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泉河畔——追忆遥远的岁月

                               陈贤芳(序言）

    在数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所幸我不是一个人踽踽独行，在每个阶段，我都遇到一些朋友，一些真挚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好朋友，古语说：“得一知己，夫复何求？”而我能得到那么多的知己，真是太幸福了。

    这里仅提到我在广州和海南相识的朋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广州第十七中学读书时，就结识了同班同学黎秦云、章宝虹、潘玉英、王小英等，我们五人好得不得了，以至到了上山下乡之时，也难以分开，结果大家一起远赴“天涯海角”，到了琼海县东红农场丰收队，并获得队中的“五朵金花”的美誉。其他的同学如王小菲、苏令仪、熊园园、张大造、余鉴彤等，后来都成了好朋友，有的还成了一起“战天斗地”的战友。1972年4月我离开丰收队调到了场部，想不到又遇到了来自广州市二中的知青潘露米，以及来自北京的知青金一虹，我们三人又很快结成了被人称为“真善美”的组合，真诚的友谊持续至今。此外，我还认识了来自广州的“老知青”吴宝祥，经我的介绍，想不到他与我的三哥能结为数十年的文友。

    原海南东红 ( 现名安宁 )农场的知青群，在1998年为纪念赴島三十周年，由原市十七中的张大造任主编，市二中的潘露米、肖大连、张穗纽、余定宇及北京的孟大志作为发起人，一共组织了近百篇知青写的稿件，从中选出五十多篇，编印出版，书名为《知青纪事》。我以“万泉河畔”为名，选录自己的两篇，还有朋友们的一些文字，见字如见人，也可解我遥远的思念。当我真正能“退休”，真正能静下心来时，我真的要更多写写我的好朋友，写写我们那不平凡的经历，以及我们真挚的友情。

