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段徐较量,祺瑞再起 

 

冯、段相争的结果,使得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等。祖籍直隶天津,本籍河南,1855年生于开封。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早年便认识袁世凯,还有个故事: 徐世昌微时,曾在项城县署襄助文案。一日,慕名拜访袁世凯,门卫阻之,徐恍若未闻,昂然入内。袁世凯正在仰山堂执卷而读,徐世昌径自走到他的面前长揖作礼。袁世凯起立还礼,延之上座。两人座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之事,互相倾服,于是订交。徐世昌回到县署,对县令说:“吾今日识一人,他日必成伟业丰功。”县令问是何人,徐世昌大声回答:“项城袁世凯!”

1895年,徐世昌被袁世凯罗致小站练兵,成了袁世凯的主要策士,有“北洋军师”之称。袁克定非常讨厌他,称他为“活曹操”。因为他喜怒不形于色,北洋旧人都认为“伺候项城(袁)易,伺候东海(徐)难”。后曾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民国成立后,曾任国务卿,但更多时,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当各派系的“调人”。其实,他是一位圆滑奸诈的老政客。安福国会之所以选举他继任总统,当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权的北洋官僚,同时,又是一个能使直、奉及西南军阀所能接受的人选。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曾先后任命钱能训、龚心湛为国务总理,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对各届内阁都进行着控制,尤其是徐树铮,在国务院事事干涉,无论何项政务,不经他过目,即使片纸只字,亦飞不出国务院大门,国务总理不过是个盖印工具罢了。段祺瑞不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正是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支柱,以巩固和扩大皖系的武装力量,控制中央政权。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文人总统,无法与气势汹汹的皖系军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标榜,以示其与以往军阀军人当政之区别。他尽量任用自己的旧幕僚,如梁士诒、叶恭绰、龙建章、吴世湘、曹秉章、许宝衡、钱能训、周树模、朱启钤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确保高位的政治势力。此外,他更意识到,真正有势力足以与段氏皖系抗衡的,当时唯有直系曹锟及奉系张作霖,且这两派都与自己夙有渊源,因此,他极力交欢于直、奉双方。对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动。当时的陆军总长靳云鹏,与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皆有儿女姻亲,徐世昌便多方笼络,以为己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欲与日本争霸东方,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和平统一南北的劝告。当时,国内也群情厌战,徐世昌即因势利导,发布和平令,实施“南北议和”。这样做,一则顺应民意,提高自己的威望,二则也是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对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徐世昌交欢直、奉,抑制皖系的做法,当然遭到段祺瑞的不满,尤其对“南北议和”,更是极力破坏。他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挑起战事,破坏和会;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设置障碍,使多次和谈陷于僵局和破裂。

1919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了和会,并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遭到帝国主义的蛮横拒绝,竟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都让予日本。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大为震惊,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愤,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社会各界人士都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为公开赞美学生运动:“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并主张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诛杀卖国贼曹、章。新文学运动的头号敌人林纾,表示支持抵制日货。北洋系前线将领吴佩孚通电支持学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着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军张敬尧、江西督军陈光远也要求政府罢免曹、章、陆,力争收回青岛。教育总长傅增湘三次提交辞呈,迫使政府收回了惩处肇事学生的命令;他还坚决拒不签署解散有关学校的命令。就是被学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托其妻子具书呈请国务院释放学生。这种形势,对亲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得声名狼藉。段祺瑞负隅顽抗,直、奉军阀也乘势反皖。段祺瑞用日本金钱和武器装备的嫡系部队“参战军”共三师四个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失去“参战”的借口,于是,他先后改名为“国防军”、“边防军”,派徐树铮主管,自己亦改名为“边防督办”。徐树铮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飞扬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当皖系军阀整编边防军时,徐世昌为调虎离山,以处理“外蒙自治”为由,于1919624日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管理西北边防事。8月,又特派徐树铮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原参战军改称西北边防军。

