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岁月追忆
——徐闻县勇士农场12队知青回忆录
陈贤庆
序
翻开祖国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形似一只雄鸡，这雄鸡有两只脚，一只是台湾岛，另一只就是海南岛。而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就是雷州半岛。雷州半岛的北部属海康县，南部属徐闻县。徐闻何以得名？据传，徐闻三面环海，形似一叶靠岸的小船。而徐闻城中的登云塔高高耸立，正如桅杆揭起，大有扬帆启航之势，而四周海上波翻浪涌，涛声震荡，徐徐而闻，故而得名。过去，徐闻是赴海南岛的必经之地，故肯定留下过包拯，苏东坡等人的足迹。近日报载，据考古学家考证，徐闻县还可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徐闻县的中部，有一个农场，叫勇士农场，不知当年是谁给了它一个如此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在1968年11月，数百名广州的青年学生，来到了勇士农场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开始了他们的数年甚至上十年的知青生涯。其后几年间，又有一些广州，汕头，台山等地的青年来到农场，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数十位知青。1976年后，他们陆续返城，到1980年，已基本离开了。
2000年9月16日夜，二十多位原勇士农场12队的广州知青，相聚在番禺莲花山下的一处度假村，一边举头望着尚还圆满的月亮，一边回忆着三十年前的雷州岁月。这样的聚会，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已有无数次，然而，知青生活却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如同一首唱不到尽头的歌。尽管在农场时，彼此之间会有矛盾，有摩擦，有纠葛，甚至有怨恨，但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家早当父母甚至快当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之际，还有什么不能放得下？那一夜，他们依旧说着，笑着，唱着，遥远的追忆使他们似乎一下子年轻了二三十年。然而，大家毕竟年已半百，两鬓苍苍，岁月催人老，还能有多少次的聚会追忆？这班昔日的同学与场友，此刻，忽有一种并非无端的忧虑：过去那一段艰苦的却又难忘的岁月，恐怕会随着不久而来的老人痴呆症或伯金逊症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由此，忽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趁大家头脑还清醒，还能回忆起一些往事，何不把雷州半岛那段酸甜苦辣的日子记录下来，作为大家晚年的一点精神慰藉？
二三十年前的往事啊，要回忆并记录下这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往事，当然不容易，但，只要大家都参与，能回忆多少就记下多少，总会日趋详细，日趋完善的。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一些文字------
一 12队知青的组成
在华南大都市广州，和国内许多城市一样，都把其中一条最繁华最主要的马路以国父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于是，横贯广州市东西的那条大马路就叫做中山路。中山路很长，又分段为中山一路至中山八路。在这八个路段中，又以中山四，五，六路这三段最为繁华。老广州们都知道，过去广州市主要的购物区，就在中山四路，五路，以及永汉路（后更名为北京路）。尽管现在由于旧城改造及地铁兴建等原因，中山路已无复旧日南国那特有的风貌，但她在老广州们脑海中的美好形象，应是难以磨灭的。由于中山四路，五路是著名的路段，由此又派生出一些著名的街巷，如大塘街，长塘街，旧仓巷，大马站，小马站，流水井等。我们这里不是要介绍广州市的老街老巷，而是以怀旧的方式，曲折地引出那一条我们生活过的，至今仍十分怀念的大塘街。
现在的青少年可能不知道大塘街，而在三，四十年前，它恐怕是尽人皆知的。在大学毛泽东著作的时候，它弄出了一些名堂来；此外，在这一条不算很大也不算很长的街巷之中，不仅有一些小型的工厂，而且还有一所中学！那所大塘中学，之所以有点名气，不是因为它是省重点或市重点中学，而恰恰相反，它是一所民办中学！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是很难找出几所民办中学来的。如果是现在，谁的孩子在民办学校读书，必然会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人们往往把民办学校与贵族学校划上等号。但是，在过去的年代，民办学校毕竟比较简陋，师资比较低下，于是，民办学校包括我们大塘中学的学生，就显得低人一等了。不过，只要自己不要看低自己，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目光？孔子当年开坛授徒，不也产生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吗？啊，好了，不要离题太远，还是言归正传。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大革命”，把千千万万的大学，中学的学生都卷了进去，那时已无公办，民办学生之分，只有“主义兵”“红旗派”的派别之分了。大塘中学的学生也参与到广州市的派别混战之中。本文并不在于回忆那一段历史，故只选取其中一个短暂的镜头，以供诸位“怀旧”：某月某日，身上穿着不知从那弄来的绿军装的大塘中学的学生徐永祥，谢广淮等，开着一部也不知从哪弄来的吉普车，在广州市的某路飞奔。他们正执行着一项战斗任务。谢广淮保持着一级战备状态，把一枚手榴弹握在手中，手指扣着弦，随时向某个目标抛出。然而，未经考牌领取驾驶证的徐永祥，在某个拐弯处使得车子变作底朝天！这还不算最可怕的！一息尚存的这几位红卫兵，惊恐而绝望地看着谢广淮手中的手榴弹，弦线已经拉开了！这时，大家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等待那悲壮的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在我们今天，喝不死人的农药等伪劣商品经常可买到，然而，想不到六十年代也有炸不响的手榴弹！于是，几位少年幸存下来，与其他同学一样，卷进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洪流，成了日后的下乡知青，并与广东省华侨中学，广州市黄埔港中学，广州市32中学等上山下乡知青，在远离广州近700公里的雷州半岛上，合演了一部青春悲喜剧。
1968年11月11日，南国秋季的早晨，凉风习习，薄雾冥冥。大塘中学一百多名学生，回到学校集中，然后，坐专车到远在广州市东南面的黄埔港，准备远赴离广州市约650公里外的粤西的雷州半岛。在黄埔港码头，虽则红旗飘舞，锣鼓喧天，扩音器里不停地播放着《知识青年志在四方》那首雄壮的歌曲，但难以掩饰那浓烈的离愁别恨。如果要每一位同伴都说说当时的情景，似乎没有必要，因为那父母送别儿女的情景，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不妨以胡肇珍为例：其时，胡肇珍的母亲到码头去送行，胡母执女之手，反复叮咛，泪如雨下；胡肇珍则故作轻松，亦反复安慰其母，如此感人肺腑的场面，可惜当时未能摄入镜头。也有一些是同学来送行的，这些送行者，都是多几个心眼的人，如余慕红，苏惠萍，黄康琳等，她们反复叮嘱好友，去到农场后一定要把真实情况汇报，以让她们决定是否紧随其后。她们的好友吕国华，陈菲等当然满口答应，到农场后不久，即写回信，把雷州“天堂”描绘了一番，结果，一个月后，又“骗来”了一批起码可以陪哭的少男少女。
下午2时正，万吨巨轮建华号满载数千青年学生，驶入了茫茫的南海，历经两天一夜，到达了粤西的湛江港，然后分乘汽车，再往南行。汽车在两旁长着高大的防风林木的红泥公路上又跑了大半天，终于在16日下午到达了勇士农场的场部。在场部吃了晚饭，我们一行人又由汽车送到离场部10公里外的第8生产队（后改称12连，12队。为叙述方便，以下一律称12队。），从此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在此，首要做的，是把我们这一班当年有缘走在一起的知青的名字列出，录以备忘。由于大家的身份都是知青，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故以到场先后与“学历”为序：
1968年11月11日离穗，14日到场的知青如下：
徐永祥 男 大塘中学初三级学生
20岁
谢广淮 男 同上
19岁
吕国华 女 同上
18岁
崔厚基 男 大塘中学初二级学生 17岁
黄展堂 男 同上
17岁
陈日潮 男 同上
17岁
苏火生 男 同上
17岁
陈 菲 女 同上
17岁
胡肇珍 女 同上
17岁
伍俊文 男 大塘中学初一级学生 17岁
赖广田 男 同上 16岁
何国炘 男 同上
16岁
黄汝强 男 同上
16岁
陈泽南 男 同上
16岁
王奕玲 男 同上
16岁
高永亮 男 同上
16岁
朱 祺 男 同上
16岁
余玉英 女 同上
16岁
文妙兰 女 同上
16岁
黄玉瑜 女 同上
16岁
