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上所述，当年的香港西医学院（香港大学前身），颁授“博士学位”给攻读了5年医学的孙中山，就不是很奇怪的事。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孙中山获得了“博士学位”。叙述孙中山这段历史的文章和著作，一般都回避“学位”问题，即使提到，我市的学者的说法也有不同，《博爱如天》（孙中山故事）一书，说他“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欧凤威先生说“被书院授予医学及外科学位”；萧嘉先生说“接受了所授予的医科硕士学位”……而一般文章，多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其后的日子，“孙逸仙博士”的称谓，流行于国内外数十年，想必也多指“医生”而兼有敬仰之意吧。（08年8月2日） 

        石岐中西药局

          陈迪秋

1892年12月，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期间，还在草堆街80号开设“中西药局”。1893年，孙中山迁“中西药局”于广州，在广州西关冼基设立“东西药局”。其时，南朗籍乡人程北海在石岐开设一家“北海草药店”，在现今孙文西路红星冰室左侧。不久，孙中山与程北海合股在“北海草药店”附近开设“东西药局”支店，称“中西药局”。

石岐中西药局在什么地方？有研究学者认为就是“北海草药店”，据我的考证，应在石岐西门口，即现今的孙文西路47号。

孙中山曾亲题“中西药局”的牌匾。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回，程北海急令工人将“孙文”二字铲去。工人说：“二字铲去仍有痕迹怎么办？”程北海只好将此牌匾毁了。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回“北海草药店”躲藏，但不能回“中西药局”。不久，他离开石岐去香港。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北海草药店所在的迎恩街辟成大马路，改称孙文西路，程北海父子乘势改营中西成药，店号仍用“中西药局”，还漆写大字“国父首创”作为市招。

从美国胡纪文先生带来的一批老照片中，有一幅是学生游行的旧照片，照片右侧，中西药局的铺面，骑楼的圆柱上及正面横栏上显现出的“中西大药局”字样，清晰可见。

笔者小时住悦来街，天天上街玩耍，“中西药局”铺面模样，至今仍依稀记得。（08年8月2日）

    从“医人”到“医国” 

                               陈贤庆

在高中语文课本中，往往会收入一篇鲁迅先生写的《〈呐喊〉自序》，中学生们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历。然而，他们也许不知道，孙中山比鲁迅更早“弃医”，所不同的是，孙中山并非“从文”，而是走了一条从“医人”到“医国”的道路。

孙中山由于较早接触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他在年青时便表现出了叛逆的性格。1884年夏，孙中山17岁时从檀香山回国，在村中反对迷信活动，与好友陆浩东一起损坏了村中北帝庙的神像，为乡绅所不容，被迫离乡到香港读书。而这，恰好为他日后的成长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在香港读书期间，孙中山常于课余假日，到澳门、广州等地，结交同龄的进步青年，如同乡好友杨鹤龄，同学陈少白、尢列等，交流思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纵论国事。杨鹤龄家境殷实，香港中环的店铺“杨耀记”，以及澳门水坑尾巷14号杨宅，便是他们经常聚会之所。孙中山后来自己回忆说：“予与陈、尢、杨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之间戚友交游，皆呼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当年，孙中山等四人言行与众不同，一般人并不理解，孙中山形象地叙述“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因此，孙中山与杨鹤龄、陈少白、尢列被时人称为“四大寇”；而澳门水坑尾巷14号杨宅，由此被称为“杨四寇堂”。此外，同乡兼好友陆浩东其时在上海工作，回粤探亲时，也参与孙、陈、尢的聚会。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后，当了一位执业医生，而且是一位很称职的、享誉省港澳的医生。如果孙中山继续行医，无疑，他会成为医学界的泰斗。但是，从小就具有忧国忧民意识，并富有造反精神的孙中山，很难满足于只医治好上百上千的身体病痛者，他痛惜国家衰败，人民贫弱，他想到的，是如何挽救人民，如何振兴中国。不久，他即深感“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事业亦然”。所以，他决计“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

孙中山是伟人，但不是神人和圣人，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寻找到正确的救国救民之路。在此途中，孙中山也是“上下而求索”，经历碰壁和挫折的，这在下一节中会叙述到。

但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行动，有毅力的青少年，终能成就大事。革命家、文学家梁启超在1900年时曾大声疾呼：“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孙中山和其他“少年”，尤其是香山籍的“少年”，正是以富国强民为己任，毅然投身到改良社会，尤其是艰苦的民主革命中去的。（08年8月9日）

     说说“四大寇” 

                              观潮

“寇”者，与“盗贼”“土匪”等同义。被别人称为“寇”，并不光彩。但是，世间事，有时又未必绝对。在封建时代，“寇”也有高下之分，虽打家劫舍但专劫富济贫者，民众并不怎么憎恨，所谓“盗亦有道”也。

当年，在香港读书的孙中山以及杨鹤龄、陈少白、尢列四人，只是读书人，并非“盗贼”，何以被称为“四大寇”？皆因此四人，数年间，常聚集一起，意气风发，议论国事，抨击朝政，言他人不敢之言，其“胆大妄为”“犯上谋乱”的言行，令胆小怕事者惊恐，故以“寇”称之。这“寇”字，可以说亦贬亦褒，所以孙中山也欣然接受。

“四大寇”之相识也有趣。孙中山与杨鹤龄同乡（杨出生于澳门），自幼相识，过从甚密。1879年6月，孙中山去檀香山读书，与杨鹤龄分开。1882年，杨鹤龄到广州算学馆求学，与顺德人尢列同窗，进而结为莫逆之交。1886年孙中山到广州进入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读书，与杨鹤龄重逢，因此，也认识了尢列。翌年秋，孙中山又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结识了同学、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人陈少白。于是，孙、杨、陈、尢四人便成为好友。其时，他们都只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四人中，年龄最大者为尢列，1885年生，其次为孙中山（1866年生）、杨鹤龄（1868年生）、陈少白（1869年生）。孙中山的三位好友，其后都成了他的战友，杨鹤龄于1895年加入兴中会。1911年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孙中山总统府顾问等职。晚年居澳门。1934年8月29日病逝。陈少白参与成立兴中会和同盟会。任香港同盟会会长。1911年后，曾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孙中山总统府顾问等职。1922年以后致力于家乡建设事业。1934年12月23日病逝于北平。尢 列于1895年在香港参加兴中会，先后在国内、日本、南洋等地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组织救世军，反对袁世凯称帝。1921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顾问，此后脱离政界。1932年被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36年11月12日在南京病逝。

顺便一提，“四大寇”中的“尢列”，“尢”是个姓，没有右上角的一点，读作“汪”。不少书籍文章误为“尤”字，这是不应该的。（08年8月9日）

   从孙中山的择业观其志向

    李伯新

孙中山先生为求我国人民的自由平等而不懈奋斗，在其青年时代，他把自己选择的职业和祖国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这种高尚的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很值得敬仰。

孙中山少年时代，在乡间读私塾。孙中山虽也和其他学子一样攻读诗书，潜修国学，但是，孙中山反对“死读书”，他自己的抱负则是“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以他的天资，去考取科举，肯定有希望。但是，孙中山从思想上根本反对科举制度，他曾说，近代人所立之理想，应是“注意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

孙中山到了檀香山求学期间，受到宗教教育的感染，渐渐想受洗礼入教。有朋友希望他投考神学院，将来当一名传教士，为大众布福音。但孙中山没有作出这一选择。转到香港求学时，孙中山又想进入海军学校，当一名海军，御侮图强，但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国的海军学校被炮轰击毁，孙中山的愿望破灭。孙中山又想进陆军学校，但得不到政府的帮助，也进不了。其后，他又想当一名法律家，为贫苦大众谋利益，但中国当时没有法律学校，这愿望也实现不了。

后来，孙中山选择了学医。孙中山学医的原因，除了观潮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过的，还有一事对他产生直接的刺激。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官兵死伤甚多，呻吟于路，情状可悲。李鸿章在天津西医院挑选医务人员分赴汉口、旅顺随营医疗，这是中国军队应用中西药的开端。关心时事的孙中山，对发生惨状的同胞怜悯同情，又在投笔从戎不遂的情况下，决定转而学医，以新医术救助国人。于是，他进入了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医校学医，后转到香港西医书院。

孙中山在学医期间，他的思想不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上，而是不断地“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他对清廷的政治黑暗，外交失败感到痛惜，曾与杨鹤龄、陈少白、尢列等青年一起谈理想，论政治，关心国家的安危，猛烈抨击时弊。

孙中山毕业后在省港澳以及香山等地行医，医术与医德饮誉社会。许多人都认为干医生这一行是很难得的，是别人求上门的职业，何等优哉悠哉！但是孙中山却不满足，在行医期间，孙中山更多地接触到下层的民众，更深感国弱民贫，深感这不是光治愈几个病人所能解决的。作为炎黄子孙一份子，孙中山燃起了改良国家的热忱，他认为这比医治几个病人来得更为迫切，所以他抽出许多时间回家乡，向农民进行选种施肥、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革乡政、防贼防盗等宣传，他希望自己的故乡改造得成为一个富足安宁的地方，并以此作为“园地”进行试验。后来，当他在改良的道路上碰壁时，他又决定改变主张，走武装推翻封建王朝的道路，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从孙中山的择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理想和抱负，始终是与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密不可分的；始终以国家民族的最需要为自己的职业。这也应该成为当今年轻人择业时的借鉴。（08年8月9日）

