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闻风雨忆当年

——勇士农场14队知青的故事

 陈贤庆

序  

眼前有一张保存良好的黑白照片，照片中有五位穿着背心或文化衫的年轻人，乍一看，还以为是篮球队员，其实不然，他们只不过是31年前即1968年“上山下乡”到了雷州半岛农场的知青。1969年夏季的某一天，他们结伴步行到了离生产队15公里的一个叫曲界的圩镇，除了游荡吃食之外，他们还在一间设备简陋的照像馆里照了一张合照。因为有了这一张合照，很幸运地留下了他们年轻时尤其是当知青时的模样。

坐在前排左边的那一位，头发较短，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斯文，但偏偏又留了一溜胡子，装作沧桑之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扮cool”。他叫陈贤庆，时年21岁，在初中时某堂俄语课，被教俄语的李老师叫起来读课文，他读文中“俄国佬”部分，另一同学读“中国少年”部分，结果，“俄国佬”表现出色，而“中国少年”惨不忍闻，李老师竖起大拇指，赞道：“俄佬读得好！俄佬读得好！”于是，他得了一个“俄佬”的绰号。不过，这绰号容易让人误以为“傻佬”或“呆佬”，常使他显得很无奈。

正中那一位，英俊的眉目间还带有些幼稚的神色。他叫秦新仁，时年不足20岁。由于他身材矮小些，加上那张可爱的娃娃脸，故绰号为“小鬼”。请注意他和陈贤庆的胸前都戴着一个牌牌，现在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是什么荣誉奖章，那是一枚领袖的像章。虽然不能说戴像章的人就忠于领袖，但到一个农村圩场去也自觉地把领袖贴在胸口，总该是对领袖有深厚感情的吧。顺便一提，陈贤庆那件背心，还是经过挑选才买的，读者没有高倍放大镜可能看不清上面的字，那是当年林副统帅手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18个字，可见他当年是何等革命。

前排右边高出那位，并非特别高大，半坐半靠罢了。看他那手臂，就知道他的营养和脂肪比别人多些。他叫梁慧生，时年快23岁。由于他有个酒渣鼻，大家叫他“红鼻”；又由于他比较肥大，大家又把他的两个特点合二为一，叫他“肥红”。又要提醒读者注意了，梁慧生和秦新仁的左手腕上都有一块表，这在今天实在不足为奇，但在30年前，那就是有钱人的象征了。也难怪，他俩原来是归侨学生，虽说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又无法否定归侨学生总比本地的学生富有一些，尽管他俩不过是从印尼回来罢了。

后排左边那位，戴副眼镜，略有斯文相，但头发剪得短短的，属于另一种的“扮cool”，企图显得“革命”一些。他叫詹康年，时年22岁，绰号“阿詹”。不过，知青们说，那个“詹”其实是“尖酸刻薄”的“尖”，因他的特长是善于挖苦别人。从照片中看，他的左手腕上有一小白点，但很难断定是否手表，不过他确实带去一块手表，是英纳格的牌子，他常向别人炫耀。但据陈东华等知青揭发，那表质量并不怎么样，一天要上三次链。某日他如厕，英纳格不幸落入粪池中，他无力捞起，只好悬赏5元，让别人捞了上来，但从此，英纳格的牌子便改成了“屎坑捞”，读快一点还象一个洋名字。

最后一位，眉目长得都不错，神态也很自然，不过，这模样与他喝了二両大粬酒后的模样形成的反差就太大了。他叫蔡为霖，时年21岁。在相片中，他的双臂被遮住了，不然，可以看到也有一定的份量。但不管怎么衡量，他的身材也只能算中等，但由于广东人太矮小了，所以居然让他这位安徽移民获得了一个好MAN的绰号——“水牛”！

这五位同学、场友加兄弟，无意之中于31年前在一个农村圩场拍下了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在“上山下乡”32周年的前夕，手拊这张照片，想到天各一方的五兄弟，更想起卅年前在雷州半岛徐闻县勇士农场14队的全体知青共同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大家也认为，如果不趁现在还能记起一点事情的时候留下一篇文字，心里总觉难安，于是，就有了以下的这些故事……

                      一   同学少年

在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的市中心区，有一条马路叫维新路，此路在文革时改称起义路。起义路158号，是一所著名的中学，这就是广东省华侨中学。该校创办于1946年，是一所具有50余年历史的完全中学。

         侨中是广州市内唯一一所“侨”字中学，备受省、市各级领导关怀、重视，又得到董事会和校友会以及海内外众多热心教育的人士的大力支持。校园幽雅整洁，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占地面积15105平方米，建筑面积13787。6平方米。办公大楼宽敞明亮，教学大楼能同时容纳36个教学班上课。课室内配套现代化教学设备，楼内建立教学闭路电视直播中心，可同时播放6路教育教学电视节目。学校多媒体电教室配备计算机、VCD影碟机、CD机、文件传送器、投影机、多媒体投影仪、摄像头等，设备达到较先进水平。科学楼和艺术楼内有各学科的实验室和电脑、语言等专用室。体育设备齐全，其中160米环形塑料跑道为市内中学所少见。

