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
第一部）
陈贤庆
受别人委托，要写一部记实小说。标题是一句唐诗，用这句唐诗作标题，小说中的内容想必与“音乐”有密切关系吧。是的，小说中的确提到一些“音乐”的内容，但是，它主要是写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青年人的故事，至于他们的故事，有没有一点意思，这就难以说得清楚了，读者感兴趣的，就往下看，没有兴趣的，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作者忠告。
（一）
1966年夏八月，一个炎热的周六下午。
广州——这座南方大都市，也处在炎热之中。这炎热，不仅是天气，还有政治气候。自这年五月开始，一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爆发了。当年的中国，运动本来就多，如今又来一场运动，人们并不会感到很突然。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和深入，人们渐渐产生了一些疑惑和恐惧，因为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地富反坏右，还指向各级领导干部，指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当然，作为青少年学生来说，疑惑和恐惧是没有或极少的，他们只会感到新鲜，感到兴奋，感到热血沸腾，因为伟大领袖正领导着他们，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正指挥着他们，横扫一切害人虫，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广州市东北郊有一所中学，叫侨联中学。运动开始后不久，学生即停课闹革命。按当时的形势发展，不停课也难，校长被斗，教导主任靠边站，不少教师受批判，校园内到处是大字报，教室也成了某某“战斗队”的总部，怎么上课？更重要的是，学生们的心早已被运动的浪潮激奋，谁也没有耐性坐下来学习文化知识。于是，这所全寄宿学校的学生们，每天就是写大字报，斗老师，或参加游斗省市领导人的“革命行动”；更多的时候，则是睡觉、游荡、聊天等。
两个星期没有回家了，这个周末，阿兴决定要回家一趟。他徒步二十分钟，来到了镇上的公共汽车站，坐上了开往市区的班车。
阿兴是个高二年级的学生，中等个儿，身体较为消瘦，脸庞还算周正，粗眉细眼，眼睛已早早近视，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鼻子还算高直，嘴唇还算红润，牙齿还算整齐。总之，相貌也属中等，混在人堆之中则毫不起眼。此刻，他坐在靠着窗子的座位上，望着马路两旁一闪而过的建筑物。平时，他尤其喜欢看的，是公共汽车所经过的这条马路两旁，有不少民国时期逝世的人物的陵墓，如朱执信墓、史坚如墓、张文达墓等。有时，他故意徒步回家，就是顺便瞻仰一下那些其实与他并不相干的伟人。但是今天，他的心情有点沉郁，那些伟人的陵墓已不能引起他的兴趣，皆因今天上午，他在学校里看到了令他不愉快的一幕。
今天早上阿兴睡到八点多钟，被外面的人声吵醒，只听到有同学喊道：“方老头畏罪自杀了！”他连忙爬起床，问道：“怎么回事？”同学答道：“刚才监视他的同学敲门不见他应，破门而入，看到他已躺在地板上，肯定是半夜畏罪自杀的。”
阿兴跟随其他同学来到了教工宿舍，上了其中的一幢楼的二楼，只见房门虚掩，门口站着一个手拿棍棒的男同学。阿兴认识他，小声问道：“他怎么啦？”那同学没有说什么，用棍棒轻轻把门推开一点，阿兴看到，方老师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眼睛半闭，脸色煞白。看了一眼，阿兴即转身离去。
牛鬼蛇神畏罪自杀，是不值得难过或不应表现出难过的，阿兴当然也不会在同学的面前流露出丝毫的难过，但是，他又分明觉得那方老头，不可能是一个坏人，而且，阿兴还觉得他是满有学问的。有一回，阿兴写了一首《西江月》的词，沾沾自喜，某天，他拿给方老头看，希望得到方老头的赞扬。方老头看完后，果然称赞说：“有点词的味道，有点词的味道！小小年纪，算写得不错了。不过，你可能没注意到，《西江月》词上下阕的一二句是要对仗的，而且，上下阕结束句押的韵是要用去声即第四声的字，这是格律呢。”被方老头这么一评点，阿兴登时象泄气的皮球，脸红耳赤，不知所措。这时，方老头和蔼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把格律掌握了你就能写好词的。”说完后，他转身到书架上取来一个硬皮本，说：“这是我写的一些诗词，你看看吧。”阿兴翻开那本子，见里面写着一首又一首的诗词，内容大多是歌颂领袖和党，赞美新人物新风尚的。阿兴感觉到，那些诗词可以用“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来评价。
就是这么一个方老头，文革开始后，不知是谁首先喊出“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方某某”，方老头就被拉出来大会小会的斗争，两周后，就出现了今天这一幕！
汽车仍在行驶着，阿兴反复地问自己：“他反动吗？他该死吗？……”从方老师，阿兴又想到更多，想到文学，想到父亲。
阿兴的父亲生于清末1905年，曾经教过书办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抗战胜利后在广州当了个小会计，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阿兴读小学时候，注意到父亲时常在晚上，就着昏黄的灯光，摇头晃脑地看两本书，一本是《古文观止》，另一本是《唐诗三百首》，有时看着看着，便会口中念念有词，发出一种类似歌曲的声音，以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以为这是两本歌曲集。父亲另一爱好就是写毛笔字，家中的旧报纸就是他练字的主要材料。他那时并不知道他的书法尤其是他的草书的价值，不然的话，把他的真迹保存至今，也许能卖钱。父亲有时带他上街，走着走着，就会转到永汉路即现在的北京路的古籍书店，一看就是很长时间，而这却是他感到最沉闷的地方，他所向往的天地，是附近不远的儿童书店。他的父母吵架的机会不多，但每当两人发生口角时，十之八九便可知是父亲买了母亲包括阿兴也认为不该买的东西。的确，在他的眼中，几页黄旧的书，值5元或10元吗？须知在当时，这笔钱可以买多少米，多少油盐柴煤？
当他三四年级以后，父亲开始教他读一些唐诗。父亲显然并没有望子成龙的强烈欲望，所以他的教导是宽松的，随意的，断续的，阿兴没有领取到一定的学习指标和任务，高兴了就读，没时间就放下，尽管如此，收获还是渐渐看到的。他先背最简单的五言绝句，然后七言绝句，然后是五律，七律，五古，七古等。父亲虽引导他背唐诗，但父亲忙于工作，也不能给他过多的指点，所以他在背诵时就难免会出现错误。有很多诗背是背下来了，但不解其意或一知半解，尽管如此，在他小学阶段，一两百首唐诗已深入他的脑中，为他日后也能写上一些诗歌打下了一层薄薄的基础。
