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闻风雨忆当年
八 爱情故事
这一节要讲讲14队知青们的爱情故事。爱情，是古今中外永恒的主题，恩格斯说过大概这样的话：在所有的痛苦中，爱情的痛苦是最痛苦的。且不说外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魂断蓝桥等动人故事，我们中国，远在残酷的奴隶社会，也不可能阻止青年人发出“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的呼唤；即使在蒙昧的封建社会，也产生了焦仲卿与刘兰芝、梁山伯与祝英台、崔莺莺与张君瑞、贾宝玉与林黛玉等凄美故事；在革命战争年代，青年和中年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包括领袖毛泽东，也谱写过一曲爱情的赞歌。然而，时光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爱情这一字眼不仅从中国的文学艺术中消失，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变得躲躲闪闪，也打上了阶级斗争或“接受再教育”的烙印。
这里所讲的爱情故事，并非“现代爱情故事”，有的甚至和“爱情”也难以扯上，我们原来并没打算安排这一章节，因为内容实在不足，或者说出来让现在的年轻人耻笑。但是，我们又想到，内容不足不等于没有；表面冷峻不等于内心平静；而且，近40位年轻人生活劳动娱乐在一起，却没有爱情故事可写，这本身就值得探讨一番。于是，我们还是增加这一章节，以使整个“上山下乡”的故事完备一些。
写到爱情方面，总有些难为情，即使大家已年届或年逾五旬且在今天这样开放的时代。为了写的人少些顾忌，看的人不致恼怒，在这一章节中，人名一律隐去，大家只当作小说来阅读，如何？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14队的知青共37人，其中27男10女。如果按男女搭配来说，首先，这一比例就已失调，形成了阳盛阴虚的局面；这10女中，几乎都是高中生，而27男中，则有20男是初中生，比10女的年龄足足小了3岁，这又是另一个比例失调，那20男肯定就面临无人可配的局面，变成“困难户”，而那7男以及10女，当然也好不到哪儿。以上所说的，仅就男女搭配而言，与恋爱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不过，有一点则可以肯定，农场领导在分配知青下生产队时，这一方面大概考虑并不周的。
有人可能会问，14队知青男女比例失调，如果要找对象，那不能向外发展吗？别的队也有男女知青呀。在交通和通讯极其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十分容易，然而在当年，在雷州半岛农场那些边远的生产队，尽管队与队之间仅仅步行半小时，但要串个门，却又很难，时间和环境制约着，你能经常到异队与恋人幽会吗？再说，肥水不流别人田，要到别的生产队去猎艳，谈何容易！
有人可能又会问，队里的职工子弟，也有长大成人的吧？何不考虑考虑他或她？事实上，知青刚到农场时，大龄的职工子弟还不多，即使列入考虑对象，也是极其有限的。就在这有限的人选中，果真上演了几幕短剧，这在下文会谈到的。
写了这么多，还没有见到一些可以称之为“故事”的，大家都会生厌了，但上面那些内容，又是不得不交代的背景，请诸位原谅了。
上述那班知青到了农场，到了14队后，开始了他们的另一种生活。而艰苦的单调的生活，必然使得他们需要寻求一些精神上的慰藉。17至20岁这一年龄段，用一句文雅的说话概括，便是情窦初开、春潮涌动的时候。当时，14队的女知青都很平静、很矜持，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出她们对异性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在此不便随意揣测，但男知青则外露很多，渐渐地，谈论异姓便成了不少男知青晚上入睡前的主要话题。本来这是很不应该的，入睡前应该向伟大领袖“晚汇报”才是，但在当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滑向“邪路”。
谈是谈得热闹，但可惜，27位男知青，仅有一位，姑且称他为A知青，算是谈过恋爱，其余26位，恋爱史尚还空白，这当然是那“革命形势”所造成，因而，可知他们谈话的内容是多么苍白了。而那A知青，又何以会谈过恋爱？原来，文革开始后，A知青也和同学一起，参加过一些“革命行动”，然而，不久，家里出现了变故，父亲挨斗，他从“革命小将”变成了“狗崽子”，只有退出“革命行列”，躲在自己家中或同学家中，偷偷从事一些文学和音乐活动。后来，家人认为文学和音乐都不是谋生手段，不如跟大哥学做木模，将来也能混口饭吃。A知青一想到自己握笔操琴的手，要去拿刀、斧、刨、锯，十二分不愿，不过，他是个孝子，家庭已经遭到不幸，还有什么办法？于是，白天到大哥家的楼下，借邻居一个光线并不足够的小厅，学做起木模来。开始几天，他度日如年，技艺不见长进，但几天之后，他就积极主动天天准时来学艺了，什么原因？原来，那邻居家，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当时，她读初三级，因文革停课留在家中，与母亲相伴。以下的情节，诸位可以设想，在一间不大的屋内，经常是这少男少女单独在一起，大家都是学生，又都喜欢点文艺，必然会有不少共同语言，发展的方向，只能是“从不相识，到心接近”。但是，相处了一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爱情！甚至到大家都要“上山下乡”了，也不敢向对方表白：大家走在一起！直到11月6日，A知青离开广州前夕，内心痛苦地向她辞行，他们才第一次紧紧地握手。过几天，姑娘也要去新会，这时，她垂着眼低声地说：“再见吧……”眼看着这段情谊就要中断，不料，姑娘的母亲此时说了一句扭转乾坤的话，她说：“你到农场后，有空写信来，我帮你转交她。”啊，在A知青的眼中，面前这位老妇人，简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母亲！正因为有了这句话，A知青便和姑娘联系上了，从此，每星期收到的那一封远方来信，便是他心灵中最大的慰藉。
以上，就是A知青的所谓的恋爱史，就那么简单，那么平淡，然而，其他知青总不相信，经常想从他嘴里挖出一些更刺激的内容，弄得他很无奈。每当姑娘来信，大家一哄而上，要公开内容：
“快读快读，看写了些什么。”
“让我们也分享分享你的甜蜜。”
A知青当然要誓死保卫那封宝贵的来鸿，挣脱众人，跑到一处树林之中，仔细回味着信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不过，回宿舍后，又要受到众人的盘问。哎，有什么办法？当时，在大家的眼中，就你幸福！一年后，A知青回家探亲，专程到了一趟新会与姑娘见面，回农场后，那情景更狼狈，众人逼着要他交代此行的细节：
“说！白天在一起干了些什么！”
“晚上呢？晚上在哪里过夜？”
那情景，就如同审问一位强奸犯，A知青求饶多次，大家仍不罢休。也难怪，在那个性禁锢的年代，再优美的女性的身材，也被那阔大的绿军装覆盖着；再飘逸的秀发，也被剪至齐耳，还要用一顶军帽罩住，报纸杂志没有美女照，电影更找不到性感镜头，20岁的青年，也没有见过哪怕是一幅人体写真，大家对朦胧的东西，怎不感到好奇？
