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广州女教师的文革经历
吴莞筠
2001年11月
（贤庆按：侨中老同学宏先生送来一册打印的文稿，此文稿来自于他的一位朋友，他的朋友原是广州22中的学生，文稿是他朋友的老师写的，他朋友听说我们有个网站，希望在上面发表。那位老师远在美国，而且是一位年逾90的老妇人。文稿原标题是《虎口余生》，副标题是“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我把文稿认真看了一遍，内心又一次被震动，被剜割，里面所记叙的事，既是我熟悉的，又是我不一定知道的。吴老师肯定不会造谣惑众，当然也不必哗众取宠，之所以把自己在文革的经历写出，纯粹是要教育世人，勿忘劫难，珍惜今天。此外，我想到，吴老师还是我的同行，所以，更促使我决定把这文稿挂到我们的网上去。
前些时，我写了一篇题为《从维新路到瘦狗岭》的长文，有朋友征得我的同意，截取了文中记叙文革的部分，换了一个标题叫《一位广州中学生的文革经历》，放到了“凯迪社区”，一周之内即有5000多的点击数，成了热门文章。其后，“天涯社区”、“深圳热线”等也作了转载。我觉得，除了我的“文采风流”之外，恐怕和那挺合适的标题有关。有了“一位广州中学生的文革经历”，如果再有“一位广州女教师的文革经历”，恐怕会相得益彰吧。于是，我未得作者的同意，也将标题改动了。改动的另一个原因，也觉得原来那正标题恐怕对某些人的刺激大了些。
好了，我不再赘言，读者还是往下看吧。）
前言
年纪大了，往往喜欢回忆过去。已年逾九十的我，时时会回顾自己的人生。往事如烟，有些朦胧，有些清晰，犹如一幕幕电影浮现脑海。最为刻骨铭心的，莫过于经历了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在那段日子里，我几遭灭顶之灾。虎口余生之后的二十五年过去，仍心有余悸。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教授，母亲是助产士。家住湖南长沙。因年幼丧父，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幸有兄姐的呵护，培养，得从初中，普师升入大学。在中山大学时，黄植亮与我同班。在朝夕学习的切磋中，彼此了解，相爱，毕业后结婚成家。我俩志同道合，唱和相随，无意仕途，只喜教书，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为培养年青学子，竭尽全力，因而口碑颇好，常为学校所重用，为学生所爱戴。
1943年，日本侵华战事日紧，我俩从广西宜山逃难重庆。随即向社会服务处登记，申请工作。我被介绍到重庆五十兵工厂子弟中学任教。植亮因不会讲普通话无法在重庆教书，为了生活，便由我姐夫徐业道介绍到一个处理囤积居期违法商人的机关任小职员。至抗战胜利，机关还都，他便自请遣散，回到广东，从事自己所热爱的教育工作，在台山女子师范学校任教。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俩都是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我还是兼职训育主任。之后的十多年，我们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一面反复交代历史，接受历史审查，一面服从组织安排，安分守己，在教育事业默默耕耘，勤恳工作。尽管我们先后都得到了“没有从事罪恶活动”的历史结论，但终不能幸免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把他当作历史反革命押送回乡，逼害至死；而我则关入“牛栏”，挨打受辱，批斗不断，惶惶不可终日，几乎丧命。
而今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二十五年。自打倒“四人帮”，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一遍欣欣向荣景象。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已日渐淡薄。尤其是年青一代，对文化大革命为何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更是一无所知。一些学生给我来信说，希望我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写出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后辈从我这一实例来认识文革时代，知道那无法无天的日子。希望他们不忘灾难，不让历史重演。
我想，将这段经历写出来，让儿孙们了解我在艰苦的岁月里究竟是如何活过来的，使他们知道社会的复杂与艰险，使他们知道老一辈是如何度过难关，越过险阻，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做人，也是有益的。
于是，我拿起笔来，记下这段毕生难忘的陈年肤痛。
“虎口余生”不是想翻旧账，想鸣冤，或其他什么。我是搞教育的，巳年逾九十，只是想以我的亲身经历，原原本本的留给后代，警惕世人，千万别再让历史重演。我们的民族已经多灾多难几千年，再经不起折腾了。别再开帽子工厂，别再为一己之私翻来复去的糊弄人。同时也奉劝莘莘学子们，你们正处在求知的岁月，要学好，掌握好科技知识，为步入社会后的前途、事业打好知识基础。不要随便听人摆布，要有独立思考能力。凡事要三思而行。
文革十年是中华大地知识断层的十年，害了国家，也害了那整整一代的青年。弱国无外交，弱知无前途。国家要科教兴邦，人也要科教育材。往者既矣，来者可追，这才是我写这本回忆录的初衷。
一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8月参加广州师资训练班学习几个月，被派到广州市教育局任中区职工业余学校视导，工作三年。1954年入广州进修学院学习一年之后，1955年8月被派往广州第十二中学任教师。开始是教初中的语文，后来教高中；开始是一位普通的教师，后来是学校语文科的科组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时，我己在十二中工作十年。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顾名思义是革文化的命。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数千年灿烂辉煌的文化，今天为何提出要革文化的命?又如何革法?我们都不理解。其实质与内涵，大家更无法去揣摩。解放后已搞过很多政治运动了，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斗争，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四清运动，一直不断。这次又怎个搞法，无人知晓，只好跟着上级的指示行事。
1966年夏的一天，许多同事都匆匆忙忙地赶着回去吃饭，我们科组的钱老师见我若无其事地还在看书，有些奇怪，便问我：“你会去开会么?”我说：“开啥会?我不知道。”他大概心里明白，没再说甚么便走开了。后来我一打听，才知是到中山纪念堂开会，听市委书记薄怀奇同志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我心里觉得奇怪的是，平日听报告，科组长是一定要参加的，为何今天却不通知我参加，一反正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老师们听过报告，经过两天的学习，讨论，便开始“揭发批判”。当时揭发批判的形式不是开会发言而是写大字报到处张贴，谁都可以去看。一下子学校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越来越多，每个角落都贴得密密麻麻的。我找来找去却没找到一张是揭发我的，心里虽然高兴，但又疑虑重重。
一天早上，我依然又是第一个回到学校，一踏进办公室，迎面看见的就是党支部揭发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说我：
1，两次参加反动国民党隐瞒不报；
2，为历史反革命丈夫鸣冤翻案。
