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一部）
（十六）
到了8月份，形势越发紧张起来。除了两派在对峙、冲突和打仗外，突然，社会社会上传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某监狱里关押的劳改犯全部越狱逃跑出来，正在城内抢劫、杀人、放火等。
本来，这种谣传本身就很拙劣，稍有头脑的人都难以相信的。又如果是太平盛世，就算真有劳改犯跑出来，他们躲之尚且不及，又怎会猖狂作案？就算作案，政府、公安部门等也会轻易镇压下去的。但是，不要忘记，那时已经是乱世了，常言道：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本来就人心惶惶，再加上此谣传，而政府又瘫痪了，没有谁出面辟谣，于是，那谣言就越传越凶，越传越真，有的说，某某街，出现了多少劳改犯；有的说，某某路，打死了多少劳改犯！而阿兴就真的亲眼看到，有一个不知是什么人，只因衣衫不整，又加上说话不清，于是，被民众绑在街头，活活打死！他是否越狱的“劳改犯”，只有天知道了。
事态不仅如此，风声更紧时，民众觉得危在旦夕，于是，不知谁人首先提出“街道联防”这一策略，此人恐怕是前清遗民，见惯乱世，知道怎么应对。何谓“街道联防”？就是同一街道的人组织起来，保护自己这一区域。由谁牵头？不是共产党人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造反派，仅仅是街道中有些威望的热心人罢了。怎么个保护法？首先，是在马路的两端用木条造成工事样，拦住去路，仅留一个出入口，有人荷枪执棒把守着，属于本路本街的居民可以出入，那时并没有身份证，大概守卫只是凭印象而已；其他的人，大概就要说得清楚才放行了。
本来，如果仅仅某一条马路这样做法，那也罢了，但世人总有此毛病，有样学样，惟恐吃亏。当第一条马路修筑了工事后，别的马路街道看到了，也纷纷修筑，惟恐“劳改犯”涌往自己的区域。读者诸君，由于我的文笔较差，实在很难把这事说得很清楚，相信你们也很难想象，广州城的街道都架满了工事栅栏，会是一种什么景象！肯定比美英攻击下的巴格达城更可怜，也更可笑！
实行街道联防后，白天还可以走动，但是晚上就戒备森严了。如果你在晚间出现，八成会被当作“劳改犯”打死而横尸街头！诸位想想，阿兴是夜晚去昌兴街练琴的，现在如何能出得门？他的父母又如何能让他出门？所以，到了形势十分紧张之时，他只得对阿潜说：“我晚上不能来了，我把琴拿回家去。”阿潜也深知形势恐怖，当然不会让他的好朋友冒险的，他说：“没办法，暂时不要来了，等过一段时间会有变化的吧。”
当形势越发紧张，谣言满天飞时，连白天也不能出门了，因为传说“劳改犯”要血洗广州城！唉，乱世之民，已失去理智，连这样的话也信以为真了。由于白天不能出门，这又害苦阿兴了，他连见小薇的机会也没有了，那些个日夜该怎么过？！
如果仅仅是白天夜晚不能出门，那也罢了，偏偏，街道联防指挥部觉得仅此措施不够安全，他们参照电影《平原游击队》的做法，晚间也要派出岗哨巡逻，发现“劳改犯”进入可以及时防范，以确保居民能够安睡。谁来做岗哨？放在今日，你可以出点钱，请几位保安员或一支保安队，但那时没有这回事，只得由居民轮流值班，每家出一人青壮年，每人每夜两小时！
事情到了一步，除非家中没有青壮年，任何家庭和任何人也不敢提出“我不值班”，你如何敢提出？难道要别人保护你而你没有义务保护别人？具体到了阿兴这一家，不用“抓壮丁”，他是唯一人选了。
这一夜，半夜两点钟，阿兴被别人叫醒。他知道该自己履行职责了。他爬起床，穿好衣服，拿起一根铁棒出门。天上没有月，但星光灿烂。小巷内有街灯，但那灯泡的瓦数小到不能再小，非常昏暗的。阿兴在巷内漫步，和他一班的还有另外几位街坊，大家时分时合，高度戒备警惕。
阿兴那年19岁。19岁时，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已经在浴血奋战、为国牺牲了吧。但阿兴还显得身材瘦小，虽手执铁棒，但怎么看，也没有一点威武刚阳之气，如果真的遇到歹徒，恐怕斗不了两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而事实上，阿兴是“身在街巷心在外”，并非忠于职守。为何他不忠于职守？一来，他善于分析，觉得“劳改犯”血洗广州城之说不可信，再说，劳改犯能有多少？共和国成立18年，虽不能说太平盛世，但也和平安定，送去劳改的人不多吧，在广州附近劳改的更不会多吧；退一步想，即使“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措施又如何防范得了？纷纷扬扬的局面，被阿兴冷静地分析，即化为乌有。不过，他不能把这分析报告联防指挥员，这个年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们会同意你的分析吗？二来，阿兴有点文学家的气质，喜欢胡思乱想，在这个夜深人静巡街的时候，他的脑子又怎能平静？既胡思乱想，又怎能忠于职守？