以上那不算故事的故事讲完了，下面讲讲B知青的故事，但可能这也不算是一个故事。A知青那异地恋情，毕竟是远梅止不了近渴，如果能和与自己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的某一位喜欢的异性擦出爱的火花，那才叫浪漫呢。B知青是一位身材健硕，容貌英俊，心地善良的好青年，在知青当中颇有“江湖地位”。14队的女知青在学校时本不同班，原先没有多少交情，不过，这应问题不大，大家既然来到雷州，且分在同一个队，有道是一回生两回熟，然而，可惜的是，女知青住在一隅，与男知青宿舍有一段距离，这就形成了地理上的隔阂；另外，14队的女知青又都是十分正派文静的姑娘，他们不会放肆地大笑，也不会调皮地追逐，甚至少女们的“闺房”经常会飘出来的阵阵轻柔的歌声，当年也难以从那晒场边上的小茅屋中传出。他们不会主动到男知青宿舍去串门，而他们的“闺房”大概也没有男知青涉足过。她们不会主动跟男知青交朋友，当然，男知青也不敢主动跟他们搭讪。她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尤其在不用开会的晚上，她们是怎样度过的？会不会只捧着毛泽东著作在“触及灵魂”？……平心而论，她们都是一些很好的姑娘，大多长得漂亮可人，又正值青春年华，本应充分显示青春少女的风采，然而，他们却太沉寂了。正因为如此，我们的B知青也觉得难以和她们交上朋友。
如果每天的劳动生活平平淡淡，男女知青各干各的事，那么，双方肯定难以擦出一点爱的火星。而偏偏，由于某种政治形势的需要，农场也要显示出“到处莺歌燕舞”的昇平景象，于是，1969年元旦，农场要搞一台文艺晚会，各队出两个节目，这件事，在前面的章节已有记叙。由于有这个任务，知青理所当然要承担，如此一来，就必然要把平时互不往来的男女知青撮合在一起，而只有在这个时候，男知青才可以看到，那班平时文静到近乎古板的姑娘们，也有她们青春活泼的一面。那年的国庆，是建国20周年大庆，他们那班共和国的同龄人，也在雷州半岛的土舞台上，上演了一台节目，并到附近的黎村去演出。这并不太多的接触，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起到不可估量的心理冲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会无端地困惑着自己。B知青在那段日子里，就觉得，总有一个似清晰又朦胧的身影，不时地在自己眼前晃动，想挥去，却又挥不掉。渐渐，他觉得难以承受这种心理的折磨，他觉得，不把心事向对方吐露，实在寝食难安。
在一个星光灿烂的秋夜，他成功地把其中的一位姑娘约到生产队之外，说是就队里知青的问题交流一下看法，而那姑娘竟也爽快地答应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他们沿着通往北山黎村的小路，缓步走着，四周并没有高大的木麻黄等树，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丛，透过星光，还能看到小路两旁那块被男知青称为“沙面”的绿草地，凉风轻轻地吹，秋虫在草树中发出低声的鸣响，多么美好的夜晚！他们在谈论着，从学校，从农场，从14队，从知青生活，都可以找到话题。渐渐，B知青觉得身边这位姑娘，其实也是健谈的，尽管谈话的内容还欠缺十分的融洽。上述的谈话，我们不打算作详细的记述了，或许可以看作是B知青的幌子吧。
在快要走近北山的地段，他们必须要转回头了。走着，走着，B知青的心越跳越厉害，他觉得有些话，如果不说，就会错过这大好时机了。尽管是在秋夜，他感到他的手心还是出着汗。当他们走到“沙面”时，B知青终于决定停住脚步。姑娘见状，有点愕然，也停下来。他望着姑娘片刻，鼓足勇气地问：“我们……可以做朋友吗？”“什么？”姑娘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也显然没有理解他说话的涵义，“做什么朋友？”这时，B知青也豁出去了，说：“我觉得你很好，想和你做朋友……”这回的意思应该清楚了，姑娘沉默了，低下了头。时间恐怕只是过去几秒，但B知青觉得难忍的漫长！姑娘终于抬起头，缓慢但清晰地说：“现在谈恋爱不合适，我们刚刚来农场不久。”“那什么时候合适？”B知青仍不死心，急切地问。“不要谈这个事了，我们回去吧！”姑娘说着，已经转身了。这时，失望沮丧的B知青只好低着头，随后跟着。在快进入生产队时，姑娘又转过头，主动地小声地说：“再见吧。”说着，就消失在黑夜之中。
我们可以想象B知青当夜的心情，一个美丽的梦幻破灭了，而且破灭得那么快！幸好B知青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表面上谁也看不出什么，包括他的那些挚友。过了一段时间，他心中的伤口愈合了，又顽强地生活下去。30年后，在一个少数知青的聚会上，他才把这事说出，这事埋在他心里也够久的了。至于那姑娘，当年为什么拒绝爱？我们不好去追问，也许她并不喜欢B知青，也许她不打算在农场恋爱结婚，也许她认为谈恋爱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冲突……总之，在当年，在农场那环境，的确扼杀了不少知青们的正当的恋爱，当他（她）们年近30回城后，只得匆匆结婚生子，这是大多数知青的婚姻之路。
和B知青的经历有点相似的，就是C知青的经历了。C知青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当了一段时间的农工后，被领导提拔到伙房当厨工，用现在的职业名称就是厨师。C知青当上厨工后，应该说对工作是很热情的，对知青们也是一视同仁的，但是有几位“顽童”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C知青肯定对某女知青有特别照顾，如分菜时多加了几片肥猪肉等，不然，何以那女知青会愿意对他多说几句话？别人的这一发现，使得C知青也不禁自我反省。谁知这一反省，却使他有意无意地让那女知青的青春倩影留在了自己的脑海中，渐渐就挥之不去了！而在随后的时间，当他再有机会和她谈话时，他已经变得动机不纯，甚至不该出现的语病也显得频繁了。
如果是现在的编剧家，剧情发展到这里，正是大肆“戏说”的好时候，然而，我是个忠于历史的作家，虽然我也懂得如何去发挥“三角”“四角”之类的关系，去设计“毁容”“殉情”等情节，但历史并不是这样！就在C知青有了某种朦胧的意识，就在他盘算着如何走下一步棋子的时候，某天黄昏，夕阳西下，他一如既往在伙房分着饭菜，一位女知青拿着两个饭盘来打饭，而其中一个，他是十分熟悉的。他故作随意地问：“某某还没有收工吗？”“她到场部还没回来。”“到场部？……”“她去写证明，明天回广州，她要回广州结婚了。”说话的人除了带有一点羡慕之外，完全没有觉察到眼前这位年轻的男厨工脸部表情的变化，打完饭后，她就匆匆离去了……这个时候，C知青的脸部表情会是怎么样的？如果我能形容出来，那我就是在骗你，我其实并不知道，唯一可以猜测的是，C知青余下的工作肯定出现不少错误，如把3両饭当作5両饭，把咸菜当作腐乳等。
余下的故事，我想我也不必要继续往下写了，事实上这里就是故事的高潮和结局！现代人有时也哀叹：“爱人要结婚，新郎不是我。”但那往往如同唱歌，唱后即忘，而C知青“心头上的痛”，则却不是三两天可以消失的。可怜C知青的故事，刚刚开了头，又要结束，多么没趣！至于那位女知青的选择，肯定是明智之举，更何况，她还不知道有人在暗恋着自己呢。数十年后，女知青在一次聚会中还向作者诉苦：当年，她因要嫁给一位广州人，而受到农场领导的批评和阻拦，说她不肯扎根农场，想办法往外走……
