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泉河畔——追忆遥远的岁月（之二）

              想起开荒“大会战”   （周冀培）

   六九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连队领导在大会上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我们队要在XX天内开荒XX亩。从明天起，到附近的山上开荒，全部种上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第二天早上四点半，正是炎热的海南最好睡觉时刻，我们全队知青就被钟声催起，匆匆吃完早餐一大碗粥，就扛着工具集队上山。

     开荒的第一步：砍芭。说起砍芭，到过海南的人都知道，那里是热带气候，山上植物特别茂盛，大树杂着小树，绿草夹着青藤，满山遍野，如果不先将这些植物砍倒，烧掉，根本无法挖土。我们每人带着长短砍刀，那长刀，颇有点象三国时的关云长专用的关刀。我们雄赳赳地来到山上，八九个人一字排开，向山上砍去。这活看来容易做来难，首先是要磨好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许多人的刀都不利，连一棵小树都砍不断，这才明白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另外是要会用刀，比方说，细小的树要用长刀向斜下方砍，留的树桩尽量短；碗口粗的树要用短刀，先砍出缺口，再推断；再大的树就要用锯了。挥刀的幅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注意既不能旁边的农友，又不能砍到石头上。就这样，我们乱七八糟摸索着砍了几天，才逐渐摸到了门道，砍起来象回事，也不会半个小时就被老工人拉下几十米了。

     女知青小陈砍芭时碰到了漆树引起皮肤过敏，头和脸肿得怕人，几天开不了工；小张则被一个蚂蚁巢落到头上，弄得浑身又痒又疼，这在当时并不罕见，日子久了，大家也就见惯不怪了。有一次，我正奋力砍芭，突然一刀砍中一个黄蜂窝，黄蜂“嗡”的一声四散飞开，我只好就地一蹲，据老工人介绍，蹲下来缩小目标，用草帽盖住头面，可避蜂蛰，没想到我一蹲下，下巴正好被一棵小树桩扎中，鲜血直流，至今我的下巴还留有伤疤。工间休息了，知青大多坐在地上闲聊，老工人抽烟，只有那勤劳的女工，仍不停手，她们忙忙碌碌地将大大小小的树枝整理成捆，砍几条长藤绑好，准备挑回去当柴烧。这样一天下来，我们一个个腰酸背疼，有的手打了血泡，但那时的人都很要强，没有几个叫苦的。砍了几天，整个山头只剩下几棵无法用刀砍的大树，最后用锯子锯倒。

    晒了几天，最壮观的时刻来到了：烧芭。为了防止火灾，首先要将欲烧的山与其他山上的草木分隔开，即清出一道防火带，避免火势蔓延。然后将人分组，四下一起点火，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映红了半边天。那次烧芭，我在山上还没来得及离开，火势已起，烟雾弥漫，热浪逼人，我睁不开眼，心想这回可完了，成了“在烈火中永生”！正危急间，突然听到山下有人在大声叫我：“小周，你在哪里？”原来我离防火道并不太远！我马上用衣服捂住口，循声冲出火圈，捡回一条命。

   除了艰苦，也有快乐。大火起处，不少小动物，如野兔、狐狸等四散逃奔，我们站在防火道正好守株待兔，迎头痛击，大获丰收。那时生活艰苦，除了过年，平时难得吃肉，有野味送上口来，真是开心极了。还有一次烧完芭后，我看见一位知青，张开大口，躺在一棵未烧尽的树下“睡觉”，觉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原来树上有一个烧过的蜂巢，正在往下滴蜜糖，难怪那老兄蜜来张口，甜不思归了。

   砍完烧完，就是“拉树头”了。能当柴火的木枝都已清走，但地上仍剩下许多大大小小的树桩，挖起来非常困难，农场的办法就是用拖拉机拉，即我们二三人分别用钢缆绑好树桩，再用拖拉机挂住钢缆拉起。这工作也要讲技巧，才能绑得扎实，否则钢缆一松脱弹开，站在旁边的人一被甩中，命都难保。清理出来的树头，特别好烧火，小的被老工人带回去煮饭，煲汤最佳，大的由农场派车来拉去烧石灰。

   下一道工序是开环山行和挖橡胶树穴，这也是开荒过程中最艰苦的活。这时的工具变成了四齿耙和锄头，我们真象愚公移山，站在光秃秃的山头上，每天冒着烈日，挥汗如雨，开山不止。有的山上布满石头，一锄下去直冒火星，几天就报废一把锄头。有时实在无法用人工挖，就用炸药炸。记得有座山上开了六层环山行，埋好了几十处炸药，我们六个人齐头并进顺序点火，后面的炮眼还未点着，前面点着的已起爆了，轰隆轰隆，泥石飞溅，我们没有卧倒隐蔽，反而加快脚步，弯着腰，边跑边继续点火，炮火追着我们，好象赛跑一样。回想起来，还真后怕，当时只是摔一跤，后果不堪设想。事故也时有所闻。农场有个工人因为未按规定等够时间就去排哑炮，结果只听一声炮响，飞沙走石，几分钟后，只见那位工人的红背心碎片从空中悠悠飘下，人体已荡然无存。即使这样的艰险，人们仍表现出高尚的情操，记得不少知青都争先去排哑炮，虽然大家都知道，就算是等够了时间，有时也会发生危险的。海南的橡胶园，真正是老工人和我们知青的血和汗的结晶！