他慢慢踱到了街口的地方，看到了那座“文物”。他站在大门口，俨然象个卫兵一样。他忽然想，当年，孙中山、黄兴、赵声、喻培伦、林觉民等人，为什么会看中这所屋子，把它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再继而想想，那些资产阶级民主斗士们，有没有预料到，五十多年之后，会有越狱的“劳改犯”准备血洗广州城，而他们当年的总指挥部，正由一位少年手执铁棒在保护着？
阿兴那年19岁，说他是“民国遗少”并非不准确。他除了“土改”“三反五反”没有经历缺乏记忆之外，“公私合营”的情景已经进入他脑中的“记事本”了。那时，大概1954年吧，他看到马路某商店的门前挂上爆竹并燃烧起来，门顶的横匾一换，就说明这间商店“合营”了。
1956年的某一个晚上，父亲带着他和妹妹到儿童公园玩，谁知，五岁的妹妹在公园里走散了，惊得父子俩到处寻找，找不见了只好回家再想办法。谁料到，他妹妹已经独自安然从此巷口回到家中！她小时候胆子已经那么大，难怪现在她不怕枪林弹雨。1957年11月7日晚，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广州的越秀山放焰火。母亲与舅舅带着阿兴和妹妹到了越秀山体育场看热闹。后来妹妹让着要撒尿，母亲和舅舅只好带着他俩离开运动场，其后即回家。行至巷口，即听别人说，因人多挤垮了运动场边上的竹围栏，再跌落看台上，压死了许多人，而那块地方，正是他们刚才坐过的！只因妹妹要撒尿，让他们逃过了一劫。
最好玩的，要数1958年的“大炼钢铁”。那时他们小学的操场变成了炼钢场，除了一座高炉，还有无数的小煤炉，包括他母亲提去的那一个。母亲她们一大班妇女，围坐在地上，用锤子敲打着一块块烧红了的铁，打到一定程度，即放在水里淬火，于是，便完成了打铁成钢的过程。她们那一块块“钢片”，是要算在那一年国家的钢铁产量里的。至于阿兴和小伙伴们，并不够资格成为“炼钢工人”，他们只是在炉火丛中玩捉迷藏游戏，那火炉里的火焰，把他们因兴奋而变得红红的脸蛋映得更红了。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小孩都没有的游戏，让他玩上了。
1959年的“除四害，灭麻雀”运动也好玩。就在这条巷子内，所有街坊在某天黄昏的某一个时刻涌出家门，手中猛敲着铜盆铁桶，形成了惊天动地的气势，把倦飞的鸟儿惊得无法归巢，于是纷纷坠下昏死或身亡。他和小伙伴们高兴得拍手跳跃，喊叫欢呼。此时，阿兴恰好踱到了街巷中的那棵大榕树下。仰望根须缠绕、枝叶浓密的大榕树，阿兴忽又想起，有些身体健壮、意志坚强的麻雀，硬是熬到人们敲锣打桶因手脚累倦而偃旗息鼓后，悄悄飞回它们在榕树上的巢穴。它们以为，可以逃过此劫。然而，恶毒狡猾的人们，到了晚上九点十点钟时，再拿着电筒扛着长梯，悄悄地爬到榕树上，把它们连窝端掉。阿兴虽然人小，也参与了这些行动，担任扶扶梯子，提提笼子的角色。在连续多天的敲打和掏窝后，人们仰望青天，观察树丛，已经再没有这种“害鸟”在飞翔或栖息了。这一游戏，也是世界上没有的吧，怎么也让他遇到了呢？
此时，阿兴又踱到了北面的巷口。他站住了，这里也勾起他一些记忆。这个路口，通往城北，就是小北、下塘一带，今天已是闹市区，当年还算郊区。1960年，饿极了的阿兴跟着母亲到下塘去，在山边田头处割些青草，回来喂家中养的两只兔子和四只葵鼠。养它们不是当作宠物玩弄，而是等它们到了一定的个头时，宰而吃之，不然的话，人有饿死或病死的可能。1962年，阿兴的父亲也是从这个巷口，踱到位于下塘的刚刚允许开设的农贸市场，用十多元钱买了几条红薯，回家后还疑心少了一条，称了又称。
阿兴又慢慢地踱到南面的巷口。站在巷口，他可以看到马路的两端。他想起，就在去年，这马路的柱子全都被涂上了红色，。因为“红”代表“革命”，所以整个城市都变成了“红海洋”，他面前的这条马路也不例外。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连最“革命”的人也觉得到处涂上红色眼睛总不会舒服，这荒唐的事停止下来，但那些红色的遗迹现在仍随处可见，尽管路灯非常微弱。阿兴忘不了的，还有另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去年八月的某一个黄昏，就在这个巷口不远的马路边上，他亲眼目睹父亲戴着纸糊的高帽，敲着铜锣由远而近走来……
（十七）
在那“街道联防”的日子里，阿兴和大家一样，都过得十分彷徨，又十分苦闷，每当晚饭后，夜幕降临时，屋内又闷又热，人们都到那露天的石板楼梯或院子里乘凉。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不知是谁这么有眼光，选种了这个品种的树，此时恰到好处地散发着清香，使人们多少感到凉快了些。