讲完B知青、C知青的并无多少情节的故事，下面要讲讲D知青的故事了，而这故事或许会曲折缠绵一些。知青们到农场后，大概是第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五位男知青到水库游泳归来，离队里的集体伙房十来米远，即闻到有点饭菜的香味。晚上吃什么菜？他们想知道。于是，他们拐到伙房那儿，顺便探探消息。伙房的旁边有一间茅屋，里面有一个大石磨，用来磨米磨豆等。石磨由一根吊在屋梁的木杠推动，这种原始的生活工具在广州是看不到的。他们远远看到，有一位小姑娘正在那儿推着磨，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事，但是，当他们说着话，哼着小调走近那磨房时，突然，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并且全都静了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他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一位长得非常漂亮可爱的小姑娘，正在推磨磨着黄豆！这小姑娘大概也有十五六岁，穿着朴素但很整洁，身材苗条但已显出玲珑的曲线，黑发齐耳，微微曲卷，瓜子脸面，双颊粉红，一对丹凤眼水灵而有神采，鼻子嘴唇都充满秀气，由于她在推着磨，额上泛着丝丝汗光，又透露出一种娇喘的美态。说她是山村女孩，却又带有城里姑娘的气质，集健康、美丽、清纯于一身。……用了这么多令人羡慕的字眼来形容眼前这位小姑娘，会不会故作夸张？不！且看那几位男青年，呆呆地站立着，毫不掩饰地欣赏着正在推磨的她，不时交换着惊艳的目光。
那姑娘开始时并不在意，以为知青们刚来，对这种推磨感到陌生并引起兴趣，她依然略带甜美的微笑在推着磨。但是，过了一会儿，她有所发现了，觉得那五双眼睛并不是注视在那石磨，而是落在自己的脸上、身上。她的脸色变得更红了，双手的动作也有些错乱。看到她的变化，那几位男儿也醒悟自己失态了，于是，故意找话说：“呵，推这磨很辛苦吧，要不要帮帮你呀？”“你叫什么名字呵？”“今天不用上学吗？”“真乖，星期天帮妈妈干活，你妈妈是谁呀？”……这些蹩脚的虚伪的问话，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可笑。小姑娘连忙收拾好东西，红着脸，低着头，离开了。几位男儿望这她的背影，怅然若失。
回到宿舍后，他们开始切切私语，引起其他知青的猜疑；饭后，他们借口到“沙面”散步，躺在那块柔软的草地上，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那推磨的姑娘：
“那是谁家的女儿？”
“怎么前几天没看到她？”
“想不到在这山村也有这样漂亮的姑娘！”
“不管她叫什么，我们给她起一个名字吧！”
“叫什么好？”
“叫玫瑰……要么，水仙。”
“不，太俗气了，不要花呀草的。”
“那么，小燕子，怎样？”
“不好！我看，就叫小凤凰吧，有句话不是说山沟里飞出金凤凰吗？”
“小凤凰？……好，不错，就叫小凤凰！”
两天后，他们已经打听到，原来，小凤凰是老工人林阿姨的女儿，还在场部的中学读书呢，在学校住宿，星期六才回家。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变，那几位知青也会渐渐淡忘这一“艳遇”，因为你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去接近林家的。但偏偏造物主似有意安排，半年后，即1969年5月，那几位知青一起被调到苗圃班，与林阿姨成了同班的工友！而偏偏这个林阿姨，又是个非常热心肠的人，当时大概40来岁，常穿一身黑衣服，身体虽较瘦弱，但刻苦耐劳，说一口带阳江县口音的粤语，脸上时带笑容。不用多久，林阿姨就和那几位知青相处得很熟了。林阿姨有什么好吃的，如番薯、木薯、糖水、菜粥甚至杀只鸡宰只鹅等，都邀他们几个到她的小伙房去吃。而他们要加餐，也不用在宿舍外垒个土灶，凄凄凉凉地煮了，他们可以到林阿姨的小伙房里煮，灶头、柴草，以及锅碗瓢盘都有现成的，他们几位如同有了一个家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可以和小凤凰接近，并且相熟，可以面对面地欣赏她的容貌，倾听她那柔美的说话声以及银铃般的笑声。
清纯的小凤凰当然只把这几位知青看作大哥哥，而老实说，那几位知青也只能把她看作小妹妹，不过，凡事也有例外，那几位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姑且叫他D知青，其实仅比小凤凰大那么三四岁。在那年的暑假期间，小凤凰一直呆在家，和他们的接触就更多了。渐渐地，D知青觉得，怎么小凤凰的身影，不时地会浮现在自己眼前？为什么总有一种想和她多些见面多些交谈的冲动？他真的更多地与她说话，与她独处，性情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古怪的变化。D知青年纪还轻，大概自己也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感情，不过，他的同伴作为旁观者，不会不明白他已经渐渐走进了一个他自己编织的情网之中。
在一个炎热的夏夜，天上有一钩弯月，他们几个人，在生产队的冗长的例会之后，又走到“沙面”，坐在草地上，他们要召开一个严肃的会议。
“你真的要和小凤凰谈恋爱？”他们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说不清……”D知青喃喃地答道。
“她还是个学生。”
“她还是个小女孩。”
“你想过发展下去的后果吗？”
“你总不至于和一位职工子女谈恋爱，将来娶她为妻吧？”
“娶个职工子女，你要一辈子留在农场的！”
这几位原先也盛赞小凤凰的家伙，此刻似乎都变成了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只讲“理性”不讲“人性”。而D知青此刻已方寸大乱，不知如何表白，语无伦次地说道：
“我也知道，你们讲得也对，但是我……我也不是跟她谈恋爱，你们不要为难她……她一点也不知道，真的，她只是和我谈得拢些，……”
这一夜，他们还谈了很多，很久，至于有没有效果，是否能棒打鸳鸯，这个不好说。平心而论，这一对男孩女孩，他们是否已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还很难定论，但他们异地相识，几经相处，并由此搅乱了对方的心绪，这是肯定的。如果两情相悦，发展下去，并无不可；偏偏其他那几位，从D知青的自身尤其是未来考虑，自以为理智，扮演了封建家长的角色，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其实是违背“人性”的。不过，即使如此，这“抢救运动”还是发起得晚了，因为可怕的后果不久就到来，这会在下一章节中写到。
在14队，当时如小凤凰一般年纪的女孩并不多，而有限的那几个，全都进入了男知青们的视野之中，并成了某些知青想结识的对象。
某老工人的女儿，身材略丰，双眼明亮，性格活泼，男知青们以她名字的谐音，给她起了一个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名字：玛莎。男知青E，看在眼里，爱在心上，想结识她而又一时缺乏勇气。其他男知青都想制造一幕“人间喜剧”，所以极力怂恿他，支持他，并不时向他透露一些“可靠信息”，说玛莎对他有好感，使E知青如坠五里雾中，自我感觉良好。某日，趁玛莎独自在井边打水，他壮着胆，邀她晚上某时在某防风林幽会。玛莎还没从惊愕中回过神来，E知青已经走远了。这出“人约黄昏后”的戏剧，当然以E知青失望而落幕，如果不是因为不久开展了一场运动，搞得山河失色，E知青还会向玛莎发起强大的爱情攻势的。
