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新路到瘦狗岭 
——我的中学生活回忆（61.9—68.11）
陈贤庆
（一）
1961年9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进了广东省华侨中学的校园。至于为何心情“忐忑不安”，这要参看我对小学生活回忆的文章了。
学校在解放前即已开办，原来叫广州私立四邑华侨中学，1950年秋，易名为广东省华侨中学。由于学校位于市中心，不可能占地很多，用现在的眼光去评议，那只能算一所一般的学校，南面有一幢较旧的三层教学楼，北面有一幢大概四层高的较新的教学楼，还有的功能室在低矮的平房中。有一座礼堂，并不宏伟，只有那座图书馆，绿色的瓦顶，有些旧学府的气息。至于运动场区，可怜了，只在校园中央有六个（或许八个）篮球场，围绕着篮球场的，是一条煤渣跑道；篮球场侧还有一个器械场，摆着些单杠、双杠、吊环、鞍马等，但就是没有足球场，而在篮球场上又不准踢足球，这对于酷爱足球运动的我来说，是一大打击！校园内还有些房子，是教师的宿舍；而华侨学生的宿舍，则要出校门，过马路，到对面，那里有几幢红色的房子。
由于年代久远，要想很准确地把母校的校园描绘出来，我已感到困难，只能说大体的布局如此。即使就这么一些建筑，在当年，已经是很不错的校园了。由于是省级学校，所以它的校长也不同凡响，校长叫祝菊芬，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是琼厓纵队的老革命，起码也是厅级干部吧；副校长叫颜美德，一位很慈祥的女教育家，现在仍健在；此外，还有教导处的张玉如主任，一位中年妇女，北方人，经常可以看到她勤勤恳恳的身影。
本来，华侨中学收的学生，应该全都是归侨学生，但可能后来归侨学生的人数不够，逐渐收一些本地学生，到我们这一届，本地生的比例再多些，占了一个班人数的一半（这原因上面已揭晓）。但是，当我和麦妹珠被安排在同一个班，为初一（4）班，坐到了旧教学楼底层的一间教室里时，我惊讶地发现，我的那些华侨同学，不论男的女的，肯定不可能象我们一样只有十三四岁，少说也有十八岁二十岁！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头发梳得贼亮，身上散发着浓郁的香水味道，手指上的金戒指和手腕上的金表不时反射着太阳的光辉，与本地生相比，简直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尤其是他们之间的说话，说的都是印尼语之类，舌头弹得响亮，有点象唱歌，但你简直不知其所云。每当下课或放学时，他们便踏着那些轻便自行车，犹如穿花蝴蝶般在校园内飞快地转出转入。身处这些同学之中，试问衣衫破旧，光着脚丫的我和本地生们，怎敢乱说乱动，表现出一点活泼的气息？
学校有饭堂，华侨生多是住宿和搭饭堂吃，本地学生，也可以中午搭饭堂吃。我选择走读，大概觉得从学校到家里不算很远。不过，中午这段时间，回家吃饭再赶回校上课，肯定很匆忙的，也不知当年是怎么熬过来。下午放学，我很少在校园中流连，一般是边逛街边回家。
说逛街，其实也不很准确，应是路线明确的。我是走读生，放学后，便沿着维新路往中山五路走去。在维新路口，有一个报纸栏，张贴着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我肯定会在报栏前认真阅读一番，在那里，我知道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知道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措施的成效。当时的报纸有个栏目，叫“港台今日”，报道香港台湾人民的悲惨事，我们会自豪地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除了阅报，我还会到公园前的新星电影院和中山五路的新华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明星照片和影评。也会拐到永汉路，在新华书店和古籍书店内流连。后来，认识了班上一位叫罗志坚的同学，他家就住在公园前的中山五路的路边，于是，有时放学后经过其家门，而他又在，就进去小坐一会，再离开。还有一位男同学叫李钢声，眼睛大大的，很自然，绰号就叫“大眼”，也住在公园前，我放学时也不时会与他同行。
还是回头说说学校里的事。开学几天后，班主任刘妙娟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在小学时一直是班长、中队长，有这方面的经验，现在仍担任班长，怎么样？”我一听，就急了，连忙说：“不，不！我不合适，我做不了……”我当时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班”，我不怕担任这职务，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班啊，难道真如毛泽东说的，泥腿子掌权？我能管得了那些牛高马大的怪异男女？……之后，我肯定说了不少话，终于把这“班长”的职务推掉。就这样，我的“政治生涯”终结了，是我自己断送的，使得我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都无法混迹官场，以一介草民了却此生！由于我的“隐退”，班长一职，落到了一位有自行车上学放学的“侨眷”同学马舜平的头上。后来马班长与班上一位侨生打了一架，虽平分秋色，但也受伤惨重，这事，更使我觉得自己“急流勇退”的决定十分正确。不过，后来，我与马班长倒也成了好朋友，还到过他德政路的家。
