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一部）
（十一）
青年人的心事，说怪也不怪，阿兴去学做木工，实在是不得已的，如果当初父母说：“算了，你不要学了，看你也不是做木工的料。”即时会把他乐翻了天；但是，如果这话现在说，则是如同抹他的脖子，要他的命！现在，阿兴不但不厌恶“开工”，而是乐于“开工”，积极“开工”，风雨无阻。他父母和大哥都表扬过他，但大哥作为专业人士，表扬的是他的“出勤率”，而对他的学艺进度则甚不满意。一两个月下来，他仍然锯不直，刨不平，凿不正，更不要说更精密的制作了。每当受到批评时，他总是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活。”他大哥忙于工作，也无法时刻教导和监督他，只有让他慢慢掌握了。
阿兴何以学艺不精？平心而论，说他敷衍应付，也委屈了他，他想到，反正来学艺，也想学到手的，但问题是，一则他先天不足，不是做粗活之人；二则他用心不专一，工作之时，眼光偷窥，心有旁骛，焉能把活儿做好？！
渐渐，阿兴觉察到，黄姨对小薇的管教是很严的，小薇除了去买菜，则很少离开家；而黄姨在家的时候多，出外的时候少，要想获得与小薇“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机会实在不多。不过，阿兴又发现，黄姨在家，也是多处于房间内，现在，他感到，小薇在厅里干活和走动的时间明显增多了，而她出出进进之时，目光总有意无意地与阿兴的目光相碰，在相碰的那一刻，她的脸上还露出甜美醉人的一下浅笑。诸位可以想象，阿兴处于这种干扰之下，他的木工技艺能得到长进吗？
他们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黄姨离开厅内，到别的地方走动，或与他人交谈，他们即接上话题，海阔天空地也谈起来，谈的多是自己童年少年的苦乐事，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外面正打得热闹的派仗等；当然，也有谈他们都感兴趣的文学、音乐、电影等事。每次，小薇总象一位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问这问那；而阿兴总象一位兄长，耐心地指点她，教导她。
这一天，黄姨又踱到外厅，甚至站到了大门外呼吸新鲜空气，这时，阿兴在锯木，小薇在厅里坐着洗衣服，一双白皙小巧的手在细细地搓着那衣服的领口，老实说，阿兴已有些心猿意马了，那块木头老是锯歪，但他也并不在意。这应是一个理想的谈话机会吧，阿兴正在搜索枯肠，看如何引出一个话题来，不料，还是小薇先开口，她低声问道：“你整天在锯呀刨呀，不是很累吗？”
阿兴暗自高兴，立即接过话题：“是很累，不过也没办法，是父母要我学的。”
小薇又问：“你白天学木工，晚上又去学拉琴吗？”
阿兴回答：“是呀，现在只有晚上有时间学琴了。”
“你虽然辛苦些，不过，你的生活很充实呀，不象我，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的。”
“你每天都做些什么？”
“做饭啦，洗衣啦，买菜啦，清洁啦，总之，就是家庭妇女干的活。想找本书看吧，也很难找到。”
阿兴叹了一口气，说：“我家里本来有许多书的，都被抄家抄走了，不然，我可以借些给你看。”
“现在真是浪费青春呢，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复课。”
这时，阿兴忽然有一种冲动，他想，如果小薇能象小萍和小婉那样，一起学拉小提琴，那真是太好了。他真的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你也可以学呀。”
小薇叹一口气，说：“我哪有条件学呢？我一点基础都没有。”
阿兴更来劲了，说：“没有基础怕什么，谁都是从头学起的。”
迟疑了一会，小薇说：“我连琴都没有……”
阿兴马上说：“没关系，你可以用我的琴。”
小薇似乎有点心动了：“那怎么学法？”
阿兴也似乎看到了希望，热切地说：“你可以白天去学，我有两位朋友，都是象你这样大的女学生，正在学着，你可以跟着她们一起学的。”
小薇可爱灵巧的双手仍在搓洗着衣服，她沉默了好一会，才低声说：“恐怕妈不会同意的。”
阿兴鼓励她：“你跟她说说吧，学点技艺，总比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好的。”
小薇低着头，有点黯然神伤：“我妈总不让我到外面去，老怕我出什么事。你不是有个妹妹吗，你妈也不会让她到处去吧。”
阿兴擦擦汗，苦笑地说：“我妹妹？她可不象你，运动开始后她就很少在家，她参加了学校的什么战斗队，一天到晚去造反，去革命，我妈管不住她，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小薇感兴趣地问道：“她也是个初中生吧？”
阿兴趁机也介绍自己的妹妹：“她读初二，比你低一届，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能懂得什么？现在形势越来越紧张，我真怕她会出事。”
小薇说：“我有的女同学也是这样，不过我很佩服她们的勇气。”
这时，阿兴感觉到黄姨又踱回来屋里，低声说：“刚才说的那个事，你找个机会问问你妈吧。”
小薇点点头，起来端着那盆脏水往外走。黄姨也刚好进门来。
是夜，阿兴练琴时，又显得格外起劲，尤其那一对“提琴宝贝”也坐在一旁聆听，更增添了阿兴的幻想，他仿佛看到几天后，又多了一位“宝贝”，是自己很喜欢的“宝贝”。那晚，他们学习第三把位，那第三把位上的音，他居然很快就掌握，换把也比较灵活，使得阿潜也投来惊异的目光。
次日，阿兴“开工”时，虽也见到小薇在进进出出，但小薇似乎没有说话的机会，阿兴心里惦记着那件事，哪有心情干活？直到上午10点钟，黄姨又站到了厅外，小薇悄悄地走近阿兴身边，低声说：“我问过我妈，想跟同学学拉小提琴，但她说外面很乱，一口拒绝了。”
听到这话，阿兴只能表示很失望，但他也能理解，黄姨是个寡妇，与养女相依为命，当然不希望她在外面出什么事。只不过，这么一来，阿兴的梦想幻灭了，一整天，他都不知干了些什么，只是浪费了一堆木料。