我看后虽然很气，但并不慌，处之泰然。因为大字报写的全非事实，何惧之有?且不说我丈夫根本不是“历史反革命”，我的所谓“国民党”问题不是早就交代好并作了结论的吗?……
1942年，当我大学行将毕业之际，学校训导主任陈铭新动员我们集体参加国民党，每人发表一张。当时我毫不感兴趣，没有填表。事后训导主任把我叫到训导处，问我为何没有填表。我说，因为我没有打算做党的工作，故没有填。他说，你今天不填，以后你就会知道不参加国民党会有许多不便的。我问他有啥不便？他说，今后你想当训育主任都不可能的呀。我听了有些冒火，难道想将来当训育主任就填表?未免庸俗。于是我斩钉械铁地回答他，我一辈子也不要当训育主任，我只教书。就这样，我坚持不填表。
大学毕业后我到广西宜山柳庆师范任教至1943年初，战事日紧，于是从宜山逃难至重庆。在重庆社会服务处登记请求工作后，找被介绍到重庆五十兵工厂子弟中学任教导主任。这是一间颇具规模的专门生产大炮的兵工厂，管制很严，内有一个警务稽查组的机构。凡进厂任职管理人员在任职前都要填写一份“海，陆，空军人员履历表”，我自然不能例外。表中有主要的一项是有关国民党党籍的填写，包括参加党的时间，地点和党证字号。当时我急了，怎办呢?如果如实填写没有参加国民党，当然这份职业就会失去，在当时的重庆，求职是不容易的。如果临时申请参加国民党，或者可以保着此职，但我又始终不想真的加入了一个党，我总觉得加入任何党都会卷入党派斗争，这太不适合我了，对此我一直有戒心。为了保住工作得以生活，几经考虑，我只好捏造资料填表：对入党年月我便填“1927”，入党地点我便填“广州”。因为填的时间越久，地点越远，就越不容易查对。但党证串号一栏却无法捏造，我便填上“党证遗失，党证字号遗忘”。不知道是否因为当时时局混乱还是国民党工作马虎，就这样我便得入校任职了。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逃难重庆的人们纷纷返回故乡。我先生是广东人，我俩于1946年8月回到广东，在台山女子师范任教。1947年4月我们回到广州，我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48年女帅要改换校长，新任校长叫杨训贤，是当时教育厅厅长姚宝猷的太太。旧社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学校易长，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都换了新人，我们一班教师都不知道自己能否续聘，面临失业。正当彷徨的我四处奔波找出路的时候，忽然接到教育厅的通知，约我去面谈。去到教育厅才知道接谈的就是新校长杨训贤。她要留我任专任教员，不过还得兼训育主任一职。因为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都是新人，所以训育主任一职就非在学校里的教师中物色不可，否则学校里三个主任都不认识学生就不好管理。于是选择了我。这时我急了，我是最不喜欢做训育工作的。我自己读中学，读大学时对训育人员都是没有好感的，我非推掉不可。首先我告诉她，我不是国民党员，按规定是不能当训育主任的。她说没关系，暂时做了再说。我又说我有小孩缠身，家住又远，根本没可能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她说可在学校内找宿舍给我住。我再说我先生的封建思想相当严重，他不会肯做我的家属住在学校里，一再推辞该职。可她说那好办，给他一些钟点，让他也是学校的兼任教员，他在学校里住不就名正言顺了吗?于是，我无法可推。再推就未免太不识抬举，且深恐万一再推，连专任教员一职也没有了。我只好接受下来。我想也好，就趁此机会试试，看看自己能否做一个不让人讨厌的训育主任。不过我对校长说，我暂且接事，你也得一边找人，我一定做到你找到一个有党籍的人为止。就此我就搬进了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个学期，省女师没有发聘书给我，1950年8月，我参加广州市师资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班上忽然说要搞“反动党团登记”。也就是说，凡曾参加反动国民党或三青团的学员，要进行登记。班主任林玲同志号召学习委员要起带头作用，带头登记。当时我就是学习委员之一，怎么办?我想只有照旧捏造，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算了。可再一细想，我在旧社会要造假捏造，而今天在新社会我还是造假捏造，那我究竟甚么时候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呢?正在思想斗争之际，我到传达室拿了一份“反动党团登记表”来看。一看就打消了要捏造的念头，因为登记表要填写的项目十分详细，有几十项之多。如：甚么时候在甚么地方由谁人介绍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与你的关系，现在何处，任何工作?加入国民党后参加过哪些活动?一次，二次，三次?每次活动的内容如何?有哪些人参加?总之要一一回答的问题很多很多，根本没有捏造的可能，只能照实说。于是我便在学委带头登记的大会上把我过去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又捏造曾入过国民党的事实讲出来。并接着说：“我虽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但在广东省女师任教时我兼任过非国民党员所不能担任的训育主任，实际上我已被作为国民党员使用，那么应该承认自己是个国民党员。今天我为了表示和国民党一刀两断，我愿意登记，不过我无法填表，只能向领导另行登记。”班主任林玲同志听了我的发言后，马上说：“你既然没有参加过国民党那就不应登记。我们党是最实事求是的。”我听后非常激动，好不高兴。我既不用登记，又放下了包袱，真是再好不过了。
1951年3月，我在师资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市教育局社教科工作。不到五个月即开展了审干运动。“审干”就是审查干部，大概是当时雷厉风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部份。教育局局长周平同志在审干动员大会上作报告，他一再讲党的政策，要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忠诚，老实，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放下包袱，才能轻装前进。他说，有些人因为自己家全都是反动的而有所顾虑，这是不必要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全家都反动而自己不反动
那就是最好的干部，因为他是经过考验来的。只要交代清楚，划清界线就行了。听了局长这一席话，原来有点紧张的我倒是轻松了不少。因为我的哥哥，姐夫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是军统的。虽然我哥哥已死，可姐夫一家逃去台湾，够反动的了；我的一个弟弟也是国民党的军官，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镇压，也算反动透顶。而我一直在教书，没有做过坏事，可以算是全家都反动而我没有反动。按局长的说法，只要我将家庭历史一一交代清楚，那就是跟“反动”家庭划清界线了，我就应该是一个“经过考验来的”好干部。
听完报告，经过学习讨论，接下来就是分组轮流作交代。我们科组共十七人，发言先后由学习组长安排，我是排到最后第二名作交代。我还不知道这是认为我有问题，是个重点人物，才排在后面交代。当我满腔热情把自己的历史和家人情况毫无保留，一点一滴地交代出来之后，哪晓得讲的句句是真话，而他们却全都不信，全盘否定。就连我说的“我的父亲是教授，我的母亲是助产士，家无田地，也无房屋，我的家庭成份本应该是城市贫民或自由职业者。但我考虑到我父亲死时我还只十岁，我是哥哥养大的，而哥哥是个反动官僚，我受他的影响较大，所以我认为我的家庭成份应该算反动官僚。”他们也认为我是说假话，是避重就轻。他们说：
“你的四个姐妹郡读到大学毕业，不是地主哪来那么多钱读书?”