                                             《知青记事》封面

          难 以 忘 却 的 一 段 情 结 （陈贤芳）

    也许，相逢就是缘。97年7月19日，海南东红农埸埸友潘路米 (原十七连) 到南京开会，当天我请假从上海赶到南京，与她、金一虹（原廿连，现在南京工作）三人喜相逢，这是自分别以后二十多年难得的团聚，这就是缘份。
    期间除了叙旧，路米特别谈到纪念下乡三十周年，东红知青准备在98年筹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计划出一本书，希望我投稿。说实话，如今我们这些老三届的知青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往后的人生很难再有诱人的未知，过去的经历，便显得很珍贵。尽管所有的回忆，都留下点点余晖，但哪段岁月最值得记忆呢？对于我来说，当数海南东红农埸，因为那是我人生的第一站，也是锻炼我的笫一座大熔炉。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九年，最令人难忘、最值得回忆。所以，我毫不推托答应了路米。
    一想到海南島，就难忘那片红土地、椰子树、橡胶林、万泉河，更忘不了当年在红岭开荒以及自力更生搭建的简易房、礼堂、伙房、浅水井……这些记忆固然印在我的心中，然而，迫使你不得不记着的，是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人和事。过去的，未必沒有永恒；存在的，未必永远留世。
    1968年11月，我分在东红农埸丰收队（十一连），割了四年橡胶，1972年4月调到埸部，直到1977年离开农埸。在海南的这九年，正是政治色彩很浓的“十年动乱”期间，凡有人群的地方，几乎都有左、中、右之分。据说，这么多基层单位，要数丰收队的知青分界最鲜明、最典型。1968以前有潮汕地区的一些下乡青年，68年11月以后分别有广州、海口、江门、汕头知青陆续到队，各人的“家庭背景”不同，最吃香的当然是“革干”、“军干”出身的子女，代表人物是孙绍新（原广州副市长的儿子），还有张红军、郭广华、陈捷、林沪儿、余鉴彤以及海口的何晓滨等十余人；其次便是工人、贫大中农出身的，代表人物要数许光森、张海恩、李文浩、陈爱民等几十人；最次就是出身不好或有港台关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数不多，但比较“惹人注意”，代表人物大概就是我和黎秦云了。恐怕每一段历史总有它的痕迹，当年的这些知青队友，今天有的比較出色，有的比较一般，或许还真带有一些“遗传基因”呢。
    刚到丰收队，我们几个思想情绪是比较压抑的，与多数知青形成较大的反差。那时候，每天半夜起床割胶，满天星斗，仍然要怀揣红宝书作“早请示”，其他知青敢稍慢或借故不出来（实际就是多睡一会儿），但我们几个不敢。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都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表现，我们对这些活动从不敢怠慢，每次开会准是比别人早到会埸，讨论发言也特别认真，可以说，无论在哪方面，都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就是这样也常常难以被“一些人”认可。广州知青孙绍新经常在我面前一本正经地说：“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必须时刻记住改造自己，思想上与家庭决裂。”改造思想本是人人有份的事，但出自他的口，便全“属于”我们的事了。
    记得70—71年前后，我们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分别写了入团申请书，连这些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怎么还想入团？这对我们打击不少，王小英同学一气之下申请办病退，黎秦云最终选择了出国，她们这样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想解脱当时那种令人压抑的政治氛围。我也有曲折——1971年春我与余鉴彤一批入团，初审我被通过，而他不知什么原因暂末批（拖了一段时间才批），这样一来，他心里很不平衡，他认为自己是干部子弟，怎会赶不上一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随之而来便生出一些讲也讲不清、道也道不白的事事非非，无形中我们原本尚正常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对立了，当时真不知道恩恩怨怨何时了。还好，当时连队、东安片的梁镇书记、陆冗秀队长以及老工人对我印象不错，对我的入团给予肯定，加上我的入团介绍人郭广华，团支部内的张敏华、韩校丰等都是比较正直的知青，因此，终于使我在1971年4月被正式通过加入共青团，获得了一次政治生命。
    1972年4月，由于我割胶技术不错，调到埸部的邱兰英工组，兼在机关生产处搞科研、统计等职。当时还是兵团建制，“四人帮”还在台上，极左路线、思潮还是主流，邱兰英工组当时是兵团的先进典型，身在这种环境，我更加小心谨慎，与周围的领导、同事自觉保持着一种“政治界限”。
    就在这期间，潘路米从十七连调到团部放映队。我们同住在机关宿舍区，在此之前，我们仅仅是相识，并不熟悉，我大概了解她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老革命干部，并且都是省里分管文化部门的。按照当时的政治氛围，我们之间属于猫鼠不可同笼。但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却有一种相见恨睌的感觉。潘路米完全沒有当时一般干部子女都有的“高贵感”、“优越感”，她对我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不但沒有歧视，反倒寄予同情。她平等待人、心地善良，对人真诚，由于埸部广州知青不多，我、她以及金一虹（北京知青、在宣传科）很快就熟悉了。在工余饭后，我们很喜欢聚在一起，对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学历史、政治形势，我们无所不谈。这时候的我，才似乎忘了“界限”，沒有了“压抑”，恢复了我本来活泼开朗性格。我开始认识到，出身好的干部子女并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潘路米之所以具有那么多的优秀品格，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她一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事物“真善美”能有独自的辨别能力，而这一点，恐怕恰恰是一般干部子女缺乏的。
    令我难忘的还有这么—件事——自我下乡后，由于家事有变，我的父母迁出了广州，以至我在广州沒有了从前的家。75年春，我要路经广州去南京探望父母，路米见我有难，便毫不顾忌地安排我住在她的家中，这种关心和信任，使我这个弱女子倍感温暧。77年春，我告别了海南，又一次路经广州要北上黑龙江的时候，还是路米把我们夫妇接到了她家……最后平安、顺利的送走我们。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只有经历了那个历史年代的人才有体会。作为知青朋友，我们就是在这种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加深友谊的，这种友谊的纯度是很高的。
    自1977年1月我走出广州路米家的大门——1997年7月路米第一次走进上海我的家门，整整过去了二十年。我们很自然共同想起许许多多的东红埸友以及往事。当初，“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种提法，本身就是“文化革命”的产物，对整整一代青年心灵的伤害是难以平复的。今天，假如丰收队的知青朋友相聚在一起，无论是谁，都会达成共识：十年动乱是一个荒唐的时代，在那时，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扭曲和变形，决不可简单用一个“对”与“错”或“好”与“坏”来评判的。
    过去的毕竟过去了，我们不必耿于是非的认定，而应从中悟出人生的位置、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目标。

               圆 梦___98年春重返海南东红小记（陈贤芳）
                
                                      序
    

     黎秦云、潘玉英、章宝虹、王小英与我是广州笫十七中初二 (七)班同学。1968年11月，我们五人一起上山下乡，又一起分到海南东红农埸丰收队，曾在知青中被称为 “五朵金花”。七十年代开始，我们先后各奔前程。也许我们当中每个人在离开海南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再也不回去了”。可日子过得越久心里就越感到，心中有一块感情的保留地——那就是海南島。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块土地的感情沉积得越深，形成了忘不了、说不清的情怀。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五人共同有一个梦，那就是相约一起回海南。但也许条件不成熟，始终沒有能实现。到了九十年代，宝虹同学移民去了美国，黎、潘两位在香港，我在北大荒，只有王小英留守广州。大家天各一方，难以成行。为此，潘玉英、王小英已先后单独行动回去过。余下最为迫切的要数黎秦云了。她较早离开海南，72年11月，随着我国对外政策、华侨政策的改变，她办了出国手续，后定居香港。廿六年来，她在思念祖国大陆的时候，尤其想重返海南、重返丰收队，看看那里的老工人、橡胶树，这是她心中的一个梦。
    98年春节前，秦云同学获得仅有的几天假，她立即约我。说实在，我从黑龙江调回上海工作只有三年，正在为生活为生存奔波奋斗。但我心里明白：人生中有时一次不同寻常的旅行，一番全力以赴的进取和投入，都可能使我们心灵豁然开朗，一定是很值得的。因此我克服了诸多困难，荅应了她。秦云同学当即在香港为我定好了往返机票，第二天她飞抵上海。1月23日早上，我俩在上海虹桥机埸登上了赴海口的班机。当飞机穿越琼州海峡，飞得很低的时候，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海洋，七彩的光波笼罩着海口上空，漫长的海岸线在伸展，我忘却了自己，心随疾驶的海天流云思绪万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又回来了。
    