     在改良的道路上求索 

                             陈贤庆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便在澳门、广州、香山等地行医。虽然，孙中山的医术与医德都非常好，医名有口皆碑，但是，在行医的过程中，孙中山也渐渐感到，行医只能医治有限人群的病痛，却不能挽救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民众，更不能使国家摆脱贫弱的现状。于是，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决心从“医人”转向“医国”。

然而，怎样才能医治病入膏肓的国家？如果说，孙中山很快地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又或者说，孙中山轻而易举地决定“弃医”而走造反革命的道路，那是不准确，也不客观的。如同其他伟大的革命家，尤其是革命的先行者，都经历过“上下而求索”的过程一样，孙中山在“求索”之初，曾经是一位热衷于“社会改良”的“改良主义者”。

孙中山在求学期间，就思想着如何医治国家的良方。与孙中山有着相同志向者不乏其人，他的广东籍同乡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当时，有两位郑姓的香山籍前辈，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改良主义者”，一位叫郑藻如，一位叫郑观应，孙中山受他们的的影响很大。郑藻如，香山濠头乡人，官至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等，曾出任美国、秘鲁等国公使。致力于洋务运动。郑观应，香山三乡镇人，著名买办及政论家，著有《盛世危言》一书。1890年，还在香港读书的孙中山，就上书退休在家乡的郑藻如，提出自己对乡政建设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教导乡民植果蓄木、种桑养蚕，官府立法禁鸦片毒，力主办学育才……孙中山还经常到澳门拜访在那一度隐居的郑观应，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也记载了孙中山的一些活动和主张。

我们介绍过，孙中山轻视“科举”，不想走科举致仕的道路，但是，当有“当官”的机会到来时，年轻的孙中山也并非视如粪土而不折腰。当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时，尚无在香港行医的法律地位。根据校方教务长康德黎的建议，香港总督罗便臣通过在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将孙中山和考试得第二的同学江英华推荐给北洋大臣、香港西医书院名誉校董李鸿章。李鸿章给罗便臣复信说他两人可到京候缺。这个“候缺”，是封建科举和官制的特产之一。由于僧多粥少，官职不够，于是，许多够“当官”条件的人只能“候缺”，即等待某个位子空出，再补上。有的人是“候缺”上了，但有不少人是终生“候缺”的。孙中山与江英华当时并不拒绝“候缺”，准备北上应聘。但是，因为两广总督衙门诸多为难，两人愤然而归，放弃北上。假设孙中山能北上成功，候补了某一京职，历史或许又会改写。

1894年1月，正在广州行医的孙中山，突然悄悄地回到翠亨村的家中，闭门十多天，写出了一封8000多字的长信，准备呈送给李鸿章。这信，史称《上李鸿章书》。信稿拟好后，他匆匆赶回广州，请陈少白稍加修改。在此信中，孙中山根据郑观应的观点，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四大主张。他认为，“此四事者，乃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同年6月，孙中山带着此信，与陆浩东北上天津。路过上海时，他们拜访了郑观应。郑看罢《上李鸿章书》，即写信给洋务派著名人物盛宣怀，托他将孙中山推荐给李鸿章。在郑家，孙中山还认识了维新派人物王韬；王韬除了为《上李鸿章书》修改润饰，还给为李鸿章管文案的罗丰禄写了介绍信。6月下旬，孙中山和陆浩东到达天津，凭着郑观应和王韬的介绍信，孙中山的上书顺利地转到了李鸿章的手中。如果李鸿章能够接纳了孙中山的观点，在中国推行维新，则孙中山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历史也要改写。但是，在晚清的中国，即使是温和的改革，也会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李鸿章虽积极推行洋务运动，但也不敢进行大胆的政治改革。年轻的孙中山并没有受到李鸿章的重视，上书没有回音，人也没有获到接见。

上书无效，孙中山大失所望。在南归途中，他目睹清政府的种种腐败现象。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以倾覆而复更之”。也就是说，上书李鸿章失败，促使孙中山走上了武装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08年8月16日）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观潮

“危”字在古汉语中，除了“危险”，还有“高”“直”等义。“危言”，颜师古解释：“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曰危言。”

1921年6月15日，发行于上海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讣告：“清授荣禄大夫、原任广西左江道郑公陶斋，于夏历五月初九日寅时寿终。”讣告中所提到的“郑公陶斋”，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洋务实业家、维新思想家郑观应。

87年前的6月14日，这位从广东香山县走出去而最终成为影响中国的人物，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内寂寞地离开人世。郑观应的经历很曲折，很丰富，本文就不作全面介绍，但是，必须要提到的，则是他给历史留下的那部饱含忧国忧民思想的著作《盛世危言》。

1842年7月24日，郑观应出生于三乡镇雍陌村。少年时在家乡随父亲学习。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渐渐成为上海滩的名人。他是工商巨子，一方面也不停思考中国的命运。他先后写出了《救世揭要》和《易言》。中法战争之后，他在《易言》基础上完成5卷本《盛世危言》，于1894年出版。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又两次增改，最后形成8卷本30多万字的《盛世危言》。在书中他提出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并首次提出“兵战”不如“商战”的观点。　

郑观应数十年任职于洋行、参与洋务运动和创办经营近代企业，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有深刻的认识。从《救世揭要》到《易言》，他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之道战胜列强，被誉为“救世之良药”。
　　《盛世危言》刊出后，人们更是竞相传阅，以至重印20余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对年轻的孙中山影响很大，他的《上李鸿章书》就是接受郑观应的观点写成的；对后来康有为领导的“戊戍变法”起到了先导的作用，对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也起到启蒙和激励作用。美国著名的学者R·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也说：“一本倡导改良呼吁技术进步的书——《盛世危言》，使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国必须借鉴西方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他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的考虑：为了中国的命运，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百年之后，当我们重读《盛世危言》时，还可以得出许多的感悟和启发。当前，我们亦欣逢盛世，但并非时时处处都是“歌舞升平”，人口压力、民族冲突、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经济转型、贫富差距，尤其是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问题，时刻在困扰着我们，不忌讳“危言”，多听“危言”，做到居安思危，才能使盛世持续。百年前郑观应所提出的改良政治、借鉴西方，正是我们今天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此外，在世界政局相对稳定的当今，“兵战”的危险虽依然存在，但是，“商战”则显得尤为重要，商战的胜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三乡镇雍陌村的郑观应故居犹在，这位近代改良思想家的铜像坐落在三乡文化广场上，他正以殷切的目光，注视着家乡的人民，如何创造盛世，维持盛世……（08年8月16日）

    檀岛首创兴中会

     陈贤庆

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期间，以及其后在行医期间，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893年冬，孙中山邀集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尢列以及同乡程璧光、程耀寰、程奎光兄弟（三人当时为清海军管带）等，在广州南园的抗风轩开会。在会上，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斗争口号。“鞑虏”指北方的少数民族，“华夏”特指汉民族。但孙中山的矛头所指，是满清的统治阶级；要结束的，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因而，这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口号。孙中山还打算成立一个团体，但因人数不多，没有组成。

上书李鸿章失望后，孙中山彻底抛弃了改良的思想。他决心创立一个革命的团体，走武装推翻满清统治的道路。但是，在什么地方组织这样的一个团体？在清朝末年，满清皇室贵族以及大小官僚，亦在垂死挣扎，在国内实行高压统治。广大的民众，长期受压迫受剥削，大多成为鲁迅先生笔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孔乙己、华老栓、阿Q、润土式的人物。敢于起来抗争造反、推翻封建统治的先进的中国人，还在少数。孙中山想到了离乡背井到了檀香山谋生的华工，想到了广大的海外华侨，他们虽受到了异国资本家的压迫，但也接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制意识，在华侨中成立反清的革命团体，比较有可能实现。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拯救国家危亡的伟大抱负，从上海乘船经日本，再到曾经两度到过的檀香山。他首先去茂宜岛见了哥哥孙眉，陈述了自己要推翻清政府统治的伟大抱负。对弟弟的革命抱负，孙眉极力赞成，并且表示愿意划出一部分财产充当革命活动经费。他还写信给各埠亲友，希望他们接纳和支持孙中山。开始时，华侨们听到孙中山有“作乱谋反”的言论，也纷纷避开；响应者不多。孙中山并不气馁，经过一个多月的奔走努力，他终于动员了20多名关心祖国命运的侨胞，于11月24日在檀香山正埠的卑涉银行经理、香山三乡籍人何宽的住处，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除了孙中山、何宽，香山籍的人士还有石岐北台村人杨著昆、南朗安定村人程蔚南、三乡西山村人钟工宇、南朗翠亨村人陆灿，以及陈南、刘寿、刘卓、卓海等。在会上，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由他草拟的《兴中会章程》也获得大会通过。在《兴中会章程》第九条中，明确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孙中山宣读章程后，又领大家举行宣誓仪式。誓词内容是：“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从兴中会的章程和誓词中可知，兴中会虽有“倘有贰心，神明鉴察”这类封建团体的痕迹，但其实质已不是过去那种“反清复明”的“洪门”“三合会”等组织，孙中山他们革命的最终目标，除了要驱除满清统治者，还要“创立合众政府”，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