每当这个时候，阿兴就夹着他的小提琴出来了。他站在露天的楼梯上，他开始在这个地点举行他的“个人小提琴演奏会”。在此，我有必要介绍一下周围的环境和听众。在楼梯的左边，是一家工厂，阿兴已不记得那工厂是生产什么的了，总之，晚上是不开工的，因而，也不一定会有听众；楼梯的右前方，是一间三层的楼房，里面住了多少人，住着些什么人，阿兴一直不清楚，但那楼房向着阿兴家的那一面并没有窗户，因而，声波对那楼房的影响不会很大；而楼梯的右面，则是另外的几幢小楼房，里面就住了一些多年的街坊，人数不少的。阿兴的“个人小提琴演奏会”的听众，主要来自右边那一片，听众的结构复杂，有男有女，有老有中有青有幼……
老实说，以阿兴当时的演奏水平，还不具备开个人演奏会资格的，是苦闷无聊促使他不自量力地当众献技。如果放到现在，他刚拉五分钟，即会有人出面干涉或电话投诉，因为他的并不美妙的琴声，肯定会干扰别人观看《笑傲江湖》或《蓝色生死恋》等电视剧，又或者影响别人欣赏从高级音箱中传出的或王菲或郑秀雯或那英等唱出的歌曲。然而，在当时，阿兴记得，当他拉了半个钟头后，并没有人干涉或投诉；拉了一个钟头，也没有；拉了两个钟头，还是没有；拉了……在今天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当时，的确如此！为什么周围的人们都能忍受他那比噪音稍微好听一点的琴声？甚至伴随着他到9点钟、10点钟？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当时并没有比他的琴声更好听的音乐！也没有其他可以作为娱乐的活动！
没有谱架，没有乐谱，他已不能按“霍曼”去练习了，而且，他也没有心情去拉那些艰难又枯燥的练习曲，他只是迎合大众的口味，也结合自己的爱好，拉一些大家熟悉的又不至于属于“封资修”的歌曲，尤其是一些民歌小调。《让我们荡起双桨》《夏夜圆舞曲》总可以拉吧；《北风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总合适吧；《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逛新城》《颂歌》等更是当时的流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九九艳阳天》那么悠扬动听，谁会认为它是“毒草”？《半个月亮爬上来》《小河淌水》《兰花花》《走西口》等，人人耳熟能详，听起来不是觉得特别亲切吗？甚至，有时，阿兴还加插进去一些外国歌曲，如《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含苞欲放的花》《深深的海洋》《鸽子》《梭罗河》《湄南河》等，听众似乎并不介意。
由于阿兴记得许多歌曲，既有二胡的底子，又经过了半年多的小提琴的练习，因此，在那些个夏夜里，他可以比较熟练地一首接一首地拉着他喜欢的歌曲，有时竟到了“不知今夕何夕”的地步，尤其忘记了自己“狗崽子”的身份。不过，他的母亲就很烦躁，每次他把琴抱出来，他母亲就眉头皱起，半责骂半哀求道：“别拉了，吵得人心烦！”母亲的心，不用听他拉琴已烦，丈夫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女儿又不知去向；还有家中的柴米油盐……但是，阿兴并没有体谅母亲的心情，依然故我。而他父亲，总是默默地坐着，眼望着星空，他有没有欣赏那琴声，就不得而知了。
这种“街道联防”的日子不知过了多少天，当另一种更难堪的事发生后，人们才意识到，“街道联防”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街道中总有米铺，总有煤店，总有菜场吧，当那些运货的卡车无法把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运到各个店铺，居民感到难以生活时，他们才意识到，“劳改犯”还没来“血洗”，他们自己已先“夭折”了。于是，有的街道开始拆除栅栏；别的街道看到，也怕吃亏，就象当初架设时一样，也跟着拆除。于是，街道马路又畅通了，人们所担心的“劳改犯”始终没有出现。由于描写“文革”的著作不多，写到这件事的不知有没有，笔者很担心现在的读者会以为我在“戏说”，就象张艺谋戏说秦始皇那样。我只能郑重地声明：在1967年的夏天，在广州，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尽管让人难以置信。栅栏的拆除，全广州市最高兴的可能是阿兴，他又可以恢复他的“学艺”生涯，既学拉琴，又学锯木；既可以看到阿潜，更可以看到小薇。
次日，阿兴又出现在小薇家的小厅、他的工场。小薇内心显然很高兴，尽管她表面还是很平静。当阿兴摆开他的工具，准备操作时，小薇悄悄地提过来一壶茶，还有一只碟子一只杯，轻轻放在桌面上。
“渴了这里有茶水。”她小声地对阿兴说。
“谢谢你。”阿兴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
小薇拿着一块布在擦桌子，尽管阿兴认为那桌子已经十分干净了。他隐约觉得，小薇是故意逗留在这里的。