                         一、 回东红农场场部
   

     走出飞机埸，来接我们的是原丰收队的海口知青许光森、韩校丰。他们是知青中最早提干的，几十年来一直比较顺利，可以算得上事业有成者。向导是原內洞队职工子弟的东红农埸劳资科刘芬强科长；司机是一位在农垦局工作的海南籍青年，能受到他们的陪同，是我们的一种荣幸。我们中午都顾不上吃饭，就提出直接去东红场部和丰收队。
    小车在公路上奔驰，现在的海口与廿年前相比，变化真是太大了，几乎找不岀当年的一些影子。记得当年从东红到海口，要乘半天的车，可是现在已修好高速公路（据说修路的造价在全国排最低），一个多小时便可抵达，而且高速公路还跨越了东红，以前的埸部医院门前就是其中的一段新路。
    路上，刘科长提及今天是安排全场搞卫生准备过年，问我在场部想见什么人？（我是72年4月从丰收队调到埸部邱兰英工组及在生产处搞科研，77年1月离埸的）我列了一串名单，得知一些老同志有的外调升迁，如高崇武、陈升辉、苏国昌等，多数退休后回老家了，如李世胄、粱镇、黄浩生、邱兰英等。此时我想起77年我离开东红之前是在老方（搞宣传报道的方孝勋同志）家吃饭告别的。当得知他一直留在东红场里，我很兴奋，心想：这位可敬的老人是一定要见的。车到东红场机关门前还沒停下，便听到刘科长高兴的说：“太巧了，老方正好在呢！”一下子出来了一群机关人员，分别廿一年又见面了，老方的爱人曾老师以及女儿也被人叫来了，我们热情的手握了又握，只想拉近廿年分别的思念。我特别敬佩老方一家，他们从兵团现役军人起一直留守到现在，我动情的对老方说：“当年从东红场宣传部走出去的黄易、金一虹、刘平、韩校丰等知青，一个个事业有成。这与您的培养、指导是分不开的”。激动之余，我们合影留念。
   场部是我工作了五年的地方。真想不到以前开大会、放电影的那块空地，现在是机关办公大楼。也就是以前开大会、放电影的那块空地，当年每次放电影，附近农村老百姓入口处的那一带，如今已成机关干部的住宅区。曾记起75年场友潘路米返城前，她领着我、金一虹就在这里附近拍过不少风景照。现在已旧貌换新颜。机关门前左侧，似个小花园，种了不少花卉，当中建了一座女胶工的雕象，底座写有“割胶光荣”，再现割胶工人的英姿。我和秦云都是胶工出身，看到这雕象，无不为之心动，感到莫大的宽慰。秦云过去沒有在埸部工作过，我俩寻找到有共同记录的一个地方——在进入机关大楼之前有一座小石桥。68年11月18日，我们从广州抵达东红场还沒分下连队时，我们五人曾在这桥上拍过一张合影。我还重游当年的机关食堂、招待所、宿舍、邱兰英工组的林段以及当年磨胶刀的地方。也许是我后来去了黑龙江的缘故，北大荒地阔天高看多了，我感到此刻眼前的场地变小了。二十年风风雨雨，事过境迁，只有一颗颗真挚的心沒有变，对祖国土地的热望沒有变。