兴中会成立大会后，经过数月的发动，到1895年春夏间，加入兴中会的华侨，有名可考者为129人。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不仅较早入会，还当选为茂宜分会的主席。会员中，香山县籍的占56.3%。

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也可以说是一个政党。它的成立之日——11月24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建党日。兴中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从此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而兴中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孙中山，也从此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对此，毛泽东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来说，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这年，他28岁，还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08年8月23日）

     孙中山不是陈胜、吴广

        观潮

之所以将孙中山与陈胜、吴广扯到一块，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方面——他们都是“革命者”。然而，孙中山与陈胜、吴广又不尽相同。陈胜、吴广，西汉时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就说他们，是“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总之，就是将他们尽量地贬低。而事实上，陈胜、吴广就是贫民、奴隶出身，被征发到边疆渔阳去做苦力，中途在大泽乡遇到大雨，误了日期，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引用他们的话来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吴广之所以举行起义，乃被逼上了绝路，不起义则更无可生存。

孙中山最终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以武装起义的方式，要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孙中山并非被逼上了绝路，甚至可以说，他已经享受着小康的生活，他革命，绝不是仅仅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反而是在艰苦的革命过程中，使自己已得的利益丧失。

孙中山少年时代过着艰苦的生活，1871年孙中山5岁时，17岁的哥哥孙眉因家境困难，被迫离乡背井，跟随亲戚飘洋过海去到檀香山谋生。开始在一家菜园里当雇工，后来到茂宜岛垦荒，经营农牧业兼商业。数年后，他成为当地首富，被尊称为“茂宜王”。哥哥富有了，也使得孙中山一家的境况有了好转。孙中山获得了到檀香山以及广州、香港读书的机会。

1885年（另一说1884年），孙眉寄钱回家，嘱告父母尽快为孙中山完婚。5月26日，年仅19岁的孙中山在父母的包办下，与本县商人卢耀显的女儿卢慕贞结婚。婚后数年，他们先后生下儿子孙科（1891）、孙娫（1895）和孙婉（1896）。

1892年初，孙中山26岁，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五年级。大哥孙眉又寄一千两白银回家，委托孙中山主持修建新居。孙中山一改乡间传统的建筑风格，自己设计新居，他将他与夫人卢慕贞的住房改建成二层三开间的楼房，并在楼房前面加建两层骑廊。是年夏天，新居落成，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熟悉的孙中山故居。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成为一位执业的西医师。此外，他还自己在广州和石岐等地开设有中西药局，在行医和经商方面都有所成就。

综上所述，孙中山完全已经进入了当时的“上等人”的行列，有慈祥的父母，有安乐的居室，有贤惠的妻子，有可爱的儿女，有稳定的工作，有丰裕的收入，有兄长的援助……他完全可以过上优哉悠栽的生活。但是，孙中山还是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一条殃及到家人亲朋的道路。但是，他知道，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推翻腐朽的封建社会，才能使国家和人民脱离苦难。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中国的广大民众。孙中山后来的战友，许多也都不是“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陈胜、吴广们，有的甚至还是富户人家。所以说，孙中山及其战友们的革命，与陈胜、吴广们的被迫起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正因为孙中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亲自设计监督建成的新居，并没有享受几年。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家人也被迫远走檀香山躲避。新居闲置了16年之久。直到1912年，它的主人才重返故地。（08年8月23日）

     关于檀香山

檀香山即夏威夷，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夏威夷原是一个独立的岛国，1898年被美国吞并，1959年成为美国的一州。夏威夷因盛产檀香而出名。清朝嘉庆年间，夏威夷当地的土著人采运檀香到广州出售，中国人遂把夏威夷群岛称为檀香山。

檀香山群岛土地肥美，气候温和，荒地甚多，适宜种植甘蔗，发展制糖业。1852年，该地当局派人驾船来广州招收工人，“越二年招得195人来檀香山操种蔗之业。”于是，夏威夷当局陆续招募华工，来者日众。到了1898年，华工人数达到3.7万人，其中以香山、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等县的人居多。他们能刻苦耐劳，诚实朴素，博得当地土著的尊敬。孙中山的长兄孙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到檀香山后，和舅父一起垦荒，种植甘蔗水稻，并经营畜牧业，渐渐富裕以来。后来，孙眉在茂宜岛置有山地约千亩，成为巨富，当地土著和华人称他为“茂宜王”。香山县北台乡人杨著昆，也是经过艰苦的创业，成为檀香山的华侨巨富。曾旅居檀香山而成为名流富户的香山人，不在少数。他们都积极支持孙中山反清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08年8月23日）

        檀香山兴中会革命宣言（节选）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番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豪贤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08年8月23日）

        领导乙未广州起义

        陈贤庆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原计划要到美洲各地去活动。为何要到美洲去？原来，要革命，要起义，就需要经费，需要物质上的支持，而按照当时的条件，只有在华侨中才能得到帮助。虽然孙中山的兄长孙眉以及杨著昆等檀香山的富有华侨都积极支持孙中山，但是，还远远不够，所以，孙中山需要到美洲去，发动更多的华侨投身到反清的民主革命中去。

当时，在国内，中国与日本国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战争，战争从海上打到陆上。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中方各战线频频告急，而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对此手足无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而清政府还在热衷于庆贺慈禧太后的60寿辰。在这种形势下，曾在郑观应家里认识的孙中山的宋耀如，便致函孙中山迅速回国，以期指导革命。孙中山接到宋耀如的来信后，便放弃美洲之行，立即回国。

得知孙中山回国指导革命的消息，檀香山兴中会干事邓荫南、店主宋居仁等二十余位爱国志士，变卖自己的家产随孙中山回国参加革命，邓荫南还表示，投身国事“去而不返”，表现了视死如归的气概。孙眉也变卖部分家产，支持孙的革命。檀香山的兴中会员，共筹集到港币13000元，交给孙中山回国发动反清活动。从此，孙中山就常手握和支配从华侨中筹集到的巨款，不具备正直无私的品格，是不可能获得广大华侨的信任的。

1895年1月，孙中山返抵香港。随即约集旧友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鹤龄、尢列、黄咏商等商议扩大兴中会组织之事，并邀请香港辅仁文社负责人杨衢云、谢缵泰参加。他们欣然同意，并表示将辅仁文社合并于兴中会。2月18日，香港中环丹顿街13号“乾亨行”被正式确定为香港兴中会会所。同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

利用香港这特殊的地方，成立兴中会总部，无疑是很合适的。但是，革命的中心，毕竟还是在国内，成立兴中会总部后，孙中山即偕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邓荫南等人到了广州，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成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会址设在双门底东门外，由陆皓东、郑士良等在会所办事。程奎光、程璧光、左斗山、魏友琴、陈廷威、朱淇、苏复初等踊跃立誓入会，会员总数有数百人。孙中山等对外称此会为“农学会”以作掩护，还得到官绅潘宝璜、潘宝琳、刘学询等赞助。

此时，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国内群情激愤。3月16日，孙中山决定趁此时机在广州发动起义，其时，陆皓东设计了一种旗子，青天白日的图案，孙中山认为不错，决定采用为这次起义的军旗。

4月17日，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与日本外相伊藤博文签定了卖国的《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参加科举考试的1300位举人，发起了“公车上书”，引起清廷震惊。

孙中山在这种新形势的鼓舞下，认为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时机已到，10月10日，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七八人在香港总部开会，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起义总指挥。会后，杨衢云留在香港汇集起义人员，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潜回广州，与陆皓东等人会合。

原计划，议定以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潮汕及北江一带的会党和绿林为基本队伍，利用重阳节群众成群结队回乡扫墓的时机，由杨衢云带领3000人到广州，分头进攻各重要衙署，希望一举攻下广州，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上，直捣北京。

但是，到了重阳节（10月26日）那天早上，杨衢云突然致电孙中山等人，说“货（即指人）不能来”。孙中山知道，是起义计划泄露，即回电杨衢云，叫他“货不要来，以待后命”。然后，陈少白、孙中山等先后逃离广州。

原来，起义的讨满檄文，是革命志士朱淇所起草，他哥哥是个举人，知道这事，害怕被株连，向两广总督谭钟麟举报。清军四出逮捕参与起义的人员，陆皓东等5人被捕。杨衢云在香港，因枪械已装船，无法搬回，仍叫会党领袖朱贵全、丘四等随船到广州，结果，朱、丘等40多人被捕。随后，陆皓东、朱全贵、丘四被杀害。程奎光被告密，遭逮捕监禁，后病死狱中。

乙未（1895年）广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反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是孙中山领导武装斗争的起点。（08年9月6日）

    宋耀如其人 

        陈贤庆

在《孙中山领导乙未广州起义》一文中，我们提到这样的内容：“……在这种形势下，曾在郑观应家里认识孙中山的宋耀如，便致函孙中山迅速回国，以期指导革命。孙中山接到宋耀如的来信后，便放弃美洲之行，立即回国。”有学生来电询问：“宋耀如是什么人？为什么一叫，孙中山就会回国？……”我说：“宋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他大惑不解地问：“基督教传教士也会支持革命？……”看来，对这位“传教士”，不作足够的解释，恐怕“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的香山县，比他早三年，即1863年，在广东海南岛的文昌县古路园村，一个破落的韩姓商人家庭也诞生了一位男孩，取名韩教准。1872年，韩教准九岁时，因家庭贫寒，不得不随哥哥政准，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当学徒。1875年，韩教准的婶婶宋氏之弟从美国回乡招工，以扩大他在美国经营的事业。宋氏舅舅对海外生活的生动描述，深深地吸引了年仅十岁的教准。他恳求父母让他随同舅舅出洋谋生，并最终打动了父母及舅舅。舅舅保证要像爱护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照料好教准。于是，韩教准成为舅舅的嗣子，从此改姓为宋，叫宋嘉树，字耀如。
   宋耀如的舅舅在美国波士顿开着市内唯一的一家中国丝茶号，生意兴隆，声誉良好。宋耀如到波士顿不久，舅舅为其聘请了英语教师，并亲自教他打算盘、结账查账、盘货验货等，希望将来嗣子能顺利继承宋姓的这份家业并将其发扬光大。   