上了中学以后，他的知识结构开始有了变化，文科日渐见好，理科一塌糊涂。他渐渐了解了家中藏书的内容，以古籍古书为主，他所记得并读过一些的，有一本《稼轩长短句》，另一本是《三曹诗选》，使他知道了曹操除了是一代奸雄，原来还是个诗人。家中亦有不少字帖，从中，他起码知道了我国古代产生过王曦之，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等书法大家。他就读的中学的图书馆有一定的规模，他也成了那里的常客。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桌娅和舒拉的故事》《铁流》《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等苏联的小说；读到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三家巷》《苦菜花》《迎春花》《欧阳海之歌》等建国后问世的中国长篇名著。除了这些，中国的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他也粗读了一回。他还开始涉猎一些欧美的经典名著，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莫泊桑的《俊友》，伏尼契的《牛虻》，杰克-伦敦的《马丁-依登》等。除了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看书之外，他还经常到永汉路的新华书店去，因为他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不可能有较多的钱买书，站在书店的一个角落里看书就成了他周日里的一项主要活动。
如果认为阿兴只是爱好文学，那并不确切，还有一样，也是他的所爱，那就是音乐。在小学阶段，据他的记忆，似乎对音乐全无缘份，父母不谙此道，当时也难得有一部收音机，受音乐熏陶的机会的确不多，而那时，他所在的小学注重体育，他先后参加了越秀体校游泳训练班和足球训练班，当时，他主要是个体育爱好者，游泳与足球是他的强项。如果要与音乐扯上关系的，他仅记得那么一件事：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他刚上五年级，学校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选派几十位学生到广播电台去录音，而他也名列其中。那时电台经常教唱歌，有教歌者也有学唱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show”。他已记不清当时的广播电台在何处，只记得进入录音大厅时有一种神秘的令人惶恐的感觉。等了一会，有一位男人出来教唱。他用歌曲的原调教，唱得他们那班小孩声嘶力竭。歌名他已记不得，歌词模糊记得有这么一句：“亲爱的毛泽东，亲爱的共产党。”数日后的一个下午，当他在越秀山游泳场游泳的时候，从广播器中听到节目的播出，他稚嫩的歌声当然也在其中。这是阿兴第一次参与的音乐活动。
阿兴的音乐之路，应该追溯到初中时代。1961年，正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最严重的那年，他小学毕业考上广东省侨联中学。他的大哥从云南省回到广州。大哥在部队当文化教员之类，教唱歌，指挥唱歌，拉乐器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虽然他后来潦倒失意，但音乐素养仍在。回到广州后他失业，只能做做散工，工作之余他也唱上几首，唱得最多的是《十大姐》、《小河淌水》、《半个月亮爬上来》等云南民歌，当然还有《歌唱二郎山》、《山间铃响马帮来》、《走西口》以及《兰花花》等优美动听的歌曲。这是阿兴最初受到的音乐的熏陶。不久，他大哥不知从哪儿弄回了一把秦琴和一把二胡，茶余饭后便弹拉起来，或边弹拉边歌唱，他的演奏技艺虽很一般，但那时，阿兴却认为很神奇，因为懂乐器的人毕竟不多。大概过了一两年，他们楼下一位姑娘从湖北省调回来，同时也带回来一首当时他们还未听过但不久即风靡全国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说来奇怪，这歌百听不厌，加上楼下姑娘的嗓音甜潤，他们那幢上下楼不隔音的屋子，整天都可以听到楼上一把男高音与楼下一把女高音的和唱。不管怎么样，上述二位无疑可算是阿兴音乐路上的启蒙老师。
由于有此启蒙，阿兴在初中阶段便“弃体从音”，迷上了唱歌，只要发现好听的歌曲，必抄在歌本上，时时引吭高歌，也不管别人爱听还是讨厌。这样一来，他就学会了许多歌曲，尤其喜爱新疆歌曲，如《新疆好》、《牧马之歌》、《美丽的姑娘》、《草原之夜》、《克拉玛依之歌》等。当时，他读小学的妹妹，参加了越秀区少年宫的合唱团，也不时唱起一些如《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白船》、《小燕子》等较幼稚的歌曲。
1960年前后，天灾人祸，人们失业，无以为乐。他家晚上常聚集一班人，有他大哥，舅舅，还有几个同乡，都是失业或半失业者。其中有一位，想不到竟是广东音乐的高手，能唱并拉出许多广东音乐小曲，一时间成了他的偶像。后来，他向父亲讨得十几元，买了一把福鼠头的高胡，自己摸索和练习。经过一段时间，他居然粗通技法。渐渐，也能拉不少乐曲，如《娱乐昇平》、《旱天雷》、《<走马》、《雨打芭蕉》、《渔舟唱晚》甚至《鸟投林》等。当然,快弓和高把位这两项技巧当时未能掌握，至今也没有突破。
因迷上音乐，自然会寻觅知音。初中的同班同学阿沅、阿柱便和他走在一块。阿沅较肥胖，常脸带笑容，但声音尖细，唱歌不行，只喜欢听音乐。阿柱高高瘦瘦，白白净净，双眼带有女性的嫵媚，歌也唱得好。阿兴当年家住越华路，阿沅住广大路，阿柱住大德路，大家都在维新路的中学读书，应该说彼此之间相距并不远。他们课后经常聚集在阿沅家，因他家比较富有，拥有收音机和留声机，可以欣赏到许多歌曲和音乐，老柴的《天鹅湖》,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等就是在那时首度听闻，更感到音乐之神圣。当年不少夜晚，他们常到文化公园中心台，观看广州乐团、岭南歌舞团、岭南乐队、广东音乐曲艺团等的演出。也常到某个音乐厅，去听岭南轻音乐队的演出。此乐队水平不是很高，乐器主要是西洋管弦，以演奏轻音乐为主，也有两位女歌手唱一些抒情歌曲，但在当时那种“革命年代”，它的演出其实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阿兴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小号手吹奏的《那玻利舞曲》。当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新疆军区文工团等到广州演出，他们都去看了，刘淑芳、罗天蝉、李光曦、李双江等歌唱家的形象长存于脑海。
初中毕业，阿兴考回原校，阿柱考上一所市纺织技校，而阿沅没考上，到了海南岛某农场，这样，他们音乐三人组宣告解散。那时，阿兴依然途径广仁路，广卫路，中山五路，到维新路上学和放学，后来，他发现了广仁路正对着的广卫路的一处房子底层，有一班民乐爱好者，多是工人模样，常聚集在那里演奏。乐器有二胡，扬琴，琵琶，三弦，大杬，笛子等，是一个齐备的小民乐队。他们多在晚上开锣，配合默契，并不言语，一首接一首地奏下去，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时代曲”。阿兴记得很清楚罗念一作的藏族歌曲《洗衣歌》，是他们经常演奏的。就是这么一个民间“私伙局”，使阿兴在门外站了无数个夜晚，他当时曾想：如果我也有一班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那该多好啊！