       以上所介绍的，是九十年代的省侨中，如果历史回到三四十年前，当然就是另外的一种情景了。1965年以前，侨中仍在维新路，教育教学设施当然比不上现在了。侨中既然带“侨”字，当然是招收归侨学生为主，当年印尼等国经常排华，因而归侨学生也多，梁慧生以及他的弟弟梁慧斌、秦新仁等，都在六十年代初入学的。除了归侨生，学校也招不少本地生，如1961年入读初中的蔡为霖、詹康年、陈贤庆等。尽管有年龄、衣着、生活方式等不同，但两类学生也还相安无事，平等共处，就象他们五人一样。1964年9月，他们从不同的初中班升上高一级，分在了同一班。一年后即1965年9月，当他们一起升上高二级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校搬迁到广州市东北郊的沙河瘦狗岭原省公安学校内。它的北面是华侨补习学校，南面是废弃的天河机场，西面是一条农村叫林和庄，东面是华南工学院即如今的华南理工大学等。现在那一带，不用再介绍，已成为广州市的闹市区，楼价起码每平方米七八千元吧。

学校搬迁一年后，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侨中的学生，与全国的大中学生一样，亦参与到运动之中，包括那当时还幼稚无知的五兄弟。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取名“308战斗队”。请注意，这和“007特工队”之类没有丝毫瓜葛，之所以取名“308”，原因是十分朴素简单的，仅仅是他们在学校所住的宿舍，编号是308。开始，他们随大流，参与斗校长祝菊芬，颜美德，以及斗一些老师，进而走上社会，斗赵紫阳、尹林平、区梦觉、曾生等省市领导。在各地争相夺权的时候，詹康年、陈贤庆等也参与了当时不知是 谁发起的夺学校的权的“革命行动”。当文革深入发展，他们无法去到北京接受领袖的检阅，趁“大串联”之机，和同班的同学，尤其那漂亮可爱的杜小钰、何启逸、黄丽容等女同学，一起到了湛江，继而再转到南宁、贵县、桂平、梧州等地。之后，梁慧生、詹康年、陈贤庆、秦新仁等，又发起步行长征，当然是短途的，第一天从广州行至顺德县的大良镇，第二天行至中山县的小榄镇，第三天行至石歧镇，第四天行至江门市，然后从江门坐船回广州。而蔡为霖则更大胆，和另一些同学挤火车到了北京，继而到了哈尔滨等地。当运动发展到不可收拾时，学校先后进驻过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军训中还牺牲了一位解放军战士叫延光辉，并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由于本文的重点不在这段历史，故简略提及。在此政治背景下，发生的是以下的一幕幕……

                     二  沙面奇遇        

      到了1968年夏秋，急风暴雨式的派仗打得差不多了，最高领导层需要收拾残局，并要立即想出一个办法，去安置因这场运动而辍学的6届初高中学生。因领袖是从农村而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而打下江山的，深知“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于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把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农场、山区、草原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领袖也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样的话，接受教育的应是农民，但此时却要担当起教育知识青年的责任。当时，安排给侨中的下放地点，一是三水县农村；二是徐闻县的国营农场。此外，还可以投亲靠友等。

     1968年10月，羊城的秋夜，已有凉意，在珠江河畔的长堤上，常漫步着一群男青年，他们是侨中67届的高中毕业生，有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陈贤庆，秦新仁等。许多个夜晚，他们都这么漫步着，从海珠广场走到沙面。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个去不去“上山下乡”的问题，而是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需要尽快决定。尽管华侨中学出了一个归侨学生陈国基当知青而闻名全国，成了青年们学习的典型，但并非每个侨中的学生都有很高的觉悟，可以毫无牵挂地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蔡为霖，父母妹妹都在安徽省，仅他与80岁的当中医的爷爷在广州生活，一想到丢下爷爷，离乡背井，他就心痛。詹康年，母亲早逝，兄姐在外地，他与父亲弟弟在广州生活。弟弟腿有残疾，“上山下乡”的责任义不容辞落在自己的肩上。梁慧生，印尼归侨生，父亲早逝，兄姐在海外及香港，母亲与他及妹妹、弟弟在广州生活，这回，他们三兄妹都要当知青，把年迈的母亲一个人留在广州，想起就要流泪。陈贤庆，与父母、大哥、妹妹在广州生活，大哥已成家另住，不幸的是文革开始后 ，参与抗日战争近八年的、官职军需少校的父亲被批斗，单位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在这种时候，他和读初中的妹妹都要离开广州，可以想象他该有多少事牵肠挂肚。秦新仁，印尼归侨生，父母兄姐都在国外，他只身在广州读书，没想到遇上文革和“上山下乡”，这位“少爷”出身的归侨生也不能幸免，所以他对前途倍加彷徨。五位青年，家境不同，但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年轻的读者如果以为这是虚构的背景，那实在是错误了，这五人的家庭背景，正是如此，而其他的知青，也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情况下，踏上“上山下乡”之路的。