由于班上是华侨生与本地生各半，两类学生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所以难以融为一体，基本上是华侨生们一堆，本地生一团，很少有玩在一块的。坐在我前后有几位高大的华侨男生，记得其中两位，叫梁国华和郝金泉，过了一段时间，我和他们有了一点接触，接触之一是，我要提供作业本给他们抄；接触之二是，我有时会问他们印尼语，他们会热情地教我，以显示自己有一项我没有的才能，但也仅此而已。还有一点，这两位同学的心智肯定比我们成熟很多，因为，我很快发现，他们身在课堂，心有旁骛，经常在议论某一位女生，尽管他们说的是印尼话，但久而久之，我也明白他们所议论的，是隔壁班的一位女生。这事也引起我的好奇心，我也注意并了解到，那真是一位很漂亮的华侨女生，叫温荣兰。在我眼中，已堪称“女神”了，难怪梁、郝两同学总在“密谋”如何获取她。这事，对我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引发我过早地出现青春期的骚动。
青春期的骚动表现，就是我会有意无意地关注班上的女生，尤其是华侨女生。但是，我又不大敢正眼注视她们，只能在心里暗暗赞赏她们的漂亮。再说，那些华侨女生们也不会关注我们这些小屁孩。放学后，华侨生往往是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去行街去娱乐，本地生只有羡慕的份儿。由于学校叫“华侨中学”，主流是华侨生，那些华侨生，由于原来的学习环境生活不同，读书可能不怎么样，但他们毕竟来自外国，见多识广，不乏各类人才，唱歌的，跳舞的，弹琴的，表演的，打球的。开学不久，就有个晚会，还有班际篮球赛，我注意到，华侨生都是主角，本地生鲜有出人头地的。在学校中，“种族歧视”难免，如同现在的都市人歧视外来民工一样。我们本地生，即使人家不歧视你，不欺负你，也感到自身素质实在差些，总有点自卑感。
人啊，如果没有了上进心，就会退步，就会自暴自弃，请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吧！自从我主动“归隐”后，我对自己的约束放松了，我觉得我已不是榜样，也当不了榜样；既然班长也不当，那一般的班干、小组长之类，就更不屑于当了，于是，不用多久，我已“泯然众人矣”。在小学时，我的各科成绩都不错，语文较突出，其实，那时，已出现了重文轻理的端倪，只是小学的算术较容易，那弱项不明显而已。上到初中，由于不求上进，学习的动力不足，加上函数、三角、物理、化学等我不善理解的科目出现，于是，数理化学得一塌糊涂，跨下了半壁江山。语文的成绩还算保持，但已不突出，可喜的是，学校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可以经常借书来看，一些中外名著就是那时阅读的。
下面要重点讲讲学外语的事。上到初中，接触到外语。中国自“五四”以来，学校中所学的外语应该都是英语吧，毕竟英语使用的范围广泛。然而，解放后，因有个苏联老大哥，有许多经验要学习，于是，中国的中学的外语科目，便只开设俄语。后来，大概发现老大哥也不是那么真诚，于是，一些中学便开设一半是俄语一半是英语。不幸的是，我们那一届，每班学的都是俄语！在当时，还不知道这叫“不幸”，知道“不幸”已是数年后的事了。那俄语，虽然被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称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但对于中国学生或者广州学生来说，要学好它实在太难了！每个单词都比较长，是难点之一；重音不固定，是难点之二；有六个格的语法变化，是难点之三；有的读音舌头要颤动，是难点之四；缺乏语言环境，是难点之五。当然，还可以找出更多，例如，俄语教师其实也是半途出家的，如我校的陈带海老师、李振邦老师，原来都是学英语的，只因“中苏友好”而边学边教而已。学外语，华侨学生有优势，他们原来说的就是类似的语言，舌头要弹动则轻而易举，因此说起来十分逼真，只可惜，他们一般都比较懒，懒得去记那长长的单词，所以成绩并不好。而我，对语言有点感觉，有点兴趣，因此，即使俄语，也认真去学，似乎也“学有所成”。
某一节俄语课，李振邦老师要我和另一同学朗读课文，课文是一俄国人和一中国小孩的对话。我读俄国人部分，另一同学读中国小孩部分，结果，我读得好，加之那同学读得差，相形见绌，李老师竖起大拇指赞道：“俄佬读得好，俄佬读得好！”这一赞，使我获得了一个“俄佬”的绰号。这绰号显然不大好，有人以为我家里是卖烧鹅的，也有人误以为是“傻佬”“饿佬”等。辛辛苦苦学了五年俄语，到头来有什么用场？随着几年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苏两党两国变成敌对冤家后，俄语便一钱不值了。而且，转瞬间，我便忘得干干净净，至今只记得两个单词，就是“好”（哈拉索）和“谢谢”（希巴希巴）！后来到了农场，我不得不跟初二级的同学自学英语，从字母学起。
学校没有足球场，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在学校的课余时间，我无法踢足球；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那时，我还是越秀山体校少年足球队成员，每周有两个下午大概四点钟后去训练的，而学校的时间并不能迁就。开始，我只得请假；后来，请假多了，老师不满意，便只有训练时迟到，如此一来，又轮到教练不满意了，弄得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觉得，这“业余球员”很难坚持下去，于是，大概在初一下学期，我不得不自动离队。这样，中国足坛就少了一位可能是“贝利”“马拉多勒”“罗纳尔多”式的巨星，难怪冲出亚洲这么艰难！（笑话）
我虽然离开了“足球界”，但看足球赛，仍是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那时是广东队的辉煌时代，光是杨霏荪、关辉舫、黄福孝、廖德营、程洪森这五大锋将，其攻击力就可与现在曼联