读完高一，即1964年7月后，学校迁往城东北郊沙河瘦狗岭侧，当时那里较为偏僻，阿兴他们只能都在学校住宿，一星期回家一次。因为住校，阿兴也认识了一些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归侨学生，以印尼回来的居多，他们经常在宿舍里，弹拨吉他，摇动沙棰，用印尼语唱那《星星索》、《梭罗河》、《划船曲》等。那时阿兴常想，如果自己也有一把吉他就好了。但在当时，对一个穷学生来说，这愿望与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梦想差不多。那时，又有一位同学叫阿元，也喜欢音乐，和阿兴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换唱歌心得。当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及《长征组歌》已经诞生，里面的歌曲都是他们所喜爱的。他们曾在学校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反复练唱寇家伦所唱的““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那几句。曾有中央民族歌舞团在中山纪念堂演出，他俩晚饭后离校去观看。看完后已无公共汽车，只得步行两个多小时回校，但他们并不觉得累，兴奋的心情持续了数日。白云山离他们学校不远，他俩亦有登山的兴趣，利用星期六或星期天，他们不知登上多少回，这也是大自然的壮美景观对我们这两位十七岁少年的心灵的陶冶吧。
文学和音乐都是高雅的艺术，如果阿兴生活在太平盛世之中，或许他能够当上一位文学家或音乐家吧。但是，如今，似乎这场文化大革命要破除的对象恰恰是文化，而且正是阿兴所喜爱的高雅的文化，这就让阿兴感到困惑和不安了。
他下了车后，仍在胡思乱想，一直往他所居住的越华路走去，回到了家门口。
（二）
阿兴的家在一条小巷的尽头，这条巷子虽小，也有些名气，半个世纪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广州起义，即黄花冈起义，起义的领导者黄兴、赵声等就看中了这条偏僻的小巷，把他们起义的指挥部设在巷中的某一所屋内，此后，那屋子也成了文物。
阿兴的家离那“文物”并不远，在一幢旧房子的第二层，同一层中住着三户人家，阿兴一家只占其中的一厅一房，这种现象，在当年的广州市，是司空见惯的。渐近黄昏，屋内比较黑暗，阿兴进入屋后，见母亲正在那公共厨房内煮饭，也没和她打一声招呼，就回到房中，拿出二胡，拉起还没拉熟的难度很高的广东音乐《鸟投林》。还没拉上几句，只见母亲一脸愁苦地急走进来，因怕邻居听见，悄声说：“你爸在厂里挨斗呢，你还拉！”阿兴登时呆了！想不到他在学校里参与斗省长斗市长斗校长斗老师，现在轮到自己的父亲被斗了！……她母亲又惊慌失措地低声说：“你不要在家里了，等下他们会来抄家，你快回学校吧！”
当时，母亲和父亲在同一间工厂工作，那就是市民政局办的一间烈军属包装厂，皆因他大哥和二哥分别于49年和52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这军属的荣誉在文革中已经没有用，在工厂的书记、厂长、右派、在旧社会曾当过地主小老婆、当过妓女等人都被斗过以后，为深挖阶级敌人，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八年的阿兴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也劫数难逃。尽管他是厂里公认的老好人，但此时的老好人，已被“揭发”出是隐藏极深的“老狐狸”。父亲原在家乡教书，当小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他投笔从戎，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参与抗日；抗战胜利后即离开军队，并无参与打内战，属抗日军人，所以文革前历次运动，他亦安然无恙，但文革到来，已没有什么政策可言，只剩下“横扫一切”了。由于阿兴母亲是贫苦出身，“造反派”还算有点良心，没有殃及她，只叫她回避，所以她得以回到离工厂不远的家中，不然的话，文化不高见识不广的母亲不知会怎么样！
这时，阿兴再一次看看母亲的样子，只见她眼睛微红而带泪，脸上皱纹显得更多更深。他知道，同屋中不是住着关系原来就不好、文革开始后变得更恶劣的邻居，她决不会强忍悲痛而一定会嚎啕大哭的！这时，母亲又补充说：“你听，那就是斗他的声音，你还是快走吧！”阿兴侧耳倾听，果然听到不远处工厂里传来阵阵的口号声。
其时，阿兴的大哥另有家室，在别处住；而他那在读初二级只有15岁的妹妹，也在外面随她的“战斗队”在“闹革命”，早已行踪难觅；已经18岁的阿兴，面对如此的家庭突变却毫无主见，他在犹豫着，不知到底应留下还是离开。这时母亲再一次催促他：“你快走吧，你留在这里不知他们会怎样对你的！”母亲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她除了担心丈夫的安危，她也担心儿子的处境，能够避开，总会好些。此时的阿兴，失魂落魄，居然真的丢下孤独的母亲，走出了家门。多年以来，阿兴也不敢询问父母，那一个夜晚，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也许他们会感到欣慰，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目睹那些惨剧，但作为儿女的，在父母最困难的时候，却离开他们，这难道不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吗？写到这里，我也为阿兴感到羞愧！
如果说，阿兴当时没有亲眼目睹那惨剧，也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当他走到巷子口时，借着朦胧的街灯，他看到了一支队伍出现在马路上，前面一人，头戴尖尖的高帽，手中拿着铜锣，一边敲打一边踉踉跄跄地走着，后面跟着的人不时地喊着打倒某某的口号，周围有一些围观的群众。这是一个当年随便可以看到的场面，阿兴也曾随着这样的队伍，轻松地或激愤地喊过各类的口号，然而这一次，显然不同！被押解着走在这支队伍前面的主角，竟是自己的父亲！尽管他并不能看到被押解者的脸，但他从那阵阵的口号声中已经清楚地知道！他想迅速离开，但又心有不甘，他要看上一眼，要记住这惨痛的一幕！于是，他站住了，如同路人一样。队伍渐近了，他已能看清父亲的身影。那是他十分熟悉的身影，十分熟悉的步子，他顶着高帽，低着头，右手有节奏地敲着铜锣，嘴上还要喊着什么，那内容，阿兴是知道的，被打倒者也要喊打倒自己的口号------那一幕，其实阿兴只注视了几秒钟，他就不忍再看下去，含泪转身离开；然而，就是那一幕，却让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了几十年！
阿兴失魂落魄地穿过热闹的马路和街道，来到了公共汽车站。此时已华灯初上，而他尚未吃晚饭，他一点也不感到口渴和饥饿，他浑浑噩噩地上了一部公共汽车，一会儿，汽车往学校的方向开去。在车上，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他好象想不起什么，也好象什么也不敢想。车到总站后，他又一个人默默地往学校走去。
大概八点钟时候，他回到了学校。他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同宿舍只有两位同学，正在无聊地下象棋，见他进来，其中一位抬头问：“你不是回家了吗？”阿兴随意答道：“没有。”同学也不介意，继续下棋。那个时候，谁都可以出出进进，几天不见也不足为怪。阿兴赶紧去冲凉，然后躺在床上，想闭目养神。谁知，他刚躺下，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广播器里传来了一男一女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喊着：“狗崽子们，快回家去革你们反动老子的命，别把学校当作避风港！”这样的话平时也在喊，阿兴当然不会在意，但那晚，他觉得那广播似乎是冲着他来喊的，他仿佛感觉到，周围的同学好象已经知道他已成为“狗崽子”了！“我还能在学校避风头吗？”他问自己。一会儿，那广播又在响，那男女在喊着同样的内容。他觉得无法在学校呆下去，反正今夜也根本无法入睡！于是，他又爬了起来，离开宿舍，走到校园里。校园内并不平静，不少同学来去匆匆，手拿大字报，提着浆糊桶，要到什么地方张贴。他知道，他留在学校里也不利，可能明天，他父亲被斗的消息就会传到学校，或许他也会被斗，或许被勒令回家与父亲划清界线，与其这样，不如自己先离开。
