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一部）
（二十）
自从那一个晚上，他们认识了阿宁这位朋友，不时秘密地到他家举行古典音乐作品欣赏会，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月光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等；巴赫、莫扎特、海顿的交响曲；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等的协奏曲；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肖邦的钢琴曲等，象股股清泉流进他们的心田。甚至，他们还领略到拉威尔、帕辽兹、德彪西、格林卡等作曲家的风格，尽管还谈不上真正的欣赏。
有关他们欣赏音乐的事，我不想写得太多了，免得并不喜欢音乐尤其是西洋古典音乐的读者生厌。我要交代的是，他们那个晚上“秘密”带回来的那套《悲惨世界》，他们到底有没有看，到底看不看得懂，尤其看了之后会怎么样。
世上的事很奇怪，文革前，新华书店满架外国名著，但人们不一定会去看，但是，文化禁锢后，众多的世界名著都成了“毒草”时，人们倒想看看它们“毒”在哪儿。一套《悲惨世界》共五册，为了信守诺言，要三天之后归还，所以大家分开来看，哪怕从第五册看起。他们七八个人白天看，晚上看，真的在三天之内看完了。
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外面下着雨，天色阴沉，但是，并不影响昌兴街内阿潜屋里的一班青年男女在热烈地讨论。原来，他们看完《悲惨世界》后，觉得看完即了事，似乎太对不起雨果他老人家，他们觉得有交流讨论的必要。就这样，一个文艺沙龙在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了。
“大家说说，书中哪一个人物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阿潜说道，俨然充当着研讨会的主持人的角色。
“这还用说，”阿兴立即回答，“当然是主人公冉阿让了。他的身世够悲惨的，不然，书名也不会叫‘悲惨世界’。”
“我倒觉得是卞福汝主教，”阿恒冷静地说，“正是因为他的慈善和仁爱，才挽救了冉阿让的灵魂。”
阿潜插一句：“那是雨果的理想化的人物，是上帝的化身。”
“我喜欢芳汀。”小萍强着说。
“为什么？”阿潜问。
“她又善良又可怜，我看到她死去时都哭了。”
“我……”小婉也想发表意见，但怯生生的样子让人怜爱。
“大胆地说嘛，”阿潜说，“不过你未说我也知道了，阿萍喜欢芳汀，你一定喜欢珂赛特！女孩都是喜欢女的嘛！”
“不，”小婉低声地说，“我喜欢沙威……”
她刚一说出口，大家便哄堂大笑，阿兴还笑出眼泪来：“沙威警长那么恶劣，一直在追捕冉阿让，你也会喜欢他？……”
小婉镇定地说：“我觉得他一直是个可恶的人，但到了最后，也能被冉阿让感动，不再追捕他，并投河自杀，起码他这个人物塑造得很好。”
“有道理！”阿潜道，“反面人物塑造得好，会更有感染力的。”
“我也同意，”大哥阿庸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也降格参加了中学生的研讨会，“欣赏文学作品，并不应感情用事，而是以美学的观点去评价，正面人物不一定就最成功，有时会被反面人物的光芒遮盖。不过，象《悲惨世界》这样的名著，每个人物都是无懈可击的，都是熠熠生光的。”
“我想讨论一个问题，”阿潜说，“冉阿让的悲剧，是谁造成的？”
“按照雨果的思想，他应该是把人们的不幸归咎于社会的黑暗和法律的不公正。”阿恒说。
“大家认为雨果的观点有道理吗？”阿潜启发道。
“人之初，性本善，”阿兴说，“我想，人们都不想犯罪的，但很多时是社会环境或政治形势迫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
“我也有同感，”阿潜说，“我想举马思聪的例子。马思聪是我国著名的小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你说，他有什么理由要叛国？我想，如果不是某种让他无法生存下去的情势，他会走这条路吗？”
“大家注意到没有，”一直没有开口的阿勋现在说话了，“他在那篇自述的结尾中说到，我把胸前的像章取下来，把它扔进大海里，尽管在中国，现在人人都戴着它……我觉得，这几句话，看似平淡，但是，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何等的悲伤！哀莫大于心死，对自己一向崇敬的领袖做出这样的举动，我觉得他也是很痛苦的。”
“我得到一些消息，”稳重的小迈这时说话了，“不仅马思聪，不少文化人现在都遭殃，我听说，邓拓、老舍、傅雷都已经自杀死了，傅雷是和妻子一起死的；还有，指挥家、小提琴家黎国荃自杀死了，最惨的是女钢琴家顾圣婴，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死的，才三十岁；还有，演黄梅戏的严凤英，也自杀死了，也不过三十八岁……”
“你这些消息经过证实吗？”大学生阿庸严肃地问。
“我怎么去证实？”小迈为难地答道，“我是听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朋友说的。”
“你们说，马思聪如果不叛国，会怎么样？可能也会自杀吧？”阿潜说。
“叛国投敌总不好吧……”小婉小声地说着。
“我觉得不应用叛国投敌这个词。”阿萍大声说。
“归根结底，”阿恒说，“如果不是这运动，一切都是好好的，他们也不会死，也不要逃。说他们叛国投敌也好，自绝于人民也好，不是社会环境逼的，他们会这样吗？”
“这就证实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要表现的，社会和法律的不公正，使好人变成罪犯，就如穷人冉阿让，在饥寒交迫下，仅偷了一块面包就变成罪犯，在监狱里度过十九年，后来想改过，想立志为善也不能。”阿潜的发言总带有总结的性质。
“我想补充一例，或许更能说明这观点。”久未参与议论的阿兴这时说，“我昨天下午遇到一件事，使我直到现在仍很难过。”