到了晚上，所练的是同样的内容，但阿兴的技艺大倒退，经常拉错，使得乐曲多次中途停顿，阿潜不满道：“你怎么啦，神不守舍的，昨晚还拉得好好的。”
阿兴说不出与小薇是什么关系，那时可能还不知有“暗恋”一词，他也不便将真实情况说出，只能含糊应对说：“我也不知干什么，可能今天干活时弄伤了手指……”
（十二）
连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写阿兴的“艳遇”，实在冷落了昌兴街的众人。事实上，当阿兴被小薇吸引去的当儿，这边厢其实也有些事发生的。
原来阿兴和阿潜都是小萍和小婉的老师，他们利用白天的时间教与学，但是，阿兴要学木工而白天不能去了，教琴的任务就落在了阿潜的身上。或者可以这么说，由于阿兴的退出，接近小婉的机会就完全让给了阿潜。
年轻人的爱，往往是在无声无息之中萌芽发育的，这个过程，对于没有恋爱经验的人来说，一般是难以觉察得到的。阿兴已经有了一点点恋爱的经验，因此，他在几次无意的观察之中，发现了阿潜的态度有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变化，例如，他教小婉拉琴时，语气温和了些，他投向小婉的目光，似乎也变得热情了些，有一夜，他们俩在吃鸡粥时，阿潜还赞了小婉几句，说：“她们两个最近学得比较快，小婉也算是个聪明的女孩。”
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赞美的说话吧，但对于阿潜来说，也是不多的，尤其称赞别人聪明。不过，仅仅根据这么一点点的变化，就说明阿潜也陷入情网，实在有点武断，所以阿兴并没有过问，那个时代的男孩，不象现在的男孩，以有女朋友为自豪，他们往往很害怕被别人知道自己爱上了谁谁谁。
还有一件阿兴想不到的事，就是阿潜的二哥，一位比较沉默寡言、爱钻研学问的年轻人，居然也提出学琴，而且也加入了两位女孩的行列。这样，白天，二哥阿恒也有着正当的理由陪伴着妹妹和小婉在学琴。阿兴曾经想过，阿恒会不会以学琴为借口，而亲近小婉？但是，当他看到阿恒学琴时那专注的样子，就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曾经有几天，连阿潜的大哥阿庸也跃跃欲试，夹着琴学拉，但几天之后，他决定放弃了，大家问他，何以缺少毅力？他说：“我不是缺少毅力，如果我要学，一定能学会，只不过我觉得，我的时间太有限，用在拉琴，就不能学其他的，我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学。”阿庸是个很老实的人，又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他是不会找借口为自己开脱的，的确，对于他来说，学拉琴就是本末倒置了。
更令阿兴想不到并高兴的，是有一位青年人，突然也闯进了他们的圈子中。
这一晚，当阿兴来到了阿潜家时，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位陌生的青年人。这青年人长得挺斯文秀气的，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是一双虽然不大但闪烁着聪颖光彩的眼睛。他看到阿兴进来，很有礼貌地站起来点头并握手。
阿潜说：“这是阿勋，原来也住在附近，也是学拉琴的。”
阿勋说：“我可能比你们年纪大一些，我初中毕业后到了平斗农场，干了几年，现在农场也是乱糟糟的，大家都无心干活，我只好返回广州。”
阿兴问：“你也住在附近？”
阿勋说：“是的，我就住在这条街上，和我的姑妈一起住。我经常听到你们的琴声，我也正在学拉《霍曼》，进度和你们也差不多，我很想和你们结识，但又觉得冒昧。”
阿潜问阿兴：“阿勋也想加入一起练琴，你认为如何？”
阿兴热情地对阿勋说：“啊，你早些来就好了，人多也热闹些。”
阿潜说：“那就趁热打铁，今晚就开始。”
于是，在客厅里，三把小提琴同时响起，琴声更响亮，飘向窗外，飘到街上。由于大家的进度差不多，并不影响一起练习。只不过，阿勋可能平时只得一个人在摸索，理解上技艺上都比他俩逊色些。就这样，昌兴街这座小楼，又引来了另一位有共同爱好的青年人。
数天以后，阿勋带来了一位女朋友，叫小迈，是一位高三级学生。小迈也戴眼镜，一副女学者的风度，事实上，她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与阿兴阿潜等很有共同语言。她虽然不是学拉小提琴的，但也不时来坐坐，谈谈文学等。这样，他们的小圈子中，又多了一位女性。
另一个晚上，当阿兴来到阿潜家楼下时，已听到屋内传出一阵小提琴声。那是他们正在练习的曲子，显然是由阿潜拉的。所不同的是，阿兴觉得那琴音特别浑厚，特别动听。阿兴疑惑地推门进去，果然是阿潜在拉着；但阿兴注意到，在一旁坐着一位瘦小的少年人。
阿潜停止拉琴，问道：“你认识他吗？”他指着那少年。
阿兴摇摇头，说：“不认识，但似乎有点眼熟。”
阿潜说：“他也是我们学校的，读初二，叫阿培。他的父亲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但已去世了，留下了一把高级演奏琴，你看看。”
阿兴小心谨慎地接过琴。他反复细看，这琴与别的琴区别似不大，但那木纹非常对称，大概好在那木质上吧。他夹起琴，试着拉奏，似乎感到音色的确厚实，音质开扬。由于他水平有限，并未能把这琴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
阿兴问：“你怎么认识阿培的？”
阿潜说：“今天到乐器店买琴弦，看到阿培也在那里，从卖琴的老伯那里，我才知道阿培的情况，所以邀他今晚带着琴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阿培因父亲早死，未得父亲的真传，但也掌握一定演奏技艺。就这样，阿培也加入了这个小圈子，不时来合奏几曲。
