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阎蒋相拼，归于合流
在桂系、冯系、唐系先后遭到蒋介石的打击时，阎锡山靠着他的投机本领，使晋系得到了发展。但是，阎锡山心里也明白，蒋介石虽然处处处利用他，但当蒋介石打败了桂、冯、唐等派系后，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自己了，他和蒋介石的下面交锋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他也知道，光凭晋绥系的力量无法对抗蒋介石的打击，必然要联络全国的反蒋势力，结成联盟，由自己充当盟主。
1930年1月，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代表南京政府要阎锡山补行就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宣誓仪式。实际上阎锡山早已宣布就职，蒋介石此举无非是逼阎锡山宣誓服从蒋记中央。阎锡山大为不满，于是在1月22日举行的就职宣誓仪式上借机发表演说，驳斥蒋介石的武力统一论，攻击蒋介石的施政方针。接着，阎、蒋之间展开了一场所谓“国是”之争的电报论战。2月10日，阎锡山首先致电蒋介石，指出“戡乱而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昧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并提出“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表示请蒋下野。以此电为开端，宁晋之间的电报论战长达两个月，互相责骂，喋喋不休。
在电报战期间，全国反蒋势力纷纷派代表云集太原，表示愿意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商定倒蒋事宜，正式形成反蒋阵线。3月14日，鹿钟麟等57位将领发出倒蒋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3月21日，阎、冯公开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各个反蒋的大小军阀陆续起而响应。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总司令，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总司令职。阎锡山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先后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和所部高级军官会议，决定集结重兵，组织8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三路进击。蒋介石亦针锋相对，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名义，于4月4日下令免除阎锡山所任各项职务，并通令拿办；5日，下令讨伐阎锡山。于是，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爆发了。中原大战又称“蒋冯阎大战”。
中原大战展开后，阎锡山赴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作战方略，决定在陇海路豫中方面，平汉路豫南方面，均采取攻势防御，在津浦路之鲁北方面，则采取攻势，待有进展后，再全线出击。在作了相应兵力部署之后，阎锡山在鲁北晏城设行营，亲自指挥作战。5月22日起，蒋、冯、阎激战于鲁、豫千里战场。战争初期，冯玉祥军在平汉路及陇海路大败蒋军，晋绥军也攻占济南，向徐州、蚌埠进逼。但是不久，反蒋派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各派军队各怀异志，一味保存实力，贻误战机。蒋介石乘机调整兵力部署，重点在津浦线上打击晋绥军。阎锡山即采取守势，使冯军在陇海线上失去呼应。8月15日，蒋军重占济南，晋绥军败退黄河以北。蒋介石乘势把重兵用于陇海线上，9月6日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晋绥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军孤军作战，形势急转直下。
与此同时，反蒋联盟积极在北平筹建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为取“久久”谐音作为吉兆，于1930年即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北京怀仁堂宣誓就职，这就是北平民国政府，时称“四九小朝廷”。
9月18日，在交战双方都力图争取的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及巨额款项，发表通电，倒向蒋介石，派出12万东北军大举入关，威胁倒蒋联军的后路。阎锡山见大势已去，发表通电声称“愿退避三舍”，令晋绥军全线撤退，把几百里战线，大片阵地让给蒋军，使冯军措手不及，苦战之后全军瓦解，分别被蒋介石、张学良所改编。就这样，颇有声势的一场倒蒋战争，因阎锡山的懦弱、动摇、破坏而终告失败。当时，有人画了一幅漫画，画中：阎锡山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帐本；蒋介石一手拿金钱，一手拿飞机；冯玉祥一手拿大刀，一手拿窝头，把三方在中原大战中的形态描绘得准确、生动。
阎锡山虽然战败，但他不象冯玉祥把老本都赔上，由于他在战争中时时拨动自己的算盘，虽然战败，但总算保住了多年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及其山西老巢。阎锡山败回太原后，对退路作了周密的布置，他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撤消，成立晋绥警备司令部，安排亲信徐永昌、杨爱源任正副司令，替他看守山西、绥远的地盘。同时，他对地方上有权力的人士也作了收买和布置。然后，他自己化装潜入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暂作寓公，遥控山西。他经常派亲信副官刘升潜回太原，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要徐永昌和杨爱源团结控制晋绥军各军、师长，不要为蒋介石和张学良所收买利用。中原大战后，晋绥军为张学良裁并，表面上，徐永昌、杨爱源接受了张学良的裁编命令，但实际上他们是根据阎锡山的指示作人事调整的。
阎锡山外逃后，山西蒋记国民党省党部大量通缉、开除阎锡山的骨干分子。另外，山西的知识分子也于1931年1月9日成立了山西善后协进会，揭发阎锡山的种种罪行，并派代表分赴南京、北平等地呼吁声援。协进会提出如下要求和号召：（1）山西驻军以师为单位，一律编为国防军，开赴边疆；（2）财政绝对公开，向中央力争2400万金融公债；（3）将山西兵工厂改为农具制造厂，收回正太路；（4）厉行军民分治。2月9日，协进会代表张策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提出了五点要求，基本内容同上。由于阎锡山出逃前，对山西的军政要员和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士作了收买和布置，多数人为阎所用，不愿参加这次反阎运动，因而协进会的活动很快也烟消云散。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担心离晋日久，军队离心，老巢倾覆，遂于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飞机护送下回到大同，随即返回五台县河边村。同僚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而他自恃有日本人撑腰，而且预言说：“过不了多久，全国就要行动起来，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们将自顾不暇，对我也无可奈何。”果然，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无暇顾及阎锡山。这时，汪清卫从法国回国，高唱“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调子，又同蒋介石合流，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为了取得汪精卫的支持，派亲信赵丕廉驻南京与汪联系，同时，还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到北平活动，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疏通。这时，蒋介石也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接受了汪精卫的提议，于1932年2月，委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19日，阎锡山由河边村回到太原就职，不久，阎锡山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重新合流，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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