    春雨一来，该栽树了。因为山高路陡，无法挑水上山淋压根水，只好趁大雨时栽。这时的我们，“大雨大干”，越是大雨越向前，戴着竹帽，身穿雨衣，用锄头挑着橡胶树苗，漫山遍野地赶栽。每个人都象落汤鸡，全身上下都湿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不少人干脆把雨衣脱下，反正内外一样，穿着雨衣更难受。说也奇怪，我们整天淋雨，患感冒的人并不多，也许是年轻火气旺吧。

   半年过去，往日的荒山野岭披上了新装，绿油油的橡胶苗茁壮成长，煞是好看。我们又投入了紧张的锄草、施肥、护苗等劳动。后来听说，由于缺乏科学规划，许多新开的地并不适合于种橡胶；再加上未先造好防风林防范风害及管理不力，我们辛辛苦苦开垦的土地，许多又丢荒了，反而破坏了山林的生态环境，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我们在大开荒的艰苦劳动中磨练成长，人变瘦了，黑了。劳动是艰辛的，生活是苦涩的，但我总是觉得，我们耗费了青春，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艰苦的劳动生活也给了我许多许多在城市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使我学到了劳动的本领，生活的知识，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意志。我永远难忘那艰苦的劳动岁月，那火热的“大会战”。

                               步行探亲   （张平智）

     谁也无法阻止时光倒流，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但那时的人，那时的事，却历历在目，仿如昨日。那年，我刚满十六岁，忽然有一天，离开了繁华的都市，离开了关心与呵护自己的父母和亲人，来到了海南岛琼海县东红农场八一队，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一个多月过去了，每天，扛的是锄头，去的是田头，干的是农活，这些，我还能做得来，但有一天的晚上，我怎么也无法入睡，想家了。我想爸爸、妈妈，可惜离得太远，还隔了一道海，我离开广州的时候，他们还在干校，已经半年没有见过面了，现在这道海峡把我们分开了，分得很远，很远。

  我想起我的姐姐，她就在附近的一个队红花队，很近，前几天，我们才见过面，是她来找我的，我们还说到哥哥，对！我想哥哥，他在附近的一个农场，叫东泰农场，听说很近，我找找他去，看看他们农场是怎么样的，干些什么活，好玩吗。明天我就去……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床了，一件草绿的军装，一个军用的挂包外加一个军用的水壶，还穿上一双解放鞋，就是这个模样，我就上路了。

  没有向连队请假，也没有向一个知青打招呼，当时想，我去一阵就回来了，就象其他连队的知青到我们队玩一样，反正就在附近农场，也不会太远吧。

   其实，东泰农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里路？走哪条路去？我一点都不知道，幼稚得不能再幼稚了，我自己想，姐姐的连队——红花队和我们八一队是附近连队，走路最多走二十分钟，哥哥的东泰农场是我们东红农场的附近农场，再远，走它四五个小时，也就能到了吧？走快点，说不定还能赶上吃中午饭呢。接下来，我才知道我有多傻！也许，这就说明，当年我是多么的无知，却又多么无畏！

  我们的连队离场部足有十公里，走路要走两个多小时，到了场部找人问了一下路，他手往前面大路一指：“在那边。”朝着那人指点的方向，我又继续上路了。

  加积，是我们农场所处的琼海县的一个镇。去东泰农场就必须经过加积镇，这是路上别人指点的，但是它在哪？有多远？我一无所知。陌生的地名，陌生的环境，但是，此时此刻，加积对于我来说，却是我光明与希望之所在。

   也许是心急，又也许是心情爽快，这一路走得特别轻松，大概中午一二点钟，我走到了琼海县城，而在加积镇或东泰农场吃午饭的想法已经破灭了。于是，我只好在路边一间饭店买了碗汤粉，这一角五分钱的汤粉，居然还有几片肉，让人食指大动，胃口大开，因为要赶路，也没有细品尝，再加一碗，吃了继续上路。