沉默了一会，阿兴开始说他的故事：“我有一位舅舅，解放前是个穷学生，在1949年时，因找不到工作，我父亲介绍他到了台山县当了一名警察，仅干了半年，台山便解放了。解放后，他也向政府交代了这事。后来，他在广州郊区一个文化馆工作，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一切都是美满的。然而，1957年反右时，他被揪出来，说他当过‘伪警察’，于是，他被划为‘右派’，工作没有了，老婆也离婚了，他只有当建筑散工艰难度日。文革开始后，他连散工也做不成，还被当作社会闲散人员遣返回乡下。他已离乡二十年，回去如何生活？他只有偷跑回广州，因我父亲的关系，他无法投靠姐姐即我母亲，只好寄住一位朋友家，后来，又被街道红卫兵再度遣返回乡。昨天，他又回到广州，他在街口的一处角落里隐藏着，等到我出现时，他叫住我。我看到一位衣衫破旧胡子满脸的人，好一会才认出是他，我惊讶地喊道：‘舅舅，是你？’他把我拉到跟前，似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时又不知如何说起，最后，他说：‘你回家告诉你妈，我在这里等她。’于是，我跑回家，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一听到这事，眼圈即红红的，想了一会，从一只盒子中摸出十块钱，塞到口袋里，然后往外走。我不放心，也在她后面跟着。母亲找到了舅舅，两人在说话，我站在远处，听不见，但看到母亲把那十块钱塞到舅舅手里，然后，舅舅挥挥手离去。母亲站在原地，一边擦眼泪一边目送舅舅远去。然后，她也是不停地擦着眼泪往家里走的。昨天晚上，我看到母亲也在不停地流眼泪，而父亲则不时叹息着。因隔墙有耳，他们的悲伤又不能让邻居听到，但我隐约知道，舅舅已走投无路，他要逃往外面去，我真担心他的处境！你们说，他的遭遇，是否有点象冉阿让？当了半年的警察，就象偷了一块面包，从此不得翻身！……”说到这里，阿兴已说不下去，眼中饱含热泪。
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语，两位女孩还低声抽泣。
阿潜开口发言：“你舅舅的遭遇很有代表性，如果不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你的舅舅会为社会作出他应有的贡献，但是，那半年的警察经历，就象一条紧锢咒，使他想做个好人的权利也没有，是不公平的社会逼着他走这条路的！”
“你们说话要注意点，”不知什么时候，阿潜的父母都出现在“沙龙”里，父亲说，“也不能把犯罪的原因都归咎于社会，社会黑暗也不见得人人都要犯罪的。”
母亲说：“不管怎样，外逃总是不好的，我相信，什么事都会搞清楚的，不会总是这么无政府主义吧。”
有关《悲惨世界》的研讨会，还持续了很久，我无法一一记录了。后来，他们还从阿宁处，借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等，传阅之后，大家又召开研讨会，谈谈感受，一个“文艺沙龙”真正的形成了。
老实说，那些大部头的著作，阿兴看着是似懂非懂的，更不要说小萍和小婉等17岁的小女孩了，但是，通过交流，大家对书中内容的掌握和主题的理解，总会全面些、深刻些吧；起码，那种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以及民主意识，总会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他们的心田。不过，这些，和当时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口号”，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二十一）
阿兴由于结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学拉小提琴和阅读文学名著两方面都有些收获，但是，他在学习木模方面进展又如何？是应该回过头来说说他这方面的成绩了。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阿兴正进行着两种学习，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一种是细腻的、高雅的小提琴，一种是粗糙的、下等的木工。学习拉小提琴的事已经提到，不再重复，他几乎每天都到大哥家学那刨呀锯的，总该有点长进吧。
阿兴的头脑和手脚都不算笨，学那木工活也不需很高的天赋，他不会完全学不懂的，只是，他在学艺之时，恰恰遇到了严重的干扰，既想着霍曼，又想着雨果，还得注意着身边小薇的一举一动，脑袋里老想着怎样能跟她多说上几句话，希望能多看到她几眼，你说，他如何能学得好，学得精？
学木工，首先得学会锯木吧。运锯，不仅仅是把木料锯断，还需锯得直，这是要技术的，初学锯木者，木条或木板上明明划了墨线，锯条也无法按墨线运行，需经过若干时日，才有所改进。如果说，锯直有点难度，那么，锯成半圆形或圆形就更难了，这时，要运用细锯条，手腕要更加灵活，锯条才会准确地沿着弧线运行。学这一技术，需时更久。锯条用了一段时间，就会钝；光会锯而不会保养锯条也不行，你不时得用一根三角锉，把锯齿锉利，还要不时把锯齿按左中右作些调整，方能锋利。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想不到，这条“最高指示”也可以运用到修正锯齿上。
学刨木要比学锯木的时间要长一些。首先，你要学会将刨刀放进刨子里，既要放得恰到好处，又要把它卡牢。刨木之前，你要先判别木料的纹路，要顺纹而刨，而不能相反，光这，又得学上多天。刨木时，左右手要用力均匀，否则，会刨得一边重一边轻。怎样才算刨得平滑？这当然有尺子尤其是90度曲尺量度，但是，有经验的木工，用肉眼即可判断；他们一般是眯着左眼，用右眼去判断，阿兴经过不断的实践，也基本掌握了这一技巧，现在，需要判断水平面时，也用得上。刨有短刨、中刨、长刨之分，根据不同的木料而使用，往往，开始用长刨，继而用中刨，最后修整时用短刨。要把木料刨得光滑，除了技术，与刨刀有极大的关系。刨刀不锋利，你怎么也刨得不好。于是，磨刀就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磨刀石本身要平正；而磨刀的技术好，才能使磨刀石保持平整。磨刀石又分粗石与细石两种，磨刀时，先用粗石，后用细石。磨刀的技术，绝对不会比拉琴时拉高把位容易，阿兴磨出的刀，几乎没有一次是他大哥认为合格的，只能勉强使用。