        这一夜，他们又漫步到了沙面，坐在经济餐厅的露天茶座，大家的面前，摆着一杯廉价的咖啡，手指间还夹着一根同样廉价的“丰收”烟，这是他们最近学会的。“想好了没有？”蔡问。“许多同学报了三水……”詹说。“我还是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梁说。“听说农场有集体宿舍和饭堂，”陈说，“我最怕自己煮饭的。”“徐闻的地理环境和印尼相似，我想我会习惯些……”秦说。以上的说话，恕我们坦白承认，是现在所虚构，32年了，怎能记得清楚？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当时议论的唯一的内容。就在他们议论着去三水好还是去徐闻好时，坐在他们不远处，有一位中年人，默默地听着。过了很久，他忽然开腔道：“你们要去徐闻吗？”他们惊讶地反问：“你知道徐闻？”他淡淡地说：“我就是从那里来的。”这下，那不期而遇的“徐闻佬”，立即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被围在了中间。大家急切地问他：“徐闻怎么样？好不好？”他慢悠悠说：“那里土地肥沃，近海，有许多海鲜，还有菠萝……”“会不会很荒凉？”“不会，已经开发了十几年，到处都种上农作物。”……望着他那饱经风霜的黑瘦的脸，以及他那诚恳的神态，那群年轻人不可能认为萍水相逢的他有什么不良的居心要存心欺骗。他当时还讲了许多话，现在无从一一记起了，不过，他没有讲徐闻太多的坏话，那是肯定的。那一夜，那群高中生居然在沙面遇到了一位“徐闻佬”，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这一“沙面奇遇”，使得他们最终作出了去徐闻的决定。若干年后，他们回想起这事，深感冥冥之中真似有个上帝在主宰着人们的去向呢。

顺便一提，那时的学生，是多么的单纯啊，尤其在感情方面。七个同班的男生，就这样报名去徐闻，而他们班的女生，那可爱的杜小钰、何启逸、黄丽容、吴剑媚、何江宁等，却报名跟随别的学校学生去博罗县，为什么当时不走在一起？竟然是谁也没想到，就这么简单！当大家别后通信时，才觉得彼此都很愚蠢！若干年后，当他们谈起这事时，仍深感悔恨，如果大家走在一起，说不定生命的历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还会产生多对情侣呢。

                     三 初到雷州       

1968年11月7日晨，天色灰暗，微微有些凉风。这一个早晨，对侨中许多青年来说，是铭心刻骨的，从那一天起，他们已经不是学生，而且已经不是广州人了，他们在广州的户口已经被注销，户口已迁往近700公里外的雷州半岛。

那天一早，他们离开亲人，离开家庭，回到了学校，然后乘坐汽车往城东的黄埔港。港口红旗招展，歌声飞扬，尤其那首《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在反复地播放。除了侨中100余名知青外，码头上还聚集有数千其他学校的首批奔赴粤西的知青，有些父母或亲友来送行。中午12点，运载知青的万吨巨轮建华号启航，知青们站在甲板上，眼含热泪，向亲友，向广州挥手告别。这之中，就有常徘徊在长堤和沙面，并邂逅“徐闻佬”的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陈贤庆、秦新仁，以及他们的同班同学张昌育、吴一康等。

建华轮由大西洋船厂1950年10月建造，原为法国“福熙”号。该船全长146.21米，寛18.88米，型深10.52米，吃水6.94米，装有两台各为3235千瓦的主机，营运航速14节，载客850人，载货5000吨。如果说，作者当时便得知上述的数据，他就不至于去当知青了，应该到中国科学院上班去。这些数据，当然是在数十年后获得的。

建华轮顺江而下，驶过虎门，进入伶汀洋，在黄昏落日的时分，到达珠江口。这时，火红的夕阳，蔚蓝的海水，雪白的沙鸥，清凉的晚风，构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图景，使知青们暂时忘记了那离愁别绪。当时梁慧生带去一部手风琴，陈贤庆带去一把小提琴和一把二胡，本该拿出来即兴演奏一番，但终不便在数千知青面前献丑。夜晚，他们就睡在船的大舱中，可以听到海浪拍打着船身的微微响声……

11月10日凌晨，他们在湛江港上岸。稍作休息，吃点早餐，又准备上路了。当时，湛江地区各个农场来接知青的汽车已经在等候，由于人多车多，需要认真清点好人数。当他们坐上勇士农场的几部卡车时，大概已九点多十点钟了。汽车往湛江南面开去，沿途是一派亚热带的风光，暗红色的土地，被一条条的防风林带所分隔，里面种着橡胶、剑麻、菠萝、甘蔗等。在1966年秋，他们几个与其他同学一起，曾到过湛江“串联”，后转向广西南宁，而没有往南走，因而，雷州半岛的风光，他们还是初次领略到。从湛江到勇士农场，大概有160公里，在海康县还要过一个叫南渡江的渡口，汽车起码要走半天，知青们就在卡车的车厢中站了半天，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放到今天，就不可想象了。