                                二、回丰收队
   

    当车子抵达安竹向右转弯驶向丰收队时，我们的心再一次激动起来，我们似乎已经听到了第二故乡亲人的呼喚声。终于，车子在丰收队的简易球场停下了。很快，一个个老工人闻讯都跑出来：“廿多年了，你们还是老样子！”重逢、握手、拍打、拥抱，“李多琼、秀莲、爱琴、陆见丰……”我们都能马上叫出他们的名字，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一双双手握紧的时候，一双双眼睛湿润了，许光森这位男子汉掉泪了，我也泪如泉涌。得知有三位以前特别熟悉的老工人已经先后去世，此时此刻，我们怀念、追思他们。回想起他们手把手教我们干农活，回想起他们那严厉得象向自己孩子般的训斥，回想起他们过年过节给我们端好吃的，回想起工余饭后与我们谈古论今……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可惜再也见不到这三位可敬的老工人，我们特地到他们家中，问候其家属、子孙，知心的话说了又说，也难以诉尽廿年的生活历程。在我们走访各家的时候，一些老工人分头为我们捉鸡、砍香蕉、椰子、挖木薯，一定要我们带走。为了表达心意，秦云从香港来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廿多斤巧克力糖，当大家欢声笑语聚在球场时，由我分发给每个人。马上快到春节了，这礼品凝结了我们一片深情厚意，祝願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生活甜甜美美。
     我们尤其感谢东红场的刘科长，他始终陪同我们，除了当向导，还不停帮我们摄下一个个珍贵的镜头。他特地陪我们走到万泉河边——当年洗衣玩水的地方。本来以前沿着小石头路走过去便是山口岭队，如今宽宽的河面呈现在眼前，据说已供发电，由于水变深，还曾经淹死人。刘科长又陪我们来到当年住过的简易房、水井、礼堂前面留影。我和秦云还跑到橡胶园里抚摸一棵棵的橡胶树。就是这些地方，我们为自己寻梦、寻找过去的感觉、寻找感情的凝结点。
    在即将分手的时候，得知一些老工人生活有困难，我们掏出几百元塞到她们手中，(秦云拿出最多)。老工人收下的不是那些有数目的钱，而是印在上面的一颗心……。这天晚上，我们与陪同来的许光森、韩校丰唠到半夜才散，我们达成一个共识：人生毕竟短暂，千万别再留下太多太大的遗憾。在老工人有生之年，我们应多回去与他们相聚。
    这一天，我和秦云终于圆了思念东红之梦。

                                   后 记
  

     我们一行笫二天赶回海口，特地赶到农垦局去探望高崇武、扬一帆夫妇——68年11月，是老高负责到广州办理接收我们这一批学生到东红的。后来，他又一直是我的部门领导，得知他们夫妇健在，我们冒雨找到了他们家，给了他们一个惊喜。邱兰英已退休回老家，很可惜我没能见到她。晚上，我们在海口还约见了几位海口知青，如王永庶、黄秀容夫妇、容善良、范众宾等，互通了情况，致以了问候。1月25日上午，我们告别了海口市，豋上了返程飞机，我的心随着那悠远无尽的回音飞扬，我的心已化入那海的永恒中。当年我们在海南岛献出了青春和热血，这将成为跨世纪的话题，日月经天，沧海桑田，唯有此情最真。

         知青运动——一次悲壮然而是失败的迁徙 （金一虹）

    1967至1977年间，在中国的大地上曾经有过一次规模空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大约有1647万名中学生（含回乡知识青年），被席卷于这一浪潮之中。

     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移民浪潮。说它空前，不仅仅因为是它的数量巨大，也不仅仅因为它流动的距离之遥，所涉及的地域之广（知青们不仅遍布东北、内蒙、新疆、云南、海南等边疆地带，还深入到每一个内陆省份的腹地），更重要的是它的移民主体是空前的整齐——他们的年龄几乎都在15——20岁左右，都是正在受中等教育的学生，大多是在都市生长大的。“这是一代人的放逐”——文学评论家郭小东如是说。确实，这次迁徙主体具有“代”的特点，而且几乎囊括了一代人。

    尽管知青运动的起因包括了安置多余劳力就业等因素，但它绝非是一次经济性的移民。因为每一次经济性移民总有“迁移收益”，然而在边远地区尚无新的资源需要开发、在农村本身尚有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大量把知识青年从较发达地区移向不发达地区，其迁移效益实为负值。我们今天无法精确计算这一历时十余年的移民潮的迁移成本，但仅仅从中央“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就可以看出，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心理角度看，这次迁移都是负效应。仅仅计算到1979年，知青的回流率已高达83.9%。潮水一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又潮水一样回流回都市，留下的又是什么呢？当年的知青对他们的孩子说着“青春无悔”的时候，他们的心却在流着眼泪——我们把青春洒向大地，我们又收获了什么？田野又一层新绿，哪里去寻找当年“改天换地”的痕迹？我们曾积极参与开荒筑坡，围海造田，结果带来的却是水土的流失、生态的破坏……时代的潮水轻轻地一冲，那倾注了知青最宝贵的青春热情的“成就”就被冲得干干净净！

   这是一次悲壮的然而是失败的移民潮，这是一代人的悲剧。对于知青运动的负面效应，已是无可争议的，也无须我赘言，然而，若要历史地分析这场移民潮的文化影响，却是不能仅仅用“迁移收益”甚至不能用正负效应来简单地加以判断的。换言之，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觉来看待知青运动，也许我们能挖掘出更多的一些东西，以认识这场运动对历史以及对一代人的影响。