班门弄斧，做木工也要学会运斧。粗糙的木料，往往先以斧头修正，大刀阔斧可以减少锯与刨的工夫。运斧之前，一般先在木料上弹好墨线，然后，用斧头把墨线外的木料砍去。技术好的，可以几乎砍尽，稍为刨几下即可；但技术差的，离墨线甚远已不敢下斧了，结果要刨去很多，伤刀累人。斧头同样要磨，只不过可以磨得稍粗糙些。
凿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两条木料要连接在一起，当然可以钉起来，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采取入榫的办法。于是，锯榫头，凿榫眼，榫头入于榫眼中，两木便联结在一起。不过，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榫头与榫眼的尺寸，要计算得十分清楚，又要锯得凿得十分精确，不然的话，榫眼过宽接得不紧；过窄，进不去。尤其难的，是榫头进去后，两边的木缝要很小，甚至看不出，这就不容易，阿兴总不能过关，这和凿的工夫差有很大关系。用凿，除了凿榫眼，还有凿坑槽等，都是很考工夫的。
除了上述四项，还有用鎚、钉钉、起钉、用钳、用钻、用螺丝刀、弹线、量度、粘贴等。阿兴能够说得出做木工的那么多道道，可见他年轻时的那段经历，不会是胡编乱造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木工需要掌握的技术，而木模工，则是木工中最高级的一种。因为他所做的，是供倒模铸铁用的木模，机械是形状各异的，因此木模也是不规则的；而要把并不规则而又尺寸严格的木模做出来，首先你得会看机械图！光是这一点，就使得许多文化不高的木工望而却步，有更多的工资也无法去挣取。阿兴的大哥正是有文化，加上他发愤图强，故而学会了，而阿兴的三角几何学得很差，学做木模就有点困难了。
开始时，他只能是学一些木工的基本技术，就如上述的锯、刨、砍、凿等，当他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后，他的大哥就让他帮忙做一些要求不是很严格的零部件；每当他完成任务，而他大哥虽不大满意但也勉强收货后，他总算有了一点自豪感。他想到，某一机械铸件，是由他参与制造的木模倒铸出来的，他为社会建设出了一点力，也不算虚度年华吧。
在当年，阿兴不仅参与制造木模，也做了几件家具。一是一张小板凳。当年，他并不知道爱恩斯坦小时候也做过一张很丑陋的小板凳，老师说，我想，没有比这更丑陋的小板凳了，爱恩斯坦马上说：“有，我做的前两张比这张更丑陋！”而阿兴所做的小板凳，估计比爱恩斯坦小时候做的第三张小板凳好不到那儿去，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坐在上面，十分钟之内一般是不会倒塌的。二是一个碗柜。碗柜当然比板凳复杂得多了，这是阿兴“晚期”的作品，它体现了锯、刨、砍、凿等的综合技术，阿兴记得，碗柜做好后，涂上绿色的漆油，放在大哥家的厨房。那两扇门勉强可以关严，大蟑螂一般进不去，但小的就可以畅通无阻。三是一张工作台，而这工作台，是为一间小作坊做的，是有偿服务。
一天，大哥回来，带回一个消息，有朋友请他做一张“工凳”，他没空，决定由阿兴来完成。何谓“工凳”？就是一张安放机器兼在上面操作的台子，一点五平方米左右，八十厘米高，所以叫它“工凳”。但是，为了读者明白些，还是叫它“工作台”吧。
阿兴接下任务后，即由大哥领着，到木料店铺去挑选合适的木料。由于工作台要承载重物，所以所用的木料要坚硬；兄弟俩把木料扛回家后，大哥告诉他该怎么怎么做，就上班去了。老实说该怎么做，阿兴不会不知道，问题是能不能做得出，做得好罢了。这也如拉小提琴，你会知道怎么拉，但不一定拉得出或拉得好。所买回来的木料实在坚硬，阿兴在砍、锯、刨、凿的时候颇费力气，两手都起了血泡！连站在远处但双眼不时瞥向他的小薇也觉察到了，但也没有办法帮忙，不时端来一杯茶，已使他得到无比的安慰了。唉，要挣点钱实在不容易啊！
如果仅仅是受点皮肉之苦，那还没什么，但如果那工作台做出来，别人不收货，那就难堪欲死了，莫非阿兴会遇到这种事？那天，阿兴宣布大功告成，叫大哥来验收。大哥一看那工作台，登时眉头皱起，它虽不至于东倒西歪，但那四条腿的角度总让人觉得不大对称。原来，那工作台的四条腿并非与桌面垂直的，而是斜向四方的；因为这么一斜，就使得榫头要斜，榫眼要斜，脚面要斜，总之，使得工作的难度提高了十倍不止。这工作台的毛病就在于，四条腿的斜度不是很规则，也谈不上会很牢固；此外，桌面也刨得不够光滑，榫眼的缝隙明显可见。
“做成这样，很难交货啊！”大哥叹息道。
“那怎么办？”阿兴有些慌了。
“还能怎么办？拿去看看情况再说吧。”大哥说。
于是，他们把那工作台扛到法政路路边的一处店铺。老板和两位工人出来看那工作台。这是一间私人作坊，在当年是很少有的，他们加工些什么，阿兴就不得而知了，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从那戴着眼镜的老板的嘴里，会蹦出一句什么话。
老板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不行啊……”
站在一旁的大哥，早已十分难堪，但此时，只能极力支撑了，他说：“是粗糙些，不过还是可用的……”
阿兴什么也不敢说，就象罪犯等待法官宣判，是无期徒刑还是死刑。
老半天，那老板再蹦出一句：“一日做工千日看。”
那句话，阿兴当时并不很明白，但事后，他认真回味，方知其意：做了一样物件，可能要用很久，如果做得不好，天天要对着它，实在难受啊！这句话不知算不算真理，但阿兴真的把它和“一失足成千古恨”连在一起，记住了数十年！那老板，毕竟和大哥有交情，拉不下情面，只好付钱（多少钱已忘记），阴沉着脸收下那件不合格的货品。
此后数十年，阿兴常忽发奇想，想去寻找那张工作台，如果现在它仍在，他要向世人宣布：我很丑，但我很牢固！不过，这奇想始终没有变成现实。
