拔蒜苗等。我们在附近的公安农场搭伙。那年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有点草木皆兵的感觉。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夜里出来访贫问苦，摸底排队。我和孙老师住在堤埂边上一户贫农的家，两人睡一张大床。夜里蚊子钻进帐子，没有电灯，两个人用电筒照着打蚊子，有时一个多钟头都赶不干净，很是无奈。孙喜欢喝酒，几块饼干就能下酒。饭后睡前都要抽烟。5月13日这天，发生一宗火灾，眼睁睁看着三户农户的房子烧个精光，我们和上百人扑救都无济于事。火灾后我们的房子让给了灾民，我们则搬到了公社的社房，外面是晒场。后来工作组自己开伙做饭，我负责筹备工作，要赶到几里外的板桥镇购买柴米油盐。此时，正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从6月下旬开始，我们就投入了这一工作中。挨家挨户核对人口，然后统计汇总，直到7月底才告结束。进村三个多月来，除了人口普查以外似乎并没有做多少事。
8月初突然接到市里通知，工作团全体要进行所谓整训。8月3日全体队员数百人集中在海运学校。没想到一整就整到12月初。可能是中央对农村的政策决策未下达，这期间，听市长、书记的报告，学习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的“七评”“八评”“九评”等文章。学习阶级分析，查三代，甚至在我们队员中划分阶级，逐个过关。弄得人人自危。现在看来莫明其妙，可笑之极。到了7月底，队员又重新组合，重新分配工作地点。
经过整训后，我们的思想被“武装”起来了，对农村的“敌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被分配到雨花区石婆庙公社，被任命为工作组的副组长，负责一个大队几个生产队的社教工作，手下大约有五六名队员。我进驻的是路子铺生产队。
12月5日，我第一次到了路子铺一队。现在南京市区扩大，路子铺已属市区了。当时那里是菜地，我们的工作对象是菜农。我们的分团长是粮食局的局长，队长是物资局局长的爱人。而我则具体负责路子铺一队二
队两个队的工作。这时工作团有了一些新的规定，比如强调要住、吃在最穷的贫雇农家里，不能吃农民的荤菜（当时是很少有荤菜吃的，而且城里都是要票定量供应的，而农民连票都没有）。平时和社员同劳动：锄地浇水，到城里的厕所拖粪。这时我学会了在跳板上如何用扁担把粪桶一甩，打上大约110斤重的塘水挑到菜地上淋菜。当时两个队都十分贫穷落后，整个队几十户人家一年的总收入不足万元。住的是草房，吃的是黄叶菜边子。种菜的没有菜吃。一个多月没吃荤菜。肚里没油水，时常饥肠难熬。有一天我和同住的动力学校的老王工作到深夜，找到房东的米缸，用手抓了两把米煮了白粥吃。米没有洗，一点菜都没有就吃了。还有一天夜里，我走了几里路到了城里中华门买了二两熟猪头肉，放在裤袋里，沿着铁路边走边掏着吃，走到住地就吃光了。锄地的时候，六七个人排成一列向前走，一边翻地一边聊天，你等我我等你，根本没有效率可言。我这个书生总是跟不上，要旁边的社员帮忙，锄到我这边来。如果任务包干到人，老早就完成了。
有两件事令我很难忘：一件是，生产队长的老婆生第四个孩子，由他申请经我批准给她补助了十元钱。他拿了这十元钱买了草纸、红糖和猪大肠。快满月子时，有一天我看见她在田埂上边走边吃着油条，后面则跟着三个饥饿的孩子瞪着大眼睛望着他们的母亲，但却一口都吃不上。那情景实在叫人心酸。
另一件最令我难忘的是，这两个队的社员有一天为了一个埋在两队边界上的小小粪缸而集体械斗。当时场面几乎难以控制，双方社员甚至用钉耙锄头对打，随时有打伤或打死人的危险。所有人都在气头上，要平息这样的争斗是很困难的。我急中生智，想到擒贼先擒王，当即把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一队队长黎合海抱住，硬把他拉到了乡政府。开始我并没有想到那么容易把冲动异常的队长拉走。在路上给予劝说，他渐渐冷静下来了。我回过头来向山坡上一看，后面打架的场面竟然也奇迹般地逐渐平息下来。到了乡政府，乡长给黎倒一杯水，又好言相劝。后来两队干部坐下来协调，边界争端粪缸过界问题就解决了。这件事是我这一辈子解决尖锐矛盾最成功的一次。这也许是学习《矛盾论》的结果。矛盾的双方必有一方是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1965年春节前后，学校放寒假了，而我们工作团却突然宣布不放假，要留守公社。这对于我来说十分残酷。一家人本来就三地分居，荷英在浙江，儿子在常州，我们已经将近一年未见面了，一年一度的相会都难以做到。但我还是做好了服从组织的准备，仍然一心一意地做好应做的工作。幸而到了腊月26日突然还是宣布放假6天。于是我当晚9点多钟赶到了常州的家，把已经入睡的家人吵醒，给了他们一个惊喜。荷英已于前几天回到家，欣喜之情自不必说。