   虽说是十二月的天了，海南的天气却怪得很，中午时分，太阳高挂，火炉般的炽热，把淌出的汗水灼得干干的，再也流不出一滴汗了。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一直走到天黑，东泰农场还没见影！走在路上，身后不时有一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开过，滚着尘土而来，冒着黑烟而去，我也曾想过拦上一辆，搭个顺风车，但有的车不停，有的司机则说“不去东泰，去东升”或“不去东泰，去东平”，我也就不敢上去。如果那时我有点经验，即使去东升或去东平，也可以省下一半路！然而我……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一辈的壮举，徒步上京串联，则是我们这一代的骄傲。我就不信走不到东泰农场！天色渐渐黑下来，一直黑到伸手不见五指，我一个人，还在默默地走，很孤独，也很凄凉。没有了太阳的烘烤，汗水还是不断地流，实在累啊！走也走不动了，我哭起来，汗水，泪水，还有脚下流着水的水泡，一滴一滴！这眼前的路，到底还有多长？东泰农场，到底还有多远？……

   大概是晚上的两点钟，一辆路过的车，一个好心的司机，可能是看见我一个人在深夜里无望地挣扎，也可能看得出我是一个知青，人生路不熟，正需要帮助，他在我身边停下了车，问我从哪来，到哪去。我告之实情。司机显然有些感动，说：“去东泰农场还很远，你不如坐我的车，先到东平农场过一夜，明天再想办法吧。”就这样，我坐上了车，到了一个叉路口，他告诉我，：“向左是到东泰农场的路，向右是去东平农场。”

   在东平农场的招待所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我恢复了精神，找不到车坐，我决定继续走路。离开了东平农场，不知又走了多少路，走了多长时间，下午，我终于走到了东泰农场的场部！给哥哥挂了个电话，他叫我在场部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他来场部接我，因为他们连队到场部一来一回最快也要走大半天！

   第二天，我随哥哥到他的连队。哥哥所在的连队在大山里，去的时候要翻几座山，一路上，哥哥给我介绍他们的地方，除了山多，就是山蚂蝗多，还有声有色地描绘那山蚂蝗“会飞的”“会吸人血”“还会钻入人的脑袋，一辈子吸你的血”……听了令人毛骨悚然。

    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走公路，专往山里钻，翻山越岭，还要冒着遇上山蚂蝗的危险？原来，走公路要多走一半的路程，这意味着我这一次的“步行寻亲”，不是走一百多公里，而是一百多……多公里！

                           难圆兵梦    （张建新）

   七十年代，当兵是青年们梦寐以求的理想。1972年秋，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下乡四年，艰苦的劳动赋予我一副强壮的体魄。时年18周岁，174厘米的身高，68公斤的体重，加上当时我已是武装连炮排的班长，也算得上是一个准兵了。连里把我的名字报上了团部，大伙都认为，我这个兵准能当成。

   表面看我的条件都不错，可谁都没在意我是近视眼。我自己却心中有数，当兵的视力要到1.0，而我两眼都只有0.7！这兵无论如何也得当成！怎么办？苦思冥想，还真让我想出个好办法来。跑到团部卫生院，把视力表中从0.8到1.0的符号全都记了下来。兵检前的几个晚上偷偷地对着符号上下左右地背起来，居然也记得个滚瓜烂熟。

   兵检站设在农场所在地大路公社中学里。我们五十多位应征青年全都只穿一条短裤衩，整整齐齐列队站在球场。这是第一关，叫做目测关。几个医生和护士，还有带兵的军官围着我们转，当即就有几个人被淘汰了，无非都是些“罗圈腿”“鸭子蹄”之类。第二关是验五官，马上要轮到测视力了。我的心砰砰直跳，脑海里不停地搜索着那上下左右的符号。终于轮到我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站在界线前，先发制人地对护士说：“1.2和1.5就不用测了，我的视力就只有1.0。”小护士也真的老实得可爱，把那小竹杆就只在1.0那一行里移动。左眼测了两个符号，右眼也测了两个符号，就在我的体检表中填上了两个1.0。过关了！过关了！真是测试几秒钟，练了数夜功，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儿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脑海中那枯燥无味的符号也幻化成了身穿军装、手持钢枪的解放军战士……

   接下来是量血压。护士一连量了三次，摇摇头，终于提笔在体检表上填上高压140，低压68。“血压高，不合格！”天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该死的血压以前也量过，从没有高过125，怎么偏在这节骨眼上跟我过不去？！

   不能就这样罢休！我跟护士再三解释，护士叫我问医生。我找来医生，医生帮我量了一次，高压还是140。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就象烧旺的炉火猛然浇上冷水一般。我再也沉不住气了，大声嚷道：“一定是血压计坏了，不准的！”不想，这吵闹声惊动了一位关键人物。带兵的军官走过来，医生向他简要地说了一遍。军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体检表，象是在想什么似的。这是唯一的机会了，一定要抓住它！我再也顾不得什么了，拉着军官的手再三向他表示自己做梦都想当兵的决心，还告诉他我的父母也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军的老兵，我一定要子承父业。当然，我是不能向他透露，我是希望通过当兵离开农场之类的其他想法的。