“这段日子，你们这一带紧张吗？”阿兴问。
“很紧张，我们都不敢出门。”
“天天呆在家里，真把我闷死了。”
“我也是……我把那本《苦菜花》看了两三遍，书都快翻烂了。”
“是吗？我反而什么书都没有看过，家里已经没有任何书了。”
“你没有拉琴吗？”
“我晚上在自己的家里拉，胡乱地拉，毫无长进的。”
“你还可以拉拉琴，我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
“今晚我开始到同学家恢复练琴。”
“那就好。……”
那天，他们有点劫后重逢的感觉，尽管大家的说话都很平静。但是，阿兴分明感觉到，小薇借故靠近他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尽管她的举动看起来也很自然的。
晚上，阿兴夹着他的小提琴又来到了阿潜家。进得门来，见阿潜一家都在客厅，还有小婉也在，又有劫后重逢之感，他对大家说道：“这段日子真难过，又见到你们，愰如隔世。”
阿潜的父亲小声但很痛心地说：“乱世啊，乱世啊！广州城什么时候出现过这样荒唐的事！无政府主义！谣言满天飞！”
“我不管他‘血洗’还是‘屠城’，我自岿然不动，看我的书。”大哥阿庸说。
阿潜的母亲即反驳道：“你当然岿然不动，那种现象再持续两天，我们就没米下锅了，我看你还动不动！”
“广州人总是聪明的，当他们知道受了骗，做了蠢事，会自己纠正的。”二哥阿恒总能冷静地分析形势。
“还是我最惨，天天呆在家里，天天要帮煮饭。”小萍在抱怨着。
“我在家里，也不知干什么好，妈又不准我拉琴，说怕被劳改犯听到。”小婉低声地说，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
阿潜乐观地说：“荒谬啊，荒谬啊！管他什么劳改犯，总不会搞到我们一般老百姓吧。现在好了，又可以一起拉琴了。”
这时，阿勋推门而入。近来后，他说：“我给你们带来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大家齐声问。
阿勋从衣袋中掏出一张纸，说：“马思聪逃到国外去呢！”
“是吗？”大家都惊讶地反问。他们都是学拉小提琴的，尽管还无法拉得了《思乡曲》《牧歌》等乐曲，但马思聪的大名他们都很熟悉，更崇拜他的才华。
“我弄到他写的一篇文字，讲述他如何逃离北京和中国的。”
于是，大家随即传阅那篇文字，尽管并不知道它的真伪。对于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长大的他们，还是很难相信那作曲者会成为“叛徒”，逃离祖国的。
看罢那篇文字，大家沉默不语。阿兴自言自语地说：“有可能吗？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
“一家人都能逃得出去？”阿萍表示怀疑。
“不能说没有可能，”阿潜说，“正直的人会暗中帮助他们的。”
“我听别人说，这事千真万确。”阿勋说。
大家为这事件在议论着，忘记了拉琴。最后，还是阿潜说：“这事可能真，可能假，先不要管它了，我们开始练琴吧。”
于是，阿潜、阿兴、阿勋等，又再度聚在一起，调好琴弦，给弓子擦上松香，对着《霍曼》，开始练习。由于耽误了一段时间，他们不得不要用整整一个晚上来复习拉过的曲子，在配合方面甚至有点生疏，不过，他们很快就能进入佳境。
“我们要加快练习的速度，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争取早日能拉马思聪的作品。”阿潜说。他的决心也感染了阿兴和阿勋，那晚，他们拉得特别用心，特别投入。
（十八）
岁月又在无声地流逝，运动仍在深入，派仗仍在继续，街上仍有枪声，阿兴和阿潜，还有他们的同伴们，并不去理会外面的天翻地覆，他们仍然沉浸在琴声之中，去领略贝多芬、莫扎特、海顿、勃拉姆斯们描绘的意境，体会他们的内心世界。
学拉小提琴，当然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有信心，又要有恒心。在每天的练习中，你可能体会不到进步，但在某一个时刻，你就会出现质的飞跃。
阿兴和阿潜，原来面对着那点线纵横的乐谱，都感到茫然，感到如读天书，但经过循序渐进的视谱练习，渐渐，他们已能弄清楚那点与线的奥秘，已能比较熟练地把音符便成琴声；他们左手的四指原来只能笨拙地在提琴的第一把位上起落，渐渐地，他们可以拉第二把位，第三把位，甚至更高的把位。由于他们掌握的音域宽广了，因而他们能拉的乐曲也就越多了。原来，他们的手指按在琴弦后，就只能固定着，无法揉动，因而，拉出的音是死板的，毫无变化，渐渐，他们掌握了揉弦的一些要领，手指开始能前后滚动，使得琴音出现颤动，因而越发动听；原来，他们右手所拉之弓，只能对付一些慢板或中速的旋律，渐渐，他们可以拉得快些，再快些，甚至还能造出近似“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效果；原来，他们只能对付C调的乐曲，渐渐，他们掌握了F调，G调，D调，再掌握更复杂的降E调等……总之，当时光进入1968年时，他们的琴技已让人刮目相看，当他们夹起小提琴时，动作已显得老练而潇洒；他们拉出的琴声，已不必担心会折磨着别人的耳朵，甚至还敢于用“婉转悠扬”等词语去形容。