1965年2月4日，年初三，我就回到学校。下午就到南京工学院（现在我校所并入的东南大学）文昌桥宿舍报到，进行又一次集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二十三条》。经过一个星期学习，于2月10日再次回到路子铺。直到4月26日社会主义教育告一段落。
5月份经过总结交流等一系列活动，调整组织。经评比，大家选我为“四好队员”，给我发了奖，记不清是哪“四好”了。再一次进驻公社时，我换到双桥大队仍任副组长。6月5日晚上，工作队员在五台山游泳池测验，选拔横渡长江的队员，我游了300米。但后来活动被取消。6月16日才出发到新的队，7月学校老师放假了，我又没有能享受到这待遇。直至年底都是在这样的学习、农村工作中度过的。
1966年又一年春节到了，1月15日放假，我回常州度过，至1月24日返回南京。次日便又一次在海运学校集训五天。然后回到生产队里。这次经过3、4、5月的工作，主要是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直到6月15日才告一段落。实际上主要是抓了干部队伍建设，发动社员搞好生产。只能说多少起了一点作用，但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即将开始，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经发出。1966年6月21日全体队员在江苏饭店又一次集中学习。
就在最后这次江苏饭店的整训中，我在某会上发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很独到而在今天看来十分普通的见解。其基本思想是“不管谁的话，正确的就执行，不正确的就不应该执行。”按照后来的讲法，提高一步，其实就是含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思，并非哪个领导的话都是正确的。没想到小组的这类发言被汇报到了分团部，分团部又汇报到了市团部。我的话竟然得罪了领导。张启龙副市长于8月17日在某会上作出指示““陈贤杰可以批判，在会上有意无意地作了挑拨性的发言，说正确的我执行，错误的不执行，是无政府主义。”8月21日要我在小组会上作检查。得到副市长的亲自指示，本人不胜荣幸之至！但我坚持我的说法不错，与批判我的人据理力争。戏剧性的是，不久，全国到处兴起红卫兵运动，开始了“炮打司令部”，要批判我的张启龙市长自己也被打成了“三反分子”。后来，以社教工作分团的名义给我发了“平反通告”。通告说：“在1966年6月至9月，工作团内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分团党委在旧市团领导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忠实积极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革命群众，对敢于向领导上批评和提意见的革命同志陈贤杰，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围攻，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派，以掩护旧市团、分团领导自己过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我们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造反派请罪，向陈贤杰同志低头认罪，公开宣布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表示赔礼道歉。……”这份平反通告我一直保存着，看着里面的词句我都会从心里发笑，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见证！但是，再深入一想，如果不是张启龙倒霉在先，我的遭遇又会怎样？！
文革时期
江苏饭店的集训在文革的浪潮下很快结束了，接着工作团也宣布解散。1966年8月27日，我正式离开了工作团回到学校，参与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两年零四个月的农村工作。此时学校也已经停课闹革命，到处贴满大字报，开始了动乱的年月。
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评论已经太多了，回首这段往事只能令人痛心。从1966年下半年起到1973年学校恢复招生，历经八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则整整十年。那些年月里，我们老师都成了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的是英雄，学校不要考试，上课可以睡觉。我校有不少班主任老师和学生指导员被拉去戴高帽游街。革命群众分成两派，无休止地争斗。