   军官或许被我的执着所感动，他叫我等一会，见他与医生交谈了好一阵子，回来告诉我：先检其他项目，要是都合格了，今晚可以随其他参加复检的一齐到县城住一晚，明天一早抽血时再帮你量血压。军官悄悄告诉我，要实在没把握，晚上睡觉前吃两片降压宁，药店有买的。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希望我能当成兵的。

   心肝脾肺肾，其他项目全部合格。一到县城，赶紧买回了药。晚饭后和几位参加兵检的知青一齐逛县城，到了电影院，只见人山人海。一打听，才知道今天刚上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当时能看到外国影片就不错了，何况还是新片！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观看这部极具教育意义的影片，电影院决定临时加演深夜场。为了一睹为快，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我们几个都买了票。尽管是凌晨时分观看这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电影，我们丝毫没有睡意。朝鲜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以及剧中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无不令全场观众为之动情，欷噓的抽泣声随处可闻。散场了，在回县中学的路上，我才发现几乎所有参加复检的青年都看了这场电影，带兵的军官亦在其中。

   吃了两片降压宁，躺在用课桌临时拼成的床上，无论如何都无法入睡。异常兴奋活跃的脑细胞不断地把影片的情节一再浮现于我的脑海，就仿佛脑里还真挂着一块银幕似的，或许这就叫艺术的感染力吧。天刚亮，几个护士来给大家抽血。军官特意带上一位医生来帮我量血压。无须多说，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的我，纵然是吃上一瓶降压宁也于事无补，兵就这样当不成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调动工作回了城，至今已25年了，先后不知量过多少次血压，真的没有一次是高过130的！假如兵检时懂得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假如一开始就先服用降压宁；假如那天晚上不去看电影；又假如真的当了兵，那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呢？……

   你要是相信人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那么请你也相信偶尔的机会也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朋友，请珍惜和把握每一个在你身边稍纵即逝的机会吧！

                        青春之旅     （张穗纽）

                          （一）初涉人生

    1968年11月6日，学校门口熙熙攘攘，锣鼓喧天。我们胸前的大红花，身上的红卫装，更增添了平时那近乎痴狂的“虔诚”。坐上大卡车，我们直奔太古仓码头，登上红卫轮，向位于南海的海南岛进发。那时，我是怀着听毛主席的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纯朴心情走的，没有眼泪，没有忧伤，连妈妈也被我欢天喜地的情绪感染，免却了对女儿地一次远行的忧虑。

    11月9日，我们到达了东红农场场部。对一个十几年都是走着家门到校门路的姑娘，场部对于我们虽然陌生却很新奇，我只觉得是每个学期的农忙劳动，过过偶尔的集体生活，挺新鲜挺过瘾的。我们15个同学被分到红花队。戴着大红花，走到红花队——真有意思。到了队里，全体同学更禁不住齐声“乌拉”，迎面展现的是一个标准篮球场，直让我们这帮刚离校的小伙子、姑娘们惊叹不已。

   接下来每天劳动、吃饭、睡觉三步曲，慢慢地使我们的感觉开始发生变化。白天浃着汗水，晚上伴着油灯，莫明的空虚笼罩在心头，想家的泪水常常挂在腮边。当时我们最小的14岁，最大的18岁。我们这帮女孩子，都是到了农场一年以后，才懂得掩饰那渐渐丰满的胸脯，显现出少女的羞涩。

   在红花队，大部分是1959年整个部队转来垦荒的、我们称之为“军工”的老工人。在与他们一起劳动、生活中，我觉得他们善良淳朴，对我们这些知青很关心，手把手教我们割胶、挖穴等农活，还常常把自家做的好吃的糯米粑粑、木薯……端给我们尝。偶然遇上队里分肉分鱼，我们也拿到老工人家去，与他们一起分享。记得当年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队里有一位粗大黑壮、不善言辞、只会嘻嘻傻笑的工人，不时地给我们端来一些木瓜木薯之类的，开始我们高兴地照吃不误，后来听说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吓得再不敢吃了，远远看见就躲，直到他回老家讨了老婆回来。现在这位老工人还在红花队，两个孩子都大了，有一个还上了大学。其实他是一位老实敦厚的好人，我们只是因少女的朦胧意识而产生了恐惧。我们红花队的老沈、小老杨、老刘、老熊、幺娥阿姨、张桂英等数不清的老工人，都是知青的亲人，我们在他们的庇护下、帮助下渐渐长大。

                            （二）磨练意志

   在农场的头几年，“四人帮”还在台上兴风作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们这些小青年也难免牵涉其中，弄得人人自危。有的同学不知说了什么，被揪了出来，我也因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受到盘问监视。当时心里很委屈，但又很无奈，后来因被钱参谋长挑到师部文艺宣传队，一走几年，这事就不了了之，但也使自己经受了一次冲击，思想也成熟了，意识到自己不是学生，不是小孩，不是去农忙劳动，而是大人了，是踏入社会生活和工作，再不能天真无知了。

