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岁月追忆

——徐闻县勇士农场12队知青回忆录

陈贤庆

翻开祖国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形似一只雄鸡,这雄鸡有两只脚,一只是台湾岛,另一只就是海南岛。而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就是雷州半岛。雷州半岛的北部属海康县,南部属徐闻县。徐闻何以得名?据传,徐闻三面环海,形似一叶靠岸的小船。而徐闻城中的登云塔高高耸立,正如桅杆揭起,大有扬帆启航之势,而四周海上波翻浪涌,涛声震荡,徐徐而闻,故而得名。过去,徐闻是赴海南岛的必经之地,故肯定留下过包拯,苏东坡等人的足迹。近日报载,据考古学家考证,徐闻县还可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徐闻县的中部,有一个农场,叫勇士农场,不知当年是谁给了它一个如此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在196811月,数百名广州的青年学生,来到了勇士农场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开始了他们的数年甚至上十年的知青生涯。其后几年间,又有一些广州,汕头,台山等地的青年来到农场,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数十位知青。1976年后,他们陆续返城,到1980年,已基本离开了。

     2000916日夜,二十多位原勇士农场12队的广州知青,相聚在番禺莲花山下的一处度假村,一边举头望着尚还圆满的月亮,一边回忆着三十年前的雷州岁月。这样的聚会,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已有无数次,然而,知青生活却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如同一首唱不到尽头的歌。尽管在农场时,彼此之间会有矛盾,有摩擦,有纠葛,甚至有怨恨,但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家早当父母甚至快当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之际,还有什么不能放得下?那一夜,他们依旧说着,笑着,唱着,遥远的追忆使他们似乎一下子年轻了二三十年。然而,大家毕竟年已半百,两鬓苍苍,岁月催人老,还能有多少次的聚会追忆?这班昔日的同学与场友,此刻,忽有一种并非无端的忧虑:过去那一段艰苦的却又难忘的岁月,恐怕会随着不久而来的老人痴呆症或伯金逊症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由此,忽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趁大家头脑还清醒,还能回忆起一些往事,何不把雷州半岛那段酸甜苦辣的日子记录下来,作为大家晚年的一点精神慰藉?

二三十年前的往事啊,要回忆并记录下这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往事,当然不容易,但,只要大家都参与,能回忆多少就记下多少,总会日趋详细,日趋完善的。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一些文字…… 

                   12队知青的组成

在华南大都市广州,和国内许多城市一样,都把其中一条最繁华最主要的马路以国父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于是,横贯广州市东西的那条大马路就叫做中山路。中山路很长,又分段为中山一路至中山八路。在这八个路段中,又以中山四,五,六路这三段最为繁华。老广州们都知道,过去广州市主要的购物区,就在中山四路,五路,以及永汉路(后更名为北京路)。尽管现在由于旧城改造及地铁兴建等原因,中山路已无复旧日南国那特有的风貌,但她在老广州们脑海中的美好形象,应是难以磨灭的。由于中山四路,五路是著名的路段,由此又派生出一些著名的街巷,如大塘街,长塘街,旧仓巷,大马站,小马站,流水井等。我们这里不是要介绍广州市的老街老巷,而是以怀旧的方式,曲折地引出那一条我们生活过的,至今仍十分怀念的大塘街。

现在的青少年可能不知道大塘街,而在三,四十年前,它恐怕是尽人皆知的。在大学毛泽东著作的时候,它弄出了一些名堂来;此外,在这一条不算很大也不算很长的街巷之中,不仅有一些小型的工厂,而且还有一所中学!那所大塘中学,之所以有点名气,不是因为它是省重点或市重点中学,而恰恰相反,它是一所民办中学!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是很难找出几所民办中学来的。如果是现在,谁的孩子在民办学校读书,必然会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人们往往把民办学校与贵族学校划上等号。但是,在过去的年代,民办学校毕竟比较简陋,师资比较低下,于是,民办学校包括我们大塘中学的学生,就显得低人一等了。不过,只要自己不要看低自己,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目光?孔子当年开坛授徒,不也产生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吗?啊,好了,不要离题太远,还是言归正传。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大革命”,把千千万万的大学,中学的学生都卷了进去,那时已无公办,民办学生之分,只有“主义兵”“红旗派”的派别之分了。大塘中学的学生也参与到广州市的派别混战之中。本文并不在于回忆那一段历史,故只选取其中一个短暂的镜头,以供诸位“怀旧”:某月某日,身上穿着不知从那弄来的绿军装的大塘中学的学生徐永祥,谢广淮等,开着一部也不知从哪弄来的吉普车,在广州市的某路飞奔。他们正执行着一项战斗任务。谢广淮保持着一级战备状态,把一枚手榴弹握在手中,手指扣着弦,随时向某个目标抛出。然而,未经考牌领取驾驶证的徐永祥,在某个拐弯处使得车子变作底朝天!这还不算最可怕的!一息尚存的这几位红卫兵,惊恐而绝望地看着谢广淮手中的手榴弹,弦线已经拉开了!这时,大家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等待那悲壮的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在我们今天,喝不死人的农药等伪劣商品经常可买到,然而,想不到六十年代也有炸不响的手榴弹!于是,几位少年幸存下来,与其他同学一样,卷进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洪流,成了日后的下乡知青,并与广东省华侨中学,广州市黄埔港中学,广州市32中学等上山下乡知青,在远离广州近700公里的雷州半岛上,合演了一部青春悲喜剧。

19681111日,南国秋季的早晨,凉风习习,薄雾冥冥。大塘中学一百多名学生,回到学校集中,然后,坐专车到远在广州市东南面的黄埔港,准备远赴离广州市约650公里外的粤西的雷州半岛。在黄埔港码头,虽则红旗飘舞,锣鼓喧天,扩音器里不停地播放着《知识青年志在四方》那首雄壮的歌曲,但难以掩饰那浓烈的离愁别恨。如果要每一位同伴都说说当时的情景,似乎没有必要,因为那父母送别儿女的情景,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不妨以胡肇珍为例:其时,胡肇珍的母亲到码头去送行,胡母执女之手,反复叮咛,泪如雨下;胡肇珍则故作轻松,亦反复安慰其母,如此感人肺腑的场面,可惜当时未能摄入镜头。也有一些是同学来送行的,这些送行者,都是多几个心眼的人,如余慕红,苏惠萍,黄康琳等,她们反复叮嘱好友,去到农场后一定要把真实情况汇报,以让她们决定是否紧随其后。她们的好友吕国华,陈菲等当然满口答应,到农场后不久,即写回信,把雷州“天堂”描绘了一番,结果,一个月后,又“骗来”了一批起码可以陪哭的少男少女。

下午2时正,万吨巨轮建华号满载数千青年学生,驶入了茫茫的南海,历经两天一夜,到达了粤西的湛江港,然后分乘汽车,再往南行。汽车在两旁长着高大的防风林木的红泥公路上又跑了大半天,终于在16日下午到达了勇士农场的场部。在场部吃了晚饭,我们一行人又由汽车送到离场部10公里外的第8生产队(后改称12连,12队。为叙述方便,以下一律称12队。),从此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在此,首要做的,是把我们这一班当年有缘走在一起的知青的名字列出,录以备忘。由于大家的身份都是知青,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故以到场先后与“学历”为序: 

19681111日离穗,14日到场的知青如下

徐永祥    大塘中学初三级学生            20

谢广淮     同上                         19

吕国华     同上                         18岁

崔厚基    大塘中学初二级学生            17岁

黄展堂     同上                         17岁

陈日潮     同上                         17岁

苏火生     同上                         17岁

       同上                         17

胡肇珍     同上                         17岁

伍俊文    大塘中学初一级学生            17

赖广田     同上                         16

何国炘     同上                         16岁

黄汝强     同上                         16岁

陈泽南     同上                         16岁

王奕玲     同上                         16岁

高永亮     同上                         16岁

       同上                         16岁

余玉英     同上                         16

文妙兰     同上                         16

黄玉瑜     同上                         16岁

邓燕玉     同上                         16岁

冯碧娜     同上                         16岁

吕曼华     同上                         16岁

       同上                         16岁

黄汝增     省华侨中学初三级(?)学生           17岁  (随其弟黄汝强来勇士场)

何玉冰     省华侨中学初二级学生          17岁   (随其弟何国炘来勇士场) 

19681213日离穗,16日到场的知青如下:

余慕红     大塘中学初三级学生         19

苏惠萍     大塘中学初二级学生           18岁

黄康琳     大塘中学初一级学生           16

黎志光      同上                        16

何达超      同上                        16岁

关本源      同上                        17岁

张穗芬     华师附中初一级学生           16  (随朋友陈菲来勇士场)  

以下为陆续调入和新分配来的知青

张学愚     大塘中学初三级学生  19岁;196811月来勇士旧12队(后改3连,3队),约1969年调来12

谭英珠     台山县城某校初一学生    17岁  196911月来12

谭雪娜     台山县城某校学生     17岁   同上

陈锡松     同上      18岁   同上

温景红     广州黄埔港中学学生  196811月来勇士某队,1970年某月调来12队任卫生员

区瑞强     广州某校学生   17岁 1969年?月下放到徐闻县曲界公社当知青,197110月转来勇士12

王国伟     广州32中学生   16  19711114日从广州到来勇士12

罗耀光      同上

刘伟强      同上

梁慧生     省华侨中学高二级学生   梁慧生 男  印尼归侨  196811月到勇士13队(后改14连,14队),时年21 19706月调到砖厂,197210月砖厂解散调到12队。