某老工人的女儿，身材苗条，曲线优美，脸如鹅蛋，腮含酒窝，性格开朗，也时时吸引住男知青们的目光。她的腮边耳旁并不起眼处，有一小疤痕，居然被男知青发现了，本来这并不影响什么，但某一“顽童”却因此而给她起了一个不雅的绰号：达赖喇嘛，因“疤”在粤语中读作“喇”音。尽管如此，她的风韵仍吸引了F知青，他几度跃跃欲试，想和她亲近，但一时还没有机会。有些好心人告诫他说：“她的母亲比较厉害的，你小心被她骂一顿。”“人家还是未成年少女，你小心他母亲告你。”F知青思前想后，还是知难而退。
这一章，原以为没什么可写，不觉写了这么多，而这一切爱的萌芽，通通都被随之而来的一场“一打三反运动”扼杀了。
九 反叛事件
知青到勇士农场14对后，好事肯定做过一些，这里选取两件谈谈。
1969年某月，有一位老工人得了病，在龙门医院留医，需要输血。在当年，人们包括思想境界较高的老工人，还没有现在那么开通，轻易不会输血给别人。但消息传来，知青们表现得很慷慨，纷纷要求输血，检验之后，蔡为霖、张昌育、潘婉萍三人的血合格，于是，一辆小吉普车把他们送到龙门医院，他们三人的青春的血液，输进了老工人的血管之中。不过，有人在做好事，有人却在干坏事。队里为了给输血的知青补补身体，特地送来两只鸡，然而，留在家里的男知青，大概是饿极了，未等蔡为霖、张昌育回来，即宰杀并吃之，只给二人留下有限的几块和两小碗汤，气得牛哥回来后直骂娘。
另一件事。大约1970年夏季的某日，老工人林某在水库边放牛，见水边有两条大鱼，似浮似沉，便把它们抓住，想拿回家先放好，为赶时间而从水库尾蹚水过，不料陷入深处，而他又不熟水性，在水中挣扎。而另一位放牛的老工人也不熟水性，当他喊得人来，林工人已一沉不起。第二天，林工人的尸体浮上水面，其他老工人都不敢打捞，又是知青如蔡为霖等下水，游至尸体处，将它推到岸边，这种人道主义的勇敢，值得歌颂一番吧。林工人下葬时，领导职工还开了个小型的追悼会，悼词则由知青黄汝好撰写。那篇悼词实在不好写，因为林工人不象张思德或雷锋，他似乎不算“因公牺牲”，只有初二学历的黄知青绞尽脑汁，总算找到了林工人的一处“闪光点”：即使被淹死，手里也紧紧握着那把镰刀，这不是誓死保护集体财产吗？于是，那篇悼词总算过得去。
以上是14队知青做过的两件好事，但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下面仅选14队男知青其中的两件反叛的坏事重点写写。
知青到农场后，大概才知道，要回家探亲，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做到的，要探亲，须等到探亲假，场部批准后，方能回家；而探亲假，起码要等满一年，才获批准；只有探亲假，才能报销来回的车船费，而这几十块钱的车船费，对知青们来说，又是太重要了。因此，一想到要等上一年长，才能见到亲人，知青们的内心就发慌。我们还记得，刚到14队不久，蔡为霖就收到他那七八十岁的爷爷寄来的信，在那茅屋宿舍展读时，七尺男儿的他，竟边看边弹泪，这正应了那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春去秋来，好不容易熬到了次年的10月。某一天，梁瑞英等人郑重地写了一张探亲申请书，递交给队的领导。队领导应该把它呈上场部。日子又一天天过去，探亲的申请并无消息，梁瑞英等人急了，又去催问：
“支书，我们的探亲申请为什么还没批下来？”
支书说：“你们还没满一年呀。”
“怎么没满一年？去年11月来，到现在10月，不是刚好一年吗？”
这几位在学校时数学学得不怎么样，但计算年月却有自己的一套。
“就算满一年也不能全都回去探亲呀，总有个先后呀。”
支书说得很在理，不知他们还有什么辩驳的。
“那我们是最先写申请的，当然先批准我们。”
原来这几位10月份就写申请交上去，是想占个头位，忽然觉得他们太可爱了。
“再说，探亲假也不是肯定一年一次……”
支书说这话时，显得底气不足。
“怎么不是一年一次？这是国务院规定的！”
这几位平时不读书不看报，不知是否真的知道国务院有此规定。
“团首长说了，原则上是一年一次，但不等于肯定一年一次。”
支书这话说得有些艺术性，一是搬出了兵团首长，让你意识到自己已是个兵团战士，要有组织纪律性；二是搬出了“原则上”这个词，这个词不仅在当年，时至今日，也还在起着作用，使各项政策有了灵活性。
谈话至此，他们知道，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当天晚上及其后几个晚上，梁瑞英、蒋小元、张保林、黄令邦、傅振玲、傅振舟、梁慧斌、黄汝好、陈东华等人，在宿舍或其他场合密谋，探亲不批，怎么办。最后，他们得出结论：惟有偷跑回广州！诸位，如果现在要偷跑，应该并不难，有钱有身份证就行，但在当年，你要出门，没有单位或农村或街道革命委员会开出的证明，你能坐得上车、住得上店吗？恐怕在半路就被当作流窜犯抓起来了。梁慧斌有哥哥阻止，黄汝好还有些理智，陈东华胆小怕事，此三者都表示不敢或不便参与，最后就剩下前6位铁杆分子。
在10月底的某一个凌晨，梁瑞英、蒋小元、张保林等6位同宿舍的知青，把唯一留守的陈东华叫醒，除了嘱咐他保守秘密，还向他交代了“后事”，如何应对领导，如何保管财物等。老实的陈东华也爽快地答应了。于是，这6人趁着夜色，偷偷走出了生产队，踏上了通往收获农场的路。
步行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来到了海康县的收获农场场部，在那里，有一班车去海康县的龙门镇。因是短途车，没有证明也能买上票，于是，他们坐车到了龙门。龙门也有班车到海康县城，买票也不用证明，于是，他们又到了海康县城，时间已是下午。而此时，他们已买不到去湛江的车票，必须在此过夜了。黄令邦有一位姑婆，住在海康县城内，他们满以为可以有落脚过夜的地方。然而，当他们找到姑婆，说明来意，觉悟很高的姑婆当即知道他们是农场的逃兵，姑婆说：“令邦呀，你们偷跑出农场，不行呵，现在回去，向领导认个错，领导还能原谅你们的。”力劝他们回头是岸。他们没有办法，也为了不连累姑婆，假意答应回去，离开了姑婆家。这时，天渐黑了，他们只得在城里吃了点晚饭。之后该怎么办？他们茫然了。这时，梁瑞英说：“车又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不如就步行到湛江去！”这一提议，随即得到大家的赞同。而事实上，他们也只能如此。
有些地理知识的人应该知道，从海康县城到湛江，少说也有50公里，以1小时走5公里计算，则要走10个小时，也就是说，要走整整一夜！而他们，正是乘着夜色，顺着通往湛江的公路，一直朝北走，到了天将破晓时，他们终于看到了湛江的高楼！这6位知青那一夜的艰辛，不用我形容，读者也能想象得到吧。
当他们到达湛江后，一个个已筋疲力尽！然而，回广州的强烈愿望在支持着他们，使他们还不至倒下。在湛江赤坎的一家小食店，他们吃了一些早点，马上赶往汽车站，去碰碰运气，看能否买到回广州的车票。然而，我们在上文已经交代过了，在当年，没有证明，连车票也买不到，他们就陷入了这种困境！天！湛江到广州，整整490公里，除非你有孙悟空的本事，否则，你如何归返家园？然而，梁瑞英这6人，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办法？只好学习当年红军长征，念着毛泽东语录，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作战”的精神，迈开双腿，又望东而行！