有关阿兴学做木工的成绩，就报告到这里。
（二十二）
本来，学小提琴和学木工也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一位音乐家，也同时可以具有其他才能的，就如门德尔松吧，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出类拔萃的钢琴家、优秀的小提琴家、无与伦比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善于启发别人的指挥家，而且还是一位画家，一位文学家和诗人，甚至还是一位登山家！阿兴学拉琴学得不怎么样，学木工更不成器，这只能怪他天资不高，用心也不够专一。
如果还有更多的时间让他继续学琴和学木工，他大概也会有些出息的，但是，当时的形势，并不会让他们继续悠闲地学这学那的，发动运动的人物似乎有点想“收”的样子。运动进行了两年多，该挖出来的“牛鬼蛇神”也挖得差不多了吧，那些“牛鬼蛇神”被挖出来之后，要么是关押着，要么是遣送劳改，而象阿兴父亲那类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还够不上关押和劳改的资格，则在工厂里被监督劳动，有需要的时候也拉出去陪陪斗，游游街。
这天早晨，阿兴的父母要去“上班”了。临出门时，他母亲小声地对他说：“你爸今天又要被斗了。”
父亲既成了“历史反革命”“残渣余孽”，被斗是难免的了，所以阿兴也没有特别的震动和悲伤，上午依然去学做木模。到了中午时分，只见母亲的身影，并不见父亲回来。
阿兴呐呐地问：“阿爸不会来吗？”
母亲仍是低声说：“不在厂里斗，不知带他们到哪里。”
到了下午要开工了，仍不见父亲回来，而忐忑不安的母亲又不得不去开工，她只得嘱咐阿兴：“你不要离开家，等你爸回来，知道吗？”
阿兴点头答应。
到了两点多钟，父亲终于疲惫不堪地回来了。回来后，他即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
“你还没吃饭吧？”阿兴小心地问。
“今天走得太多路，走得太多路！”父亲答非所问。
“要走很多路？”阿兴仍是谨慎地问道。
“好象是集中全市的去游街……很多人，省长、市长都去了……我见到他们……走了很多路，中山路、永汉路、太平路……”父亲显然还没有缓过气来，说话断断续续的，但阿兴又似乎感觉到，父亲有一种莫明的兴奋。
不过，阿兴明白了，原来，那天，造反派可能是为了壮壮声威，集中了全市的“牛鬼蛇神”去游街，其中，包括了被打倒了的林李明、尹林平、区梦觉、曾生等省市级的领导人，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官员。这肯定是广州城少见的“壮观”场面：数百上千的老中青的人物，头带纸帽胸挂招牌手执铜锣，在市中心最热闹的马路上游行，四周荷枪实弹的红卫兵不时喊着口号，如果让不知就里的外国人看到，以为中国也有嘉年华会或狂欢节呢。
阿兴也能理解，为何父亲会一种莫明的兴奋。因为，解放二十年，父亲都在广州生活，恐怕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些省市级的领导人，现在不仅看到了，而且还大家平等地走在一起，他怎能不感到荣幸？阿兴从另一个角度去想，那些共产党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人，肯定是另一种的心理，他们会觉得很委屈，会在心里埋怨那些造反派不会办事：怎能把我们与那些“地富反坏右”混编在一起？这不是降低我们的身份吗？……
阿兴还在胡思乱想时，父亲说话了：“你去买两块钱猪肉回来，煮碗汤我喝。”说着，他从裤袋中掏出一张两元钱。
一听到这话，阿兴又心酸了，他知道，父亲是个很节俭的人，除非是十分需要，否则他不会叫儿子买两块钱猪肉回来煮汤自己喝的。阿兴可以感觉到，父亲肯定是很累，很累了。他接过钱，心里充满了酸楚。他快步走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两块钱的瘦猪肉，又马上返回家中。他立即生火，烧水，然后把瘦猪肉放在小锅中，用慢火煮了好一会，然后放点油盐，于是，一碗简单的瘦肉汤便端上了桌子。
父亲从椅子上挣扎着直起身体，端起那碗汤，用嘴直吹着，要把它尽快吹凉；但是，他不等那碗汤完全凉下来，就急着要喝下，有几次，他烫得直伸舌头。阿兴在一旁看着，觉得很难过，父亲素来是个有修养有风度的人，不是饿极了渴极了，他不会这样失去仪态的。阿兴的眼中不觉涌出泪水，他背过脸，偷偷把泪水擦去。
如果说，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挖出象阿兴父亲那样的“残渣余孽”，那也太划不来了；就是要揪出省市中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必费那么大的劲。那么，某些大人先生要发动这场莫名其妙的“革命”，究竟为了何事？
1966年8月，即阿兴阿潜他们兴高采烈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时，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会议之后，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中国历来重视“论资排辈”，在中央人物的排座先后，意味着其政治地位的变迁。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国人民逐渐明白了，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自从那“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红卫兵才知道，原来领袖要解决的是什么人！于是，在那几位突然冒出来的、奇形怪状三尖八角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领导和推波助澜之下，红卫兵们有事干了，他们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深挖”和“狠批”。
