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临危受命, 小站练兵

 

18951221日,袁世凯到达小站,接管定武军。小站又名新农镇,在天津东南七十里。袁世凯以新建陆军督办的身份来到小站后,在定武军的基础上,再招募步兵2250人,招募骑兵300人,总计2300人,并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粗通近代军事知识,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军、淮军的办法以及德国的军制,拟定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译员合同》等。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每营官兵一千一百多人等。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由国外采购进来,主要有德国的炮和奥国的步枪。由于使用新式武器,旧的一套练兵办法已不适用,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延聘了巴森斯等十多名德国军官,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由他们订出各种规章制度,又由他们监督实行。 当时,正值德国威震欧洲,新建陆军遂处处效仿德军。不仅教官选择、阅兵步伐、制服款式等均向德国看齐,连蓄须也流行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牛角须,袁世凯本人如此,其各级部将亦一概如此。

为了提高兵士的素质,新建陆军中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从兵士中考取学员,学制两年,毕业生均担任下级军官,成绩优秀者选派德国或日本留学,如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元等。袁世凯小站练兵,揭开了清军编练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建陆军从一开始,就依附于西方列强,这种由列强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只能成为列强侵略中国和控制中国的更强有力的工具。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然而,在选拔将领方面,仍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兵为将有”,专门培植依属于自己的势力,这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亲戚、同乡、旧知及追随多年的家兵家将。这类人大都被安插在要害部门,充当爪牙和耳目。如:

刘永庆,河南项城人,与袁家有亲戚关系,并随袁世凯赴朝鲜,任为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

吴凤岭,袁世凯家佣人之子,从小在袁家长大,后任袁世凯的跟班护卫,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

吴长纯,安徽庐江人,袁世凯的老部下,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

雷震春,安徽宿州人,袁世凯的老部下,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

江朝宗,安徽旌德人,袁世凯的部属,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

徐世昌,直隶天津人,早年与袁世凯在陈州相熟,时任翰林院编修,经袁世凯奏调来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

此外,袁世凯在朝鲜时的差弁、亲兵,如王同玉、赵国贤、王凤岗、徐邦杰、唐天喜等十余人,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

二、用官禄笼络的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但在旧军队中长期不受重用。袁世凯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本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但这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到18964月,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新建陆军各种职务者已达一百三十多人。其中著名的有: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冯国璋,河北河间人,任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河北正定人,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统带兼讲武堂总教习。

以上三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军重要将领,号称“北洋三杰”,被视为袁世凯的“龙、虎、狗”。

曹锟,直隶天津人,任新建陆军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

张怀芝,山东东阿人,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后升炮队第一营管带。

段芝贵,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提调。

此外,王英楷、陆建章、李纯、田中玉、杨善德、王占元、鲍贵卿、田文烈、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等人,都在新建陆军中担任了各级军官。

三、招纳的淮军旧将。袁世凯以淮军后继人自视,一面笼络武备学堂的学生,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表示自己延揽人才,新旧并用,一视同仁。主要的淮军旧将有:

姜桂题,安徽亳州人,任新建陆军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

张勋,江西奉新人,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统带、行营中军。

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陆军步队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

任永清,安徽蒙城人,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统带。

阮忠枢,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由李鸿章推荐入新建陆军,管理军制饷章文牍机务,成为袁世凯重要参谋人员。

此外,还有孟恩远、王怀庆、言敦源等人。

由于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都与淮军血肉相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实质与淮军一脉相承,实质已形成了一支“半私人性质”的军队。袁世凯正是以这批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了一个只听命于他的封建的军事集团,成为他日后从事反革命事业,进行政治投机的资本。

对待士兵,袁世凯喜欢使用“恩威并济”的一套权术。他写出诸如《兵丁驻扎营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行军暂行章程》、《简明军律二十条》、《查拿逃兵法》等条规,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严格执行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严惩。他还从精神上对士兵进行麻痹和毒害,编了一些《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口诀和歌谣,教训他们要“敬官用命”,实质要士兵俯首贴耳地任其驱使。

由于朝廷在新建陆军身上花费了大量银两,加上袁世凯的苦心经营,新建陆军受到了朝廷的格外重视,督练官袁世凯更受到西太后等加倍赏识。18964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尅扣军饷,诛戮无辜”等罪名,被兵部尚书荣禄包庇过去,反而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新建陆军也为帝国主义侵华分子所瞩目,列强驻天津侵略军的军官们常到小站“观操”、“诧其军容之盛”。英帝国主义分子贝恩福在小站参观了两天,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和袁世凯,使袁世凯声誉鹊起,身价倍增。到1897年,清政府又整治军队,编建精锐军,分中、前、左、右、后五军,由荣禄、聂士成、马玉崑、袁世凯、董福祥五人分别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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