   那时的劳动真是艰苦，割胶的得在太阳出来以前割完200至300株橡胶树。我们头天晚上就把胶刀胶灯胶桶等准备好，早晨五点就起床，先把胶灯点亮，匆匆刷牙洗脸，就奔向自己的林段。这“起早摸黑”的活，苦就苦在不能“懒床”，每天天不亮，只要不下雨，我们的队长就挨着每栋宿舍，用他那响亮的海南普通话喊道：“起床，起床！割胶，割胶！”听着他的喊声，我们就会嘟囔着：“半夜鸡叫了！”这时候真盼望下雨。

   比较起来，割胶的劳动强度并不太大，开荒挖梯田大会战才是最累人，要扛三种工具上山——四齿耙、半月锄、砍刀，足有十斤重！每天垦荒、开梯田、挖穴，一天一个山头，汗水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晚上收工时，衣服上可见斑斑盐巴，手上的血泡疼得不能碰，洗澡洗衣服只能象征性地对付一下。现在的女孩子可以化妆打扮穿时装，而我们的花季只懂得“飒爽英姿红卫装，不施粉黛自然美”。

   离开父母，初到农场，唯一让我们省心的就是“吃食堂”。每天的劳动不管多累，收工后可以享受“饭来张口”的惬意日子。不过吃食堂也不完全是毫无负担，因为连队规定每人每月要交几十斤木柴，虽然当时木柴资源有的是，特别是每次开垦一个山头，都有大量的大小树木被倒下，扛回来当柴烧是其用途之一，但是一天八小时“革命加拼命”的体力劳动，已经超负荷了，还得扛着沉重的木柴，走着崎岖不平的几里山路，饥肠辘辘且拖着疲惫的脚步，这还能轻松吗？有些瘦弱一点的知青每月都只好打欠条拖着。终于有一天，一个欠数最多的女知青去食堂吃饭时，被炊事员警告：再不交够木柴，不准到食堂吃饭。这位女知青急哭了，后来还是其他知青一起凑着给她补上欠数。我因为比较胖，热量消耗完，还有积聚脂肪可以消耗，况且我还有一种磨练自己的意识——累了就心里默念着“坚持就是胜利”。无论肩挑或手提，我都逼着自己干，所以我每月都交够木柴。至今，我还能一口气把50斤重的煤气瓶扛上四楼，真有赖于当年的锻炼。

                            （三）追求理想

   1970年到1972年两年间，我基本都在师部和团部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呆着，练功、排节目、下团、下连队演出就是我们的工作。当时农场已改成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宣传队虽说是唱唱跳跳，要求也是很严的。宣传队的领导是穿军装的黄干事，人很善良，但很严肃，不苟言笑，使我们这些本来天真烂漫的少男少女也不敢嘻嘻哈哈。“准军事化”的作息制度、政治学习、练功排演等等有条不紊，使我们变成活脱脱的解放军战士。演出时，我们自己搬道具，自己装车、装台，15分钟吃完饭，15分钟化完妆，准备上场。一台“战斗性思想性极强”的文艺节目，在当时，是鼓舞着兵团战士“战天斗地”的精神食粮。不演出时，我们除了排练，还要学习毛主席语录，斗私批修。虽然“左”得出奇，但我们还是比较单纯的，决心听党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争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人事关系还属于六团七连（原红花队），虽然黄干事和宣传队临时团支部都同意我入团，但七连团支部却不同意，理由是人不在连队，没有经过艰苦锻炼。为了入团，我只好申请离开宣传队，回连队“锻炼”。不久，我终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还当选为支委。

    1968年11月至1973年3月，我在海南岛度过四年半的青春岁月，以后我选择了曲线回城的路。因为是离家实在太远，而且73年父母也相继离开干校回到广州“官复原职”。离巢的小鸟也该归巢了。几年的农场生活，拿现代的眼光审视，难免叹息，但我还要高呼一声“青春无悔”，它毕竟是我人生的垫脚石。

                   我演“小常宝”   （江门 郑惠群）

   七十年代，在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里，革命样板戏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的文艺舞台，“八亿人民八台戏”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反映了人们的无奈和对江青倒行逆施的嘲讽。

   当时，我与一批江门知青一起被分配到海南东红农场19队后不久，连队里正准备筹备几个文艺节目在连队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表演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片段“深山问苦”。这段戏的主要内容是说到解放军参谋长杨子荣来到了深山老林，访问了猎户和他的“哑巴”女儿小常宝，在杨子荣的循循善诱下，小常宝倾诉了装哑八年的苦难经历，控诉了土匪座山雕的罪行。