下午三四点钟，汽车终于到达了徐闻县勇士农场场部。他们集中在一个礼堂吃晚饭，菜肴中主要是半肥瘦的猪肉，但知青们已经很满意了。农场的领导热情接待他们，场长马凌顺讲话，记得他说：“你们提出了一些要求，你们希望近海的，有水库的，我们都满足你们的要求，把你们安排到近海的，有水库的生产队。”当时，侨中来的知青是勇士场的第一批，分配得好一些是理所当然，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听后是多么的高兴！

饭后，宣布人员的去向。侨中的100余名知青，分到9队、13队、14队三个生产队，而蔡为霖等人，则被分到13队。他们上了两辆卡车，卡车往北开去，爬过一个叫石板山的山头，再走上约20分钟，黄昏时分来到了离场部13公里远的13队，队里的领导和职工热情迎接，他们数天前就知道这批知青的到来，并作了不少准备工作。

多天以后，他们才知道，马场长既没有骗他们，又骗了他们！说他没有骗，是这三个生产队的确是勇士场中最近海的，从9队到和安镇海边，只有10公里，而全场唯一的一个水库，就在13队附近。说他骗了，则是这三个生产队是全场最边远、也几乎是全场最落后的第三区的几个队，而且是预先安排了的！在农场那么多年，以及直至今天，他们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当初农场会把第一批到来的知青安排在最差的地方！数天以后，黄埔港中学、大塘中学的知青来了，然而，他们却可以安排在三区的中心8队，甚至场部附近的1队、2队、3队等。不过，既然来了，并安顿了下来，还能怎么样？学学孔圣人的“既来之，则安之”的教导吧，于是，蔡为霖等人便在13队落户了，成为了“勇士人”。由于13队不久改称14连，后又改14队，为了叙述的方便，以下一律称14队。

                  四  陌生环境          

1968年11月10日，37位广州知青来到了勇士农场14队。在此，首先，将他们的名字收录于此：

男知青27人     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陈贤庆、秦新仁、张昌育、吴一康、梁慧斌、梁继兴、蒋小元、黄汝好、梁瑞英、盘春华、陈东华、罗焕权、李启华、黄国光、何卫中、张宝林、梁崇荣、陈纪新、赖经文、黎孔林、黄宗良、黄令邦、傅振玲、傅振舟。

其中，前7人为高中生；梁慧生、梁慧斌、秦新仁、黄汝好、黄宗良、傅振玲、傅振舟为归侨生或侨属；梁慧生、梁慧斌为兄弟（梁慧生之妹梁慧斌之姐梁慧洁则分在13队），傅振玲、傅振舟为兄弟。

女知青10人     陈大芳、陈小芳、郑诗馨、潘苑萍、苏中、曾筱秋、张志红、张红兵、张卫东、黄令贤。

其中，前8人为高中生；陈大芳、陈小芳为孪生姊妹；张志红、张红兵、张卫东为三姊妹，并且是侨生；黄令贤与黄令邦为姐弟；张卫东、黄令贤为非侨中学生，跟姐和弟来勇士场。

在其后数年，又有一些广州及顺德等地的知青分来14队，他们是邓美、黄美霞、刘玉兰、李启明、陈祖正、梁志明等。

在其后数年，亦有一些外队的知青调来14队或在五小教书而住在14队，他们是叶侃煊、徐光禄、于保、范瑞龙、张纪才、曾耀明、张奋力、林文超、林凤霞等。

知青到14队时及其后几年间，有些分到14队的职工子弟，和知青一起劳动生活过，也在此记下名字：詹南安、黄德忠、张业、倪康旺、温志雄、李勇、崔志雄、唐小平、袁保其、陈汉平、杨辉金、容少河、赖凤清、黄丽华、李强、李映芳、陈振光等。

此外，还有几位分配到14队的复员军人（括号为其妻子，也是职工）：陈仕 卿（廖建群）、陈林山（陈苏香）、林陈槌（林凤英）、林南通（陈勇云）、郑和贵、黄发球。

此后，又从揭西来了几位的社会青年：李开路（梁妃珠）、李世德（李志香）、李开志。

14队的地理位置，应在勇士农场的西北部，与12队及黎村北山（后改称15队）接壤，有一条土公路与场部相连，距离约13公里。到附近的圩镇如和安圩、曲界圩、石板圩、海康县收获农场场部及调风圩等，都有15公里之遥。

14队住地，有6排砖瓦房，那是职工宿舍，每户职工住半间房，大概8平方。此外，还有一间砖瓦结构的集体伙房和一间物资仓库。其他散落各处的建筑物，都是用竹木茅草搭建的，包括职工的小伙房，以及全队职工开会用的大茅棚。全队的中心区域，或许可以把它定为晒场，因为只有晒场是用三合土铺底的，比较平坦，两头还竖起一副简易的篮球架，它旁边的仓库之前还有一块高出的平地，可用作舞台。因此，那块晒场便是14队的生产、娱乐、体育中心了。

从住地沿着一条小路往南走，不远，便有一座香茅加工厂，三区只有14队有此工厂，各队的香茅都运到这里炼成油。由此再往南走，大概一里之遥，便到了一个小水库。徐闻是缺水地区，境内连一条河也没有，因此水库就很可贵了。从水库再绕道小路，可到达12队和罗振夫、洪梓群、杨力田、吕岳军、郑小燕、熊洁冰、黄美蓉等侨中同学去的13队。