徐树铮受命率部赴外蒙古,军威甚威。他又以礼物宴会联络安抚主要官员,并十分策略地主张外蒙撤治不需订立条约,而是劝蒙方宗教活佛出面率众呈请撤治。191911月,在外蒙举行了册封典礼,中国政府加封活佛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 哲布尊丹巴 呼图克图汗。徐树铮武功文治,改组外蒙官署,设立边业银行,筹还外蒙俄债,注销外蒙欠前清户部的债务。他还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创办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推行汉化教育,且在库仑开辟网球场,与部将同嬉,自称“绝域蹋踘”,大有汉朝霍去病、赵充国之遗风。徐树铮做了许多有益于外蒙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好事,造成了外蒙自治问题的缓解。由于徐树铮的积极经营,不仅控制了西北地区,反而使皖系多了一块大地盘。 

徐树铮在外蒙撤治成功后,回驻京都,库伦事务委托李垣副使代理。不久,吴佩孚从湖南撤防,行抵保定,声言行将入京。吴在张作霖、曹琨等人的支持下,罗列徐树铮的罪状,并请中央削去徐的兵权。段祺瑞迫于形势,免去了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职务。

在内阁问题上,五四运动期间,段祺瑞指责国务总理钱能训镇压学潮无能,企图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出组新阁;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后来经过反复争斗,徐世昌和直、奉军阀联合,有意推荐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四大金刚”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对;靳云鹏与徐树铮关系恶劣,推出靳云鹏,可以达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云鹏又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门生,奉系张作霖的儿女亲家,直系大将曹锟的换贴兄弟,对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开反对,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和财政、司法、交通三总长,靳云鹏不接受。而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又遭到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议员们的反对。到1128日靳云鹏正式组阁时,曾毓隽、李思浩、朱深还是被塞进了内阁。靳云鹏难安其位,与段祺瑞、徐树铮的裂痕迅速扩大。

1919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其手下大将吴佩孚更异常活跃,对皖系和安福系不断发起挑战。曹锟于保定、吴佩孚于湖南,一北一南,互相呼应。与此同时,直系还利用皖、奉的矛盾,积极争取张作霖,共同把矛头指向皖系段祺瑞。

1920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吉、黑八省军阀代表会议,讨论反皖对策,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吴佩孚从湖南撤军北上。与此同时,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出迎击准备。622 日,曹锟召集反皖同盟在保定再举行会议,提出解散安福国会、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销边防军等多项条件,继而再提出惩办“祸国殃民”、“卖国媚外”的徐树铮。段祺瑞也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时局对策,坚决不肯退让。几经反复,徐世昌在直、奉双方的作用之下,于74日发布命令: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免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这一命令激怒了段祺瑞,78日,他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开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并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李进才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双方剑拨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这最后时刻,徐世昌不得已又下了一道命令:惩办吴佩孚,将曹锟“褫职留任”,但已无法阻止局势的发展。吴佩孚则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714日晚,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直皖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京汉路和京津路之间的河北涿州、高碑店和杨村一带。直系兵分两路,吴佩孚任直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任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714日晚,皖军首先向直军的杨村进攻,直军放弃杨村败退北仓固守。初战皖军告捷。717日,战情发生变化。吴佩孚率军退出高碑店,奔袭皖军西路军指挥部所在地松林店,指挥曲同丰被俘,余部投降。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与直军并肩作战,令27师、28师开进关内,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系东路军指挥徐树铮在廊房不战而逃回北京,所部向京绥路败走。至此,东西两路皖军均大败。在战争开始后,南方军阀支持直系。孙中山的广东护法军政府也发布讨段檄文。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于719日通电罢免官职,撤销定国军名义。722日,直系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部进驻康庄,在居庸关附近打败皖军残部。7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直皖战争结束。

直皖战争一结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通辑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王揖唐、丁士源、梁鸿志、王郅隆、张宣等人;夺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官职;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势力从此衰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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