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母亲
陈贤庆
序
在《我的文学之路》一文中，我提到我的父亲，因为他是我文学路上的启蒙者。在那篇文章中，读者也能粗略地了解到他的生平，当然，那仅仅是一鳞半爪罢了。如果说，我这个当儿子的，一定比较了解自己的父亲，那么，我只能非常惭愧地告诉你，我对他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很多，尤其是他在解放前的历史。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响当当的工人阶级或三代贫农出身的父亲，也许会经常给他们的子女讲述苦难的家史，尤其是在大年三十晚上吃团年饭之前
。而那些非工农出身的父亲，尤其是过去的经历比较复杂的父亲，则往往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尽量不让子女们知道，免得影响他们弱小的心灵，更避免影响他们的政治前途。如此一来，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父母与我和妹妹之间，就缺少了坦诚，缺少了沟通，至少，我和妹妹对我们家庭的过去，父母的过去，是完全不了解的。
从出生到1966年我满18岁，我一直以为父亲过去只是个知识分子及小职员，我根本不知道他曾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参加了炮火连天的
七年抗战！如此伟大如此英勇的经历他也瞒着他的子女，为什么？只因他参加的是孙中山创建的国民革命军——我们俗称的国民党的军队。我和妹妹这一辈人，只知道们国民党军队是不抗日的，我们不知道有台儿庄战役、中条山战役、忻口战役、浙赣战役、南昌战役、桂林战役、昆仑关战役等；不知道有枣宜会战、兰封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也不知道有南京保卫战，常德保卫战等；更不知道有中国远征军……如此一来，
也难怪父亲并没有自豪感，甚至要对我们隐瞒那段经历。
1975年11月17日，父亲在家乡阳江病逝。在整理他的遗稿时，找出数页他在1969年5月向“造反派”交待“罪行”的材料草稿，当时我大哥说，那都是一些违心所写的交代材料，不要看它了，于是把它带回广州，现在藏于大哥家。不过，我知道，父亲的罪名既然是“历史反革命”，他的交代材料必然要详细写到自己的历史，不然“造反派”如何能放过他？这正是研究父亲历史的最好的资料了！至于说到“违心”，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份“交代”都如此，铮铮铁骨的彭德怀，在《自述》中也不得不自贬自责；被一些人斥之为见风使舵的郭沫若，更作贱自己，称数十年来所写的都是大毒草，应付之一炬。而我认为，这些“违心”的
、“自贬自责”的、“作贱自己”的文字，恰恰正是研究文革的最难得，最精彩的资料！可惜，25年过去了，我还未能认真地阅读并研究过父亲的那份“交代”，更未能为他写一点纪念性的文字，这是很大的遗憾，但我不希望成为终生的遗憾。所以，我先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写上，并以这两段文字作为开头，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够完成这一工作，以慰父亲在天之灵。在写父亲的同时，不可能不写到母亲，只不过父亲的内容会多一些罢了。
2000年8月
一
2000年9月17日中午，二哥和女儿逸秋，我和妻子女儿，还有堂弟阿泳及妻女等，齐集在广州大哥家吃饭，庆祝他的70岁生日。利用这个机会，我把存放在大哥家的父亲的那些资料带回中山我家，准备细读分析。其中最难得的，也是我要重点研究的，是他那份向造反派交代的材料。
在某天夜晚，妻女们都睡去了，我在灯下摊开了那份材料。这回，我看清楚了，那是一份用钢笔写的字迹比较潦草的草稿，共九页信纸。那种信纸，上部用约占全纸五分之一的篇幅，印有一幅图案：正中央是
领袖穿军装戴军帽的头像，光芒向四周辐射；头像之下是“敬祝……”九个字；再下面是大海，波浪，两艘航船；头像左右两边，印着林……的手书：“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十八个字。
我忽然回忆起，这是二十年前很常用的一种信纸。
在材料的最开头，按照现在应用文的格式，应在纸页的正中央写上“我的交代”“我的坦白”之类的标题，然而父亲的交代材料的首页正中央，是写着这么一行字：“敬祝……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个词，尽管出自远古的《诗经》，但在电脑的文字输入中并没有，可见现在不常用，如果
那期间已有电脑，上述那句口号的使用率必然是最高的。
写了那句祈祷的话后，该写正文了吧？然而不。接着，父亲写下“最高指示”四个字。现在的青少年太幸福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恐怕从来没有谁是“最高的”，更谈不上谁的话是“最高指示”了。然而，生活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却
需要这个东西，写文章，那怕是写交代“罪行”材料，忘记了引用“最高指示”，那就等于增添了一条罪行，所以看到这四个字，我是完全明白，完全理解的，只不过有恍如隔世之感罢了。当时的“最高指示”有许多条，
林……已为国人编好了一册“红宝书”，但要选择出一条合适的引入文中，也算得是一种较高的技巧，就如我父亲，已陷入到“黑七类”的境地，正在写交代“罪行”的材料，该引一条什么“最高指示”？我相信他当年也颇费思量。现在，映入我眼中的，是这样一句：“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看着这条过去非常熟悉，现在也还记得的“语录”，心中百感交杂。是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怎能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当然，父亲当时不可能知道得很多，他引用这条语录，恐怕是要委婉地表达自己相信群众相信党，会弄清楚自己的问题，从而证明自己并非“历史反革命”；同时，我估计，父亲引用这一条语录，是否也借此间接地提醒“造反派”，在“斗争”别人的时候，要讲究证据，讲究政策，不应搞“逼供信”？但不管怎样，我认为父亲引用这条语录，还是恰到好处的。
在此之下，才是检查交代的正文。由于此件为草稿，字迹较潦草，有的不易辨认，难免弄错，不过，我尽可能地把内容引述出来，有些地方，为了历史的线索清晰一点，亦适当作一些调整，并在某些地方，加入我们兄妹的注释或按语，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使之成为我们了解父亲
、纪念父亲的一份珍贵的材料。
二
我的历史问题检查如下
我名陈显唐，又名陈象尧，广东省阳江县新洲公社人，现年六十四岁。
贤庆注：父亲出生于1905年，即清朝光绪31年，此材料写于1969年。父亲本名叫陈象尧，“显唐”应是他的“字”，以字行。在此，顺便说说沅安村的“族谱”。
族谱这东西，曾被认为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我也从没有了解过，只是近年来在大哥处看到数页残缺的“族谱”，也难以看出个所以然。2006年，现居阳东县东平镇的族叔陈典求先生，经过多年寻访和整理，编辑并印出《陈氏沅岭宗谱》一书，内容丰富，脉络清晰，无论怎么说，也是居功至伟的。
从此族谱中我得知，陈氏始祖可追溯到少典氏。少典氏再生炎帝和黄帝。不过，那就太遥远了。有准确历史可查的是，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封妫满为陈国侯，封地在河南颖川，开姓为陈，号陈胡公。此乃陈氏始祖，为陈氏1世。其后，比较有脉络可查的，是南宋的陈辉。陈辉号凤台，官至谏议大夫，为99世。陈凤台生于宋高宗绍兴19年即1149年，五代居住广东南雄珠玑巷，陈凤台育有7子，名谟、宣、英、润、恺、图、仁。七子皆有功名。1216年，陈凤台与岳父、刑部尚书邝愈平共同向宋宁宗进谏《上缓金伐元疏》，为奸相史弥远所害，被贬辞朝。南宋末年，南粤一带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加上外族入侵，局面混乱。1217年，史弥远有意点派陈凤台三子、宣议大夫陈英去征讨，陈英无法完成任务，史弥远趁机奏请宋宁宗罢免陈英，并且要贬迁家属，幸亏邝愈平之女邝淑丽皇妃向宋宁宗求情，陈氏一族免于被贬。陈凤台与邝愈平商议，认为奸臣当道，迟早被害，决定走为上计，于是，陈凤台举族南迁，约好“逢涌则止，择水而居”，陈凤台到了清远停下，落户蒙里驿九龙潭，即今之清新县禾云镇桂湖村。七子分散广东各地隐居。安顿好之后，七子回蒙里驿向父亲汇报。长子陈谟，写下一篇族谱，记叙陈氏世系，以及南迁原因，各房保留一份，是为《谟翁遗牒》。三子陈英觉得自己失职之事引起家族南迁，心中有愧，留在蒙里驿陪伴父亲。父子死后，均葬于九龙潭，今两人之墓俱在。我们家族，便是陈凤台之后裔、陈英的一支。