于是，他又步行了二十分钟到了镇上的公共汽车站。他想，如果有车就坐车，没有车就走路回去。幸好，还有最后的一班车。他就坐上了这最后的一班车，又回到了市区，此时，已近十点钟了。他去找到一位平时很要好同学，说明原因，想在他家里过一夜，但是那同学吱吱唔唔，脸有难色地说：“我家很窄，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也许，他也有顾忌，在那个时候，人人自危，给一个“狗崽子”留宿，说不定惹祸上身。
阿兴很理解地离开了他，不得不继续在城中漫游。我不自觉地往家的方向踱去，渐渐来到了广卫路的昌兴街口。在离这个街口不远的一处房子楼下，就是上文提到过的一班民乐爱好者夜夜演奏的地方，阿兴常常站在那里听他们演奏。此时，那班民乐爱好者可能已散伙了，革命时期，还能有这种闲情逸致吗？阿兴发呆地站在那屋子门口，又胡思乱想起来。
“喂，你不是阿兴吗？怎么站在这里？”突然，阿兴听到有人叫自己。扭头一看，原来是同班的同学阿潜。“你？……”他也奇怪，会在这里碰到同学。阿潜扬扬手中的一个小锅，说：“我上街买粥回去夜宵。都11点钟了，你还在街上？”阿潜与阿兴是小学、初中直到高中的同学，只不过过去并无深交，但在今夜这样的情形之下，无意中见到他，阿兴也只好如实告知：“今晚回家，不料父亲被斗，家也被抄了，母亲叫我离开，现在，我还不知该去哪里。”“你父亲……”“他们说他是历史反革命。”阿兴说这些话时，故意说得很坦然，因为他知道，阿潜也会和刚才那同学一样，爱莫能助的。不料，阿潜非常爽快地说：“那么，先到我家去吧！”“你家？……”阿兴疑惑地问，他有点不敢相信，阿潜会这么爽快，这么侠义。他仍在犹豫着，阿潜一把拉着他，说：“走吧，别想那么多。”阿潜的家就在昌兴街某号，阿兴也曾去过，经阿潜这么邀请，阿兴如同迷途者看到了远处的灯光，心中泛起一股暖流。就这样，1966年的那个夏夜11点多钟，他进入了阿潜的家门。
阿潜的家人还没睡，都在等着阿潜买的粥，当阿兴进门后，屋内阿潜的父亲、母亲，以及阿潜的大哥阿庸、二哥阿恒、妹妹阿萍，
弟弟阿凡，都惊讶地望着这位不速之客。阿潜抢先把阿兴的遭遇简单说了。一阵沉默，使得阿兴尴尬难堪。但很快，阿潜的父亲即爽朗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先住下，先住下。”他母亲关切地问：“你吃过晚饭了吗？”这一问，使阿兴为难了，到了这时，阿兴已感到十分的饿，他已无法说谎话，只得怯怯地说：“还没有吃。”“那刚好，阿潜买了粥，你趁热吃！”于是，阿兴含泪把那一小锅本来是一家人作夜宵的粥，几乎都狼吞虎咽地吃光了。
阿潜的家还算大，有三个房一个厅，但要住下
七口人，也要巧作安排，此夜，阿兴的到来，只能将就的睡，他与阿潜睡在一起。
（三）
那一夜，如果说阿兴一下子就酣然入睡，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他遇到了人生的这一突变，如今又戏剧性地躺在阿潜家那陌生的床上，可以说，整夜，他都无法入睡。他的脑子在不停地转，他在反复思索着，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
早在1965年的11月10日，当天的上海《文汇报》就出现了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海瑞罢官》是一出历史剧，评论评论也是很正常的事，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说，这不过是文艺界的文艺批评而已，尽管文章的语气并不友善，矛头还指向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政治嗅觉灵敏的人，或许从文章的作者“姚文元”三字会悟出点什么，但是，对于象阿兴那样的普通的高中学生，实在是不会太注意的。到了1966年的3、4月间，全国的政治气氛似乎有点紧张，报上那种“批判性”的文章多起来，字里行间都含有浓重的火药味。由于当时的中国经常搞政治运动，即使是普通的高中生，也司空见惯，因而，也并不太在意。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姚文元的另一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刊登后，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转载，一时之间，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文章所指，并非三个普通人，都是北京市的领导人，吴晗是副市长，邓拓是书记处书记，廖沫沙是统战部长。此三人，被指“合股开了黑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尽管，共产党内也不时有大人物倒台，如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但当阿兴他们听到邓、吴、廖三人也是“坏人”时，依旧是感到很震惊的。
5月16日，报上发表了一份更加震撼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当年，中共中央也不时会有些“通知”，但多是通知到党员，何以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发表？再看那通知的内容，原来不是一般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右倾”等小打小闹，而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我们的这些文化领域到底怎么啦？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文件！我们，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尤其是阿兴那样的“红旗下长大”的青少年们，他们所看到的当时的中国，却是一派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景象，即使是文艺界，也无什么不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等小说；《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风暴》《燎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刘胡兰》《江姐》《年轻的一代》《红色娘子军》等戏剧；《东方红》《长征组歌》等史诗，正激励着全国人民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谁能想到，文化部是“阎王殿”？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正辛勤地培育着祖国的花朵，阿兴他们那些中小学生，有许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每个学期的“学工”“学农”，尤其是那一周的到附近农村与农民“三同”的“农忙假”，如到棠下公社，如到竹料公社，使他们得到真正的锻炼；“学雷锋，做好事”，是他们自觉的行动，不会象现在雷锋“三月来，四月走”。当时的教育部，怎么会被“资产阶级掌了权”？总之，他们看不出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但是，经领袖一点拨，他们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惊出了一身冷汗！