陈贤庆     同上                  陈贤庆 男 1968年11月到勇士13队(后改14连,14队),时年20岁,后同上。

赖经文     省华侨中学初二级学生   赖经文 男 196811月到勇士13队(后改14连,14队),是年17岁,后同上

区得谋     省华侨中学初三级学生   欧德谋  男 196811月到勇士16队(后改9连,9队),时年18岁,后同上。

雷厉行     省华侨中学初一级学生   雷厉行  男 196811月到勇士16队(后改9连,9队),时年16岁,后同上

郑金训     广州黄埔港中学学生     郑金训  女 印尼归侨学生  196811月到勇士某队,1976年调12队任卫生员。  

曾在12队旁边的第四小学任教过和工作过的知青

杨正平 男  省华侨中学高三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3队工作。

郑诗馨      省华侨中学高二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4队工作。

        省华侨中学高二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4队工作。

陈小芳     省华侨中学高一级学生,196811月到场,原在14队工作。

郑小燕     省华侨中学高一级学生,196811月到场,原在13队工作。

伍雁玲 女  省华侨中学初三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3队工作。

黄隽玲     省华侨中学初三级学生,196811月到场,原在9队工作。

熊洁冰 女  省华侨中学初二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13队工作。

李红征     广州黄埔港中学高三级学生,196811月到场,原在1队工作。

任  侃 女 广州黄埔港中学高三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队工作。

何永莉 女 广州黄埔港中学高二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队工作。

杨  红 女 广州黄埔港中学初一级学生,1968年11月到场,原在?队工作。

张昌育         张昌育 男 省华侨中学高二级学生,196811月到场,原在14队工作,后调到四小伙房工作。

复员退伍军人

吴先永    汕头籍复退军人,19709月到12队。

吴朝光     同上

吴汉标     同上

丘木桂     同上

康元德     同上

郭德三    海康籍复退军人,19709月到12 

早期在12队参加工作的职工子弟 

米香菱    场部米副场长之女

吴莲清    场部干部之女

      场部王司机之子

      12队老工人张运恩之子

倪康美    15队(北山)职工子弟

先后调往外单位的知青

王奕玲 黄汝强 何达超      19??年?月调往场部武装连

崔厚基 黎志光      19??年?月调往场部修配厂

陈日潮       19??年?月调往场部基建队,后调机耕一队

谢广淮 关本源 苏火生       谢广淮 苏火生 关本源  19706月调往砖厂,197210月砖厂解散回队 。             

 

  勇士农场及 12队概况

首先说勇士农场。而说勇士农场,又得从徐闻县说起。

民国初年起,由于军阀混战,兵不剿匪,以至徐闻渐渐沦为匪窝,匪乱连续15年,人民死亡率达60%。清末全县有三十万人,到解放前夕仅剩七,八万,徐闻全境形成了茫茫的荒山野林。直至1931年,全县匪患始终止,但流浪异乡的百姓未归故土,大片田园依旧荒芜。19338月,国民政府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筹建徐闻垦殖场,以大水桥,那老村,老宿地一带为主要基地。193423月间,垦殖场正式建立招人归耕,开垦土地二千余亩,种植水稻,旱稻,甘蔗,木薯,蓖麻,棉花和豆类等。此垦殖场惨淡经营了12年,终于1946年停办。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朝鲜战争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中央作出了“一定要建立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决定,于195110月在广州成立华南垦殖局,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11月,即派出勘测队开赴海南岛及雷州半岛进行实地测量。1952年初,从人民解放军抽调部队组成林一师和林二师,分赴海南岛及雷州半岛。林二师5团到达徐闻,在坑仔附近成立徐闻垦殖所,建立26个编号场。林二师526连连长霍连,率部从中山县竹秀园急行军于816日到达北良村即后来场部招待所及幼儿园所在地安营扎寨,宣告0115场正式建立。这就是勇士农场的前身。 这里补充一句,中山县竹秀园村,在中山城区之南,现在属“南区”,是著名的侨乡、富庶之地,从竹秀园一下到了雷州这荒蛮之所,足见过去军人严明之纪律以及伟大之奉献精神!

各场成立后,即派人到省内各地去招收民工,各地各界人民群众纷纷自愿报名,踊跃参加垦殖事业。19534月,光现在勇士场的范围就先后有6000多人到达,当时设立14个分场,共编49个中队。1954年,0115场改名为石板垦殖场。1955年,改名为勇士垦殖场。1957年转向企业化,垦殖场改为农场。

勇士农场位于徐闻县东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20.4度,东经110.2度。东与徐闻县的海鸥农场,南与南华农场,西与五一农场毗邻,北则与海康夏的收获农场相接壌。西部边界上的石板岭,海拔245.3米,为徐闻境内的最高峰。第一代雷州农垦工人的悲壮的创业史,不知有没有人详尽地写下或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知青们从老工人的口中,已经听到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最好的阶级教育和精神鼓励,是知青们从老工人身上获得的最有用的财富。试想,纵横数十里的徐闻山,山高林密,荆棘遍地,瘴雾弥漫,疫病侵袭,猛兽横行,加上34月的阴雨,78月的台风,1112月的干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创业,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不屈的毅力,没有强壮的体魄,如何能担当那些高强度的劳动?当知青1968年到达农场时,老工人大多不足40岁,但普遍显得苍老,妇女更有较多病痛。如果说知青的劳动和生活是艰苦的,那么,这种艰苦,和他们比较起来,则又不可同日而语。

勇士农场的经营方针和作物布局,是根据每个时期国内外形势和国家需要而定:

1952年,全力开垦荒地,种植橡胶。

1954年,根据台风多的情况,大力营造防护林带,把大方格改为小方格。

1957年,贯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以短养长”的方针,大力发展香茅,适当种植咖啡,粮食等作物,发展以猪牛羊为主的畜牧业。

1962年,提出“以橡胶为纲,以粮食为基础,胶粮并举”的方针。1968年知青到农场时,仍是执行此方针。

1969年,因林彪有“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的题词,又偏重于发展橡胶。

1972年,重新贯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大种香茅。

1975年,开始种植茶叶。

1977年,确定“一胶二麻三茶”的作物布局,大种剑麻,开始上甘蔗。

以后的情况,因知青已离去,不赘。

1968年,农场为地方国营农场。19694月,勇士农场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7师第10团,生产队也重新编号,8队改为12连。1974年,兵团撤销,重新恢复勇士农场名称,但原连队编号不变,由“连”改为“队”,即12连变12队。

知青在农场期间,历任场长,党委书记名单如下:

马凌顺   勇士农场场长   1964——1975

     710团政委    1969——1974

李庆涛            团长    1969——1974

程永礼   勇士农场书记     1974——1982

马广武           场长     1976——1981

199111月,是广东及粤西农垦创建40周年,勇士农场场志办干事陈程辉同志写有《建场历史的回顾》一文,本节以上的资料,均来自该文。 

勇士农场分成三个区,12队处于农场北部的第三区,建场前的地名叫坡塘。12队东与14队,西与13队,南与11队相连,而北则是海康县收获农场的地界。从勇士农场场部起,有一条泥质公路,跨越石板山顶,到达12队,距离为10公里。在12队处分为两路,一路直通收获农场,12队到收获农场场部约12公里;另一路通往141516队。16队应是勇士农场最边远的一个生产队。从12队到附近的墟镇,则最近为石板墟,10公里;东面的和安,西面的曲界,北面的海康县的调风等墟镇,均有15公里之遥。

三区的各个队,地最广,人最多的,就数12队。除了有一百多号劳动力之外,与其他队不同的,是12队还设有一个第三机耕队,简称机三队;附近还有一所小学,第四小学,简称四小;此外,还有一间稍大的商店,一间设备较多的卫生室等。这些,都奠定了12队作为三区的中心这一地位。

由于缺乏图片资料,我们尝试用文字描述12队的地理环境。勇士农场到收获农场的公路在生产队的边上经过,方向是从南到北。当我们下车以后,不会看到牌坊或什么标志性的建筑,你只会看到一条较大的道路,从西往东走向,贯穿整个生产队。

顺着这条路走,左边,即北面,是两列砖瓦房,每列四排,其中最靠近路边的那一排,就是知青们的宿舍。其实是一分为二,男女各住一半。其余的房子,分成十几平方若干间,除了队部 、商店、卫生室各占一间外,就是老工人的宿舍。如果每户老工人都有一间房,那也凑合,而实际上,当我们初到农场时,是每户老工人住半间房,中间用竹子席子等隔开,当年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老工人一般有三个以上的子女,五六口或七八口住那几平方的半间房子,其难堪处可想而知。所以,老工人都在房屋的外围,用竹木茅草搭建一间屋子,用以做饭 、吃饭、冲凉、洗衣、请客甚至过夫妻生活、睡觉等,这屋子称为伙房仔。在那堆伙房仔之外,有一个大晒场,还有一口大鱼塘。那地方,称为晒场角,旺中带静,是知青情侣幽会常选之地。

