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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段徐较量，祺瑞再起

冯、段相争的结果，使得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等。祖籍直隶天津，本籍河南，1855年生于开封。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早年便认识袁世凯，还有个故事：徐世昌微时，曾在项城县署襄助文案。一日，慕名拜访袁世凯，门卫阻之，徐恍若未闻，昂然入内。袁世凯正在仰山堂执卷而读，徐世昌径自走到他的面前长揖作礼。袁世凯起立还礼，延之上座。两人座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之事，互相倾服，于是订交。徐世昌回到县署，对县令说：“吾今日识一人，他日必成伟业丰功。”县令问是何人，徐世昌大声回答：“项城袁世凯！”

1895年，徐世昌被袁世凯罗致小站练兵，成了袁世凯的主要策士，有“北洋军师”之称。袁克定非常讨厌他，称他为“活曹操”。因为他喜怒不形于色，北洋旧人都认为“伺候项城（袁）易，伺候东海（徐）难”。后曾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民国成立后，曾任国务卿，但更多时，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当各派系的“调人”。其实，他是一位圆滑奸诈的老政客。安福国会之所以选举他继任总统，当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权的北洋官僚，同时，又是一个能使直、奉及西南军阀所能接受的人选。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曾先后任命钱能训、龚心湛为国务总理，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对各届内阁都进行着控制，尤其是徐树铮，在国务院事事干涉，无论何项政务，不经他过目，即使片纸只字，亦飞不出国务院大门，国务总理不过是个盖印工具罢了。段祺瑞不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正是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支柱，以巩固和扩大皖系的武装力量，控制中央政权。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文人总统，无法与气势汹汹的皖系军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标榜，以示其与以往军阀军人当政之区别。他尽量任用自己的旧幕僚，如梁士诒、叶恭绰、龙建章、吴世湘、曹秉章、许宝衡、钱能训、周树模、朱启钤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确保高位的政治势力。此外，他更意识到，真正有势力足以与段氏皖系抗衡的，当时唯有直系曹锟及奉系张作霖，且这两派都与自己夙有渊源，因此，他极力交欢于直、奉双方。对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动。当时的陆军总长靳云鹏，与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皆有儿女姻亲，徐世昌便多方笼络，以为己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欲与日本争霸东方，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和平统一南北的劝告。当时，国内也群情厌战，徐世昌即因势利导，发布和平令，实施“南北议和”。这样做，一则顺应民意，提高自己的威望，二则也是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对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徐世昌交欢直、奉，抑制皖系的做法，当然遭到段祺瑞的不满，尤其对“南北议和”，更是极力破坏。他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挑起战事，破坏和会；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设置障碍，使多次和谈陷于僵局和破裂。

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了和会，并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遭到帝国主义的蛮横拒绝，竟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都让予日本。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大为震惊，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愤，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社会各界人士都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为公开赞美学生运动：“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并主张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诛杀卖国贼曹、章。新文学运动的头号敌人林纾，表示支持抵制日货。北洋系前线将领吴佩孚通电支持学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着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军张敬尧、江西督军陈光远也要求政府罢免曹、章、陆，力争收回青岛。教育总长傅增湘三次提交辞呈，迫使政府收回了惩处肇事学生的命令；他还坚决拒不签署解散有关学校的命令。就是被学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托其妻子具书呈请国务院释放学生。这种形势，对亲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得声名狼藉。段祺瑞负隅顽抗，直、奉军阀也乘势反皖。段祺瑞用日本金钱和武器装备的嫡系部队“参战军”共三师四个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失去“参战”的借口，于是，他先后改名为“国防军”、“边防军”，派徐树铮主管，自己亦改名为“边防督办”。徐树铮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飞扬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当皖系军阀整编边防军时，徐世昌为调虎离山，以处理“外蒙自治”为由，于1919年6月24日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管理西北边防事。8月，又特派徐树铮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原参战军改称西北边防军。