、皇马的球星相媲美吧。每当周日，遇上广东对北京、天津、八一、辽宁、吉林、上海等劲旅，我不会不看。尤其是广东队对瑞典尤哥登俱乐部队，对巴西马道雷拉那俱乐部队两场经典之战，我都有在现场呐喊助威。
足球没得踢了，那么，我该从事什么体育项目？学校有多个篮球场，我也尝试打打篮球。但几天后，就把左手的中指弄伤了，肿了起来。那时，我已开始学习乐器，手指伤了，如何能弹拉乐器？！于是，我意识到，打篮球和玩乐器是水火不相容的，我毅然放弃了并不合适我的篮球运动。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乐器结缘。在我小学毕业升初一时，我的大哥从云南调回广州。失业闲居在家时，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秦琴，一把高胡，消遣解闷。他演奏的水平虽然不高，但对于我来说，玩乐器是个新生事物，我一下子就喜欢并跟着学，很快，我也具备了一定的水平。渐渐我用那高胡，已能拉出一些广东音乐名曲来。
初二时，我班的班主任是张敬鸿，他从初一起就教我们语文。到了初三级，班主任是关国健，教政治。当年学校里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又或者在1962和1963年间，国家或广州发生了一些什么特别的事呢，时代久远，真记不起了。但是，有一事，是记忆深刻的。
在进入初三那一年，不知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我和同班同学、也是音乐爱好者的彭日柱、陈沅结为好友。陈沅原在初二（6）班，进入初三级时，他们班被拆散，他分到我们班。彭日柱家住惠福路，会吹口琴和笛子；陈沅家住广大路，家藏不少音乐唱片。我们相识之后，成了“三人行”，生活充实多了。我们学唱新歌，大家的歌本中抄满了中国的民歌和外国的名歌。每天放学后，我们或去珠江边看舟艇望晚霞，或到书店乐器铺流连，或到陈沅家听唱片；晚上，我们会约去看电影，或去欣赏岭南轻音乐队的节目，或去文化公园中心台欣赏广州乐团的演出。那是一段很愉快的日子，是音乐陪伴着我们的日子。有了这两位朋友，我已没有了“官场”的失意，忘记了足球的远离；也不感到“种族歧视”的威胁，不担心数理化的糟糕。初中毕业时，彭日柱考上了市纺织中专学校；陈沅考不上高中和中专，远赴海南岛白沙农场。这两位同学，现在都失去联系了，愿他们也生活愉快吧！
初中的同学，还有些什么人？年代久远，我真的记不清了，有一位范和登，是记得的，父亲是侨领，家住烈士陵园侧，我也去过；此外，他是体育运动的尖子，学校的风头人物。还有罗志坚、彭纪立、司徒国正、梁慧生、张国胜、区荣新等吧，也是我们班的？女生中，郑诗馨肯定是同班的，这位“同桌的她”，高中时虽不同班，但后来一起到了农场，分在同一个生产队。还有谢蕴如、麦妹珠、陈美华、苏爱珍……还有很漂亮的港侨生朱金莲。此外还有谁？实在想不起了，留待日后再查询吧。
（补记）五十四年后，即2018年2月10日晚，我忽然收到一个来自美国的邮件，是彭日柱发来的！原来，彭日柱早已移居美国，但不时回国探亲。最近就在省内治疗左膝关节毛病。有人告诉他，《往事未依稀》一书中提到他的名字和他的事。于是他即按我书中提供的邮箱，叫在美国的儿子与我联系，并提供了他在国内的电话号码。当晚，我即用电话与他联系上，谈了20分钟，并约好12日中午在广州华夏酒店见面。12日中午，我约了郑诗馨同学，她再约了欧荣新、罗志坚、陈美华、苏爱珍。于是，我们七位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华夏酒店三楼的百乐门餐厅相聚。郑诗馨、欧荣新、苏爱珍高中时与我一样考回侨中，但彭日柱、罗志坚、陈美华则是分别五十年后再相逢了。
彭日柱读市纺织学校。两年后，刚分配到工厂，即遇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余时间，他躲在工厂的活动室学拉大提琴。不久，这技艺便派上用场，参加了文革期间的工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还找到他的所爱，22岁便结了婚。在工厂干了近十年后，他移居美国，先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再到美国洛杉矶定居和工作。退休后有一点和我有惊人的相似，就是被人引诱玩起了粤曲，他仍拉大提琴，也拉高胡客串当头架。罗志坚也是读纺织学校，后来入厂当工人至退休。陈美华也是入厂当工人，后来还当了兵，转业后当干部至退休。
根据席间大家的回忆，初中时的同学，除了上述提到了的同学，男生还有林继能、关国坚、黄穗青、郑华强、陈程辉、黄丙勋、黄隽谊、余瑞湛等，女生还有陈丽冰、高美霞、黄浣云、陈霭明、李碧玉、黎珊仪、王美仪、李颖奇、黄美兰、廖剑英、邓玉环、袁婉娴、魏穗华、李金铭、江文洁、张洁瑛、谭桂宝、张宝兴等，如今也都是70岁的人了，不知可好？
（二）
初中三年，在胡里胡涂中很快度过了。1964年7月，我们初中毕业，又面临选择出路。现在的初中生，也并非个个都能考上高中的，更何况是40年前？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考回自己的学校。彭日柱选择了考中专纺织学校，日后避免了上山下乡。陈沅是考不上高中，还是政审不过关，不得而知，过早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到了海南白沙农场当知青。一年后，他回广州探亲，还约我和彭日柱相聚，所说的农场的生活，让我们感到很新鲜。
我在华侨中学读过三年，原来的陌生感已消失，原来的不适已变得适应；另一个原因，由于本地生增加，华侨生减少，学生中成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丑小鸭”多了，也就不觉得丑。华侨生减少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又办了一所“华侨补习学校”，在沙河瘦狗岭下；那是为一些学习不适应或赶不上的华侨生而办的；此外，还有一所叫“侨光”的，所以，“华侨中学”的质就发生了变化，一班之中，华侨生只能占三分之一了。