陈英一支，其后开枝散叶，及至107世陈仲述，始有迁居阳江报平新村仔的记录。之后，17世纪初的109世陈兴一支，从报平新村仔迁来沅岭，为沅岭村始祖。从113世开始，我们家族有了辈份的排行，这就是“先德开基，永定尊崇大典；象贤缵绪，用光启佑鸿猷”二十字。上述的辈份字，用在三字姓名的中间。
曾祖父到了“大”字辈，叫陈大琳，为121世。夫人柳氏。大琳公生有九子，属“典”字辈，分别为典润、典雅、典藩、典安、典谟、典兴、典华、万养（早逝，无辈份名）和典僧。大琳公生第九子典僧，与长子典润生我父亲同年，同在清末之1905年。大琳公在生时，第九子不久去世，当是1907年左右。而柳氏则到1942年才逝世，其丧礼很隆重，其时已12岁的我大哥记忆仍深刻。由于九子而无女，在民国之后，太婆柳氏先后认了两位干女儿，大哥记得叫兰姑婆和星驰姑婆。兰姑婆后来嫁到台山县的榄田，大哥记得，太婆去世时，她还来奔丧；星驰姑婆亦姓陈，相契时已嫁阳江城之吴家。
我祖父就是陈典润，为大琳公长子，九兄弟之首，可见其在家族中的地位；祖母冼氏，身为长嫂，地位也同样重要。由于大琳公于1907年时已去世，那么，在清末及民国的数十年间，家族中的权力恐怕还掌握在太婆柳氏手中。母亲常说太婆很“恶”，或许可以透视出她的“权力”。不过，这陈家的八子（不算夭折的万养），并没有形成“史太君”掌管下的“荣国府”那样的大家庭，八子婚后都分家，虽同在村中，但各过各的，太婆掌握的，恐怕只是“话语权”而已。
下文中提到的常有瓜葛的沅岭上村的“陈大淮”，同是 阳江沅岭地区的始祖兴祖（陈兴）的后人 。“大”字辈为121世，往上追溯到111世，大琳公的先人叫陈世旺，陈大淮的先人叫陈世达。世旺、世达就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叫陈福卿。陈福卿就是兴祖五个儿子之一。按辈份
，陈大淮就应是我祖父的“族叔”，而我们“贤”字辈的，就要称他为“族太叔公”了。
过去在旧社会干过不少对人民不住的事，是历史上有污点的罪人，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贤庆按：先给自己定性，这是当年交代材料的固定写法）我出身于地主家庭，我父亲陈典润，是地主，雇过长工耕田，在新洲墟开设商店，也雇有长工一名，属剥削阶级，犯下罪恶。
贤庆按：
什么叫“地主”？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搞不懂！地主就是占有一定土地的人。他们的土地是怎么得来的？应该有多种渠道，多种可能性吧。但是，在过去，只认定一条——是剥削来的，掠夺来的！于是，地主就是头号敌人，而一贫如洗的农民，不管你是如何贫的，也都被告知只有一条——是被地主、富农剥削而变穷的，所以要革命，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广东籍的共产党干部如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结合广东地理的特点，他们认为要区别对待有钱有地的人，尤其是华侨，不应全部都扣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但是，他们的做法，却遭到
上级批评，叶剑英等还因此犯了“地方主义”的错误而被调职。一大批在北方有“土改”经验的干部南下，于是，土改的打击范围就免不了出现扩大化了。
祖父祖母在土改时划为“地主”成份
。上文说到，大琳公生有九子。在封建社会的农村中，人丁兴旺，自然也相对会“富裕”些；我祖父母也生有九个儿女，我父亲为长子，象字辈，叫陈象尧，后读书时取字显唐，后以字“陈显唐”行于世。1938年前曾在乡中任乡长、小学校长等，1938年后外出谋生，二姑出嫁后早逝，后二姑爷续弦的就顶替也叫“二姑”；三叔陈象琼，做“水客”，即往返各地的小商人，解放前已因病去世；四叔陈象荣，曾当小学教师，后在墟场开铺做小生意；五姑陈象芳，嫁与不远的青岚乡；六、七、八早逝；九叔陈象殷，比我大哥年长一岁，生于1929年，到解放时还是个学生。如此算来，到解放时，祖父母实际只有三子一女，而乡间的身边的，则只有第四子即我四叔。其时，家中的财产，恐怕就是一些田地，还有墟场上的一间小商铺。当然，这比起“贫下中农”已好很多了。不过，据母亲所说，
祖父是个吝啬的终年劳动的粗人，我母亲作为大媳妇，也是终年要在田里劳动的。我听罢，很难与“刘文彩”“黄世仁”之类的“地主”划上等号。但是，在1952年，
在土地改革如火如荼时，村中及邻村的某些一贫如洗的村民，他们要翻身做主人，要打土豪，分田地分财产呀，于是，他们将祖父、祖母关押，逼他们交出隐藏着的“浮财”，我祖父、祖母
哪有“浮财”可交？于是，在被斗争多天后的一个夜晚，他们双双上吊死去。
我很难想象，当年，生活在广州的我们的父母亲，听到祖父祖母双双上吊自杀的消息、而又不能回乡奔丧，会是怎样的心情！我也很难想象，作为人民解放军军人的我们的大哥和二哥，在云南和东北保家卫国之时，听到这个消息，又是怎样的心情（对他俩，父亲恐怕会先封锁消息）！
祖父、祖母的事，父母从来也没有跟我和妹妹谈过，我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照片。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有祖父、祖母以及叔叔、姑姑这类的关系。我是在20年后，即1972年，第一次回乡时，才从五姑的口中了解到的。其时，大嫂与与母亲及女儿险峰在乡间，大嫂听闻有一位乡村医生能医治类风湿，所以回乡治病。五姑背着4岁的
侄女险峰，带着我步行到某地。一路上，向我“痛说反革命家史”。回家后，母亲得知此事，还严厉地斥责她。那年回乡，我还曾到祖父母所住过的祖屋看过，未到之前，曾心想，地主住的屋啊，不象《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也接近刘文彩的庄园吧？然而，看到的那间祖屋，让我真的要掉眼泪！我也很难形容那黑暗潮湿的屋子的具体环境，觉得如果要重拍《白毛女》，那里作为杨白劳和喜儿的家，也是很合适的。至于当年逼死他们的乡民，我看到，在解放二十年后依然贫困，并未能“翻身做主人”。现在，到了新中国建国60年了，不知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会否好些。
我约在1927年在阳江县立中学读初中，约在1928年暑假曾集体加入国民党，虽然没有担任过党务活动，但已犯了罪过（解放后已登记永远脱离）。1930年初中毕业后，我（到广州市）考入广东国民大学高中部读书半年，又转考入广东第一师范读书半年，后来退学，先后任阳江金村小学校校长，新洲小学校校长兼任新洲乡伪乡长职。
贤庆按：由于这是一份交代“罪行”的材料，不可能写自己的“好事”，但上述一段，其实正是一个穷学生刻苦求学的经历，半年读罢高中，考上省师范，这事在家乡早已传为美谈，七十年代我回家乡探亲时，村民们仍津津乐道，只可惜我未能记住更多的细节。此外，父亲选择师范专业，说明他早年即以教育民众，改变家乡愚昧落后面貌为己任。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当时读师范学校，学费便宜些。
贤庆又按：2001年10月13日晚，我到广州参加侄儿劲帆的婚礼，夜宿白云路四叔家。次日，我与四叔
（本名陈象荣）到东川路的一家茶楼饮早茶，之后又到烈士陵园坐了一会。此期间，我主要是向84岁的四叔“抢救”一些历史资料，有关父亲的青少年时代，才知道得详细些。
我祖父
母生有九儿女（有的夭折），父亲是长子，少儿时仅在村中私塾读点书，后来就要帮助家里干农活。但他自小聪慧，在附近已有名声。某天，北桂村名流叫赵芷仙者，在趁墟时特地与我
祖父说，这孩子聪明过人，不要浪费他，要送他到大沟小学去读书。当时，在家乡远近，仅大沟小学为正规的学校。于是，祖父亦听信赵芷仙的话，把已20岁的父亲送到大沟小学。然而，父亲在大沟小学仅读了一个学期，就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知识需求，于是瞒着学校，改名陈显唐，考上了县立中学读初中。三年后毕业，考上了广东国民大学高中部（在广州），仅读了半年，即考上广东第一师范，但因家庭经济问题，读了半年只得辍学，离开广州回到阳江城。
