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孙中山 ，研究孙中山（之二）

             陈贤庆

2008年6月底，中山市委宣传部为配合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充分利用好香山名人孙中山先生这张名片，决定在 《中山日报》每周的周六“文化”版开设一个题为“走近孙中山”的栏目，时间暂定为一年。报社领导请我担任这栏目的撰稿人，每周提供一两篇1500字左右的文章。写孙中山，既容易也不容易。容易，是说孙中山的资料比较多，每周写一两篇1500字文章好办；不容易，是说孙中山已经被写了数十年，难以写出新意。既然任务落到我头上，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尽可能沿着孙中山的生平轨迹，努力将这工作做好。7月5日，第一篇《香山出了个孙中山》发表……

                 孙中山与袁世凯何时首度会面？

       陈贤庆

孙中山在参与反清革命的过程中，不可能见过清朝的重臣袁世凯。1911年底，孙中山回国，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时袁世凯还以北洋大臣身份首鼠两端。其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达成协议，袁世凯能逼迫清帝退位，结束封建统治，维持共和，则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与袁世凯。其后局势便是如此发展。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心情还不算太坏，更没有认为革命失败。4月，在南京同盟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孙中山明确表示：“解职并不是不理事，而是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世凯去尝试，而自己则想致力于民生主义事业。如此一来，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到实现了。随后，孙中山南下游历视察各地，并没有北上面见袁世凯。

到7月份后，北京的政局屡现危机，为了调停党争并稳定当时的局势，袁世凯认为必须要利用民国革命元勋孙中山和黄兴二人的威望，共渡时艰，便邀请已经下野的孙、黄前来北京晤谈，共商国家大计。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袁世凯甚至派程克、张昉作为专使，并让海军派出“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见见袁世凯，与之谈谈自己的铁路计划。8月2日，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启程北上，并初定日期为8月17日出发。

对于袁世凯的邀请，同盟会中也分为了两派，稳健派支持孙中山、黄兴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认为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目的是借此羁索孙、黄二人，在此敏感时期，革命领袖更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

就在这时，原湖北革命元老张振武被杀一事，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在张振武被杀后，很多同盟会员纷纷劝阻孙中山不可贸然进京，《民权报》当时还刊登了一副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总统。别人都说袁世凯不可靠，我倒也试试自己的眼光”。

作为当时的权宜之计，同盟会经商议后决定让孙中山先行而让黄兴暂时称病，视情况而后定，以防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8月18日下午，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昉与程克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及魏宸组、居正等10余人登上轮船招商局的“平安”号轮船，而这时的码头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前来欢送的各界人士仍旧有劝阻孙中山北上的。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年轻漂亮的女同盟会员趁人不备，也随着孙中山一行混上了轮船。正当孙中山向送行的人群挥手时，她走到孙中山的面前，并突然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头，大声说道：“孙先生欲投身虎穴，我誓死反对！如果孙先生一意孤行，我就立刻开枪自杀！”正当大家惊慌之时，孙中山还算镇定，他急忙温言抚慰，百般开导，这位女志士才放下手枪，怏怏而去。

在“海琛”号巡洋舰的护送下，孙中山一行人乘坐“安平”号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天津。在袁世凯的安排下，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一等人专程从北京赶来迎接，随后一行人乘花车专列离开天津、前往北京。在北京前门车站，袁世凯的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带着各部总长早在车站等候，加上参议院的议员及其工商界、学界、报界、外宾等各界人士，前来迎接的竟有万人之多。袁世凯派出自己专用的金漆朱轮马车前去火车站迎接孙中山，一路上万人空巷，市民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流传已久的革命领袖。当晚，等孙中山一行人安顿好之后，袁世凯便派遣高级官员将他们迎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官邸赴宴。在孙中山快要到的时候，袁世凯还亲自到厅下迎接，这也是袁世凯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

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可谓是殷勤备至。两人在席间相谈甚欢。令孙中山感到惊讶的是，袁世凯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也很是合拍，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谈就谈到半夜，这才一一告别。在同袁世凯的交谈中，孙中山提出：“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则经营铁路，延伸二十万里。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袁世凯听后，连连点头。