宋耀如英语教师是林肯总统的崇拜者，通过他，年少的宋耀如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并在内心逐渐萌生了祖国独立、民族革命的朦胧意识。 三年的学徒生涯过去了，这时，两位中国留学生的来访，打破了宋耀如平静的生活，促使了他以后的冒险行动。他们一个叫牛尚周，一个叫温秉忠，是中国派出的官方留学生。两人热情地鼓励与支持宋耀如出外求学。嗣子的愿望显然违背了养父的意愿，但为了追求，只有出走。1878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宋耀如毅然放弃稳定良好的生活和现成的家业，逃出养父的丝茶号，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养父的追踪下，他东躲西藏，就在山穷水尽时，一位长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老人名叫查理·琼斯，原是美国联邦海军军官，他也是林肯的崇拜者。为了帮助宋耀如实现梦想，老人推荐他到隶属于马萨诸塞州的名为“阿尔贝特·加伦汀”的一艘缉私艇上服役，以便暂时摆脱困境。
    服役期间，年少的宋耀如表现得非常出色，不久即博得了船长艾里克·加布里尔逊上尉的欣赏与喜爱，他给予了宋耀如父亲般的关怀，不但帮宋耀如找工作，其后还帮助他上大学。为了纪念曾经给予他极大的精神与物质帮助的那位慈祥的老人，宋耀如接受了洗礼，给自己取教名为查理·琼斯·宋。后俗称他为“查理宋”。   

1881年，宋耀如进入杜克大学，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念完大学预科，于1882年转到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就读。1885年，宋耀如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被授予监理会见习牧师称号。
     1886年1月，宋耀如乘海轮回到了久别的祖国，抵达上海陆家嘴码头。 教长林乐知派宋耀如去苏州牧区的昆山任职。宋耀如在传教之余，进行了经商活动，很快就赚到了一大笔钱。之后宋又被派到上海西南的七宝镇，通过经商得来的资金，他在传教的同时又在当地筹办了一所教会学塾、一个儿童乐园及一间医药所。1888年9月，宋耀如由见习牧师转为正式牧师。
    在教会学塾，宋耀如向学生们讲述美国的独立战争、林肯总统和他的有关民主与自由的主张，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封建专制。宋耀如的言行不仅得罪了清廷，也为美国监理会所不容，林乐知为此对宋耀如进行了种种刁难与限制。1892年，宋耀如辞去布道团的职务，转而经商，为了干一些自己想干的、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事，宋耀如同时出任了几家洋行的买办，因为头脑灵活，很快就腰缠万贯。他还大量翻印西学书刊，介绍西学。但他仍是传播福音的基督教牧师。
    在当时的上海，有一个倪姓的士大夫家庭。主人倪韫山，和宋耀如一样，也是一位中国籍的牧师。倪韫山与徐姓妻子生下女儿倪桂清、倪桂珍和倪桂姝。大女儿和小女儿分别嫁给了牛尚周与温秉忠。经由昔日波士顿认识的这两位朋友的牵线，宋耀如与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在教会办女校任教员的倪桂珍结识，两人一见钟情并结婚。1889年7月15日，宋耀如与倪桂珍在上海生下大女儿宋霭龄；1893年1月27日，他们又生下了一位漂亮可爱的女儿，取名宋庆龄。

就在宋庆龄诞生一年多后，孙中山与陆皓东经上海到天津，准备上书李鸿章。在上海期间，孙中山拜访了同乡郑观应。郑观应给孙中山介绍了热心传教和办实业、向往革命并喜欢结识革命志士的宋耀如。结果，二人一见如故。孙中山从天津回到上海后，宋耀如联系中文版《万国公报》编辑部，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改成短论形式，在《万国公报》第九、第十号上发表。这期间，孙中山、陆皓东和宋耀如三人在宋耀如家里以及宋耀如的印刷厂里“屡作终夕谈”，交换有关革命问题的意见。对清廷专制统治的不满，对西方民主与富强之学的崇尚，使宋、孙二人很快结为密友，孙中山成了宋耀如家的常客。在宋耀如的家，孙中山不时看到已经5岁多的宋霭龄，以及不时看到已经会走路、并正牙牙学语的小庆龄，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宋耀如既是一位传教士，又是一位实业家，还是一个革命家。他是那个时代所产生的特殊的人物。他召唤孙中山回国指导革命，就不是很奇怪的事。至于日后他如何支持孙中山革命，以及宋家与孙中山的关系，则要留到合适的时候再作叙述了。（08年9月13日）

     革命烈士陆皓东

        陈贤庆

在“走近孙中山”陆续介绍孙中山生平事迹的文章中，不时提到“陆皓东”这人。在中国近代史中，陆皓东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同时，他也是中山人的骄傲，因为，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孙中山语）。

陆皓东是香山县翠亨村人，与孙中山为同乡。陆皓东的经历也颇为不平凡，他虽是翠亨村人，却出生于上海。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的中秋节，陆皓东诞生在一个富商家庭。父亲陆晓帆，长期在沪经商，积有一定的产业，家资颇丰。身为香山人，为何到上海经商？这还需加以说明。香山人与上海的渊源颇深，香山是我国近代对外开放的门户，香山人最早与外国商人接触，渐渐形成了“买办”这一阶层。从“香山买办”，逐渐形成了“香山商人”。当我国的商业中心从广州北移到上海、天津时，那些香山买办与商人也随之而北上，仍在上海、天津等商埠唱主角。所以，陆皓东的父亲长期在上海经商，就不是很奇怪的事。

由于是在中秋节诞生，陆皓东的小名叫“中桂”，字“献香”，别号才是“皓东”，都跟“中秋节”颇有关系。陆皓东儿童时在上海生活，9岁那年即1876年，父亲去世，母亲带他返回翠亨村读私塾，与比他大一岁的孙文同学。因志趣相投，他俩成为好朋友。三年后即1879年，孙中山远赴檀香山求学，与陆皓东暂时分开。1883年7月，孙中山回到家乡，与陆皓东重逢。16岁的陆皓东，对从海外带回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孙中山十分敬佩。是年冬，两人不满村人的迷信活动，将村中北极庙内的两尊菩萨的手指折断，遭乡人责难，于是，两人一起离乡赴香港，并在香港受洗礼入基督教。

次年即1884年（一说1885年），陆皓东考入上海电报学堂，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电报局供职，不久升为领班。但是，忧国忧民的陆皓东满足于当一位译员的工作，他每次回乡路过香港，都参与孙中山等“四大寇”谈论国事，寻求救国之路。1890年，陆皓东离开上海返乡，与黎小卿结婚。婚后，陆皓东仍常与孙中山等来往，黎小卿疑其对自己感情不好。1893年，陆皓东与尢列在顺德创办兴利蚕子公司，孙中山偕陈少白多次到访，并撰联“兴创自我，利归于农”示贺。

1894年夏，孙中山欲北上上书李鸿章，陪同人非陆皓东莫属。上书失败，陆皓东也如孙中山，坚定了推翻清皇朝的决心和勇气。他慷慨地将父亲死后的遗产全部提取出来，充当革命活动的经费。

1895年初，陆皓东协助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稍后，他又负责兴中会广州分会的工作，并积极准备策动广州起义。为配合起义，陆皓东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此旗图案，后来演变成为国民党党旗图案。

广州起义时，陆皓东担任参谋职务。起义失败后，陆皓东完全有时间转移，但是，他发觉革命党名单仍留在指挥部里，便不顾个人安危和党人劝阻，毅然返回原地，将名单烧毁，但随后不幸被捕。

在南海县公堂，陆皓东受尽酷刑。衙役用竹签插进他的手指甲中，将其牙齿一颗颗凿落，但他仍坚贞不屈，拒不招供，只写下如此供词：“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亨村人，年29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继我而起者不可以尽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三年后，参与戊戌维新失败的湖南人谭嗣同被捕，行刑前，谭嗣同感慨中国没有为改良而牺牲者，大呼“有之，请自嗣同始”。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常选入梁启超所写的《谭嗣同》一文，学生们记住了谭嗣同的这句感天动地的言语。我认为，为共和革命而比谭嗣同早牺牲三年的陆皓东，他行刑前所说的“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继我而起者不可以尽杀”之语，则更为惊天地，泣鬼神，更值得后辈钦敬。

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在广州英勇就义。陆皓东死后尸骨全无，亲属只寻得他的两颗牙齿，连同衣冠葬于翠亨村犁头山麓。民国建立后，1912年5月27日，孙中山返回故里翠亨村省亲，第二天就偕孙眉到陆家慰问，高度评价陆皓东，说“亚东成仁取义，留名千古，虽死犹生，后人敬仰”！并赠银3000元，抚恤遗属。又步行到陆皓东烈士墓前谒拜，敬献花圈，告慰英魂。