当我踏进高一（2）班的课室时，我当然会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是从初中升上来的；但是，也有的是从别的学校考进来的。至于谁是原校的谁是考进来的，我已记不清了，且把我能记得的高中同学的名单列出：
男生（按姓氏笔划为序）：区荣新、司徒国正、叶思铎、刘象潜、郑坤林、李鹤鸣、李懋忠、杜森成、吴一康、陈贤庆、高保乐、张昌育、张国胜、林就利、茹家潜、蓝铁运、郎仲光、梁成绍、梁慧生、梁正元、秦新仁、彭纪立、黄培灿、黄炳权、蔡为霖、詹康年。
女生（按姓氏笔划为序）：申竹芳、苏婉冰、朱金莲、杜小钰、何启逸、何江宁、何玉梅、吴剑媚、吴叶蓉、高凤文、周少芝、麦妹珠、莫宝珍、梁顺仪、梁慕琼、曾慧珠、温妮、黄丽蓉、黄丽芳、黄任春、谢蕴如、唐兆瑜。
上述名单，可能有遗漏的，待查询后再补上吧。由于初中和高一都在同一学校就读，所以，我有些糊涂，实在记不起高一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而我自己又是怎么过的。前面说过，彭日柱和陈沅是我音乐上的伙伴，但是，他俩都离开了，我肯定改变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又变得孤独了。每天的生活，大概如此吧：早上回校，途经越华路、广仁路、广卫路、广大路、中山五路、维新路（有时经教育路、西湖路）；中午回家，煮饭、吃饭、休息，或拉二胡，再回校；下午放学时，往往在中山路或永汉路（北京路）的书店或乐器店流连，到天黑才回家。晚上，我记得很少认真做功课和温习的，经常独自去逛街，尤其去珠江河畔漫步。从少年时期转入青年时期的我，有许多幻想，当个运动员已不可能了，我想过，我将来或许可以当一位音乐家、演奏家；又或许可以当一位作家、一位诗人；甚至，我很喜欢看电影，我想，我可以演电影或编电影；当然，我难免会设想，将来自己会遇到一位怎样的姑娘，最好象苏联电影《红帆》中的漂亮可爱的阿索莉……我常常把那些幻想，交给滔滔流逝的珠江水，交给白鹅潭中的夜月……
高一级的事记忆也很模糊，或许下面几件事还值得一提。只会让我们感觉到国家正向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我们安心学习，将来报效国家。
1964和1965年，应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两年吧。那时，虽然左的和极左的思潮不时在干扰着，林彪也开始在大树特树领袖的威信，但整个中国，毕竟民风淳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光是那英雄模范辈出，如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王进喜、董加耕等，就时时让人感动。至于那时的高中生，用风华正茂、激情满怀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有一些事情，又可以回忆的。
1964年，就是高一开学不久吧，刮来了一场12级别的第九号台风，我记得学校里的大树也被台风刮倒，广州的马路更是一片狼藉。不过，很快，两三日，生活和生产就恢复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消息振奋了全中国，当时，我们在维新路学校，敲锣打鼓开大会庆祝欢呼，比杨利伟遨游太空还使人激动。
1965年1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尽管刘少奇还不能与毛泽东相比，但当时也组织了欢庆活动，晚上，全校学生到中央公园门口跳集体舞，跳到夜深，仍兴奋不已，于是，再回到学校的操场跳，这除了有一股政治热情外，还应是青春活力的体现吧。
读高一级时，学校安排我们去了两次农忙，两次都是去大沥的梁清堂公社。每位同学到一户农民的家里，与当地的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这种“素质教育”，现在是没有了。我们真诚地“与农民相结合”，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其后，“三同户”还带着当地的土特产进城探访我们，如同走亲戚。
如果生活就是如此，一天天平淡而祥和地过下去，我可能真的再找不到什么可供写作的内容，但是，岁月的长河总会不时地掀起波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一些。省教厅的一个突然决定，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轨迹，使得一些事情便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中，也使我不至于写到这里而尴尬地停顿下来。
1965年的6月，我们被告知，学校要从市区搬到郊区，从维新路搬到瘦狗岭！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搬校？这只能如此理解吧：省华侨中学坐落在市中心，已无扩展的余地，我在前面说到，一所省级的学校，连一个足球场也没有，总是遗憾的事吧，而在原来的校址，已无地可扩张。在瘦狗岭下、天河机场侧，有一所广东省工学院，后来迁往他处，那里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礼堂、饭堂、宿舍、足球场、篮球场等，足够一所中学之用，还可容纳别的单位。于是，省教厅决定，将原省工学院的校址，给省华侨中学、省公安学校以及省水科所共用。那么，原侨中的校舍用来干什么？据说给了市教科所吧。于是，在我们即将升上高二级那年，遇到了一件迁校的大事。