回到阳江城后，经友人项玉焕的介绍，父亲到了县城东的金村小学当校长。这所小学在几年前因划龙船沉船而淹死了十几人，每年忌日，都要搞些仪式超度亡灵。父亲刚去不久就遇到这件事，凭着他的学识，他把这件事办得让村民都十分满意。在此时，新洲墟也要创办小学，校长人选非我父莫属，在村人的催促下，父亲在金村小学仅一个学期，又回到家乡，创办新洲小学。其时，我祖父开了一个砖瓦窑，供应建校的砖瓦，到后来尚有280白银欠款，当作捐献。
就这样，在1932年，父亲主持创办了新洲小学，并任校长。现在新洲小学已变成中学了，不知写校史时，有没有记上我父亲一笔。不久，又遇上选举乡长。我父与另一地方名流陈典修为候选人。父亲得票40多，典修得票30多，结果我父当选。事情本来已了结，但典修以我父的选票有的写“陈象尧”有的写“陈显唐”不合法为由，找到了当过几届县长的族长投诉。于是，族长出面，要父亲让乡长一职于典修。父亲气愤之余，把校长一职也辞去，由平田村一位秀才蔡问樵当校长。
1932年秋，因有村民与邻村产生田地纠纷，我在由学校返家途中遭邻村恶霸陈大淮绑架，被囚禁一夜。因邻村是大村，陈大淮更是恶霸，有消息说要加害于我，故我只得离家出走。
贤庆按：父亲兼任乡长，并非他有什么势力，纯粹是他有文化，为人正直，肯为乡民谋事，至于他与邻村恶霸陈大淮的斗争，亦是村民
至今津津乐道的事，可惜我也未能记住更多的细节。乡长之前，父亲加一“伪”字，表示划清界线，这在当时，十分必要，下面我引述时没有保留此字，免得累赘。
贤庆又按：说到此事，四叔亦知之甚详。“新洲”二字，顾名思义，是由流水冲积而成的新的陆地。明朝时渐有人从四方迁入，原属附近的以黄姓为主的那督墟管辖。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新洲乡民渐多，请求在新洲方便开墟，但那督人不许，因新洲开墟，对它的经济商贸即有影响，这和现代的商品经济社会是一样的。于是，两地人打起官司来。其时，县官认为新洲人少，对那督构不成威胁，准其开墟。之后，两处皆有墟。不过，那位明朝的县官想不到的是，经历一百多年后，那督渐渐衰落，墟场消失，四方之人都来新洲趁墟了。我没有读过《阳江县志》之类，不知编者是否清楚这段历史。
我村旁边还有一村相连，因它地势高些，俗称上村，我村称下村。上下村同属一太公，清初从台山深井迁来。因两村相连，故时有为道路、水源等的纠纷。上村的大户叫陈大淮，属恶霸之类，1932年秋，两村又生纠纷，某日，我祖母到田里看水，陈大淮、陈大章等也到那里，双方又有对骂，陈大淮出手打了我祖母；其后，气愤难平的陈大淮在路上见到我父亲从新洲学校回村，于是，他们便劫持我父亲回上村。我村的人得知消息，即上告大沟区政府，又请来石鼓村的名流谭道馨出面调解，陈大淮方于次日把我父亲放回。经此一事，父亲只得又离乡别井。
1933年，我曾到广东省教育厅用名陈鹰（？此字不辩)投考伪中央军校第十期学员，并领路费到南京报到，后仅经过十多天，申请退学，即批准转回广州。后回阳江，任石岭（？此字不辩）小学校教员，双捷小学校校长。
贤庆按：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前身即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父亲何以读了十多天就申请退学？我没有听他说过此事，倒是听母亲提到过，说他受不了南京那酷热的天气，不知当真否。如果父亲在中央军校读下去，恐怕会做更大的军官了。
贤庆又按：有关此事，经四叔解释，又有另一个版本。原来，父亲所报考的是空军飞行员，到了南京后，笔试及格，但体检不及格，原因是太瘦。我觉得四叔的说法较为可信，按父亲的意志，不会因南京天气炎热就打退堂鼓的。再者，学校也不会因天气原因就允许学员随便退学吧。不管哪种解释正确，父亲到了南京仅十来天即返粤，是肯定的。
四叔又说到以下的事：父亲回阳江城后，经同学黄开汉的推荐，到了双捷镇任双捷小学校长，凡两年之久。后来，新洲乡乡长陈典修因嫖妓等行为不端，引起乡绅及村民不满，于是，北桂村赵芷仙、石鼓村谭道馨、龙潭村黄静庵等名流，一致举荐我父亲回来当乡长。但不久，上下村又发生纠纷，父亲只得又离乡到县城。
1935年，我村派人到县政府告状，去的人就是我爷爷。之所以派他去，又要叙述一段插曲。父亲在县中学读书时，寄食在城南门一吴姓人家。女主人姓陈，很赏识我父亲，得知我祖父辈只有九男而无女
（其时干女儿兰姑婆已远嫁台山），于是，契我太婆为女，凑成九男一女的良好结构，这样，父亲便又有了一位姑姑，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星驰姑婆。当我祖父到城里去告状时，就有契妹家可落脚。至于吴家，星驰姑婆的儿子吴国麟、吴国信，在解放前后也在我们广州解放南路石亭巷的家住过。1972年，父亲带我在阳江城也去寻找过一户人家，不知是否就是吴家。不过，这次告状并无下文，两村人的纠纷升级为械斗，死伤数人，后经族长调解，局面才得以缓和。这就是旧中国落后农村的状况。
贤庆再按：写到这里，还可引用我大哥的一些回忆，以作补充。大哥生于1930年，上世纪三十年代村中发生的事，他已略有记忆。有关两村的纠纷和械斗，他记得以下几事。
一是，某次，我们三叔公的三位儿子茂叔、国叔、好叔在田里劳动，不知何故与上村人发生纠纷和打斗，三位叔叔均被打伤，被送到我爷爷家
，因伤较重，后又送至县城医治，再回我家疗伤至恢复。这事大哥亲眼看到。
二是，某次，两村械斗，上村被打死四人（我村伤亡不详）。上村人将四具尸体抬到我村的村口闸楼前，示威一周，村民都不敢经过。这事大哥又亲见了。
三是，某天，大哥与比他大一岁的九叔（本名陈象殷）从新洲小学放学回家，路上远远见到陈大淮一行人对面而来，两小孩惊得夺路而逃，一直逃到邻村我五姑家，住了一墟即五日，待家中大人来趁墟才敢随大人一起回家。这事，大哥仍记忆犹新。
四是，大哥在新洲小学读六年级那年，恐是四十年代初，小学的校长是陈大淮的儿子陈典瑞。陈典瑞在广州读过师范学校，学体育。那年，他儿子满月，摆满月酒，请许多人去饮酒，大哥也在被请之列，还到了上村去参加饮宴。大哥说，此事说明，两村已经和好。
五是，抗战胜利后，大哥已在广州读书，1949年暑假回乡，遇到旧同学黄德基，黄劝大哥加入共产党游击队。大哥没有答应。可知当时新洲一带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活动。顺便说说，黄德基当时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解放后曾出任阳春县农业局局长。
六是，不久，大哥就知道了新洲的一场“战事”——共产党的游击队围攻乡府。人数枪支数不详。其时，乡长是一位信宜人黄若清（信宜人移民新洲不少），手下有乡丁七八人，凭借着乡府的一幢三层高楼，游击队竟也久攻不下，反而牺牲了四人。今天，新洲镇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的就是那四位牺牲的游击队员。
七是，有关陈大淮的结局。1949年解放前夕，由于陈大淮为地主恶霸，共产党的游击队设伏将其抓获，在新洲墟的“乱葬岗”处公审并将其处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不知对陈大淮的定性有无改变
，而他的后人又如何。
1938年9月时，我因在阳江已失业，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我才开始参加军队工作，来到广州市，初在广东省学生集训处某中队任司书。在广州市沦陷日军时，乃随集训生迁到连县星子地方，时间约三个月，集训处已结束，乃将我名字调入江西伪第三战区第三战干团受训六个月，约1939年9月时候，派回乐昌县第三军训处做见习员，我此时并任乐昌中山小学校教员职。
贤庆按：如果今人撰写回忆录，写到这一段，必然会大书特书，如何在国难当头，满腔热血，投笔从戎，奔向抗日战场。然而，父亲是在交代“罪行”，却把抗战爆发，自己参加军队的动机说成是因在家乡失业，不得已而到军队混一口饭吃。试想，父亲当时已33岁，家中有父母兄妹，有妻子及一个8岁一个2岁的儿子，如果仅仅是因失业找工作，一定要跑到即将沦陷的广州？一定要做一位随时会战死沙场的军人？一个可敬的动机，一个神圣的行为，就这样被迫由自己亵渎了。1938年10月，日军北陷武汉，南取广州，的确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翻查历史，1938年10月12日晨，日军从大亚湾登陆；10月21日下午，日军机械化部队3000余人入侵广州，未遇抵抗，广州即沦陷。父亲当时的景况和表现，我不得而知，但他亲历了广州沦陷，则是肯定的。其时广州地区的军民，惟有北撤，于是粤北乐昌便成了临时的后方，在抗日战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想不到的还有，父亲当时还担任乐昌中山小学教员，当年在那小学读书的少年，如今也应是70岁左右的老者了，不知可记得我父否？
