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太康年间

   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统一了中国。这一年,晋武帝改元为太康。从公元280年至公元289年,是晋武帝太康年间。

  晋武帝司马炎是晋朝第一个皇帝,他能够消灭东吴,统一中国,就是他的一大功绩。从他的前期统治来看,也确定表现出他是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因而在短暂的太康年间,社会呈现出一些繁荣的气象,这当然是因为他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能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

  晋武帝灭了吴国以后,命令州郡长官解除兵权。兵役是东汉末年以来农民最沉重的一种负担。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毅然下诏罢去州郡兵,使农民得免地方兵役,这个措施对恢复生产力有很重大的意义。
晋武帝还废除屯田制,实行占田制及其附属的课田制。屯田制在魏初起过积极作用,由于豪强大族的兼并,由于它本身的军事组织形式不能继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逐渐趋于破坏了。屯田制到了魏末晋初,不仅被剥削者贫困不堪,无法再继续生产,就是剥削者也感到无法再进行压榨。晋武帝即位前后,两次下诏罢屯田官。到了灭吴那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占田制和课田制,曹魏以来的屯田制基本上废除了。占田制和课田制实际是一种租赁制度。朝廷规定每户每人应种田若干亩,按规定的田数向每户每人征收规定的租税,同时,按丁(正式劳动力)加课新垦田。这种新制度的发展农业生产较有利,而农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与此同时,朝廷还对王公官员实行限田,虽然效果甚微,但是土地兼并多少受到些阻碍,对农民还是有益的。

  晋武帝还恢复户口,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私奴,使遭受了近百年大乱,损耗极为严重的人口得以回升。灭吴那一年,晋统计全国户口,共有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国总户口户增加一百万,人口增加一倍以上。晋灭魏至灭吴,前后仅十六年,户口的增长很快,显然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结果。

  晋武帝还改革了两汉以来极为烦杂的律令,去其苛秽,存其清约,制订出新的律令。新律令从汉律令的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晋武帝还令人抄录死罪条目,在亭子、旅舍等处悬挂,使人民都能得知。这种做法,在人民生活上,多少减轻些动辄得罪轻重无准的威胁。

  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又被老庄玄风所冲淡,其中,只有嵇康、阮籍的作品,还能保持着建安风骨。嵇康、阮籍都极其不满当时的政治状况,痛恨司马氏集团。阮籍为了避免被司马昭杀害,常故意纵酒烂醉,装疯佯狂。嵇康愤世嫉俗,时吐危言,被司马昭和钟会合谋害死。嵇康行刑之前,太学生三千人为他请愿,可见他当时很有威望。文学在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了高峰。当时诗人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潘岳最为著名。太康诗人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偏重修炼辞藻,形成华丽的风气,内容却是十分贫弱的。除了诗,太康诗人也大量写赋。左思的《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尤为巨著。左思构思了十年才写成,皇甫谧为之作序,张华极力赞颂,士大夫一时争相传抄,结果使得洛阳纸贵。左思的妹妹左芬也很有文才,后入宫当贵人。史学方面,有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八十篇,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六十五篇。此外,钟繇和胡昭的书法,卫协和张墨的绘画,都有创造性的贡献。

  由于晋武帝采取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措施,使得社会能够安定下来,久经丧乱的广大劳动人民才有可能恢复社会经济,补救战争创伤。据史书上说,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自东汉末大乱以来,这算是一个难得的光明时期。

  然而,这个光明时期实在是非常短暂的,黑暗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势力的代表正是以晋武帝为首的司马氏集团。在太康年间表面升平的背后,一场更大更持久的社会动乱正在酝酿之中。

  黑暗势力来源于分封制度和士族制度。晋武帝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为国王,本希望这些国王能起到屏藩帝室的作用,但实际上,他们很多就是野心家,分封制度造成了日后的八王之乱。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治者,在西晋建立以前已有了十几年顺利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士族集团。晋武帝依靠这个士族集团取代了魏室,因此他也就尽可能满足这个集团对财富和权势的要求。国家统一后生产的发展,使这个集团的贪欲越来越大,挥霍也越来越历害。

  晋武帝本人,开始还有所作为,灭掉吴国,天下统一以后,他也荒淫腐化起来。灭吴之前,晋宫中已有五千多名宫女,灭吴后,晋武帝又选取吴国宫女五千人,于是,晋宫中就有宫女一万多名。晋武帝自此无心国事,天天乘一辆羊车游历宫苑,羊车停在哪里,就找哪里的宫女作乐,使得宫女们用竹叶插户,盐汁洒地,引逗羊车。

  晋武帝荒淫奢侈,他的大臣和亲信很多也是如此。何曾每天膳食,值钱一万,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何曾的儿子何劭,每天膳食两万钱。任恺比何劭更奢侈。王济、王恺、羊琇又超过任恺,但还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恺和石崇斗富,王恺屡斗屡败。后来晋武帝特意赐给王恺一株高三尺的珊瑚树,王恺拿出来向石崇炫耀,石崇顺手击碎,取出自己的珊瑚树,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之多。

  当时的官僚名士无例外又都醉心于放荡、纵欲和清谈,力图用老庄玄学理论来辩护自己贪婪卑鄙的行为和欲望。何晏是老庄虚无学说的主要倡导者和清谈的创始人。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这所谓“竹林七贤”,便是清谈家的代表人物。其中阮籍、嵇康、向秀三人,他们的放荡包含一些反抗司马氏集团的意义;刘伶和阮咸(阮籍的侄子)是酒狂,一生沉湎在酒里;山涛、王戎都是司马氏集团的重要人物,口谈虚无,却热衷名利。

  司马氏统治集团的腐朽,也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忧惧不安,傅咸上书警告晋武帝,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刘毅甚至当面指斥晋武帝,说他还不如东汉的桓帝、灵帝那样的亡国之君。但是,当时那种腐化奢侈、放荡清谈的风气,已经到了无法收敛的地步,终于由此而引起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接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