1967年3月20日，也就是阿兴和阿潜他们刚买回小提琴不久，刚学了开头几课，就在那一天，报上突然刊登了一篇戚本禹（名字也别扭得要命！）写的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长文。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是一篇学术论文，一篇文艺争鸣的文章，但是，细心一看即发现，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杀气，而且明白地有所指。实际上，这篇文章揭开了批判刘少奇的序幕。
常言道，最毒妇人心，这话用在江青妖婆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她知道要打倒刘少奇，有一个捷径，即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入手。王光美的出身和经历，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上一个“美蒋特务”的罪名，于是，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在此，我插上一句，我非常佩服那些红卫兵领袖们，他们可以一下子组织30万人开一个会！30万人啊，相当于欧洲某些小国的全部人口呢。在会上，红卫兵强迫王光美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侮辱。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穿旗袍”“戴项链”也算“侮辱”？原来，在当时，红卫兵认为这都是资产阶级的打扮！我不敢想象，王光美是自己穿上那旗袍的，还是红卫兵强迫着替她穿上的！
夫人是“特务”，做丈夫的也好不到哪儿去，刘少奇的处境已甚艰难。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央第八号人物，还是国家主席，要打倒他也不是太容易，除非，毛泽东下“圣旨”。果然，7月12日，毛泽东要到武汉去处理“武汉事件”，离京时召见林彪时说：“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你负责；外事工作和经济上的问题归总理管。乱就乱他一阵子也可以，反正不打倒刘少奇，全党是团结不起来的！”这个强奸全党的“指示”，让林彪、江青之流有了令箭，于是，7月18日，形势急转直下，红卫兵要公开揪斗刘少奇。刘少奇自知要公开受辱，临离家时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他不可能知道，当时的“人民”，已被蛊惑得昏了头，正在乱写历史！
8月5日，造反派在中南海再次批斗刘少奇。批斗结束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这时，他已忍无可忍，拿出一本《宪法》抗议道：“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国家！”违反《宪法》的事，显然不是第一回，如“土改运动”，如“三反运动”，如“公私合营”，如“反右斗争”，如“批斗彭德怀”，如“四清运动”，如“社教运动”等，哪一次是完全符合《宪法》的？但刘少奇不一定想到这些，现在夫人与自己无端受辱，才想到《宪法》，才想到把它搬出来，但已经太晚了，国家的《宪法》早已抵不上“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了。那天以后，刘少奇失去了自由，被关押起来。9月13日凌晨，王光美也正式被逮捕，投入秦城监狱。受王光美、刘少奇的“株连”，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哥哥王光琦、王光英被关押；刘少奇长子刘允斌被批斗迫害，1967年即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以及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等，不是被关押，就是被遣送农村监督劳动。
刘少奇的对手明白，总不能就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地打倒一个人，于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要忙碌了，他们通过污蔑加伪证，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那些个“报告”和“决定”，据说全体中央委员都举手通过，惟有一位瘦小的女人，没有举起她高贵的手，她，就是曾任新四军师政委的陈少敏。
刘少奇和王光美受苦受难之日，正是阿兴与阿潜学拉琴读名著之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国家主席及其夫人的惨况，就算知道了，他们也不会给予太多的同情，最多感到不可思议罢了。他们是自私的，似乎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他们又是幸运的，由于他们自身的处境，他们极少有资格参与批斗侮辱他人，日后可以心安理得地活着。有些当年的红卫兵，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反思，有没有忏悔，就如王光美被迫穿旗袍、戴“项链”被批斗的那张照片，我们就清楚地看到，王光美被两位红卫兵反扭着双手。被委以重任的那两位红卫兵，当时一脸正气，怒目圆瞪，阶级仇民族恨尽盈于色，十年后，他们会作何感想？是否轻描淡写地说声“年轻幼稚，被人利用”，即心安理得、精神抖擞地又去作新时期的闯将、改革开放的先锋，不久又成为国家的栋梁？
（二十三）