东面有个什么目标？往东约50公里，是吴川县城。好家伙，又一个50公里！他们只有咬紧牙关，迈着象灌了铅的双腿，一步一步地走着。到了下午，在接近吴川县城时，他们遇到了一辆往阳江的班车，而那车又让他们上去，这样，他们总算结束了那段艰苦的长征，在黄昏时到达阳江县城。
在一家小饭店吃了晚饭，他们必须休息了，不然的话，就会累出病来。然而，身上没有证明，如何住店？在城中的某个地方，或公园，或桥底呆一夜？那八成会被当作流窜犯抓起来，那时不仅广州回不去，还会被送进看守所呢。他们只的往城外走，看到一个小山头，有些树木可作遮蔽，又不至太荒芜，于是，这6位筋疲力尽满身尘污的小青年，就在那个山头上，瑟缩地，半睡半醒地度过了难忘的一夜！多年之后，他们想旧地重游，再到那山头走走，但可惜6人已缺3，也就作罢了。
次日天刚亮，他们即起，免得被巡逻的民兵发现。那天，他们算幸运，居然能买到去广州的车票！他们兴奋异常，激动得眼含热泪。于是，那辆虽然破旧但充满着希望的汽车往东开去，经过恩平、开平，再排队过九江渡口，不久，又排队过龙江渡口，然后，经佛山进入广州。当汽车行走在西郊的珠江大桥时，当他们流着热泪远远望到南方大厦、爱群大厦时，都情不自禁地从心底呼唤着：“啊，广州，可爱的家，我们又回来了！”
再说农场方面，突然不见了6位知青，当然成了大新闻。队领导审问同宿舍的陈东华，他作出很委屈的样子，说：“我不知道呀，我一早醒来他们都不见了呀。”一个星期后，一封广州来信摆在队长的办公桌上。晚上开大会时，队长说：“梁瑞英他们6位知青偷跑回广州了，他们写来了检讨书。”于是，队长把信读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了。……”听到这里，知青们都捂着嘴笑。
梁瑞英等6人，在广州呆了一个月，才又不得不返回农场，迎接他们的，当然是一番严肃的批评教育，不过，更严厉的处分还在后头。
另一件事，是和一部收音机有关的。农场的文化生活，尤其是生产队的文化生活，是十分缺乏的，那时，大概队部里有一份报纸，想了解国内外大事，只能进去看几眼；一棵大树上挂着一只高音喇叭，有“重要新闻”或“特大喜讯”时，它也会响起来。除此之外，你会有与世隔绝的感觉。在知青当中，说来惭愧，竟连一部收音机也没有，这除了穷之外，也和不重视“精神文明”有关。
1970年元旦，蔡为霖、詹康年、陈贤庆等人到场部玩，特地到了场部唯一的那间商店转了几圈。商店里的商品不可能琳琅满目，而他们也不可能有购物的乐趣，因为囊中羞涩。尽管如此，随意的看看也能开开眼界，他们毕竟在一个小村子呆了一年多了。走了一会，陈贤庆在卖收音机的柜台前站住了。他看到一部木质外壳的两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价钱是41元，有点喜欢。他觉得，男知青连一部收音机也没有，这样思想太闭塞了；另外，数月前他们搬进了瓦房，四五人或七八人住一间，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应该讲究一点文化生活。尽管那收音机要花掉两个月个工资，他觉得还是应该买下。于是，在归途中，他手上就多了那木匣子，当然，口袋却空虚了。
回到14队宿舍里，他们当然先听为快。当扭开那收音机后，一把与我们国内的播音员“战斗性”的声音不同的，柔软、亲切的女声清晰入耳，使在座数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接着，一首与我们听惯了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不同风格的歌曲飘出，歌唱者大概叫邓丽君什么的，总之听得他们如痴如醉！听了一会，他们弄明白了，那个电台，是澳门的陆川台，不知是否反动电台，只知道它功率甚大，他们那部简陋的机子也能收听得清清楚楚。到了第二天，他们还发现，中午时分，12点至1点，正播出一个广播连续剧，内容是关于一个叫“美宝”小姐的爱情故事的，光听了一个中午，又把大家深深吸引住了。之后，每到中午，大家吃完饭后，便集中在陈贤庆他们的宿舍里，等待广播剧的开场；一小时后，大家兴奋地议论着，离开宿舍，那情景，和广州新华或新星电影院散场时差不多。而到了晚上，那木匣子也是没有停过，不是播出新闻，就是港台或外国歌曲音乐，知青们的工余生活大大地丰富了。
收音机的主人，这回麻烦了！他买收音机的初衷，可以对天发誓，虽不是为了学习社论，为了斗私批修，但也决不是为了收听境外电台的新闻、广播剧和歌曲音乐！现在形成了这种局面，让他左右为难，不让大家听吧，大家已经上了瘾，能做到吗？让大家继续听下去吧，后果不知怎样？！最后，他还是维持现状，听之任之，至于后果，则不去想了。
由于有了这收音机，他们知道了一些在国内报纸上没有登载的新闻，思想显得复杂了；从收音机里，他们又学到了不少港台的流行歌曲，如《绿岛小夜曲》、《一水隔天涯》、《忘不了》、《情人的眼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秦新仁、梁慧生、梁慧斌、黄令邦、陈贤庆等，也因此而学弹吉他，常常在晚上伴着吉他大声歌唱，又促使流行歌曲更流行了。这情景持续了几个月，直到“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
十 运动当头
1970年2月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开展了一个“一打三反”运动。诸位，那“反革命破坏活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铺张浪费”，该不该“打”，该不该“反”？太应该了，无论过去和现在。但是，在文革期间，这运动那运动，却都是变了味变了质的运动，都是群众斗群众，好人整好人的运动，而这“一打三反”运动，正是一个典型例子，全国各地的知青，都“有幸”参与了这场运动，从中接受了一场政治斗争的“洗礼”。而勇士农场14队的知青们，更应对这场运动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1970年3月，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季节，几乎两月不见太阳。就在这样阴沉的日子里，“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前面说过，“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就是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于是，白天劳动，而天天晚上则要开会，传达指示，学习社论，背后检举，互相揭发，气氛越来越紧张了。知青到农场已经一年半，自然不可以置身事外，每天晚上也得在那大茅房内坐着、听着，有时也得说上几句。对照那“打”“反”的内容，也有些沾边的，如“盗窃”，你不是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吗？如“铺张浪费”，你不是经常把一碗干饭倒在地上让鸡或猪去吃吗？还有那偷跑回广州的事，收听境外电台的事，大唱港台流行歌曲的事，是否也和“反革命破坏活动”沾点边？……总之，知青们觉得自己也应有一些须要“打”和“反”的行为，已经准备接受批判了。
果然不出所料，运动开始后不久，队里出现了大字报！这号东西，是毛泽东提倡也运用过的，一纸就可以弄垮刘少奇，知青们于文革之初在广州已见得多了，想不到在雷州半岛的这个边远的生产队，也时兴这一套！大字报自然是有点文化的人所写，当然也有针对知青的，记得其中一张，质问道：那几位高中生晚饭后常到生产队往北山的那一块草地，“你们在那密谋什么”？这真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另一张写道：男知青“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是谁提供的食物？是谁想要腐蚀知青？这就更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了！……