从住地沿着一条小路往北走，10分钟便到北山即15队。由于15队是黎民村并入农场的，故没有知青分配，但那里却有一所小学即第五小学，14队的小孩也到那里读书。令蔡为霖他们欣喜的是，在这条小路边，竟有一片很不错的绿草地，上面仅点缀着一些低矮的灌木，的确是晚间乘凉谈心的好地方，因此他们给了这片草地一个并不恰当的名字：沙面。沿着15队再往西北走，20分钟后，可到达李文伟、欧得谋、雷厉行、伍雁铃、黄隽玲、曾新儿、殷薇等侨中同学去的16队。16队是离场部最远的一个队，那里的同学应是最可怜的一群吧。

回头再说说，14队知青到达后，在哪里安营扎寨？女知青10人被安排在晒场边上的一间茅房内，谈不上好环境，但离职工宿舍近，且前面即晒场，视野开阔。男知青分作两半，梁慧斌、梁瑞英、黄汝好、傅振玲、傅振舟、黄宗良6人住在晒场边上的仓库的一间，虽拥挤一点，但毕竟是砖瓦房。而其他21人则安排在住地外的一间牛栏改建的大茅房，蔡为霖、梁慧生、詹康年、陈贤庆、秦新仁等都在其中！茅房四周开了几个方眼，是为窗户；门是木条钉成，似同虚设；床是由木桩撑起，用木板钉成一列，草席就铺在不平坦的木板上，大家互相挨着睡；蚊帐由四根竹子挂起，经由床尾下床。当时似乎是没有电灯的，晚上照明须用煤油灯。如果要在这住地找出一些优点来，那就是茅房的四周，都是一些木麻黄树，附近有一条小溪，白天可以听到鸟儿的鸣叫声，夜晚可以听到溪水的流淌声。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这群来自广州大城市的青年，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五 劳动锻炼

37位广州知青，在1968年的金秋时节，来到了勇士农场14队，迎接他们的，当然首先是农场的劳动锻炼。教导他们劳动技能的，当然是队里的领导和老工人。勇士农场于1952年建场，当时有大批各地的青年来雷州参加垦殖事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荒山野林开辟出来，种上了片片橡胶、香茅、花生、番薯、木薯等。当知青到来时，他们正值壮年。他们那勤劳朴素，纯真热情的身影，令知青们数十年后仍难以忘怀。趁写此文之机，也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于下面：

队长：李振兴、梁文吕、李木青  （现为李强）

书记：胡上佐、董财忠  （现为沈虎标）

副队长：陈国有

司务长：黄郁贵    

统 计：陈学怡  

文书：吴培华

倉管员：梁德成

加工厂厂长：温超雄    技术员：李光芳、甘永明

苗圃技术员：潘才

卫生员：何昭君、陈新英、罗光凤   

教 员：吴毅

一班班长：潘金来

二班班长：李丕章

三班班长：邹乃庚、林培杏

四班班长：关才

苗圃班班长：林振德

伙 房：苏启裕、曾文芳  

种 菜：陈贵全、梁武杰、张仲才

砍 柴：杨汝荣

牛 车：欧昌志

放 牛：林成仁、赵灼楥

发 电：梁仲芳

木 工：李天送

养 猪：沈庆丰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括号中名字为其妻子，也是职工）

马世藩（何良其）、关才（黄丽芳）、关则绍（梁洁芳）、刘志强（黄惠华）、苏启裕（张群芳）、沈庆丰（陈谷芳）、邹乃庚（王兴盛）、邹乃礼（符桂英）、邹耀林（麦加藤）、陆清成（梁惠琼）、杨以煜（黄超英）、杨汝荣（林丽芳）、杨大全（潘玉兰）、李振兴（蔡玉英）、李丕章（林端秀）、李妃位（杨秀珍）、李天送（刘秀英）、李木青（骆素霞）、李光芳、吴秀荣、张新发（万玉凤）、张仲才（李世珍）、陈国有（罗彩英）、陈贵全（邓琼珍）、陈世益（李瑞芳）、陈伟元（何琼芳）、陈新英、林振德（邓琼瑞）、林培杏（叶雷州）、林成仁、林培荣（朱  家）、林令超（何  家）、周朝章（李海康）、欧昌志（林锦芳）、范其春（吴琼芳）、胡上佐（韦其秀）、赵灼楥、唐其流（王秀莲）、唐才明（梁炎光）、梁德成（邓淑清）、梁武杰（谭家芬）、黄绍进（陆智珍）、黄美莲（杜庆芳）、黄来全（谭淑兰）、温昭雄（何昭君）、曾文芳（胡秀生）、彭仁光（卢桂芬）、黎达成（张雪珍）、潘金来（张秀英）、潘  才 。