在道路的右边,即南面,除了也散落一些伙房仔外,有一间生产队的集体伙房,知青以及大多数老工人都在此开伙食。伙房前面是一大片空地,有一棵大榕树,俗称榕树头,是孩子们嬉戏之处。这一带,更是晚上开会或看电影的地方。空地旁边有一口水井,周围有些石板,供人们洗衣之用。离水井不远,又有一口大鱼塘,塘边种有松树柳树,因而,水井头一带,可说12队一景,当然是知青情侣幽会首选之地。往南走去,是知青的冲凉房。冲凉房初为竹木茅草搭建,保密程度较低,后改为砖瓦结构。冲凉房原没有热水供应,后指派专人烧水。再往南走,就是机三队的队部,以及拖拉机,推土机的停放处。机三队不属12队管辖,但工人都住在12队,其家属都是12队职工。

顺着道路往东走,过了南北两个鱼塘(中有涵洞连接),便到了四小的所在地。四小并不大,大概有两排教室,一排办公室及教师宿舍。在教室前面有一大片空地,是学生们活动的地方。11队、12队、13队的小孩,都在这个学校读书,一些知青先后成了这学校的老师。

以上印在我们脑海中的,便是勇士农场12队的地理环境概貌。

                    知青的生活环境

19681112月间,33名来自广州市的青年学生落户在勇士农场12队,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当知青们到来之时,农场已经过老一辈的拓荒者16年的艰苦奋斗,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所以,知青们的生活条件,与老工人创业时已不可比拟。然而,这毕竟是一群从大城市来的,只有十余岁的青年学生,生活环境的反差,却是巨大的。加上,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破坏,使得勇士农场在1968年就亏损49.4万元,全场职工的生活环境都不可能会好。我们当年的生活如何?为了叙述的方便,还是按传统的“衣 、食、住、行”说法,再加一个“用”字,依此去写。在写“衣、食、住、行、用”之前,又不得不首先说明,当知青们刚到农场时,每月的工资是20元。因此,大家每月的生活费,都是由那20元支配的。

  如今我们要穿衣,到商场地摊去买就行了,然而,我们还清楚记得,当年买布买衣服,是要凭布证的!每人每年可以买多少布?136寸!也就是说,大个子不够买一套长衣裤!在这种情形下,知青们的衣服本来就不可能多,尤其男知青。到农场后,并无工作服派发,于是,劳动的衣服就当然挑最破烂的一两套,我们称之为“战袍”。那“战袍”,女知青可能会不时洗洗,但男知青则往往任其风吹雨打,直到沾满汗水泥浆,脏得臭得实在连自己也不能忍受了,才把它往水里泡。兵团成立那阵子,我们还高兴过,以为可以穿上一套绿军装,然而并没有。至于那劳动的鞋子,当然是现在已找不到的“解放鞋”,泥里水里都靠它去闯,连最爱清洁的女孩子也不可能天天去洗涤。说到鞋子,不可能不提到徐闻地的泥土了。徐闻地方的泥呈暗红色,这倒没什么,要命的是,它遇水即有极强的粘性,沾在鞋上,踢之不去,须用竹木甚至铁片镰刀剔之铲之。如此一来,下雨天就甚是可怕了。而天放晴后,那泥又会变的坚硬如铁,踏之脚痛。因此,在农场,鞋子的损耗也快些。为了在下雨天还能走动,又必须买一双水鞋,而且是高筒的水鞋!至于头上的帽子,草帽或竹帽,劳动时你不能不随时戴着,因为雷州的烈日和阵雨,都是出了名的。

不管怎样懒,衣服总得要洗的。如何洗衣服?那时没有洗衣机,甚至没听过;生产队也没有自来水,洗衣只能靠井水。那井里的水如何打上来?原来水深往往三四米五六米,靠井架上的一个轱轳把水桶绞上来。绞上来之后还要左右手配合把水桶拉到井边,个子小或有病痛的女知青,如苏惠萍 、吕曼华、邓燕玉、胡肇珍等,就很吃力了。当然,这也给男知青发扬“爱心”提供了机会。洗衣的时候,肥皂是不能多用的,因为肥皂也要配给!晴天的时候,衣服当然晾在户外,但下雨天,尤其是三四月的阴雨天,衣服只能晾在屋内,不过数日难干,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火来焙。那时,绝大多数知青衣服的颜色都离不开蓝 、绿、白、灰四种,尤其可惜的是,当女知青们拥有最美妙身材的时候,那些厚厚的斜纹布总是在外面遮挡着!

  在我们之中,大概有八成是因为害怕自己煮饭才到农场来的。农场的好处就是有集体饭堂,可以饭来张口。但到农场不久,我们就发现,这口并不太容易张。伙房的饭原来是蒸的,一人一瓦钵,瓦钵上有名字;后来,改为用大锅煮的,自己拿饭盘去装。不管蒸的还是煮的,吃多少自定。男知青一般吃4两,女知青吃3两。按当时的劳动强度,这几两饭应该不足够,之所以吃这么一点,原因有三。一是我们每月定量30斤,一天只有一斤,想多也不可能;二是我们虽身在农场,农场也种些水稻,但我们吃的是最粗糙的米,想吃多些也难;三是下饭的餸,除了过年过节,有时周六晚,会有些猪肉牛肉或鱼之外,平时一般是青菜 、酸菜、萝卜干等,所以那三四两饭也不是很容易咽下去的。老实说,每逢队里杀一头肥猪,或一头超龄服役的老水牛之日,就是我们欢呼雀跃之时。这一饭一菜多少钱呢?1角钱。也就是说,我们每月吃饭的钱,需要9元,尚余11元作他用。至于吃剩的米,可以从米仓中提取,用以换取其他的物品,如鸡蛋等。

既然集体饭堂不可能提供优质饭餸,知青们要熬得下去,就得想些办法,如买些豆酱伴辣椒或肥猪肉,买些腐乳,用以下饭;又如买一二两用木薯做的饼干或5分钱一个的合桃酥作补充。那时没有电饭锅,最先进的要数煤油炉,用煤油炉煮点蛋花汤,煎几片罐头午餐肉,那也算难得的享受;要么,在休息日,几个人合伙买一只鸡,白切;几条鱼,清蒸,补充补充营养。有了佳肴,不可无酒,经济允许,买瓶竹叶青之类;囊中羞涩,打点散装白干。酒是消愁解闷之物,往往一醉方休。不过,不要忘了,每个人的零用钱只有11元,不可能经常吃上鸡鱼,喝上酒的。遇到节日,则肯定三五成堆,凑钱会餐,以求得短暂的饱醉。

当囊中空虚,而肚子又需要补充点什么的时候,惟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力更生,带上简易的捕鱼工具,到坑沟中抓点鱼虾,或到山上采摘一些岗埝和杨梅子,那情景和原始人当然不同,但性质却是一样,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另一办法就是下三流手段:偷窃!月黑风高,带上工具,到附近地里挖点番薯,木薯,菠萝之类。最常用而又最可靠的方法,则是在宿舍门口洒点米饭,把附近的二三斤重的肥鸡引来,用快而无声的动作捕获,留待夜间烹而吃之,使之转化为营养。这类行为,虽则可悯,实属不轨,趁此机会,我们向当年无端损失了鸡鸭的老工人认罪忏悔。八,九十年代,我们有知青回农场,说起这些事,老工人们反而感慨地说:“原来认为你们有的知青坏,谁知现在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不知坏上多少倍!”是的,我们毕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即使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知青们到12队后,首先住在一处集体宿舍。那宿舍,其实是一个小礼堂。中间用竹木板帐隔开,形成一大一小两大间,女知青住舞台上;男知青住舞台下。每人一个床位,占地三平方米左右。所睡的床,开始的是用木条木板钉成,四周立四根竹竿,用以挂蚊帐。至于床上用品,当然都是自备,所带来的皮箱,藤箧之类,只得放床上或床底。到一两年之后,一座知青集体宿舍建成,男女各一半,较以前宽敞明亮一些,并有了较为象样的木架床,以及一处放行李的地方。但不管怎样,二十多位男知青住在一起,十几位女知青共同生活,难免会有碰撞,会有摩擦,会有争斗,值得庆幸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没有发生特别不快的事件,这是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到了1975年,知青们才离开集体宿舍,搬到一个个的单间,46人一室,居住环境稍有改善。

无论是集体宿舍还是单间,都没有厨房、厕所、洗澡间,需要煮食,如厕,洗澡的,只能另想办法。要煮点食物,不多的,如几只蛋,一小锅糖水等,可用煤油炉;如果多的,如一锅番薯,一锅狗肉等,则只能在户外垒起炉灶,用柴草烧。宿舍附近有小便处,天晴时一般都会到小便处小便,但天雨或夜间,男知青往往就不自觉不文明了,在门外附近即解决,因此,男知青宿舍四周时有不良气味飘荡。至于大便,那就很不便了,因为大便所都在离宿舍较远的地方,有旱厕,水厕可供选择。旱厕近些,但苍蝇飞舞,蛆虫蠕动,气味难闻;水厕建在鱼塘之上,无臭味,排泄之物落入水中,发出叮咚响声,还可观赏到鲫鱼争食的壮观场面,但可惜离宿舍较远,尤其夜间,不便光顾。由于大便之处都不如意,有的知青就经常利用劳动之时在工地上解决,便后用土掩盖,既干净又可肥田,一举两得。说到洗澡,则须到数百米之外的知青冲凉房。那冲凉房原为竹木茅草结构,仅可遮遮风雨。茅草日久脱落稀薄,有不良少年偷窥,令一些女知青春光泄尽始觉察。一两年后,冲凉房才用砖瓦建成。另外,开始时,冲凉并无热水供应,那情景甚可怜,尤其女知青,得从伙房讨点热水,提到冲凉房用,后才在冲凉房边上建一灶,有专人用一大锅煮水。不过,收工晚了也可能热水用尽,须得自己动手再烧。