然而，似乎运动一开始，矛头并不是主要对着知青，而是要“擒贼先擒王”，挖出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个生产队，少说也有一百来号人，那能没有反革命分子？队里原来就有一位姓邹的老工人，据说解放前是地主，文革开始后已定为“阶级敌人”，完全可以拉出来斗争一番，走走过场。然而，这已是一只“死老虎”，再斗已无意思，上头指示要继续揭发，务必把那些隐藏极深的“阶级敌人”挖出。如此一来，梁瑞英、陈贤庆、梁慧生、张保林等有点“劣迹”的知青反而稍稍松了一口气。
随着运动的深入，有三位老工人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很快，已经站在了“阶级敌人”的圈子边缘。
第一位姓周，40来岁，徐闻当地人。平时他工作积极，争挑重担，而且性格开朗，喜欢唱几句黎歌。他身体很好，大概经常喝一点酒，所以脸总是红红的，男知青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关公”。关公犯了什么事？原来，经揭发，他在解放前当过村里的保长，“挑动”过与邻村的械斗！对于解放前后出生的知青来说，保长是个多大的官，实在不甚了了，然而，领导告诉我们，保长就是欺压民众的阶级敌人！这给知青们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原来关公平时表现得那么好，都是伪装的，阶级敌人多么狡猾啊！
第二位姓李，大概不到40岁，宝安县人，在队里当木工。如今的中国人，如果长得有几分象欧美人，那就太值得自豪了，甚至可以利用那长相去谋利，江西不是有一个凡人，因为长得象欧美人，他便自称是“德国牙医”，居然混了多年，牟取暴利数千万吗？然而，回到30年前，情况又不一样了。李工人应是中国人，但他长得的确又象欧美人：个子高高的，头发卷卷的，眼睛深深的，鼻子钩钩的！诸位，这个模样，能算东方人吗？难怪知青一到14队，就知道他的绰号叫“美国佬”。按理说，这美国佬1952年到农场时就是那个模样，但十几年也没有把他挖出来，到了“一打三反”运动，大概工人的觉悟提高了，揭发出他可能是美国或英国派来我国的间谍，因此非打击不可。
第三位是谁？竟然是前面提到过的林阿姨！什么罪行？说到罪行真要命，竟然和男知青有关！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有几位男知青调到了苗圃班，和林阿姨同在一起工作，林阿姨是个热情好客的人，于是，她的小伙房便成了他们的据点，他们也得到林阿姨不少帮助。这应该是一件好事，说明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在14队的老工人中，有不少干部和老工人对知青是很关怀爱护的，如李振兴夫妇、温昭雄夫妇、潘金来夫妇、刘志强夫妇、黎达成夫妇、杨以煜夫妇、杨大全夫妇、杨汝荣夫妇等，时至今日，知青们仍忘不了他们的好处。那么，林阿姨对知青的热情关心，又有什么问题？原来，不知谁人揭发，林阿姨对知青的热情关心，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那就是要腐蚀知青！使用的是什么计？小恩小惠，如番薯、鸡粥之类，外加美人计！美人是谁？便是小凤凰！在上一章中，大家已经知道了，年少漂亮的小凤凰得到了那几位男知青的喜爱，尤其是C知青。而问题的本身，应出现在那几位“好色”的男知青身上吧，怎么变成了是林阿姨施展的“美人计”？
在一个浓雾缭绕乍暖还寒的春夜，全队职工集中在大茅房里开会，气氛甚为紧张。一会，周、李、林3位工人被民兵带进会场，站在职工们的前面，气灯的光映得他们的脸都很惨白，面对着全队的职工，他们渐渐的低下了脑袋。书记开始说话了：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召开全队职工大会，根据革命群众的揭发，周某某、李某某、林某某三人，都有严重的问题，今晚，希望你们三位坦白从宽，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争取获得革命群众的宽大处理。”
接着，就是群众的此起彼伏的呼声：
“老实交代问题！”
“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前面站着的那三人，昨天还和大家一起劳动，而今天晚上，就成了大家批斗的对象，尽管知青们在广州也经历过文革之初的可怕场面，但还是觉得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第一晚的焦点，似乎落在两位男人的身上，姓周的，要他交代解放前在农村当保长时的罪恶；姓李的，要他交代是否美国或英国间谍。由于事隔32年，要把当年斗争会上的说话都写出来，已不可能，但我们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两位男人并不“老实”，姓周的，多是为自己辩护；姓李的，甚少说话，沉默以对。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时知青们，包括男女知青，似乎都没有怎么开口，不是斗争性不够强，而是实在被搞懵了，这三位都是好人啊，怎么要挨批斗？散会之后，回到宿舍中，他们仍小声地议论着，尤其那几位和林阿姨一家来往密切的男知青，更希望这只是一场恶梦！
第二天一早起来，似乎在东边小伙房一带有些骚动，男知青们最爱凑热闹，大家走过去，在一间小伙房前却被一些老工人挡住了。
“出了什么事？”好事的知青如张保林等大声地问道。
有位老工人小声地说：“美国佬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几位知青惊愕地齐声问道。
那位老工人把手放在脖子上，作出一个刎颈的姿势。
“啊？……”知青们沉默了，恐怖袭击着他们的心。但是，最后不看一眼美国佬，又总觉得心有不甘。于是，他们探头探脑地往那小伙房内看，只见美国佬倒卧在地上，颈部殷红，附近也有鲜血一滩，再抬头看，看到那小伙房的墙壁上，也溅满了血！……
我们无法得知李工人自杀的全过程，如果要作一番想象的话，可能是这样的：批斗会上，他一腔悲愤，却又无从倾诉，他觉得“士可杀不可辱”，他已经选择了那条道路。批斗会之后，他表面还很平静，以至妻子也放松警惕。半夜里，他起来，应该是深情而又无奈地望了妻子儿子一会，然后悄悄地来到他工作的木工房，取出一把匕首似的刀，可能他还就着夜光，在磨刀石上磨了一会，用左手拇指试了试，然后再悄悄来到小伙房。他应该取出一壶白酒，豪爽地往嘴里灌，双眼渐渐喷出了火。他肯定在小伙房狭小的空间里打转，可能转了一两个小时。到了天快亮了，他不得不走了，这时，他庄严地，威武地站立着，然后，闭上眼睛，右手紧握利刃，慢慢抬起，猛然，用力往脖上一抹，一腔热血喷涌而出，一位铮铮汉子慢慢倒下，当他气绝时，他那双眼并没有闭上……因为李工人样子象欧美人，我想找出一位欧洲或美洲的殉道者作比拟，无奈才疏学浅，一时想不出来，只好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我觉得，他死的方式，可以和春秋战国时的田横和项羽相比，尽管死的原因并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惋惜李工人，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忍耐，再忍耐，总会见到光明呀。然而，不是当事人，又怎能体会他当时的心境？我们能指责老舍，指责傅雷吗？即使身经百战的大将罗瑞卿，也被逼得从楼上跳下，以此明志，何况那有冤无处诉的小人物李工人？啊，32年后，想起了李工人的死，禁不住多说了几句。