是否所有的同学都搬到瘦狗岭新校？我一直以为是的，数十年后我才知道，并非如此。原来，侨中初一级有10个班，5个英语班和5个俄语班。升上初二时遇到搬校，学校在5个英语班中各抽出一些同学，组成一个初二（7）班，在5个俄语班中各抽出一些同学，组成一个初二（10）班；而其他的同学，则留在原校的宿舍区，组成新的51中学。在瘦狗岭那里，本来就有一所51中学，初一升初二级有16个班，如今，华侨中学搬过去，那16个班留下一半人，组成8个班，其余的人分到附近的中学去。如此复杂的分分合合，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也不知为的是什么。但不管怎样，我们要从市区搬到郊区，则是肯定的了。
在原来的学校上学，多么方便！走路不会超过30分钟，而现在，学校要搬到沙河瘦狗岭下，不但遥远，而且必须住校，从没离开过家的我，以及家在广州市的我的同学们，都是十分不愿意的！但是，学校要搬，也由不得我们愿意不愿意，只有做好在学校住宿的思想准备了。原学校有那么多东西，如何搬到新学校？那时大概没有搬家公司吧，于是，搬校的工作，也需要我们学生参与了。把东西装上车，然后跟车到新学校，再把东西卸下来放好，这些都是苦力劳动，但比起在课堂里读书，又好玩得多，所以，我们也不在乎。当然，也有些同学可以躲过这次苦力劳动，如黄丽容和刘象潜等，就被安排帮助学习跟不上的华侨女生申竹芳，而不用参加搬校劳动。
搬校搬了多久，我已记不得了，但肯定一个暑假都在忙碌。在高二新学期开始时，我们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从文德路11路车总站坐车，坐到广州市东北角的沙河镇，再沿着一条公路步行近三十分钟，来到瘦狗岭下，住进了新校园内的男学生宿舍，我住在308室，占据了一个床位。
（
三）
新的学校环境是怎么样的？由于时代久远，也不能很准确地记起了，大概如此吧：在沙河，沿着一条公路走三十分钟，或沿着铁路边的小路走二十分钟，便来到了一处学校区。路的左边，是广州市华侨补习学校，该校就在瘦狗岭山麓；路的右边，便是广东省华侨中学。如果沿着公路再往前走，便会走到东莞庄，华南工学院即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以及其他的院校都在不远处。
当年，我是如何去到新学校的？我实在没有印象了，想不到夏树仁同学有深刻的记忆，姑且借用之：“那是1965年9月开学前的一天上午，树仁背着行李，（按照学校要求）扛上一把新锄头，提着一只小水桶离开了11路车总站。经过了天河火车站，沿着铁路线旁的小路一直往东走。我一边欣赏路旁令人心怡的田园风光，一边游走在小路或铁路轨道上。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叫声，我赶紧俯下身，把耳朵紧贴在铁轨上，果然就好像书本上及电影中所描述的，我感觉到了由弱渐变强的震动。黑而笨重的蒸汽车头咆哮着向我冲来，我赶紧快步跑下路轨靠边站。火车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那气吞牛斗的火车头却令人有被泰山压顶的感觉，呼啸的一下子过后，只听见异声吠腾，‘芬芳扑鼻’，原来是迎来了满载猪牛的专列。这令我有点措手不及，只好合上眼睛，屏住气。等待列车过后，才长长地呼出一大口冤气。睁开眼往前看，终于见到了右前方的宿舍和食堂厨房。在通往校园的路口附近有一小片竹林，竹林前边还有些装有骸骨的灵塔。我的第一印象是有很多黄泥色，没错，是粘土和红土壌，它们裸露在小路上及男生宿舍后面的荒地里。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走进了侨中校园。”
华侨中学有一个大门，但并不华丽，实际只得两根柱子，并无所谓的“门”，更无“门卫”。进门后有一条校道，校道左边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校道的尽头，便是一幢高五层的教学大楼，现在想来也感到可笑的是，那大楼并不全属于省侨中的，底层属省水利科学研究所，四五层属省公安学校，只有二至三层是属于省侨中的！三个单位同在一座大楼内，居然也相安无事，这在今天也算奇迹了。校道的西边，是两幢女生宿舍楼；再往西走，是一个礼堂兼饭堂；再往西走，则是两幢男生宿舍楼。在礼堂和宿舍的南面，是三个篮球场和一个小型的足球场；足球场边上有一间小买部。再往南走，便是教工宿舍。教学大楼的南面，是一大片学校的菜地，这是旧学校不可能有的。我能够记得的，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显然，同学们是不会满意的，谁记得谁补充吧。
但是，在学生宿舍旁边的那条村子，我是不会忘记的，那村子叫林和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我们曾和那里的村民有过一些小摩擦，但仅是小摩擦而已。而现在，那村子早已消失了，变成了林和路什么的，那里的村民，早已洗干净双脚，或成为大富或成为小富了。另外，学校旁边的那一大块空地，我也是不会忘记的，那是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叫天河机场，我们坐在教室里，已不可能看到飞机的起落，但不时会看到有人在练习跳伞，或在放飞航模。如果上数理化时刚好遇到上述的表演，我的脸肯定会正对着机场那个方向的。如今，机场也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六运会的主场馆——天河体育中心。当然，与机场不同的另一方向，有一座翠绿的山，它的形状是否似一只“瘦狗”，那就见仁见智了，但它的名字叫瘦狗岭则是无疑的。在较远处，还有一些稻田，因此，这里既有现代化又具田园风光。