邓燕玉 女 同上
16岁
冯碧娜 女 同上
16岁
吕曼华 女 同上
16岁
姚 萍 女 同上
16岁
黄汝增 男 省华侨中学初三级（？）学生 17岁 （随其弟黄汝强来勇士场）
何玉冰 女 省华侨中学初二级学生 17岁 （随其弟何国炘来勇士场）
1968年12月13日离穗，16日到场的知青如下：
余慕红 女 大塘中学初三级学生
19岁
苏惠萍 女 大塘中学初二级学生 18岁
黄康琳 女 大塘中学初一级学生 16岁
黎志光 男 同上
16岁
何达超 男 同上
16岁
关本源 男 同上
17岁
张穗芬 女 华师附中初一级学生
16岁 （随朋友陈菲来勇士场）
以下为陆续调入和新分配来的知青：
张学愚 男 大塘中学初三级学生 19岁；1968年11月来勇士旧12队（后改3连，3队），约1969年调来12队
谭英珠 女 台山县城某校初一学生 17岁 1969年11月来12队
谭雪娜 女 台山县城某校学生 17岁 同上
陈锡松 男 同上 18岁 同上
温景红 女 广州黄埔港中学学生 1968年11月来勇士某队，1970年某月调来12队任卫生员
区瑞强 男 广州某校学生 17岁 1969年？月下放到徐闻县曲界公社当知青，1971年10月转来勇士12队
王国伟 男 广州32中学生 16岁 1971年11月14日从广州到来勇士12队
罗耀光 男 同上
刘伟强 男 同上
梁慧生 男 省华侨中学高二级学生 印
梁慧生 男 归侨 1968年11月到勇士13队（后改14连，14队），时年21岁 ，1970年6月调到砖厂，1972年10月砖 厂解散调到12队。
陈贤庆 男 同上
1968年1 陈贤庆 男 1968年11月到勇士13队（后改14连，14队），时年20岁，后同上。
赖经文 男 省华侨中学初二级学生
1 赖经文
男 1968年11月到勇士13队（后改14连，14队），是年17岁，后同上
区得谋 男 省华侨中学初三级学生
1 欧德谋 男 1968年11月到勇士16队（后改9连，9队），时年18岁，后同上。
雷厉行 男 省华侨中学初一级学生
19 雷厉行 男
1968年11月到勇士16队（后改9连，9队），时年16岁，后同上
郑金训 女 广州黄埔港中学学生
郑金训 女 印尼归侨学生 1968年11月到勇士某队，1976年调12队任卫生员。
曾在12队旁边的第四小学任教过和工作过的知青：
杨正平 男 省华侨中学高三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3队工作。
郑诗馨 女 省华侨中学高二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4队工作。
苏 中 女 省华侨中学高二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4队工作。
陈小芳 女 省华侨中学高一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4队工作。
郑小燕 女 省华侨中学高一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3队工作。
伍雁玲
女 省华侨中学初三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3队工作。
黄隽玲 女 省华侨中学初三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9队工作。
熊洁冰 女 省华侨中学初二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3队工作。
李红征 女 广州黄埔港中学高三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队工作。
任 侃 女 广州黄埔港中学高三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队工作。
何永莉 女 广州黄埔港中学高二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队工作。
杨 红 女 广州黄埔港中学初一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队工作。
张昌育 男 张昌育 男
省华侨中学高二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4队工作，后调到四小伙房工作。
复员退伍军人，
吴先永 男 汕头籍复退军人，1970年9月到12队。
吴朝光 男 同上
吴汉标 男 同上
丘木桂 男 同上
康元德 男 同上
郭德三 男 海康籍复退军人，1970年9月到12队
早期在12队参加工作的职工子弟
米香菱 女 场部米副场长之女
吴莲清 女 场部干部之女
王 强 男 场部王司机之子
张 强 男 12队老工人张运恩之子
倪康美 男 15队（北山）职工子弟
先后调往外单位的知青：
王奕玲 黄汝强 何达超 19？？年？月调往场部武装连
崔厚基 黎志光 19？？年？月调往场部修配厂
陈日潮 19？？年？月调往场部基建队，后调机耕一队
谢广淮 关本源 苏火生
谢广淮 苏火生 关本源 1970年6月调往砖厂，1972年10月砖厂解散回队
二 勇士农场及 12队概况
首先说勇士农场。而说勇士农场，又得从徐闻县说起。
民国初年起，由于军阀混战，兵不剿匪，以至徐闻渐渐沦为匪窝，匪乱连续15年，人民死亡率达60%。清末全县有三十万人，到解放前夕仅剩七，八万，徐闻全境形成了茫茫的荒山野林。直至1931年，全县匪患始终止，但流浪异乡的百姓未归故土，大片田园依旧荒芜。1933年8月，国民政府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筹建徐闻垦殖场，以大水桥，那老村，老宿地一带为主要基地。1934年2，3月间，垦殖场正式建立招人归耕，开垦土地二千余亩，种植水稻，旱稻，甘蔗，木薯，蓖麻，棉花和豆类等。此垦殖场惨淡经营了12年，终于1946年停办。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朝鲜战争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中央作出了“一定要建立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决定，于1951年10月在广州成立华南垦殖局，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11月，即派出勘测队开赴海南岛及雷州半岛进行实地测量。1952年初，从人民解放军抽调部队组成林一师和林二师，分赴海南岛及雷州半岛。林二师5团到达徐闻，在坑仔附近成立徐闻垦殖所，建立26个编号场。林二师5团2营6连连长霍连，率部从中山县竹秀园急行军于8月16日到达北良村即后来场部招待所及幼儿园所在地安营扎寨，宣告0115场正式建立。这就是勇士农场的前身。
各场成立后，即派人到省内各地去招收民工，各地各界人民群众纷纷自愿报名，踊跃参加垦殖事业。1953年4月，光现在勇士场的范围就先后有6000多人到达，当时设立14个分场，共编49个中队。1954年，0115场改名为石板垦殖场。1955年，改名为勇士垦殖场。1957年转向企业化，垦殖场改为农场。
勇士农场位于徐闻县东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20.4度，东经110.2度。东与徐闻县的海鸥农场，南与南华农场，西与五一农场毗邻，北则与海康夏的收获农场相接壌。西部边界上的石板岭，海拔245.3米，为徐闻境内的最高峰。第一代雷州农垦工人的悲壮的创业史，不知有没有人详尽地写下或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知青们从老工人的口中，已经听到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最好的阶级教育和精神鼓励，是知青们从老工人身上获得的最有用的财富。试想，纵横数十里的徐闻山，山高林密，荆棘遍地，瘴雾弥漫，疫病侵袭，猛兽横行，加上3，4月的阴雨，7，8月的台风，11，12月的干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创业，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不屈的毅力，没有强壮的体魄，如何能担当那些高强度的劳动？当知青1968年到达农场时，老工人大多不足40岁，但普遍显得苍老，妇女更有较多病痛。如果说知青的劳动和生活是艰苦的，那么，这种艰苦，和他们比较起来，则又不可同日而语。
勇士农场的经营方针和作物布局，是根据每个时期国内外形势和国家需要而定：
1952年，全力开垦荒地，种植橡胶。
1954年，根据台风多的情况，大力营造防护林带，把大方格改为小方格。
1957年，贯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以短养长”的方针，大力发展香茅，适当种植咖啡，粮食等作物，发展以猪牛羊为主的畜牧业。
1962年，提出“以橡胶为纲，以粮食为基础，胶粮并举”的方针。1968年知青到农场时，仍是执行此方针。
1969年，因林彪有“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的题词，又偏重于发展橡胶。
1972年，重新贯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大种香茅。
1975年，开始种植茶叶。
1977年，确定“一胶二麻三茶”的作物布局，大种剑麻，开始上甘蔗。
以后的情况，因知青已离去，不赘。