上面我所写的刘少奇夫妇受侮辱受迫害的内容，都是十年后逐渐知道的，在当时，阿兴阿潜以及其他的青年学生们，都是无法知道的。阿兴和阿潜他们，还在按部就班地去学琴，大概在刘少奇被关押之日，他们终于把整整一本《霍曼》教材学完了。他们学得怎么样？是否合格？这很难说，当时并无考级之事，没有谁去鉴别他们。
《霍曼》拉完了，阿潜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册《开塞》教材。这是接着《霍曼》的一本教材，内容当然更深了，就如第一课，就是大段的十六分之一音符的快弓练习，开始时，他们都觉得很难对付，经常出错，拉了多天后，才渐入佳境。
阿兴和阿潜，都没有设想过自己的日后之路，因为命运并不是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唯一的心愿，大概就是能继续学琴，把《开赛》拉完，到那时，也应该有不错的水平了吧。但是，1968年的夏秋之时，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桩更重要的事就摆在眼前，使得他们不得不中断学琴。
刘少奇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完成了。两年下来，高中三届、初中三届一共六届的中学生，为某些政治家作出了他们也难以作出的贡献——充当打手。有道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全国数百上千万的青年学生，该如何安排，如何打发？
不久，报上连篇累牍地宣传：知识青年应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的再教育”。有一晚练完琴后，阿勋说：“农场来信催我们尽快归队，看报上的宣传，可能，你们也要走我的路。”这话，阿潜并不在意，但阿兴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次日晚，阿兴与阿潜练完琴后，又去中山五路那小巷内吃粥。
阿兴低头不语，阿潜不满地问：“你老是在想什么？”
阿兴说：“真的有可能如阿勋所说的，我们也要上山下乡呢。”
阿潜笑道：“真是杞人忧天！他们最多动员你去，难道会强迫不成？你不去就是了。”
阿兴忧虑地说：“我的家庭处境与你不同……”
阿潜还是乐观地说：“动员罢了，难道一定要去吗？没事的，别担心那么多。”
久违了的学校，这天忽然把他们召集回去，一个由“工宣队”临时组成的学校领导班子在运作着，使学校勉强还可称为学校。在校园内，阿兴阿潜又见到了久违了的同学，如阿霖、阿詹、阿生、阿仁、阿育、阿康、阿光、阿新等男生；小钰、小逸、小茹、小蓉、小芝、小媚、小宁等女生；想想两年前，大家是一起爬火车到湛江、南宁的。阿兴也看到了阿乔——一年多前，那位领导他们夺学校的权的“司令”，现在已“削职为民”了；阿兴还看到了阿元——昔日的好友，依然是过去的样子，但一身绿军装，神气多了，身份也变成了“辅导员”。
“工宣队”组织他们开会，为他们安排一条“康庄大道”，那就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的再教育”。这说法，和报上的宣传一样。阿兴认真地听，终于听明白，要“上山下乡”的，不是个别人，不是一部分人，而是绝大部分人，包括家中的独子独女！他们学校安排的地点，是“一农场二农村”，即或去雷州农场，或去三水县农村，或去博罗县农村。当然，还有两条“宽松的”政策，一是可以跟别的学校的学生一起去（当然应有些亲朋关系）；二是可以投亲靠友，回自己的家乡或别的农村。总之，只要你“上了山”“下了乡”就行。
当然，要把那么多学生动员到农村农场去，也不很容易，要有些特殊手段吧。于是，当局对学生们进行一个“洗脑运动”！洗脑是什么意思？就是清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学校洗脑可能比较难，当局又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学生们送到农村去洗，工农联手，还怕洗不干净？于是，他们被送到了广州郊区的棠下大队，一边干活一边洗脑。那棠下大队可是赫赫有名的呀，只因领袖来走了一趟，它便变成了“圣地”，他们在那“圣地”里洗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到这个“圣地”封闭起来的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当局要动员他们“上山下乡”，人人都要签字表态，表示支持，表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五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南海潮》的，里面有一个情节，是恶霸们强迫贫苦农民“卖猪仔”到南洋去，要摁手指印，阿兴觉得，似乎也有点这个味道。只不过，现在冠冕堂皇些罢了。
有没有人可以躲过此劫的？不是没有。某天，阿兴班的小逸和别班的一位同学忽然接到通知回学校。两天后，别班那位女同学回来了，而不见小逸回来。一打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她们是准备调回去当“辅导员”的，但是，她们必须写出深刻的思想汇报，经工宣队和辅导员们通过，才能加入辅导员的行列。结果，小逸的思想汇报通过了，她父母是华工，又是难侨，被迫害回国，父母的苦难挽救了她，使她不须洗脑而进入了辅导员的行列。而另一位同学就惨了，因她有两位母亲，也即她的父亲有两个老婆，而她又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父亲能娶两位老婆，于是，父亲这一“不清白”的历史，害得女儿要重回棠下大队洗脑！
那么，有没有人可以不去？有什么人可以不用去？原来，真有人可以不用去的，那就是出身于纯正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女，象阿元等，他们不但不用去，还被安排在广州钢铁厂等让人羡慕得不得了的好单位！这“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以解放前三年父母的阶级状况来划分的，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最可靠最革命的，包括他们的子女，所以，他们的子女也不需要“再教育”了，何况，他们都是最“正统”的红卫兵，应该有最好的回报。