“你的家庭成分应是反动官僚兼地主。”
“你说1943年你是由社会服务处介绍到五十兵工厂学校任教的?旧社会哪会为人民做好事，关心人民生活?准是有路数(关系)进去的。”
“进厂后的担保人是谁？担保人是肯定要的。”
“你不可能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如果你不是国民党员，绝不可能给你当女师的训育主任。”
“一个没有入国民党的人居然一到重庆就可以进五十兵工厂子弟中学当教导主任；胜利后回到广州又可以顺利在省女师当起训育主任来。怎么月亮老是照到你头上的？”
我无法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不知道怎样解释才能令他满意。似乎你越把自己说得反动些，他们就满意些。可我又不想违背历史的真实。我无法使他们相信历史就是这样的。
审干接近尾声，对每个人都做了结论，而对我却未能作结。据说我的问题尚需待了解清楚后才能作结。一向以“经过考验来的好干部”自居的我，此时却背上了极其沉重的历史包袱。1956年我便从教育局调到了广州市十二中学任教。
到1957年我的审干结论终于送到了十二中。学校的人事秘书叫我阅后签名。结论说：“关于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已派员到重庆十五兵工厂调查，看过她的档案材料。她当时在海陆空军履历表上入党年月是填的1927年，入党地点是填的广州，党证字号不敢捏造，填的是党证遗失，党证字号遗忘。是她自己的亲笔字。”看过这个从1951年至1957年经过六年多的内查外调才作出的结论，我终于放下了沉重的包袱，高兴至极。当时还为共主党对一个干部的负责态度与实事求事的精神而深深感动。
……
现在几乎十年过去，为甚么又将“国民党”问题再翻出来？文化大革命只是开始，以后什怎么？不敢预测。一种不祥之兆随即而至，精神压力瞬间加重。
二
没等我们弄清楚甚么叫文化大革命，为甚么要搞这大革命，这个“大革命”就有如暴风骤雨一下刮到身边。听说北京的大、中学停课闹革命，我们学校也随之停课。各班沉重纷纷组织红卫兵队伍，他们穿上黄绿色像军装的衣服，手臂戴个有毛体“红卫兵”黄色字样的红袖章，立即就变成最革命的“革命小将”了。他们威风凛凛，走起来昂首阔步，一开口盛气凌人，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最忠于毛主席的，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革”别人的“命”，只有敢“造反”才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后来，我读到报纸上的社论，说现在有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要夺取政权，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识破，有些还没有被识破，于是要发动群众把他们挖出来。还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号召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这时，我还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次“革命”的对象，因为不管怎么划我也划不进上面所列的人物里。但后来“牛鬼蛇神”的范围扩大了：不仅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还包括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反动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学校的党支部抛出大字报硬说我“两次加入国民党隐瞒不报”，又说我“为反革命丈夫鸣冤翻案”，我便无端端地成为学校批判的重点对象，一次一次的苦难，折磨按踵而来。进驻学校的工作组是来“指导”运动的，刚进校就声言：不怕你威信再高，也可以搞到你身败名裂。好不惊人?