贤庆又按：有关此事，四叔也有补充。1938年9月，父亲与同乡黄运齐、黄恭义三人到广州，考入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不久，广州沦陷，父亲他们乘坐火车往韶关方向撤退。日机可能得知情报，专门俯冲轰炸那列军车，结果，父亲头部负伤，幸而能撤退至连县。有关他抗战当兵的事，有关他负伤的事，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过，显然他认为是并不光彩的事。粤北地区，即使现在我们偶去旅游，也能感受到它的贫困，60多年前，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是在那艰苦的地方坚持抗战，不能不令人钦佩。可惜，他不能叙述他的故事，唉，可叹也哉！
1940年约9月，我乃辞职离开乐昌和一位同乡许刚石到浙江金华地方找莫与硕。当时莫与硕任86军军长职，以同乡关系，目的是到他处找事干，即被派到军需处任中尉军需。1941年约11月升上尉军需。1942年约5，6月，莫与硕因衢州失守，被撤军长职，押送重庆，我此时亦离开86军，回到曲江，回程搭乘莫与硕家属行李车。
贤庆按：莫与硕其人，在一般的名人词典中不易查找到，我对他也知之不多，所以在我1991年底出版的《民国军政人物寻踪》一书中，也无法收入。1992年5月，我在广州购得《民国将领录》一书，中有他的小传，始知他为广东阳江人，毕业于黄埔二期，1932年任18军11师旅长，1937年任98师师长，1938年任67师师长，1939年12月任86军副军长，次年3月升任军长。父亲正是在他升任军长半年后到金华找他的。找他的原因，依然是“找事干”，而我想，跑到抗日前线“找事干”，总觉得难以说得通。至于衢州失守一事，小传中如是说：“1942年6月，浙赣战役时，阵地失防，被撤职查办。”由此，我们起码可以得到如下信息：1942年6月，国民革命军在浙赣一线与日寇展开一场血战；蒋介石对败军之将并不姑息，黄埔二期的莫军长因衢州失守被撤职查办，押送重庆。对浙赣战役及衢州保卫战我未能看到详细的资料，父亲所写更语焉不详，我无法猜想作为军需上尉的父亲当时的岗位在哪里，有没有与日本鬼子作过正面交战，但我想，作为一位军人，在那么一场惨烈的炮火连天的战役中，无论如何也无法置身炮火之外的。后来，我从母亲的口中，听她说起过，在抗战期间，父亲几度死里逃生，但当时我也没有细问，现在回想，恐怕父亲于是役必逢恶战。可惜，如今，何处问亡人？
在曲江逗留短短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失业，后由同学梁明介绍到第七战区军械处任上尉科员，仅七个月时间，辞去此职，又由莫与硕老婆唐亦真关系介绍我到广西柳州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部找工作，被委派去广西田东县第三粮库任少校库员职。一年过后，日本军队打到田东，此粮库工作亦结束，曾一个短时间集中在田阳地方收容训练。后来调我到后勤部兵站的第五采购组，我任少校组员，组长陈映奎，组员共约几十人，负责补给当时新一军等军队的米粮任务。抗日战争结束，1945年冬，我才回到广州市。军队不久也北上，第五采购组补给工作也在广州结束，人员编散，我的名字被编送到曲江一个收容总队。这时，我既不北上，也不到曲江收容总队报到。乃由莫与硕老婆唐亦英关系，介绍我去找道生行经理黄瑞其找工做。约1946年，我在该行任店员，后任会计，不久又兼任副经理，有过三百元港币拿出作搭档买卖。这是我离开军队，又转入商业的历史过程。这样干过伪军队工作，作威作福，高高在上，欺压人民，又转入商业买卖，有过剥削行为，均是我的罪过，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的。
贤庆按：在几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父亲都参与了，虽然他所担任的工作是军需后勤，但在抗日战争那艰苦的年代，中国军队，无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都不可能有舒服的日子过。其时任广西后勤司令的，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蒋公子也要参加抗战，虽然他在广西也搞出些桃色事件，如结识了章亚若，生下了章孝严和章孝慈兄弟。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会不定期地寄信或打电报回家乡报平安。但是，由于是战乱，邮路不会很畅通，有时家人会很久也没有他的消息。大哥记得，1943年，即他13岁那年，父亲从江西到广西后半年也没有了消息，祖父很是担心，到盘皇庙中求签，结果求得一上签，前两句为“青山绿水有奇逢，漫道鸡鸣报晓钟（后两句大哥忘记了）”。解签者说，父亲还活着，不久便会有消息。祖父很高兴，逢人便讲这喜讯。果然，两天后，父亲报平安的电报即到。
由于这是一份交代“罪行”的材料，而不是个人的回忆录，因此，我们无法看到在抗日战场中应有的哀伤
、惨烈、悲壮等场面。解放后，有一条政策：参加过抗日战争而没有参加其后三年半内战的国民党军人称抗日军人，不作坏人论处。因此，父亲直至文革前，也没有遇到麻烦，尽管他并不以此为荣。如果抗战以后，仍留在国民党军队，参与打内战，那就罪过难逃！那怕你仅仅是个士兵，也
可能算作反动军人，难以翻身。是什么原因使父亲既不北上，又不到曲江收容总队？这个问题，他并没有说清楚。如果是一位不大老实的人，在此可大做文章，比如说，不愿帮助国民党打
内战呀，愤慨于国民党的腐败呀，等等。但是，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说明原因。在此，我想引出我的母亲，或许她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母亲名叫关子高，小名叫阿杏，又叫翠薇。阳江县三山镇乌石墟关屋寨人。听到这个地名，似乎可以感觉到这应是一个比较贫穷落后之乡。据我了解，关屋寨的乡人是在明末清初时从阳江县的平岗乡迁来的。大画家关山月就是平岗人，所以，关屋寨的人认他是同乡及亲戚，是有道理的。迁到关屋寨的关姓一支是四兄弟，为关文龙、关文虎、关文超、关文辉。其中，文超公和文辉公的后人为众多，按辈分排列是恒、从、嗣、子、可、克、家。到了我们的外公，是“嗣”字辈。外公名关嗣焕，其长兄名关嗣炽。他们的堂兄弟，还有关嗣兴、关嗣苓、关嗣耀等。“嗣”字辈之后是“子”字辈。母亲关子高，有三个弟弟，即关子煌、关子英和阿贵（辈分名不详）。他们的堂兄弟姐妹，还有关子辉、关子伟、关子成、关子汉、关子棠、关子荫、关子仁、关子韶、关赛琼、关碧仙、关小玲等。
母亲生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比父亲小7岁。1928年，母亲16岁那年，嫁入新洲镇沅岭村的陈家。当然，他们的婚姻，是旧时代的包办婚姻。据母亲说，她只是在一次趁墟之中远远看过未来丈夫一眼，容貌并未看清，只知道他高高瘦瘦。1930年，我大哥出世；1936年，我二哥出世。这8年间，父亲常在外，夫妻俩聚少离多。1938年，父亲又参加抗日战争
。而抗战期间，父亲未能回家一趟，以至家人以为他早已战死沙场。这又一个7年当中，母亲在家乡带着两个孩子，又要参加各种农活，完全可以设想她是多么的辛苦！
我们的外公关嗣焕，原是一位中医，经常外出替人治病。1942年，家乡一带霍乱流行，外公到良洞乡行医，不幸自己也染上霍乱。回家后，又将病传染给外婆和母亲10岁左右的小弟阿贵。结果，三人先后病亡，家中只剩下母亲两位弟弟关子煌和关子英，家道也完全衰落。此时的母亲住在沅岭的陈家，还要不时关照娘家中的两位十来岁的弟弟！
大约1945年底，母亲得知父亲已回到广州，她不顾家人的反对，硬要到广州“千里寻夫”。
其时，我三叔是“水客”，即小商人，以船运方式往来于新洲与广州等地。母亲先求三叔带大哥到广州依靠父亲。三叔答应了，于是，1946年，16岁的大哥到了广州见到父亲。其时父亲住在西关多宝路昌华街。后来，母亲又要求带二哥一起到广州。但是，祖父祖母不同意，因母亲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后母亲向三叔哭诉，我三叔同情她，大概也说服父母，带着我母亲与我的二哥又是水路又是陆路的赶往广州。据母亲说，当时她是一路哭着去的，因为家乡已传言，说父亲早已抛妻弃子，在广州另有家室。母亲说：“到了广州，如果真的这样，他又不肯认我们母子，我们就投珠江河！”当时的情景，
颇有悲壮的色彩，不知时已10岁的二哥可有记忆。我记得，母亲说过，解放前，她看过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在戏院中她边看边哭