      （节选自《知青运动与知青》一文第一部分，全文收录于本站《谈古论今》）

                  带着多少牵挂离家  （杜凌）

   1968年11月，是广州百万知青及其家人难忘的一月，那天凌晨，坐落在广州河南的太古仓码头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去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从广州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红卫4号海轮凄厉的汽笛声划破了凌晨的最后一道夜幕，同时也震撼了码头上每个人的心扉。“哗”的一声，船上的知青，船下的亲友，万人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那是发自肺腑的生离死别的尖叫。无论是几秒钟前还在说说笑笑的，或是泪珠早在眼眶里转悠的，此刻都泪流满面，涌向船弦，船上船下的人再一次互相叮嘱着，告别着，呼唤着，大声哭喊着……

   不管人们是如何的悲痛，如何的难分难解，红卫4号海轮依然启动了。码头上的人影越来越小。那时广州最高的两座标志性建筑物南方大厦及爱群大厦，也渐渐地隐去在深秋的晨霭中。

   船离开广州，义无反顾地驶向大海。

   茫茫的海面上，一望无际，只有几只白色的海鸥伴随左右。我独自站在甲板上，任海风吹乱我的发辫，吹干泪水。在我们这些同学中，有些人确实是兴高采烈，怀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红心去的，但是更多人是无奈的，特别是出身不好或文革中家庭受到冲击的同学。那种无奈与悲凉而又不敢表白的心境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我和妹妹杜星跟各自的学校分别到海南岛和湛江的生产建设兵团。记得临走前，我们一起去三元里探望被造反派关押在“牛棚”里的父亲。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停发了工资，每月只有50元生活费，全家8口人靠妈妈100来元的工资维持生计。

   那时，三元里是很荒凉的，我们骑着单车，边走边打听，七转八拐才找到“牛棚”。造反派让我们在大门左侧的一间小屋里等候。过了一会，父亲来了，原本清瘦的她更显清瘦了，但目光仍炯炯有神，胡子也并不长，他把自己收拾得象往常一样整洁。

   见到父亲这个样子，我们也放心了许多。后来才知道，造反派怕他们自杀，要没收刮胡子刀之类的利器。父亲长着满脸的落腮胡，一天不刮就胡子麻碴了，他悄悄把刀片藏在鞋底，趁打扫厕所之际偷刮几下。他是一个十分爱整洁的人，即使在他最落魄最困惑的日子，他也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更是个坚强的人，无论是在被打成“右派分子”还是被打成“走资派”的岁月里，他总是独自忍受着委屈，从不把自己的烦恼发泄到家人身上。他是用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意志，用自己对家人的关心和爱保护着家人。

   他知道我们要走了，强压着悲痛安慰我和妹妹说，能去建设兵团是组织上对老同志家人的照顾，去后一定要好好锻炼自己等等。当时我们还很年轻，并不能真正体谅到父亲在“牛棚”里的处境及心情的，只知道要背着“走资派子女”的罪名去接受再教育，去被改造的。