时代在前进。大家都往前看。现在完全没必要再去论当时观点的正确与否了。但是历史也是不应遗忘的。在写这篇回忆录时，仍有不少情景浮现在眼前。
开始阶段是红卫兵大串连。我们也不甘寂寞，相约了一批师生中的转业军人串连到了首都北京，正好在北京度过了我的三十岁生日。我的三十至四十的黄金年华就在动乱年月中虚度。那时，国家和党的政治生活已经很不正常了，刘少奇等一批老一代领导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但他们都还在台上。过了我的生日5天之后，即
10月18日下午1时多，毛主席刘主席等中央领导驱车天安门前东长安街接见红卫兵。这好像是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当时我就在那些狂热欢呼的人群中。在那种氛围之下，心情也是异常激动的。在北京期间我们参观了北大、清华等，也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军委测绘学院，看望了当年的老师和老同学。有一天，在地质部的院子里，看着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围攻当时还是部长的何长工，这位井冈山会师的有功之臣也被打成了叛徒内奸，我们心中很是纳闷。
11月，我们部分老师又串连到上海。在上海参观了同济、复旦、师范等大学。看了许多大字报。中间我抽空从上海乘棚车站了几个钟头到了杭州。当时荷英正在省地质局复照室出差。大约三天后我又回到上海。就是这一次，孕育了我们的女儿。所以说，她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次年的9月4日女儿降生，取名逸秋。其实并不安逸，相反，倒是多事之秋。
12月9日，也许是我校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经过几天的酝酿，观点相同的十多位老师公推由我起草一份大字报。原来，在我返校前，地质部派了工作队到学校，开展什么运动，把学校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潘郁同志打成“三反分子”，整理了材料上报市委。而据我们的看法，这完全是错误路线的产物，是某些人转移视线的阴谋。凭我们多年一起工作对潘的了解，即使潘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绝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把学校的问题推到潘的头上很不公平。因此，在我起草的大字报中，我作了明确的阐述，与某些人完全唱了反调——题目是《坚决为潘郁同志平反》。我也预见到大字报出来后会有强烈的反响。可惜这张大字报没有留存下底稿。记得当时写道：一定会有人给我们扣上保皇派的帽子，南京的盛锡福（一家有名的老牌帽子店）有的是帽子，随便你们扣吧！但是事实和历史终将证明我们是对的。
12月10日一早，果然大字报前挤满了人，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自此以后，学校师生就以同意或反对为潘平反而分成了两派。后来所有大字报就围绕这一题材进行辩论，两派观点日益对立。文斗升级为武斗。我好像闯了大祸，罪过不小。但其实没有我们的这张大字报也照样会分成两派的，这张大字报只是一根导火线而已。
1967年2月12日，也是我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休息，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不由分说把我“请”到了地质馆二楼的一个实验室里。看到的情景令我为之一惊：讲台前钮绳武老师站着被糊乱剪去了部分头发，一群学生正在围着斗他，我到来后也令我站在他边上。我心想，这下不好了，这时的学生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这是群众运动啊，必须理解。但是，他们对我并没有过激的行动，他们其实并不认识我，只是受了我的对立面的教师的挑动而已。更没有动我毫发。我只是陪斗而已，意在吓唬我。原来，不知什么别有用心的人造出了一个所谓“红旗军”事件，说我们这些转业军人组成一个所谓“红旗军”组织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在文革中我回校后唯一一次受到的直接冲击。钮老师后来干脆剃了个光头，还作诗一首以自嘲，诗云：”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烦恼已随头发去，顽固脑袋光溜溜。”