最后说说宿舍的照明。队里并没有用于专门发电的发电机,夜间发电靠机三队的拖拉机,电力有限,也不保证,而且到10点钟即停止。所以,宿舍的照明主要靠煤油灯,一般每人都有一盏。而夜间要外出,如上厕所,就须备一支手电筒。而队里开会,则用一盏汽灯照明。

  在农场,出行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汽车当然有,都是解放牌货车,只用于生产运输,最多有时可以坐坐顺风车。也有两三辆吉普车,农场首长工作用,除非急病要送场部医院,一般人坐不了。在当时,自行车不仅是奢侈品,需两百元左右一辆,而且还要凭票购买,老工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一辆,视之如宝,而知青是不可能拥有的。那么,知青外出,如到别的队访友,当然只有步行走路了,即使有时晚上到10公里远的场部看电影,也是集体步行去步行回,虽有点浪漫,但辛苦之极。前面我们讲过,从12队到场部及附近的墟镇,有1015公里之遥,步行就得两三个钟头,开始一两次,还有兴致走下来,后来就不敢了,于是,厚着脸皮向老工人借自行车,而这事,确实使老工人太为难了,不借吧,好象不关心知青;借吧,又心疼,须知,到曲界,和安等地,走的其实都是牛车路, 用于汽车拉力赛还差不多,自行车去一趟,车子就大伤一次,我们当年对老工人实在体谅不够啊!

说到“行”,不可不提探亲路上的艰辛。按照当时的政策,知青一年应有一次探亲假,每次12天,但实际上是一年多两年才能回家一次。当时我们回家有两种途径。一是如果场部次日有车到湛江,则走路或请别人用自行车送到场部,在场部住一夜,次日凌晨四五点或五六点坐上那解放牌货车,在车箱里或站或坐,车行160公里,中途要过海康县南渡江渡口,半天才到达湛江。另一途径是走路或请别人用自行车送到收获农场场部,那里早晚各有一班公交车到湛江。无论那一途径,到了湛江以后,当天肯定走不了,能买到次日回广州的票就算幸运。于是,须得在湛江住上一晚。当时住旅店也不容易,湛江赤坎汽车站附近的工农兵旅店就是我们的落脚之处。有时旅店的散铺也住不上,就要露宿街头。当年,从湛江回广州也有两条路,一是汽车直达,但必须经过顺德县的九江渡口和龙江渡口,当年等待过渡的苦况,现在也难以用笔墨形容。总之,这490公里的路程,须从凌晨五六点钟,到入黑才能到达广州。另一条路线,叫水陆联运,先从湛江坐汽车到江门,下午五六点左右到达,转坐叫“花尾渡”的船,在船上过一夜,次日凌晨到广州。以上所述,都是仅包括正常情况和天气,遇到台风时节,则可能更糟糕。十余天后,我们又得艰难地从广州返农场,所不同的是,回来的时候,你只能到达收获农场,甚至在远离勇士场部的下桥!在手摇电话的时代,你要通知同伴来接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往往需要预先在广州拍电报告知。啊,今天我们乘车飞驰在九江大桥和龙江大桥,走在高速公路快速干线,回想旧日出行之难,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前面说过,知青刚到农场时,工资是20元,而那时老工人的工资,一般也是34元或377角,但这已够知青们羡慕的了。这20元的工资标准,应该是维持了两三年。其后升一级,大部分升至24元,个别表现出色的升至265角。又过了两三年,升至29元。其后,是34元。知青们离开农场时,都不会超过这个工资标准。

无论是20元或34元,扣除了11元伙食费,所余就实在有限了。那么,哪些是每月必须的开支?不算衣服,鞋袜 、毛巾、牙刷等“耐用品”,每天要消耗一点的牙膏,肥皂总得买(牙膏还得凭牙膏皮才能买到);那时传递信息主要靠书信,那么信封、信纸、邮票总得买;晚上须照明,煤油、电池总得买。女知青,不可能不买一点妇女用品,幸亏那时尚未时兴玉兰油,潘婷洗发露之类,可省去化妆品的开支。除此之外,为了填饱肚子,增加一点营养,你不可能不买一些食物,如白糖 、炼奶等;节假日,总得合伙加点餐。如此一来,囊中所剩就无几了。男人苦闷无聊或劳累,很容易学会抽烟,我们之中,也出现了大烟鬼。那时的中档烟叫“丰收”,28分一包,但一天一包肯定难以维持,不时要抽9分钱一包的“电车”或“经济”。到后来,干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买3元钱一斤的烟丝,以小铁烟盒装着,或用烟纸卷着抽,或用水烟筒来抽,其抽烟的姿态神情 技巧已与老工人无异了。这样,抽烟的知青如张学愚,梁慧生、陈贤庆、雷厉行、赖经文、罗耀光等又多了一笔开支。

如果仅仅是上述开列的项目,还可以对付得过去,最要命的,当数那探亲假!探亲假是知青们求之不得的假期,但又是开销最大的时刻。家境好一点的,只须顾及回去那一程,家境差的,还须考虑返场的费用。路费虽有报销,但其他的用度不少,尤其是一两年才回这趟广州,总得给家里人带一点徐闻的特产,于是,要买些白糖,买些花生,买些鸡蛋鸭蛋,甚至买一笼活鸡,因为那个“火红的年代”,广州更是物质奇缺!从广州返农场,你总不能两手空空,现在时兴旅游归来捎点“手信”,那时也须“手信”,你总该慰劳慰劳那些在农场吃苦的,平时帮助过你的知青兄弟姐妹吧,总得孝敬一下平时关心过你的老工人吧。当然,那“手信”一般是能入口的,如饼干,糖果等,记得鸡仔饼是最受欢迎的。梁慧生是印尼归侨,有香港关系,有次探亲归来,带回些依力架饼干,朱古力糖,云丝顿烟,着实使我们开了一次洋荤。

在那艰苦的年代里,我们那二三十元的工资,居然可以生活下去,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说,现在,我们仍能保持有一点节俭的品格,那肯定是和农场的日子分不开,我们经历过艰辛,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四    知青的劳动工种

勇士农场的经营方针时有变化,而12队主要还是种植橡胶、香茅等,由此派生出不少工种。我们这班来自大城市的,从未干过农活的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不得不要学会各种劳动技能,因为这已成为谋生的手段了。每天早上7点半,张队长或李队长便用铁槌敲打一块挂在队部门口的铁板,这是上午开工的信号;下午2点,同样的钟声响起,我们又要走出宿舍的门。如果不加班的话,一天8小时工作。由于工作的种类较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分开工种,细细追忆。

割胶   当我们到12队时,队里已有一批胶树可以开割,于是,一些心灵手巧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如张穗芬、陈菲、吕国华、黄康林、黄玉瑜、谭英珠、谭雪娜等,都被选上,当上割胶姑娘。她们头戴一盏电石灯,腰间别着电石壶和一只小竹篓,用以放割胶刀等工具,脚下穿着高筒水靴,看上去英姿飒爽。 当年,兵团割胶姑娘的英姿在大小不同的舞台上都展现过,使不少知青家长也感到放心和自豪,不过,割胶工的苦处你未必知道。凌晨2点半,她们就被叫起,稍作梳洗装束,就吃夜餐。夜餐一般是鸡粥之类。3点钟出发到胶林。到了自己的林段,就要分开工作了。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分开”,不是510米的分开,也不是3060米的分开,而是100200米的分开,是中间隔着一两排防护林的分开,是呼喊也难以听闻的分开!试想想,一位妙龄少女,在夜阑时分,在胶林深处孤身工作,朝朝如是,现在的小姐们敢吗?也得感谢“毛泽东时代”,那时治安比较好,不然,象现在这样,不知会产生多少悲剧和惨案!割胶的工作,要心细手轻,斜顺着树身原有的割口,轻轻割去一层内皮,乳白色的胶水即慢慢沁出,并顺着一块小铁片,流到树下放着的胶杯里。当你负责的胶树都割完了,已近天明,稍事休息等候,然后开始收胶水。割胶工手提大铁桶,一边行走一边弯腰,把一杯杯的胶水倒进大铁桶中。当两只大铁桶差不多装满,就是收工之时。这时,割胶工要挑着数十斤的胶水行走十几或二十几分钟回到队里,称罢胶水,才能休息。如果你以为她们可以休息一整天,那就错了,上午9点半或10点,她们又要起来,去干些锄草等工作,下午继续干活。如此算来,割胶工的工作,远不止8小时!

割香茅   香茅是一种香草,可榨出香油,用作化工原料,不知屈原的诗中有没有描写过。它的叶子细长柔软,但边缘带锯齿。种植时,只须放下一小株,不久则渐渐叶片旺盛,到了一定程度,即可割下。由于叶片带齿,故割香茅时必须穿上一件粗布衫,以保护左边的身体。割茅时,左手抱茅,右手握镰,将茅割下,割至抱不住时,放置地上,然后再捆绑成一大把。这个工作有些危险,一来茅叶有齿,二来香茅镰甚利,但无机械可操作,只得用人力,梁慧生 、罗耀光、余慕红、文妙兰等都割过。另外,在盛夏时节,再穿上一件粗布衫,已不是汗流浃背可形容,所以,平时就多汗的余慕红常因皮肤敏感而要请假休息。有些知青不擅长割茅,可免去这苦差事,担任挑茅,如陈贤庆 、赖经文、谢广淮等,但要将那一束束沉重的,散落在田地四周的香茅挑到一处,然后再装上汽车,真不知要花费多大的气力,流下多少的汗水!