1968年，农场为地方国营农场。1969年4月，勇士农场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7师第10团，生产队也重新编号，8队改为12连。1974年，兵团撤销，重新恢复勇士农场名称，但原连队编号不变，由“连”改为“队”，即12连变12队。
知青在农场期间，历任场长，党委书记名单如下：
马凌顺 勇士农场场长
1964----1975
吴 森 7师10团政委 1969----1974
李庆涛 团长 1969----1974
程永礼 勇士农场书记 1974----1982
马广武 场长 1976----1981
1991年11月，是广东及粤西农垦创建40周年，勇士农场场志办干事陈程辉同志写有《建场历史的回顾》一文，本节以上的资料，均来自该文。
勇士农场分成三个区，12队处于农场北部的第三区，建场前的地名叫坡塘。12队东与14队，西与13队，南与11队相连，而北则是海康县收获农场的地界。从勇士农场场部起，有一条泥质公路，跨越石板山顶，到达12队，距离为10公里。在12队处分为两路，一路直通收获农场，12队到收获农场场部约12公里；另一路通往14队、15队、16队。16队应是勇士农场最边远的一个生产队。从12队到附近的墟镇，则最近为石板墟，10公里；东面的和安，西面的曲界，北面的海康县的调风等墟镇，均有15公里之遥。
三区的各个队，地最广，人最多的，就数12队。除了有一百多号劳动力之外，与其他队不同的，是12队还设有一个第三机耕队，简称机三队；附近还有一所小学，第四小学，简称四小；此外，还有一间稍大的商店，一间设备较多的卫生室等。这些，都奠定了12队作为三区的中心这一地位。
由于缺乏图片资料，我们尝试用文字描述12队的地理环境。勇士农场到收获农场的公路在生产队的边上经过，方向是从南到北。当我们下车以后，不会看到牌坊或什么标志性的建筑，你只会看到一条较大的道路，从西往东走向，贯穿整个生产队。
顺着这条路走，左边，即北面，是两列砖瓦房，每列四排，其中最靠近路边的那一排，就是知青们的宿舍。其实是一分为二，男女各住一半。其余的房子，分成十几平方若干间，除了队部
、商店、卫生室各占一间外，就是老工人的宿舍。如果每户老工人都有一间房，那也凑合，而实际上，当我们初到农场时，是每户老工人住半间房，中间用竹子席子等隔开，当年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老工人一般有三个以上的子女，五六口或七八口住那几平方的半间房子，其难堪处可想而知。所以，老工人都在房屋的外围，用竹木茅草搭建一间屋子，用以做饭
、吃饭、冲凉、洗衣、请客甚至过夫妻生活、睡觉等，这屋子称为伙房仔。在那堆伙房仔之外，有一个大晒场，还有一口大鱼塘。那地方，称为晒场角，旺中带静，是知青情侣幽会常选之地。
在道路的右边，即南面，除了也散落一些伙房仔外，有一间生产队的集体伙房，知青以及大多数老工人都在此开伙食。伙房前面是一大片空地，有一棵大榕树，俗称榕树头，是孩子们嬉戏之处。这一带，更是晚上开会或看电影的地方。空地旁边有一口水井，周围有些石板，供人们洗衣之用。离水井不远，又有一口大鱼塘，塘边种有松树柳树，因而，水井头一带，可说12队一景，当然是知青情侣幽会首选之地。往南走去，是知青的冲凉房。冲凉房初为竹木茅草搭建，保密程度较低，后改为砖瓦结构。冲凉房原没有热水供应，后指派专人烧水。再往南走，就是机三队的队部，以及拖拉机，推土机的停放处。机三队不属12队管辖，但工人都住在12队，其家属都是12队职工。
顺着道路往东走，过了南北两个鱼塘（中有涵洞连接），便到了四小的所在地。四小并不大，大概有两排教室，一排办公室及教师宿舍。在教室前面有一大片空地，是学生们活动的地方。11队、12队、13队的小孩，都在这个学校读书，一些知青先后成了这学校的老师。
以上印在我们脑海中的，便是勇士农场12队的地理环境概貌。
三 知青的生活环境
1968年11，12月间，33名来自广州市的青年学生落户在勇士农场12队，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当知青们到来之时，农场已经过老一辈的拓荒者16年的艰苦奋斗，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所以，知青们的生活条件，与老工人创业时已不可比拟。然而，这毕竟是一群从大城市来的，只有十余岁的青年学生，生活环境的反差，却是巨大的。加上，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破坏，使得勇士农场在1968年就亏损49.4万元，全场职工的生活环境都不可能会好。我们当年的生活如何？为了叙述的方便，还是按传统的“衣
、食、住、行”说法，再加一个“用”字，依此去写。在写“衣、食、住、行、用”之前，又不得不首先说明，当知青们刚到农场时，每月的工资是20元。因此，大家每月的生活费，都是由那20元支配的。
衣 如今我们要穿衣，到商场地摊去买就行了，然而，我们还清楚记得，当年买布买衣服，是要凭布证的！每人每年可以买多少布？1丈3尺6寸！也就是说，大个子不够买一套长衣裤！在这种情形下，知青们的衣服本来就不可能多，尤其男知青。到农场后，并无工作服派发，于是，劳动的衣服就当然挑最破烂的一两套，我们称之为“战袍”。那“战袍”，女知青可能会不时洗洗，但男知青则往往任其风吹雨打，直到沾满汗水泥浆，脏得臭得实在连自己也不能忍受了，才把它往水里泡。兵团成立那阵子，我们还高兴过，以为可以穿上一套绿军装，然而并没有。至于那劳动的鞋子，当然是现在已找不到的“解放鞋”，泥里水里都靠它去闯，连最爱清洁的女孩子也不可能天天去洗涤。说到鞋子，不可能不提到徐闻地的泥土了。徐闻地方的泥呈暗红色，这倒没什么，要命的是，它遇水即有极强的粘性，沾在鞋上，踢之不去，须用竹木甚至铁片镰刀剔之铲之。如此一来，下雨天就甚是可怕了。而天放晴后，那泥又会变的坚硬如铁，踏之脚痛。因此，在农场，鞋子的损耗也快些。为了在下雨天还能走动，又必须买一双水鞋，而且是高筒的水鞋！至于头上的帽子，草帽或竹帽，劳动时你不能不随时戴着，因为雷州的烈日和阵雨，都是出了名的。
不管怎样懒，衣服总得要洗的。如何洗衣服？那时没有洗衣机，甚至没听过；生产队也没有自来水，洗衣只能靠井水。那井里的水如何打上来？原来水深往往三四米五六米，靠井架上的一个轱轳把水桶绞上来。绞上来之后还要左右手配合把水桶拉到井边，个子小或有病痛的女知青，如苏惠萍
、吕曼华、邓燕玉、胡肇珍等，就很吃力了。当然，这也给男知青发扬“爱心”提供了机会。洗衣的时候，肥皂是不能多用的，因为肥皂也要配给！晴天的时候，衣服当然晾在户外，但下雨天，尤其是三四月的阴雨天，衣服只能晾在屋内，不过数日难干，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火来焙。那时，绝大多数知青衣服的颜色都离不开蓝
、绿、白、灰四种，尤其可惜的是，当女知青们拥有最美妙身材的时候，那些厚厚的斜纹布总是在外面遮挡着！
食 在我们之中，大概有八成是因为害怕自己煮饭才到农场来的。农场的好处就是有集体饭堂，可以饭来张口。但到农场不久，我们就发现，这口并不太容易张。伙房的饭原来是蒸的，一人一瓦钵，瓦钵上有名字；后来，改为用大锅煮的，自己拿饭盘去装。不管蒸的还是煮的，吃多少自定。男知青一般吃4两，女知青吃3两。按当时的劳动强度，这几两饭应该不足够，之所以吃这么一点，原因有三。一是我们每月定量30斤，一天只有一斤，想多也不可能；二是我们虽身在农场，农场也种些水稻，但我们吃的是最粗糙的米，想吃多些也难；三是下饭的餸，除了过年过节，有时周六晚，会有些猪肉牛肉或鱼之外，平时一般是青菜
、酸菜、萝卜干等，所以那三四两饭也不是很容易咽下去的。老实说，每逢队里杀一头肥猪，或一头超龄服役的老水牛之日，就是我们欢呼雀跃之时。这一饭一菜多少钱呢？1角钱。也就是说，我们每月吃饭的钱，需要9元，尚余11元作他用。至于吃剩的米，可以从米仓中提取，用以换取其他的物品，如鸡蛋等。
既然集体饭堂不可能提供优质饭餸，知青们要熬得下去，就得想些办法，如买些豆酱伴辣椒或肥猪肉，买些腐乳，用以下饭；又如买一二两用木薯做的饼干或5分钱一个的合桃酥作补充。那时没有电饭锅，最先进的要数煤油炉，用煤油炉煮点蛋花汤，煎几片罐头午餐肉，那也算难得的享受；要么，在休息日，几个人合伙买一只鸡，白切；几条鱼，清蒸，补充补充营养。有了佳肴，不可无酒，经济允许，买瓶竹叶青之类；囊中羞涩，打点散装白干。酒是消愁解闷之物，往往一醉方休。不过，不要忘了，每个人的零用钱只有11元，不可能经常吃上鸡鱼，喝上酒的。遇到节日，则肯定三五成堆，凑钱会餐，以求得短暂的饱醉。
当囊中空虚，而肚子又需要补充点什么的时候，惟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力更生，带上简易的捕鱼工具，到坑沟中抓点鱼虾，或到山上采摘一些岗埝和杨梅子，那情景和原始人当然不同，但性质却是一样，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另一办法就是下三流手段：偷窃！月黑风高，带上工具，到附近地里挖点番薯，木薯，菠萝之类。最常用而又最可靠的方法，则是在宿舍门口洒点米饭，把附近的二三斤重的肥鸡引来，用快而无声的动作捕获，留待夜间烹而吃之，使之转化为营养。这类行为，虽则可悯，实属不轨，趁此机会，我们向当年无端损失了鸡鸭的老工人认罪忏悔。八，九十年代，我们有知青回农场，说起这些事，老工人们反而感慨地说：“原来认为你们有的知青坏，谁知现在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不知坏上多少倍！”是的，我们毕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即使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住 知青们到12队后，首先住在一处集体宿舍。那宿舍，其实是一个小礼堂。中间用竹木板帐隔开，形成一大一小两大间，女知青住舞台上；男知青住舞台下。每人一个床位，占地三平方米左右。所睡的床，开始的是用木条木板钉成，四周立四根竹竿，用以挂蚊帐。至于床上用品，当然都是自备，所带来的皮箱，藤箧之类，只得放床上或床底。到一两年之后，一座知青集体宿舍建成，男女各一半，较以前宽敞明亮一些，并有了较为象样的木架床，以及一处放行李的地方。但不管怎样，二十多位男知青住在一起，十几位女知青共同生活，难免会有碰撞，会有摩擦，会有争斗，值得庆幸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没有发生特别不快的事件，这是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到了1975年，知青们才离开集体宿舍，搬到一个个的单间，4至6人一室，居住环境稍有改善。