6月26日，两派斗争到了白热化，我们一派部分人员占据了制图楼，构筑了工事。对方竟然强行攻打。这是我校文革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那天，荷英正好出差在宁，当时身怀女儿，也正在现场观战。我则和于龙江同学（现任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可以说是现我校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即步行几个小时到了江心洲林云福同学的家，在那个长江中的小岛上度过了好多天。我们曾睡在停泊在江边上的一艘小船上，也曾在长江逆流中击水，胜似闲庭信步。而荷英则转移到地质局招待所住宿。
这时，我们已经无所事事了，就回到常州。本来我在常州等待着女儿的出生，但预产期过了十多天，女儿迟迟没有降生。而此时邵诚老师专程到常州请我出来“指挥斗争”。我经不住他们的劝说，告别即将临产的荷英，回到了南京。9月4日女儿出生时，我不在她的身边。这一点，直到现在提起来，荷英都不会原谅我，也是我深感内疚的。这是“革命”冲昏了头脑，现在看来很没有意义。
这段时间里，我写过不少的大字报，想以理服人，有些是十分尖锐的，很让对立面的人害怕。所以大字报一经贴出，就被立即撕掉。如果把那些大字报保存到今天，我想不乏好文章。而对方什么样的大字报都有，我们是不会去撕的。更好笑的是，有一天，甚至在学校大门口的墙上贴出“打倒保皇派坏头头陈贤杰”的大字报。正好荷英的单位有人出差在宁看到了，我早期的学生也看到了，传到了浙江她的单位。说来也巧，我三岁的儿子赞宁在她的单位和一群小孩子玩时，不知怎么竟喊了一句“打倒╳╳╳”的反动口号。这可闯了大祸了。和我这条标语联系起来，她们那里的对立面抓住这点对荷英大做文章。幸好荷英也不是好惹的，不卖他们的帐。他们问我们的儿子：谁教你喊这口号？我儿子说：就是你！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再问下去了。三岁的孩子，懂得什么？那时“打倒”之声满天飞。
为潘郁平反的大字报非但没有给潘平反，反而给他遭受到更大的迫害。所谓逆反心里吧。你要保他吗，我偏要抓住他不放，斗得他死去活来。甚至后来还有人更扩大化，宣扬学校有一个所谓“王家天下”，(当时王亮为副校长,说以他为首包括潘和我们一批人是“家天下”）。幸亏潘比较坚强地挺过来了，终于还是平反了（后调出到人民中学当副校长）。一个迟到的平反！也许我们提得太早不合时宜。在打倒一切的时期，你敢为干部平反？！邓小平同志三起三落，什么时候才彻底平反的呢？如果邓不是那么坚毅地挺过来，中国的历史也许要改写。
9月，在中央的号召下，全国两派群众逐步走向大联合。之前我和部分学生曾在大桥电厂等地居住，以免回校惹出麻烦。9月20日，我和刘德山同学（现在苏州）回到南工，睡在五四楼的一间空房里。天气转凉，我还特地回到宿舍取来被子，两人钻一个被窝，睡在地板上。9月22日学校有了大联合的气氛，我们才回到学校。
30多年过去了，我不敢说，对于那段历史仍心怀芥蒂的人已绝迹，但恐怕也极少了吧。在随后的岁月中，我和曾经对立的同志又成了同事，有的甚至成了好朋友，有时，大家聚在一起，品茶喝酒，谈起那段往事，都会欷噓不已。在那动乱的年代，其实，我们都成了政治路线的牺牲品，无所谓谁对谁错，大家期盼的，则是国家安定，人民团结，千万不要再提什么路线斗争，千万不要再搞什么政治运动，千万不要再出现那种领导整群众，群众批领导，群众斗群众的可怕又可悲的局面！
1967年12月，我的妹妹借着大串连的机会，在全国大动乱的时期到南京看我。这时她的二哥正无家可归。我们几位铁杆老师暂时寄居在校外蔡炳文同志（当时的团委书记，后来的副校长）的家，在他家成立了一个伙食团。那时候蔡的女儿五岁，儿子也很小。没想到。他的这个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儿媳妇，我们成了亲家。芳妹来后，我给她安排在军事学院里住的许怡如老师家居住。在武斗异常激烈的时候，她只身从南京到了常州二嫂的家。那时在常州街上一路可以听到武斗的枪声。她的突然到来吓坏了常州的亲戚。
后面的日子就是军宣队、工宣队进校，
1968年后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63级和64级学生先后分配工作。
这年的8月，积极参与这场革命的妹妹到了上海，送别到北大荒军垦兵团的男朋友，接着就又一次来到南京，住在刘学张敏智老师的家里。后来由南京经苏州到了浙江省长兴县看望二嫂和侄儿侄女。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和我们家庭的社会和海外关系，文化革命自然革到了我们的家和父亲。关于这点请看本网站有关父亲的内容。这时的妹妹，由于这场革命革到了自己的父母，感到十分迷惘，而我因为远离家庭，受的影响要小一点，但那几年都不宜回家。
1969年学校只剩下最后一届（65级）学生了。他们本应在1968年毕业，但1965年入学后便开始了文革，只学了一年的基础课。这时，我被任命为测绘10班的班主任。给他们补上一点专业课并带领他们在栖霞山实习场参加劳动和实习。当时是备战备荒的年月，强调军事训练，我们背着行李行军20多公里，到达实习场。就是这一次业务学习，给了他们发展的基础。现任上海梅山铁矿党委书记的刘凤银同志曾当过该班的班长。2003年11月，在我起草本文的前后，邀请我和该班5位同学到矿上小聚。回忆起这次实习时，他说这次短暂的实习对他后来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可能没有他的今天。