至于学校附近那座瘦狗岭，我想不出用些什么文字去形容它，但三十多年后，却看到李鹤鸣同学有一段很不错的描写，我不妨借用之：“瘦狗嶺位于广州的东北郊。它是一個不大的小土包,
還不到100米高，远看像一只驯服的小狗，千百万年来，从来没有大声地咆哮过，它与极其复杂的中国人性,
格格不入，既不知感恩，更不图报复。争权夺利的战火沾不了它的边，残酷无情的阶级政治斗争更不会临到它的头顶。它一直静静地躺伏在那里，冷眼旁观着人世间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在它上面，没有丝毫的人为造作。文人墨客都不願留下他们的足迹，更不肖留下片言短语。这里也没有庙宇。佛道二家都不願与它沾边。它不像黄山和泰山，伸手可触天堂，一跃就到地狱，它离天堂实在太远了，和地狱又沾不上边。它不吃人间烟火，也不向人群摆尾求怜。它虽然是那么的渺小，却处处显出了它的高傲，它冷酷的样子，却把它的温馨掩盖了。
它无情的背后,
却又是那么的潇洒。人们不曾忘记它，但却没有留给它任何的供养，它饿着，它瘦了。广东侨中的新校址就座落在它的南边，對侨中的同學們來說,它是那麼的熟悉,
那麼的親切，那麼的可爱。早晨，同学们喜欢在它的脊梁上蹦跑，就像一把把梳子，轻轻地抚摸着它。不小心一跌跤，还可以吻到它那温暖的肌肤。同学们嘹亮的歌声就像催眠的歌曲，和着微风，安抚着它入睡。它曾经与他们一起哭，与他们一起笑，与他们一起乐，与他们一起哀，默默地陪伴了他們三年，見証着這三年的生活和争斗。”李鹤鸣同学学生时代不怎么样，想不到如今能写出文学家般的文字来，佩服，佩服！
这样的校园，感觉和旧校当然不一样，新校园本身大了许多，而四周的环境也开阔了许多，不似维新路的旧校那么局促。而我们，也获得了住校的体验，这为我们日后离开家庭、独立生活打下了基础。
从小学到高一，我都在家里住，尽管居住环境恶劣（大家都一样），但龙床不如狗窝，也习惯了，如今住进了学校的宿舍，既有新鲜感，也有些不适应。我们高二2班的男生，大概分有三间宿舍，我所住的室是308室，无疑是三楼第8间房。同室的同学有谁？似乎有蔡为霖、詹康年、杜森成、叶思铎、李鹤鸣、李懋忠等，睡的是木质架床，我与詹康年共用一床，似乎是他在上我在下。开始的时候，总难以入睡，大概过了一段时间才适应。我现在也在学校工作，深知每所寄宿学校的宿舍都设有舍监，与值日教师一起管学生的睡觉，中午、晚上到了时间即要安静。我们那时有没有人管睡觉？似乎没有吧，每幢宿舍只安排一位“楼长”，是由学生担任的，女生们记得，她们的楼长叫李宝珠，十分负责，每晚10点钟即督促同学们安静入睡，但我记得我总是违反纪律，熄灯后仍常和詹康年谈天说地，各自吹嘘，尤其是互相竞猜各行各业的人物，看谁知道得多。
住学校宿舍，最要命的就是天寒地冻之时，也要洗冷水浴！学校有没有热水供应？不记得了，但我总记得，冬天的冲凉房，就是唱歌房，颤抖的男高音此起彼伏，蔚为大观。这也是一种锻炼，要不然，我们日后身居农村、农场那样的艰苦环境，如何适应？
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有一情景是我以前不能欣赏到的。由于大家都住宿了，那些华侨生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爱好特长，我也能了解到了。我最感兴趣的，是高二3班的306室的琴声！那是什么琴声？是由一种叫吉他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我不可能愚昧到连吉他这种乐器也不认识，但实在不知道怎样弹奏，如今，看到“排骨”和“小牛”，一人一把吉他，一人弹单音，一人用和弦伴奏，尚有一人在摇动两只沙棰，熟练地演奏着《划船歌》《星星索》《梭罗河》《唉哟妈妈》《鸽子》《含苞欲放的花》等歌曲。那醉人的琴声，那热烈的节拍，使人跃跃欲舞！所以，每当吉他声响起，我都会过去充当听众。不久前，我见到“排骨”黄卓銮先生，他已是一位吉他演奏家和画家，大家回忆起学生宿舍的音乐会，仍津津乐道。
没有住宿以前，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当然不可能吃得很好，但由于街上到处都有小食店和点心店，买些可口的食品是很容易的，住到学校以后，学校饭堂的饭菜比家里的好不到哪儿去，但由于大家在一起吃饭，也觉得很热闹，很愉快。把男女生隔开的那幢建筑物，吃饭时间是饭堂，开大会时是礼堂。到吃饭时，大家按席位而入座，10人一席，工友们把一盘饭与一盘菜捧来，放在桌上，每桌的生活委员便负责分饭和菜，这工作必须认真而公正，似乎还没有出现因分配不公而发生矛盾的事吧。
如果在饭堂里吃不饱或吃不好，还可以去买零食。当然，要买零食就不象城里那么方便了。学校有一间小卖部，林和庄也有一间小卖部，我们不时光顾，也只能买些饼干糖果而已，要吃好一点的，则要到沙河去，吃一碗粥，或炒一碟粉，然后再走路回来。
以前在广州，晚上可以去逛街，去看电影，去听音乐会，但是住校以后，这一切已不可能了，晚上得乖乖地呆在教室里，或做作业或温习功课。当然，那时的学生并没有现在的学生学得那么苦，晚修时间，也是比较随意的宽松的。每到星期六下午，学校肯定放假，家在广州的同学都会回家。开始时，从学校到沙河那段路只能走着去，后来，开通了27路车，从动物园到东莞庄，则方便了一点，但转车也是麻烦的事，我一般是步行到沙河，坐11路车到文德路，再走回家；但有时，也步行回市区，从学校到沙河一段，有些田园风光可供观赏；到了沙河镇，可以随意逛逛商店；而从沙河出市区，要经过长长的先烈路，对于爱好文史的我来说，一路上并不感到寂寞，十九路军坟场，朱执信、史坚如、张文达的坟墓；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都是很值得时时凭吊的。
（
四）
学校搬迁，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丰富了我的生活内容，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还有以下一些可以谈谈。