现存之陆皓东像，当是他少年时所拍摄，为烈士唯一之遗照。

      逃亡海外，蒙难伦敦

      陈贤庆

1895年重阳节，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由于起义的秘密泄露，加上香港方面的指挥失当，起义未及爆发即遭失败，陆皓东等人被捕遇害。

孙中山及其战友们都很清楚，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如果不成功，必然会遭到清廷的追捕，不仅自己个人，还会殃及家人。但是，为了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家，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

10月26日广州起义失败后，清廷已下令悬赏捉拿孙中山等领导起义的志士，特别传谕两广总督严办此事。孙中山知道无法在国内立足，随即逃离广州，经香山唐家湾秘密转到澳门。在澳门的葡萄牙籍友人飞南第不仅帮助孙中山脱险，而且将广州起义的消息刊登在他自己主办的澳门《镜海丛报》上。10月29日，孙中山抵达香港。他本来打算留在香港，但是，当时的香港虽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政府已答应了清政府的请求，宣布五年之内禁止孙中山等人入境。孙中山只好与陈少白、郑士良离开香港，东渡日本。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妻子卢夫人，以及子女也知在家乡必遭迫害，于是，也逃往澳门，再转檀香山，住到孙眉的家中。

孙中山到日本后，坚持反清斗争。在逃亡期间，孙中山随身带着明末清初志士黄宗羲所著的《原君》《原臣》两篇文章，用以宣传反清及结交革命同志。11月中旬，他在日本横滨成立了兴中会分会。12月中旬，孙中山在横滨断发改装，以表示与清朝决绝的决心，其他同志也跟着效仿。12月底，孙中山从日本再次到檀香山，与从家乡逃难于此的亲人团聚。这次团聚的时间为半年，1896年6月，孙中山又赴美国的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等地，联络华侨，宣传革命。9月23日，孙中山自美国纽约抵达英国的伦敦。

孙中山逃亡海外，继续进行反清活动，他的言行举止清廷亦十分清楚，皆因它已通知各地的使馆，密切注意孙中山的行踪并上报，有合适的机会，则对他下毒手。所以，孙中山身在海外，仍须处处堤防。海外华侨亦主动为孙中山当保镖，外国友好人士也加以提醒和帮助。但是，对于有心的加害，有时是防不胜防的。

孙中山到伦敦后，多次拜访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以及孟生等英国友人。10月11日，星期日早上，孙中山去康德黎的家，准备随其夫妇到教堂祈祷。在路上，孙中山“巧遇”一位香山籍老乡邓廷铿，在与他言谈之中，不知不觉间被他引进了一所房子。进去之后，孙中山才发现，那是清廷驻伦敦使馆！自己被绑架及软禁起来了！事后，孙中山得知，清廷驻英国公使龚照瑗及英国人马格里秉承清廷的旨意，利用邓廷铿将自己诱捕，并准备将自己偷渡回国。如果被偷渡回国，自己必死无疑。

孙中山在羁囚期间，想尽办法与外界联系，尤其是与英国友人康德黎和孟生取得联系。终于，孙中山的人格感动了使馆中的英籍男仆柯尔，他帮忙将孙中山亲笔所写的求救短信带给康德黎。康德黎和孟生知道了孙中山的遭遇，即发动舆论，进行营救。英国《环球报》最早披露孙中山蒙难的消息。清使馆知道绑架之事败露，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孙中山。

孙中山在使馆中被羁囚了12天，成为当时轰动英伦的一桩大新闻。伦敦蒙难后，为进一步宣传革命，揭露清廷的阴谋，扩大兴中会的影响，孙中山撰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在英国出版。（08年10月18日）

    在纷纭复杂的政局中坚持革命方向

       陈贤庆

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被迫流亡海外。次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蒙难，险遭遣返回国被害。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留在英国一段时间，进行学习、写作和考察。1897年，孙中山借道加拿大重回日本。孙中山因伦敦蒙难而成为知名的职业革命家，日本朝野对他极为重视。孙中山在日本期间，结识了许多日本人士，如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平山周、内田良平、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大隈重信等。他们的身份不同，但都怀着不同的目的，支持孙中山。而孙中山，也希望得到日本朝野的帮助，完成反清大业。

早在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前，两位广东籍的知识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在北京发动了赴考的举人“公车上书”，反对签定卖国的《马关条约》，成为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在孙中山离开中国期间，康、梁更进一步成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他们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意欲救亡图存。所不同的是，他们寄希望于政治的改良，寄希望于支持社会改良的洋务派官吏，尤其是光绪皇帝。

孙中山与康有为的政见不同，但是，既然有“救亡图存”这一共同点，孙中山的革命派与康有为的维新派，应有合作的可能。1897年秋，孙中山协助横滨中华会馆侨商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校董想由国内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就商于孙中山。孙中山于是推荐梁启超充任校长，并代定名为“中西学校”。该校总理邝汝磐持孙中山介绍函专程赴上海见康有为。康以梁正担任《时务报》主笔，不便离开为由，特派徐勤代替，并助以康门弟子多人。康有为又认为“中西”二字不雅，应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徐勤到日本后，与孙中山、陈少白时相过从，讨论时政，异常亲热，无分彼我。康有为在北京也挂出了“大同学会”的招牌，还设立了大同书局。此外，康有为还派其弟康广仁与兴中会员谢缵泰进行过多次谈判，协商合作之事。

但是，康有为一方面暗中与孙中山联系，一方面又担心此事让清廷知道，犯了“通逆”之罪，尤其是他逐渐取得光绪皇帝信任以后。1898年1月，维新派骨干汪康年征得康、梁同意，在出游日本期间，与孙中山两次会面，被《大阪每日新闻》报道。康有为得知自己的“逆迹”暴露，一时慌了手脚，急忙刮去其门“大同学会”四字，以消除与孙中山联系的痕迹。身在横滨的徐勤配合行动，一面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出“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以示与孙中山划清界线；一面致信国内，声称汪康年东行见孙中山，完全是汪的个人行动，与康党无关等。

在康、梁的积极奔走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令进行“维新”，颁布了数十项改良措施，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如果此改良运动能成功，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一大进步。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势力，并不能容忍这些温和的改良，维新运动仅进行了103天，9月21日，慈禧太后即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屠杀维新派人士。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康、梁在日本人士的帮助下，逃亡海外。

孙中山与康有为虽手段不同，然而，到了此时，却殊途同归——革命与改良皆暂时失败，领袖人物被迫流亡海外。在这种情况下，孙、康再度合作，应该更加有基础。

1898年10月27日，康、梁乘英国客轮“重庆”号逃抵日本。当康、梁刚到日本时，孙中山也正在日本招兵买马，准备再发动武装起义。日本人想借此机会促成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合作，孙中山为扩大队伍也非常希望争取改良派。于是，在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居间联络下，孙中山多次与康有为商谈合作事宜，要求康有为放弃改良主张，实行“革命的办法”来拯救中国，携手推翻清王朝。但康有为坚持“不忘圣上（光绪皇帝）知遇之恩”的顽固立场，拒绝与革命派合作来对抗清王朝，始终不与孙中山见面，谈判最后无果而终。

1899年春，康有为作欧美之旅，7月20日，他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康有为的维新派便演变为“保皇党”，到处建立保皇总会和分会。梁启超的态度略有不同，和孙中山往来日密，愿意与兴中会合作。但是，此事被康有为知道，勒令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梁启超向孙中山表示，到檀香山后，“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会合作到底。孙中山相信他，把他介绍给孙眉等。但梁启超到檀香山后，建立并发展保皇会，使兴中会的组织受到很大破坏。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人士毕永年和唐才常赴日本，与孙中山商议合作，准备在湘、鄂、长江一带起兵勤王。毕永年还加入兴中会。孙中山支持他们的行动。1899年春，孙中山派毕永年与唐才常先后回国发动，联络各地革命党、三合会、哥老会，组织一个大的反清团体兴汉会。后毕永年与唐才常意见不合，愤而出家为僧。同年秋，唐才常再赴日本寻求支持，再得孙中山的帮助。11月，梁启超、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周、宫崎寅藏等同为唐才常、林圭回国送行。孙中山还将汉口的关系——容闳堂弟、香山籍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介绍给他们。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和瓜分。在中国的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此时，孙中山计划在广东举行武装起义，以作策应。1900年6月，英、法、美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清廷被迫起用义和团进行抵抗。但义和团抵抗失败，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逃亡西安，国内一片混乱。

此时，唐才常将所组织的自立会改为“国会”，邀请上海名流集会愚园，选举香山名人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以号召全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策划“东南互保”。其时，两广总督为李鸿章。香山名流刘学询游说李鸿章和孙中山，建议李鸿章联合孙中山，策划两广独立，进而建国，李鸿章心有此意，却含糊其辞，静观时局发展。孙中山见有此机会，亦不放弃，6月11日，偕郑士良、杨衢云、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从日本乘船赴华南，停泊在香港海面，准备在香港与李鸿章见面。其间，遇到了不少波折。7月8日，清廷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经反复权衡，决定赴任，以便将大权揽回自己手中。刘学询眼看自己精心策划的“两广独立”将付之东流，便通过香港参议局唯一的一名中国议员韦玉，转告港督卜力，暗示他将逗留在香港的李鸿章扣留，逼他反清。正当这一计划就要实现时，卜力收到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不准扣留李鸿章”。7月18日，李鸿章离港北上，刘学询的妙计告破，而孙中山寄望与李鸿章实现“两广独立”，亦成流产。 

