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东晋十六国

                  第一节    东晋的建立

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东晋时期。当时,东晋政权只控制了江南,而北方则长期处于分裂的局面。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16个国家(其实不止16国),所以这一时期南北合称东晋十六国时期。

东晋政权仍由司马氏所建立,东晋第一个皇帝就是晋元帝司马睿。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琅琊王司马觐之子。但稗史中说,司马睿由司马觐的爱妃夏侯氏与小吏牛金私通所生,实为牛金的儿子,这当然不能尽信。当西晋都城洛阳被攻破,晋怀帝被俘虏后,中原士民纷纷渡江避难,当时琅琊王司马睿管辖的江东便成了中原战乱的避难所,每天南渡者如同鲫鱼般多,成语“过江之鲫”由此而来,这事,史称“永嘉南渡”。

王导建议司马睿把南渡的名士俊杰收罗起来,一起共事。于是,司马睿共得一百零六人,全都封为掾属,当时称为“百六掾”,其中著名的有刁协、王承、卞壶、诸葛恢、陈頵、庾亮、周觊、桓彝,以及陶侃、祖逖、甘卓、周访等。长安被攻破,晋愍帝被俘,弘农太守宋哲从长安逃到建康(晋愍帝时改建业为建康),传达晋愍帝的诏令,命司马睿统摄万机,重组政权。于是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晋愍帝死后正式称帝),建立起东晋王朝。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宗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也是东晋的实际创造者。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共同维持东晋朝廷。当时,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占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王导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尽力在调剂这些矛盾,造成一种偏安江左的局面。

北方来的名士,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前骑都尉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周觊说:“我因中原动乱,来此求全,不料如此薄弱,怎能成事呢?”桓彝见了王导,被他一席话说得心悦诚服,又对周觊说:“江左有了管夷吾(即管仲),我不必再忧了。”王导常与群僚们到建康城南的新亭设宴共饮,一次,周觊凄然叹息地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换了长江边!”大家都相视流泪,唯有王导愀然变色地说:“大家应当尽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作楚囚相对哭泣!”大家也就振作起精神。

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晋元帝司马睿由于缺乏才能和声望,他初到建康时,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堂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人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荣、贺循,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公元三一八年,晋元帝改称晋王为晋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晋元帝三四次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因为姓司马有权被推为皇帝外,其他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教,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选用自己亲信人也不能无顾忌。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上司马氏势力远不敌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的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人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平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皇帝维持这种平衡。

晋元帝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到时再称皇帝不算迟,结果周嵩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谴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结果熊远被贬官出京。至于实行北伐的祖逖,更加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他孤军北伐,得不到朝廷的支援,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作战。

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继续,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也是很严重的,在用人方面,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和西晋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劳动人民的痛苦可想而知。同时,南渡的北方士族,为了在南方迅速建立他们的家业,加紧进行上地的强占和兼并,南方的士族为了保护自己固有的产业,也和北方士族进行激烈的明争暗斗。至于那些离乡背井,流亡到南方来的贫苦人民,除了被迫当奴隶,当佃客或当兵之外,别无出路。广大人民之所以能够在东晋统治集团的剥削和压迫下生存,是因为它终究是汉族政权,广大人民希望它抵御北方非汉族统治者的入侵,更希望它能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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