28日，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及其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席间，袁世凯在欢迎辞中说：“孙先生游历海外二十余年，此次来北京与我商议国家大计，各项政见初见端倪，大大有助于民国前途。孙先生这次来京，与我相谈极其诚恳，可见之前的谣传全是误会。民国由此更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说道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起立作答：“今日承大总统特开宴会，备极嘉许，实在感谢。大总统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如今担任国事，实在值得国人庆贺”。说完，孙中山也高呼道：“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在袁世凯的盛情款待及欺骗下，孙中山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警惕，认为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敦促他早日赴京，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为维护稳定大局，黄兴与陈其美、李书诚等人于9月6日离开上海，11日抵达北京。9日，黄兴还在途中的时候，袁世凯便宣布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一同授衔的还有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以表示对黄兴的重视。同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并极为慷慨的让交通部每月拨给办公费3万元，而且一切行政用人之权，政府概不干涉。黄兴到北京后，袁世凯给予了与孙中山同样的接待规格。

孙中山在京一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13次，每次都从下午4时谈到半夜。袁世凯的“谦恭”，终于骗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认为“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并作出“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黄兴也认为袁世凯为“今日中国第一人物”。

这就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第一次会面，也是唯一一次的会面。在孙中山的北京之行后，这二位就再也没见过面。当然，不久，在袁世凯反动面目暴露后，孙中山则毅然领导“二次革命”反袁。（09年5月3日）

     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的“反直三角同盟”

           陈贤庆

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以后，又致力于与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作斗争。北洋军阀的总头目为袁世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便分化为三大势力，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段为安徽省人）、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冯为直隶省即今河北省人），以及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张为奉天省即今辽宁省人）。三系时而勾结时而攻伐，使得战事连年。战争的结果，直系的势力占上风，冯国璋之后，尚有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军事巨头。

在两广建立政权，北伐中原，打倒军阀，重建共和，是孙中山晚年致力的唯一事业。要打倒北方强大的军阀势力，谈何容易。孙中山亦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与皖、奉联合，对付直系，便是策略之一。

1919年，鉴于直系势力的强大，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梁士诒，在组阁前来到广东见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的李盛铎亦派侄子李守冰来粤拜见孙中山，亦希望粤方联合皖、奉，以对抗直系吴佩孚。孙中山觉得此议可行，派东北籍老同盟会员宁武北上联络段祺瑞尤其是联络张作霖，取得初步共识。在其后数年间，孙中山先后派宁武、汪精卫、程潜、伍朝枢等北上拜会张作霖；张作霖亦先后派李梦庚、李香斋、韩麟春、沈鸿烈等到广州或上海拜会孙中山，甚至资助孙中山金钱和军火。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奉系军队退守关外，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权与东北的张作霖以及占据着浙沪的皖系干将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回师南苑，通电停战，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瓦解，奉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对此突如其来的可喜的政治局面，正在病中的孙中山觉得机不可失，11月4日，孙中山复电张、冯、段，表示同意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

然而，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因奉系、皖系与冯玉祥之间的权力分配矛盾，冯玉祥被迫退让。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推戴，公举皖系早已失势的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承认与各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这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是对孙中山不小的打击。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天津民众五万多人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张学良代表父亲登上“春阳丸”迎接孙中山。当日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此时的张作霖态度冷淡，没有出门迎接，让孙中山在客厅坐了很久，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径直落上座。这是孙中山与张作霖的首次见面。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两次会面谈话，虽表面上显得还算融洽，但张作霖已没有和孙中山合作的意愿，并教训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的政策。这种政治上的重大分歧，决定了直系垮台后孙、张二人的联合已瓦解。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便回东北。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上旅途劳顿，孙中山渐感不支，发冷发热，不得不滞留天津养病。12月15日下午，张学良偕于凤至等前往天津日租界孙中山的临时行辕拜访。当时，孙中山的肝病已呈危状。但是躺在病榻上的孙中山仍与张学良谈论南北统一等军国大事。张学良谦和恭谨很受孙中山的器重，当场抱病扶案，亲笔挥毫为张学良题写“天下为公”条幅相赠。