他们搞的第一招是送大字报。由初一的学生把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地送到我手上，每张大字报都有同样的一句话：”吴XX低下你的狗头。”我双手接过来贴在我座位周围。墙壁，门窗，桌椅都贴满了，最后便贴在找身上。这些初一的学生毕竟还是孩子，根本不懂得这是干甚么。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在老师面前这样放肆过，觉得很奇怪，很好玩，总是面带笑容地把大字报交给我。也有些觉得很难为情似的，大概是知道往别人身上贴大字报是很不尊重人的。
接着是把我赶出办公室。第二天小将们有的推，有的撞，有的按下我的头，把我赶出办公室，并取消我的办公桌。他们虽然没有伤害我的身体，那时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一帮人的拉扯，把我撞得昏头昏脑的站不住了。至此，我明白我是算被“揪”出来了，学校已不把我当成教师，我只能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批判，唯红卫兵之命是从。每天我除了可以回家睡觉之外，我已失去自由。
一天，红卫兵要我去钻垃圾池。学校里的垃圾池很大，有两层，下面有个通风口，上面有石级下到池底。小将们要我从上面走下去，又从下面的洞爬出来。当我走下去时，他们就在上面把垃圾，泥土往下面推。等我满头满身都挂着垃圾泥巴地爬出来时，他们又命令我再次走下去，又从下面爬出来。如此反复多次。
又一日，小将们让我左手端着一碗油墨，用右手食指沾上油墨听着他们的指挥涂在自己的脸上，鼻子上，下巴上，额头上。看到我越涂越多，变得面目狰狞，他们就捧腹大笑。他们这样极尽能事地侮辱我，据说是要拉下我“师道尊严”的臭架子。
他们还要我在他们所编的牛鬼蛇神所谓“鬼谱”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要我在胸前挂上一个写着“牛鬼蛇神”的黑牌子，方能进入学校，离校时也得挂着牌子在街上走，让街上的人都知道我是牛鬼蛇种。这还不够，还要我唱“牛鬼蛇神歌”。歌词是这样的：“道路有两条，摆在面前赶快挑，坦白是活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迅速彻底来交代，彻底坦白重做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规定我随时都要唱此歌，只要有人喊你唱。任何人喊你唱，你都得唱；要你再唱，你就得再唱：要你连续唱三次，五次，你都得照办。
红卫兵的这些搞法，简直就是胡闹。难道这样就把我“斗倒斗臭”了?难道我这个有二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一下子就变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不相信。面对着他们，又毫无办法，只能采取听之任之，泰然处之，毫不在乎的态度。不久就听说要开斗争大会来批判我．
批斗大会的前两天我乘公共汽车回家午饭，下车时我的学生林潮推着自行车拦着我，原来他是骑着车跟在我的公共汽车后面追来的。他问我：饭后可否去他家一转?我以为是学校派他来跟筏做思想工作的，就说可以。于是饭后我便赶到他家。一见面他就问我：“批斗你的会马上就要召开了，你可知道?”我说：“知道。”他又问：“那些大字报你究竟都看过没有?”我说，我能够到的地方的大字报就看过，而我不能到的地方当然就看不到了。他说，那些大字报已经过梳辫子整理出来了，共三页。现在偷了一份出来，你赶快抄，我还得带回去的。他见我动作太慢，便拆开，他替我抄两页，要我只抄一页。他还一再地嘱咐我，你年纪大了，没有记性，你一定要好好地回忆平日和同事们和同学们谈过些甚么。因为到时可能还有许多大字报以外的口头提问的，如：你为何要为陈大牛同学改名为陈秉豪，你在讲<<筑路>>一课时讲过哪首古诗。我说<<筑路>>一课是白话文，我哪会讲古诗？他说：“你就是没记性。我也是听你讲过的。你一定要好好回忆。”原来他是来帮我的。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冒大风险来帮我，真是难能可贵。我深深地感激他。
在工作组和校方的组织下，大规模的斗争大会终于1966年秋的一个艳阳天于学校北操场召开。他们给我戴上一顶尺多高的高帽子，赤着脚，低着头，弯着腰，站在全场都能看到的台阶上，左右有红卫兵守着。强迫扣上一顶高帽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丑化牛鬼蛇神的一种装扮，那时在街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由红卫兵押着一长串头戴高帽子，胸挂黑牌子的人，手拿个锣，边走边敲边喊：“我是牛鬼蛇神!”
斗争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大概全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来了。大会开始，“打倒反革命分子吴XX”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轮口号过后，大会主持人让“群众”上台发言。上台发言的人为了表现自己“敢于革命”，“嫉恶如仇”，一张嘴就声色俱厉，慷慨激昂，直至声嘶力竭才作罢，直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罪人。他们上台时总先高呼一番口号，下台时又再高呼一番，让台下的跟着呼应，造出一个似乎全体群众都赞成他的发言的假像。当时我的心情虽极难受，但却保持平静。因为我必须聚精会神地听着每一个人对我的揭发发言，强记他们发言的内容。我想知道我平日在工作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批判斗争的。
首先上台的是学校的人事秘书，自然他是代表学校党支部的。他说：“吴莞筠你两次参加反动国民党隐瞒不报，铁证如山！”他打出一张我穿国民党军服带军帽的照片，并说那帽子上就有国民党的党徽图案。我听了心里觉得好笑。该照片是1937年我大学一年级时参加集训，与我的哥哥，妹妹一起在集训队照的。1951年审查干部时我把它作为我家庭成员的佐证材料交给教育局人事科的。怎么能因为只片里的帽子上有国民党党徽的图案就作为我“两次加入国民党’’的“铁证”呢?
接着，他揭发我的第二条罪状是“为历史反革命丈夫鸣冤翻案”。有关我丈夫的遭遇，留到后面的章节再述，但他绝非历史反革命。他原在仲凯农校任教。自仲凯农校交给他的历史结论说他“非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抗日战争期间在伪机关工作没有发现罪恶活动。他的个人成份是教师。”
人事秘书下去后，高三（2）班一个学生上来“揭发”，说我在他们班讲<<将相和>>一课时讲过两句反动口号：“党国万岁”和“效忠党国”。这是无中生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高三(3)班我教了两年多，从高一教到高三；而高三(2)班我只教两周，是因该班老师请假由我去代课。我是用同一教材，同一教案上课的，为何（3）班的学生没说我讲反动口号，反而(2)班的来“揭发”?而且<<将相和>>讲的是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当时又何来的党?怎么会说到“党国’’了?