要想按时间顺序记下他们都拉过一些什么乐曲，这很困难，我的当事人也没有这么良好的记忆力了，阿兴想买一本《霍曼》教程帮助记忆，但又买不到，幸而，他从书架的某个角落中，终于寻找出了两本当年手抄的、纸页都变黄了的五线谱，这两本五线谱，跟随了他三十多年了吧；他从中想起了一些曾经拉过的曲子，记录于此，希望能勾勒起某些旧事轮廓。
学艺只能由简单到复杂，由显浅到高深，阿兴阿潜他们记得，有些古典歌曲和乐曲是最先接触到，最先学会拉的。如贝多芬的《土拔鼠》，舒伯特的《摇篮曲》、《圣母颂》，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圣.桑的《天鹅》，马斯涅的《悲歌》，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念故乡》，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夜莺与玫瑰》等。这些简单的古典歌曲和乐曲，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使这两位青年初步获得纯与美的感受。
当他们的技艺进一步提高时，他们尝试拉一些较复杂的曲子。如李斯特的《你象一朵鲜花》，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比才的《早晨》，柴可夫斯基的《吉普赛女郎之歌》，奇阿拉的《西班牙女郎》，门德尔松的《乘着这歌声的翅膀》等。这些歌曲，词曲俱美，如《早晨》，法国作曲家比才用欢快跳跃的旋律，把早晨旭日东升，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呈现于人们的眼前；歌词也写得很美，我忍不住要引用出来：“太阳东升，苍白的月亮渐渐消隐，黑暗的夜，被曙光赶得无踪无影。一阵清风，吹熄了布满天上的夜星，唯有天边还隐约有一两点星星。在树荫里，不眠的夜莺断了歌声，她一见光明，把歌儿忘得干干净净。天空澄清，飘浮着一片银色白云，在深草间，一朵朵兰花开得茂盛。你明朗的声音向我呼唤，世上的一切光辉灿烂，万物都苏醒，光明来临。……”而门德尔松的《乘着这歌声的翅膀》，则用优美而平静的圆舞曲的旋律，歌唱着对爱情的渴望。词由德国大诗人海涅所写，更是出色：“乘着这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到那恒河的岸旁，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鲜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里等待，等她的小妹妹。
紫罗兰微笑地耳语，仰望着明亮的星星，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她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怜的羚羊，跳过来细心倾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
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树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蜜幸福的梦，做甜蜜幸福的梦……”
在那本发黄的五线谱的第一页，抄着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Minuet
in G），抄写的时间是1968年2月24日，可见，在1968年的2月间，他们应能对付这类难度的乐曲了。类似的曲子，还有柴可夫斯基的《小天鹅舞曲》，古诺的《圣母颂》，马萨斯的《在水波上》，门德尔松的《威尼斯船歌》，以及几首《小夜曲》，如舒伯特的《小夜曲》；托赛里的《小夜曲》，古诺的《小夜曲》，德里戈的《小夜曲》，海顿的《小夜曲》等。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是一首轻快优美的曲子，后半部分需要运用跳弓，阿潜掌握得很快很好，而自恃有着拉二胡功底的阿兴反而跳得笨拙，而且经常出错。柴可夫斯基的《小天鹅舞曲》，虽简单但也不容易拉得好，尤其要把四只小天鹅的轻快活泼的舞姿表现出来，更不容易。他们的演奏，外行人会称赞几句，但行家则会摇头。几首《小夜曲》，前三首都是由歌曲改编成的小提琴曲，都有一定的难度，如托赛里《小夜曲》的高音部分，阿兴就拉得并不好，音质音准都欠佳。海顿《小夜曲》，是一首平缓中含有激情的乐曲，他们俩都很喜欢，经常合奏，似乎拉得还算整齐悦耳。每当拉起那些《小夜曲》，阿兴都想象着，小薇就在自己面前，他是拉给她听的。舒伯特的《小夜曲》，那歌词优美，似乎也正唱出了他的心声：“我的歌声穿过深夜，向你轻轻飞去，在这幽静的小树林里，爱人，我等待你！皎洁月光照耀大地，树梢在耳语。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亲爱的别顾虑，亲爱的，别顾虑……”