   我们连队排演这段戏，由北京知青孟大志当导演，广州知青李梦瑜扮演杨子荣，我演小常宝，而扮演我“爹”的是广州知青谢世杰。戏里有一段是说到“哑巴”小常宝在杨子荣的劝导下，终于开口喊出了“爹——”一声，然后扑到老常猎户的怀里，哭着诉说苦难遭遇。在排练的时候，几位演员都是青春少年，少女的害羞心理令我十分拘谨。那时候，男女之间界线十分明确，稍微不慎，会引来许多流言蜚语。但现在是“做戏”，剧情需要我扑进我“爹”的怀里，一个男性青年身上，这，真令我左右为难。在排练时，我十分拘束，与“爹”保持一段距离，连手指头也不敢碰一下。几个演员互相对台词，动作点到即止，场面有点乏味。

   孟导演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较真点，来一回真的“父女相拥”。扮杨子荣的李梦瑜也来劝说，几位演员也期望着，我内心激烈地斗争，无意间，凭我的直觉，我觉察他们更多是怀有想看“火爆”镜头的心理，我断然拒绝了，这一下，很令大家无趣。

   晚上，演出开始，全连队近两百人都端上小板凳来看演出，连附近农村的老百姓也赶来了，把连队的礼堂挤得满满的。这是我第一次演出，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心里象有只小鹿在蹦跳，慌得很。演出正式开始，我在台上突然一改常态，演得十分认真投入。当演到小常宝喊着长长的一声：“爹……”的时候，我已顾不得害羞，真的一下子扑到了坐在“树桩”上“低泣”的我“爹”的膝盖上，这一下来真格的倒把我“爹”谢世杰着实吓了一大跳，格楞了一下，不知所措，呆住了。台下“哄”的一声笑起来，我脸红耳赤，心里更慌得象打鼓，一下子把台词给忘了。站在人群里的导演孟大志却急了，一个劲地给我提词，但声音却被大伙的笑声盖住了，幸好站在我身边在等我倾诉遭遇的“杨子荣”李孟瑜镇定自若，临场救急，抓住我的手腕，低声说：“别慌，别慌！”我这才定下神来，硬着头皮把这段戏演完。当演出结束时，杨子荣挥手指方向，我和我“爹”作了一个“跟着走”的造型时，台下的观众报以真诚、热烈的掌声，竟把我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

   我们十九队演出的这段“深山问苦”一节，后来受到团部的重视，被推荐参加东红农场的文艺大汇演。另外，我还有一个拿手节目，就是抱着月琴自弹自唱。经过各连队参加的汇演比赛，我被团部选中参加一师六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被抽到宣传队的都是各个连队的文艺精英，有吴诺丹、吴锦瑜、潘玉英、张穗纽、郭喜薇、何玉琼、周连平等。宣传队是脱产的专业宣传队，由来自各地的知青组成，水平、艺能要求都比较高，由多才多艺的广州知青洪献忠和陶小玉担任编剧和导演，还配有以大提琴手海口知青吴中胜为队长的乐队伴奏。

   宣传队排练了多个文艺节目，有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的片段；还有吴诺丹扮演的提着两个椰子回城探亲、在舞台上昂头阔步表示扎根海南一辈子的《海燕》；我仍旧演我的老本行《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扮演杨子荣的是二十四队的广州知青何代宁，扮演我“爹”的是湛江知青杨达成。

   演出要做服装、道具，我演“小常宝”的服装是用一个麻袋裁剪成一个背心，领子、袖口和下摆四周都用棉花一蔟蔟地贴起来，穿起来臃肿可笑，倒真有点象深山老林里的猎人穿的兽皮衣服。

   我们团部宣传队带头一台戏，到各个连队去巡回演出，每到一个连队，放下背包就自己动手扎帐篷，搭舞台。连队里的工人们见到宣传队来了，高兴得象过节一样，大人面带笑容，奔走相告，小孩子们欢呼雀跃，大家早早吃过晚饭，家家户户端上小板凳，在舞台前占位置看演出。舞台都是临时搭建的，有些条件好的连队可以拉来几个电灯泡在台上照明，条件差的连队没有电灯，几个工人就七手八脚地点上两盏汽灯，算是舞台灯光。有电的连队，可以接扩音器、喇叭；没电的地方，就连最简陋的音响设备也没有，台词和音乐只能靠空气传送了。有些山区连队，到处高低不平，想找一块平整的地点做舞台也难，只能因地制宜。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每一场演出都十分的认真、投入，并没有辜负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热情和期待。

   我演“小常宝”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已成为东红农场小有名气的演员，人们不懂我的名字，都喊我“小常宝”。后来我又参加了师宣传队，之后又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队，并随宣传队到过广州的中山纪念堂演出，还上过广东电视台的电视直播节目，并受到过广州军区司令员的接见等。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们的老知青们聚会的时候，大家仍亲切地叫我“小常宝”，这使人们怀念起当年把火红的青春洒在海南那片热土上的那股真情。回想那段日子，有笑有泪，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仍是在十九队里扮演“小常宝”的故事。