又一人上来说我在上<<筑路>>一课时曾向学生讲过一首古诗以发泄对丈夫被遣返的不满。这真令人莫名其妙。如果不是林潮同学提醒，我已记不起讲<<筑路>>时讲过古诗。这一课的注解(2)引用了韩愈的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南关马不前”当时有学生问全诗是怎样的，我便把全诗都讲了：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干。
若为圣明除旧弊，敢将摧老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南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必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讲这首诗何以能与我丈夫联系起来?确实费解。
一位老师上台来说我讲军统特务头子“徐业道不嫖，不赌，是个好人。”意思是说我美化反动人物。这是故意编造。这位老师大概以前听过我交代历史，知道我有个姐夫徐业道，是国民党的高官。一天，他在办公室忽然问我：“徐业道纳妾了么?”我答：“没有。”他又问：“他在家是经常打牌的吗?”我说我没见过他们打牌，只知他们家常开舞会。我当时有点讨厌他问这些，因为在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备课，阅卷，问这些事实在无聊，我根本没和他多讲一句。没想到他竟将此编造成他上台发言的材料。
又一位学生上台说我“崇拜希特勒”，不然，为甚么为刘金发同学改名为刘崇希?“崇希”，就是“崇拜希特勒”！他还质问我是不是这样?我不慌不忙地回答他：“我班同学刘金发行将毕业之际，要我和他改个名字，因为他认为“金发”实在太俗了。我便为他改为“崇希”，以示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崇高的希望之意。”这位发言人一时无话可说，恶狠狠地吐了二字：“狡猾!”便走下台去。
最使我感到生气的是竟然有个人上来说我“装穷骗取补助”。这是对我人格的极大的侮辱。多年来，说我的先生历史复杂，不适宜国家机关工作，让他闲赋在家，不予安排。我上有家婆，下有四子女，一家七口全靠我每月九十九元工资维持，生活极端困难，可我从来没申请过补助。后来他在光扬街民办小学得一教职，每月有五十元薪水，我的负担才稍微减轻。可是好景不长，1965年我大儿子响应号召去海南五指山务农不久，光扬民小说要压缩编制，又把我的先生“压缩”出学校，他又成了失业之人。我无计可施，只好向学校人事秘书反映我的实际问题，希望他能介绍我先生去做代课教员。他教我到教育局人民来信组登记，结果不久我先果真被介绍到广州市郊的石井中学代课两个月。后因请假的老师病愈归来，我先生又闲在家里。于是，我又去请人事秘书另行介绍。这次他对我说：“很快就要放暑假了，下学期初中要大发展，需要大批教师，到时介绍他去代课就是代缺，是代长的，慢慢便可转正。目前生活有困难，可申请补助。”在他的提议下，我第一次提出了申请补助。我深恐如不申请，可能会误以为我困难不大而不急于为我先生介绍工作。结果补助了我30元。没想到这会得到一个“装穷骗取补助”的罪名。其实，我的的确确是穷，不用“装”；补助是领导叫我申请的，无丝毫的“骗”。
又一个上来说：“你曾经讲过，‘越南人最懒，只要口袋里还有一角钱也不会外出做工的。”’
校医室的护士上来说：“你曾经拿咳嗽药回去给儿子吃。”
一位老师上来说：“校长的爱人生小孩，你送了件棉衣给娃娃。”
……
对于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尽管有好些是无中生有或张冠李带，我已懒得再解释再自辩了。雷厉风行，如临大敌，千多人的斗争大会揭发出来的事实原来如此。难道这就能说明我有甚么反动罪行?就能说明我有甚么反动思想值得批判?真叫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会场的气氛也大大地降温了。说也奇怪，明明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此时却忽然天昏地暗下起雨来，全场革命师生纷纷四散。我倒好，站在台阶上，只要后退两步便到了屋檐下。否则即使大雨淋头我也不会敢动。约半小时后雨停了，大会又继续。可没人再上台揭发，只好草草结束，宣布散会。
我没随即离开会场，因为前后站了六个小时，双脚都肿了。于是就地坐下休息，并从口袋里掏出小记事本记上：“今天我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群众对我的侮辱。”结果记事本护红卫兵抢去了，他们看后气得要命，咬牙切齿地骂我，恨不得要捅我两拳。我只好又自我批评一番，并写了一个书面检讨。
三
对‘牛鬼蛇神”就要狠，像对敌人一样。要“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谁要是同情“牛鬼蛇神”，谁就是“革命立场不稳”，就是“没有划清界线”，谁就是“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了；只要有人“揭发”你说过不满意的话，或你说过一些可以让人联想到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话，那你就会成牛鬼蛇神了。你无法申辩，你无处去上诉，去申冤。这就是当时的运动。我们十二中不到50位教师，就揪出7个“牛鬼蛇神”，其中包括副校长徐景廉。面对这威严神武的红卫兵，我无力抗争，只能逆来顺受，咬牙忍着。那些“高举革命大旗”的红卫兵更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折磨我们，大概这才能显示他们的“革命精神”。
用强迫重体力劳动的方式去惩罚那些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是常用的方法，对“牛鬼蛇神”就更非如此不可。于是，红卫兵想出个一举两得的办法，要我们修筑靶场，以供他们打靶之用。规定我们劳动期间不许戴帽，不许穿鞋，不许带水的“三不准”。由男的下塘挖泥，每装满一箩就由两人抬着走一百多公尺从鱼塘边送到北操场。开始，我是和一个比我大上十岁的张冲老师一起抬。他很同情我，照顾我，让我走前他走后，且老是把箩筐尽量移到他那头。这样我当然就轻松多了。可后来被红卫兵发觉了，大吼：“原来你们也要发扬你们的阶级友爱吗?不行！”马上就指定一个年轻力壮的高个子跟我抬，一起步就催着：快，快，快！路滑，又是上坡路，我多次几乎滑倒。如此一箩又一箩地抬个不停，我的肩膀很快就磨起水泡，水泡又磨破流水。皮破水流，疼痛难挡，也只得忍痛照抬。