就这样，在1968年夏秋之时，一个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的热潮掀起了，当年全国绝大多数的初、高中学生，都卷进了这个热潮之中。当局采取宣传、鼓动加强迫的做法，使得该去的人难以逃避，而那些“黑七类”子女，象阿兴兄妹等，更是毫无借口可言，不去也得去。
阿兴垂头丧气地从学校回到家中，想不到家里热闹非凡。原来，他的妹妹小芳，以及她的同学——小云、小玉、小英、小虹，正在客厅里讨论得很热烈。这班17岁的女红卫兵们，现在已不需要捍卫什么路线了，她们已脱下了绿军装，从火线上退下来，并回复了“女儿身”，似乎，她们正谈论着一个热门话题——上山下乡；她们也面临着和阿兴一样的抉择——上什么山下什么乡。不过，令阿兴感到惊讶的是，有几位似乎陌生的青年也在座。
看到阿兴愕然的样子，妹妹说：“他们是来自上海的战友，他们明天就回上海，今天来我们家坐坐。”
“欢迎，欢迎。”阿兴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忽然，他想起，他们就是曾在中山医学院见过的阿裴、阿淞和小沪，当时他们就是为那被打伤的阿国准备向对方声讨呢。不用说，那位块头很大的青年就是阿国了。
阿裴似介绍又似解释道：“我们是上海来的学生，和小芳她们是战友，同学催我们回去，要上山下乡了。”
阿兴感兴趣地问：“你们分到哪儿去？”
阿裴平静地说：“可以到苏北农村，也可以到黑龙江北大荒军垦农场。”
“黑龙江？北大荒？……”阿兴一屁股坐下，惊讶得张大口，“那肯定没有谁去吧，那么远！”
妹妹小芳接着说：“阿裴正想要到北大荒去呢。”
“是吗？”阿兴瞪大眼睛望着他。
阿裴有点兴奋地说：“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报名去北大荒的。”
阿兴转头向阿国：“那么你们……”
阿国说：“我准备去云南。那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我喜欢那里的民歌。”
斯斯文文，戴着一副眼睛的阿淞说：“我去内蒙。我喜欢在大草原上放牧，纵马驰骋，还有那蒙古包，那篝火，那马头琴……一定很有诗意。”
小沪兴奋地说：“我要去得更远一些，我喜欢新疆，那里不仅有草原，还有雪山，还有戈壁，还有天池，我最喜欢新疆的歌曲和舞蹈，我准备去那里。”
阿兴看到，小沪脱了戎装，又有另一番风韵，江南女孩的妩媚令阿兴忍不住时时瞟她几眼。
阿裴继续说：“我认为，要去就去远一些，这样才能经风雨见世面。”
听了他们的话，阿兴惊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他想不到，这几位上海的同龄人，生性如此浪漫，志向如此远大。上山下乡啊，落户农村落户边疆啊，难道是去旅游，去考察？
这时，在座的小云问：“三哥，你们学校去哪儿？”
阿兴答：“要么三水、博罗农村，要么雷州农场。”
小云继续问：“那你打算去哪儿？”
听她的口气，好象现在报名参加旅行团一样轻松。阿兴叹一口气，说：“我未想过要去的。”
一旁的小英插嘴道：“怎能不去？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呀！”
面对着这群只有17岁的小女孩，阿兴觉得很难谈得拢，他反问道：“那你们学校去哪儿？”
个子矮小的小虹说：“到东莞农村，或者到海南岛。”
阿兴担心地扫射着她们的脸，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你们……打算……”
高个的小玉立即说：“当然是海南岛啦！”
阿兴再问：“为什么？”
小云抢先回答：“那还用说！海南有山有海，有胶林有椰林，还有咖啡园、可可园，一定很有诗意。”
阿兴不满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你去过哪儿吗？”
小云反驳道：“我没有去过，不过海南属亚热带地方，和印尼差不多的。”
阿兴忽然想起，小云是被苏哈托将军驱赶回国的，她是华侨学生，应该不用上山下乡吧，于是，他故意说道：“还是你好，是华侨学生，不用去的。”
小云又反驳道：“谁说华侨学生不用去的，一样要去。就算不让我去，我也要去的！”
此时，阿兴倒是关心起自己的妹妹来了，他扭头问：“那阿芳你……”
妹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五位是一体，当然一起去海南的。”
阿兴不安地问：“爸妈会同意吗？”
妹妹反问：“爸妈可以不同意吗？”说完，她眼中也闪过一丝忧伤。
这时，小云说：“三哥，不如你也和我们一起去海南吧，我哥哥也打算跟我们一起去的。”
阿兴为难地说：“我没想过去海南，那么远……”
见阿兴不同意，她们又热烈地谈论开了，这时，上海青年阿裴说：“那也好，那也好，到时，我们在祖国的最北方，你们在祖国的最南边，大家一起战天斗地！”
阿兴看着这群热血青年，觉得自己坐在那里，也是个多余的人，不禁自惭形秽，独自走到露天的楼梯上，望着碧蓝的天空出神。
（二十四）
晚饭时，阿兴一家四口在闷闷地吃着，他们餐桌上的愉快气氛已消失一两年了。
席间，阿兴忍了几次，终于说出来：“爸，妈，阿芳说要去海南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大张旗鼓，阿兴的父母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听到这话，并没有很大的震惊。
母亲问：“一定要去的吗？”
妹妹答：“大家都要去的。”
父亲说：“要去，也就到附近农村吧，回来也容易些。”
妹妹说：“我不习惯农村生活的，农场有组织，同学大家都在一起。”
母亲担心地问阿兴：“你呢？也要去吗？……”
阿兴叹息道：“我……还没决定。”