8月9日，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领导自立军在江淮一带起义。但因组织不力，起义很快被张之洞等镇压，唐才常、林圭被捕遇害。

19世纪末，中国正值多事之秋。不管当时中国的政局是何等纷纭复杂，不管试图与何种政治势力合作，孙中山要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体的最终目标没有改变，武装夺取政权始终作为首任，所以，才有了不久到来的惠州三洲田起义。（08年10月25日）

    孙中山领导惠州三洲田起义

      陈贤庆

1898年到1900年这三年间，中国呈现出异常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在这期间，孙中山希望利用国内外的各种力量，完成反清大业，但是，凭借武装起义推翻封建统治，始终是孙中山以及兴中会党人的首要任务。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出亡。同月25日，孙中山偕日本友人平山周、内田良平登轮离日，潜赴上海，他希望借此特定时机，以容闳为首领，联络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康有为等，以两江、两广等省为根据地，宣布独立，建立共和政体。28日，孙中山抵上海，与刘学询在船上举行会谈，但没有结果。此时，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张之洞、刘坤一等命令各地严拿新党，孙中山无法在上海活动，与容闳等离沪。

9月25日，孙中山偕内田良平、山田良政等赴台湾，策划在广东举行起义，托平山周带一函给刘学询，请他筹款百万，资助起义。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根据日本政府指示，向孙中山表示“赞成”中国革命，实质想趁机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福建和东南沿海。孙中山不了解日本政府的阴谋，将购得的军械储放在台湾，准备内运。

这次起义分两处地方，广州和惠州。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作策应。孙中山派史坚如到广州发动。又派郑士良进入广东惠州三洲田，那里是会党聚啸之区。   

先说惠州起义。郑士良既是兴中会员，又是会党领袖，到达惠州后，即发动会党群众，准备起义，但军械尚未运到，清廷已闻风声，广东总督德寿命令水师提督何长清、陆路提督邓万林率兵合围。孙中山电告郑士良，率众突围到厦门，即有军械接济。由于清兵逼近三洲田，起义军只得发动攻击。6日晚，起义爆发，起义军夜袭清军，初战告捷。10月15日，起义军进攻平山、龙冈，再次告捷。10月17日，起义军与清军在永湖遭遇，以少胜多，邓万林中枪堕马，狼狈逃命，起义军第三仗告捷。10月20日，起义军又在崩冈第四仗告捷。

起义军凭着简陋的武器，多次战胜敌人，此时，已聚众二万余人，宿营于白沙。但是，与此同时，起义军也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孙中山急速调动储存在台湾的军械，但是，由于日本政客勾结不法商人贪污，这批弹药，全部是废品，而且日本政府也改变政策，不支持孙中山革命，禁止台督帮助革命党人，禁止武器出口，孙中山准备接济武器和潜回内地的希望破灭。鉴于当前的形势，孙中山派山田良政由香港潜往白沙大营，指示郑士良自行决定进退。山田良政到达白沙，转达孙中山的指示后，郑士良以及起义军将领群情激昂，决定渡海返回三洲田，设法从香港购取弹药，然后会合新安、虎门的义军，以攻广州。但是，终因饷弹殆尽，只好在11月7日解散。大批起义将士流亡海外。郑士良等逃往香港。而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则在归途中遇害！

再说广州方面。三洲田起义爆发时，广州尚未准备妥当。为减轻惠州起义军的压力，史坚如铤而走险，他在总督署旁租了一所房子，由邓荫南运来炸药，想炸死德寿。10月27日，药线没有点着，爆炸不成功；28日晨，爆炸成功，震坍督署后墙，德寿自床上抛出堕地。29日，史坚如在前往码头时被捕，11月9日被害，年仅19岁。

惠州起义爆发在北方义和团运动被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联合镇压的时候，兴中会勇敢的武装起义表明，在挽救当时祖国危亡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是一支坚定的力量，但是这支力量在政治上还很幼稚，还不善于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尤其是轻信日本政府和台督的承诺，将军械的供给寄托在日本官方的身上，因而打乱了起义的计划。

惠州起义，牺牲了史坚如，以及日本友人山田良政；次年即1901年1月，杨衢云在香港遇刺身亡；8月，郑士良在香港暴卒；1902年1月，毕永年在广东罗浮山寺逝世。兴中会损失了几位重要的活动家，孙中山的的革命道路面临更多的困难。（08年11月8日）

     取大义，重人情

    ——孙中山与山田兄弟的情谊

       陈贤庆

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有本国的志士响应，而外国之追随者亦不乏其人，有的还为中国的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日本友人山田良政便是一例。

山田良政，日本青森县弘前人，山田浩藏长子，生于1868年1月1日，比孙中山少两岁。1889年1月，21岁的山田良政考入东京水产讲习所，一年后毕业，不久服务于北海道昆布会社。1890年被派往上海，掌握上海支社事宜。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1899年，孙中山亡命日本。6月间，山田良政回国；7月，在东京神田三崎町旅馆与孙中山邂逅，有感于孙中山的崇高理想和革命行动，决心追随孙中山，参与中国的民主革命。同年11月，山田良政与同县的藤田之女敏子结婚。

1900年春，山田良政任同文书院教授兼干事。同年夏，在上海虹口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朝日馆与孙中山共商广东惠州起义大计，鼓动同文书院学生参加起义军，并毅然辞职参与起义。1900年10月，孙中山与山田良政等南下指挥惠州起义。6日，郑士良领导的惠州三洲田起义爆发。起义之初，义军取得几次胜利。其后，弹药缺乏，孙中山指示起义军到厦门作补充，但后来情况有变，孙中山储存在台湾的军械无法按原计划取出。孙中山只得给郑士良发一命令：“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到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孙中山将传达此命令的重责委托给山田良政。10月20日，山田良政从台湾经厦门、香港抵达惠州，面见郑士良，传达了孙中山的命令。在归途中，因迷路而被清兵逮捕，22日被杀（一说战死）。

孙中山对山田良政之四极为痛惜，他在自传中写道：“此为外国志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赴日本考察，曾在帝国饭店，宴请山田良政父母及妻子敏子，慰问有加，并题赠“若吾父”横额。27日，孙中山在东京下谷区谷中初音町铁舟寺为山田良政建立纪念碑，碑文为：“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润八月，革命军起惠州，君挺身赴义，遂战死。呜呼！其人道之牺牲，亚洲之先觉，身虽殒灭，而其志不朽矣。”1918年7月28日，孙中山又在上海为山田良政举行追悼会并亲书“丹心千古”挽额。8月，孙中山又派朱执信到惠州三洲田地区寻找山田良政的遗骨，“寒烟荒草，未竟其志，只得一抔黄土而归”（摘自平山周文章）。9月，山田良政之弟山田纯三郎到广东，携朱执信带回之土回故里，归葬弘前祖坟旁。孙中山亦特派廖仲恺代表其前往致祭。不久，山田良政父亲山田浩藏80岁生日，孙中山亲书祝联庆贺：“山田先生八秩荣庆，美意延年宜登上寿，高怀旷代合应昌期  孙文敬祝。”1919年9月29日，孙中山又亲笔书写山田良政纪念碑文，派陈中孚、宫崎寅藏两人为代表赴弘前，携所书碑文立石树于菩提寺内。从上述可知，孙中山对山田良政的怀念与哀悼之深，从中亦可见孙中山是何等重情重义！

山田良政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壮举，以及孙中山对山田良政的怀念之情，也深深感动了山田良政之弟山田纯三郎。

山田纯三郎比兄长少8岁，兄长牺牲时，山田纯三郎正在同文书院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事务员兼助教。他决心继承兄长的事业，追随孙中山参与中国革命，而孙中山也因良政的关系，对纯三郎爱护有加。1906年，山田纯三郎任孙中山秘书，并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自欧洲返国抵香港时，山田纯三郎与宫崎滔天等人登轮迎接，在海外历经艰辛的孙中山看到山田纯三郎前来迎接，十分高兴，赠与“同舟同济”四个大字。
    后来，他一路陪同孙中山到上海。途中，孙中山向他表示：希望能从三井洋行借款一两千万日元。山田纯三郎立即联络，安排孙中山与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会面，就借款事项进行会谈。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山田纯三郎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就职盛典。民國成立后，山田纯三郎接受孙中山之托，任上海民国日报社长等。二次革命失败后，山田纯三郎取代宮崎滔天，成为孙中山与日本朝野的联络人。他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的住宅也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胡汉民等国民党人在山田纯三郎家中谈论反袁革命事业时，袁世凯派遣特务将陈其美暗杀。特务在枪击时，一粒流弹打中山田家佣人的耳朵，致使她因惊吓与怀中的山田纯三郎的两岁长女民子摔倒在水泥地板上，民子脑部受伤而导致终身残疾。1918年孙中山南下广东建立政权时，山田纯三郎曾出任广东日报社长等职。1925年3月，孙中山临终时，山田纯三郎是唯一守侍在旁的日本人。