有一个星期日，阿兴与阿潜想轻松一下，于是，结伴来到越秀山。早上，越秀山内空气清新，他们登上百步梯，沿着体育场边的道路，转到镇海楼前。在这里，可以远眺广州城。这时，隐隐传来一阵音乐声。由于他们正在学拉小提琴，对小提琴的声音特别敏感。他们同时听得出，那不是别的乐器奏出的声音，绝对是由小提琴奏出的。于是，他们循声而去，在离镇海楼不远的一处树林间，一位三十来岁的中年人正在独自拉琴。所拉的乐曲，是他们都熟悉的《新疆之春》。在此人来人往的场所，也只应拉这类不属于“封资修”的乐曲了。
中年人并不顾及周围有几位听众，拉完《新疆之春》，他又拉奏同样热烈轻快的《新春乐》，还有其他的乐曲。他演奏的水平很高，至少阿兴阿潜这样认为，所以他们很陶醉地欣赏着。听众已换了几批，他们仍然站在那里。
中年人注意到了，他停止拉奏，问道：“你们也会拉吗？要不要试试？”
阿潜答道：“我们刚开始学，学拉《霍曼》，水平很低的。”
中年人说：“我姓张，是一位工人，今天休息，来这里放松一下。”
阿兴问道：“你拉得很好听，是自己学的，还是有老师教的？”
张兄说：“当然要有老师教，还要加上自己刻苦练习。”
阿潜忽然大胆地问：“你能教我们吗？”
“我？……”张兄笑笑，说，“我天天要到工厂去，怎能教你们？何况现在……”
阿潜看到他欲言又止，想必有他的不便，所以，也不再坚持。
张兄和蔼地说：“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阿潜说：“在昌兴街。”
“是吗？”张兄显得很高兴，“昌兴街离我老师的地方不远，你们信得过我的话，就留个地址给我，有方便的时候，我去拜访你们。”
两位青年很是高兴，给张兄留下了地址。
数天后的一个晚上，张兄突然来到了昌兴街，听他们拉了一会儿练习曲。那晚，刚好阿培也在，张兄对阿培的琴很感兴趣，说：“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老师，有了这把琴，你们也有了上门的借口。”
于是，阿兴阿潜阿勋和阿培跟着张兄，来到了离新华电影院不远的地方，至此，阿兴忽然想起，这里是有一位教琴老师的，因他过去上学放学都要经过这里，看到过楼梯口的招牌。张兄带着他们从那临街的窄而黑暗的木楼梯，上到了二楼。张兄敲门，有人从里面问，张兄回答，于是，门开了，张兄领着他们进去。
屋内同样窄小，似乎四周也不大通风。光线也不很够。阿兴经过了几秒钟的适应，才看清了屋内原来有三个人，一位是老人，头发长长，鼻子大大，有点外国人，不知是象帕格尼尼还是象巴赫；另两位是二十来岁的姑娘，一位高些一位矮些，但样子都很漂亮。从张兄与他们的寒暄中，阿兴得知他们是父女关系。屋内的陈设简单，最显眼的，是有一架钢琴，年轻些矮些的姑娘正端坐在钢琴前。
张兄以阿培的琴为拜访原因。老人接过琴，端详了一会，说：“是把好琴。”接着，他便拉奏起来，拉了些什么，阿兴他们是不懂的。拉了5分钟左右，他放下琴，连声说：“不错！不错！”当他得知琴是阿培父亲的遗物时，又连声说：“啊，我知道他，我知道他，他去世得早，可惜了。”
然后，老人把琴交给他的大女儿，大女儿试拉了一会，与坐在钢琴前的妹妹示意，小女儿便弹出了一串钢琴声，显然是一首乐曲的前奏。张兄小声地告诉他们说：“是萨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很惭愧，阿兴他们，当时都没有听过这首乐曲。
小提琴声响起，是一阵低音，突然，是一阵快速的高音，接着，那如泣如诉的缓慢旋律，描绘出一幅空旷辽阔的欧洲原野的景象，一群吉普赛人，正走在他们流浪的道路上。这情景，是阿兴根据乐曲的旋律臆断的，可能并非如此。渐渐，他们都沉浸在那感人肺腑的音乐之中。姑娘在动情地拉奏着，小提琴与钢琴配合得天衣无缝，显然是长期合作的结果。后来，乐曲突然变得轻快热烈起来，姑娘拉弓的手，在飞快地上下抖动，乐曲越奏越快，似乎是要表现流浪的吉普赛人，不向命运低头，要勇敢地面对生活吧？阿兴这么想。但不管怎样，至少，这一大段乐章，给人以振奋，给人以鼓舞，阿兴心里不由得感叹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一曲奏罢，满屋静寂，大家仍沉醉其间，尽管屋内闷热得很。还是张兄带头轻轻鼓掌，说：“师妹，拉得很好！”
姑娘谦虚地说：“是这把琴好。”
之后，张兄和那姑娘又合奏了几支曲子，令阿兴他们再度陶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
离开了琴师的家，张兄告诉他们说：“我老师原来以教琴为业，运动开始后，街道的什么造反派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让他教琴，不知以后怎么办！”此时，阿兴才明白，琴师的家为什么四周不大通风，是担心琴声飘到屋外去，又惹来麻烦。停了一会，张兄又说：“其实我们工厂也处于半停产状态，工人都被卷入打派仗之中，不只如何是好。”张兄说完，抬头仰望夜空，似屈原在“天问”。
不管怎样，撇开那不愉快的政治运动，这一夜，阿兴和阿潜从那落难琴师那里，知道了世界上有如此动听的小提琴曲，尤其是那《流浪者之歌》！光是这乐曲，就更增添他们学琴的兴趣和决心。以后，张兄和他们的接触不是很多，但那一夜的情景，绝对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一阕难忘的小插曲。数十年过去了，老人肯定作古，当年两位漂亮的姐妹花，现在不知怎样？还有，张兄尚在人间否？
不要以为阿兴阿潜他们都只是结识会拉小提琴的人，其实，“文艺界”的其他人士，他们也乐于结识的。
有一位阿荣，是他们小学时的同学，没有读高中，却学会拉高胡，后来到外县一个粤剧团当乐师，由于那粤剧团属“文艺黑线”而解散，阿荣只得赋闲在家，可巧他也住在昌兴街附近，于是，他也成了阿潜家的座上客，不时被邀请来奏上几曲。他的拿手曲目是《平胡秋月》《昭君怨》等，拉得别有特色，尤其有一项“抛弓”，是阿兴见所未见的，阿兴偷偷把它学到手。
有一位个体执业医生，姓何，是阿潜父亲的朋友，运动开始后，他的私家诊所被停业，何医生也无事可做，有次来拜访，见他们拉琴，也高兴地露一手。他也会拉小提琴和高胡，不过是拉广东音乐的。他拉琴很特别，不是用指尖按弦，而是用手指的中段按，不过音也准，拉得很动听。阿兴还记得他用小提琴拉的《月园曲》和《彩云追月》；用高胡拉的《娱乐升平》《雨打芭蕉》等；从他那里，阿兴也知道了吕文成、何大傻等广东音乐作曲家的一些轶事。此后，何医生也不时会上门，凑凑热闹，解解闷。