施水肥   无论是已开割还是没开割的橡胶树,都必须经常浇水 、施肥,否则,胶树何来乳汁?这里着重说说施水肥的情况。施水肥的工具是一副木桶,桶身处装有一根向上斜出的竹筒,筒口处装有一喷头。肥水装在肥池里,一般混有尿素等成分。工人挑着水桶,从肥池的梯级下去,转身,然后用左右手把左右两只桶装满肥水,一般有七八十斤重,须挺直腰身,再拾级而上,然后走到或近或远的胶树处,身体仍站立,只用手腕将水桶压至倾斜,让肥水从竹筒流出,经喷头洒向树根。当两只桶里的肥水都倒完了,再回到肥池,重复刚才所叙述的动作。如果只干一两个小时,那还没什么,但如果干上半天或一整天,那就够呛了,而这工作,并不分男女,几乎每一个知青都干过,并经常干!至于干这活的时候,穿不穿鞋子?那真是穿也难不穿也难:穿布鞋,湿透;穿水鞋,步履艰难;赤脚,肥水会腐蚀皮肤!总之,当时那艰难困苦现在也还刻骨铭心。

挖打肥池   上面说到,施水肥的肥水从肥池中来,使我们很自然回忆起大概是徐闻农场特有的肥池。徐闻是干旱地区,境内似没有一条河流,如何灌溉那么多的胶林?原来靠的是橡胶林边的一个个的肥池。肥池纯粹用人手挖掘,凭三齿叉,梆头(锄头)等工具,在地上挖出一个五六平方或七八平方,深两米的池,留一道梯级至池底。这工作当然也是很吃力的。肥池挖出后,并不能马上蓄水,下一步工作是打肥池。所谓打肥池,说来也奇特,开始,两三工人各手执一根开叉的竹片,在池壁池底等不停地抽打,打了一两天,改用一根特制的有手柄的木板拍打,如此不停地又打一两天,就差不多完工了。这工作比不上担担抬抬辛苦,但要手不停地打上一整天,却又是难熬的,除非是跟你喜欢的人儿在一起,说说笑笑,否则,你会觉得度日如年!肥池完工后,由汽车拉水灌满。不用水泥灰沙砖石构筑,那肥池居然不漏水!

施牛栏肥   上面说的是施水肥,还有施牛栏肥的。所谓牛栏肥,是由牛粪尿与杂草沤成。先用牛车将黑色的略带牛粪臭味的肥运至胶林中,一堆堆按距离放好,一些工人负责在树根处挖坑,另一些工人则用畚箕把肥挑到坑处倒下,另一些工人负责填土。无论哪一个工序,都是吃力的,不过比较起来,施牛栏肥总比施水肥会舒服一些。

割草与锄牛栏肥    上面讲到牛栏肥,是由牛粪尿与杂草沤成,那杂草从何而来?一是经榨炼后的香茅叶,二是上山割的草。说到割草,也不是一件轻松写意的活儿。大家手执镰刀,专往山上茅草杂草多的地方钻,这样方能割到草,遇到老虎豺狼的可能性没有,但碰上黄蜂马蜂或竹叶青,饭铲头之类的毒蛇,则不足为怪。草割下之后,由牛车运回牛栏卸下,让它与牛粪尿日夜融合,最终成为一体。

草与牛粪尿虽融成一体,但如果不把它锄为碎块,也不能加速它的腐烂而成为堆肥,更难以施放,于是,就有了一项工作叫锄牛栏肥。全组工人或若干工人站于牛栏内(此时牛已外放)排成一行,一起挥锄,同步前进。工作的目的很明确,动作也很原始,就是用锄头把那些草与牛粪混合之物锄碎,锄得越碎越好。这应该算是一项较轻松的工作,但工作的环境不卫生,空气中弥漫着牛粪尿的气味,如果工作中的数人没有什么话题,身边又不是你的情侣,那时间肯定过得特慢!

赶牛车   生产队的主要运输工具是牛车。牛车,顾名思义是用牛拉的车,两个木制的大轮子,盛托着车箱;两道车杠与牛脖相连。拉车的牛,可以是水牛,也可以是黄牛。赶车时,人一般坐在车箱内,当然也可以坐在牛背上。在农场,男女工人都会赶牛车,因此,男知青也很快掌握,伍俊文 、赖广田、王国伟、苏火生等,就常干这一工种,而女知青,如姚萍等,也成了赶车的行家里手。赶车中最难的一道工序,恐怕就是开始时如何抓得住你要使用的牛,并把它套进车中。你必须手执牛绳,在牛栏中找到它并抓住它,然后用绳子绑住他鼻子上的铁环,再把它拉到车边,左手托起车杠,右手把牛牵进去。一般情况下,牛是听话的,但有时遇到调皮野蛮的牛,把你折腾半天,它也不肯进去,把你气得直想掉泪!

在农场,赶牛车应算是一项美差,起码赢得来在路上那一段空闲;赶牛车往往是单干或两三人的小集体劳动,不在组长眼睛的注视之中,也乐得自由。牛车一般都是用来运送肥料,所割下的草,以及其他的收获物,当你把要运的物资装好车,坐在车上挥动鞭子时时,你就会轻松一些,并会产生一种驾驭他人(尽管是牛)的快感。只要你不是太蠢的人,驾驭着牛车直走或拐弯都不是很难的事,你可以不时大声吆喝几声,或者唱上一两首歌,在那“广阔天地”之间,你不必担忧你的歌声会干扰了别人,男知青陈贤庆就经常在赶车途中引吭高歌,唱得最多的是《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和《山间铃响马帮来》,所不同的是,唱的是“马”,赶的是“牛”。

随汽车运输    如果说,在农场只有坐着最原始的运输工具干活的话,也不确切,有时,我们也会被安排随汽车运输物资。农场场部有一个汽车队,为全场各队服务,当生产队需要运输什么,就会安排一两部汽车到来,那么,队里就派人随汽车,去运送需要运送的物资。老实说,无论运送什么,如香茅 、沙石、砖瓦、化肥等,装车和卸车都是辛苦的,而且只能坐或站在车箱里,但由于可以随车去一些地方,当然是越远越好,知青们尤其是男知青都十分乐意干这一工作。不过,由于徐闻的泥土的特点,汽车常会在路上打滑或陷进坑里,需要下车合力去推。有时,在途中遇到暴雨或雷电,那更是只有听天由命了!

除草    徐闻日照时间长,夏季多雨,草长得特别快,因此,为橡胶树及其他作物除草,就成了一件经常性的工作。除草,无论怎么说,也算一项较轻松的工种,你只要手握半月形的镢头,把不该生长的杂草除掉就行了,然而,由于草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常常是“春风吹又生”,所以,闲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就去除草。喜欢说话的人,尤其妇女们,除草就是最好的机会;热恋中的情侣,你要想办法和恋人挨在一起,齐头并进,不时切切私语;至于只想沉默思考的人,你可以落后于他人,求得清静。为了有效地斩草除根,队里经常利用盛夏正午时分,敲钟组织“大会战”,全队人拉到胶林除草,让被铲掉的草在正午火辣辣的阳光照射下随即晒死。不过,草是晒死了,但人也晒得几乎休克,回来补充的那一碗鸡粥是无济于事的。当年那种“大会战”,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种收花生    农场除了种橡胶、香茅外,还种一些经济作物,其中花生种得比较多,除了解决全场职工的吃油,恐怕还有外调。种花生须有种子,花生仁便是种子,这恐怕是知青们到了农场才知道的。剥花生种这工作,往往在下雨天做,大家集中在礼堂里,手拿一只小盆子,把花生壳剥下,仁儿放在小盆中,多轻松!多惬意!既可以谈天说地,又可以不时地吃上几颗,补充点脂肪。种花生时,老工人用牛拉一犁开出一道浅沟,后面的人左手拿着一只装着花生种的小盆子,身体前弯,右手执花生种均匀播于沟中,然后用双脚把泥左右拨动,以盖住种子。工作就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然而,把腰弯半天或一天,当晚,你可能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在花生成长的过程中,当然少不了除草施肥。苗长出花,花落下地。到了收获季节,又是得弯腰干活,把花生藤连根拔起,长在泥土之下的串串花生便随之出现;先把它们放到一堆,再由另外的人,拿起一束束的花生藤,往箩筐边上抽打,一颗颗的花生便落在箩筐里,然后,用牛车运回晒场,把它晒干。每一工序,都得付出大量的汗水啊!