，不能自控，她曾以为父亲就象张忠良一样抛妻弃子的。
他们到广州后，找到了父亲，情况并不象传言的那么坏，父亲在外多年，并没有抛妻弃子，另组家庭，也不至于无情地不认母亲和二哥。据母亲说，正因为家人来了，父亲也不便再北上，于是放弃军职而经商。不管什么原因，父亲幸而没有参与打内战，不然的话，后果会更糟糕。母亲和二哥到广州后，父亲又在中华南路（现解放南路）石亭巷觅得一处房子居住。后来又在泰康路太平沙住。父母总算团聚，过上了较为安稳的生活。
大约六十年代初，某天，我们家突然来了一位头发胡子也白了的男人，和父亲说了半天的话，隐隐约约中我听到一些关于打仗的内容，令已升上初中的我很感兴趣，就象听战斗故事一样，但急得在旁的母亲常打眼色制止他。他在我家吃了一顿午饭后，便离去了。我曾问父母，他是什么人，他们只说是旧朋友，我也没有再追问。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父亲在上文中提到的，为父亲介绍过工作的朋友梁明。抗战胜利后，梁明随部队远赴东北，参加了内战，官至上校师参谋长，结果，在辽沈战役中战败，其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侥幸被俘虏，其后在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了十几年，方才释放。可以想象，如果父亲当年也随部北上，结果肯定或战死或被俘，幸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顺便也说说，梁明其后的情况。梁明释放回广州后，由于妻子在解放时已跑到香港，他在广州已没有亲人，只有寄居在东华东路的一位亲戚余立钟的家。余也没有工作，后两人到了岭南街的劳动服务站下属的一家生产暖水瓶壳等的小工厂工作。由于梁明有文化有技术，还成了“师傅”。文革之初，大哥的女儿满月时，父亲还请他来吃过饭，但其后，就不知能否熬得过那“急风暴雨”了。
回头还要说说莫与硕其人。前面提过，衢州失守，莫军长被蒋介石下令押赴重庆，撤职查办。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派莫与硕随张发奎等赴广东接收。我父与莫与硕是同乡，又曾是他部下，按理说跟随其麾下，借接收之机，完全可以大发其财。然而，父亲似没有走这条路线，只在莫夫人的帮助下，在一小生意行当个职员，再升会计，最后仅以3百港元资本入股而兼了个副经理，似乎太不会抓住机遇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父亲也逃过一劫。莫与硕到广州当了接收大员后，则大肆贪污。有关莫与硕的贪污问题，我也看过一些资料，一说受其部下贪污牵连；另一说，他将一批武器卖给了共产党游击队。不管怎样，1946年9月，蒋介石下令逮捕莫与硕。一年后即1947年9月，黄埔二期的莫与硕中将被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看来，蒋介石也容不得部下大肆贪污，如果我父追随莫与硕，不知会有什么恶果。
于1946年起，道生行是做杂粮生意，由其经理人黄瑞其作主意，我是以会计名兼副经理职，有时也搭档买卖，雇有工人六七人，直到将近广州解放时，资金已全部由黄瑞其搬走了，黄瑞其也跑到香港去（黄原是华侨），道生行就这样结束了，只剩下一个竹杉仓库，在六二三路沙基东约9号。
于1950年起，由道生行几位未有离开广州的工友，商量将剩下的那个竹棚仓库改名永生仓库，开设储货业务，推由我代理资方，大家均无拿出资金。由于生意出入多，乃可以将收入维持几位工友的生活，几年间如是。到了1954年，因政府要征收这个竹杉仓库，乃在无法继续的情况下又结束了，只将所有家具等物沽清，作遣散费给工人。我亦于此时由广州北区民政科介绍入烈军属纸袋厂工作到现在。
贤庆按：我读书及工作的时代，常要填表，表中必有家庭成分一栏，那时的要求，是要填父母解放前三年的身份，作为自己的家庭成分。我该填个什么？按我父亲大概的提示，我有时填个“职员”，有时填“小资产者”，有时填“资方代理人”，总之，我也不知那个为准确，即使现在看了父亲的叙述，也还不能确定。不过，应该承认，我家在1946年到1954年这段日子，生活会比一般的劳动阶级好一些，但也仅好一些而已。1948年4月，我已降临人世，但1954年以前的事无法记忆起，只是公私合营时那一幕，还有一点印象，就是商店门口不时敲起锣鼓，燃起爆竹，我想，这大概就是永生仓库结束的那段时候。
我有四兄弟，两个妹，妹早嫁给人，三弟陈象琼在乡，土改时评中农，已病死；四弟陈象荣，解放前在新洲做生意，解放后走到香港；尾弟陈象殷曾在海南岛读书，解放海南岛时，他随学校转到台湾，闻现在在台湾教书，与我没有通讯，过去只由四弟转知过他的生活情况，也转来一个相片给我，说他在台湾已结婚。又在港的四弟，1960年前后，曾寄给生油几罐及面粉胡椒药材等给我。又在广州时，还有堂弟一人叫陈象骠，过去读书时期和我一起住过，解放后，他已离开，现在在广州化工厂工作。又有外甥一人，名叫戴伯明，在广州某小学教书。我有长子陈贤俊，广州解放后即参军赴云南，后转业，因犯错误，被劳教过一个时期，下放到农场，于1962年时请假返广州后，申请调回广州，后只批准将户口，粮食等关系转回广州入户，已由劳动局安排在街道服务站工作。又次子陈贤杰，于1952年参军去北京，后转业南京地质学校教书。又三子四女，均已于1968年支农到了徐闻和海南岛，此外无家乡关系人在广州。
贤庆按：以上两段，是交代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虽貌似平淡，但其中的信息量以及可挖掘的东西还是不少的。在1952年土改时，在祖父、祖母双双上吊自杀之时，他们的女儿、我的五姑陈象芳，当时已嫁到邻村青岚乡，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也被迫上吊，后被年幼的儿子救下，苟活至今。他们的儿子、我的四叔陈象荣，自知留在村中只有死路一条，唯有先于某夜乘船出逃，先逃到澳门，最后逃到香港，才保住性命至今。他们的儿子、我的九叔陈象殷，1949年20岁时在广州读书，读的是长白师范学校。“长白”就是“长白山”，远在东北。长白师范学校原在东北，因战事南迁至广州，后再迁海南岛。海南解放时，我九叔随学校再迁台湾，从此一水隔天涯，但起码能活到现在。如果留在乡中，姓命可否保住？
1975年6月，就在去世前5个月时，不知是否冥冥中有所预感，父亲写了一首《月夜远怀胞弟们》的七律诗：“万水千山隔几重，弟兄分爨各西东。已无雁字朝朝过，只有婵娟处处同。老死百年休问讯，今生半世未相逢。平安传语凭谁报？愿拜长空任好风。”其中“老死百年休问讯，今生半世未相逢”两句，读来催人泪下。
此外，父亲提到的堂弟陈象骠，是父亲的七叔陈典华的儿子，解放前到广州读书，也住在我们家。解放后，在广州化工厂工作，娶妻生一女二子。后其母即父亲的祥婶（七不吉利，乡下人改“七”为“祥”字，故称祥婶，我们叫祥婆）也到广州帮忙带孩子，住离我们住的越华路不远的吉祥路。其弟陈象骧则仍留乡间务农。
外甥戴伯明，其母陈象兰，是父亲二叔陈典雅的女儿。民国12年，即1923年，新洲时有盗贼土匪侵扰，二叔公参与保卫家园，中枪去世。二叔婆守寡，只得一女，于是，她的堂哥即我们的祖父就让她从三子象琼或四子象荣中任选一人过继为儿。二叔婆就选了我们的三叔象琼。再说大姑陈象兰，后来嫁给新洲圩的戴贵（读书后取书名戴威盛，老年时，乡人都叫他“老戴贵”）。戴贵姑丈有文化，在新洲圩有一铺，专给乡人画相，画广告。抗战胜利时，绘了一幅蒋介石的巨大的画像，挂在乡政府楼上，庆祝胜利。我1972年第一次回乡时，也见过他，他在圩场自家屋前摆了一个钟表维修铺位。他家是乡人趁圩时的一处落脚点。戴伯明是第三子，解放后到广州读书。毕业后在某小学教书，娶妻生二女，住西关恩宁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家在广州，就主要有这两家亲戚。因为是交代材料，这些事父亲也不能隐瞒。
我的家人1946年后从家乡来广州，两个儿子都在广州读书，1948年，我父亲自乡下多次来信，催我们回去一趟，我和我们的儿子都不同意，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钱，儿子又还年轻，正在学校读书。但是年冬天，我父亲乃随乡人来到广州我处，要叫我们回去。我们没办法，经答应到时一定回去，他住了几天，才随乡人走了。1949年初，我乃和家人大小四人，回乡下去，一周后就出广州。这是我离家多年第一次回去，此后再没有回去过。