有一天，阿潜家的客厅出现了一位阿庸的旧同学，他没有读大学，却考进了广东省话剧团，他叫阿聪。阿聪那时二十来岁，英俊潇洒，面部表情丰富，一看就是好戏之人。也是话剧团无戏可演，那天，他被邀上门，还带上他的女朋友，一位极其漂亮的姑娘，想必也是演员吧。他和小弟弟们谈了一些演戏心得，又飘然而去。这两位，是他们能够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到的明星吧，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若干年后，阿兴发现，此阿聪活跃在香港的演艺界，多演反派人物，现在仍是明星足球队成员。当然，他不可能记得，在1967年6、7月间到过昌兴街，见过两位拉小提琴的少年的。
我之所以一口气写了以上那些人和事，也是我的当事人特别要求的，他们说，岁月匆匆，虽过去数十年了，当年曾有一面之缘或一段相交的朋友，对他们的成长都有所影响、都有所帮助，都应该记住，都应该感激的。我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了，只是不知做得好不好。
（十三）
我在上一章中，写到了一些人，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那时，不仅是学生无书可读，其他不少行业的人，如农场工人、工厂工人、剧团演员、个体医生、个体教（琴）师等，都没有工作或停止工作，何故？皆因“文化大革命”正深入开展，从“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渐渐发展到派系之争、权力之争。这种争斗，不仅在中央，也在地方，在各省市。中央那些政治家和政客们，他们知道在干什么，但可怜地方上的工人、农民、学生等，其实并不知为啥而争，更不知为谁而斗。若干年后，他们才知道，那些所谓的“思想”，那些所谓的“路线”，那些所谓的“司令部”，都是冠冕堂皇的“骗局”，他们通通充当了死不足惜的“炮灰”，连半个“烈士”也捞不到。
1967年7月20日，地派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开会，天派则去干扰破坏，于是，动了刀枪手榴弹，造成了“7.20惨案”。中山纪念堂、吉祥路就在阿兴家的附近，那天他也到远处凑凑热闹，看到穿着军服的青年学生在匆匆来去，不时传来枪弹声，至于伤亡多少人，那往往是骇人听闻的，绝对比美英攻打伊拉克还要多。
“7.20惨案”后，广州市的气氛紧张。某天，阿兴在路上遇到同学、穿着全身旧军服的阿乔，阿乔曾领导过他夺学校的权。阿乔说：“ 别呆在家里，你也参加我们的行动吧。”
“我父母……”阿兴想找些借口。
“不管怎么说，当逍遥派、观潮派都是可耻的。”阿乔语气强硬地说。
“我再想想吧。”阿兴含糊以对，找个借口离开。
某日，他在路上又遇到了同学阿元。阿元曾与他是好朋友，也是音乐爱好者，在上文中我们已提过，他们常一起学唱歌，一起看音乐会，一起登白云山，不过，此时，阿元因出身“红五类”，加入了天派，而与阿乔等不同派，他也是一身军装打扮，虽然阿兴觉得有点可笑。
阿元问：“现在在家干什么？”
阿兴老实回答：“白天学作木工，晚上学拉小提琴。”
阿元似乎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这样？现在两条路线正激烈斗争着……”
阿兴只得说：“我的情况不同你，我的父亲……”
阿元诚恳地说：“老子反动，儿子也可以革命的。”
阿兴觉得，很难和他谈下去，这场“革命”，已经将他们分成两类不同的人，并将他们的友谊纽带斩断了，他换一个话题，问道：“你去哪儿？”
阿元看看四周，低声说：“今晚在长堤一带有事，你不要到那里去。”说完，他匆匆离去。
阿元的话，答非所问，但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果然，是夜，在长堤省总工会大楼，又发生了一场派仗，据说又打死了不少人。
数天后的下午，大概两点钟左右，阿兴依旧去“上班”。当他经过中山五路时，听路人说，在吉祥路口有“好戏”看。所谓“好戏”，就是派仗。你远离是非之地不就得了，可是阿兴也算是一位好事之人，情不自禁地往吉祥路那边走去，想看看热闹。
到了现场，则看到吉祥路口聚集着一大队人马，红旗招展，那是天派要游行还是什么的。但是，在其余三面路口，地派的人鼓动着其他群众，拦住路口，号呼着，要报什么仇之类。天派的队伍只得停下，静观其变。阿兴从身份到感情，似乎是归向地派一边，因此他也迷迷蒙蒙地混在人群之中，不是还胡胡涂涂地跟着别人喊几声口号。
天派的人在忍耐着。地派的人往那边扔石块等杂物。天派的人沉默着。地派的人更加理直气壮，三方路口的人甚至越拥越近。
阿兴也被拥着逼近去。他甚至已经看清了对面那些人的面目，他们是和自己一般年龄的学生，只不过都穿着或新或旧的没有领徽的军装罢了。阿兴甚至看清了几位“女战士”的模样，用俊俏可爱来形容实不过份。
就在阿兴正在遐想之际，忽然，他觉得空中飞来一物，形成一道抛物线，最后落在离他大约三米之地。那不是一般之物，那是一枚手榴弹！是一枚会响会炸的手榴弹！登时，一声巨响，人群倾侧，有人仆倒。阿兴楞了两秒，随即醒悟，扭头就跑，跑了数十米，方才停下，检点身躯，似无损伤，但忽见小腿带血，以为“挂彩”，以手拭血，不见伤口，方知那是沾染了他人之血！
此时，惊魂未定的阿兴，已不管谁是谁非，赶忙往大哥家跑。到家时，肯定是面青唇白，失魂丧魄，不然的话，何以黄姨与小薇一眼就看出他有异？
“你怎么啦，走得这么急？看你脸都白了。”黄姨关切地问。
“你？……”小薇也露出惊讶的神色，想问又觉不便。
“刚才在吉祥路口遇到打派仗，一枚手榴弹就在我身边炸开……”阿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你受伤了吗？”小薇急切地问。