无论是集体宿舍还是单间，都没有厨房、厕所、洗澡间，需要煮食，如厕，洗澡的，只能另想办法。要煮点食物，不多的，如几只蛋，一小锅糖水等，可用煤油炉；如果多的，如一锅番薯，一锅狗肉等，则只能在户外垒起炉灶，用柴草烧。宿舍附近有小便处，天晴时一般都会到小便处小便，但天雨或夜间，男知青往往就不自觉不文明了，在门外附近即解决，因此，男知青宿舍四周时有不良气味飘荡。至于大便，那就很不便了，因为大便所都在离宿舍较远的地方，有旱厕，水厕可供选择。旱厕近些，但苍蝇飞舞，蛆虫蠕动，气味难闻；水厕建在鱼塘之上，无臭味，排泄之物落入水中，发出叮咚响声，还可观赏到鲫鱼争食的壮观场面，但可惜离宿舍较远，尤其夜间，不便光顾。由于大便之处都不如意，有的知青就经常利用劳动之时在工地上解决，便后用土掩盖，既干净又可肥田，一举两得。说到洗澡，则须到数百米之外的知青冲凉房。那冲凉房原为竹木茅草结构，仅可遮遮风雨。茅草日久脱落稀薄，有不良少年偷窥，令一些女知青春光泄尽始觉察。一两年后，冲凉房才用砖瓦建成。另外，开始时，冲凉并无热水供应，那情景甚可怜，尤其女知青，得从伙房讨点热水，提到冲凉房用，后才在冲凉房边上建一灶，有专人用一大锅煮水。不过，收工晚了也可能热水用尽，须得自己动手再烧。
最后说说宿舍的照明。队里并没有用于专门发电的发电机，夜间发电靠机三队的拖拉机，电力有限，也不保证，而且到10点钟即停止。所以，宿舍的照明主要靠煤油灯，一般每人都有一盏。而夜间要外出，如上厕所，就须备一支手电筒。而队里开会，则用一盏汽灯照明。
行 在农场，出行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汽车当然有，都是解放牌货车，只用于生产运输，最多有时可以坐坐顺风车。也有两三辆吉普车，农场首长工作用，除非急病要送场部医院，一般人坐不了。在当时，自行车不仅是奢侈品，需两百元左右一辆，而且还要凭票购买，老工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一辆，视之如宝，而知青是不可能拥有的。那么，知青外出，如到别的队访友，当然只有步行走路了，即使有时晚上到10公里远的场部看电影，也是集体步行去步行回，虽有点浪漫，但辛苦之极。前面我们讲过，从12队到场部及附近的墟镇，有10至15公里之遥，步行就得两三个钟头，开始一两次，还有兴致走下来，后来就不敢了，于是，厚着脸皮向老工人借自行车，而这事，确实使老工人太为难了，不借吧，好象不关心知青；借吧，又心疼，须知，到曲界，和安等地，走的其实都是牛车路，
用于汽车拉力赛还差不多，自行车去一趟，车子就大伤一次，我们当年对老工人实在体谅不够啊！
说到“行”，不可不提探亲路上的艰辛。按照当时的政策，知青一年应有一次探亲假，每次12天，但实际上是一年多两年才能回家一次。当时我们回家有两种途径。一是如果场部次日有车到湛江，则走路或请别人用自行车送到场部，在场部住一夜，次日凌晨四五点或五六点坐上那解放牌货车，在车箱里或站或坐，车行160公里，中途要过海康县南渡江渡口，半天才到达湛江。另一途径是走路或请别人用自行车送到收获农场场部，那里早晚各有一班公交车到湛江。无论那一途径，到了湛江以后，当天肯定走不了，能买到次日回广州的票就算幸运。于是，须得在湛江住上一晚。当时住旅店也不容易，湛江赤坎汽车站附近的工农兵旅店就是我们的落脚之处。有时旅店的散铺也住不上，就要露宿街头。当年，从湛江回广州也有两条路，一是汽车直达，但必须经过顺德县的九江渡口和龙江渡口，当年等待过渡的苦况，现在也难以用笔墨形容。总之，这490公里的路程，须从凌晨五六点钟，到入黑才能到达广州。另一条路线，叫水陆联运，先从湛江坐汽车到江门，下午五六点左右到达，转坐叫“花尾渡”的船，在船上过一夜，次日凌晨到广州。以上所述，都是仅包括正常情况和天气，遇到台风时节，则可能更糟糕。十余天后，我们又得艰难地从广州返农场，所不同的是，回来的时候，你只能到达收获农场，甚至在远离勇士场部的下桥！在手摇电话的时代，你要通知同伴来接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往往需要预先在广州拍电报告知。啊，今天我们乘车飞驰在九江大桥和龙江大桥，走在高速公路快速干线，回想旧日出行之难，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用 前面说过，知青刚到农场时，工资是20元，而那时老工人的工资，一般也是34元或37元7角，但这已够知青们羡慕的了。这20元的工资标准，应该是维持了两三年。其后升一级，大部分升至24元，个别表现出色的升至26元5角。又过了两三年，升至29元。其后，是34元。知青们离开农场时，都不会超过这个工资标准。
无论是20元或34元，扣除了11元伙食费，所余就实在有限了。那么，哪些是每月必须的开支？不算衣服，鞋袜
、毛巾、牙刷等“耐用品”，每天要消耗一点的牙膏，肥皂总得买（牙膏还得凭牙膏皮才能买到）；那时传递信息主要靠书信，那么信封、信纸、邮票总得买；晚上须照明，煤油、电池总得买。女知青，不可能不买一点妇女用品，幸亏那时尚未时兴玉兰油，潘婷洗发露之类，可省去化妆品的开支。除此之外，为了填饱肚子，增加一点营养，你不可能不买一些食物，如白糖
、炼奶等；节假日，总得合伙加点餐。如此一来，囊中所剩就无几了。男人苦闷无聊或劳累，很容易学会抽烟，我们之中，也出现了大烟鬼。那时的中档烟叫“丰收”，2角8分一包，但一天一包肯定难以维持，不时要抽9分钱一包的“电车”或“经济”。到后来，干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买3元钱一斤的烟丝，以小铁烟盒装着，或用烟纸卷着抽，或用水烟筒来抽，其抽烟的姿态神情
技巧已与老工人无异了。这样，抽烟的知青如张学愚，梁慧生、陈贤庆、雷厉行、赖经文、罗耀光等又多了一笔开支。
如果仅仅是上述开列的项目，还可以对付得过去，最要命的，当数那探亲假！探亲假是知青们求之不得的假期，但又是开销最大的时刻。家境好一点的，只须顾及回去那一程，家境差的，还须考虑返场的费用。路费虽有报销，但其他的用度不少，尤其是一两年才回这趟广州，总得给家里人带一点徐闻的特产，于是，要买些白糖，买些花生，买些鸡蛋鸭蛋，甚至买一笼活鸡，因为那个“火红的年代”，广州更是物质奇缺！从广州返农场，你总不能两手空空，现在时兴旅游归来捎点“手信”，那时也须“手信”，你总该慰劳慰劳那些在农场吃苦的，平时帮助过你的知青兄弟姐妹吧，总得孝敬一下平时关心过你的老工人吧。当然，那“手信”一般是能入口的，如饼干，糖果等，记得鸡仔饼是最受欢迎的。梁慧生是印尼归侨，有香港关系，有次探亲归来，带回些依力架饼干，朱古力糖，云丝顿烟，着实使我们开了一次洋荤。
在那艰苦的年代里，我们那二三十元的工资，居然可以生活下去，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说，现在，我们仍能保持有一点节俭的品格，那肯定是和农场的日子分不开，我们经历过艰辛，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四
知青的劳动工种
勇士农场的经营方针时有变化，而12队主要还是种植橡胶、香茅等，由此派生出不少工种。我们这班来自大城市的，从未干过农活的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不得不要学会各种劳动技能，因为这已成为谋生的手段了。每天早上7点半，张队长或李队长便用铁槌敲打一块挂在队部门口的铁板，这是上午开工的信号；下午2点，同样的钟声响起，我们又要走出宿舍的门。如果不加班的话，一天8小时工作。由于工作的种类较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分开工种，细细追忆。
割胶 当我们到12队时，队里已有一批胶树可以开割，于是，一些心灵手巧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如张穗芬、陈菲、吕国华、黄康林、黄玉瑜、谭英珠、谭雪娜等，都被选上，当上割胶姑娘。她们头戴一盏电石灯，腰间别着电石壶和一只小竹篓，用以放割胶刀等工具，脚下穿着高筒水靴，看上去英姿飒爽。
当年，兵团割胶姑娘的英姿在大小不同的舞台上都展现过，使不少知青家长也感到放心和自豪，不过，割胶工的苦处你未必知道。凌晨2点半，她们就被叫起，稍作梳洗装束，就吃夜餐。夜餐一般是鸡粥之类。3点钟出发到胶林。到了自己的林段，就要分开工作了。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分开”，不是5米10米的分开，也不是30米60米的分开，而是100米200米的分开，是中间隔着一两排防护林的分开，是呼喊也难以听闻的分开！试想想，一位妙龄少女，在夜阑时分，在胶林深处孤身工作，朝朝如是，现在的小姐们敢吗？也得感谢“毛泽东时代”，那时治安比较好，不然，象现在这样，不知会产生多少悲剧和惨案！割胶的工作，要心细手轻，斜顺着树身原有的割口，轻轻割去一层内皮，乳白色的胶水即慢慢沁出，并顺着一块小铁片，流到树下放着的胶杯里。当你负责的胶树都割完了，已近天明，稍事休息等候，然后开始收胶水。割胶工手提大铁桶，一边行走一边弯腰，把一杯杯的胶水倒进大铁桶中。当两只大铁桶差不多装满，就是收工之时。这时，割胶工要挑着数十斤的胶水行走十几或二十几分钟回到队里，称罢胶水，才能休息。如果你以为她们可以休息一整天，那就错了，上午9点半或10点，她们又要起来，去干些锄草等工作，下午继续干活。如此算来，割胶工的工作，远不止8小时！