对于妹妹的决定，两位落难的老人也自知无法改变，更不敢阻拦，否则罪加一等。甚至他们已预料到，儿子大概也不能幸免。他们不再说什么，但阿兴觉察到，他们都吃不下饭了。试想想，自己那只有17岁的女儿，20岁的儿子，突然间要离开，要到遥远陌生的农村或农场，而且把户口也迁去，不知能否再回来，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人间悲剧，只不过，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这悲剧被披上一块殷红的幕布罢了。
晚饭后，阿兴匆匆赶到阿潜家。应该是意料之中事吧，阿潜一家齐集；稍感以外的，是阿勋、小迈、小婉等也在座。
一见阿兴进门，阿潜即喊道：“知道你会早早来的，快坐下，商量对策。”
阿兴问阿恒：“你们学校去哪儿？”阿恒、小婉、小萍都是同一所学校的。
阿恒答道：“去海南，叫琼海县，似乎在海南的东面。”
小迈道：“我们学校也是去海南，是去琼中县，应该是五指山那里吧。”
阿勋道：“海南去不得，要去也跟我到斗门农场，那里近些。”
阿兴喃喃道：“海南的确太远了吧，隔了一条琼州海峡，不如跟我们到雷州，也算是大陆这边……”
小萍道：“雷州也够远的，我又不认识你们的同学，要去我也和自己的同学一起……”
小萍的话还没有讲完，老父亲即几乎跳起，大声地说：“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哪有这样的道理，强迫十几岁的学生到那些穷乡僻壤，这不是害了他们吗？”
母亲也说话了：“我有四个儿女，阿庸读到大学，前途未卜；他们三个，都要离开家庭，上山下乡，我当母亲的，实在无法接受。”
阿兴半是安慰半是猜测地说：“可能去三两年就能回来的，就当去参加农忙吧。”所谓“农忙”，是阿兴他们读书时，每到农忙时节，学校就组织他们到附近农村，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俗称“三同”，农村的生活简朴，劳动如插秧、割稻等也辛苦，但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的确既新鲜又可得到很好的锻炼；所以，那一周的农村生活，反而是他们每年所期盼的。
阿勋马上插嘴：“别那么天真，我1964年初中毕业后去农场，原来也以为去两三年的，现在看来更是遥遥无期了。”
阿潜道：“这次和农忙不同，是把户口也迁走的，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回来的，一辈子呆在农村或农场，真不可想象！”
小婉道：“我只去过一次农忙，那狗虱和蚊子咬得我浑身都起了红疱，现在想起来也怕。”
小迈道：“可能我们真的娇生惯养，到了农村和边疆，会锻炼得坚强些吧，就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还有民主主义战士等，也在流放地西伯利亚得到锻炼，好象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时，唯一可以暂时逃过此劫的大学生阿庸发话了：“太天真，太天真！你有没有想过，多少十二月党人和民主战士被埋葬在西伯利亚，并非个个都如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幸存而回的；就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吧，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整整二十年，虽然最终返回故乡萨拉托夫，但身心已受到严重损害，在故乡只生活了四个月，就与世长辞，流放会得到锻炼？！”
阿兴有话要说了：“我们扯得太远了吧，怎么说到流放？现在是上山下乡，总不应和过去的流放相提并论吧。”
老父亲接着说：“上山下乡到底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但要青年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想不通，那些贫下中，大字也不识几个，他们能教育城里的学生？”
母亲反驳道：“这个你就不知了，不是叫他们教文化知识，而是要城里的学生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品德。”
父亲不服气了，再反驳道：“那些贫下中农基本上是文盲，有什么好思想好品德？”
母亲回答，尽管语气并不强硬：“总有些吧，如勤劳啦，朴素啦……”
还没讲完，父亲即大声反驳：“勤劳？朴素？你看看他们过的什么生活，象我们乡下的亲戚，他们能不勤劳吗？能不朴素吗？”
母亲生气了：“唉，你别这么大声好不好，让别人听见了够你受的！”
父亲意犹未尽，继续说：“你不要以为我退休多年，我也天天看书看报学习的，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本身也要受教育，怎么去教育学生？”
母亲再度反驳：“那是他几十年前讲的吧，现在就不同了嘛。”
阿庸挥挥手，说：“不必争了，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个漂亮的借口罢了，运动搞了两年多，全国的高中生、初中生，少说也有一千万吧，怎么安置？都呆在城里，还不闹事？这个化整为零的办法，够绝的！”
大家也觉得，大学生毕竟是大学生，一说话就不同凡响，不由你不赞同。阿潜也见父母在争个不休，且难以有个结论，于是岔开话题：“不管上山下乡有没有必要，能否得到锻炼，有什么目的，都不说它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阿恒、小萍和小婉齐声说：“我也不去！”
小迈望了一眼阿勋，说：“我也不去。”
于是，满屋子的人，都看着阿兴，因为只有他没有表态。
阿兴嗫嚅着，半天才说：“我很难……我家的情况跟你们不同……我可能……不能不去的……”
阿潜马上大声说：“你不要去，我们都不去，我就不信会用枪押着我们上山下乡的。”
是夜，阿兴回到家里，父母已经睡下，但他分明感觉到，他们辗转反侧，唉声叹气，久久也未能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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