    其实，又何尝是我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牵挂，带着那么沉重的包袱离家的呢。

    大海茫茫，前途茫茫……

              月 光 曲 与 茅 草 屋 （潘露米）

     晚霞，在灿烂的黄昏中最后离开大地。
     夜幕，迷迷朦朦地开始笼罩着橡胶林。
     我们几个知青坐在自己亲手搭的茅草屋前，卸下一天的劳累，围在搖搖欲晃的小桌子旁，匆匆地吃下简单的晚饭。饥饿感似乎仍未退下，但饭巳吃光了。大家并不愿意散开，漫天地闲扯开来。
    夜色，是这样明净；月光，是这样清亮；星星，是这样贴近。
    茅草屋内的小油灯，淡淡地闪着黄色的光晕，把几个年轻人的身影眏照得那样柔和，那样朦胧。中天的月亮越升越亮，简直如同白昼，把茅草屋前稀稀疏疏的草地照得一片雪亮。一阵阵清清凉凉的椰风吹来，泌人心肺。
    一位男知青拿出口琴，悠悠地吹起 《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当时，这歌属禁歌之列，仅吹曲调不会犯忌），越吹越响，或远或近的琴声直撩人心绪。
    听着如此悠扬的琴声，举头对着中天的月亮，我忍不住呼唤身旁年轻的伙伴们。 “喂，喂，我突然想起一个遙远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就象这样的晚上。你们想听故事吗？”大伙们齐声拥护。
   “但有个条件，你们都必须闭上眼睛来听。”这群天真又寂寞的知青们半疑半信地静了下来，有几个小女知青真的闭上了眼晴。
     我凭着童年的模糊记忆，轻柔舒慢地讲开来。
   “大约在中世纪，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在一个夜晚到城外的郊野散步。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面，传来弹钢琴的声音。弹奏的正是贝多芬的曲子。弹奏者的技巧并不高明，但感情非常真挚，因而打动了贝多芬的好奇心……一位双目失明的姑娘知道她面前的竟是赫赫有名的贝多芬时，不禁惊惶失措……贝多芬被她的真挚和不幸所感动，坐到破旧的钢琴面前。
   “此时，窗外投来一道银色的月光，正好照在琴键上。贝多芬感到，在银色的月光里有一些特别的和弦在震动着，沉静地飞舞着，牵引着他的思绪。倾刻，田野的虫呜、月光的透明、农舍的清影、姑娘的細柔一齐汇集在琴键上，被幻化成动人的施律。”
    我轻声感叹道：“月亮啊，月亮。你在这样的晚上把灵感赠给了贝多芬，贝多芬通过他天才的回应，把这首美妙的<<月光奏明曲>>传送到人世间……”
     故事轻轻地结束了。几个年青人都黙然无语。
    远处，月光曲在无声地奏鸣，宁静而凄怆，恬美而幽静，与亚热带潮湿的夜交融在一起……
     茅草屋内的小油灯逐渐昏暗下来。不知名的夜鸟在树梢上低声吟唱。封闭巳久的心灵突然被故事掀起温柔的一角，触动大伙们对家的遙远回忆，既甜蜜又隐痛，既亲切又生疏，既温暧又难受。在静黙中，我才明白这个优美的故事并沒有带给大家快乐，反而引起各自的惆帐和伤感。
    知青们散去了，在他们的暗影背后，我读到一种悲凉的成熟和思考。
    这一天晚上，我与月亮同在，与椰风同在，与茅草屋的小油灯同在。
   我抱着月光曲，走入了自己的梦乡……   

                                        （1993.7写于广州）

                        
                  我和女儿在连队的日子   （潘玉英）

   结婚、生小孩，这是每个女人都要面对的事情，要忍受不同程度的压力和痛苦，但每当看到自己的小孩一天天地长大，就会觉得无悔当初了。不知不觉女儿已经是二十出头婷婷玉立的少女了，而二十多年前的情景，却还是记忆犹新。

   七五年十二月，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当时最低温度是3至5摄氏度。刚生下女儿不到一个月，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病逝了！那可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啊！对于我来讲，真是悲喜交织。由于当时生小孩后身体很虚弱，血压低，血常规不正常，医生开了病假单，休息三个月，自己总觉得不能超假，一来，对知青影响不好，二来，小孩是自己要生的，多么困难也要自己面对。尽管身体还未调理好，我还是回到农场丰收队。

   就这样，我抱着女儿，回到队里开始了我新的生活。我是割胶工，回来后自然还是割胶。记得地一天割胶，我就象往常那样，起床洗刷完了，点起胶灯，背起胶箩，挑起一对胶桶就去割胶了。差不多要割完一个树位时，我突然间想起，忘记把女儿抱去托儿所，糟了！襁褓中的女儿给我遗忘在床上！由于林段离队里尚有一段路，只好一面匆匆忙忙割完剩下的胶树，一面心里惦记着还在房间的女儿，希望她不要很快就醒。就这样，我心不在焉地把树位割完，匆匆地磨好胶刀并把胶水收完，挑着两桶满满的胶水，急急忙忙地赶回队。在收胶站，我把两桶胶水一放，也顾不上过称，就跑步冲回到房间，一开门，还好，见女儿还在熟睡，我不顾一切，就把她从床上抱起。这时，女儿才慢慢地睁开两只大眼。唉，就这一刻，我才真正的感觉到做母亲的压力，心里很乱，哭笑不得。

   从这一次之后，队里的人都很关心我，主动地帮我抱小孩到托儿所，又主动地帮我抱女儿回来。我女儿很可爱，不容易哭，又爱笑，又精灵，多里的人都很疼她，连男知青都爱抱她，老工人就更不用说了，有什么好吃的，一定会抱她去吃。这下子，我可好了，每次收工或割胶回来，不必急于到托儿所接小孩，可以把要做的事做了，才去接她。经常是我端着煮好的米糊在连队到处去找女儿，有时，真把我搞得团团转。那时候，女儿在我手上只有喂奶、洗澡和睡觉的时间。