种收番薯木薯    除了花生,队里也种了不少番薯、木薯等。种番薯用的是番薯藤,其步骤是,老工人用犁开出一道浅沟,后面的人左手执预先从别处割下的老薯藤,右手弯腰把薯藤在沟中按大约8分的间隔按下,然后双脚左右培土,把薯藤的半截压实。种番薯比起种花生要辛苦,腰弯得更低,手也肮脏些。种木薯与种番薯类似,所不同的是,种木薯用的是一截15公分左右长的木薯枝节,按大约1尺的间隔埋半截于土中。

番薯成熟时,预先把老的薯藤割下,用作薯种。收番薯时,并非用人手去挖,而是用牛拉着犁,把埋在地里的番薯翻起,后面的人提着箩筐捡拾,有犁不到的,则用手或脚或锄把它弄出。收获的番薯放在一堆,然后用牛车运回队里。木薯长在地中,它的枝干有一人高,并有节,因此,收木薯就凭双手,戴上手套,用力往上拔,木薯就会被连根拔起。当然,会有断开留在土中的,则只能用锄头等工具挖掘了。挖出的木薯,用刀砍下,堆在一起,同样用牛车运回队里;木薯杆留下,有的作种苗,其余的作柴烧。

无论是收番薯还是木薯,虽然辛苦,也是愉快的,毕竟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番薯和木薯,还有大薯等,不仅是喂猪的饲料,也是人吃的主要杂粮,在米粮不足的时代,它们显得太宝贵了,曾经试过多次,晚上饿得难受时,就走到猪圈的大锅里,从那些本来是给猪们享用的番薯中挑一些大一点的,让我们这些“人”来充饥!当然,勇士农场也有些番薯的精品,有一种称为“黄金薯”的,又黄又软又甜;另一种叫“槟榔薯”,带些紫色,又香又粉。这两种精品,至今令我们回味。木薯中也有精品,称为“面包木薯”的便是。木薯一般含有微“毒”,须经水泡浸,方可食用,而“面包木薯”则无须泡浸,蒸熟即可吃,又香又软又粉,如同面包,离开农场后,我们都没有吃过了。

收砸油茶果    徐闻是个多台风的地区,要减少风灾,就必须种植防风林带。一般以高大的木麻黄树作为外围林带,内围的,多用台湾相思树和油茶树。油茶树每年会长出油茶果。油茶果有点象沙梨,但它不能吃,只能取它中间的核来炸油,作食用或化工原料。收获油茶果的日子也是愉快的,全队工人来到油茶树林带中,男男女女,只要你敢爬树,都会爬到树上,把那树枝上坠满了的果子一一摘下,放进随身带着的布袋或铁桶中。如果你身边是几位年轻漂亮的女知青,那情景,会使你想起当年放过的一部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不同的是,我们所摘的,是不能入口的油茶果,浪漫色彩就少多了。

油茶果摘了下来,并非就完工了,要把它们全部运回队里的晒场,经多天暴晒,表皮渐干裂,然后,全队职工集中在晒场,坐在小板凳上,用槌子,木棍,刀背,石块等物,把油茶果的表皮砸开,拿出果仁。这工作并不容易做,时间一长,腰又累,手又疼,心更烦!最无奈的是,那油茶籽不是花生米,并不能吃,只能看着它们被装车运走。

看晒场    由于农场种了一些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需要在晒场中把它们晒干,于是,就有了看晒场这一工作。无论怎么说,这肯定是美差。早上开工时,把稻谷,花生等作物用木耙摊开,于是,就坐在某处的树阴下乘凉或谈天或看书,不时把走来啄食的鸡鸭赶跑即可。傍晚时分,再把作物耙拢,用胶布薄膜盖好即可收工。以上所说,是在天公作美之日,如果遇到风云变幻之时,那就倒霉了,天阴欲雨,你必须赶紧收拢;当你收拢后,天往往又放晴,你又要把作物扒开。所以,当你被安排看晒场,先别高兴,还得看看天,遇到不稳定的天气,你可能就是一天的瞎折腾。

以上所说的,是生产队的一般的工种,还有一些特殊的工种:

放牛    农场每个生产队都养有水牛和黄牛,除了作生产工具外,还可食用。放牛一般有专人,多是老弱病残者,12队知青中似没有谁专职放过牛。正因为老弱病残,所以时要请假休息,由其他人替工,知青也会不时当上放牛郎或牧牛女。放牛的目的是把它们赶去吃草,有草的地方必然荒芜,数十头牛并没有纪律性,到了一处就可能走散,两个放牛的人各顾一头,因此,你千万不要以为放牛很浪漫潇洒,其中一头特别调皮的跑到山沟或远处,你必须去追赶回来;如果有几头不守纪律,就要了你的命,午饭或晚饭你可能吃不上!

养猪     队里养猪也是专人,12队知青中似也没有谁专职养过猪的。养猪的工人病了,其他人替工,知青肯定也有人干过。主要工作是煮猪食,喂猪吃,洗猪圈等,干一两天无所谓,长期干就难熬了,除非思想觉悟很高,对养猪事业很有感情,如14队就有一位女知青,成了闻名全场的“养猪姑娘”,后来当上了省政府的处长。

种菜     队里的蔬菜自给自足,种菜也有专人。这里,要大书一笔,因为12队知青中,不仅有专职种菜的,而且有两位,他们就是男知青何国炘,女知青余玉英。他们不是干一两年,而是几乎整个知青生涯!此外,和知青们关系很好的职工子女吴莲清姑娘,也是专职种菜的。种菜的工作,大家可以想象,当然是播种,浇水,施肥,割菜四道工序,样样辛苦,时时肮脏,尤其是挑着粪水施肥,那是一般人也觉恶心的。寒冬时节,割菜洗菜,那双手更是难受,总之,难为这几位少男少女了。

当伙头     当伙头就是当厨师,不过那时没有这么文雅的叫法。队里的集体伙房,一般有三位伙头,主要负责煮大锅饭和炒大锅菜,厨艺不大需要,有气有力就行。当然,过年过节杀牛宰猪,也要帮得上手。三个伙头每人每月也要休息四天,于是又要替工,男知青也会轮上。说实话,终日拿镢头,换换拿锅铲,也是满惬意的。12队知青中,应没有谁专职干过厨房吧,倒是四小学校伙房,有一位读到高中的来自14队的知青,终日做着煮饭打柴的工作。

幼儿园阿姨     六七十年代,还未实行计划生育,农场的女职工又正处于当生之年,于是家家小孩众多。不过,队里有托儿所幼儿园,白天免去顾虑,只要定时回来开怀喂奶即可。由此,又产生了托儿所幼儿园阿姨这一工种。当阿姨的,肯定是做了母亲的妇女,女知青只有在阿姨需要休息时顶替一两天。这工作谈不上舒服,只是不用雨淋日晒罢了。追忆至此,不禁想起14队有一位女知青,虽身有残疾,仍勇于到农场来,队里后来安排她当了幼儿园阿姨,她终因思想问题而于696月投井自尽,葬于石板山上。

文艺宣传队     如果把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算一个工种的话,那也写上几笔。在文革期间,到处都有这种宣传队,农场也不例外,每年都组织一支,集中一两月两三月不等。知青到场后,各队总有些文艺方面的人才,很自然就成了宣传队的主力,而12队,参加过宣传队的就比较多,计有陈泽南、徐永祥 、王奕玲、张学愚、陈贤庆等。四小老师李红征不仅是宣传队的台柱,还是勇士农场的场花。能参加宣传队或能经常入选,肯定是最值得羡慕的了,别的不说,光是当其他知青在日晒雨淋的时候,你却在礼堂里唱歌跳舞,或坐车下生产队演出,你还能不知足吗?不过,勇士场宣传队也不是浪得虚名,738月至10月那一届,上述诸人都参加了,阵容最鼎盛,水平最高超,曾在整个师部作巡回演出,着实火了一把。

上述所提,都是生产队的一般工种,有些是临时的替工,有些是短期的组合,有一些知青,则是调离了生产队的,变成了其他“阶层”的人士。

卫生员    卫生员由场部卫生院选拔,培养及安排,能当上卫生员当然很荣幸,多数是女知青,也有个别男知青。生产队的卫生员可以说责任重大,且不说要负责队里一百多号工人以及家属的医疗保健,光是那接生技术就得很过硬,因为如果不是难产,老工人的孩子都经队里的卫生员之手接来人世!12队没有女知青当上卫生员,倒是先后有知青出身的温景红 、郑金训从别处调来12队当卫生员,又壮大了12队的知青队伍。

学校教师    老实说,不是表现出色,兼有点文化,是不会调去当教师,那怕小学教师的。12队偏偏就没有知青有这个福分,虽然第四小学就在12队旁边。我们想,可能是表现出色的,学历低些;学历高的,表现又“不好”。不过,在四小当教师的,不少就是附近队调去的知青,虽工种有别,但也互有来往。

武装连战士     一看到这五个字,就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兵团成立后,为显示兵团的特点,成立了一个武装连,从每队调去两三名出身工农,表现突出,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男知青组成,不用说,那是驻守在场部的一支“御林军”,有军装穿(无领章),有钢枪握(不知有没有子弹),半天训练半天劳动。不管怎么说,他们肯定是男知青中的佼佼者。12队中的王奕玲、黄汝强、何达超,便是从农工跃升为战士。

修配厂工人     光是看到“工人”二字,同样令人羡慕!工人阶级啊,领导阶级!修配厂设在场部,能上调修配厂当工人,恐怕也要通过严格的政审,12队的崔厚基、黎志光二位,就光荣地从农工变为工人。且不说从此可以在车间而不是在田间劳动,光是那政治地位,少说也是上升了一级。

基建队工人     农场各队的小规模建筑,一般由队里解决,但大的建筑,就由场部的基建队负责了。基建虽然也辛苦,但似乎比起干农活有出息,于是,能上调基建队,也是应该请客的。12队的高大有型的男知青陈日潮,就被抽调基建队当工人,可惜他没学到多少技术,不然,改革开放之初,当个建筑包工头,早就发达了。

拖拉机手     在农场,当你拿着镢头在挖坑或除草时,一部轰隆的拖拉机驶过,你看到高坐在驾驶室中开拖拉机的是你认识的知青,你肯定会哀叹同人不同命!是的,那年头能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就 象现在当上一家上市公司的主席差不多,12队知青还数陈日潮有幸,从基建队后来又调到了机一队!不过,开拖拉机虽然潇洒,但食无定时,还经常开夜班,可能陈司机正是如此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病,留医湛江,幸而治好,活到今天。

汽车司机     如果说,当拖拉机手已令人羡慕,那么,当上汽车司机,更是几世修来的福。场部有一个汽车队,负责全场的运输任务。在徐闻的公路开车,很难说是一种享受,但开汽车毕竟是一门真正的最有用的技术,如果哪位男青年进入了汽车队,他肯定一夜之间红过现在的谢霆锋!12队没有哪位男知青有此幸运,但来自汕头的退伍军人吴汉标有此幸运,当上汽车司机不久,便抱得美人归。

沙场砖厂工人     同样是“工人”,最倒霉最没出息的,应数调到沙场和砖场的那几位。沙场远在海康县的一处海边,那些海沙可作建材。于是,有七八位男知青调去守沙场,负责挖沙并装沙上汽车,12队的高永亮是其中之一。我们想象,每天看着蓝天大海,该是很浪漫吧,但七八个男儿守着那荒凉的沙场,日子又是多么难过呵!