贤庆按：这一段，是父亲交代离家十多年，才回家乡一次，在家时间也只有一周。审查这材料的“造反派”，恐怕会忽略这段文字的内中隐情，以为我父亲只是强调当年不得已回乡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细心一些，就会发现其中的奇异之处：“1948年，我父亲自乡下多次来信，催我们回去一趟，我和我们的儿子都不同意”，为何祖父要多次来信催他们回去？又为何“我和我们的儿子都不同意”？又为何“是年冬天，我父亲乃随乡人来到广州我处，要叫我们回去。我们没有办法，经答应到时一定回去，他住了几天，才随乡人走了。”既然祖父已到了广州，见到儿孙面，为何硬要他们回乡一趟？其实，这里，父亲是隐瞒了一桩事！原来，祖父在乡间包办婚姻，当大哥12岁时，已经给他说合了邻村的一位李姓女孩。到大哥在广州读高中、还只有17岁时，祖父便逼他回去成亲。祖父的目的很明显，也很简单，就是快些当太爷！这事，遭到我父亲和我大哥的反抗，但显然反抗无效，只得“1949年初，我乃和家人大小四人，回乡下去，一周后就出广州”。我父母的婚姻是祖父包办的，现在，他又包办大孙儿的婚姻。封建时代的封建家长包办婚姻，造成了无数的家庭悲剧，大哥的首次婚姻，也是以悲剧结束。
另外一事，我至今仍觉奇怪，为什么1949年10月广州刚一解放，父亲就让才在一起生活了几年
、当时在乡下已有妻子的18岁的大哥去参军远离家乡？须知当时粤西，广西，云南等地均未解放，恶战仍频。我记得母亲说过，有一回，父亲带我们去看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父亲告诉母亲，大哥去的，就在电影中的地方，母亲当时几乎晕倒！此外，1952年，抗美援朝仍未结束，父亲又为什么舍得再送当时仅16岁的二哥去参军？是为了解放人民，保家卫国，还是有什么隐衷？有关这些疑团，我曾询问过大哥，大哥回忆，父亲当年也实在没有什么隐衷，因他曾参加过抗日战争，深知保家卫国的重要，他并没有党派之见；同时，大哥也说，在父亲的心目中，他认为“当兵——当官”应是男人的一条出路，所以，送二子参军也就不是很奇怪的事了。
此时同大哥一起去参军的，还有我们的堂舅关子棠，又名关纳勋，他们一起到了云南，后又转业在昆明工作。2018年7月，我和妹妹专门到了昆明拜访他。意外地还见到了他的弟弟、1939年出生的关子韶堂舅。从子韶堂舅那里，我们得知了不少阳江关屋寨的旧人旧事。
然而，当兵是否就能当官？二哥还算幸运，随部队到了东北沈阳后不久，朝鲜战场停战，其后，他被送到北京军委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地质学校当教师至退休。但是，大哥就没那么幸运了。大哥远赴云南后，曾在军政大学、昆明步兵学校等进修，在部队中曾任班排长、文化教员等，似乎真能当上“官”了。1955年，部队要他复员，后未进行；1956年，变为“转业”，档案已调回广州。如果这时，大哥回广州，人生之旅又会完全不同。然而，此时，上级说，整风运动开始，云南地方需要干部，可否留下，大哥便老实地“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云南文山地区丘北农场（劳改农场）当劳改干部、场长秘书。但1957年“反右”时，即因场长的牵连，被打成“右派”，由劳改干部一夜之间变成劳改对象！由爷爷包办娶回的妻子，此时已在广州工作，也只得离婚。大哥在劳改农场经历了59、60、61几年的大饥荒，死里逃生，到1962年，才以一无业游民的身份返回广州，不知亲手送他走上从军之路的父亲，内心又如何？我当时年纪尚幼，未能深切体会，只知道大哥是父母尤其是母亲最牵挂的人，不过，又是母亲最恼怒的人，因为她认为，大哥落难云南，是他自找的，因他转业时是可以回来广州的，当时大嫂已到了广州东圃工作，但是他偏不回！最近，我问过大哥，他承认，抗拒爷爷包办的婚姻，也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哎，这一切，是时也？命也？
大哥在回广州之后，由于还戴着“解除劳教人员”的帽子，没有正当职业，什么苦力都做过。后来，还是父亲想到办法，使他的日子好过些。1936年，父亲在石侖村学校教书，当校长，认识了该村的乡绅梁宗毅，他与前面提到的梁明是叔侄关系。梁宗毅的大女儿梁昭文，比大哥小一岁，与大哥都在那学校读书，两小无猜。1946年后，梁宗毅也到广州做生意，和我家关系密切。梁昭文也到广州读书，与大哥来往更多。据大哥回忆，他们曾到永汉戏院看电影，大哥还借了她家的留声机等。那时，读初高中的大哥对梁昭文已产生朦胧的爱意，无奈他是有婚约之人，不能大胆吐露心声。解放前夕，梁宗毅感觉不妙，即出走香港，留下一些亲人在广州，包括五姨太、六姨太，以及女儿梁昭文、儿子梁德衡、梁德周等。数十年后，大哥曾了解到梁昭文曾在中山县当过医生，但已无从寻找。五姨太，我们称其为“五婶”，解放后经父亲介绍，在父母的工厂工作。当大哥回广州，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时，父亲无意中了解到，五婶的儿子梁德衡、梁德周学会了做机械木模，在街道工厂工作，收入不错。于是，请求他俩收我大哥为徒，好让大哥也有一门谋生的手艺。兄弟倆当然同意。于是，大哥便拜比他小十来岁的兄弟俩为师，刻苦学习一般木工也不一定懂的机械木模技术，由于他毕竟是位高中学生，又在军政大学、昆明步兵学校进修过，最终让他掌握了这门技术，景况才有了好转。文革初期，父母甚至还要我也向大哥学做木模，将来好有一技之长。这事，在我的《仙乐风飘处处闻》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2015年，梁德衡远在美国的女儿看到《聚贤茶室》中的文章，发来邮件与我们联系，大哥才得知梁德衡已经去世，梁德周去了美国……
还是回到父母亲那里。因为两个儿子都参加了解放军，父母亲得以被广州市民政局安排在“烈军属纸袋厂”工作，父亲当会计，母亲当工人。“烈军属纸袋厂”后改名“烈军属包装厂”，文革时改名“东升包装厂”。该厂离我家不远，从厨房的后窗可以看到厂房。说是包装厂，实际上工人所从事的是最简单又最肮脏的劳动，将用过的水泥袋，能补的就用浆糊补好，不能补的就拆开再拼凑，那水泥灰尘的污染可想而知。母亲没有得到尘肺病已算奇迹！我母亲和其他的军人父母，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干了十多年，月工资大概三四十元。
以上仅仅是父亲交代了他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还没有交代他的“罪过”，以下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父亲所做过的一些坏事，错事。
我在阳江县中学读书时，约1928年暑假，曾集体加入国民党，亦到过大沟圩区党部选举过代表二次，这是参加反动组织的行为，过去虽没有担任过党务活动，但已犯了罪过。
过去我担任新洲乡小学校长兼新洲乡乡长时，约1932年，主持制定圩规，摊规，收取保护费等，这高高在上，鱼肉人民，剥削敲诈，犯下种种罪恶，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又我在新洲乡任校长时，曾代表列席参加沙新公路董事会议一次，会场地点在台山沙头冲小学校内。
约1933年，我到广州投考过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学员，虽读了十多天即申请退学回广州，但投考反动军校，又犯下罪恶。
我于1940年，在任86军军需处中尉军需时，由军需处处长叶其中派我负责并和两位军需处科员，押运一批军米约8条小船几十包，由浙江诸暨地方，经过日夜三天水路运到枫桥镇，卖给私商，所得的款项，均由我亲手如数交回军需处长收了，后来他们怎样处理这笔军粮款呢，不用说，他们是级级分肥的，这可见国民党军队的贪污腐败，但我作为是个经手人，干了这样对人民不住的坏事，当时是由于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自己以为上级信任我，给予我任务，我一定要拼命去干，对我的升官发财梦，是有好处的，绝无想到自己是做了走狗，替剥削人民的人去卖命，死也轻于鸿毛，今天以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检查自己，鞭策自己认识过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想想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粮是出自农民，来自人民，竟被那残酷剥削人民的军阀官僚们趴空吃空，尅扣肥私，在我则经手买卖，这个行动，既谈不上向人民负责，更谈不上适合人民的利益，只可以说是人民的罪人。