到了1968年的年中，他们的琴技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可以拉一些更为高深一点的乐曲，如舒曼的《梦幻曲》，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马斯涅的《沉思》，韩德尔的《缓慢曲》（largo)，鲁宾什坦的《浪漫曲》，Franz
Drdla 的《怀念》（Souvenir)，门德尔松的《春之歌》，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舞曲》（Minuet)，海夫的《浪漫曲》，舒伯特的《村舞》，韩德尔的《小步舞曲》，格拉祖诺夫的《西班牙小夜曲》，格里格的《挪威舞曲》等。舒曼的《梦幻曲》，是学拉小提琴的人必然会接触到的曲子，它缓慢优美，真的把人带进一个梦幻的境界；马斯涅的《沉思》，旋律忽而快忽而慢，乐曲忽而高忽而低，表现了一个人复杂的内心世界；Franz
Drdla
的《怀念》，缓慢中带有起伏，和弦部分激情奔涌，尽情倾诉，把怀念远方的亲人或爱人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三首乐曲，是阿兴和阿潜努力练习的重点，拉得还算不坏；比较起来，阿兴自知不及阿潜拉得好，这使他感到既高兴又惭愧。
在那两本手抄的乐谱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曲子，乐曲名不便翻译，如《Adagio》(From
"Moonlight"Sonata)(Beethoven),《Nachtstuck》(schumunn),《Gavotte》(Gossec),《Andante》(Gluck),《Loure》(Bach),《Melody
in F》(Rubinstkin),《Bourree》(Handal),《Air》(Lotti),《Reverie》(Debussy),《Chanson
Triste》(Tschaikowsky),《Scarf Dance》(Chaminade),《Cavatina》(Raff)等。这些曲子，也不知他们是否拉过，能否拉得好。
除了这些欧洲古典乐曲外，有些中国的小提琴曲他们也拉过，如陈钢、何占豪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部分，《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部分，马思聪的《思乡曲》《牧歌》，还有《新疆之春》《新春乐》《花儿与少年》等，但可惜都拉得不好。
不管怎样，把以上的乐曲罗列出来，实际上也是一种“怀旧”的方式。看到这些乐曲名，他们就会想到，三十多年前，在中国的广州市，他们曾经学拉过这些乐曲，曾经有过一段难忘的岁月。上述的乐曲，现在众多的有机会由名师指点学琴的幸福少年都可以轻易地拉出，但是，当年，他们是纯粹自学，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一种特殊的环境中自学的，那就显得难能可贵了。今天，他们恐怕一首也拉不好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怀念那早已逝去的日子，以及在那段日子中所结下的友情。
还是要再一次感谢昌兴街的街坊们，在那一年多的日夜，阿兴阿潜他们的琴声都会干扰着四邻的安宁，尤其是在他们学习之初，但是，当年的街坊们，并没有一次投诉或责备，更没有任何人去到某某部门揭发，说他们在放资产阶级的“毒”，因而，他们得以平安地学了一年多的琴；而这一年多的经历，又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至今天。
（十九）
上面一章写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些特殊的日子里，在“横扫四旧”“埋葬封资修”的政治环境中，在一条广州市并不偏僻的街巷内，居然有一群青年人，在肆无忌惮地拉奏着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甚至马思聪，居然一拉就是一年多，居然能够“独善其身”，这事也可以作为十分罕见的事例写进“文革十年史”吧。