有一次，行将下班的时刻，还有最后一筐泥土，红卫兵竟命令我一个人送去北操场，且不许把泥弄出来分作几份，再一份份地搬去。可怜我如何搬得动?毫无办法，我只好一寸一寸地把箩向北操场移。结果直到晚七时，我才把那箩泥移到了目的地。那正是我们开始晚学习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学习毛选，交代问题，写批判的时间，当晚就害得我连晚饭也没吃。
中午时分，住学校附近的“牛鬼蛇神”可回家吃饭后还可以稍稍休息或午睡一下，而我却没这个“福气”。因为我住得远，平时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自成“牛鬼蛇神”后，红卫兵规定不许我骑车，也不许乘搭公共汽车，只能走路。这样我根本就不可能回家吃饭，只好带干粮当餐了。按规定早上八点要到校，所以每早天还没亮我就得起床，吃过早点，挂着黑牌子，提着学习资料和两餐干粮……面包，粽子，一步一步走个多小时才得到校。抬一个上午泥后，中午本来可以趁着红卫兵都回家吃饭的时候好好安静一下的，但学校却没有我容身之地。那些学校员工的一群小孩都知道我是“牛鬼蛇神”被斗的，他们也学会了，总是向我掷石子。我只想躲起来，但无处可以藏身，连吃干粮都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校医室的后门是不开的，面向北操场。中午时分操场上不会有人，比较安全，于是我便躲在校医室后门的屋檐下吃粽子。哪晓得忽然刮大风，我的粽子就铺满了沙子，我也只好照吞了。
每晚我们的学习时间是七至九时，学习完便可以回家了，但唯独我不能走，要留下来斗争。别人都回家了，而我还得从学习室转到红卫兵办公室去接受批斗。三五个红卫兵排坐在审案桌旁，要我垂头，九十度弯腰，对着他们站着。眼镜，手表都得取下放在桌子上，斗争便开始了。问：“你最近又交代了些甚么问题?”，“你两次参加反动国民党为何还不承认?”，“你上课讲反动口号是不是?”我都没承认，他们就发火了。直往我的头上掷东西，骂我是死顽固，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东西。并声言要把我送到红卫兵总部，由他们来收拾我。晚晚如此，总要斗个多钟头才放我走，所以我回到家总是近半夜了。
连续的疲劳轰炸，把人弄得十分疲乏。抬泥一个月左右，我的双脚就肿得很大很大。有人偷偷地说，吴莞筠的一条命就是这么长的了。我深知，如果在这个时候精神上再支持不住，怨天尤人或萎靡不振，人就会崩溃，真可能会一命呜呼了。我也深知我自己绝对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绝对没有反对共产党，我是一心一意地教我的学生，全力以赴至教学中去，我绝对无罪。俗语说：“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他们现在这样，是乱搞。他们想我愁，我就要笑。在精神上我要做个胜利者。
身为“牛鬼蛇神”应该常愁眉苦脸的，而我老是爱笑，所以老是挨斗。批斗大会那天，我一看到革命小将们替我做的那顶高帽子，我不由地就笑了。当时他们便把我包围起来，硬要我答复为什么要笑？有次外出听报告，在队伍的行进间不停地要唱革命歌曲，结果小将们竟指定我这个老太婆领唱。你看我焉能不笑？于是他们更凶狠地追问我笑甚么？有甚么可笑的？这是你一种抗拒的表现，是不是？我不敢笑，只好强忍着笑又继续领唱下去。其实，一个有抗拒情绪的人是不会有笑脸的。我为甚么会笑？老实说，我自被列入“牛鬼蛇神”以来，一直都不曾以一个带罪之身来接受群众对我的批斗。“真金不怕红炉火”，我过的硬，不怕，我理直气壮，我是以宽宏大量的姿态在接受考验。所以，一遇到可笑的，我便很自然地就笑了出来。实在要斗就由得你斗好了，我不在乎。
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良知的，尤其是我教过的学生。尽管我是天天被斗，但还是有不少同学偷偷地到我家来探望我。有的是一个人来，有的是约好几个人来。他们都嘱我别着急，不要怕，问题总有个水落石出的。有的说你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着急会弄出病来，人生总有顺境，也有逆境，听其自然好了。有天有个学生来告诉我，学校和工作组天天都在逼他们出我的大字报，他们不得不交卷便由某同学弄了一些出来。但同学们对弄出来的大字报又有意见，认为根本不是这样的为啥要这样乱写？于是把一些大家意见大的挑了出来不交，其余的也还是有意见，结果还是没有贴出来。
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教生物的老师悄悄地向我说：“你真不错，教出来的学生竟如此地爱护你。可见学生对你有极其深厚的感情，真少见，很难得。我说：“何以见得？”她说：“你班有个学生林潮见学校把你揪出来，很不以为然，很为你抱不平，便写了一封信给你。字里行间充满了无限的同情。认为你如此地辛勤劳动，认真地教学，反而要搞你，愤愤不平。他的信写好后，放在书包里被红卫兵抄去了。学校领导便在一次教职员大会上把此信向众人宣读，以此来说明这个学生对党有刻骨的仇恨。于是大家就知道了这封信。”她的话使我想起一次，一个红卫兵喊我去问：“有哪些同学是和你通信的？”我便把所有给我写过信的同学都告诉了他。他说：“这都是已离校的。我是问现在还在学校的。”我说：“当然是已离校才来信，在校的天天见面怎么会写信？”他便没再问。当时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现在才知道原来如此。有学生如此地爱护我，我深深感到安慰。
四
连续的批斗与惩罚性的劳动，我挺过来了。红卫兵的倒行逆施没有使我屈服。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一条我也没有承认。斗来斗去都是同样的东西，问来问去也是同样的问题，回答也一样，全是否定。对此，我渐渐地厌倦走向麻木。突然新的花样又来了。
报上刊登了中央首长号召红卫兵“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消息，这就是所谓“破四旧”运动。鼓吹“破四旧’’的人认为，只要有这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存在，就会滋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以革命的手段予以铲除。天真幼稚的红卫兵小将立即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冲锋陷阵，他们冲出校园，杀上社会，对被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毫不留情的砸烂，烧毁，不管那些东西是属于私人的还是公家的。一时间天下大乱。且不说各处的历史遗址遗物遭到空前的洗劫破坏，就连一些商店的橱窗也被砸烂，甚至连人们的服装，发型，也遭到强行的干涉。有人因穿窄牛仔裤被剪开裤管，有男人因留长头发被强理成平头，有女人因穿辣椒鞋被锯去一截鞋头。更荒唐的是连穿‘‘人”字拖鞋也不行，其理由是“把人民踩在脚下”了。对于红卫兵的那种近乎疯狂的行为，没有人敢出来制止，因为那是“革命行动”，谁都不想冒当“反革命’’之险。
