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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战当前，晋绥军勇

阎锡山回太原任职以后，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发展山西的轻重工业，扩大官僚资本。几年后，山西形成了一个由采矿、冶金、发电、采煤、化工、军火制造、机器制造、造纸、印刷、皮革、毛织、水泥等初具规模的较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修建了同浦铁路等大型工程。民初各省的都督，大多昙花一现，只有阎锡山独管山西三十余年，山西因此少有战事，治绩冠于全国。到三十年代，还一度被评选为全国的模范省，全国的商标中，半数以上都是山西商家的。上述的政绩，应该算到阎锡山的头上。但是，阎锡山对山西人民的剥削也是严重的，他巧立名目收捐派税，以“讲究卫生”为名，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上捐，难怪文人刘师亮作一对联讽刺曰：“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热河沦陷、华北危急，山西也处于抗日前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陕北苏区日渐扩大，红军势力日益增强。这时，阎锡山十分恐慌，日夜考虑的中心问题是防共反共，派兵西渡黄河协助陕西国民党军“进剿”红军。1935年冬，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发表了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声明，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但阎锡山拒绝红军的要求，派兵阻止红军东渡对日作战。1936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东征宣言”，东征红军渡过黄河，击破阻击的阎军。阎锡山主动请蒋介石派兵入晋，蒋介石趁机即派5个师开进山西。中共中央为了珍惜国力，履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于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

1936年7月，日军侵占察北6县，准备进犯绥远。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只得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并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主要由共产党人薄一波等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涌向山西，参加抗日。1936年11月，阎锡山派傅作义指挥晋军向日军占领的百灵庙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收复了绥北要地百灵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绥军改编为第6、第7集团军，红军改编为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8集团军挺进华北前线，与国民军联合作战。8月上旬，日军侵入南口后，战事进入第二战区晋绥两省。阎锡山将部队布防于天镇、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门关西面的岭口，布置行营，亲自指挥作战。不久，天镇失守，阎锡山将王靖国、傅作义、李服膺等军一齐调进雁门关以南，扼守平型关至阳口一线。9月，日军大举进攻太原，阎锡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组织了太原会战，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不久，保定、沣源、石家庄等相继陷入敌手，雁门关一线亦被日军突破，阎锡山指挥部队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防线。阎锡山集中了8万人的兵力，由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组织忻口防御战役。战斗非常的激烈，双方死伤惨重。10月15日，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弹牺牲。日军攻下忻口，曾三易指挥官。后因平汉线上国民党撤至石家庄以南地区，日军主力川岸师团直扑娘子关，威胁太原，阎锡山被迫放弃忻口，向太原撤退。日军尾随追击，很快迫近城下，傅作义率部与日军激战两天，终因力量不支，放弃太原南撤。

11月8日，阎锡山将部队撤至临汾，进行整军，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建议和推动下，阎锡山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先后成立了四个“抗日决死队”和其他抗日民众武装。但是，1938年3月初，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的官僚统治集团陷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各种亡国论调笼罩及扩散。而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则纷纷转入敌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阎锡山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权，便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各种反动措施，制造分裂，限制进步活动。

1938年12月，日军进攻吉县，阎锡山仓皇率部西渡黄河，向陕西宜川退避。此时，他对抗日已丧失信心，日军也加紧对他进行诱降。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反共”的路线，他对部属说：“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并美其名曰“二的哲学”、“唯中哲学”。1939年10月，阎锡山下令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抗日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共产党人薄一波等的坚决抵制。12月，阎锡山公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他与日军勾结，命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等率部进攻决死队各纵队，大肆屠杀摧残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加紧与日军勾结，多次派赵承绶等与日军接触，商谈投降条件。1941年8月11日，赵承绶与日军代表田边盛武和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阎锡山实际是想降日充当汉奸傀儡。后因共产党、八路军的阻止，阎锡山又有所顾忌。之后，阎锡山与日军打打停停，但降日的打算并未放弃。1942年4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军山西驻军参谋长花谷正。花谷正提出，必须与阎锡山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5月，阎锡山亲自与日方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因条件不合，会谈未获结果。后日军将《汾阳协定》及“安平会议”开会所拍照片印刷，用飞机投撒西安，公布于世，并对阎锡山发动进攻。虽然如此，阎锡山仍与日军继续联系，直到日本投降。

和阎锡山的暧昧的抗日态度相反的，晋绥军中也有坚决的抗日英雄和部队，坚守原平十昼夜的姜玉贞将军以及他的第66军第196旅就是一例。中共领导人之一的任弼时在他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中说：“我们对于崞县特别是原平守城的晋绥军那种英勇壮烈牺牲精神是非常钦佩的。由于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迟缓了敌人的前进，使增援的生力军得到充裕的时间集结于忻口，使忻口后来能够坚持将近一个月的抗战。”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突破我军雁门关防线，矛头指向太原，妄想一举夺下山西腹地，进而攻占我国西北地区，南渡黄河压迫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及其他部队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作战，在晋中忻口一带与日军展开了血战，狠狠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消灭了大量日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忻口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规模的阵地战，原平保卫战是这一战役的前哨战，国民党第66军第196旅5000余官兵在旅长姜玉贞将军的率领下，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坚守原平10天，迟缓了日军的推进，掩护我军主力在忻口一带集结布防，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最后，姜玉贞将军与全旅大部分官兵与城同殉，谱写了一曲抗日的悲壮之歌。姜玉贞，山东荷泽人，1894年生。国民政府授予196旅以“荣誉旅”称号，追赠旅长姜玉贞陆军中将衔。

带着寿衣转战各战场的赵锡章将军，亦应大书一笔。赵锡章，河北河间人，1901年生。保定军校毕业后，历任晋绥军连长、教官、师参谋长、独立第3旅第4团团长。抗战开始后，晋绥军各部开赴抗日战场。赵锡章在上战场前，专门为自己做了一套寿衣，上面写着“不成功，便成仁”几个大字，他带着寿衣投入抗战，参加了忻口会战等战役。此战役后，赵锡章因战功升为第19军第70师第215旅少将旅长。1938年2月，赵锡章率部在山西隰县川口镇战役中身负重伤，壮烈成仁殉国，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王凤山将军，山西五台人，1904年生。太原军官学校毕业。历任晋绥军连长、营长、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即投入战斗，转战各战场。1941年，升任第218旅旅长。1942年4月，王凤山率部在晋西汾河一带抗击日军，4月18日，在与日军血战中壮烈殉国。

石作衡将军，山西浑源人，1905年生。北方军校毕业。历任晋绥军连长、营长。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了南口、大同、平型关、忻口诸战役。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在南怀化争夺战中身负重伤。1937年底，升任第209旅参谋长。其后，历任第8旅旅长、第70师师长。1941年9月，在中条山战役中，被炮弹击中，英勇殉国。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中将。

尉迟凤岗将军，山西朔县人，1903年生。步兵专门学校毕业。历任晋绥军连长、营长、副团长、第7师第21旅副旅长兼第41团团长。抗战开始后，率部北上作战，同年9月22日，在保定附近董村与大批日军遭遇，经过激战后负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

张树桢将军，河北省人，早年投身军旅，后一直在晋绥军中服役，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第72师第416团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了南口会战。1937年8月22日，在与日军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殉国。国民政府追赠其陆军少将衔。

此外，傅作义、杨爱源、陈长捷等晋绥军将领，在抗日战争中都立下不朽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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