“我腿上有血，我以为受伤了，原来是别人的血溅到我腿上。”阿兴故作轻松地说。
“还是再检查一下好。”又是小薇说。
阿兴穿的是短裤，他指着那些血迹，说：“看，血溅在这里，我没有伤口。”
“你怎么会在那里？”黄姨问。
“我经过，看看热闹罢了，没想到他们会扔手榴弹的！”阿兴说。
“哎哟，人家打派仗你也去看吗？薇，快斟一杯茶给兴哥喝，定一定神。”黄姨吩咐道。
一会，小薇端过来一杯茶，阿兴看到她的手在微微抖动着。她的眼睛似乎含着泪水，阿兴可以感到，她是在强忍着自己的感情。他接过那杯茶，几口把它喝下，他的确也感到喉咙又干又苦。
之后，阿兴依然做他的木工。小薇也不时进进出出。在一个方便说话的时候，她挨近阿兴的身边，低声地说：“以后，你不要再看人家打派仗了。”
“我想不到会有危险的。”阿兴故作轻松地说。
“刚才如果你出事了，你父母会多么难过！”小薇深情地说。
“可能不会死的。”阿兴仍调皮地说。
“残废了，不是更糟糕？！”小薇白了他一眼。
“以后是要注意了。”阿兴终于认真起来。
“总之，危险的地方你千万不要去！知道吗？”说完，她用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盯着阿兴，一直等到阿兴点头，她才垂下眼，转身离开。
阿兴望着小薇的背影，分明感受到她的一片关切之情，内心似有一股暖流注入。她想，小薇为什么这么关心自己？又这么担心自己？莫非她也……想到这里，整个下午他都飘飘然的，他甚至非常感激那从天而降的手榴弹，没有这事件，他还不知道小薇的心事呢。
（十四）
两天后，母亲把阿兴叫到身边，对他说：“现在外面乱糟糟的，你妹妹不知在什么地方，你把她找回来吧。”
这实在给阿兴出了一个难题——到哪里才能把她找回来呢？
我写了这么多，很少提到阿兴的妹妹，并非她只算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其实，她倒是很值得写的，只不过，她在运动开始后，即满腔热情地参加，甚少回家，有关她的内容，却无从写起。
阿兴根据她曾说过的，她们的总部在中山医学院，于是，他冒险到那儿一趟。
中山医学院，顾名思义是学医的地方，是培养医生的学校，想不到，现在成了地派的一处总部。不过，也不算奇怪，孙中山当年也是学医行医的，后来不是也领兵打仗，当了大元帅吗？来到中山医学院门口，但见有荷枪实弹的“红卫兵”把守，阿兴暗暗叫苦，如何能进去？没有办法，他只得老老实实说出到来的目的，并说出妹妹的名字。想不到，他妹妹还有点“知名度”，那些“红卫兵”居然放他进去，并指点他如何能找到妹妹。
按照指引，阿兴来到了一所大楼，只见里面的“战士”们进进出出，颇有战争的气氛。阿兴觉得，当年淮海战役的指挥部大概也没有这么繁忙紧张吧。阿兴正在张望着，希望能看到妹妹。妹妹没有看到，却看到妹妹的同学小云。这小云，是妹妹好朋友，不时到他们家玩，阿兴是认识她的。令阿兴不解的是，她是一位印尼归侨生，何以也有热情去参加运动？看她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绿军装，飒爽英姿，很是可爱。阿兴看看自己，当个“逍遥派”，浑然一个“老百姓”的样子，置身运动之外，忽然感到有些惭愧。
“哎，三哥，你怎么来了？”小云有点惊讶地问。
“我来找小芳，我妈很担心她，想她能回家去。”阿兴明确地说了。
“她现在不便回去……”小云面有难色。
阿兴又奇怪又担心，问道：“为什么不便回去？”
“这里很需要她。”小云说。
阿兴更感到奇怪了，在他的心目中，妹妹是一个又任性又谗嘴的小姑娘，她能做得了什么？！阿兴真的这么问：“很需要她？她能做得了什么？”
“她？她的才能可多了。”小云有些兴奋地说，“她人又漂亮又热情，会说会写会抄，司令部少不了她。”
“是吗？”阿兴大吃一惊，妹妹不过是位初二级学生，想不到会有人这么赞扬她的。另外，由小云这位十五六岁的姑娘口中说出“司令部”这三个字，也让阿兴感到很滑稽。说实话，他也很想见见她们“司令部”的人呢。
“我带你去见她吧。”小云说着，便带领阿兴上楼。到了某一层，小云敲门，有人开门，问明原因，又进去。一会儿，也是一身军装的妹妹出来了，有点愕然的样子，随即问道：“你怎么来啦？”阿兴简单说明原因。她说：“我们正在开会，忙一些事，等下再和你谈吧。”她又对小云说：“你先帮我招呼三哥。”
阿兴虽然很不高兴，但是妹妹已急着回去了。就这样，小云又把阿兴带到旁边的一间室，不过，从窗户，可以看到里面开会的人们。
小云给他斟了一杯水，阿兴边喝水，眼睛边盯着里面的人的活动。他们似开会又不似开会，好象在商议什么重大的策略。妹妹的工作是记录，想不到父亲的文字遗传因子，让她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里面谁是司令？”阿兴问道。
“那位高大的正在说话的人。”小云介绍着，很快，阿兴就知道他叫阿哲，与妹妹同学校，是位初三学生。阿兴觉得，他还算有些“司令”的风度的，但一想到他不过是一位初三级学生，文化有限，能担当大任？说来也笑阿兴没有眼光了，此“司令”，到了八十年代，竟成为全国闻名的“不同政见者”坐了大牢，当然，最后还是去了美国。此是后话。
“在小芳旁边那位很英俊的男子又是谁？”阿兴又问。
“他？他是大学生呢。”很快，阿兴从小云的介绍中得知，他叫阿健，是中山医学院的大学生。阿兴看到，阿健几度和他妹妹交谈，那眼神似乎不同一般，以阿兴的恋爱经验，他觉得那眼神有点爱意。
“那位粗眉大眼，在小芳身边转了几圈、似乎很生气的青年又是谁？”阿兴又问。
“他？他是上海来的，高三学生，叫阿裴。”小云介绍说，“另一位上海来的战友阿国昨天被天派打伤，所以今天我们开会，要策划反击，要写大字报，出号外揭露他们的暴行。”
“他旁边似乎也很激动的一男一女那两位呢？”
“也是上海来的造反派，男的叫阿淞，女的叫小沪，都是初三学生。”
“上海的造反派也跑到广州来吗？”
“天下造反派是一家嘛。他们的战斗队也叫‘井岗山’。”
听着小云的介绍，阿兴只有感叹的份儿。不过，他注意到，那位叫小沪的上海女生，长得实在漂亮，一身戎装，英姿飒爽。他想，这样可爱的人儿，如果牺牲在派仗之中，那就太令人痛惜了。
过了好一会，阿兴的妹妹才出来。阿兴小声对她说：“妈很担心你，回家去吧，不要在这里了。”