割香茅 香茅是一种香草，可榨出香油，用作化工原料，不知屈原的诗中有没有描写过。它的叶子细长柔软，但边缘带锯齿。种植时，只须放下一小株，不久则渐渐叶片旺盛，到了一定程度，即可割下。由于叶片带齿，故割香茅时必须穿上一件粗布衫，以保护左边的身体。割茅时，左手抱茅，右手握镰，将茅割下，割至抱不住时，放置地上，然后再捆绑成一大把。这个工作有些危险，一来茅叶有齿，二来香茅镰甚利，但无机械可操作，只得用人力，梁慧生
、罗耀光、余慕红、文妙兰等都割过。另外，在盛夏时节，再穿上一件粗布衫，已不是汗流浃背可形容，所以，平时就多汗的余慕红常因皮肤敏感而要请假休息。有些知青不擅长割茅，可免去这苦差事，担任挑茅，如陈贤庆
、赖经文、谢广淮等，但要将那一束束沉重的，散落在田地四周的香茅挑到一处，然后再装上汽车，真不知要花费多大的气力，流下多少的汗水！
施水肥 无论是已开割还是没开割的橡胶树，都必须经常浇水
、施肥，否则，胶树何来乳汁？这里着重说说施水肥的情况。施水肥的工具是一副木桶，桶身处装有一根向上斜出的竹筒，筒口处装有一喷头。肥水装在肥池里，一般混有尿素等成分。工人挑着水桶，从肥池的梯级下去，转身，然后用左右手把左右两只桶装满肥水，一般有七八十斤重，须挺直腰身，再拾级而上，然后走到或近或远的胶树处，身体仍站立，只用手腕将水桶压至倾斜，让肥水从竹筒流出，经喷头洒向树根。当两只桶里的肥水都倒完了，再回到肥池，重复刚才所叙述的动作。如果只干一两个小时，那还没什么，但如果干上半天或一整天，那就够呛了，而这工作，并不分男女，几乎每一个知青都干过，并经常干！至于干这活的时候，穿不穿鞋子？那真是穿也难不穿也难：穿布鞋，湿透；穿水鞋，步履艰难；赤脚，肥水会腐蚀皮肤！总之，当时那艰难困苦现在也还刻骨铭心。
挖打肥池 上面说到，施水肥的肥水从肥池中来，使我们很自然回忆起大概是徐闻农场特有的肥池。徐闻是干旱地区，境内似没有一条河流，如何灌溉那么多的胶林？原来靠的是橡胶林边的一个个的肥池。肥池纯粹用人手挖掘，凭三齿叉，梆头（锄头）等工具，在地上挖出一个五六平方或七八平方，深两米的池，留一道梯级至池底。这工作当然也是很吃力的。肥池挖出后，并不能马上蓄水，下一步工作是打肥池。所谓打肥池，说来也奇特，开始，两三工人各手执一根开叉的竹片，在池壁池底等不停地抽打，打了一两天，改用一根特制的有手柄的木板拍打，如此不停地又打一两天，就差不多完工了。这工作比不上担担抬抬辛苦，但要手不停地打上一整天，却又是难熬的，除非是跟你喜欢的人儿在一起，说说笑笑，否则，你会觉得度日如年！肥池完工后，由汽车拉水灌满。不用水泥灰沙砖石构筑，那肥池居然不漏水！
施牛栏肥 上面说的是施水肥，还有施牛栏肥的。所谓牛栏肥，是由牛粪尿与杂草沤成。先用牛车将黑色的略带牛粪臭味的肥运至胶林中，一堆堆按距离放好，一些工人负责在树根处挖坑，另一些工人则用畚箕把肥挑到坑处倒下，另一些工人负责填土。无论哪一个工序，都是吃力的，不过比较起来，施牛栏肥总比施水肥会舒服一些。
割草与锄牛栏肥 上面讲到牛栏肥，是由牛粪尿与杂草沤成，那杂草从何而来？一是经榨炼后的香茅叶，二是上山割的草。说到割草，也不是一件轻松写意的活儿。大家手执镰刀，专往山上茅草杂草多的地方钻，这样方能割到草，遇到老虎豺狼的可能性没有，但碰上黄蜂马蜂或竹叶青，饭铲头之类的毒蛇，则不足为怪。草割下之后，由牛车运回牛栏卸下，让它与牛粪尿日夜融合，最终成为一体。
草与牛粪尿虽融成一体，但如果不把它锄为碎块，也不能加速它的腐烂而成为堆肥，更难以施放，于是，就有了一项工作叫锄牛栏肥。全组工人或若干工人站于牛栏内（此时牛已外放）排成一行，一起挥锄，同步前进。工作的目的很明确，动作也很原始，就是用锄头把那些草与牛粪混合之物锄碎，锄得越碎越好。这应该算是一项较轻松的工作，但工作的环境不卫生，空气中弥漫着牛粪尿的气味，如果工作中的数人没有什么话题，身边又不是你的情侣，那时间肯定过得特慢！
赶牛车 生产队的主要运输工具是牛车。牛车，顾名思义是用牛拉的车，两个木制的大轮子，盛托着车箱；两道车杠与牛脖相连。拉车的牛，可以是水牛，也可以是黄牛。赶车时，人一般坐在车箱内，当然也可以坐在牛背上。在农场，男女工人都会赶牛车，因此，男知青也很快掌握，伍俊文
、赖广田、王国伟、苏火生等，就常干这一工种，而女知青，如姚萍等，也成了赶车的行家里手。赶车中最难的一道工序，恐怕就是开始时如何抓得住你要使用的牛，并把它套进车中。你必须手执牛绳，在牛栏中找到它并抓住它，然后用绳子绑住他鼻子上的铁环，再把它拉到车边，左手托起车杠，右手把牛牵进去。一般情况下，牛是听话的，但有时遇到调皮野蛮的牛，把你折腾半天，它也不肯进去，把你气得直想掉泪！
在农场，赶牛车应算是一项美差，起码赢得来在路上那一段空闲；赶牛车往往是单干或两三人的小集体劳动，不在组长眼睛的注视之中，也乐得自由。牛车一般都是用来运送肥料，所割下的草，以及其他的收获物，当你把要运的物资装好车，坐在车上挥动鞭子时时，你就会轻松一些，并会产生一种驾驭他人（尽管是牛）的快感。只要你不是太蠢的人，驾驭着牛车直走或拐弯都不是很难的事，你可以不时大声吆喝几声，或者唱上一两首歌，在那“广阔天地”之间，你不必担忧你的歌声会干扰了别人，男知青陈贤庆就经常在赶车途中引吭高歌，唱得最多的是《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和《山间铃响马帮来》，所不同的是，唱的是“马”，赶的是“牛”。
随汽车运输 如果说，在农场只有坐着最原始的运输工具干活的话，也不确切，有时，我们也会被安排随汽车运输物资。农场场部有一个汽车队，为全场各队服务，当生产队需要运输什么，就会安排一两部汽车到来，那么，队里就派人随汽车，去运送需要运送的物资。老实说，无论运送什么，如香茅
、沙石、砖瓦、化肥等，装车和卸车都是辛苦的，而且只能坐或站在车箱里，但由于可以随车去一些地方，当然是越远越好，知青们尤其是男知青都十分乐意干这一工作。不过，由于徐闻的泥土的特点，汽车常会在路上打滑或陷进坑里，需要下车合力去推。有时，在途中遇到暴雨或雷电，那更是只有听天由命了！
除草 徐闻日照时间长，夏季多雨，草长得特别快，因此，为橡胶树及其他作物除草，就成了一件经常性的工作。除草，无论怎么说，也算一项较轻松的工种，你只要手握半月形的镢头，把不该生长的杂草除掉就行了，然而，由于草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常常是“春风吹又生”，所以，闲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就去除草。喜欢说话的人，尤其妇女们，除草就是最好的机会；热恋中的情侣，你要想办法和恋人挨在一起，齐头并进，不时切切私语；至于只想沉默思考的人，你可以落后于他人，求得清静。为了有效地斩草除根，队里经常利用盛夏正午时分，敲钟组织“大会战”，全队人拉到胶林除草，让被铲掉的草在正午火辣辣的阳光照射下随即晒死。不过，草是晒死了，但人也晒得几乎休克，回来补充的那一碗鸡粥是无济于事的。当年那种“大会战”，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种收花生 农场除了种橡胶、香茅外，还种一些经济作物，其中花生种得比较多，除了解决全场职工的吃油，恐怕还有外调。种花生须有种子，花生仁便是种子，这恐怕是知青们到了农场才知道的。剥花生种这工作，往往在下雨天做，大家集中在礼堂里，手拿一只小盆子，把花生壳剥下，仁儿放在小盆中，多轻松！多惬意！既可以谈天说地，又可以不时地吃上几颗，补充点脂肪。种花生时，老工人用牛拉一犁开出一道浅沟，后面的人左手拿着一只装着花生种的小盆子，身体前弯，右手执花生种均匀播于沟中，然后用双脚把泥左右拨动，以盖住种子。工作就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然而，把腰弯半天或一天，当晚，你可能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在花生成长的过程中，当然少不了除草施肥。苗长出花，花落下地。到了收获季节，又是得弯腰干活，把花生藤连根拔起，长在泥土之下的串串花生便随之出现；先把它们放到一堆，再由另外的人，拿起一束束的花生藤，往箩筐边上抽打，一颗颗的花生便落在箩筐里，然后，用牛车运回晒场，把它晒干。每一工序，都得付出大量的汗水啊！
种收番薯木薯 除了花生，队里也种了不少番薯、木薯等。种番薯用的是番薯藤，其步骤是，老工人用犁开出一道浅沟，后面的人左手执预先从别处割下的老薯藤，右手弯腰把薯藤在沟中按大约8分的间隔按下，然后双脚左右培土，把薯藤的半截压实。种番薯比起种花生要辛苦，腰弯得更低，手也肮脏些。种木薯与种番薯类似，所不同的是，种木薯用的是一截15公分左右长的木薯枝节，按大约1尺的间隔埋半截于土中。
番薯成熟时，预先把老的薯藤割下，用作薯种。收番薯时，并非用人手去挖，而是用牛拉着犁，把埋在地里的番薯翻起，后面的人提着箩筐捡拾，有犁不到的，则用手或脚或锄把它弄出。收获的番薯放在一堆，然后用牛车运回队里。木薯长在地中，它的枝干有一人高，并有节，因此，收木薯就凭双手，戴上手套，用力往上拔，木薯就会被连根拔起。当然，会有断开留在土中的，则只能用锄头等工具挖掘了。挖出的木薯，用刀砍下，堆在一起，同样用牛车运回队里；木薯杆留下，有的作种苗，其余的作柴烧。