是啊，不把那些被“坏人”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虽然有了一个“通知”，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谁也不知道，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过，运动的策划者会教他们怎么搞。通知发出了几天，5月20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红卫兵，是要“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的。既然这“红卫兵”是如此的神圣，如此的光荣，当然不能只是你们当而我们不当吧，于是，北京大学附中的学生也纷纷组织了“红卫兵”。你北京的学生可以当“红卫兵”，我们上海、武汉、广州的学生为什么就不能当？于是，一夜至几夜之间，“红卫兵”组织风行全国！不仅中学有，大学有，工厂、农村也有……既然学生们都当“兵”了，要想他们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读书（何况还是读资产阶级的书！）也难！当时，阿兴他们都处于精神亢奋之中，脑子里尽是想着怎样“紧跟……”如何“捍卫……”，以及到哪里去弄一件绿军装，一只红袖章……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怕是校长和主任，不知该不该批评那些忽然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还有那些老师，上课时间到了，不知该不该去教室。
社会无序，学校无序总不是正常的事，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便指令各地派出“工作组”以维持秩序。这是共产党管理群众、控制局面历来都行之有效的一招。运动初期，他们学校也进驻了工作组，想不到，这次的工作组是短命的，因为，马上就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也就是几天之后，5月25日，在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内，贴出了一张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写大字报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的总支书记聂元梓，签名的还有六人。宋、陆、彭是何许人？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及北大的校领导人，如果下级可以公开贴大字报质问和“揭发”上级，那么，社会必然乱了套。偏偏，这大字报受到了领袖的肯定和赞许，称为“革命的大字报”，一时间，洛阳纸贵，全国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一股贴大字报、批揪党委领导的“革命之风”开始风行全国。阿兴他们当学生的，这回也可一显身手，平时学到的“作文技巧”派上用场了，平时没有认真学习的书法，现在悔恨太丑陋了。
也还是几天之后，5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个“通知”：《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这几个人，除了国务院副总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其时已取消军衔）外，都是些有点怪异的人，如陈、康、张；而领袖夫人江青，也穿起了一套军装，说不出是英武还是怪异。阅历丰富，精通历史的人，一看到夫人干政，就知道国将不国，但阿兴那样普通的中学生，怎么会想得那么深透？正“阿姨”“旗手”，喊得亲切！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林彪。林彪是一位共和国元帅，有不少传奇的故事，然而，解放后，他很少露面，不象陈毅元帅、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等经常出现在报刊和电影新闻中，国人并不很清楚他的真容，想不到，此时，他忽然被提拔为副统帅。当得上“副统帅”，总该高大威武吧，然而，国人看到的，是一位干瘦矮小的人，一脸病态。但是，平型关、平津、辽沈战役大捷的光环，仍在笼罩着他的秃头，阿兴以及国人都坚信，英明领袖选拔的接班人，肯定没错！
派往各地的工作组被撤回了，全国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阿兴辗转反侧，不久前发生的事，仍历历在目……
由于是“文化革命”，当然就得破除旧的东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何为“四旧”？前段时间阿兴也“疯狂”了，已分不清黑白好坏，现在静下心来想想，才觉得可惜，才觉得可怕！他也参与去破除的是什么？是美的事物，如书籍，如电影，如名画，如古玩，如唱片，甚至花鸟鱼虫，甚至皮鞋连衣裙……当年都要扫除、毁灭，如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阿富汗的塔利班的所为。不同的是，去扫除、毁灭那些“四旧”的，都是受过十多年教育的有文化的青年学生，他们虔诚地、满腔热情地去破除“旧事物”因为他们相信，“破四旧”之后，就会“立四新”，那是何等美好的前景啊！他们曾被人带到仰忠街的一户人家，那主人据说过去是个“资本家”，他们把他的家具和物品从楼上搬下，弄到卡车运走，至于运到哪里，他们并不关心。随后，他们又到了一个中年尼姑的家，好好的公民不做，为什么偏偏当尼姑？肯定不会是好人，于是，受街道某些人的指使，他们在她那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屋里，还是扫除了一批物品。那可怜的尼姑站在一旁，神情呆滞，恐怕这事件之后，她会不久于人世。和阿兴一起参加这“革命行动”的，是几位平时温柔可爱的女学生，如今穿上半旧的草绿军装，系上粗阔的军用皮带，说话的声调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度，不时还蹦出一两句“他妈的”骂人的话，阿兴听着，也觉得顺耳，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他还想在家里“破四旧”，偷偷把父亲珍藏的字帖拿出来，准备烧掉，不料被父亲看见，父亲黑着脸，双眼狠狠地瞪着他，一言不发。父亲这少有的相貌，把他吓退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的矛头已经不是仅仅指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这类级别的人物，保过吴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彭真，反对林彪在军队搞个人崇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扣压过批判吴晗稿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位中共高级干部、开国元勋，原来也组成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把阿兴他们吓了一跳！于是，他们全校学生参与了声讨北京旧市委，支持北京新市委的游行，省委、市委领导人赵紫阳、尹林平、林李明、区梦觉、王德、曾生等似乎也岌岌可危。他们步行到省委、市府，喊一通口号，又步行回瘦狗岭学校。走那么长的路虽然辛苦，但总比上课好玩得多呀！