“我不能离开战友们，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你告诉妈，我很安全，不要担心。”
阿兴还想讲几句，阿裴和阿淞以及小沪走过来，阿裴说：“小芳，刚才我的语气是重了一些，对不起，但这件事应该这样做。”
他说的是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从说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个性格耿直的人。妹妹也顾不得阿兴了，对他说：“我不会跟你计较，但你的计划有些是行不通的。”
阿淞大声地喊到：“要立即行动，阿国不能白白被打了。”
小沪也说：“阿国还在医院，还在昏迷着，他们也太残暴了！”
阿裴又说：“你们不行动，我们战斗队就独立行动！”
小芳看了一眼哥哥，说：“别嚷了，我们到那边去谈！”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阿兴问小云：“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为了阿国被对方殴打致伤一事，他们意见有不同。”
“他们好象在争吵……”
“是经常有争吵。不过，小芳很欣赏阿裴，认为他很有性格。”
见到了阿哲、阿健、阿裴几位男子，阿兴心里更加不安，除了打派仗会有伤亡，现在他还担心另一方面，妹妹似乎生活在一群粗犷的男子丛中，他们中会不会有一位乃至两三位，对妹妹有爱的表示？尚还年少无知的妹妹，会不会被那些男子骗了？……
但是，担心归担心，妹妹已不知去向，阿兴只好回家，把情况和母亲说了，母亲除了叹息几声，也没有办法。
晚上，他依旧来到阿潜家，但见阿潜沉默不语，面色凝重。小萍和小婉坐在一旁，都正在用手绢擦眼泪。
“怎么啦？”阿兴问道，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
“多多她……”阿潜欲言又止。
“多多怎么啦？”阿兴急切地问，他心里暗暗吃惊，莫非多多出了什么事？
“多多死了……”阿潜说着，不禁掩面而泣。
“多多死了？！”阿兴大吃一惊，“怎么死的？真的吗？”
“今天下午，我经过广仁路，见到了李老师，我问起多多的近况，不料李老师立即哭起来，她说上一周，多多随宣传队到了四水县演出，那里两派在打仗，他们也卷进去，多多被枪弹打中，流血过多而死去……”阿潜说不下去。
阿兴惊讶得瞪大了眼睛，渐渐，他黯然失色，这时，他的眼前出现了多多青春活泼的形象，想起了在多多的家里听她拉琴的情景，看着谱架上多多借给他们学琴用的《霍曼》，也悲泪盈眶。多多，一位多么有才能的少女，是他们的启蒙老师，想不到，她年纪轻轻便离开人间，而且死了也不知为了谁！多多的死，使他又联想到自己的妹妹……
这一夜，他们反复拉奏的是同一首乐曲——《天鹅之死》，尽管还拉得不够好。这是他们想到的唯一能纪念多多的方式……
（十五）
由于阿兴已当了“观潮派”，整个人已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等人的美妙的音乐之中，不管屋外两派对峙日久，磨擦渐深，至于学校发生的事，他也一无所知。
这天早上，他照例去“开工”。在路上，他还想着，今天要和小薇说些什么话。忽然，他感到肩头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把他吓了一大跳！在那“战乱”年头，什么可怕的事都会发生的。他扭头一看，被吓得青白的脸才缓和过来，渐渐有了一点血色素。
“是你们呀，吓死我！”阿兴嚷道。原来，穿着破旧军装的阿霖和阿詹站在他身后。
“怎么啦，观潮派，去会情人吗？”阿霖不客气地讽刺道。
“看看你，完全没有了革命朝气了！”阿詹也不满地说。
“唉！”阿兴叹口气，“你们不知我的处境……你们……怎么这样肮脏，衣服这样破旧？”
“唉，一言难尽！走，到中央公园再详细告诉你！”阿霖说。
于是，他们一起去到附近的中央公园，坐在一棵大树下的石凳上。
“学校的情况怎么样？我很想知道！”阿兴问道。
“唉，说来话长，不过，也很刺激！”阿霖兴奋地说。
于是，阿兴饶有兴趣地听阿霖讲述学校中发生的事。
学校中，早已分成“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天派占据着教学大楼，作为总部。而地派则占据着男女生宿舍作为司令部。彼此经常骂战，大字报满校张贴，高音喇叭针锋相对，“坚决支持……”、“誓死捍卫……”、“严重抗议……”、“严正声明……”等语言、口号日夜可闻。
1967年6月1日，那天，我们得知，对方整理了许多同学的“黑材料”，准备进行“政治迫害”！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们策划一次行动，要冲进大楼，抢出“黑材料”，挽救广大同学。
当我们冲进大楼后，被他们发觉，于是，双方用铁棍水管打将起来。他们人数占多，又居高临下，我们抵挡不住，且战且退。当时情况危急，如果退不出来，就会成为“俘虏”，后果不堪设想。我要重点说说阿梁，在战斗中，眼看有逃脱不了的危险，忽然，他心生一计，将身边不远的一位女兵抱住，以手臂勒住她的颈部，那情景，就象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警匪片中歹徒狗急跳墙时劫持人质的所为。那位女兵是谁呢，正是我们班的小曾同学！曾同学当时肯定花容失色，长到这么大，何曾被男人这么抱过，这么勒过？！还别说，这一招挺灵的，对方的人一下子傻了眼，毕竟投鼠忌器，手中的铁棍不知往哪儿打去。于是，阿梁勒住小曾同学，从六楼往下逃。至于他什么时候松手自己逃脱，至于小曾有没有休克或落下什么后遗症，我就不大清楚了。