前面提到，在省侨中旧址，地方狭小，连一个足球场也没有，使得我这位足球爱好者常常脚痒而无奈；而学校搬到瘦狗岭后，不仅地方宽大了，而且还有大小两个足球场，这是让我感到十分高兴的一件事！课余时间，我又能与同学们奔跑于球场上，仿佛又回到越秀山的时代。记得搬校不久，便有了班际足球赛，我班同学中，除我是绝对主力外，最记得高保乐是冲击力强劲的中锋，似乎张国胜、杜森成、郑坤林等也是班队成员，至于后来获得年级第几名，就记不得了。至于看足球赛，虽没有以前方便，但仍是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项目，周日下午，我常与詹康年、刘象潜一起去观看，看罢再回校。
学校地方大，又在学校寄宿，早上锻炼便有了时间和场地的保证，于是，我又爱上了长跑。长跑是一项枯燥而辛苦的运动，而我是受到了一位同学的影响，而产生这种爱好的。这位同学就是梁正元。梁同学高高瘦瘦，眼窝略深而双目有神，再配上一副“哨牙”，使得他的样子很是可爱，同学们美称他“阿索莉”。阿索莉是苏联电影《红帆》中的女主角，是我的梦中情人。梁正元因我是音乐爱好者，而他也喜欢音乐，于是，与我成了好朋友。他喜欢长跑，我觉得早晨能起床跑跑步，吸收些新鲜空气，也是挺不错的，于是，也陪他跑。有时围着足球场跑，有时沿着公路跑，跑着跑着，我竟也喜欢上了，觉得一朝不跑，就象欠缺了什么。到校运会时，我和他都参加了3000米跑，结果，我不是最后也属最末的“集团军”；而梁正元似乎得了个第二或第三名。
我由于喜爱音乐，会唱不少歌曲，受到了梁正元的“崇拜”，大家也结为好朋友。在那个时代，没有CD、VCD之类，连收音机也算奢侈品，歌曲大多是从各种歌书学来的，因而视谱不成问题，不象现在的年轻人，会看简谱的找不出几个。我和梁正元经常一起学唱新歌，遇到好的歌，则抄在自己的歌本上。为了不影响别人，我们有时放学后，就走到离学校远些的田野或山丘处唱，那情景也够浪漫的。有一次，中央歌舞团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演出，我们不知怎样买到了票。到了那天晚上，我们是偷跑去看的，看完之后，已没有班车回沙河，于是，我们步行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学校。
我们除了长跑和音乐，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登山。登什么山？学校附近就是瘦狗岭，岭高多少米，不清楚，山上没有人工铺设的路，只有一条由人脚踏出来的路。我们喜欢登那座山，山不算高也不算陡，没有野兽没有蛇虫，登至山顶，举目眺望，沙河以及天河一带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除了瘦狗岭，我们还喜欢登白云山。有些个星期六，午饭后，我们从沙河处上山，游完山后，再从下塘回家，回到家时天已黑尽。有时，周六周日，我们甚至不回家，而是去登白云山。已经记不清楚我们登过多少次了，那粤军第一师纪念碑，那摩星岭，那滴水岩，那白云仙馆……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可惜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写诗，不然肯定会“为赋新诗强说愁”的。
由于住宿，同学们的相处也增多了，起码晚自修也要到教室去，真的是日夜相对了。现在我也在一所高中学校工作，学生们的座位安排，是男与男坐，女与女坐，为的是避免“擦出火花”；而我们那时刚好相反，是男与女坐，女与男坐，为的是“打破男女界限”。我记得和何启逸同过桌。何同学是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孩子，模样秀丽，一双大眼睛尤其传神，且能歌善舞，是班上的文娱积极分子；我也记得，黄丽容也与我同过桌。黄同学身材高挑，同样模样秀丽，我注意到她的肌肤白皙细嫩，一双玉手很是可爱。按理说，坐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女性同学，应该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她们发出的“电力”，应使我时时把持不住的。然而，当年的我，似乎情窦未开，不识风月，竟然目不斜视，甚至还时时提防何同学和黄同学的可爱的手肘越过我方领地！多么愚蠢的男儿啊！若干年后，我已后悔莫及了，当初，我为什么不向其中的一位献上一片情心，早早享受爱情的甜蜜？！不过，认真反思，似乎又不能过多地埋怨自己，那时，并没有太多的明星玉照、流行歌曲和言情影视在煽得你心痒痒，更没有“恋爱大过天”“爱一个人是没有罪的”等意识的传播，因而，高中生们都在老老实实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很少听说有“早恋”的行为，甚至视“早恋”为羞耻。所以，我写到这里，本想加插一段自己的“爱情故事”，结果发现完全空白。至于别的同学有没有暗恋着某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江湖传闻，说兄弟班的男生罗同学与我班的女生朱同学在“谈恋爱”，这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但他们的“恋爱”，绝对比现在的“婚外恋”来得秘密。
（
五）
搬到瘦狗岭学校之后的半年多时间内，还可以回忆起以下几件事。
1965年9月搬到新学校后不久，学校即发出号召，要在学校的外围挖一条护校河，以隔开铁路以及林和庄等。这是一项大工程，放在现在，必然会请某工程队来干，然而，那时，自力更生的精神深入人心，于是，全校师生便投入战斗，热火朝天，硬是用锄，用铲，用箩筐，经过数周的艰苦劳动，完成了数百米的护校河。此“河”实际存不了水，只能起到一点阻隔的作用。在劳动过程中，我记得黄炳权等同学，真正具有“劳动人民的本色”，工作效率甚高；偷懒不卖力的学生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多，黄丽容等因娇弱无力，不似劳动的样子，即受到以身作则的女班主任谢孟禄老师的批评。