被点燃和煽动的烈火在熊熊燃烧，学校会是一片净土？学生们也要寻找“牛鬼蛇神”了。不久，即挖出了一位对男学生耍流氓的历史教师，于是，那上了年纪的流氓男教师被全校共讨之。这样的教师毕竟很少，学校的领导和其他老师能幸免吗？正校长是位老革命，曾是海南琼涯纵队的领导人之一，被学生揪斗了；副校长也被学生揪至礼堂批斗。批斗期间，有人带头喊口号，大家包括阿兴等跟着挥动手臂呼喊，不跟着呼喊肯定是不行的。批斗会后，一副女学者风度的她被学生剃了个光头！原来，一个女人没有了头发，脑袋是这么的小！阿兴实在不忍看到她那光头的样子，但又能怎样？老师骆某某，白净清瘦，仙风道骨，不要以为他是个白面书生，他会玩乐器，会打排球，而文学方面的造诣就没得说了，是阿兴敬佩的人。文革开始后，也被揪斗，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之类，于是，他也被剃了个光头！他的头本来就小，没有了头发的装饰，显得更小，甚至比副校长的还要小！那年，不知为什么有一餐要吃“忆苦餐”，那食物是用粗糠伴一些番薯煮成，十分难咽下。某同学等奉命捧着一大碗“忆苦餐”到被监管的骆老师处，要他吃下，感受劳动人民旧社会的苦难。他们以为，骆老师必然无法吞咽，不料他勺勺入口，徐徐咽下，脸不改色，泰然自若。学生问：“好吃吗？”骆答：“好吃，好吃！”学生们无言以对。不要以为只有象骆老师那样的“反动学术权威”会被揪斗，年轻的教师也会“着了道儿”，如年轻的女教师梁老师，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揪了出来，也被剃光了一头秀发。当为人师表者受到如此的对待，有些人则无法忍受，认为“士可杀不可辱”，于是，就出现了本书开头的方老头“自绝于人民”的事……
阿兴忽然想到，如今，自己的父亲也一下子沦为“反革命”，他也会自绝于人民吗？他的心又惊又痛，只盼着这漫漫长夜快点过去……
（四）
过了一两天，阿兴才壮着胆回到家里。邻居看着他，都投来异样的目光。家中已被抄过，摆在厅里的那一整套酸枝木家具不见了，房间里的书籍不见了，柜子里的衣物也少了一些。不久，母亲回来，两天不见，她瘦削多了，双眼无神，带有泪痕。他低声地说：“你怎么回来了？……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说着即垂泪。阿兴亦黯然。不久，父亲回来了，阿兴抬头看了他一眼，低声喊道：“爸……”父亲只是点点头，似有愧色。这时，阿兴注意到，父亲的头发被不规则地剪过，他知道这叫“阴阳头”，剪一半留一半，是故意对“牛鬼蛇神”们进行羞辱的。幸好，他父亲的头发本来就不多，所以那“阴阳”并不太明显。此外，他还注意到，父亲的胸前挂着一块小黑布，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五个白色的字。不过，父亲进门时，他右手拿着一本《毛选》，手臂弯曲，有意无意地将那块黑布给遮住了。这是一个用心良苦的动作，阿兴是完全理解的。除了那“阴阳头”，阿兴觉得父亲似乎没有其他的伤痕，应该没有受到毒打之类吧，这在当时，已算很幸运的事了。此时，他们父子见面，不知说些什么好，但是，有一点，他们都明白，从今以后，他们就得共同承受这一突如其来的厄运。
有关阿兴家庭日后的情况，我们还会叙述到的，现在先转到另一内容吧。
自从那一夜得到阿潜一家侠义相助，阿兴与这个家庭便熟悉起来并交往频繁。这是一个
七口之家，父亲六十多岁，已退休在家。退休之前他具体从事什么工作，阿兴没有细问，但应是职员之类，从他的谈吐举止，可以猜想他应出自有教养的人家或书香门第。虽上了年纪，但老人家精神爽朗，似童心未泯，丝毫不见古板固执。他两眉微白，双目有神，更显慈祥和蔼。母亲似乎比父亲年纪小很多，不过也五十来岁了吧，眉目清秀，手脚麻利，并无老态。她是一位小学教师，和蔼可亲、耐心细致，小学女教师的特点尽显于一身。
阿潜介绍过，他外公是美国华侨，他们住的楼房，就是外公寄钱回来建造的。
大哥阿庸，其时20岁，是一位英俊的青年，略带点书卷气。也难怪，他已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就读于
广州石牌那所培养教师的大学。二哥阿恒，其时19岁，同样是一位英俊的青年，不同的是，他的神情略显深沉，或许，他正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因他是越秀山下的那所著名的中学高三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一来，使他茫然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参加高考，才能踏入大学之门。妹妹小萍，与二哥同在一所学校，其时15岁，只是个初二级学生。小萍是一位漂亮的女孩，眼睛大而明亮，笑起来双颊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两条黑亮的辫子拖在脑后，显得活泼可爱。可能年纪尚小，很少见她有忧郁的表情。
而弟弟阿凡，只是一位小学生，大概是五、六年级，由于不用上课，那就更加少年不识愁滋味了。
阿兴的同学阿潜，年龄与阿兴一样，刚好18岁。论样貌，他应是四兄妹中最逊色的，他身材不及大哥、二哥的高大，步履不及他们的坚实，面容不及他们的英俊，甚至声音也不及他们的浑厚，按综合素质来分析，他应与体育界无缘，与演艺界也难沾边，不过，阿兴注意到，他的头脑转动得很快，属聪明一类，将来如果当上文史哲某一领域的学者也是不奇怪的；另外，阿兴觉得比不上他而又最嫉妒的，是他双手的十指长得细长而匀称，且显得灵巧自如，自己的十指则相形见绌了。这样一双手，当然不适宜用来握锄头或开机床，阿兴常想，如果这双手换成是自己的，那该多好，什么《鸟投林》、《二泉映月》那些高难度的乐段也难不倒自己了；而阿潜并不会玩乐器，白白浪费了一双乐人的手！
阿兴虽说与阿潜一家熟悉了，但在1966年下半年，他还很少踏足阿潜家，因他们仍多在学校“闹革命”；而且，1966年的8月至12月，是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最疯狂的几个月，阿兴、阿潜以及他们的兄妹，作为青年学生，不可能不参与其间。在文革开始后，学校曾进驻过“工宣队”，即由一些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其后，又进驻了一支“军宣队”，即由解放军官兵组成的工作队。那时候，学校还是有点次序的，还是有领导的。那年的8月18日，首都北京，天气炎热，阳光普照，那天，一魁梧一瘦小的正副统帅，带上一位妖妇，外加几位奇形怪状的“革命左派”，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把人们心中虔诚的火焰煽至无以复加的高度，“坚决紧跟”“誓死捍卫”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向北京，等候统帅的检阅，于是，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全都乱了套。当然，能够赴京“朝圣”的，都是经过挑选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象阿兴兄妹那样的“黑七类”子弟，以及阿潜兄妹那样的不红半黑的子弟，都是没有“朝圣”资格的。