不久，破四旧就破到家里来了。一天晚上，我刚回家，一帮红卫兵小将闯到家里，说要查找我的“封，资，修”的东西，于是翻箱倒柜，反复查看，把家里所有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中外书籍，字画，我保存了多年的照片，以及亲友来往信件全部抄走。翌日，他们把书信留下审查；其余的书画，相片等则倒在北操场的石板路上焚烧。烧后就强迫我在烧得滚烫的石板上站着。我站不住走下来，他们随即又把我推上去。我见家里所有的书画和历史资料都付之一炬，心如刀割，泪眼朦胧。
本来，我每天回到学校，迎着敌视的目光，听着厉声的呼喝，应付着无期无了的批判斗争，监督劳动，写检查交代与学习心得，其精神负担已不胜负荷。幸好回到家里，还有个清静的地方，可得以喘息。但自抄家以后，家里也不得安宁了。
一天我下班回家，简直把我吓坏了。我家的大门口贴满了东西，用半黄不白的纸写的巨幅对联贴在大门两侧，一边写着：“想当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另一边写着：“看今天日日被批斗如丧家之犬”。一条横额贴在门顶上：‘‘打倒反革命分子吴莞筠”。门的两边墙上贴着大字报。大字报说吴莞筠是个国民党官太，是个风流的交际花，在重庆时经常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达官贵人打麻将，跳舞，赴宴会与人碰杯，坐着汽车四处跑的，云云。阅后我几乎昏倒在地了。天呀！在学校里瞎闹得再凶，说得再臭，我都不在乎，可以泰然处之。可现在搞到街上来了，还竟然瞎编乱造，肆无忌惮的侮辱我的人格，如何是好?我真恨不得一把就把大字报拉下来撕个粉碎！但马上又想到，这岂不是多了条“对抗运动’’的罪名?手又缩了回来。
几天后我回家，看到门口原来贴我的大字报被另外的大字报密密麻麻地覆盖了。新大字报是针对住我们楼下的邻居的。至此，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不单在学校里搞，学校以外的单位也在搞。也就是说运动在扩大，在深入，到底要搞到甚么时候，谁也不知道。
不久的一天，我己回学校，有几个红卫兵及山-位“革命老师”跑到我家，对我先生说有要事，要我先生跟他们到十二中一谈。我先生不知是甚么事，只好跟他们走。谁知他们其中之一，就拿着十二中开出的介绍信到派出所，说我先生是历史反革命，要遣送回乡下，随即就办了户口迁出手续。我先生被带到十二中后，在那里住了七天，再被押送到东莞县老家。
接着，我也不准回家，要住在学校里。其理由是为了防止“牛鬼蛇神”在国庆期间进行破坏活动。这时家里就剩下我三个孩子和一个瘫床上的七十多岁的祖母。我的“牛栏”生活也就开始。
五
“牛栏”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学校单位用以关押那些被定为“牛鬼蛇神”的人的场所。由于它不像监狱那样森严壁垒，只是简单地将“牛”们“圈”在一起看管，不予自由，白天将“牛’’放出去劳动，晚上再将“牛”关进去休息，不得回家。因此，将其场所称为“牛栏”是再贴切不过了。
“牛栏’’十分简陋，根本没有床，想以凳代床也不准。所有入住“牛栏”的“牛鬼蛇神”只能把家里带来的铺盖，铺在地上席地而睡。当时被勒令入住“牛栏”的共七人，六男一女。那天我们还在劳动，就被告知不得回家。对六个男的，红卫兵都有通知他们家里送铺盖来，唯独我没有。晚学习过后，有铺盖的便都忙着挂蚊帐开地铺睡觉。可我连睡哪里，怎么睡还没着落。也没人理你。忽见门外有张课室里用的双人坐椅，我便搬了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弯曲着身子就睡在上面。时已深秋，寒气袭人，冷得很。不知是哪个好心人拾来一张烂草席盖在我身上，虽然无济于事，但我至今还从内心深处感谢他的良知。我觉越来越冷，根本无法入睡。那些有铺盖的人倒也睡得挺香，鼾声此起彼伏，我听得一清二楚。蚊子也多得出奇，在耳边嗡嗡作响，我不停地以手驱赶，仍无法抵挡蚊子的空袭，坐起来抓痒，直到天明。这一晚根本没睡，第二天又得照样劳动。
白天都是监督劳动，不是抬泥挖泥就是扫地清垃圾。偌大一间中学，总可以找到事情要我们去做。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还不至定为牛鬼蛇神的教师，也得和我们一起劳动。他们与我们不同的是晚上他们可以回家，且星期天可以休息。我们在星期天也不得休息，只是不做抬泥那样的重活而做扫地之类的所谓轻活。不得做私人的东西。就连自己的脏衣服，也得靠大女儿每星期天来拿回去洗。
我有胃病，在“牛栏”里吃最成问题。学校食堂煮的饭很硬，我吃下去胃受不了。平时我靠每天带干粮代餐维持，现在不准回家，干粮就无法准备。每次我女儿来拿衣服去洗的时候，她都会偷偷地带点东西我吃。有次她带来的是三个剥了壳的熟鸡蛋。我只能睡时躲在被窝里吃。只想留一个第二天吃，但不行，无法收藏，只好一起吃了。又一次她偷带了一斤水泡饼给我，我好不喜欢，因为有这一斤饼，我就够对付很多天了。我把饼卷在被子里，以为这该安全了。哪知我晚学习完准备睡时，才发现我的被子是湿的。原来他们把我整包饼都灌了水。我真是心痛得苦不堪言，但又哼声不得。在他们眼里，偷送干粮和浪费粮食都是“犯罪”。饼不知被灌了甚么水，己不能吃了。怎么办?我想幸好有鱼塘，可以扔去喂鱼。但也不能一次全部扔到水里，否则浮出水面，被红卫兵发觉了，我又得挨斗。我只好分作多次去丢。可被子湿了也不敢晒，只好多穿点衣服盖着湿被子睡觉。
我们的“牛栏”就设在第三座教学楼下的楼梯角里。进门左边一小块地方，刚够铺一小草席，这正好就指定我睡此。门口放有双人课桌椅各一，这是给红卫兵晚上看管我们用的。他们轮流睡觉，每两个钟头换班一次，精力充沛，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折磨我们，使我们无法安睡。比如在你的蚊帐上写字，写上“打倒牛鬼蛇神吴XX”，“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有时又故意剪断你挂蚊帐的绳子。他们每剪一次，我就得起来重挂帐子一次。有天晚上共剪过四次，我哪还有的睡?