1969年国家大事中莫过于中共九大的召开，确立了“副统帅”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再则是大批人员所谓战备疏散下放农村。我校有几十位老师下放苏北农村，有的举家下乡，有的单身一人。我们都作好了下放的准备。另一批教师则调到普通中学，学校只剩下几十位老师，连续多年没有招生，面临解散的样子。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我的弟弟妹妹先后下乡（农场），弟弟到了湛江的一个农场，妹妹则下到海南岛。
1970年1月我校最后的一届学生也毕业分配了。我送走了朝夕与共一段时间的测绘10班52位同学，他们多数分到江苏本省，现在仍有不少活跃在各个重要的岗位上，有县政协主席、党委书记、大公司董事长等。
那年的春节，我才第一次和妻子携儿带女回家见父母，经过了一场酷劫，父母看到远方归来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不知有多高兴！这时大哥也已从云南回来了。遗憾的是我的弟妹却远在湛江和海南，致使始终未能有机会全家团聚。那年的食品供应仍很紧张，我从常州带回一个整猪腿肉，有一二十斤重，用一个四川竹背箩背着。一路上显得很特殊。因是冬天，到了广州虽然温暖，还不会发臭。现在还有人这样做的话，那定是傻瓜！
自此，学校一个学生都没有了。教师干什么呢？下放的下放，调走的调走。剩下的“深挖洞广积粮”。在学校不少地方包括楼房下方地基都挖防空洞。我因搬城砖不慎从梯子上摔下，城砖把左手小指上节骨压断。一个多月后骨头仍未能长好，为此还住到鼓楼医院，准备开刀接骨，还说要把我的其他部位的骨头削一片出来，贴在边上再用钢针把断的两端穿起来。幸好住了几天院后，医院的权威外科医生陈祖荫（当时他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靠边）亲自带我去X光透视，一看说长起来了，虽然歪了，但因是小指，妨碍不大，不要手术了。所以现在左小指还是歪的，拉琴有点不灵活了。那时，儿子已在身边快上学，荷英仍在浙江，多亏了张宗文老师帮助照顾了几天孩子。
学校办了一个提炼砷化镓半导体的校办工厂。游泳池也对外开放，到了冬天，在游泳池里养鱼。这我都亲身经历过了。
1970年和1971年两年夏天，我都担任游泳池的救生员和管理工作，晚上经常睡在游泳池边上的值班室。开放的时候有时由我做广播员，一句毛主席语录“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经常挂在嘴边。1971年夏天选拔部分教师义务献血，经过身体检查，我被光荣地选中。也许由于献了200CC血后身体多少受了点影响，竟然接着得了一般小孩才会得的腮腺炎。正发高烧在家休息时，游泳池的工作人员李宝珍急急地跑来找我。说有一个小孩溺水，叫我赶快去施救。原来，在我生病后，临时代替我做救生员的另一位老师并不熟悉救生技术，刚发现小孩溺水时连小孩都捞不上来。当我带病赶到游泳池时，只见一个穿红泳裤的小男孩躺在池边，已有人对他施行人工呼吸了，校医也已到场。但是由于时间太久，已回天乏力。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就这样不幸早逝了。大家都说要是我不生病，这个小孩也许不会溺死。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应该是40多岁的人了。我只能感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两年救生员工作中，我捞救过不少的小孩，其中一个是经我十多分钟的人工呼吸才救醒的。
因为没有学生，没有教学任务，相对比较空闲。这时，我学会了用缝纫机缝制衣服，自己制作沙发，自己打制家具。学了一本缝纫衣服的书，衬衣、中山装、裤子都做过。那时的衣服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裤子的屁股部位可以补上两个厚厚的环靶。缝纫机的用处可大了，直到去年我的房子重新装修后，以28元的价格才把它卖掉。还学了一本《木工》的书。斧、凿、锯三大件的使用方法我都基本会了，打造了两张土沙发，连油漆和贴装饰板都是自己动手。不过本事比不上我的大哥和庆弟，他们的木工手艺是拜了师傅的。
1971年，我的父母亲也被疏散下放回乡，并且最后就地退休，父母亲在广州居住和工作了几十年最后竟无立锥之地。这是多么不公平啊！但也可以说是落叶归根吧。
这一年的9月13日，“副统帅”林彪摔死蒙古温都尔汗，我国的政坛发生了一次不小的震动。