但是，政治家们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惟恐天下不乱，在劝阻“红卫兵”不要都涌到北京的同时，竟怂恿和支持青年学生们到全国各地开展“大串联”，让不乱的地方也要它迅速乱起来。于是，阿兴也顾不得正在受苦受难的父母、与阿潜以及他们的一些同学趁“乱”出行，名义上是“革命大串联”，实质上是“游览祖国的风光”，能到多远就到多远，反正各地都被勒令开设接待站，为“革命小将”们提供吃的饭和睡的铺，无须什么证明，只须手持一面印着“某某战斗队”的旗帜。阿兴阿潜还记得，他们和一大班男女同学们，如阿霖、阿詹、阿生、阿仁、阿育、阿康、阿郎等男同学；小钰、小逸、小蓉、小茹、小芳、小媚、小宁等女同学，在一部货车的车厢内站了整整一天，从广州到达了湛江时，个个都蓬头垢面。他们在湛江玩了几天后，又在某夜以冲锋陷阵的劲头挤上了一列火车，坐到了广西的省会南宁。在南宁玩了几天后，阿兴想起太平天国的起义地点就在附近，即发怀古之幽情，兼想学习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们的造反精神，便转到贵县、桂平游览。本来桂北还有桂林、柳州等名城，但阿兴见天气转凉，并非忆及家中的鲈鱼烩，而是担心父母，于是，在游罢梧州之后，打道回广州了。但他有些同学觉得意犹未尽，阿詹、阿铁等再远赴四川游览杜甫草堂；阿霖、阿郎等甚至到了东北的松花江戏水。
由于几乎全国的学生都在“串联”，比起现在春节期间的民工潮还高涨十倍，汽车、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不胜负荷，政治家们忽又提出一个更堂皇的口号：“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步行串联。”果然，虔诚的学生们也纷纷响应，象阿兴那15岁的妹妹，和她的一班女同学，真的扛着一杆“某某战斗队”的旗帜，从广州一直走到湖南的韶山，再从韶山走到江西的井岗山，然后再走回广州！而阿兴吃苦与冒险的精神不够，只与几位男同学如阿詹、阿生、阿仁等作短途“步行长征”，第一天行至顺德的大良，第二天行至中山的小榄；第三天行至石歧；在石歧玩了两天，再行至江门，玩了两天，再转回广州。啊，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这种千古奇观，竟让阿兴、阿潜和他们的兄妹以及同辈人遇上了，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吧！
更幸运的事还有。1967年元旦刚过，上海一位年纪不大、眉目清秀的、由工厂车间主任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司令”的王司令，竟然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大逆不道、违反宪法的事，又竟然得到了最高统帅的肯定和支持！于是，全国刮起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纷纷夺取各省各市各级的政权。
某日，阿兴与阿潜等同学在已经完全不上课的学校里闲逛，忽有一小“司令”阿乔提议：“学校的权还没有谁去夺，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响应，这事毕竟是又好玩又属于“革命行动”。阿兴想退缩，因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与“夺权”这行动不相符。但阿潜鼓励他说：“去凑凑热闹也好。”于是，他们也成了“夺权战斗队”的成员，参与了一个讨论“夺权方案”的会议。
方案很快制定，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既要夺权，就得师出有名，履行一些必要的程序，一篇《夺权声明》是必不可少，说明学校的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掌握，已经完全烂掉了，现在由我们革命小将来掌权等等。本来，写《夺权声明》这样庄严的使命，是应由一位“根正苗红”的人来完成的，但“夺权司令”阿乔环顾四周，根正苗红者没有，根稍正苗稍红者，并不会写，于是，他指着作文较好、似乎担任过语文科代表的的阿兴说：“你来写！”阿兴大吃一惊，自己只是来凑凑热闹的，反而受命要完成这庄严重大的使命！老实说，这篇《夺权声明》他并不是写不出，他读过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也学过《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再借鉴街头无数的“战斗檄文”，不说倚马可待，也能一小时可待；他不安的是，以他一位“黑七类”子弟，去参与夺权，并写作此声明，实在不大合适。犹豫之际，“夺权司令”阿乔迫不及待，再次命令道：“别想那么多，快去写，大家等着呢！”事已至此，阿潜也在一旁鼓动道：“写就写，谁认真去看？”阿兴想想也是，不过是形式而已，于是，找来纸墨，大笔一挥，就把自己设想为骆宾王。
《夺权声明》写好后，阿兴捧着墨迹未干的大红纸，随着那“司令”阿乔以及数位“战友”去到学校的教导处。其时，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等早已被打倒或靠边站，办公室内唯见一位总务主任。“司令”说了一番话，宣读了《夺权声明》后，则不知该干什么了。倒是那总务主任镇定，望着他们，问道：“那你们要怎么做？”这一问，反把他们问哑了，是啊，下一步该干什么？那时有一出电影叫《夺印》，印把子就代表政权，不知是谁想到这一点，说：“我们要接管学校的公章！”总务主任想了一下，无奈地从保险柜中拿出学校的公章，看着“司令”说：“公章我可以交出，但你们要写一张收条给我。”这位忠于职守的总务主任，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于是“司令”阿乔照办了。就这样，学校的“印把子”落到“司令”手中；落到了他们那班胸怀满腔革命激情但又幼稚无知的小青年手中。
这件荒唐的事，阿兴记住了几十年，每次回忆起都想笑，但也想哭。“是谁教我们做这样的荒唐事？！”是啊，把学校的公章“夺”过来了，他们会掌权吗？他们能管理好学校吗？当时的学校还算是学校吗？事实上，“夺权”之后，学校彻底不成学校了，学校彻底地成了“无政府状态”；成了“战斗派系”争夺的战场。只有个别当年以“难侨”身份从苏哈托的治下被迫返回国的归侨学生，由于无家可归，只得把学校当作“收容所”，无奈地栖身在学校的宿舍中；而象阿兴和阿潜等广州籍的学生，大多都撤回城里的家中，他们的“学习生涯”宣告结束。
阿兴和阿潜撤回广州家中后，想不到开始了他们的一段有点浪漫色彩的“仙乐风飘处处闻”的生活。
（五）
1967年1月某天的上午，阿兴来到了阿潜家，只见阿潜全家人都在屋里。父亲这个时候本该到公园散步的，但由于市面上乱糟糟的，他只好呆在家里；母亲本来应该到学校上班，去教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认字算数的，由于学校停课，只得困在家中；最绝的是，
四个儿子一位女儿，从大学生到初中生到小学生，竟然都无课可上，全都呆在家中。阿兴看到，只有大哥仍手执书卷，而三位中学生与一位小学生，则显得无所事事，而阿潜，则更是一脸的烦躁。
“你来了，太好了！”见阿兴到来，他略显高兴。
“我在家也闷死了！”阿兴坐下，叹了一口气。
“你们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作父亲的忧心忡忡地说。
“是要想想办法，至少得学点什么吧，怎能这样浪费青春！”母亲毕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深知最不能浪费的是青春岁月。
“学我这样吧，”大哥放下手中那本不知是爱因斯坦还是牛顿的厚厚的书说，“管他外面怎么样，知识总是有用的。”
“谁象你，一天到晚看书也不累，我就不行。”小萍甩着她的长辫子说。
“我也想和同学去革命，但赵太爷不准阿Q革命，有什么办法。”二哥很恰当地引用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形象。
“准你去也不要去！”父亲严厉地喊道，“这算什么革命？能和五四运动相比吗？”听他的口吻，似乎老人家参加过那场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运动吧。