晚上是“牛栏”里最恐怖的时间。在黑暗中你无法防备别人对你的伤害，会感到特别的恐惧。有一晚睡到半夜，红卫兵把我们都喊起来跑步，一直跑到天亮。另一次就只喊我一个人起来跟他们去北操场。当晚既无月亮出没星光，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红卫兵打着手电照路。我也不知要我去北操场干啥。原来北操场已用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煤渣铺成一个大圈，要我赤脚在上面跑。他们用手电照着，不许跑出煤渣范围以外。虽没跑到天亮，总也跑了十多个圈子。
还有一次也是在半夜，我被他们叫起来向鱼塘方向跑。当我跑到鱼塘边时，自然就停了下来，因为面前就是水了。可他们认为他们都没有叫停，我竟敢自己停下，是大逆不道。于是命令我“向前十步走!”，之后，又喊再向前走十步，五步。直至水己淹过我膝盖才停住，并让我在水中一直站到天亮。
红卫兵很多时在晚学习时整人，开斗争会。一次在晚自习时把我喊到红卫兵办公室，一个初三级的红卫兵问我：“你在旧社会究竟杀过几个人?’’我说：‘‘我杀人?我四个小孩我都不曾打过他们。我怎么会杀人呢?”他长得很高大，眼露凶光地说：“现在不和你说那么多，你走！晚些再说。”我想他们肯定今晚又要斗我了，心慌得很。晚学习过后，我一直是胆战心惊的等斗争会，结果又没开。大家都睡了，我可睡不着。直到半夜三更，那个又高又大的红卫兵果真来了。他手拿木枪，把我的蚊帐一挑，喊：“起来!”我马上爬起身，低头，九十度弯腰站在门口。本来红卫兵值班应是两个人一起的，不知为何这次只他一人。他问：你究竟杀过几个人?我说没有。他不由分说就高高地举起木枪，使劲地朝我左臂打来。我痛入骨髓，惨叫一声。他又使劲地向我右臂打来，我痛的几乎昏倒。我想跑但不敢。怕他再追上来，照头照脑地打下来，那我就完了。我的叫声肯定惊醒了屋里的牛鬼蛇神们，但他们都不敢哼气。倒是楼上有声音喊过来：“你不要打她嘛，要好好教育嘛。”那红卫兵才收了手走了。直到第二天我还在哭，因为双臂实在痛得很，不但手臂是紫色的，连指甲都是黑色的。那时还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后来我便向红卫兵的头头告了状。他们说会加强警卫，不会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但这次使我深感我的生命太没有保障了，这件事一定要让家里人知道。不然有朝一日被打死了，他们会说我是畏罪自杀的。那时候畏罪自杀的会被视为反革命，因为足以死来对抗运动。我若成了反革命，死了也会祸延子女的。于是我写好了事情经过，又怕家人读后过份为我担心，又加了嘱他们不用慌的内容。写好后，我便将之卷在劳动后换下来的满布泥巴的裤子里·，这样待女儿拿回去洗时就看到了。
一天，红卫兵要我们到三楼去搬桌子，要将三楼的所有学生课桌搬到楼下面。说是给一百多个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开铺作床用的。说人很快就到，要赶快搬。他们嫌每人每次搬一张的速度太慢，要我们用大竹杆挑，一头一张，每次就可以挑两张。可是课桌有那么高也有那么长，挑着两张桌子从三楼走楼梯下到地面，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对已五十五岁的我来说困难就更大。可红卫兵还要手持木枪跟在后面尽管催，一边把木枪直往地上蹬，一边嘴巴猛吼：快，快，快！催得我多次几乎连人带桌滚了下去。我们一直忙到深夜，才把课桌搬完。
这时我们才知道，搞“革命大串连”是党中央继“破四旧”之后对红卫兵发的另一个号召。号召红卫兵用“大串连”的形式到全国各地去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全国的革命群众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搭车乘船一概不用购票，各处部设有接待站接待吃饭，总之几乎不花分文就可以畅游全国。兴奋，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们有如脱缰的野马冲出学校奔向铁路公路，潮水般的冲击全国各地。
有天晚上我们己就寝，几个外来串连的红卫兵到我们的“牛栏”来了解情况。看管我们的便向他们介绍：这里共有“牛鬼蛇神”七个，六男一女。并指着我的床位说：这是个女的，是最顽固的一个。于是他们问：那你们揍过她了吗?大概那人不知道我曾被打过，回答：没有。他们说：“那为啥不揍她一顿呢?如果是在我们那儿就早都揍了。”我在铺上听得清清楚楚，十分惊慌。我怕他们真要我起来挨打，如果是那样，我肯定没命了。第二天起来我一直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我想，搞革命大串连的人来教人打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接六——十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