19706月,农场为了解决建筑用的红砖,在12队附近成立了一间用机器生产红砖的砖厂,从附近6个队各抽调1位老工人和3位男知青,共二十余人,白手兴厂。12队的知青谢广淮、苏火生、关本源被调去。但该厂始终技术设备及土质不及格,渐便呈半死火状态,后遣散了一部分人,留下10人左右。山林包围着的砖厂,更显得寂寞,以至本来就有皮肤病的关本源,精神忧郁而成颠狂,被送到海康龙门医院,后病逝。支撑至197210月,砖厂最终解散,除谢光淮、苏火生归队外,来自14队的梁慧生、陈贤庆、赖经文,来自16队的欧德谋、雷厉行等,也调归12队。如此一调动,使得上述五位外来知青增添了一段生命中最难忘的经历,也为12队的知青生活带来了更多的色彩。 

                 知青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

196811月,知青们来到农场。那时,急风暴雨式的文革虽已过去,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深入持久地开展,我们在农场的生活,包括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

我们来到农场后的一段时间,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政治形式仍旧进行。现在的青年人肯定不知上述那三种东西为何物,在此不妨稍作解释。

早请示,即早上起床后,要先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作法如下:全队或全组人员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红宝书,即林彪指令编写的一本收录着毛泽东语录的红皮小册子,读上一两段,再唱一两首语录歌。意思大概是说:“伟大英明的领袖,我今天开始工作了,我要按您的指示办事。”

晚汇报,即晚上睡觉前,重复早上的动作,不同的是,晚汇报主要是反省自己白天有没有做过错事坏事,向毛主席汇报。

跳忠字舞,即按语录歌的曲子再由舞蹈家编成一段段舞蹈,大家来跳,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但是跳不跳却是态度问题,因此,男女老少排在一起,手舞足蹈,那情景和现在公园里的人们练功有点相似,不过动作当然会刚劲多了,但又滑稽多了 ,大多象中风抽筋的样子。知青们年轻,有文化,又来自大城市,舞蹈动作当然会好看一些,所以,还可以当老工人的指导老师。

上述三项,实属荒唐,现在想起,既感到可笑,又不禁长叹,但当时全国皆如此,亦无可奈何,幸而农场并不算规范,没有朝朝晚晚如是。不过,有一样事,是不可不做的,那就是,当年,毛泽东常有“最高指示”发出,全国都要欢呼一番。如果是白天发出,那倒好,我们可以停工去庆祝,但往往又没有这么好的事,那“最高指示”偏偏要在半夜大家入睡了以后发出,这真是不知为何了。晚上,当大家睡的正香甜时,支书或队长猛敲一阵钟,同时广播器亦响起,于是,大家都知道又有“特大喜讯”了,只得从被窝里爬起,到队部前的空地集中。从广播以及支书的口中大概知道了“伟大领袖”又说了一句或几句什么话,于是,大家又要表现出兴奋的神情,喊一通口号。接着,全队职工列队出发,前面由锣鼓开路,走出居住区之外,踉踉跄跄地融进了浓黑之中,边走边喊口号,顺着公路绕到晒场,然后回来,再上床睡觉。思想觉悟“不高”的,倒头便入梦;对领袖“无限忠诚”的,还要激动一阵子。不过,那锣鼓声和口号声,似乎仍久久回荡在夜深的胶林中。

这种夜半来临的“特大喜讯”,如果偶然一次,那还没什么,但我们记得,来得最频繁的,当数1969年上半年吧。那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们的后辈,肯定感到匪夷所思呵!如果说,上述的那些政治行动还属偶然性的话,那么,开会学习则是经常性的事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讲政治”的年代,基本以文盲和半文盲为主的农场生产队职工,白天要从事艰苦的劳动,晚上,还要经常开会,学习,讨论,这真是非常厌恶,但又是非常无奈的事,尤其对于知青们!

当晚饭后,冲完凉不久,一阵敲钟之声响彻夜空,人们就要赶紧准备,手拿一张小板凳,来到了队部前的空地,分开小组坐好。主席台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盏现在很难找得到的汽灯,发出惨白的光。支书和队长,原来都是文化不高的农工出身的人,但由于经常要讲话发言,也渐渐练得不错的口才,连续说上一两个小时并不成问题,内容当然大多是读那时几乎隔天即有的“重要社论”和什么“红头文件”。台下那一百多号十分疲惫的职工们,或互相低头耳语,或独自猛打磕睡,一直熬到9点半或10点,方能散会。有时是集中开一会儿大会,又分成生产组讨论,这时,最难为的就是那小组长,必须组织全组的人开展讨论,每当冷场,组长就会求大家讲多几句,尤其是求助于有点文化的知青。我们还深刻地记得,当年那文化很低的陈声华组长 、黄兆桢组长、梁翠玉组长等在小组讨论会上的窘态。老实说,那时12队知青的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也不高,除了张穗芬 、徐永祥、谢广淮等,其他人也讲不了几句。 知青陈贤庆的文艺水平是“一流”的,但是,政治理论水平肯定是低下的,但是,组长叫他讲他也毫不客气地讲, 并非他有多高的思想觉悟,一来,他有恻隐之心,很同情那文盲班长;二来,他觉得,反正也是被迫坐着浪费青春,何不坏事变好事?他把这“发言”当作锻炼思维和口才的机会, 并不管其他组员听与不听,居然也有些收获,后来他没有经过师范学习而能当上高中语文教师,与这段时间的口才训练,实在大有关系。总之,在那些讨论会上,大家必须讲讲“理论”,再讲讲笑话,方能打发时间。如此浪费生命的会议,知青们有时只好用“装病”的做法,躲在宿舍里睡上一觉以躲避。

但是,有些集会,又是非常严肃的,气氛凝重的,你不参加或不认真,则是政治态度和立场问题了。197023月间,全国进行一个“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这个运动,名目好听,其实是“发动群众斗群众”。12队的老工人中,冯某某、赵某等,又被拉出来斗一番。知青们对那些“反革命份子”并无宿怨,但因那是“阶级敌人”,你也必须表现出应有的激愤。幸而12队在这场运动中还没斗死过人,我们旁边的14队就连续有三位老工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 ,两位自杀成功!

197110月初的某一天晚上,依旧由吴支书敲钟开会,但这个会开得神秘,不在平时的会场,而是把全队职工,包括机三队,砖场的人员,集中到机三队的一处车库内,四周还放有岗哨,这开的是什么会?在凝重的气氛中,支书宣读了一个中央文件,把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毛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彪副统帅,是个大阴谋家野心家, 是企图谋害领袖的元凶,并于半月前强行登机外逃,已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知青们私下议论,这回,毛应该会作一些检讨或反思了吧。其后,又开展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 不料,毛告诫全国人民,不要上林彪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当 ,将大家又惊得目瞪口呆,不禁哀叹:“到底谁上当受骗啊!”于是,我们的吴支书 又要在大会上很艰难地讲着那“天马行空”“克己复礼”“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等孔老二的故事,不过,知青们的头脑越发混乱了。19754月,又掀起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回的矛头是指向被打倒又重新掌权的邓小平,害得我们的吴支书又要大讲一番显然他不很熟悉的《水浒传》, 他肯定也很不明白,批判邓小平因何会扯到宋江那里去!