无论是收番薯还是木薯，虽然辛苦，也是愉快的，毕竟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番薯和木薯，还有大薯等，不仅是喂猪的饲料，也是人吃的主要杂粮，在米粮不足的时代，它们显得太宝贵了，曾经试过多次，晚上饿得难受时，就走到猪圈的大锅里，从那些本来是给猪们享用的番薯中挑一些大一点的，让我们这些“人”来充饥！当然，勇士农场也有些番薯的精品，有一种称为“黄金薯”的，又黄又软又甜；另一种叫“槟榔薯”，带些紫色，又香又粉。这两种精品，至今令我们回味。木薯中也有精品，称为“面包木薯”的便是。木薯一般含有微“毒”，须经水泡浸，方可食用，而“面包木薯”则无须泡浸，蒸熟即可吃，又香又软又粉，如同面包，离开农场后，我们都没有吃过了。
收砸油茶果 徐闻是个多台风的地区，要减少风灾，就必须种植防风林带。一般以高大的木麻黄树作为外围林带，内围的，多用台湾相思树和油茶树。油茶树每年会长出油茶果。油茶果有点象沙梨，但它不能吃，只能取它中间的核来炸油，作食用或化工原料。收获油茶果的日子也是愉快的，全队工人来到油茶树林带中，男男女女，只要你敢爬树，都会爬到树上，把那树枝上坠满了的果子一一摘下，放进随身带着的布袋或铁桶中。如果你身边是几位年轻漂亮的女知青，那情景，会使你想起当年放过的一部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不同的是，我们所摘的，是不能入口的油茶果，浪漫色彩就少多了。
油茶果摘了下来，并非就完工了，要把它们全部运回队里的晒场，经多天暴晒，表皮渐干裂，然后，全队职工集中在晒场，坐在小板凳上，用槌子，木棍，刀背，石块等物，把油茶果的表皮砸开，拿出果仁。这工作并不容易做，时间一长，腰又累，手又疼，心更烦！最无奈的是，那油茶籽不是花生米，并不能吃，只能看着它们被装车运走。
看晒场 由于农场种了一些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需要在晒场中把它们晒干，于是，就有了看晒场这一工作。无论怎么说，这肯定是美差。早上开工时，把稻谷，花生等作物用木耙摊开，于是，就坐在某处的树阴下乘凉或谈天或看书，不时把走来啄食的鸡鸭赶跑即可。傍晚时分，再把作物耙拢，用胶布薄膜盖好即可收工。以上所说，是在天公作美之日，如果遇到风云变幻之时，那就倒霉了，天阴欲雨，你必须赶紧收拢；当你收拢后，天往往又放晴，你又要把作物扒开。所以，当你被安排看晒场，先别高兴，还得看看天，遇到不稳定的天气，你可能就是一天的瞎折腾。
以上所说的，是生产队的一般的工种，还有一些特殊的工种：
放牛 农场每个生产队都养有水牛和黄牛，除了作生产工具外，还可食用。放牛一般有专人，多是老弱病残者，12队知青中似没有谁专职放过牛。正因为老弱病残，所以时要请假休息，由其他人替工，知青也会不时当上放牛郎或牧牛女。放牛的目的是把它们赶去吃草，有草的地方必然荒芜，数十头牛并没有纪律性，到了一处就可能走散，两个放牛的人各顾一头，因此，你千万不要以为放牛很浪漫潇洒，其中一头特别调皮的跑到山沟或远处，你必须去追赶回来；如果有几头不守纪律，就要了你的命，午饭或晚饭你可能吃不上！
养猪 队里养猪也是专人，12队知青中似也没有谁专职养过猪的。养猪的工人病了，其他人替工，知青肯定也有人干过。主要工作是煮猪食，喂猪吃，洗猪圈等，干一两天无所谓，长期干就难熬了，除非思想觉悟很高，对养猪事业很有感情，如14队就有一位女知青，成了闻名全场的“养猪姑娘”，后来当上了省政府的处长。
种菜 队里的蔬菜自给自足，种菜也有专人。这里，要大书一笔，因为12队知青中，不仅有专职种菜的，而且有两位，他们就是男知青何国炘，女知青余玉英。他们不是干一两年，而是几乎整个知青生涯！此外，和知青们关系很好的职工子女吴莲清姑娘，也是专职种菜的。种菜的工作，大家可以想象，当然是播种，浇水，施肥，割菜四道工序，样样辛苦，时时肮脏，尤其是挑着粪水施肥，那是一般人也觉恶心的。寒冬时节，割菜洗菜，那双手更是难受，总之，难为这几位少男少女了。
当伙头 当伙头就是当厨师，不过那时没有这么文雅的叫法。队里的集体伙房，一般有三位伙头，主要负责煮大锅饭和炒大锅菜，厨艺不大需要，有气有力就行。当然，过年过节杀牛宰猪，也要帮得上手。三个伙头每人每月也要休息四天，于是又要替工，男知青也会轮上。说实话，终日拿镢头，换换拿锅铲，也是满惬意的。12队知青中，应没有谁专职干过厨房吧，倒是四小学校伙房，有一位读到高中的来自14队的知青，终日做着煮饭打柴的工作。
幼儿园阿姨 六七十年代，还未实行计划生育，农场的女职工又正处于当生之年，于是家家小孩众多。不过，队里有托儿所幼儿园，白天免去顾虑，只要定时回来开怀喂奶即可。由此，又产生了托儿所幼儿园阿姨这一工种。当阿姨的，肯定是做了母亲的妇女，女知青只有在阿姨需要休息时顶替一两天。这工作谈不上舒服，只是不用雨淋日晒罢了。追忆至此，不禁想起14队有一位女知青，虽身有残疾，仍勇于到农场来，队里后来安排她当了幼儿园阿姨，她终因思想问题而于69年6月投井自尽，葬于石板山上。
文艺宣传队 如果把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算一个工种的话，那也写上几笔。在文革期间，到处都有这种宣传队，农场也不例外，每年都组织一支，集中一两月两三月不等。知青到场后，各队总有些文艺方面的人才，很自然就成了宣传队的主力，而12队，参加过宣传队的就比较多，计有陈泽南、徐永祥
、王奕玲、张学愚、陈贤庆等。四小老师李红征不仅是宣传队的台柱，还是勇士农场的场花。能参加宣传队或能经常入选，肯定是最值得羡慕的了，别的不说，光是当其他知青在日晒雨淋的时候，你却在礼堂里唱歌跳舞，或坐车下生产队演出，你还能不知足吗？不过，勇士场宣传队也不是浪得虚名，73年8月至10月那一届，上述诸人都参加了，阵容最鼎盛，水平最高超，曾在整个师部作巡回演出，着实火了一把。
上述所提，都是生产队的一般工种，有些是临时的替工，有些是短期的组合，有一些知青，则是调离了生产队的，变成了其他“阶层”的人士。
卫生员 卫生员由场部卫生院选拔，培养及安排，能当上卫生员当然很荣幸，多数是女知青，也有个别男知青。生产队的卫生员可以说责任重大，且不说要负责队里一百多号工人以及家属的医疗保健，光是那接生技术就得很过硬，因为如果不是难产，老工人的孩子都经队里的卫生员之手接来人世！12队没有女知青当上卫生员，倒是先后有知青出身的温景红
、郑金训从别处调来12队当卫生员，又壮大了12队的知青队伍。
学校教师 老实说，不是表现出色，兼有点文化，是不会调去当教师，那怕小学教师的。12队偏偏就没有知青有这个福分，虽然第四小学就在12队旁边。我们想，可能是表现出色的，学历低些；学历高的，表现又“不好”。不过，在四小当教师的，不少就是附近队调去的知青，虽工种有别，但也互有来往。
武装连战士 一看到这五个字，就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兵团成立后，为显示兵团的特点，成立了一个武装连，从每队调去两三名出身工农，表现突出，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男知青组成，不用说，那是驻守在场部的一支“御林军”，有军装穿（无领章），有钢枪握（不知有没有子弹），半天训练半天劳动。不管怎么说，他们肯定是男知青中的佼佼者。12队中的王奕玲、黄汝强、何达超，便是从农工跃升为战士。
修配厂工人 光是看到“工人”二字，同样令人羡慕！工人阶级啊，领导阶级！修配厂设在场部，能上调修配厂当工人，恐怕也要通过严格的政审，12队的崔厚基、黎志光二位，就光荣地从农工变为工人。且不说从此可以在车间而不是在田间劳动，光是那政治地位，少说也是上升了一级。
基建队工人 农场各队的小规模建筑，一般由队里解决，但大的建筑，就由场部的基建队负责了。基建虽然也辛苦，但似乎比起干农活有出息，于是，能上调基建队，也是应该请客的。12队的高大有型的男知青陈日潮，就被抽调基建队当工人，可惜他没学到多少技术，不然，改革开放之初，当个建筑包工头，早就发达了。
拖拉机手 在农场，当你拿着镢头在挖坑或除草时，一部轰隆的拖拉机驶过，你看到高坐在驾驶室中开拖拉机的是你认识的知青，你肯定会哀叹同人不同命！是的，那年头能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就像现在当上一家上市公司的主席差不多，12队知青还数陈日潮有幸，离开基建队后又调到了机一队！不过，开拖拉机虽然潇洒，但食无定时，还经常开夜班，可能陈司机正是如此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病，留医湛江，幸而治好，活到今天。
汽车司机 如果说，当拖拉机手已令人羡慕，那么，当上汽车司机，更是几世修来的福。场部有一个汽车队，负责全场的运输任务。在徐闻的公路开车，很难说是一种享受，但开汽车毕竟是一门真正的最有用的技术，如果哪位男青年进入了汽车队，他肯定一夜之间红过现在的谢霆锋！12队没有哪位男知青有此幸运，但来自汕头的退伍军人吴汉标有此幸运，当上汽车司机不久，便抱得美人归。
沙场砖厂工人 同样是“工人”，最倒霉最没出息的，应数调到沙场和砖场的那几位。沙场远在海康县的一处海边，那些海沙可作建材。于是，有七八位男知青调去守沙场，负责挖沙并装沙上汽车，12队的高永亮（？）是其中之一。我们想象，每天看着蓝天大海，该是很浪漫吧，但七八个男儿守着那荒凉的沙场，日子又是多么难过呵！
1970年6月，农场为了解决建筑用的红砖，在12队附近成立了一间用机器生产红砖的砖厂，从附近6个队各抽调1位老工人和3位男知青，共二十余人，白手兴厂。12队的知青谢广淮、苏火生、关本源被调去。但该厂始终技术设备及土质不及格，渐便呈半死火状态，后遣散了一部分人，留下10人左右。山林包围着的砖厂，更显得寂寞，以至本来就有皮肤病的关本源，精神忧郁而成颠狂，被送到海康龙门医院，后病逝。支撑至1972年10月，砖厂最终解散，除谢光淮、苏火生归队外，来自14队的梁慧生、陈贤庆、赖经文，来自16队的欧德谋、雷厉行等，也调归12队。如此一调动，使得上述五位外来知青增添了一段生命中最难忘的经历，也为12队的知青生活带来了更多的色彩。
五
知青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