当大家安全撤出大楼之后，彼此看看，身上都有或轻或重的伤痕。清点人数，天呀，竟然少了一位战友！那是谁？是高一级的张同学！也就是说，张同学仍在大楼内，或被俘虏，或已战死！这下，可急坏了我们！想再去救，那还有可能？！对方已将大楼的大门紧锁！我们的头目阿乔、阿銮等，马上紧急会商，制定营救张同学的方案。方案之一，当然是立即开动高音喇叭，声讨对方无理拘禁地派战士，勒令其立即放人；方案之二，就是聚集全校的地派战士，在大楼前高喊口号，“严重抗议”；方案之三，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到附近请救兵。附近何来救兵？对面的学校，学生都是侨生甚至难侨，都住在学校里，少说也有两千多人。谁能担当重任去请救兵？那就非从印尼归来的阿銮莫属了。只见他跑到华侨补校，用印尼话说了一通，立即将华侨补校的学生鼓动起来。于是，傍晚时分，学校的教学大楼，被两千多地派战士和激于义愤的学生四周围住，声嘶力竭口号此起彼伏。
黑夜来临了。是夜，是四月二十四，没有月光，夜风阵阵，尚有些寒意，我们或站或坐在大楼前的操场，为救战友，没有谁离去，那情景，确是很感人的。长夜漫漫，我们仍在喊着，仍在斗争着，大家在人丛中穿梭鼓动，那情景，我想，不会比1919年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学生游行天安门、火烧赵家楼逊色。
大概也是“人心齐，泰山移”，我们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到了天微亮时，那教学大楼的大门忽然一开，一个人影被推了出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大家高呼着冲上前，把张同学扶住，慢慢走到人们聚集的大操场上。这时，人们在不停地欢呼胜利，并把“英雄”簇拥着。借着黎明的曙光，大家看到张同学伤痕累累、疲惫不堪，又义愤填膺，于是，又一阵声讨的口号响彻云霄。此时，张同学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不顾身体的虚弱，登上一处高地，环视四周两千多的战友，然后，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大声喊道：“战友们……”他在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那情景，绝对不比“五四运动”时罗家伦、邓中夏等学生领袖的演讲场面差！
8月初，广州沙河地区几乎“一片红”。“一片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沙河地区几乎被地派的势力占据了，但是，天仍有一处据点，那就是沙河饭店。于是，在那天，我们对沙河饭店发起总攻，经过激战，终于把盘据在该饭店的对方赶走，有无人员伤亡，我就不清楚了。
战后，我们兴致勃勃地沿着铁路边凯旋回校。在路上，我们大声地议论着刚才的战斗，叙述着战斗中的每一个细节。忽然，有人有感而叹道：“沙河饭店的天派是赶走了，但是，我校的天派，联合外校的天派仍占据着教学大楼！”这一叹，把大家心中的烈火点燃了，纷纷嚷道：“我们把那据点也打掉！”“对！趁热打铁！”“他们的那套广播器材也太强大了，吵得我们无法睡觉！”“我们的忍耐也够的了！”“把他们打走，沙河才称得上一片红！”……
回到学校，我们即策划攻打教学大楼。对方为了防范攻打，已把大门封死。大门紧闭，如何把它打开？这时，我们一位战友想了一个聪明的计谋，他决定制造一个地雷，把大门炸开！说干就干，我们把一块大石头，中间凿一个洞，放进火药和雷管。就这样，一枚土制地雷诞生了。
到了某一天，我们要行动了。我们的作战装备是：手枪一支，是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薄壳枪，已经打不响，但可以虚张声势；每人手中有一支铁棍或磨尖了的水喉管；至于防卫的设备，只有孔同学具有，他在胸前绑了一个沙包，在沙包之上还夹着一本“红宝书”，其作用显而易见，雄有“红宝书”，谁敢刺来？即使刺来，还有沙包挡一下，对方的矛可能不至于直刺心脏。前面是防范了，但身后呢？孔同学的做法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居然想到了用一只锅盖作护背，这身“盔甲”，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别致！肯定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军队都不曾有过的！而我们威力最强大的武器，只有那枚土制地雷了。当我们埋伏在大楼四周之后，阿乔就象当年的董存瑞那样，抱着“地雷”跑到大门，所不同的是，董存的炸药包无处放置，不得不把它高举，壮烈牺牲；而阿乔只需点燃引线，即飞跑到安全的地方，伏在地上，以免伤着自己。我们等呵等，10秒，20秒，半分钟，一分钟……终于，经过了漫长的一分钟，我们终于听到了一下响声——一下比放屁稍响的响声！然后，一切又沉寂下来。
破门不成，怎样攻进大楼？我们终于找到一个不太牢固的窗户里作为突破口，结果，让我们攻了进去！但是，从来在战场上，都是易守难攻，我们也不能离开这一战争的规律，攻进大楼后，我们遇到了对方的顽强抵抗和反击，张同学再一次倒霉，被对方用水喉管插进腰间，显然已不是轻伤了。之后，我们被逼困至二楼一间教室之内。有道是困兽犹斗，为生存，我们忽然产生了无穷的力量，我们硬是用手中的铁管，把隔墙洞穿，最后逃至阳台之上。这时，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场面忽然在我们面前闪动，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我们宁死也不当主义兵的俘虏！”于是，大家纷纷从阳台跳下，情景悲壮感人！跳楼的战士们的身体状况如何，我没有作全面的调查，但已身负重伤的张同学再这么一跳，则伤上加伤，盘骨挫裂，当时已昏迷不醒，被立即送往空军医院，幸好还能从死神手中逃回。
攻大楼一战失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领袖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之所以失败，还不是因为手上只有一支打不响的薄壳枪，一枚炸不响的地雷吗？如果有真刀真枪……