李工人一死，形势更紧张了。尽管人们心里会为他叫屈，但口径却又是一致的：他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批斗会依旧在开，斗争的对象剩下了周工人关公及林阿姨。所不同的是，为了防止再有“阶级敌人”自绝于人民“，晚上要由青年人值班监护，不准其二人出外刎颈上吊投河等。
依然是一个雾气缭绕的春夜，依然是在那间大茅房，关公要继续挖掘他当保长时的“罪恶”，以及在农场“伪装”进步的目的；而批斗林阿姨则有了新的进展，不知谁揭发出，她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的一位连长的小老婆！这下要命了，匪军连长的小老婆，还不是阶级敌人？但我们从她的零零星星的辩白中得知，她年轻时是个穷人家的女儿，长得比较漂亮，被一位国民党军的连长强占为妾，这应和喜儿的遭遇一样吧，只不过她没变成白毛女罢了。解放后那连长不知所终，她则来徐闻参加垦殖，谁知十余年后，她会遭逢此劫？因为有了这一“臭底”，她利用“美人计”腐蚀知青，又显得顺理成章了。
“快老实交代，你当连长姨太太时享了多少福？”
“现在还藏有多少金银珠宝，快交出来！”
“说，你从知青那里骗了多少东西？！”
“快坦白，你向知青说了一些什么反动的话？！”
“为什么要用女儿去勾引知青？！”
“你的小伙房是不是腐蚀知青的黑点？！”
“你那些鸡蛋糖水其实就是糖衣炮弹！”
以上那些批斗的话，都是出自老工人的口，在运动当头，也容不得你沉默不语，袖手旁观。我们也很谅解当时工人们的表现，在那个年代，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又怎能在“阶级敌人”面前心慈手软，丧失阶级立场？可喜的是，在这事关知青的“斗争”中，知青们，尤其是那几位与林阿姨一家关系密切的男知青，却没有谁上台去揭发她，斗争她，不是没有人提示及引导，但他们就是沉默不语，冷眼旁观，致使有关人士认为他们几位中毒太深，没有认清这条毒蛇的本质！
散会后已10点多钟，疲劳的人们要睡觉了，何况第二天还要到场部开全场的“牛鬼蛇神”的批斗大会呢。但疲劳归疲劳，值班监护还得轮下去，出了问题，担当不起。半夜2点钟，男知青陈贤庆被别人叫醒，很不情愿地爬起床，穿好衣服，拿着一根棍子，到屋外去，他和职工吴毅同一班，他们私下分工，陈知青看守在周“保长”的门外；吴毅看守在林“姨太”的门外。白天的艰苦劳动，夜晚的连场批斗，凌晨两三点钟还得起来值班当看守，使得身体并不很健壮的陈知青身心疲惫不堪，但是，他一想到自己能有看管“牛鬼蛇神”的权利，就觉得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再说，周“保长”的宿舍就在知青宿舍的对面不远，看管也容易，因此，再辛苦，也要顶住。幸亏在整整一个小时之中，周“保长”的房内悄然无声，他可以象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那位看夜的老者那样，高喊“平安无事啰”。
好不容易熬到了3点钟！该交班了。他的下一班是男知青李启华。陈知青走到他的宿舍，想推门进去，不料，李知青他们警惕性高，把门闩上才睡觉。无奈，陈知青只好隔着窗户，小声地喊着：“大口！大口！”
读者看到此，可能不明白，何为“大口”？原来李知青相貌的最大特征，就是嘴巴大，对于男人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有道是“男人口大食四方”，虽然他暂时在农场，可食的东西并不太多。陈知青喊了一会，大口仍无反应，急得陈知青只好提高声调，再喊：“大口！大口！快起床！快起床！”然而，大口依然蒙头大睡！在此，我们有必要再作些交代：大口李知青来自广州河南的新窖村，据他说家庭是三代贫农，他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在这里说了一些现在的青年人无法明白的词语，我也很难作解释了，总之，李知青的政治觉悟思想境界是不容怀疑的，他之所以不起床，决不是他拒绝执行“光荣使命”，而是他实在太疲倦了，18岁的青年，在半夜3点钟，随意被叫几声就醒来，那只能说明他患了神经衰弱症！
如果说李知青值得体谅，那么陈知青又有谁可怜？他在半夜3点，叫门不开，叫人不醒，自己又不能一睡了之，站在门外干着急！最后，他已把什么警觉性抛到一边去了，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地喊，那声调，已经接近了当年的广州乐团的男高音歌唱家罗荣炬的最高调，这时，大口李启华才醒来！他起了床，提着长裤子，半梦半醒地开了门，坐在门边的一张椅子上，嘴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陈知青当然趁机数落他，如何如何地使自己白白多熬了10分钟……
“砰！”一声巨响，就在这个时候爆发。陈、李两人一惊，猛回头，只见周“保长”的房门洞开，一条黑影猛冲出门，迅速绕过屋子，向水库方向跑去。陈、李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惊呆了，大概5秒钟之后，才回过神来，大声喊了起来：“周某某跑了！周某某跑了！……”有些工人已听到那一声巨响，纷纷起床察看。原来，周“保长”趁陈、李两位知青在交接班之际，突然推门而出，向外逃跑了。可见，一个晚上他都是睁着眼睛竖着耳朵注意着外面的一举一动，寻找逃跑的机会。至于他为什么选择那个晚上逃跑，很显然，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被押解到场部，与全农场的“牛鬼蛇神”一起被批斗，而他认为那是不可容忍的事。
事情发生后，队里当然立即派人四处追捕，但黑灯瞎火，山幽林密，如何去寻找？第二天白天，也派人去找，同样没有结果。这起“牛鬼蛇神”外逃事件，责任最大的当然是陈、李两位知青了，当夜，他们就被叫到队部，由队领导严肃审问。陈、李二人只得从实招来，因为事情的确就是那样，并非有意放走“阶级敌人”。审问到近天亮，队领导也累了，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两位不过是来农场不到两年的广州知青，应该和解放前在徐闻农村当了几年保长的周某人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还不至于有把他放走的动机。不过，那陈知青，既有和林“姨太”来往较密的问题，且祖籍还与她是同乡，又有购买收音机收听“反动电台”以及大唱港台流行歌曲的行为，如今又……恐怕不会轻易放过。
在其后一两天里，陈知青经常喃喃自语：“关公呀关公，你快回来吧，别让我受累了！”同伴们看到他的样子，都以为他受到刺激，得了轻度的精神病。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还不见周某人的踪影。到了第三天，传来了又一个惊人的消息：周某人找到了！就在水库之上靠近13队的一条防风林中，他在一棵树上吊死了！……又一条人命！周工人和李工人的死法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烈性子的真正的男人，可杀不可辱，所以选择了以死抗争的方式。当然，李工人死后又比周工人好，天亮即被人发现，当天草草埋葬；而周工人则是3天后才被发现，有些好事而又大胆的知青如梁继兴等，跑到现场，看到周工人的尸体已膨胀腐烂，尸身上爬满了蛆虫！这样的一条腐尸，当然是即时草草掩埋了。