孙中山逝世后，山田纯三郎与中国的关系并未随孙中山的逝世而中断，此后，他寓居上海二十多年，从事文化事业，曾任上海江南晚报社长、日文版的上海每日新闻、上海江南正报社长及上海日语专修学校校长及上海杂志社社长、上海大东学院院长等职。此外，还致力于保存和整理中国革命史料的工作。

1948年12月，山田纯三郎回国定居。1993年85岁高龄时逝世於东京。其未竟之志再由三子山田顺造继承。顺造在父亲病逝前，將山田兄弟參加中国革命、孙中山亲笔函件、签名照片、革命志士间通信暗号、电报及中国友人来往函件等“山田家档案”交給日本爱知大学珍藏。（08年11月15日）

    孙中山力战保皇党

      陈贤庆

20世纪之初，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新型知识阶层出现，中国的资产阶级亦迅速崛起。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瓜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担负起反清革命的大任，掀起了“学界风潮”“拒法”“拒俄”等大规模的反清运动。与此同时，一批资产阶级宣传家应运而生，如陈天华、邹容、蔡元培、章炳麟等，而孙中山，更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宣传家，在与保皇党的斗争中，充分体现了他宣传鼓动的杰出才华。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他从一位维新派领袖，沦为了保皇党的头目。他在国外各地撒播“保皇”的言论，认为救出保住光绪皇帝，中国就有希望；革命只会使中国灭亡。梁启超则宣称他们是“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也迷惑了许多华侨。由于旅居海外的华侨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许多都听信保皇会的言论。

1903年10月5日，孙中山从日本抵达檀香山。此时，檀香山的华侨有25000余人，仅学生就有1600余人，但许多人都被保皇党的言论迷惑。檀香山兴中会受到保皇会的严重破坏，仅余十多个会员，而且不敢活动。保皇党却有自己的组织和报纸《新中国报》。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下决心“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于是，11月13日起，孙中山在檀香山各埠连续演说三天，批驳保皇谬论。指出“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我们必须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时任《新中国报》主笔的康有为弟子陈仪侃对革命党进行攻击，并抵诬孙中山本人。孙中山以兴中会会员程蔚南主办的商报《檀山新报》为阵地，与保皇党展开论战，先后写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等文章。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檀香山华侨逐渐认识了保皇党的真面目，纷纷脱离保皇会，加入兴中会，使檀香山又成为革命党人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据点。

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到达美国大陆的旧金山。美国大陆华侨没有象檀香山华侨那样受过革命的影响，为了启发华侨的革命觉悟，除了发表演说，印发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外，孙中山还利用基督教的形式，以及洪门致公堂的关系，进行宣传活动。5月，孙中山不辞辛苦，沿南方铁路，经过弗雷斯诺、贝克斯菲尔德、洛杉矶、新奥尔良、匹兹堡、圣路易斯、亚特兰大、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芝加哥等数十城市，历时数月，于9月28日抵达纽约。每到一地，孙中山便发表演说，驳斥保皇谬论，宣传反清革命。在这次长途旅行中，孙中山考察了美国的社会政治，写成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书并出版。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结束美国之行，离开纽约前往英国。在英国，他继续与保皇党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孙中山的思想更加成熟，革命理念进一步形成，他为反清革命提出了社会内容更为明确、广泛的主张，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誓词，它包括了正在酝酿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08年11月29日）

    东京创建同盟会

        陈贤庆

在1901到1905年间，清朝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以及“整顿自强”，推行新政措施。新政有些措施体现其进步性，如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大批派遣学生到欧美及日本留学等。推行新政最大的“成绩”，就是使得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迅速崛起。但是，推行新政最终不过是巩固其专制统治，而且，有些重要的措施根本就未认真实行，如裁汰冗官等，反而增加人民的负担，激起了全国各地人民的各种反抗和斗争。

面对清政府带有欺骗性的新政，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满意，在日本的梁启超，与国内的张謇等遥相呼应，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资产阶级改良派因而被称为立宪派。1904年，在中国本土爆发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立宪派更加鼓吹要效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方可振兴中国。此呼声得到一些清朝大臣如张之洞、岑春煊等的赞同。清政府也只得作立宪的准备。

面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反清的革命方向。除兴中会外，反清的革命小团体相继成立。其中，较大的团体有以黄兴为会长、活跃在两湖地区的华兴会，主要成员有陈天华、刘揆一、宋教仁等；以胡宗畹为经理、活跃在湖北的科学补习社和日知会，主要成员有刘静庵、吕大森、吴禄贞等；以蔡元培为会长、活跃在东南地区的光复会，主要成员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赵声等。此外，四川有公强会，福建有益闻社，江西有易知社，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

但是，上述的革命小团体，处于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统一而强大的反清力量。当时，有远见的革命党人都感到，要推翻清朝的统治，需要革命党人联合为一体，需要有指导革命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并不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它只能是革命运动广泛深入发展的产物，是众望所归的必然。反清革命运动的开创者孙中山，被革命党人公认为能够联合和号令各团体的唯一领袖。

各革命团体虽有联合的愿望，但在清朝专制统治下的国内，无法做到，于是，革命党人将目光转向了东邻日本。1905年，日本汇集了黄兴等职业革命家，以及许多从中国来此留学的学生，其中不乏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青年。如宋教仁、陈天华、李书诚、邓家彦、张继等。广东籍学生有廖仲恺、何香凝、胡毅生、冯自由、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古应芬、李文范等；来自广东香山县的，就有林君复、刘师复、林警魂、刘樾航、刘觉群（女）、陈兴汉、郑彼岸、苏曼殊、容星桥、萧友梅、魏邦平等。他们都盼望着，孙中山回来日本，组建统一的革命团体。

6月11日，孙中山结束了一年半的美欧之行，自法国马赛乘船东返，途径新加坡、西贡、香港，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孙中山这次重回日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组织一个新的联合的革命团体。他立即到东京，先后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接触和磋商，很快达成联合的共识。

7月30日，各省革命志士70余人聚集在东京赤坂区的黑龙会会所，共同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孙中山向与会者作了长篇讲话，演说革命形势和实行办法。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与会者同意将新的革命团体定名为“中国同盟会”；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从这一天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诞生。

8月13日，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登台作了近两个小时的演说，他呼吁中国的留学生，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

8月20日，同盟会的会员已发展到一百余人。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

中国同盟会的建立，使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挥中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掀开了新的一页。孙中山高兴地说：“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08年12月27日）

孙中山与康有为见过面吗？

        陈贤庆 

在20世纪前，广东出过不少名人，但要选出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赵朴初先生就选出了，一是六祖慧能；一是孙中山。孙中山应是无可置疑的一位。赵先生是佛教中人，凭着偏爱“走走后门”，选入六祖，这不奇怪。如果不算六祖，换上另一位，我觉得可以选康有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四人中，有三位是广东人，康有为和孙中山都入选了。

孙中山与康有为同为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其恩怨离合，对历史的进程颇有影响。有朋友曾经问我，孙中山与康有为有没有见过面？按理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又都是政界人物，怎么会没有见过面呢？但是，他们何时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我又一时找不到有关资料。如果两位近代政界名人彼此终生也没有见过面，那倒是很有趣的事，所以，催发我写了这篇文章。

康有为出生于1858年，广东南海人，故人称“康南海”。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比康有为少8岁。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19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1880年22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开始从中学转为西学。此时，孙中山远在檀香山读书，即使两人同在香港，无名小辈也不会相识。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这段时间，孙中山则从檀香山回国，后转到香港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学堂以及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康、孙二人经过学习，都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两位年轻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们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两人虽同在广州学习和生活过，但是，两人并不相识。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在卫边街（今广卫路）开设学宫，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名人。1892年7月，孙中山在西医学院毕业后，到澳门行医，成为当时的名医。1893年，孙中山离开澳门，到广州行医，悬牌于双门底（今北京路）圣教书楼，同时也在这里聚会同志，密谈时政。也就在这一年，康有为把他原设在卫边街的学舍迁到了府学宫仰高祠（在今文德路），改名“万木草堂”。熟悉广州的读者都会知道，北京路和文德路是平行的相邻很近的两条马路，于是，康、孙这两位当时政治理念相近而又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改革派人士便可能朝见口晚见面了。
　　圣教书楼是基督教徒开设的，外国传教士在上海所设广学会出版的书报，这里都有出售。康有为隔几天就到这里浏览图书兼大采购。孙中山出入圣教书楼，不可能没有见过有名的“康南海”先生。他见到这位言必称孔孟的儒生居然如此热心西学，实属凤毛麟角，就想和他交朋友，但未如愿。
　　为什么未能如愿？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孙中山欲与康有为结交，托友人转达，康有为说，如想订交，要先具门生帖拜师才可，孙中山便不往见。按孙中山的性格，也有此可能。但有学者认为，此事不大可信，当时的康有为，虽是学界“大腕”，但还不至于如此摆架子；康有为的几个得意门生如陈千秋、梁启超、陈荣衮等，最初都是以宾客礼谒见康有为，经晤谈后，服膺其说，才执弟子礼的。
      倒是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记有这样的事：1894年春天，他和孙中山一起到万木草堂找康有为，时未开学，没有见着。1894年3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同入京会试，至6月始南归广州，此说可信。
　　1894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清军一败涂地。孙中山欲乘此机会，推翻清朝，便于1895年初，筹设香港兴中会，策划起义，并派陈少白往上海寻求帮助。时康有为与梁启超进京会试，途经上海，恰与陈少白同寓于洋泾浜全安栈。陈闻讯往访，与康有为议论融洽。也就是说，孙中山还是没有亲自与康有为谈上话。康有为这次上京，发动了“公车上书”；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   
　　1895年广州起义流产后，孙中山流亡海外，而康有为在国内，正积极为维新之事多次上书光绪皇帝。其间，孙中山在日本，虽有与康有为联络，但两人并不可能见面。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康、梁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准备亲往慰问，托宫崎寅藏、平山周致意。康有为自称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往来，拒而不见。其后，经犬养毅斡旋，约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四人会谈。这本来可以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但是，届时，康有为不到，梁启超自称为康的代表。这次会谈，详细地讨论了合作方法。数日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平山周去拜会康有为，劝其改变“忠君”思想，但康有为始终不听，他表示“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完全关上谈判之门，孙中山也未能与之见上面。