8月20日下午，我们分乘两辆卡车，全部武器就是两支薄壳枪和两枚手榴弹，直驶向三元里北站。到仓库抢枪支弹药，是很严重的事；而事实上，那里的枪支弹药，又已经被主义兵抢先控制了，在仓库前面公路四周的小山头和树丛中，早已埋伏着主义兵战士，各种轻重机枪的枪口指向公路的同一方向，那情景，和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的战斗场面绝对相似！可怕的是，我们并不警觉，当车子进入了对方包围圈时，即听到一声警告的枪声。如果第一辆车的司机不是“怕死”，把车子停下来，而是硬冲过去，那么，一场如同“平型关伏击战”的战斗就会立即打响！当车子停下之后，四周埋伏的人荷枪站起，我们不得不下车当了俘虏！我们被押着赶到铁路边，那里有一些废旧的火车厢。我们看到，在路轨边，躺着一位主义兵战士的尸体，不知是什么时候牺牲的。义愤填膺的主义兵战士喊道：“一定要枪毙一人来为死去的战友垫尸底！”找谁？我们都很害怕！忽然，见他们来到我们之中，把高出别人一头的马同学拉出来，情况非常危急！我们高声喊着，抗争着，后来，还是良心发现吧，他们的头头们放弃了这一决定，我们那位“出类拔萃”的同学，才得以生存下来！
我们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皮肉之苦后，被关在了一节运货的火车厢之中。毕竟是青春年少，又经历过战斗的洗礼，数十人在几乎密封的车厢内，情绪激昂，热血沸腾，高声齐声地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那情景，真可以说比小说或电影《红岩》里的情节更悲壮！车厢内的人在唱《国际歌》，车厢外的人不可能不理，不理会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或“国民党”？于是，对方一位战士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把枪伸进气孔之中，往里面“啪，啪”就是两枪，子弹没有打着人，但我们的歌声停下来了。那人把脸贴近气孔，往里面看，这一看，让他吃了一惊！而我们中的几位也吃了一惊！原来，他和我们几位战友是自己初中时的同学兼好友！虽说“文革”和“武斗”，已弄得人们六亲不认，但毕竟有些人还是良心未泯的，包括这位战士。于是，我校那两车俘虏，被关押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获得释放，而不是被拉去活埋……这个好人，我们会记住他的！这不，我们刚刚出来……
听着阿霖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他们的作战经历，阿兴惊讶得目瞪口呆。啊，他的同学，这几个月来的战斗生活是多么的精彩，虽然时时处处充满危险。对比起自己，自己的生活也太平淡了，然而，他又觉得那血与火的场面，似乎是不应该出现的，大家本来是同学，是朋友，为什么要弄到兵戎相见？为什么要变得你死我活？谁被打伤谁被打死，都是可悲的。
“唉，”阿兴感叹，“都是同学，一年前，大家还在一起演出过《英雄谱》呢……”
“是的，那时……”阿詹也有感慨，若有所思。
1966年初吧，学校要搞一次隆重的文艺汇演。各班要出一个有分量的节目。他们班出一个什么节目？真是费思量！这策划，就落在了两位“文艺家”的身上。这两位“文艺家”，一位就是阿兴，一位是女生温同学。
要编一个有分量的节目，并不容易，唱唱跳跳，很是一般；演话剧之类，又限于舞台条件。最后，不知是谁的创意，他们想到了一个合歌舞话剧造型于一体的、全班同学都参与的节目，节目的名称叫《英雄谱》。在英雄辈出的时代，演英雄颂英雄是时尚，他们想过，演一位英雄，既困难又有些单调，很难全班同学都参与；不如以一人为主，衬以多人，形成一个造型；男同学在后面唱歌，女同学在前台跳舞，想必又热闹又感人。于是，他们选出了八位英雄，他们是：“刘胡兰”、“江姐”、“许云峰”、“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王杰”、“欧阳海”。
这是一个歌舞为主的节目，小钰、小逸等女同学在台上载歌载舞，男同学在舞台后面伴唱，衬托着八位造型逼真的“英雄”。这八位“英雄”，如果都要表演一番，肯定很困难；但如果一直站在舞台上不动，又太单调。后来，他们想到了一个“动景”：演刘胡兰慷慨就义前的一幕！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舞台上便出现了两位穿黄军装的“匪军”，一官一兵。“匪军官”由梁同学饰演；“匪兵”由郎同学饰演。这一官一兵押着“刘胡兰”上前，他们为“匪军官”与“刘胡兰”设计了几句对白，握着手枪的“匪军官”问道：“难道你不怕死？——”“刘胡兰”胸脯一挺，大义凛然地回答：“怕死就不革命！”……梁同学的形象饰演“匪军官”合适，但他的普通话很差劲，尤其那个“死”字，总是读成“洗”的音，总是引出了不应有的舞台效果。但是，演出还是非常成功的，博得了广大师生的鼓掌和欢呼。后来，市里举行中学生文艺汇演，学校决定派他们的节目参演，由于他们班人少，不够气势，于是，在高一年级中抽调一些同学加盟，加强了舞蹈和伴唱的人力，使得节目的效果更佳。不久，他们在省实验中学参加演出，同样获得好评，准备参加省的中学文艺汇演，但是，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省中学生文艺汇演便夭折了……
当日两位劳苦功高的“编导”，已双双成了“黑七类”；《英雄谱》中的“英雄”们，今天却不知为了什么成了仇敌，多么令人痛心！阿兴觉得，自己没有参与其中，也是幸运的，起码不会把凶残的种子埋在心头吧，所以，这种经历，不要也罢了。
他目送阿霖和阿詹远去，看着他们那破旧的军装消失在都市大马路的人群中。他在心中呼唤着：“人们啊，还是仁爱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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