1968年11月，知青们来到农场。那时，急风暴雨式的文革虽已过去，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深入持久地开展，我们在农场的生活，包括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
我们来到农场后的一段时间，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政治形式仍旧进行。现在的青年人肯定不知上述那三种东西为何物，在此不妨稍作解释。
早请示，即早上起床后，要先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作法如下：全队或全组人员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红宝书，即林彪指令编写的一本收录着毛泽东语录的红皮小册子，读上一两段，再唱一两首语录歌。意思大概是说：“伟大英明的领袖，我今天开始工作了，我要按您的指示办事。”
晚汇报，即晚上睡觉前，重复早上的动作，不同的是，晚汇报主要是反省自己白天有没有做过错事坏事，向毛主席汇报。
跳忠字舞，即按语录歌的曲子再由舞蹈家编成一段段舞蹈，大家来跳，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但是跳不跳却是态度问题，因此，男女老少排在一起，手舞足蹈，那情景和现在公园里的人们练功有点相似，不过动作当然会刚劲多了，但又滑稽多了。知青们年轻，有文化，又来自大城市，舞蹈动作当然会好看一些，所以，还可以当老工人的指导老师。
上述三项，实属荒唐，现在想起，既感到可笑，又不禁长叹，但当时全国皆如此，亦无可奈何，幸而农场并不算规范，没有朝朝晚晚如是。不过，有一样事，是不可不做的，那就是，当年，毛泽东常有“最高指示”发出，全国都要欢呼一番。如果是白天发出，那倒好，我们可以停工去庆祝，但往往又没有这么好的事，那“最高指示”偏偏要在半夜大家入睡了以后发出，这真是不知为何了。晚上，当大家睡的正香甜时，支书或队长猛敲一阵钟，同时广播器亦响起，于是，大家都知道又有“特大喜讯”了，只得从被窝里爬起，到队部前的空地集中。从广播以及支书的口中大概知道了“伟大领袖”又说了一句或几句什么话，于是，大家又要表现出兴奋的神情，喊一通口号。接着，全队职工列队出发，前面由锣鼓开路，走出居住区之外，踉踉跄跄地融进了浓黑之中，边走边喊口号，顺着公路绕到晒场，然后回来，再上床睡觉。思想觉悟“不高”的，倒头便入梦；思想“反动”的，先在心里恨恨地骂上几句，再倒头睡去；对领袖“无限忠诚”的，还要激动一阵子。不过，那锣鼓声和口号声，似乎仍久久回荡在夜深的胶林中。
这种夜半来临的“特大喜讯”，如果偶然一次，那还没什么，但我们记得，来得最频繁的，当数1969年上半年吧。那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们的后辈，肯定感到匪夷所思呵！如果说，上述的那些政治行动还属偶然性的话，那么，开会学习则是经常性的事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讲政治”的年代，基本以文盲和半文盲为主的农场生产队职工，白天要从事艰苦的劳动，晚上，还要经常开会，学习，讨论，这真是非常厌恶，但又是非常无奈的事，尤其对于知青们！
当晚饭后，冲完凉不久，一阵敲钟之声响彻夜空之时，人们就要赶紧准备，手拿一张小板凳，来到了队部前的空地，分开小组坐好。主席台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盏现在很难找得到的汽灯，发出惨白的光。支书和队长，原来都是文化不高的农工出身的人，但由于经常要讲话发言，也渐渐练得不错的口才，连续说上一两个小时并不成问题，内容当然大多是读那时几乎隔天即有的“重要社论”和什么“红头文件”。台下那一百多号十分疲惫的职工们，或互相低头耳语，或独自猛打磕睡，一直熬到9点半或10点，方能散会。有时是集中开一会儿大会，又分成生产组讨论，这时，最难为的就是那小组长，必须组织全组的人开展讨论，每当冷场，组长就会求大家讲多几句，尤其是求助于有点文化的知青。我们还深刻地记得，当年那文化很低的陈声华组长
、黄兆桢组长、梁翠玉组长等在小组讨论会上的窘态。老实说，那时12队知青的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也不高，除了张穗芬
、徐永祥、谢广淮等，其他人也讲不了几句。
知青陈贤庆的文艺知识较为丰富，但政治理论水平肯定是低下的，但是，组长叫他讲他就毫不客气地讲，他把这“发言”当作锻炼思维和口才的机会，居然也有些收获，为他日后当上高中语文教师打下基础。总之，在那些讨论会上，大家必须讲讲“理论”，再讲讲笑话，方能打发时间。如此浪费生命的会议，知青们有时只好用“装病”的做法，躲在宿舍里睡上一觉以躲避。
但是，有些集会，又是非常严肃的，气氛凝重的，你不参加或不认真，则是政治态度和立场问题了。1970年2，3月间，全国进行一个“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这个运动，名目好听，其实是“发动群众斗群众”。12队的老工人中，冯某某、赵某等，又被拉出来斗一番。知青们对那些“反革命份子”并无宿怨，但因那是“阶级敌人”，你也必须表现出应有的激愤。幸而12队在这场运动中还没斗死过人，我们旁边的14队就连续有三位老工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
，两位自杀成功！1971年10月初的某一天晚上，依旧由吴支书敲钟开会，但这个会开得神秘，不在平时的会场，而是把全队职工，包括机三队，砖场的人员，集中到机三队的一处车库内，四周还放有岗哨，这开的是什么会？在凝重的气氛中，支书宣读了一个中央文件，把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彪副统帅，是个大阴谋家野心家、想谋害领袖的元凶！并于半月前乘飞机外逃，已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其后，又开展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毛主席告诫全国人民，不要上林彪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当。我们的吴支书也在大会上很艰难地讲着那“天马行空”“克己复礼”“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等孔老二的故事，不过，知青们的头脑越发混乱了。1975年4月，又掀起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回的矛头是指向被打倒又重新掌权的邓小平，害得我们的吴支书又要大讲一番显然他不很熟悉的《水浒传》，
他肯定也很不明白，包括知青们也不明白，批判邓小平因何会扯到宋江那里去！
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权力争斗，注定了我们知青生涯的苦难和曲折。刚到农场时，由于大家年纪还轻，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尚有一种农忙时节下乡帮忙劳动的感觉，终日笑声，歌声，嬉戏声不断，还组织过文艺宣传队，在队里和附近的农村演出。但是，过了一两年后，思乡之情渐渐浓烈，对未来又感到茫然。这其间，文化生活的贫乏更加速了苦闷无聊的心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毁文化的运动，作为正处在求学年龄的知青们来说，失学已很不幸，又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是最难得，最宝贵的个人休息娱乐时间，却常要开会讨论，参加政治运动，能不丧气吗？那时，当然也提倡青年人看书学习，斗私批修，但看的书只是《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1至4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批判孔子的一些小册子，事实上，也是“学而优则仕”，谁学得好，就有可能获得名衔，改变处境。只可惜，那些著作，和国家的现实，知青的苦况形成巨大的反差，要想了然于心，学有所成，的确不容易。如高中学历的陈贤庆知青，就曾诚心地研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但终因思想境界过低，而未得导师的精髓，始终未能解决思想问题，甚至更加混乱和矛盾了。当年，在全国知青中肯定产生过学毛著标兵之类，勇士农场也应有，但可惜12队知青中未出现过，就连大家公认的最靓，最乖，最正派，最勤劳又勤学的张穗芬，可能仅仅因其父母是大学教授，属“臭老九”，而未能得到好一点的待遇，只能一直在生产队里干着农活，那其他人就更难有指望了。
学无所成，有点文化享受也好，可怜的是，电影重复放着《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几部，即使如此，遇到《英雄儿女》
、《列宁在10月》等有点人情味的片子，虽已看过多遍，且远在场部放，也会步行来回二十公里去再看一次；而《红灯记》
、《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样板戏，已被迫看了数遍，但当电影队来生产队放映时，也还是再受一次“教育”。音乐方面，同样贫乏，除了农场文艺宣传队偶然到来演出外，则“终岁不闻丝竹声”，女知青们只有偷偷唱一些文革前的旧歌，如《敖包相会》
