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五、独裁统治，镇压革命

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首领之一，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宋教仁与黄兴在湖南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后，一直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从上海到武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后到南京筹组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1912年3月，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

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同盟会员，始终抱着“政党政治”的理想，希望通过扩大组织，在议会中争取席位，实现欧美资产阶级的“责任内阁”的政治制度。1912年8月，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派组织，组成了国民党。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人文、王芝祥、张凤翔、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八人为理事。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主持党务。之后，宋教仁在长沙、武汉、南京等地发表演说，主张制定民主宪法，成立责任内阁，并大量吸收党员，使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

宋教仁为了竞选，历游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每至一处，必登台演说，抨击时政，臧否人物，鼓吹责任内阁，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他曾经演说道：“我们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他的演说词屡被总统府秘书剪呈给袁世凯，袁世凯曾愤怒地说：“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初，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得多数议员的席位。一心想实行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感到威胁，决定以阴谋手段对付政敌宋教仁。3月20日晚，宋教仁准备由上海返京，在上海车站遇刺，22日凌晨伤重身亡。

宋教仁案发生后，举国震惊，一致要求追拿凶手，袁世凯也假惺惺地表示要查办。不久，真相大白：直接凶手为武士英，布置行凶的是应桂馨，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同谋者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主使者，则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久，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均暴死，一般认为是袁世凯杀人灭口。惟有洪述祖蛰居青岛租界，苟存至民国六年，终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寻见，并诉诸法庭，成为民国第一个受绞刑的人。洪述祖是袁世凯六姨太的亲戚，因此能以内务部秘书的身份，经常出入总统府，且在宋案后得到袁的特殊关照（洪述祖是现代著名戏剧家洪深之父）。

宋教仁遇刺，使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认识到“非去袁不可”。3月26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召集国民党人紧急会议，主张武装讨袁。然而，国民党内部却意见不一，黄兴、陈其美等主张“法律解决”，有些任议员的国民党人幻想在国会内联合其他议员进行倒袁活动。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给袁世凯以充足的时间作准备。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签订了“善后大借款”；5月，着手军事部署；6月，先发制人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向国民党发起进攻。

事态至此，孙中山、黄兴等亦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7月12日，李烈均受命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江苏宣布独立。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也相继独立。然而，主要战场则在江西及南京，所以历史上又称“赣宁之役”。

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李纯、王占元等部攻击江西，又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革命党人李烈钧及林虎、方声涛等率部迎战。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杨善德、施从滨、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军直逼杨州，合围南京。任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纽永健、居正、冷遹等率部迎战。

二次革命虽然声势浩大，但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宣布独立的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的指挥，因而在北洋军强大的武力打击之下，讨袁军很快陷入混乱和失败。8月18日，李纯攻陷南昌；9月1日，张勋、冯国璋攻陷南京，先后撤销独立。孙中山、黄兴等被迫又一次逃亡日本。

经过制造宋案和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认为政敌已除，更加嚣张，一步步向独裁迈进。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以暴力威逼国会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1913年11月4日，直接下令解散国民党。

1914年1月10日，宣布解散国会。

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集权总统制，正式废除国务院官制，取消国务总理。

1914年5月23日，宣布恢复清代官制。

1914年12月，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造成总统终身制。

袁世凯虽在国内大权独揽，然而，对外，他却受制于洋人。所谓“弱国无外交”，1914年11月7日，日本攻占青岛。12月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匆匆返回，马上要求同袁世凯会晤。1月18日，日置益向袁当面投递了一个文件——“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分五大类，就连曹汝霖都说：“日本这次提出‘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中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又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袁世凯很头疼，他只有与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去进行一场艰苦的谈判。日置益投递“二十一条”的第二天早晨，袁世凯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总统府。袁世凯说：“日本这次提出的‘二十一条’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这个东西，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此条文的第五项，万万不可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
        第二天袁把曹汝霖叫到总统府，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们照此商议。与日本谈判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
        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谈判期间，袁世凯为争取谈判的主动权，展开了一系列的幕后运作。请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本奔走游说日本元老重臣，收买大批日本浪人做间谍，并秘密支持四个日本议员竞选，这些接受了16万日元选举“运动费”的议员也果真弹劾了大隈内阁。
        5月7日下午3时，日提出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答复。这就是“五四”运动时经常提起“五七”国耻日的由来。
         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曹汝霖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的“幕后运作”，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被袁世凯大多破坏掉。袁世凯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此后，在东北的日本人也曾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上。日本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陶菊隐在他的《袁世凯传》中写到：“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哪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以前我们的教科书都是说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出卖中国主权，是不够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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