“文化大革命”美其名是破除“封资修”文化，实际是摧残和毁灭人类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由于这是一次比起秦始皇更为恶劣的“焚书坑儒”，其倒行逆施的行径必然会受到民众暗中的抵制和抗拒，有些人家，暂时没有受到摧毁的，都偷偷把一些经典著作和唱片收藏着，越是禁止阅读和欣赏，人们就越发想了解它们真正的艺术价值。
在1968年4月的某一个晚上，广州市的天气有点闷热潮湿，马路上依然人来人往，但并非个个春风满面。阿兴和阿潜从昌兴街走出来，往广卫路走去，马路上灯光暗淡，他们拐向财政厅，再转向北京路（文革前叫永汉路）。大概就在新以泰体育用品商店附近，他们停下来。他们往四处望望，四周虽有些灯光，但并不光明，与这个南国大都市十分不相称。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异常，于是，从一处几乎是黑暗的楼梯进入，登上三楼。他们在门口再度停下，在这个楼梯转角间，才有一只大概5瓦的灯泡。他们观察四周动静，觉得安全，然后敲门。一会儿，有人从门上的小窗眼望出，于是开门，放他们进去。
进门后，阿兴和阿潜向主人打招呼：“宁哥！”
被称作“宁哥”的，也不过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戴一副眼镜，一表斯文，他并不说话，只示意他们坐下等待。
这个情景，到底象什么？想来想去，我觉得有点象现在的某些“嫖客”，偷偷登上“红灯区”某“别墅”某“小筑”的样子，不同的是，这里一盏“红灯”也没有。他们是否也在做这样的事？我暂时难以判断。5分钟后，阿恒和小婉二人，又以同样的方式进入这屋内；5分钟后，阿培和小萍，也以同样的方式进来；再过5分钟，阿勋和小迈也以同样方式进来了。
这一群人，为何不一起行动？为何如此鬼鬼祟祟？我也搞不清了。不过，如此一来，刚才阿兴和阿潜的举止，又不大象“嫖客”的所为了，我忽然觉得，他们几位，倒有点象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电影里的地下党开会的情景，甚至和1921年7月23日晚上，张国焘、李达、董必武、毛泽东等人偷偷进入上海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家，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情景也有几分相似呢。不过还是严肃一点好，不要拿政治开玩笑了。
这屋子的主人是谁？阿兴他们进入这屋子，到底要干什么？这只能要作简单的倒叙了。这屋子的主任，是阿勋的一位朋友，叫阿宁。他是一位文艺爱好者，过着独居生活，家中藏有不少唱片和书籍，文革中幸未受到冲击，当然他也不会主动扫除家中的“四旧”，但对家中的藏品，他当然秘而不宣。阿勋与他是好朋友，知道此事，几经恳求，阿宁才勉强同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晚上来他家听听唱片。于是，就有了刚才的一幕！啊，到现在我才明白，他们这伙青年人，是要和党的缔造者之一的领袖唱反调，领袖号召“破四旧”，他们偷偷去“欣赏四旧”！
阿宁的住屋很狭小，他们近十人，勉强挤得下，但他们不会去计较这些；阿宁家的“音响”，是一台老式的留声机，但在当年已是奢侈品。阿宁也不多言，先拿出一张胶质（似应是电木质）的唱片，用柔软的布擦拭一会儿，然后放在唱盘中，移动唱头，唱机即转动，；他将唱针放在唱片上，不久，音乐响起。阿宁只是低声道：“命运。”大家即知道放的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为了不能让四邻尤其不能让街上的人听到，留声机的声音开得很小，只能大家勉强听到。但是，这已经很足够了。对于贝多芬的作品，我实在不敢不自量力地去评议，那是罗曼.罗兰等大作家的事，我只能够说，贝多芬的音乐，他是属于世界的音乐，德国人能听懂，俄国人能听懂，美国人能听懂，中国人同样能听懂；它可以鼓舞德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也可以鼓舞中国人，尤其是那些遭受厄运，而又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贝多芬说过：“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的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法自拔的苦难。”当年，他们并不知道贝多芬说过这样的话，也很难完全参透他音乐的意义，但是，他们从那深沉激越的音乐之中，确实能感受和吸取到贝多芬说过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的勇气。