周工人死了，陈知青的心既悲伤又宽慰，悲伤的是，那的确是一个好人，如此无辜死去，实在有违天理；宽慰的是，周工人外逃，不是顽抗到底，而是去寻死，尽管也叫“自绝于人民”，但对于陈知青来说，则好解释了，因为他断没有理由把周工人放出去寻死吧。不过，回头一想，他还是很内疚，如果自己看管得紧些，周工人也不至于能死得了吧，这正应了一句成语：“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呜呼！至于李知青，也沉默了几天：他对周工人的女儿，我们在上一章提过的玛莎，甚有好感，一想到她年纪轻轻即失去父亲，而且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心里就感到阵阵疼痛。
“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不久，14队就死了两位“牛鬼蛇神”，即时轰动全场。这只能说明了，14队的阶级斗争太复杂太激烈了，同时也说明了，14队的革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使得“牛鬼蛇神”无所遁形。不过，话又说回来，死得人多，总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就在发现周工人尸体的当天下午，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到了14队，从车上走下来一位团首长，以及两位干事，队里的书记等当然立即迎上前去。之后，团首长与连队领导在队部开会，开会的内容我们无从知晓，故不应乱写，估计也是汇报指示之类。会后，是晚饭时分，团首长在队领导的陪同下，到知青宿舍来巡视。他们到女知青宿舍的情况，暂不知晓；但到男知青宿舍的情况，却由梁瑞英、黄汝好等人清楚地记忆下来。
当时，男知青宿舍里人并不多，可能有的去了打饭，有的去了洗澡，尤其是缺了几位“知书识礼”的高中生。当团首长来到宿舍时，梁瑞英、黄汝好、张保林等几位知青正坐在宿舍门前吃饭。几位知青见到团首长到来，虽不必故作激动亲热状，至少也应该站起，打声招呼，问声好。然而，这几位年轻人，连最基本的礼节也不懂！他们完全无动于衷，连眼睛也没有抬起，依然在吃他们的饭，甚至，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张口就把嘴里咀嚼过的、枯黄的菜叶当着首长的面吐在地上！哎，事后，几位高中生洗澡回来，不得不给那几位无知无礼的初中生补上一节中华民族礼仪廉耻课，但已于事无补了。再说当时首长的脸肯定由红转黑，陪同的队领导更是异常尴尬，却又奈何不得。于是，首长一行踱近宿舍内。我们大概已经提及，当时是3月春季，天上雾雨弥漫，地上红泥粘脚，知青们终日还得劳动，真是一年之中最难熬的日子。老实说，在这样的天气之下，除了极爱干净的女知青，那些男知青恐怕都是得过且过了。而偏偏，首长们见到的，又是肮脏的男知青中最肮脏的一群！他们的蚊帐黄黄黑黑，且东歪西倒；他们的被子如同咸菜，揉作一团堆在床上；他们的衣服随意挂；他们的鞋袜到处丢……宿舍中弥漫着一股酸臭的霉烂的气味。久在其中，自然不觉其臭，但从场部来的团首长，突然进入屋内，那能忍受得了？当下，团首长忍不住丢下一句话：“猪窝一样！”然后，气冲冲地走了。几位高中生回来知道了这事，当即哀叹道：“广州知青的脸，都被你们几个丢尽了！”本想“责令”他们亡羊补牢收拾一下，但继而想想，自己的房间还不是差不多？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再说，现在收拾又有何用？首长会回来再看看吗？
晚上7点正，开会的钟声敲响了，大家，当然包括知青们，又齐集在那间大茅房内，前几天晚上，李工人和周工人还站在讲台前灯火下挨斗，如今已阴阳相隔了。会议开始时，书记在台上讲着一些开场白，那团首长则在场内踱步，大概是检查一下开会的纪律。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首长踱着踱着，踱到了男知青梁瑞英的身边。梁瑞英坐在椅子上，但一条腿却伸到过道中。本来，首长已踱至身边，要从过道中经过，你应该把腿缩回去才是，但是梁知青没有缩，那条腿依然伸出过道；再说首长踱到这里，看到前面横这一条腿，他应该轻蔑地瞪那不懂规矩行为不端的青年一眼，然后从那条腿上跨过，这动作并不太难做到。然而，当军人的威严再一次受到侮辱时，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当时首长穿着的是一双大皮鞋，只见那只军人的强劲用力的脚，猛一抬起，梁知青那条缺少肌肉的瘦腿即飞离过道，梁知青也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一切，在半秒钟之内发生，只有坐在梁知青附近的人才能看到那一幕，因为首长踢开那挡道的腿后，依然向前踱步，远处的人并不知道这边上演了一幕戏。梁知青当时又怎样？身旁的知青听到从他的喉咙中发出低低的几个音，但不知何意，只有知青梁继兴心有不甘，誓要猜出意思来。终于，在临近散会时，被他猜到了，那几个音，原来是用普通话说的“走着瞧吧”！
首长踱完一圈后，上台讲话了，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记录，大概意思是，我们要认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要因有两个阶级敌人自绝于人民而干扰了“一打三反”运动，阶级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此外，他又讲了14队男知青的现状，已到了危险的边沿，有不守纪律的，有偷跑回城的，有收听反动电台的，有大唱黄色歌曲的，有中了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再不好好改造，就会成为反革命分子！
平心而论，首长说的不是毫无根据的，有些事的确是他们做过的，甚至他们要感激的是，首长始终没有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知青揪上台去批斗一番，而在当年，这并不需要经过多少程序。此外，首长始终是说他们已到了危险的边沿，这其实是一种定性，即14队的男知青，始终还是属于人民之列，因此，他们所做过的一切，以后都没有太多的追究。也可能是死了两位工人，终究不是好事，所以对林阿姨的批斗也渐渐淡化，使得她没有随李、周二人而去。运动之后，林阿姨也恢复了自由，知青们深感对不住她，并曾问过林阿姨，当时有没有自杀的念头，她感慨地说：“在那个时候，还想到要活下去吗？早就想到死了。都是女儿，哭着求我：`妈，你不要死，你不能死！`不是她，我早就上吊死了！”啊，多懂事的姑娘，多坚强的姑娘！可惜，经此一事，她已经没有书读了，早早出来工作，分到了远离14队的另一个队，小凤凰飞走了，她是含着泪飞走的，而14队那几位男知青，尤其是D知青，眼泪则在心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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