阿潜听着有点心烦了，对阿兴说：“这屋里人太多，我们到街上走走吧。”
“好，到外面散散心。”阿兴也同意。
于是，这两位无课可上的青年人，又和前些天那样，到街上闲逛去，不过，这一回，让他们有了一个新发现。
这是一个什么发现呢？原来，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到达越华路时，迎面走过来一位姑娘。她穿着朴实的衣裳，与普通的女学生无异，头发剪得短短的，眼睛大大，很有神采。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她手抱着一个小提琴盒，看她小心翼翼的样子，想必里面放着一把很贵重的琴吧。
抱琴的姑娘，总会给人清雅脱俗的感觉，眼前这位姑娘亦然。在她即将与阿兴和阿潜碰面时，两位男孩高兴地喊起来：“多多！”
被喊作“多多”的这位姑娘，一下楞住了，但随即也高兴地笑着说：“是你们呀！”
“你去哪儿？”阿兴问。
“我的琴有点毛病，前几天拿去修理，现在修好了，正拿回家。”多多说着，反问他们，“你们去要去哪里？”
阿潜摇摇头，说：“学校停课，没事干，到处走走。”
“那……”多多说，“不如到我家坐坐吧。”
两位男孩互相望望，点点头，反正他们没个去处。于是，他们跟着多多来到了不远的她的家。
原来，多多姓杨，是他们小学时的同学。多多读小学时，即学拉小提琴，经常在学校的文艺会演上演出独奏。学琴的孩子，在今时今日并不少见，许多家境不错的家庭，都希望儿女成龙成凤，在孩子的休息日，或劝或逼他们学钢琴、小提琴、琵琶、古筝等，当然还有学画学舞学英语等的，于是各类“神童”层出不穷。但在数十年前，从小开始学琴的孩子肯定极少，阿兴他们知道，多多的母亲不过就是他们小学的老师，不知为何有此真知灼见又为何有此经济能力。
多多的家就是小学的教师宿舍，小得可怜，多多陪着他们说了一回话，无非是说些别后彼此的情况。多多与阿兴他们不同的是，她小学毕业后，考上了音专学校，可以继续拉她的琴，此时，她们学校也是乱糟糟的，她只得回到家里住。
说了一回话后，多多说：“你们坐坐，我要试试琴音。”于是，她把琴取出，调好音，并给弓子擦上松香。这些程序，阿兴是很清楚的，因他也是拉二胡的人，但阿潜就未必知道了。
多多夹好琴，用弓子随意地拉奏了一会，然后，她脱下那件较为肥大的外衣，现出了一件长袖的白衬衫。她挺挺胸脯，两位男孩都同时能感受到她胸前那曲线的迷人。她半眯着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于是，突然拉动琴弓，发出了几个清脆悦耳的琴音；接着，她忘情地、陶醉地拉奏着，她拉的是什么曲子，阿潜肯定不知道，连阿兴也不知道，因那不是广东音乐，不是他熟悉的民歌小调，他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曲子必是西洋古典乐曲，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轻快时而缓慢，说不出它表现的是什么，但又总觉得声声入耳，段段扣心。再看那多多，双眼半眯，双眉小皱，身体微摇，左手四指飞快地变换，右手拉弓上下飞舞，一串串无比动听的音乐就这样产生！阿兴读过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读过《老残游记》中的《明湖居听书》等，里面都有用文字来形容音乐的，但要叫他用简单的文字来形容多多所演奏的乐曲，他肯定也做不到，他唯一想到的，只是一个成语：出神入化。再看看刚才还有点好动的阿潜，此刻一动不动地聆听着，犹如一尊雕塑；他的眉头紧皱，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多多左手变换着的手指，大概他想一下子弄明白，那些音符是如何产生的！不用说，一位普通的音专学校学生的琴技，是足以震慑粗通音乐和乐器的阿兴以及并不懂音乐和乐器的阿潜的；更何况，多多的形象，渐渐幻化成一位天使、一位女神，无限温柔无比美丽地耸立在他俩的面前。
在一阵激越的快弓之后，多多突然用力地拉了几下和弦，然后戛然而止，犹如白居易所写的“四弦一声如裂帛”。此时，多多又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再慢慢地把小提琴垂下。两位男孩，显然还没有从乐曲中醒过来，仍怔怔地呆坐着……
“太好听，太神奇了！”阿潜眼瞪着多多，由衷地赞叹。
“很好听，是什么曲子？”阿兴也由衷地赞叹，并问道。
“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
老实说，光是“门德尔松”这四个字就让两位男孩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何曾听说过这个名字？更不用说对那位作曲家的了解了；再说，那乐曲的名字也太高深莫测了吧，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理解能力的范围，那乐曲是表现什么的，他们连问都不敢问呢。后来，他们是怎样离开多多的家的，他俩都记不起了，只记得是带着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一种心胸被敲击的感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而离开的。
一连两天，阿兴发现阿潜象变了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似心事重重，阿兴曾小心地询问他，他摇头而不答。阿兴揣测，莫非这次见到了多多，使得阿潜产生某种非分之想？老实说，多多的形象也在他眼前晃动了几乎一天一夜，多么清新脱俗，多么才华横溢的姑娘啊，教我如何不想她！但是，阿兴毕竟有自知之明，在多多这只天鹅面前，自己实在只能算一只癩蛤蟆。而阿潜的沉默寡言、心事重重，莫非他仍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是一只癩蛤蟆？
第三天晚上，阿潜约阿兴漫步到了珠江边，到了沙面。面对着白鹅潭中浮荡着的一轮明月，阿潜开口说话了，阿兴两天来的疑惑，这时也得到开解了。
“我想过了，”阿潜说，“我们不要浪费光阴，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学一门技能。”
“学一门技能？”阿兴大惑不解，问道。
“对！就学小提琴！”阿潜果断地说。
“这两天来，你心事重重的，莫非就想着这事？”阿兴瞪大眼问。
“是呀。”
“就想这事？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没什么。……这事可行吗？怎么学？”
“我想到了许多可行性。”
“说来听听。”
“首先，我们想办法买一把琴；学琴的地方就在我家，他们不会有意见的；多多现在在家，可以教我们入门，我们入门后，就可以自学。”
阿潜把这事说得轻而易举，阿兴差点嗤之以鼻，他说：“你以为学琴就那么容易？我学拉二胡学了几年还未学好呢，还说四根弦的小提琴！”
“我就不信学不会，只要有恒心。”阿潜还是信心饱满。
既然如此，阿兴不得不认真想想了。平心而论，以阿潜的聪明，学拉琴也不会蠢钝的；还有，别忘了，他双手十指细长灵巧，先天的条件就不错，怎能认为他学不会？不过，一想到要买一把小提琴，阿兴就犯愁了，目前，父亲被监督劳动，每月才发20元的工资，怎么开口向他要钱买琴？！
“我恐怕没钱买琴。”他如实说。
“这个可以想办法，”阿潜仍把这当作小事，“关键是你有没有决心去学，要学就真正地学，争取达到多多一半的水平。”
阿潜大概还不知道，达到多多一半的水平，也是很了不得起的。不过，既然他如此有信心，阿兴也不便再泼冷水，于是，在这一夜，这对年轻人作出了一项很重要的决定，而这一决定，对他们今后的人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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