1972年下半年，我被调到提炼砷化镓单晶的校办工厂，这里集中了学校不少的老师，其中有对化学有高深造诣的地质老师徐邦梁教授。砷化镓单晶是一种新型的电子材料，据说我们提炼的产品被用到了我国发射的卫星上。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分三班倒，从器皿和原料的洗涤配制，到加温3000多度，到缓慢降温结成单晶体，整个操作流程要求非常严格，常常会失败，拉出来的不是单晶而是多晶或花晶体。这时，我初步涉足了钳工和车工手艺，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车工、钳工的书加以学习，无师自通。利用学校的一台旧车床和钻床，我设计并装配了两台单晶炉上用的变速器，把马达的高转速通过齿轮和螺纹杆变成了我们所需的慢转速度。不知道锯断了多少钢条，6╳6厘米的角钢都是我和隋永志老师一段段锯下来才装配成炉架的，连工宣队里的钳工师傅都不得不佩服我们的本领。那时，每隔几天，我们就要上一次夜班，夜里一二点钟时用电炉煮一碗从食堂打来的肉丝面吃，吃完就差不多下班了。
11月20日，我和陈家庆同志到上海参加全国半导体材料的一个交流研讨会。会议在著名的锦江饭店举行。会上听取了著名半导体专家黄昆教授和王兰英教授的报告。黄昆教授和王选教授今年获得了500万元的科技大奖。很巧，1988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印刷科技革命的会议时，在地质部也听过王选的报告。
锦江饭店的北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当时，我们住在南楼，对面是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为首的代表团的住地。我们看到他们的车队进出和人员购物活动。但是巴卢库此次一回国便被霍查以叛国罪抓起来，不久就被枪毙了。当时很感震惊，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1973年元旦，我回到阔别25年的故乡阳江新洲看望父母。1月12日，弟妹也从他们的军垦兵团回到家乡。这是我们家一次难得的相聚。不在广州而在故乡，我百感交集。但一家人还是缺少了大哥，他在广州。1月17日，我们起程返广州，微微细雨中，我们兄妹三人在堂弟的陪同下，从新洲骑自行车长驱40多公里赶往阳江城。我车后面带着芳妹，庆弟则驮着一笼鸡。从阳江城转车，鸡笼挂在汽车后面，这是当年的一道风景线。我们到了广州大哥处，不久，父亲不知为什么事突然也赶出来了，但这时母亲又还在乡下。几十年来一家人从没有实现过一天的团圆！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憾事！
1月20日，我和芳妹北上，她到上海，我回南京。可能是买不到车票的原因，我们兄妹两人先到杭州，在地质局招待所住了一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我们游览了虎跑等景点。这是我和亲爱的妹妹最难得的一次相聚和交谈。有感于我们家人的聚少离多，心里感慨良多。1973年1月22日，我在“虎跑”前兄妹合影留念的照片上题诗以记之：
（一）面对容颜入梦思，魂飞远海去年时；湖山爱向非行乐，锦绣江山好赋诗。
（二）南来北往显风流，伏虎降龙志未酬；恶兽虽狂终可伏，全民定要狠批修。
芳妹后来有《和二哥诗一首》，写于1973年12月25日：
（一）留影细观仰首思，浮心积习有兴时；去冬今岁旅途乐，古迹行游作好诗。
（二）繁华江畔众川流，差别城乡缩未酬；私念如狼要降伏，戍边屯垦要批修。
回到学校不久，我又被临时调出到我们的上级重工业局搞全省的测量标志调查，上班的地点是在局里。当时重工业局的办公地点是在一幢国民党时期的外交部办公楼，现在属于保护的民国建筑。从测绘单位抽调出的四五个人，先在一个半地下室里整理资料和绘图，后来于4月9日至20日的12天时间里，我独自走遍了苏北的10多个县市，行程1200多公里。期间碰到了一些学生，受到有关部门和校友的热情接待。返回途中，又见到了我校下放到这些县的部分老师，如吕寿庚、方志远等。
1973年，学校开始招收文革后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因为基础课老师大多已调出，语文教师只剩下教研组长黄政枢（后调南京大学，教授）一人了。不久，学校临时要我教授语文课。这实在是强我所难，赶鸭子上架。我只有跟着科班出身的黄老师学习，从汉语拼音学起。文革后连教材都没有，首先是编教材。编好后我们二人同到安徽的全椒印刷厂印刷，校对了好多天。教材中讲到错别字时，有些错字没有现成铅字，我和黄老师亲自操刀雕刻。
1973年我主要是编写教材，作开课的准备，并没有重上教坛。到了第二年，1974年7月，我到苏北招生，这是第二届工农兵学员。这批学生进校后，我就重上阔别了多年的教坛。1974年后的情况，请看下篇：教坛四十年（之四）《重返教坛》。
2003年12月于澳洲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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