上述老工人，艰辛了一辈子，如今许多已经作古，就让他们的名字留在这篇文章之中吧。

知青到农场后，37人即被分到四个生产班之中，由于年代久远，要说出各人分到哪个班，应是不可能的事吧，然而，偏偏梁继兴就有这个记忆，使我们能看到下面十分珍贵的知青初度分班的情况：

一班    梁瑞英、梁慧斌、蒋小元、何卫中、黄令邦、潘宛萍、曾小秋、黄令贤。

二班    陈贤庆、梁继兴、梁崇荣、陈东华、吴一康、黄宗良、傅振舟、陈小芳、张志红、苏中。

三班    蔡为霖、詹康年、陈纪新、赖经文、张保林、李启华、傅振玲、黄汝好、陈大芳、张卫东。

四班   梁慧生、秦新仁、张昌育、罗焕权、黎孔林、黄国光、盘春华、郑诗馨、张红兵。

生产班要干些什么工作？工种是不少的，可以简单列举如下：

除草，即给橡胶树除去杂草，这是永远干不完的工作。为使杂草快些死去，不致“春风吹又生”，队里常在中午烈日下组织“大会战”，突击除草。

施水肥，即肩挑一对水桶，从橡胶地里的肥池中挑肥水给橡胶树施肥。施一天水肥，人肯定累得够呛。

施牛栏肥，即在橡胶树头挖一个坑，把用牛车运到地里的牛栏肥挑到坑里埋下，无论挖坑、挑肥，都很吃力。

到山林割草沤牛栏肥。即手执镰刀，钻进山林中最多草的地方去割草，常会遇到黄蜂、马蜂、老鼠、青竹蛇之类。

锄牛栏肥，即全组职工在牛栏里排成行，用锄头把杂草或香茅头与牛粪的混合物锄得细碎一些，便于形成堆肥。干这活儿，既要出力，也很难过得一天。

种香茅、割香茅、运香茅。香茅是叶状植物，叶片有锯齿，故割茅时须穿上帆布割茅衫，这在酷暑天时最要命。

种花生、收花生、脱花生、剥花生种。比较起来，当然是收花生那工序最辛苦，须用手来拔，一天下来，手指痛得很。

割番薯藤、种番薯、收番薯。割藤和种藤，都得弯腰，而收薯时又得跟在牛拉的犁耙之后，弯腰去捡；捡不了的用光脚来踢和拨，手、脚、腰都得运动。

种木薯、收木薯。收木薯时，全靠双手拔起木薯梗，连带把土中的木薯拔出，虽戴着手套，双手仍觉疼痛。

赶牛车运输。坐在牛车时很悠闲，但装车卸车时要出大力，遇到牛发脾气狂奔，你还要作出随时以身殉职的准备。

到香茅加工厂帮工。那已经接近产业工人的工作了，与锅炉打交道，从香茅叶中炼出香茅油，加一天班，身上数天都带着香味。

跟汽车跑运输。有汽车坐，且到处去，当然比在田地中与妇女锄地铲草来得潇洒，不过装车和卸车，又是强者的活儿，并非人人可以承受。

还可以举出一些工种，不过，每一样都不会是轻松愉快的。到1969年5月，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陈贤庆、秦新仁五兄弟，居然都抽调到苗圃班，与林振德、林丽芳、潘才等老工人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劳动”，使他们都高兴了好一阵子。苗圃班主要的工作是培育橡胶幼苗，需要些嫁接等技术，开始，他们还觉得新鲜，但几天下来，他们就叫苦了，嫁接时整天要蹲着，腰酸背疼；而且还要天天担水淋苗，弄得肩膀都肿起来！就这样，知青们每天都要承受风雨的洗礼，面对繁重的劳动，在开头的一段日子，他们还有农忙下乡支援甚至到外地旅游小住的感觉，但很快，他们就已意识到，现在是自食其力，靠劳动养活自己的时候了，他们自觉也罢，不情愿也罢，都得向老工人学习劳动的技能，因为，每月20元工资，30斤糙米，都是要凭血汗挣回来的！

                  六 工余生活

这一节，要写写那群知青的劳动之余的生活了。

从大都市广州来到雷州半岛，生活的反差是很大的，居住环境我们已提过，是很简陋的茅房；吃的，是一角钱一餐的饭菜，糙米加青菜或萝卜干，即使是饥饿的肠肚，也难以接纳；劳动归来，要到沟底一口井打水上来，然后在一间也是茅草搭成的冲凉房里用冷水冲凉；晚上，没有电灯照明，没有收音机，没有书籍；不单如此，那时，是“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晚上，经常还要开会学习，全队职工集中在那间作为会场的大茅房里，一盏汽灯半明半暗，胡书记、李队长或统计员陈学怡不是读社论就是安排生产，没有10点不散会。有时刚睡下，队里的广播器响起，宣布一个特大喜讯：“伟大领袖又发布最高指示啦！……”，于是，书记敲钟，有人敲锣，大家爬起床，到晒场集中，书记传达了领袖的那一句或几句大家似懂非懂的指示，大家高呼几声口号，尽量表现出兴奋或激动的神情，然后，全队职工在星光之下冷风之中随着锣鼓引路，走出住地外游行庆贺，绕到去北山的小路再折回。如此一游，激动者与怨怒者皆久久难以入睡！