贤庆按：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是当年很普通的一件事，学生、职员都会或要求或被迫加入。身为乡长，制定乡规民约，参加某些会议，是很应该的事，谈不上罪过。唯有卖军粮这件事的确是做错了，但父亲身为下级，也很无奈，更何况他并没有分到钱。父亲的检查也够深刻的，有分析，有引用，有反省，如果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检查交代是怎么写的，那么，这一段可以作为范文。
又1941年，约5，6月时，86军军需处长叶其中派我到尤游地方，协助何瑞斌受理服装仓库工作，时间仅三个月，由于我的自私自利之心抬头，多用多拿的作风，干了不少坏事。（贤庆按：没有具体内容）同年又调我到金华86军后方办事处。该处主任梁绍栈又派我和一位职员谭海到江西鹰潭地方押送军粮，直由火车运到安华地方堆积，时间经过1个月后，结果也由我经手卖给私商，得款乃如数交梁绍栈收了。这又是一次做了走狗，还不知羞耻，自以为得意，其实是对人民不住，对国家不住的事情。今天用毛主席的思想对照检查，应认识过去，向人民低头认罪。
又一次1941年冬，我在衢州警备司令部（86军军长兼任司令），我任上尉军需时，曾为莫与硕老婆唐亦英私人买到风筝牌腊？（贤庆按：此字辩认不出，肉？肠？烛？）两大箱，唐亦英曾送我一些用费。她把这两箱腊？运到地方私卖，获利不少。
1942年莫与硕军长被撤后，已退却到福建三甫城地方，曾派我协助押送火水（贤庆按：火水即煤油），电油等军用品私运永安后方办事处，这是国民党贪污腐败，我作为押运员，现在检查起来，真是惭愧万分。
1943年，当我转到广西田东粮库工作时，那时我是个少校库员，满脑子是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只知道如何对上级好好地工作，对于对不住人民的事，绝不过问，所以样子是很努力的，协助当时粮库库长黄国兴，勀扣交粮的农民，大称入，小称出，这是我对人民不住，应向人民低头认罪。
在抗日战争结束时期，我由广西梧州随军回到广州，采购组即在广州结束，军队又已快北上，那时我曾和新一军士兵私买绒被军服等，这是我自私占大便宜的坏事。这时正是我的家人儿子等来了广州，自己的思想就自私自利，想到要解决住的问题，因此又于此时托人向广州军政特派员公署取了封条一纸，封了解放南路石亭巷10号三楼居住（全楼还有许多阳江同乡居住），一直住到1950年尾。解放后，政府要征用该屋，乃迁出去。我这样凭借人家势力关系，干出如此坏事，是对人民犯下罪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无半点想到和认识还有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是无处居住的，要露宿街头，这种行为作风，是对人民犯罪。
解放前约1947年，我担任过阳江同乡会理事，参加过选举理事长等会议，我一般负责联络同乡的工作。
贤庆按：以上，均是父亲将二三十年前的坏事强行挖出，
这些事，他不交代，是没有谁会知道的，但是，作为交代材料，你一点罪过也没有，是显然过不了关的。上述诸事，又都是他作为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位下级军官不得不为上司作的事，唯有抗战胜利后，私卖一些绒被军服，以及封屋自住，是自己的主张了。父亲抗战近8年，回到广州后，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如果是他一个人，还好解决，但此时我母亲带着二哥“千里寻夫”到了广州，
还有一些阳江的同乡，非得想法找个地方安顿不可了。不知是否借助莫与硕的权力，父亲弄到一纸封条，封了一幢据说是汉奸的屋子，大家才有了安身之所，而这幢屋子，也是我的第一个居所。
父亲在广州安居，不忘家乡的亲人，尤其是年轻人，因他自己就是一位穷学生出身，深感知识的重要性。当时，阳江人陈家骅当广州市教育局长，父亲与他相识，父亲便介绍不少家乡青年人来广州读书或教书，除了我们的大哥、二哥，还有九叔陈象恩、四舅关子英、堂叔陈象标、表哥戴伯明，还有林立伟、姚朝章、程铁就等。父亲担任阳江同乡会的理事，阳江亲戚如关子辉、关子汉、关子荫、关子棠、吴国麟、吴国信等也以父母的住宅为安身处或聚会点。父亲的传奇经历以及正直的人品
同时也成为了同乡青年人学习的楷模。
解放前道生行曾参加房屋买卖等，但生意均由经理黄瑞其主理的。我亦曾介绍黄瑞其去阳江走私偷运钨矿，但后发现堵截严密不成功。又道生行还办过水晶石，是准备运到香港卖，后因质量不好，是被人瞒骗的，水晶石已失散了。这种种都是非法行为，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我原有曲尺小手枪两支（一支已坏不能用），解放后不久，即上交给沙面派出所，由该所关子汉接收，那时在场的有道生行工友许苏。
解放后，我还保存有以前我在阳江县中学校的毕业证书，及委派我任校长的文件，这些东西都印有国民党党徽，我对这些旧东西当时认为是一种学历证明，所以长期未作清理，这是我反动本质未有改造的表现。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四旧时，这这些证书才由革命群众清去。今天检查起来，对过去那种旧思想遗毒之深，十分痛恨。
贤庆按：以上数条，让人的感觉就是无事找事写，保存毕业证书又什么罪过呢？但在当时，有的又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毕业证书上的国民党党徽！
唐亦英，我在解放后已不知她个人情况，但在大约1960年时，她在广州，曾到我家两次，一次是拜年经过，她还带着细女儿来的；另一次留她食过饭，她说是在政协内参加工作，现在不清楚此人。
贤庆按：莫与硕夫人曾两度来我家，其时我必然在场，但可能我当时尚幼，似没有一点印象。我父与莫夫人应算患难之交，如果是在正常的人际关系的社会里，两家会有密切来往，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两家人就不便往来了。
我有大儿子陈贤俊，于1949年参军，一去13年，从未返家一次。他在13年中，也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转业到农场，遭遇很困难，所以他才于1962年请假40天回广州。在回来之后，我就不愿儿子再去，因此就以家长地位建议他向上级申请调回广州。后来搞了6个月手续，才批准作自动离职，将他的户口粮食关系转回广州入户。这件事虽然是儿子自己切身的事，应自己作主，但毕竟我作父亲者，是有过拖儿子后腿的，使儿子做了逃兵，我是不应该的。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总认为儿子读过书参军，是可以做官的，这是沾染了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毒素，以后要洗掉我头脑中的旧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是我的出路。
这一段，真是可怜老父心！送子参军，原指望他有出息，谁知这位部队中的杰出军官，转业后的农场秘书，却栽在“劳教人员”这个罪名上，从此受苦受难，直至八十年代方能解脱！试想，如果当年不是父母“拖后腿”，将户口迁回广州，再过几年，即逢文革，大哥在云南能逃过此劫？！至于父亲在检查中拉上刘……来垫背，这在当时是流行的做法，谁叫他当时倒了大霉呢？最后的三句“忠于”属排比句，如今的年轻人可能感觉有点怪，但那是当年著名的“三忠于”，不能颠倒，更不能写漏字
的。
我有一位妻舅，名叫关华勋，原在广州河南大塘文化站工作。他在1958年被划右派，曾送去劳动教育。1962年放出来后，亦回大塘入户，但他是在市区做建筑工作，故在1966年以前，他经常上来广州市，都是在我处住宿及食饭。有一次大约1966年5，6月间，他在东山区某建筑工地工作报告时，大塘有电话打到仓边派出所找他，曾叫我找着他叫他回去开会。此后约1966年9月曾被送回乡下，不久，他带有大队证明出来，一样做泥水工，并在大塘派出所申请入户，经过几个月不批准，又要他回去，回去他又出来。我知道这件事后，曾多次劝导他回去参加农业劳动，以后也不再到我家。自去年5，6月之后，没有见过他，不知他的下落。但过去他常到我家，我是犯了窝藏罪，确实不对，公安六条有规定，这样的人是不能乱说乱动的，我应该有此认识。
贤庆按：又是“右派”！可怕的帽子！我们的四舅，本名关子英，本是个正派的
、有为的人，解放后在广州大塘文化站从事文化工作，结了婚，生了子，然而，一场“反右斗争”，却彻底葬送了他的前途，工作没有了，户口没有了，还弄得妻离子散。大革命之前，作为他的姐姐和姐夫的我的母亲父亲，还可以接济他，帮助他，然而，
大革命到来，我父亲也变成“牛鬼蛇神”，自身难保，如何顾得他？1966年9月，他被遣返回到离开十多年的家乡，在那穷乡中他只身一人如何生活？乡下
