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的对手或被消灭,或实力大损,已难以和蒋介石进行军事上的较量。然而,蒋介石要实行独裁统治,却又不是一帆风顺的。

1930年10月,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由蒋介石出任总统,把五院院长统一置于总统管辖之下。但这一主张,遭到了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抨击。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蒋、胡在会上围绕国民会议应否制定约法而发生的激烈的争吵。胡汉民虽然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但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激烈抨击蒋介石擅制约法的独断专横的行为。蒋介石也引典反驳胡汉民。双方相持不下,会议最后只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的日期,而对是否制订约法则只字不提。会后双方又开始了争夺国民会议代表席位的角逐,胡汉民占了上风。为此,蒋介石先派吴稚晖劝胡去“休养”,遭到拒绝后,蒋介石便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扣留。3月1日,胡汉民被迫提出辞呈,并被软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事后蒋介石移胡汉民是“引咎辞职”,改选林森为立法院长。3月2日,国民党举行常委会议,蒋介石不顾胡汉民派系的抗议,组成十一人的约法起草委员会,并于5月5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会上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从而结束了蒋胡之间的约法之争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之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起来,粤派要员纷纷离宁赴穗,汪精卫等人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1931年4月,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位监委正式提出《弹劾蒋中正案》。两广方面的陈济棠、陈策、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相继通电响应,限令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5月27日,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28日成立了国民政府,公然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入敌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反蒋派更乘机谴责蒋介石。12月10日,孙科提出要蒋介石在20日前下野,否则四届一中全会就在上海举行。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蒋介石只好以退为进,准备下野。在下野之前,为了日后东山再起,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谋划和安排。首先他安插亲信,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的主席。其次是唆使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拿走重要档案,遣散部员,使财政部工作陷于瘫痪,再者是策划建立特务组织复兴社,由黄埔军校毕业生贺衷寒,康泽、滕杰、邓文仪、桂永清、戴笠等亲信负责。还有,趁下野之前,蒋介石于11月29日将国民党左派首领邓演达枪杀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随后,携宋美龄回到奉化溪口老家。12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由于蒋介石还有汪精卫、胡汉民均躲在幕后操纵所属势力左右政局,孙科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内外交困,不足一个月便夭亡了。于是孙科及朝野上下又呼吁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出山,希望三巨头合作执政。

蒋介石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采取拉汪排胡的政策,以便重新夺回大权。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多次密谈,进行政治分赃,由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全伙主党。1月25日,孙科宣布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月28日,蒋汪联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经汪精卫提议,推举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使蒋介石获取了国民党的整个军事大权。由于汪精卫手中无兵,并无实权,蒋介石又成为实际上的专制独裁者。

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毛泽东、朱德等率部起义队伍上井岗山,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蒋介石当时正忙于与其他军阀混战,无暇顾及红军的壮大。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调集兵力,先后五次向中央、湘鄂西、鄂豫皖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出兵十万,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结果,被歼、俘虏万余人,张辉瓒也当了俘虏。

1931年2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出动二十万人马,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结果,被歼三万余人,一败涂地。

1931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嫡系部队为主力,出动三十万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历时两个半月,结果,也是损失三万余人而告失败。

1933年1月,蒋介石集中五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指挥,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历时五十天,结果,被歼三个精锐师,损失万余人。事后,蒋介石伤心地说,自带兵打仗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采取“持久作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策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加上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坚持作战一年多,终于在1934年10月中旬,被迫离开江西等地,开始了长征

蒋介石调集部队进行围追堵截,试图将红军消灭在长征路上。他亲自飞到贵州,飞到云南,飞到四川,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对红军作战,但一一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除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于抗日的部队,蒋介石进行破坏和打击。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指挥第十九路军奋勇抗敌,蒋介石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作战,反而加以限制、破坏,并于5月5日,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中国的主权。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蔡廷锴等不愿与红军作战,于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粤系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邓世增等参与了这次事变。蒋介石调派十五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兵分三路,合围福建,镇压了这次事变。

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战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早在1931年5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之前,胡汉民等与两广军人另立中央与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1936年5月,胡汉民病死,蒋介石趁机分裂两广联盟,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公开反蒋,与之抗衡。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镇压,一方面发动“银弹”攻势,大肆收买粤军将领,分化粤军。6月9日,粤军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数十架投蒋。陈济棠被迫于7月18日下野香港。陈济棠垮台后,李宗仁即从广州返回南宁。蒋介石调动大军进逼广西,李宗仁也动员十万兵力准备作战。由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并经冯玉祥等人反复调停,蒋、李双方于9月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李、白抗日救国的建议,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虽然接受了李、白的抗日救国的建议,但并无真心抗日,他念念不忘的是剿灭共产党和红军。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即于10月飞往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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