面对艰苦的环境，知青们要想办法对付了。居住环境，算住“牛棚”的男知青最苦，大家当然有意见，幸而队里也有计划，不久，在中心区建起了两间新的茅房，到次年春节，27位男知青全部搬了进去。虽然仍是茅房，但毕竟是新的。大概到了1970年初，男女知青才都住进瓦房。

吃饭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生存的大问题，总要想办法吃得好些。办法之一，就是买点廉价的下饭之物，如腐乳、豆酱等，这是大多数穷知青都能办到的；办法之二，就是买点白糖，或炼奶、罐头等，晚上补充些营养，这往往是归侨生如秦新仁、梁慧生等才容易办到。当然，他们常分大家一杯羹；办法之三，就是到山林抓蛇鼠，到河沟摸鱼虾，以野生动物裹腹，这通常是“沙河仔”们的特长。罗焕权、盘春华、黄国光、梁继兴、陈东华等知青，来自广州沙河地区，那里山地河沟多些，自然学会这类本领；办法之四，就是在休息日或趁圩日，大家凑钱到圩上买些鸡、鹅等，再打上几斤廉价白酒，饱餐一顿，大醉方休。女知青们都是懂事的乖乖女，当然不会如此豪放，这类行为的主角，则是蔡为霖那五兄弟，还有梁瑞英、梁慧斌、黄汝好、张保林、蒋小元、黄令邦、傅振玲、傅振舟等那一班顽童了。趁此机会，对后7位要作点介绍了。之所以称他们为“顽童”，是因为他们年纪都小，只有十六七岁，这个年纪，放在当年井岗山或长征年代，当然可以当营长、团长，但是当年，在蔡为霖等人的眼中，他们还是一群调皮、贪玩、专门闹事的但又有点可爱的“都市顽童”。当然，与现在的问题少年相比，他们又不知正派多少了。好了，言归正传，不管什么人，那时知青每月工资只有20元，吃饭就用去9元，一切生活必需品及加餐费用，都只能在11元中计划了，因此，常常连一般的加餐也不易办到，于是，到了囊中枯竭，又十分需要填充肚子时，就只能采取以下的办法了；办法之五，就是用不君子的行为，偷砍甘蔗，偷摘菠萝，诱捕他人的鸡、狗等。有人说，凡是男知青都干过小偷小摸，这话可能太绝对，但也接近准确吧，14对知青中，谁干得最多，这里就不便点名了，大家自我反省吧。不管怎么说，在此，也应向当年无端失去了所养禽畜的老工人赔礼道歉。当然，和现在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相比，他们的罪过又算得了什么？

冲凉既然没有热水，那干脆就整个冬天都用冷水，以此“劳其筋骨”。不仅如此，梁慧生和陈贤庆二位，还决定以冬泳代冲凉！每天傍晚，劳动归来，拿起衣服，就步行到一公里外的水库，纵身跳进清凉甚至冰冷的水中，畅泳一番。曾有一晚，气温只有4度，他们也照游不误，以苦为乐。

三十多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文体活动，该是多么的可悲和可怕！上面说到的水库，可以算是一处体育活动的场所，在次年夏天，他们曾自己动手，用木板建起了一处简易的跳台，除了游泳，还可以跳水呢。梁瑞英、梁慧斌、黄汝好、张保林、李启华等顽皮少年，就经常在那里戏水。队里的晒场，比篮球场稍大一点，有一对破旧的篮球架，男知青不喜打篮球，却喜欢踢足球，于是，傍晚时分，开展五人足球赛，其中，盘春华、黎孔林、李启华等都踢得很好，陈贤庆虽戴了一副眼镜，但他早年曾是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儿童及少年队队员，仍有一定脚法。只可惜，晒场经常要堆晒谷物等，能用作踢球的机会不多。大概1969年夏天，队里制作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一间较大的茅房里，于是，又算多了一样体育器材，记得李启华又是乒乓好手，詹康年似乎也能打上几拍。