人也不愿收留他，他只得又回到广州。后来听母亲说，某日，走投无路的四舅通过他人，偷偷通知我母亲，到街外见上一面，作为告别。母亲含泪将身上的10元钱给了他。幸而，后来四舅偷渡……成功，不然，他如何熬得过文革这一劫难？！至于“公安六条”，我已几乎淡忘，现在看到，又想起那可怕的东西，那是用来专治“牛鬼蛇神”的，不准他们“乱说乱动”。我四舅的遭遇，我是亲眼看到的，只不过那时还年轻，感受不深，如今看了父亲这一段叙述，不禁悲从中来，为九泉之下的四舅垂泪！
解放以后，我是由北区民政科介绍入厂，长期在厂担任会计工作，因为我的反动本质未改造好，旧头脑，旧思想，所做的事未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工作拖拉尚且磨洋工，而且经常在办公室说古讲怪，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都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沾染了刘少奇大叛徒内奸工贼的毒素不少，是对国家对工厂造成很大损失。例如说厂长张福海是个有能力的人，事实证明他已是贪污份子，叛国份子，竟还说他对厂的发展有功劳。又如说过上缴利润百份之九十给市政府，说这样做法厂里不久就会空了。又如对我厂出纳元竹君差错数十元的帐目，未能认真协助计算。又如外来单位来厂了解并要查看过去的来往帐目时，也未能尽到应有责任协助等等，这均是我在厂任会计时的过失。我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属公安六条中的罪人，过去自己不知，又不讲自己身份，1963年一次，代表（？）上台领奖；又1958年一次
开大会时，担任过（？）委一次，今天检查起来，自知不对。1960年我有份参加过厂的业务人员到东堤开会，分到开会工资多次，这实在不应该的。
贤庆按：上述一段，是父亲交代在工厂工作时的罪行，但都是些可笑的“罪行”。厂长张福海也是
运动中挖出的“坏人”，我父怎有远见？但说自己“工作拖拉尚且磨洋工”，这肯定是不对的，因我亲眼所见，父亲是个忠于职守，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这一点，母亲也常常抱怨他。说自己“在办公室说古讲怪，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一点，我则相信，父亲是个文人，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兴趣，谈论这些是不足为怪的，只不过，谁知道这也是“犯罪”？
作为市民政局属下的一个小厂，利润本来就不会多，还要将百分之九十的利润上交给市政府，这实在是很过分的，父亲对此表示了异议，这其实并没有错。没有协助出纳复查几十元的帐目差错，是不会的，查不出是可能的。外来单位查看来往帐目，父亲说“未能尽到应有责任协助”，也是无事找事说。至于他说到“不讲自己身份”，去领奖，去开会，担任什么委，则反过来说明他是厂里的积极分子、骨干力量。
我以前在办公室用玻璃瓶插有一小枝万年青，近年来我是负责打理换水的，因为自己的旧头脑旧思想，种养花鸟鱼虫都是错误的，我过去对这一点未能认识，而且我还说了坏话，放毒。我说这枝万年青好，工厂就有钱赚，这就是抹杀了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全厂职工的努力，真是糊涂。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由于有革命群众写大字报讲陈显唐利用万年青放毒，当时我回到办公室，在急急忙忙之中，即把万年青拔去，并讲了两句“铲除毒草，铲除毒草”的话，旁边有一个塑料制的毛主席像挂着，我此时是对着毛主席像讲的，造成对着领袖像辱骂，真是罪该万死，谨向毛主席请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请罪。
贤庆按：现在的年轻人，看了上述这段文字，你就不应该对目前我们还不够健全的民主制度发出过多的抱怨了。上述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十分精彩的又是带泪的一件“笑料”！“种养花鸟鱼虫都是错误的”，说句“这株万年青好，工厂就有钱赚”，也是“抹杀了党的正确领导”，可见
当时的精神禁锢是何等的厉害！人民的精神生活是何等的贫乏！我父亲当时的做法，用一句俗语，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原想掩饰“用万年青放毒”一事，结果惹出一桩更大的罪！这样的罪，几乎是死罪，一般不会自动承认，因旁边有人目睹并揭发，你只好自定“罪该万死”了。由此亦可见，
运动一到来，很多人的良心已泯灭，惟有踩倒别人以自保。中华民族这一场历经十年、后患无穷的浩劫，这惨痛的教训，不知今人可有记取！
不久前，有个调查组到厂，一天（贤庆按：
此处有字，应是个造反派头头，名字辨认不出。）叫我上到四楼，那人叫我将厂的开办时的情况，及一些业务情况材料写给他们，我当时对他说，厂的真实材料，我无权力写的，他又叫我靠自己的记忆，大概作口头答复也行，因此我是按他们写出的几个问题，凭记忆写出交他。这件事，我是做错了，因为业务不能随便给人知道，而且象我这样的人，那有权力资格写东西给人家呢！
贤庆按：这一段，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我父是开厂元勋，即使他成了“牛鬼蛇神”，有人要了解情况也要找到他。此外，在
文革时期，有一项工作叫“外调”，即向外单位调查自己单位的“牛鬼蛇神”的情况，这次我父亲对付的，大概也是这类人。至于父亲说“那有权力资格写东西给人家”，这恐怕是多余的，虽则“牛鬼蛇神”不准乱说乱动，但要你说要你动的时候你又不能不说不动，那怕是乱说乱动，这就是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经过革命群众对我的教育之后，大约1967年8，9月份，陈添福（贤庆注：厂里造反派头头，后来又成了“小爬虫”，即也被打倒。）走到办公室找我，询问了解我的问题，要我写个简历给他。当时我不明确，我是公安六条的人，是不属于平反的，即写了一个简历给他，但后来不见他再来了解我。而我即因为陈添福了解过我，引起我的想法，究竟象我这样的人有没有权利谈平反呢？究竟怎样规定的呢？所以我想弄个明白，于是写了一个报告，直接寄到市军管会，是想问象我这样的人，有无权利平反。这件事后来也不见答复，我也作罢。我现在检查起来，知道这样做是犯了错误的，因为自己是人民的罪人，还询问怎样规定，还企图平反，这表现我不服气，真的对不住人民，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贤庆按：我原以为，父亲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既然已到了这一步，就只有默默忍受，看了这一段，我才知道，父亲也并不服气，也作过抗争，尽管这种抗争是软弱无力的。当时本来好端端的市委市政府，统统都砸烂了，换成了军管会，象我父亲那样的“牛鬼蛇神”遍地皆是，那市军管会会给予回信吗？父亲连这一棵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抓不住了。
我在解放后，党和人民对我是宽大的，在解放后十几年来，对我都有安排固定工作，可以说我是安安稳稳过了十几年幸福生活。但我由于未能认真自我改造，一贯来资产阶级思想极浓厚，反动本质原封不动，对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未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未能以毛泽东思想统帅行动，干过不少对人民对国家不住的事，犯了许多错误罪过。今天，要以毛泽东思想检查对照自己，鞭策自己，认真触及灵魂，在劳动中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争取重新做人，争取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这一段为结束文字。开头一句，我相信是父亲的肺腑之言。的确，解放后的十几年，尽管也有些风风雨雨，尤其是天灾人祸，但基本还是社会安定的，对比起解放前我父亲那离家漂泊，东奔西走，工作无定，甚至出生入死的生活，他有什么理由对解放后的安定生活不满足呢？至于最后几句，则是交代材料的规范形式，父亲运用得恰到好处，足见他的文字功底。
以上交代材料，呈交
东升包装厂革命委员会
陈显唐
1969年5月2日 抄正
下一页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