                           台  风  （张大造）

    海南经常遭遇台风袭击，我在海南琼海东红农场十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那场在琼海登陆的十四号台风。

    那天晚上，连队一如往常要分班“政治学习”，各个班组分别围着煤油灯读报刊“社论”，结合连队“阶级斗争”形势发表各人见解。劳累了一天的职工虽极不情愿，也不会公然反对，尽可能拖拖拉拉地到位。

    我班围坐在球场下大石阶级，这里是连队中心位置。读罢“社论”，谁都一言不发，各想各的心事，我注意到对面几位江门、湛江女知青，窃窃私语，想与她们打趣两句，无奈气氛过于严肃只好作罢。好不容易熬到结束，副连长敲“钟”，用砍刀敲铁犁板，金属撞击声在夜里传播得特别清脆。人们一哄作鸟兽散，谁都未料到，也没接到通知，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刚入睡，风就刮起来了。知青宿舍门窗未关，被风掀得“砰砰”响。我被惊醒，爬起床，点上煤油灯，很快被风扑灭；蚊帐也不稳，只得摸黑把门窗关牢，回到床上，希冀能睡稳一觉。海南的风雨见多了，风声雨声伴我入梦。迷迷糊糊中，感觉到这场风雨来势汹汹，有一种惊天动地的恐怖感，再也无法入睡，面对黑灯瞎火的宿舍，我思索着什么，却无法理出个头绪，球场上面女知青宿舍的姑娘们，她们会惊慌失措吗？正胡思乱想间，突然，门被擂得“咚咚”响。

   门一打开，一阵猛风裹进两三个黑影，连呼：“可怕！可怕！”听话音原来是住在宿舍东面首间的潮汕知青。原来，台风从东北方卷来，从高往低通过没有遮拦的球场，他们的宿舍首当其冲，狂风暴雨把墙壁擂得“呯呯”响，整间房屋震撼，让人胆战心惊，仿佛随时都会垮塌下来，人是无法在屋里待下去了。

   “怎么办？”他们问我，我也问自己。

    看情况，只有穿上雨衣，屋里待不下去就往下边水井跑，躲在井沿会安全些。正商讨着，又一阵狂风把门猛然撞开，把宿舍瓦顶掀个大洞，瓦片撒满地，雨水随风灌注入屋。知青们弓着腰逃了出去，我正站在洞开的窗沿，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如果屋塌了，相信我不能幸免，幸运的是，风把门窗和瓦顶掀开，风力释放了，屋才没有倒塌。后怕之余，我想，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得赶快离开这危险的地方！

    我虽见识过台风，却从未遭遇过这样猛烈的风暴，冲出门外没几步，漆黑一片，狂风暴雨如千军万马席卷大地，人无法站稳，只有连滚带爬，在风暴中挣扎。

    宿舍门前有我手植的一株苦楝树，已有合抱粗，几个知青爬到树下，使劲抱紧树身。然而，在风暴肆虐下，这棵孤独的树前俯后仰，知青脚下踩着的树根随之起伏，情况十分危急，我的呼喊早已被狂风暴雨所淹没，只有爬到他们跟前比划示意。他们也感觉危险，相继离开，顺坡而滑，到下面大水井沿躲避。

    在滂沱雨幕中，影影绰绰来了几个人，定眼一看，是进驻连队的工作组成员，其中李某的右腿受了伤，被两人架搀，跌跌撞撞，满脸惊惶，在寻找安全的避风地方。原来宿舍前面摆有几张长椅，是班组“政治学习”用的，被强风一刮，遍地散落。这位孱弱的李某刚离开宿舍，就被风刮倒，几个翻滚，无可抗拒地碰撞在长椅方木的棱角上，右腿撞一凹陷，无法平复，站不起来。连队工作组是农场党委指派的，像鹰犬一样搜索连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负有特殊使命。在知青中，我因出身“异类”被列入另册，所有进驻过连队的工作组员都对我冷眼歧视，而这位几次进出连队的工作组成员李某，也总是用一只“外斜眼”盯着我，却从不搭理我，我知他们的敌意，只有处处小心，言行谨慎。如今，看着他因伤痛而痉挛的脸，全无当日“天之骄子”的神气，我虽冷傲，仍心生一丝同情，指引他们到水井边躲避。

   热带风暴果真是大自然的杰作，狂风，摧枯拉朽；暴雨，荡涤大地。或许，几年严酷的劳动，已磨练出我一副经得起风雨的筋骨，如今，风里来，雨里去，浑身上下湿透了，却激发起我蕴藏内心的青春活力，“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我渴望建功立业，早把生死置于度外。