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权力争斗,注定了我们知青生涯的苦难和曲折。刚到农场时,由于大家年纪还轻,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尚有一种农忙时节下乡帮忙劳动的感觉,终日笑声,歌声,嬉戏声不断,还组织过文艺宣传队,在队里和附近的农村演出。但是,过了一两年后,思乡之情渐渐浓烈,对未来又感到茫然。这其间,文化生活的贫乏更加速了苦闷无聊的心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毁文化的运动,作为正处在求学年龄的知青们来说,失学已很不幸,又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是最难得,最宝贵的个人休息娱乐时间,却常要开会讨论,参加政治运动,能不丧气吗?那时,当然也提倡青年人看书学习,斗私批修,但看的书只是《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14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批判孔子的一些小册子,事实上,也是“学而优则仕”,谁学得好,就有可能获得名衔,改变处境。只可惜,那些著作,和国家的现实,知青的苦况形成巨大的反差,要想了然于心,学有所成,的确不容易。如高中学历的陈贤庆知青,就曾诚心地研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但终因思想境界过低,而未得导师的精髓。当年,在全国知青中肯定产生过学毛著标兵之类,勇士农场也应有,但可惜12队知青中未出现过,就连大家公认的最靓,最乖,最正派,最勤劳又勤学的张穗芬,可能仅仅因其父母是大学教授,属“臭老九”,而未能得到好一点的待遇,只能一直在生产队里干着农活,那其他人就更难有指望了。

学无所成,有点文化享受也好,可怜的是,电影重复放着《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几部,即使如此,遇到《英雄儿女》 、《列宁在10月》等有点人情味的片子,虽已看过多遍,且远在场部放,也会步行来回二十公里去再看一次;而《红灯记》 、《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样板戏,已被迫看了数遍,但当电影队来生产队放映时,也还是被迫再受一次“教育”。音乐方面,同样贫乏,除了农场文艺宣传队偶然到来演出外,则“终岁不闻丝竹声”,女知青们只有偷偷唱一些文革前的旧歌,如《敖包相会》 、《山渣树》、《红梅花儿开》等;男知青则大胆学唱一些港台的流行歌曲,如《绿岛小夜曲》、《忘不了》、《一水隔天涯》等。幸亏老工人普遍文化不高,也不知你唱什么,总算没有在这方面出事。砖厂的梁慧生 、陈贤庆、欧得谋等知青,会一点吉他、小提琴、二胡等,197210月砖厂解散归入12队后,队里才多了一点乐声。其后,罗耀光、何国炘等也加入了学弹吉他的行列。至于说到文艺书刊,那时除了鲁迅的作品,就是浩然的《金光大道》等,知青中几乎是无书可读。19731974年间,知青陈贤庆试着自己胡编乱造写了一点“文学作品”,如小说 、电影文学剧本等,想不到那些幼稚的“手抄本”也受到知青们的喜欢,争相传阅,由此可知当时文艺书籍之奇缺。但是到了19754月,陈知青因写作“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而受到批评,不敢再写,大家连这类“手抄本”也看不到了。

由于文化贫乏,物质短缺,工作劳累,精神颓丧,知青们极其希望能改变处境,但又如何去改变处境?19709月,有一批汕头,海康等籍的复员军人来到勇士农场(其他农场肯定也有),当然,绝大部分都是充当一般的农工。过了不久,他们渐觉心理不平衡,毕竟是当过兵,保家卫国吧。于是,约1971年某月,他们联合起来,到设在海康县龙门镇的兵团第七师师部集体请愿。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但军人自有办法,请愿很快平息,带头闹事的人物当然没有好果子吃。不过,这一闹,也有了一些作用,农场首长多少也要正视复员军人的处境,其后,有些复员军人不用再拿锄头,如12队的吴汉标,抽上汽车队当司机;吴先永,抽上四小当老师。

复员军人可以如此请愿,多少改变处境,但知青哪敢?你们有什么本钱?你们不过是城里的富余人员,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此,知青要想改变处境,除非有人开恩了。19736月,报上忽然载有一则消息,有一位好心人,名叫李庆霖,冒着政治风险,毅然上书毛泽东,述说知青处境之苦。想不到这封信竟然能到达领袖的案头,并打动了他老人家,知道了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中并非个个都“大有作为”,有不少“娃娃”(毛喜欢这样称年轻人)正在受苦受难。于是,毛泽东不但回了信,而且还寄上300元钱!这事使李庆霖交了好运,被提拔到中央当上了大概是“知青办”副主任,更重要的是,各地对知青出现的问题有了重视,起码在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12队的知青宿舍,知青冲凉房,大概是在李庆霖上书事件之后建起来的吧。

生活有了一点改善,但显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过了几年后,摆在知青们面前的最主要的难题是:是扎根农村农场,还是想办法离开,如何离开。

随着岁月流逝,知青们的年龄也逐年增长,青春的骚动也使得心绪不宁。于是,有的女知青在碰到认为合适的年轻的工人,尤其是开拖拉机开汽车的,就与之结合,组成一个小家庭,生活会好过一些。但是,有了家庭跟着就有小孩,于是,肩上的担子反而更重了。有的因夫妻双方在经济或感情等方面产生矛盾,因而数年后又得分手。

更多的知青,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逐渐产生了感情,进而发展到爱情。不过,在爱情与婚姻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鸿沟,在农场结婚则意味着扎根,可能永远回不了广州,因而令他们不敢跨出那一步。这样一来,他们始终处于“热恋”的阶段,在等待时机……但尽管如此,有了爱,总是好事,起码可以使两颗苦闷寂寞的心得到暂时的慰籍。如果情侣是在同一个生产组,那么,每天沉重的体力劳动可能变得轻松愉快;当那夏日黄昏降临,得知晚上又不用开会,那么,心潮必然翻滚,在急急冲完凉之后,双双便到住地外的公路上散步,在防风林中谈心,在某块平坦的草地上坐坐,承受着那凉风的吹拂,细数那天空的星星,也真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冬天或下雨的夜晚,女知青那集体宿舍的大门也为她们的男友而开,当男友怯怯地蹩进“女孩们的闺房”,其他女伴都会知趣地聚集到另一边,让当事人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谈心的环境。有时是几对情侣分处几个角落,互不干扰,用现在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于是青春男女们生活劳动在一起多年,不可能没有一点感情的瓜葛和矛盾,二十多年过去,大家回想起来,感慨万分,一切前嫌均已冰释了。

有一些知青,走的是另外的道路。如队友关本源,初到农场时还活泼开朗,但由于他有较严重的皮肤病,又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经常要出大汗的劳动使得他身心受损,渐渐精神崩溃,终于得了精神病,被送到龙门医院,其后不知什么时候去世了。朱祺队友,忍受不了那种知青生活,到农场数年后,开始离场回广州,偷渡香港,曾被押解回场一两次,终未成功,大概是1976年后才实现了愿望。欧得谋队友,本是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但由于家庭的不幸遭遇,在农场又感到前路茫茫,于19735月间,与亲戚一起偷渡香港,结果葬身怒海,英年早逝!            

                       知青与老工人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之一,说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今天,我们都意识到:贫穷产生罪恶。但在当年,却认为越穷越革命,因此,有文化的人不是去教育没有文化的人,而恰恰相反,让有文化的人去接受没有文化的农民农工的“再教育”。这种荒唐的事持续了十几年,不知毁了多少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当然,话又说回来,并不是说贫下中农就一无是处,不值得学习,至少,在勇士农场,在12队,我们感觉到,那时的老工人,的确又是思想素质比较高的,尽管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他们的优点,我们归结起来,主要有这么三条:一是,他们都是翻身农民,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因而对新社会,对农场的生活已感到满足,对党对领袖无限忠诚。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善于纵向比较,因而也可以得出较准确的结论,这是知青们比不上的。现在的我们,因为经历过艰苦的年代,对目前的民主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会有一种满足感,但我们的子女却事事不满足,原因也是缺少纵向比较吧。二是,老工人们都能吃苦耐劳,并且乐观处世,这一点,正是我们城里来的知青最欠缺的。试想想,我们是1968年到农场,况且叫苦连天;而他们是1952年或之后去的,是建场元勋,该吃了多少苦!我们到农场时,他们还是住着半间房,子女三四个,白天劳动,劳动休息的时间也要打点柴,回家要喂鸡养猪种菜煮饭洗衣伺候小孩,晚上开会学习,总之,我们难得看到他们有很空闲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也尚有一点勤俭的美德,恐怕与当年受到老工人的感染有些关系吧。三是,老工人们普遍都是好心人,能善待并理解知青。据我们回忆,在当年12队,存心跟知青过不去,与知青为敌的老工人并没有,尽管知青也做了不少错事坏事。

对于第三点,我们要重点谈谈。知青到农场后,与老工人共同劳动,生活,渐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吴运安书记 、张文德队长、李秀深队长、汪海精副队长等,都对知青不错,一般能以教育的方式而不是以斗争的方式对待做错了事的知青,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12队的知青中还没有谁受过很严厉的处罚,这也是我们应该感激的;有的组长明知某知青装病不开工,但也体谅他或她太劳累,并不作追究;有的老工人在劳动中热情地向知青传受劳动技能;有的在劳动中处处照顾个小体弱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有的见女知青在冬天冲凉不方便,把她们叫到自己的小伙房,烧热水给她们使用;有的家里杀了鸡或鸭,尽管数量不多,也把知青叫去吃;有的把小伙房借给知青,供他们晚上谈心 、学习、拉琴之用;有的多次借自行车给知青使用,尽管用上一次车子就损伤一次;在后期,有的知青甚至一天三餐都在老工人家里吃,已成为他们家的一位成员;等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多少减轻了我们的心头苦闷,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我们每位知青,都有他们永远记住的一些老工人:

张穗芬忘不了胡姨;陈菲忘不了佩芳姨陈佩芳;何国炘忘不了高佬毅陈贤庆忘不了马婆李志崇,马叔马为志,翠玉姨梁翠玉,恩头张运恩……

为了记住当年与我们一起劳动生活,曾给予我们很多关怀和帮助的勇士农场12队的老工人,我们很希望能整理出一份详细准确的名单,也算是对他们的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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