、《山渣树》、《红梅花儿开》等；男知青则大胆学唱一些港台的流行歌曲，如《绿岛小夜曲》、《忘不了》、《一水隔天涯》等。幸亏老工人普遍文化不高，也不知你唱什么，总算没有在这方面出事。砖厂的梁慧生
、陈贤庆、欧得谋等知青，会一点吉他、小提琴、二胡等，1972年10月砖厂解散归入12队后，队里才多了一点乐声。其后，罗耀光、何国炘等也加入了学弹吉他的行列。至于说到文艺书刊，那时除了鲁迅的作品，就是浩然的《金光大道》等，知青中几乎是无书可读。1973至1974年间，知青陈贤庆试着自己胡编乱造写了一点“文学作品”，如小说
、电影文学剧本等，想不到那些幼稚的“手抄本”也受到知青们的喜欢，争相传阅，由此可知当时文艺书籍之奇缺。但是到了1975年4月，陈知青因写作“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而受到批评，不敢再写，大家连这类“手抄本”也看不到了。
由于文化贫乏，物质短缺，工作劳累，精神颓丧，知青们极其希望能改变处境，但又如何去改变处境？1970年9月，有一批汕头，海康等籍的复员军人来到勇士农场（其他农场肯定也有），当然，绝大部分都是充当一般的农工。过了不久，他们渐觉心理不平衡，毕竟是当过兵，保家卫国吧。于是，约1971年某月，他们联合起来，到设在海康县龙门镇的兵团第七师师部集体请愿。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但兵团领导自有办法，请愿很快平息，带头闹事的人物当然没有好果子吃。不过，这一闹，也有了一些作用，农场首长多少也要正视复员军人的处境，其后，有些复员军人不用再拿锄头，如12队的吴汉标，抽上汽车队当司机；吴先永，抽上四小当老师。
复员军人可以如此请愿，多少改变处境，但知青哪敢？你们有什么本钱？你们不过是城里的富余人员，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此，知青要想改变处境，除非有人开恩了。1973年6月，报上忽然载有一则消息，有一位好心人，名叫李庆霖，冒着政治风险，毅然上书毛泽东，述说知青处境之苦。想不到这封信竟然能到达领袖的案头，并打动了他老人家，知道了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中并非个个都“大有作为”，有不少“娃娃”（毛喜欢这样称年轻人）正在受苦受难。于是，毛泽东不但回了信，而且还寄上300元钱！这事使李庆霖交了好运，被提拔到中央当上了大概是“知青办”副主任，更重要的是，各地对知青出现的问题有了重视，起码在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12队的知青宿舍，知青冲凉房，大概是在李庆霖上书事件之后建起来的吧。
生活有了一点改善，但显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过了几年后，摆在知青们面前的最主要的难题是：是扎根农村农场，还是想办法离开，如何离开。
随着岁月流逝，知青们的年龄也逐年增长，青春的骚动也使得心绪不宁。于是，有的女知青在碰到认为合适的年轻的工人，尤其是开拖拉机开汽车的，就与之结合，组成一个小家庭，生活会好过一些。但是，有了家庭跟着就有小孩，于是，肩上的担子反而更重了。有的因夫妻双方在经济或感情等方面产生矛盾，因而数年后又得分手。
更多的知青，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逐渐产生了感情，进而发展到爱情。不过，在爱情与婚姻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鸿沟，在农场结婚则意味着扎根，可能永远回不了广州，因而令他们不敢跨出那一步。这样一来，他们始终处于“热恋”的阶段，在等待时机……但尽管如此，有了爱，总是好事，起码可以使两颗苦闷寂寞的心得到暂时的慰籍。如果情侣是在同一个生产组，那么，每天沉重的体力劳动可能变得轻松愉快；当那夏日黄昏降临，得知晚上又不用开会，那么，心潮必然翻滚，在急急冲完凉之后，双双便到住地外的公路上散步，在防风林中谈心，在某块平坦的草地上坐坐，承受着那凉风的吹拂，细数那天空的星星，也真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冬天或下雨的夜晚，女知青那集体宿舍的大门也为她们的男友而开，当男友怯怯地蹩进“女孩们的闺房”，其他女伴都会知趣地聚集到另一边，让当事人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谈心的环境。有时是几对情侣分处几个角落，互不干扰，用现在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于是青春男女们生活劳动在一起多年，不可能没有一点感情的瓜葛和矛盾，二十多年过去，大家回想起来，感慨万分，一切前嫌均已冰释了。
有一些知青，走的是另外的道路。如队友关本源，初到农场时还活泼开朗，但由于他有较严重的皮肤病，又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经常要出大汗的劳动使得他身心受损，渐渐精神崩溃，终于得了精神病，被送到龙门医院，其后不知什么时候去世了。朱祺队友，忍受不了那种知青生活，到农场数年后，开始离场回广州，偷渡香港，曾被押解回场一两次，终未成功，大概是1976年后才实现了愿望。欧得谋队友，本是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但由于家庭的不幸遭遇，在农场又感到前路茫茫，于1973年5月间，与亲戚一起偷渡香港，结果葬身怒海，英年早逝！
六
知青与老工人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之一，说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今天，我们都意识到：贫穷产生罪恶。但在当年，却认为越穷越革命，因此，有文化的人不是去教育没有文化的人，而恰恰相反，让有文化的人去接受没有文化的农民农工的“再教育”。这种荒唐的事持续了十几年，不知毁了多少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当然，话又说回来，并不是说贫下中农就一无是处，不值得学习，至少，在勇士农场，在12队，我们感觉到，那时的老工人，的确又是思想素质比较高的，尽管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他们的优点，我们归结起来，主要有这么三条：一是，他们都是翻身农民，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因而对新社会，对农场的生活已感到满足，对党对领袖无限忠诚。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善于纵向比较，因而也可以得出较准确的结论，这是知青们比不上的。现在的我们，因为经历过艰苦的年代，对目前的民主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会有一种满足感，但我们的子女却事事不满足，原因也是缺少纵向比较吧。二是，老工人们都能吃苦耐劳，并且乐观处世，这一点，正是我们城里来的知青最欠缺的。试想想，我们是1968年到农场，况且叫苦连天；而他们是1952年或之后去的，是建场元勋，该吃了多少苦！我们到农场时，他们还是住着半间房，子女三四个，白天劳动，劳动休息的时间也要打点柴，回家要喂鸡养猪种菜煮饭洗衣伺候小孩，晚上开会学习，总之，我们难得看到他们有很空闲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也尚有一点勤俭的美德，恐怕与当年受到老工人的感染有些关系吧。三是，老工人们普遍都是好心人，能善待并理解知青。据我们回忆，在当年12队，存心跟知青过不去，与知青为敌的老工人并没有，尽管知青也做了不少错事坏事。
对于第三点，我们要重点谈谈。知青到农场后，与老工人共同劳动，生活，渐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吴运安书记
、张文德队长、李秀深队长、汪海精副队长等，都对知青不错，一般能以教育的方式而不是以斗争的方式对待做错了事的知青，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12队的知青中还没有谁受过很严厉的处罚，这也是我们应该感激的；有的组长明知某知青装病不开工，但也体谅他或她太劳累，并不作追究；有的老工人在劳动中热情地向知青传受劳动技能；有的在劳动中处处照顾个小体弱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有的见女知青在冬天冲凉不方便，把她们叫到自己的小伙房，烧热水给她们使用；有的家里杀了鸡或鸭，尽管数量不多，也把知青叫去吃；有的把小伙房借给知青，供他们晚上谈心
、学习、拉琴之用；有的多次借自行车给知青使用，尽管用上一次车子就损伤一次；在后期，有的知青甚至一天三餐都在老工人家里吃，已成为他们家的一位成员；等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多少减轻了我们的心头苦闷，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我们每位知青，都有他们永远记住的一些老工人：
张穗芬忘不了胡姨；陈菲忘不了佩芳姨陈佩芳；何国炘忘不了高佬毅
为了记住当年与我们一起劳动生活，曾给予我们很多关怀和帮助的勇士农场12队的老工人，我们很希望能整理出一份详细准确的名单，也算是对他们的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