   那年头，食物十分缺乏，大人吃得简单，小孩也一样。那时，要吃点肉，除了队里每月杀一头猪外，就要到墟上买了。有时，碰巧队里下午放假，或者我那天割两个树位，下午不用开工，若赶上新市镇墟期，我都会去赶墟。从丰收队到新市镇要走一个钟头的路，每次，我割胶回来总是匆匆地吃了饭，把女儿一背，就与其他人一起去赶墟了。夏天就撑着伞，顶着烈日；冬天，则用一条毛巾把女儿一包，背着她就去赶路。因担心去晚了买不到肉，走路总是急急忙忙的，好不容易挤进肉档，买了一元钱肉，趁着太阳还未下山，又赶着往回走。回到队里，整个人象散了架似的，但想到女儿肚子饿着，未待缓过气来，就又忙着煮饭了。锅里的肉飘来阵阵香味，我多想拿一点尝尝，我也很久没有痛痛快快的吃肉了。但一想到孩子，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应该给孩子吃最好的东西！看着孩子吃得津津有味，就会觉得比自己吃还有味。当然，我先生有时也会托人从府城带点咸猪肉来，这时，我就可以尝一点点。

    刚出生的小孩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是要吃米糊的，那时，是要自己亲自去磨米粉，但一次又不能磨得太多，太多了放久就会变酸，变坏的，只能一次磨一点。虽然只磨一点点，但也要花不少时间。每次，我在半夜起来割胶时，用水把米泡上，待割胶回来，倒掉水，把米摊开晾干，吃过午饭就去磨米。队里有一个大石磨，专门用来磨米粉的，磨米非得两个人不可，一人推磨，一人放米，米不能一次放得太多，要一点一点的放，才能磨出幼滑的米粉来。磨一斤米起码要一个钟头，磨完了，得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下午收工回来得赶快收起，免得太阳下山后，沾上雾水，米粉就很快变酸不能吃的。吃过晚饭后，还要拿一个细孔的铜丝筛子，把米粉慢慢的筛一通，把筛好的再摊开散散热气。如果那天阳光猛烈，米粉就可以装起来密封，否则，就得多晒一天。虽然，每次为了磨那一点米粉而失去了中午的午睡时间，但几位妇女在树底下的阴凉处，一边磨米一边说着家常话，逗着小孩玩，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在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例，就是结婚以后，队里会批几条木料给你盖小伙房。盖一间小伙房并不简单，得备料，割茅草，扶泥墙。那时，如果没有江门伍炽荣、伍炎朝两兄弟和多琼、秀莲等老工人的帮忙，我自己是不可能盖得起一间小伙房的。单是割茅草，我们就利用了几个半天的休息，顶着烈日赶着牛车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割茅草；每天吃过晚饭趁天还未黑，就挖桩洞，一点点的挖。洞挖好了，茅草也割够了，就可以上梁竖桩了。接着就是上顶，扶泥墙。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和老工人的帮助，终于我也拥有一间不错的小伙房，日后就不用再蹲在房间外的走廊里煮食，就连洗澡也不用到连队洗澡房轮候了。最有作用的就是可以养鸡，那时为了能给小孩多增加一些营养，我托老工人到大路去买了6只母鸡回来养，下的蛋全部给女儿吃。其他的知青也爱到小伙房来煮东西。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很怀念那间小伙房，我更感谢江门知青伍氏兄弟和尤江夫妇对我的帮助。

    我先生当时已调到琼山县农场部工作，由于工作单位离家太远，故他很少回来探我们，一切的一切都得自己去做，独自去承担。还未生小孩前，我是队里的团支书，又是副指导员，当时，全农场就只有我这个还未入党的知青当副指导员。那时，我们队的青年不多，才十几个知青，他们都很自律，也算团结，不用我多费心的。生了小孩后，我就根本顾不了那么多，尤其是到场部开会，更不可能了，因此，我向队领导申请辞去团支书和副指导员的工作。当时我的手腕关节发炎，提水、洗衣都要咬着牙忍着疼痛；割胶用的是手腕力，割胶时更痛，为此，我经常要请假不去割胶，队里只好派我去做林管工。

    有一天，团部来了几位干部，一打听，是来蹲点的。那时候场领导下队蹲点，决不会平白无故，肯定是来抓典型，这个典型不是好就是坏。我想，队里又有什么典型给他们抓住呢？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自己头上。没料到，过了几天后，在晚上开全队大会时，他们却把我摆出来批评了，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全队的人都知道那是冲着我而来的。当时我真的很气愤，好想哭，无奈又无助。好不容易开完会，我默默地抱着女儿，走回房里去。那一夜，我辗转难眠，心里很不服气，总想向他们作一番解释。但冷静下来想想，工作组的人是了解我的，场领导也了解我的，相信他们会一分为二看问题。结果，我的想法是对的，工作组临走时，特意对我说，他们这样做，主要恨铁不成钢，还说会帮助我解决困难。我多谢了他们的好意，也觉得对不起他们，辜负了他们，让他们失望了。过了不久，欧国沛书记就找我谈了一次心，传达了场部的意思，说场部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有意调我到场部中学去当音乐老师，如果我同意，场部会马上发调令。当时，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消息反应麻木，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不要离开丰收队。我婉拒了场领导的好意，其他人都替我可惜，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