数月后，即1899年春，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作欧美之游，在各地建立保皇会，成为革命派的死对头。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这十余年间，孙中山也在世界各地奔走，为革命作宣传并筹款。由于政见不同，孙、康不可能有见面的机会。

1911年底，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即回国，建立中华民国。其后，又领导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以及建立两广革命政府，率兵北伐，居住地主要是上海和广州。1913年，康有为也回到中国。但是，他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护溥议登基，不久即宣告失败。1923年，康有为定居青岛，晚年操办教育事业，但他始终宣称忠于清朝。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张园觐见探望。由于孙、康所从事着完全不同的事业，两人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同年4月2日，灵柩安置北京香山碧云寺。1929年6月1日，灵柩移奉于南京东郊南麓，其墓地称为中山陵园。孙中山逝世两年后，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病死于青岛。辞世后遗体曾暂厝李村棗儿山，1948年正式安葬于青岛，翌年10月，举行迁葬和墓碑揭幕议式。

与孙中山的身后遭遇不同的是，文革期间，康有为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墓地被紅卫兵掘开，並把其帶有白髮之颅骨遊街示众，幸由守墓人再把其遗骨重新收拢。1985年12月27日，青岛市政府再迁其墓并立碑至崂山区中韩镇大麦岛村北浮山南麓的现址，现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中山与康有为这两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广东籍名人，恩怨交织了数十年而没有正面交往交锋过，的确也是一件有趣而又遗憾的事。（09年1月25日）

      碧血黄花分外香

       陈贤庆

1905年7、8月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了同盟会。从此以后，国内外各反清革命团体，有了公认的革命领袖，有了统一的指挥核心，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

同盟会总部成立后，孙中山即派遣同盟会的骨干分子回国，建立同盟会的分支机构，设南部、东部、中部、西部、北部五个支部。到1911年7月，国内约建立分会组织二十余个。华侨是革命的重要支持力量，孙中山在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岛四个支部。孙中山非常重视同盟会在海外的发展，许多组织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下建立的。如1906年2月，孙中山到达新加坡活动，4月，建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之后，孙中山又到马来亚的槟榔屿，建立同盟会分会；1907年3月，孙中山到达河内，将原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1908年11月，孙中山到达曼谷，建立同盟会分会；1909年11月，孙中山再到美国，在美国建立了多个同盟会的分会；1910年3月，孙中山再到檀香山，组织了同盟会分会；1911年2月，孙中山到达加拿大，帮助组建了同盟会分会……

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领导下，同盟会的理论家们迅速展开了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以及各地的革命报刊，发表了许多有战斗力的富有鼓动性的文章，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以及解说“三民主义”。通过论战，改良派丧失了在思想和舆论界的领导地位，必须推翻清政府才能挽救中国的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孙中山清楚知道，要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只有通过武装起义的手段，否则别无出路。尽管这是一条很艰难的充满了挫折失败的道路，孙中山以及他的同志们也在所不辞。

1906年春夏，同盟会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发动起义。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坚持了半月多，遭到清军和帝国主义军队的联合镇压而失败，蔡绍南、刘道一、魏宗铨等先后战败被俘遇害。起义军先后被杀者1万余人，群众被杀者2万余人。

1907年4月11日，孙中山派遣到广东潮州的许雪湫领导黄岗起义。起义以“大明都督府孙”之名布告安民。起义坚持6日后失败。
    1907年4月22日，孙中山派遣的邓子瑜发动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夺取清军防营枪械，发布檄文。各处会党纷纷响应。后因接济枪械未到，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义军逃亡香港，大部退入罗浮山区。
    1907年7月27日，孙中山派遣的王和顺在广东钦州防城（现属广西）发动起义。王和顺孤军奋战，坚持十余日后失败，最后解散部队。
    1907年10月26日，孙中山亲自领导和指挥了广西镇南关(现名为友谊关）起义。孙中山指派曾在清朝军队中干过的黄明堂、关仁甫等人通过会党关系，买通了镇南关的一些守兵。占领了镇南关的三座炮台。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领袖曾到过炮台上面。7日后，因弹药不济，炮台失守。义军多数散入十万大山。
    1908年3月27日，黄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偕安南华侨中的同盟会员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进入钦州发动钦廉上思起义，后弹尽粮绝，黄兴等出走越南，余部退入十万大山。
    1908年3月29日，孙中山派遣前几次起义的头领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率部百余人偷袭河口（相邻越南老街），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下旬，清军各路军队都开到，义军退入了越南。

1910年2月12日，同盟会会员、广州新军炮兵排排长倪映典乘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率新军起义，后遭遇清军突袭，倪映典中弹牺牲，年仅26岁。义军溃退，阵亡百余人，被捕百余人，另有百余人撤至香港。

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当时就受到来自革命营垒内外的猛烈攻击。立宪派谩骂孙中山是“徒骗人于死”的“远距离革命家”。同盟会内部对革命怀疑、灰心的情绪滋生蔓延，发生了两次“倒孙”风潮。然而，离开了武装斗争，清朝统治者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孙中山与革命坚定的战友们总结了前几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教训，决定集全会之力量，在广州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1911年春，孙中山在加拿大筹款，命黄兴、赵声、喻培伦、陈炯明等策动广州起义。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敢死队120余人，直扑督署,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然而，这次起义虽然集中了同盟会所有的人力、财力，作了长期的准备，但最终还是因决策不统一、信息不畅、消息走漏等而失败，死难者86人，被曝尸街头。同盟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殓烈士遗骸72具，葬于城东郊之黄花岗。

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是，无论如何，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生命和鲜血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却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世界，孙中山评价是“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广州黄花岗起义，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是武昌起义的前奏。

     建立民国，缔造共和

      陈贤庆

1911年9月底，黄兴在香港致电在美国的孙中山，告之武昌新军将起义，请速汇款，以供急需。孙中山因密电码未在身，未能及时译出电文。待孙中山译出电文后，武昌已为革命军占领。于是，孙中山赴电黄兴，告之办好外交事务之后，再回国。

当时孙中山预感，武昌起义会迅速得到各省响应，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有望。此时，他认为应急于解决外交问题再回国。于是他赴英国，同英国商谈了三件事：止绝清廷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孙中山再与银行团主任开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随后，才取道法国而东归。孙中山此举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具有的战略眼光，以及不为权位、心系民族兴亡的天下为公的精神。

12月21日，孙中山乘船抵香港，胡汉民、陈少白、廖仲恺等上船谒见孙中山。其时，胡汉民已被推为广东都督，他希望孙中山留在广东。但孙中山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民主共和国。之后，大家一起讨论了赴沪、宁问题，胡汉民与孙中山同舟离香港赴上海，25日到达。

12月29日，17省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以他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威望被起义各省代表选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月2日通电各省改用阳历。1月3日，各省通过了政府人员的任命事项，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五色旗为国旗。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亦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内形势极极其复杂，清政府还未倒台，清朝的北洋大臣袁世凯则手握重兵，威胁着南京政权。南北双方的代表在上海和谈，但未能取得实质的成效。当时，在南京周围有10几万起义部队，孙中山本来想派部队北伐，一直打到北京。但是，孙中山拿不出钱犒劳军队，想向日本的洋行、财团借钱，而不成功。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幼稚明显暴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立宪派等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迫妥协。孙中山本人也急于完成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于是，提出只要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将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给袁世凯。孙中山这样做，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同时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另一方面也可说明他一心为国而并不贪恋权位。

在得到上述保证以后，袁世凯即反以武力胁迫清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皇太后及摄政王载沣被迫宣布清宣统帝退位，退位诏书由清朝大学者洪亮吉的儿子洪述祖代拟。2月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同日，孙中山遵守诺言，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独裁，在辞职咨文中提出三个条件，即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任职，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对此，袁世凯都表示答应。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之所以提出三个条件，是想将袁世凯调离开他的老巢京津，并以约法及其他民主制度对他加以限制。2月18日，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为专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于2月27日抵达北京。

然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当然不会顺从地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当蔡元培待专使到北京后，袁世凯指使亲信曹锟等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造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南下就职的局面。蔡元培等专使只好离开北京回南京。3月6日，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3月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在第一届内阁中，袁世凯的亲信及立宪派占去一大半，属革命党人的黄兴、陈其美也未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就这样，袁世凯以阴谋手段夺取了政权，后人称之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和临时政府北迁，标志着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大军阀、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手中，中国开始进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尽管如此，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奋斗了17年，终于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大业，其功绩是永恒的。（09年3月7日）

  接（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