最后要说说文娱活动了。徐闻属于边远落后地区，改用白居易两句诗，可谓“徐闻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自知青去了以后，丝竹声则有了一点。前面我们说过，梁慧生带去一部手风琴，陈贤庆带去一把小提琴及一把二胡。梁慧生的手风琴被其妹梁慧洁拿去13队，那二胡也因徐闻的潮湿天气而蛇皮脱落，音色嘶哑，仅剩下那把珍贵的小提琴。陈贤庆在广州时自学过一年多，掌握了一些简单技巧，拉得不算难听，于是，那小提琴声，从广州飘到了雷州半岛。每当黑夜来临，他便夹着琴，站在茅房外的木麻黄树下，面对清风星斗，耳听松涛海韵，拉奏着心仪的悠扬的乐曲，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而听众，当然是那些劳累了一天，晚上既不学《毛泽东选集》又没有什么可消遣的男知青。当该上床睡觉了，知青们“命令”他仍在屋外拉，让舒伯特的《小夜曲》，让《三套车》《山楂树》等伴着他们进入梦乡。有时晚上没有会议，而又明月高悬，他们会到水库边上，面对一泓碧水，看着水中微微颤动的月亮，欣赏着《半个月亮爬上来》《小河淌水》《彩云追月》《月圆曲》等，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到农场后不久，农场要搞一个元旦文艺会演，各队出两个节目，到时集中场部演出。无疑，各生产队当然把任务交给了知青们；而对于刚到农场的各队知青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互相竞争，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华侨中学、黄埔港中学、大塘中学三所学校的知青，都在暗中较劲，力争一炮而红。14队的知青也不例外，于是，男女知青的头面人物蔡为霖、陈贤庆、陈大芳、郑诗馨等，密锣紧鼓商议，该出两个什么节目。最后，大家商议搞一个表演唱，当时有一首歌曲叫《喜送公粮》，曲子优美，把“公社社员”改为“农场工人”即可。此外，女知青搞一个舞蹈：《壮锦献给毛主席》。趁此机会，也介绍一下10位女知青。女知青的主要成员来自侨中高二（1）班，是一群很正派很有朝气的姑娘，他们在文革开始后也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取名“五四战斗队”，仅这名字就比“308”来得光明磊落，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至于他们会不会跳舞，恐怕除了“忠字舞”，其他的民族舞蹈就不大擅长了，但是，在这个时刻，不会也要学会它！节目的形式定下来后，接着，是要找一位表演唱的男主角：送公粮的老汉。14队的知青中，谁有表演才能？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规律，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位老演员叫蒋锐，演过《鸡毛信》的八路军连长等角色，当时虽然挨批斗，但他的儿子蒋小元，总该有点表演才能吧。于是，蒋小元便被定为主角，其余蔡为霖、盘春华、何卫中、陈纪新、陈大芳、陈小芳、郑诗馨等，亦参与演出。伴奏由陈贤庆拉小提琴，梁慧生拉手风琴，秦新仁拉二胡，黄国光吹箫，李启华敲碰铃，尽管水平很低，但也有点声威。

那些日子，当黑夜来临，一盏汽灯照亮晒场边的小舞台，音乐歌声响起，使寂静的山村增添了生气。年轻人毕竟需要文化娱乐，更需要情感的交流，1968年底大家合力排练节目的那些个晚上，大概是最值得14队知青回味的时光吧。经过多个晚上的排练，节目渐趋成熟。到了会演的那个晚上，勇士场场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轮到14队出场了，大家抖擞精神，互相鼓励。随着伴奏音乐拉起，蒋小元扮作老汉扬鞭上场，其余的人唱着随后而出。大家且歌且舞，倒也气氛热闹，赢得不少掌声。《壮锦献给毛主席》也由8位经过简单化妆的女知青舞得象那么回事。当舞至高潮时，只见郑诗馨跨步上前，双手一扬，高呼：“毛主席来了”……且不说当时编剧是何等糊涂，那情节似乎不大合理，但郑姑娘那石破天惊的一喊，再加上她那颀长的身段、带有欧洲人种的美丽的容貌，的确产生了极佳的艺术效果，全场掌声雷动。大概正是这一效果，使得他们的节目入选“三甲”，而且被指定与另外两个队临时组成一支文艺宣传队，每队再突击排练两三个节目，数日后到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海安去慰问解放军！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他们回队后，加紧排练了一个女声小组唱，至于唱什么歌，已想不起来了。此外，要陈贤庆出一个小提琴独奏。那天晚上，场里用汽车送他们往海安，一路上，他们站在车厢中，群情兴奋，又唱又笑。到了海安解放军的军营内，透过几盏汽灯，他们看到了不知是一个连还是一个营的解放军战士，端坐在地上。这时，他们才害怕起来：我们带去的是多么粗糙的节目，会让解放军叔叔多么失望啊！……但节目 不得不一个一个演下去，他们的《喜送公粮》及《壮锦献给毛主席》在歌舞声中同样博得不少掌声；十位女知青，包括有残疾的张志红，表演了小组唱，也获得解放军叔叔的掌声；轮到陈贤庆上场了，平时，他为知青们演奏不少了，但都是些“靡靡之音”，这回在军人面前，他选了一首大家熟悉的《北风吹》。一曲终了，竟有不少掌声，不加演似乎不好，但 他又没有准备，只得临时报了一个曲名叫《万马奔腾》，拉的是广东音乐《春郊试马》。相信解放军叔叔们也不知道其中有诈，一曲终了，依然获得一阵掌声。

这是一个让14队知青难忘的夜晚！在归途中，他们仍又唱又笑，歌声笑声回荡在徐闻的夜空。

那一年的4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这在当年，是一件大事，似乎我们可以由“农”转“兵”了。但是，过了数月，甚至一年半载后，大家才发现，除了农场和生产队的名称改变，场部来了若干军人，增加了一个“武装连”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当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如何？我 在此也介绍一下，作为一件历史资料（不算国家机密或军事机密吧）保存，因为时过境迁，并不是每位曾经的“兵团战士”都会知道或者记忆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