   七六年，那可是一个充满悲痛的年代，中国连续失去了两位国家主要领导人。失去周总理的悲痛还未平息，又传来毛主席病逝的消息，举国悲痛，人心惶惶，全国都在开追悼会，农场也不例外，各连设了一个灵堂，每人都在毛主席像前鞠躬。开追悼会的那天，全农场职工奉命在场部一个大操场集合。我们割完胶，匆匆的就往场部赶，走了两个多钟头的路，来到了场部每次召开全场大会的地方。因为是开追悼会，全体人员肃立，规定不能随意坐下。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的两条腿已在发软，好想坐下来歇歇，但不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会场。这时，台上广播着什么已没有心思去听了，一心只想着快点结束，快点回去喂小孩。可能是追悼会也快结束吧，队领导让我们几位哺育孩子的妇女和几位有病的职工先离开。离开会场不远，我的两腿就不断的发抖发软，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我和江门知青欧丽儿一起走，她也和我一样腿发抖发软。我们就这样相扶着，走走停停的，我心里越急，就越是走不快，后来全队的人都超过我们了，我们还是走走停停的。

    天黑了，我们俩才拖着两条疲乏的腿回到连队。一走进队里，经过篮球场，从江门女知青的宿舍门口传来一阵阵我女儿的笑声和吱吱哳哳的说话声。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我就迫不及待地跑过去，坐下就喂奶给她吃，心想女儿一定饿坏了。可是，这小家伙一点也不想吃，一问，原来那几位江门女知青回队后，看到她饿得直哭，就把自己从江门探亲时带回来的饼干给她吃了。我上前感谢她们，抱着女儿回到小伙房。一开门，看到桌上有一份饭，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已帮我从伙房打饭回来了。这下子，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下来。我是不轻易流泪的，回来几个月，多艰难我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在那一刻，我实在忍不住了，因为队里的人对我太好了！试想，如果没有好心人的帮忙，我那天的情况就糟透了。

    一九七七年三月，我调到琼山县府城镇，和我先生一起，从此，我又开始了人生的另一种生活。离开丰收队时，我真依依不舍，舍不得丰收的人，舍不得那条清澈的小河，舍不得那干干净净的林段，更舍不得坐落在老胶林中的宿舍和我的小伙房！一切的一切，真是依依不舍，依依不舍！

                                                    （ 89年9月7日于香港）

             踏上前人开垦的橡胶园  （曾应枫）

           （节选自小说《小霞客岭南游》，作者现为专业作家）

   这边的橡胶林刚刚断了头，车子继续沿着海南岛环岛公路往西，又进入了中部的橡胶林。海南岛是个热带宝岛，几天的行程，满目都是三叶橡胶树的雄姿。分别由台湾相思、小叶桉树组成的防风林带，将橡胶园围成了一个个方块，这就是典型的橡胶农场了。

   妈以前在海南中部的中兴农场当过六年知青，其中有两年是当割胶工，四年在农场子弟小学当教师，如今重返三十年前的旧地，她的眼睛紧盯窗外。胸膛起伏，嘴巴发出阵阵的感慨。

   我和阿伟只是在书本上，又从妈妈的嘴里听说过橡胶，如今面对着这些能流出白色乳汁的树，也有种惊喜。

   橡胶的主干粗壮、挺拔，树冠整齐，叶片碧绿油亮，透着旺盛的生机，说它“精神抖擞”一点也不过分，要不，它怎么能和钢铁、石油、煤炭一起，跻身于当今世界工业的四大原料行列中去，被人们誉称为“绿色的金子”？

   我看过一本神秘的亚马逊河探险记，知道橡胶是在巴西的亚马逊河流域发现的，当时的印第安人偶然发现了这种粘在脚上的白色树汁可以防水，就开始留意这树了。至于橡胶如何进入人类生活的，这得归功于历险家英国人亨得.魏克汉，他在巴西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冒着生命危险采集了七万多粒橡胶树种，偷运到伦敦皇家植物园，这已是1876年的事。十年后，即1886年，马来西亚才把橡胶树当作工业原料栽种。从此，橡胶以百倍的身价，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今，我们的衣食住行，哪样能离开橡胶？！

   也许正因为橡胶的价值很高，但成长的过程又很受气候环境的限制，只能在北纬18度至21度左右种植，我国的云南、海南岛正是最适合种植橡胶的地方。六十年代末，我妈和阿伟妈等一大批知青就是不远千里，来到海南，把美好的青春献给我国的橡胶事业。如今，当年的青年成中年了，前来迎接老妈的农友，一个个不是脸上爬上皱纹，就是两鬓长出白发，然而，他们一见面，又是拥抱又是握手，又拍肩膀又捶手臂，那股高兴样，象返老还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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