12月31日上午11时，病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汪精卫等人由天津入京。作为政府执政的段祺瑞并没有出面迎接孙中山。在孙中山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正好是1925年元旦，段祺瑞只派儿子段宏业和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表示自己病体未愈，不能多为劳动，要几十天后才能与之会面。其后，段祺瑞也没有拜会孙中山，他在暗地里展开了与孙中山的周旋斗争，一直操纵着善后会议，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希望，已愈加渺茫，这使得他病情加重。

在孙中山病重期间，1925年2月10日，张作霖还派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兼东北交通委员长郑谦代表他前来探望，而段祺瑞则始终没有与孙中山见过面。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希望趁冯玉祥北京政变之机联合段、张建立正式的共和政府的愿望最终无法实现，“反直三角同盟”更彻底瓦解。但是，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仍用微细的声音轻轻吐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喊，体现了一代伟大革命家心中的遗憾和爱国精诚。（09年6月21日）

“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

              ——孙中山的发展实业愿望 

        陈贤庆

近日报载，今年，广东有两条快速铁路准备开工，分别是广东西部沿海铁路和杭州至广州快速铁路。众所周知，目前，广州到湛江虽已建有铁路，但行程需10小时，当广东西部沿海铁路建成后，从广州到湛江，则只需2小时！而杭广快速铁路，时速将达到200公里，相互往来，半日可待！

今天，中华大地，铁路纵横，交通便利，令上了年纪的国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在享受着快速列车的同时，我们真应该感激广大的铁路建设者，感激老一辈的实业救国者，更应该感激最早呼吁铁路建设和投身铁路规划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825年，英国首先建成世界上第一条公用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国也相继修建了铁路。亚洲诸国因工业比较落后，修建得晚了一些，其中日本在前，印度次之，中国在后。中国自办铁路，比世界上最早建成的一批铁路晚了大约半个世纪。孙中山在求学和革命的过程中，经常生活在欧美日等国，深感欧美日等国铁路建设的成就，亦深感铁路于国家之重要，他感慨地说：“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孙中山辞职后，决心要“尽瘁社会上的事业”“竭力从事于社会革命”，亦即关注民生，发展实业以富国强民。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孙中山解职后的第二天，即4月3日，就开始南行，周游各省，进行民生主义的宣传活动。从4月24日至6月18日，孙中山曾三次从广州往返香港，会见了各界人士，并发表了讲话，主张在中国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可以借外债来发展经济、振兴实业，但条件是在外国不干涉我国财政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借外债，否则，便“不得不另筹别法” ，这体现了孙中山关于主权独立的一贯主张。同时孙中山劝导工商界人士，与外商合资办银行，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孙中山关于中外合资办银行的主张，是一种全新的、开放的思想，在中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借用外资发展中国经济，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有效政策之一。

发展实业，千头万绪，百废难兴，什么才是重中之重？早年在国外对铁路先进性的感受，此时，又涌上孙中山的脑际。孙中山认为：“故鄙人以为欲谋强国，亦必自扩充铁路始也。”孙中山于6月15日离广州经香港于22日到达上海，接见记者时指出，修建铁路是“发展中国财源第一要策”。7月22日，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欢迎大会的演讲时，孙中山强调，“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又说，“国家之强弱，以铁道之多寡为衡”；孙中山更提出他的观点：“然中国建筑铁路实无此项财源，其势非仰外债不可，则借债问题又不可不研究。”

袁世凯为造成与孙中山“诚心”合作的假象，力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于9月9日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准备集资60万万元，计划十年内建设中国铁路20万里。10月3日，孙中山返抵上海后，连日出席欢迎会，演说民生主义与铁路计划。14日，他在上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并成立铁道督办办事处，收集研究铁路资料，规划铁路建设事宜。针对国人中认为“借债筑路，损害主权”的疑虑和指责，孙中山先后发表了《中国铁路计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破除悲观心理依此推行各项事业建设政策》《尽国人义务与倡造道路》等演讲，予以解释和反驳。