大概1965年底，在广州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如今的农民，似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要么耕着几亩薄田，要么外出打工。而当年，农民也很风光，可以派代表来省城开大会。为了迎接各地的代表，学校接受了任务，出动一队腰鼓队，一队秧歌队，到大沙头码头助兴。我班的女生打腰鼓，二（1）班的女生扭秧歌，使刚踏上码头的农民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次日，在越秀山体育场，她们又再次在大会场中献技，可以远远看见陶铸、赵紫阳、陈郁、曾生、区梦觉、尹林平等省市领导人。表演期间，天下起雨来，那红绸子把他们身上的白衣服也染红了，但她们越敲越有劲，越扭越兴奋。
1966年清明节，我们到附近的银河公墓扫墓。我们站在马口英雄烈士墓前，虔诚地默哀。其时烈日当空，主持人（可能是彭纪立）又过于认真，真的要默哀足够三分钟，哀着哀着，突然一位女生扑通倒地，不省人事。此人就是黄丽芳。黄丽芳一倒地，搞乱了那严肃的场面，幸而只是中暑，一会，她便醒过来。不过，大家也计划好，如果她牺牲了，即就地掩埋，顺便开个追悼会。（说笑）
写到这里，我要花点浓墨写写学校那次文艺汇演了。是1966年初吧，学校要搞一次隆重的文艺汇演。各班要出一个有分量的节目。我们高二（2）班，出一个什么节目？真是费思量！这策划，就落在了两位“文艺家”的身上。这两位“文艺家”，一位就是我——陈贤庆，一位是女生温妮。
女同学回忆说，我们两人是文娱委员，我没有这个印象，但是，我和温妮同学共同编导了一个节目，我是记得的。要编一个有分量的节目，并不容易，唱唱跳跳，很是一般；演话剧之类，又限于舞台条件。最后，不知是谁的创意，我们想到了一个合歌舞话剧造型于一体的、全班同学都参与的节目，节目的名称叫《英雄谱》。在英雄辈出的时代，演英雄颂英雄是时尚，我们想过，演一位英雄，既困难又有些单调，很难全班同学都参与；不如以一人为主，衬以多人，形成一个造型；男同学在后面唱歌，女同学在前台跳舞，想必又热闹又感人。于是，我们选出了八位英雄，他们是：梁慕琼演刘胡兰，吴剑媚演江姐，蔡为霖演许云峰，黄炳权演黄继光，张昌育演雷锋，司徒国正演焦裕禄，秦新仁演王杰，彭纪立演欧阳海。
这是一个歌舞为主的节目，杜小钰、何启逸等女同学在台上载歌载舞，男同学在舞台一边伴唱，衬托着八位造型逼真的“英雄”。这八位“英雄”，如果都要表演一番，肯定很困难；但如果一直站在舞台上不动，又太单调。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动景”：演刘胡兰慷慨就义前的一幕！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舞台上便出现了两位穿黄军装的“匪军”，一官一兵。“匪军官”由梁成绍饰演；“匪兵”由郎仲光饰演。这一官一兵押着“刘胡兰”上前，我们为“匪军官”与“刘胡兰”设计了几句对白，其他的都忘记了，只记得握着手枪的“匪军官”问道：“难道你不怕死？——”“刘胡兰”胸脯一挺，大义凛然地回答：“怕死就不革命！……”梁成绍的形象饰演“匪军官”合适，但他的普通话很差劲，尤其那个“死”字，总是读成“洗”的音，总是引出了不应有的舞台效果。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笔力有限，我无法很生动地把当时演出的情景描写出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演出非常成功，博得了广大师生的鼓掌和欢呼。后来，市里举行中学生文艺汇演，学校决定派我们的节目参演，由于我班人少，不够气势，于是，在高一年级中抽调一些同学加盟，加强了舞蹈和伴唱的人力，使得节目的效果更佳。不久，我们在广东省实验中学参加演出，同样获得好评，准备参加省的中学文艺汇演，但是，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省中学生文艺汇演便夭折了。
这次文艺汇演，是文革前我们学校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我班演出的《英雄谱》，的确值得大书一笔，它是我班同学革命精神的体现，大家热情地真诚地讴歌英雄模范，学习英雄模范；它是我班同学集体精神的体现，全员参加，出谋献策，练唱歌，学跳舞，背台词，制道具，借服装，离开了集体，不管哪一项也不能保证顺利进行；它又是我班同学友爱精神的体现，不管男生女生，不管团员非团员，不管出身如何，大家亲如一家，团结互助。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就是对一位同学的使用似有不当。郎仲光同学，虽则刚阳之气稍嫌不足，但也长得眉青目秀，我们却派他饰演没有一句台词的、只需握着一杆木头枪装模作样的“匪兵”，实在让他委屈。他后来当上了广州一家大冰箱厂的厂长，证明了我们当时眼光短浅，将他大材小用了。
让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演出《英雄谱》的这一班同学，却无端地出现了分化，成为了敌对的两派；想不到的事还有，热情地编导《英雄谱》的陈贤庆和温妮，因父亲分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走资派”，双双也成了“黑七类”！至于其后发生了一些事，要留待下一节去叙述了。
接《革命与逍遥的日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