徐树铮受命率部赴外蒙古，军威甚威。他又以礼物宴会联络安抚主要官员，并十分策略地主张外蒙撤治不需订立条约，而是劝蒙方宗教活佛出面率众呈请撤治。1919年11月，在外蒙举行了册封典礼，中国政府加封活佛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徐树铮武功文治，改组外蒙官署，设立边业银行，筹还外蒙俄债，注销外蒙欠前清户部的债务。他还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创办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推行汉化教育，且在库仑开辟网球场，与部将同嬉，自称“绝域蹋踘”，大有汉朝霍去病、赵充国之遗风。徐树铮做了许多有益于外蒙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好事，造成了外蒙自治问题的缓解。由于徐树铮的积极经营，不仅控制了西北地区，反而使皖系多了一块大地盘。

徐树铮在外蒙撤治成功后，回驻京都，库伦事务委托李垣副使代理。不久，吴佩孚从湖南撤防，行抵保定，声言行将入京。吴在张作霖、曹琨等人的支持下，罗列徐树铮的罪状，并请中央削去徐的兵权。段祺瑞迫于形势，免去了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职务。

在内阁问题上，五四运动期间，段祺瑞指责国务总理钱能训镇压学潮无能，企图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出组新阁；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后来经过反复争斗，徐世昌和直、奉军阀联合，有意推荐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四大金刚”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对；靳云鹏与徐树铮关系恶劣，推出靳云鹏，可以达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云鹏又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门生，奉系张作霖的儿女亲家，直系大将曹锟的换贴兄弟，对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开反对，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和财政、司法、交通三总长，靳云鹏不接受。而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又遭到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议员们的反对。到11月28日靳云鹏正式组阁时，曾毓隽、李思浩、朱深还是被塞进了内阁。靳云鹏难安其位，与段祺瑞、徐树铮的裂痕迅速扩大。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其手下大将吴佩孚更异常活跃，对皖系和安福系不断发起挑战。曹锟于保定、吴佩孚于湖南，一北一南，互相呼应。与此同时，直系还利用皖、奉的矛盾，积极争取张作霖，共同把矛头指向皖系段祺瑞。

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吉、黑八省军阀代表会议，讨论反皖对策，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吴佩孚从湖南撤军北上。与此同时，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出迎击准备。6月22 日，曹锟召集反皖同盟在保定再举行会议，提出解散安福国会、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销边防军等多项条件，继而再提出惩办“祸国殃民”、“卖国媚外”的徐树铮。段祺瑞也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时局对策，坚决不肯退让。几经反复，徐世昌在直、奉双方的作用之下，于7月4日发布命令：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免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这一命令激怒了段祺瑞，7月8日，他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开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并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李进才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双方剑拨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这最后时刻，徐世昌不得已又下了一道命令：惩办吴佩孚，将曹锟“褫职留任”，但已无法阻止局势的发展。吴佩孚则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7月14日晚，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直皖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京汉路和京津路之间的河北涿州、高碑店和杨村一带。直系兵分两路，吴佩孚任直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任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7月14日晚，皖军首先向直军的杨村进攻，直军放弃杨村败退北仓固守。初战皖军告捷。7月17日，战情发生变化。吴佩孚率军退出高碑店，奔袭皖军西路军指挥部所在地松林店，指挥曲同丰被俘，余部投降。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与直军并肩作战，令27师、28师开进关内，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系东路军指挥徐树铮在廊房不战而逃回北京，所部向京绥路败走。至此，东西两路皖军均大败。在战争开始后，南方军阀支持直系。孙中山的广东护法军政府也发布讨段檄文。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于7月19日通电罢免官职，撤销定国军名义。7月22日，直系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部进驻康庄，在居庸关附近打败皖军残部。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直皖战争结束。

直皖战争一结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通辑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王揖唐、丁士源、梁鸿志、王郅隆、张宣等人；夺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官职；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势力从此衰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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