欣赏完《命运》，阿宁放了另一张唱片，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为了让大家了解乐曲的内容，阿宁不时小声地作些解说。如果说阿兴他们是一群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民族大事的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年轻人，又似乎并不恰当，《一八一二序曲》是以俄国人民反抗拿破伦侵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1812年的历史事件为题材而创作的交响曲，乐曲中用缓慢辽阔的赞歌般的音乐表现俄罗斯人民的和平生活，再以风驰电掣的旋律以及鲜明的强音和切分音再现激烈战争的场面，最后是胜利的欢呼。这样的题材，同样能感动他们，让他们听得热泪盈眶。可见，真正的艺术，才能真正地感动人，这是当时流行的《语录歌》《样板戏》所无法做到的。
阿兴和阿潜，知道阿宁有一张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唱片，希望能欣赏，阿宁欣然同意。这曲子，阿兴和阿潜听杨多多拉过一些片断，甚至可以说，是这首曲子把他们引上学拉小提琴的道路的。但是，他们一直未能欣赏过全首曲子，这次真是难得的机会。这首协奏曲是描写什么的，似乎并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这曲子充满了浪漫的、诗意般的气质，音乐风格华丽抒情，听到第一乐章的小提琴独奏，即令人心情豁然开朗，那优美的乐曲，象奔泻的春潮，无拘无束地涌入他们的心田。第二乐章的深情，第三乐章的欢快，更激动人心。在那个令人难以愉悦的年月里，能听到这样的音乐，真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不过，对于阿兴和阿潜来说，欣赏这首乐曲的同时，也是对多多的怀念。心底的痛，始终难以平伏。
学拉小提琴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帕格尼尼这大名。阿兴他们也是听过的，但很难欣赏到他的作品和演技，恰好，阿宁那里有一张帕格尼尼的独奏的唱片，令阿兴他们大开眼界。帕格尼尼都拉了些什么？他们已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是《二十四首随想曲》里的曲子，又或者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或《d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吧。帕格尼尼的演奏，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只能用一个成语概括：“鬼斧神工”，听得他们目瞪口呆。
每一曲终了，那小小的屋子里都是沉寂一片，如同白居易所写的“此时无声胜有声”。起码十秒钟之后，大家才由衷地发出一声声的赞叹：“太神奇了！”“我完全陶醉了！”“此曲只应天上有！”“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美妙的音乐！”……这班十来二十岁的青年，文化修养并不高，而且还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要想他们很内行很系统很中肯地评价那些古典名曲，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能够喜欢，能够听得陶醉，就很不错了。唱片的主人阿宁是懂得的，但是已没有多少时间供他作启蒙讲座，他只是保持微笑，和蔼地看着这班比他年龄略小的音乐爱好者。他还有一件工作不能忽视，就是不时地打开一点门，注意外面的动静，就如同解放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一样。
不知不觉夜深了，他们应该离开了。这时，阿勋对主人说：“你还藏有不少好书，他们想借几本看看，可以吗？”
主人面有难色，喃喃道：“我的书……我……”
阿潜诚恳地说：“我们一定会保护好的，绝对安全！”
阿兴也说：“一看完马上送回来。”
阿宁很坦诚地说：“自运动开始后，我就很少跟外人来往，怕殃及我的藏书和唱片，我真的不敢借给外人，你们既然是阿勋的朋友，又都是文艺爱好者，我就破例一次，你们一定要保管好！要三天之后归还！”
于是，主人根据他们的意愿，拿出一套五册的《悲惨世界》。这五册书，分别藏在五个人的腋下，用衣服遮得严严实实，这实在委屈了雨果他老人家。他们象来的时候一样，分几批离开那屋子，那情景，我不得不再说一遍，真的象解放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完了秘密会议后离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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