云南都督蔡锷有感于孙中山的发展实业热情，亦对筑路事业甚为支持，力主修筑滇邕铁路（昆明至南宁），与孙中山函电往来。孙中山想得更长远，1913年2月初离沪赴日前，复电蔡锷，主张修筑滇桂粤铁路，并附上《滇桂粤铁路说明书》《筹款说明》《筑成后办法说明》等文件。从说明书中，我们了解到，孙中山计划的滇桂粤铁路的走向：从广州经肇庆、梧州、柳州、曲靖、昆明、楚雄到大理，全程八百九十里。今天，从广州到大理，已直通铁路，当我们坐在列车中，饱览沿线的秀丽山川时，是否想到，近百年前，孙中山为滇桂粤铁路倾注的心血？

1913年1月，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报告中法经济合作筹办铁路情况。2月10日，孙中山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名义，自沪乘“山城丸”赴日本考察，交涉借外资筑路等问题。

可惜，不久，袁世凯倒行逆施，破坏共和，二次革命爆发，中国又陷入战乱之中，孙中山发展实业的愿望，尤其是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的愿望，无法实现。但是，从《建国方略》以及孙中山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说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孙中山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实业家；他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09年9月20日）

      孙中山的两副故居联

        陈贤庆

孙中山能诗能联。

1892年初，孙中山26岁，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五年级。大哥孙眉又寄一千两白银回家，委托孙中山在故乡翠亨村主持修建新居。孙中山一改乡间传统的建筑风格，自己设计新居，他将他与夫人卢慕贞的住房改建成二层三开间的楼房，并在楼房前面加建两层骑廊。是年夏天，新居落成，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熟悉的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为新居自拟一联：“一椽得所；五桂安居。”“椽”就是椽子，是砖木结构的房子屋顶上的横梁。横梁当然会有许多根，才能支撑着屋顶。文人为了表达其家居简陋，也会用夸张的手法，如陆游《夜雨》诗之二：“寒雨连三夕，幽居只数椽。”郑板桥为扬州百尺梧桐阁拟一联云：“百尺高梧，撑得起一轮月色；数椽矮屋，锁不住午夜书声。”孙中山的夸张更甚，用了“一椽”，表达他“一椽得所”即已满足，不图个人的享乐。翠亨村西傍五桂山脉，五桂又可借代香山，甚至全社会。孙中山不仅期望自己和家人安居乐业，更希望普天下的民众都能安居乐业。短短四字，对仗工整，平仄和谐，浅白中有深意。

上海香山路7号，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于1918年至1924年的寓所。在这故居中，有孙中山的一副手写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此联为摘句联。所谓“摘句联”，就是选用名家的诗词语句为联。这是楹联创作的一种方式。不要以为选用别人的诗词语句，自己不用思考，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其实，不是博览群书者，不是懂得楹联者，是难以“摘来”的。大文豪梁启超就喜集宋词为联，达二三百副之多。

孙中山此联，出自唐代和尚贯休之手。唐末，钱鏐割据江浙，自称吴越王。贯休想向吴越王要一块地建造佛寺，于是，作一联赞美恭维他：“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上联写吴越王礼贤下士，门客三千，比得上战国时的孟尝君等。下联写他一剑横行，占有江浙之地，很了不起。但是，吴越王还有更大的野心，想占据更多的地盘。他要贯休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才肯答应他的要求。但是，贯休又是个直性子，偏不肯。于是，土地得不到，干脆到四川去了。

贯休不肯改联字，但是，孙中山却改了，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这样一改，平仄声韵无变，对对联没有影响，但是意思却有变。孙中山借贯休这联，暗指住所中常有志同道合者登门，孙中山与他们共商救国救民大计；“四十州”的范围更广，孙中山以此表达对打倒军阀，真正统一全中国，建立共和的愿望和决心。

诗言志，联亦言志。文中所举孙中山的两联，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本文也刊登《文化中山》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