   突然，透过黑沉沉的雨幕，传来“轰隆隆”巨响，不知哪间房屋倒塌了！我一跃而起，要去救人。于是在井沿找到两位身体较壮的潮州知青，合议一下，决定找连队领导，组织救人。我们手挽手，从宿舍西面往上冲，狂风却把我们打翻在地。三人手挽手其实顶风面增大，我们松开手，利用阵阵强风的间隙，散开匍伏爬行，时停时爬，抗着逆风，摸到连指导员家门口。拍门，叫门，里面没有反应；我们再次用力拍门，叫门，门终于开了一条缝，露了一点脸的指导员马上又关紧了门，皆因风雨疯狂，从门缝钻进屋里，屋顶有被掀开的危险。风雨喧嚣，隔着门我们与指导员艰难对话，他同意我们青年组织起来去救援。

   看样子，连队以球场两边的房子较为牢固，暂时还可以躲避风雨，我们分头各处走走，看有没有流失在外的人帮他们到这里躲避。不约而同，我们都记挂着在球场上那幢宿舍的女知青们。

   经过居于连队中央的球场，四周黑洞洞的，隐约看见篮球架倒了，得小心翼翼绕着走。球场边十多米的宣传专栏也倒塌了，我们心一紧，奋力冲上高一台阶的女宿舍，只见那里门窗大开，瓦顶也被掀烂，几位惊慌失措的女知青正往床下躲。“英雄救美”，一腔热血的男知青冲进屋里，喝令她们离开这危险之地。姑娘们见了救星，自然破涕为笑，乖乖跟着我们往外冲。才一出门，正撞上狂风，几个趔趄，大家扑倒在地，连着翻滚，到了石阶边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男的扯住女的，有的互相紧紧抱住，被斜坡边缘的树挡住，才化险为夷。这时候，大家已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保存姓命要紧！等风力稍弱，他们连拉带扯，跌跌撞撞到了指导员家。

   我则扑进另一间女宿舍，只见门窗大开，雨水从掀开的瓦顶上的洞灌进来，屋内一片狼籍，那些姑娘呢？回答我的只有狂风呼啸，穿门窗而过，她们被风带到哪儿去？我茫然退出，置身暴风骤雨之中，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在黑沉沉的夜幕中到处找寻她们。无论是后面的防风林，还是前面的低洼地，所有的角落都找遍了，就是不见那几位江门女知青。这期间，倒是帮了几户老职工，把他们的小孩抱进他们的小伙房。我发觉，那些用树杆、茅草搭盖起来的小伙房，特别能抗风，或许她们就躲在某个小伙房里面。于是，我逐个小伙房去找，找了半天，仍然没有找到，那几位姑娘的安危，成了个谜。

   我无法在任何一间小伙房坐一会，尽管老职工极力挽留我，并叮嘱外面太危险，但我还是愿意到外面去，和狂风捉迷藏，去感受暴雨的洗礼。我甚至感觉到防风林发出的怒涛般的啸叫，也是一曲动听的英雄乐章。此时此刻，我理解高尔基《海燕》一文中“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呐喊。

   偏偏这时风力明显减弱，身强力壮的我，行动更自由了。在球场的斜坡，我发现一团黑影，原来是余其文一家大小围坐在那里，他们夫妇无力把三个小孩护送到偏远的小伙房，只好留在草坡上，两件雨衣无法遮挡风雨，两个大人象老母鸡护着小鸡似的，怪可怜！我见状，脱下雨衣送给他们，反正我全身都已湿透，并且在旁陪伴，给他们信心度过难关。这一夜，我全无睡意，当危难来临，我有能力帮助那些弱者，激发了压抑已久的豪情，证实了我存在世上的价值，我比那些工作组的“左派”强多了。

   不知不觉间，风力减弱了，雨也温和了，天渐渐亮了，一夜没好睡的人们三三两两集中到球场互相询问，清点人数，幸运的是，没有失踪，没有死亡。那几位江门女知青在起风时，因病到连医疗室，并在那里躲风，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而我的宿舍，被风雨摧残得一塌糊涂……

                             魂系小山村   （李平）

    我常常把海南岛七星岭水库那座连公路也没有的小山村，看作是自己的故乡。我并非是无根的飘萍，我也有故乡，只是自那年在那里小住了几个月之后，那小小的山村，尤其是那热情的房东，就时常牵动我“游子思归”的感情。

    1971年的夏天，我正在海南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不知上头是谁异想天开“要和帝修反争时间”，大笔一圈，下令在万泉河的支流加浪河边一块荒凉的土地上开辟新的橡胶种植园。于是，一百多名知青立即被召集起来，日夜“战天斗地”修筑梯田。为了制造几幢宿舍的门窗，我这个木工被破例允许在离连队三四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借了个仓库作工场。于是我离开那“火红的战斗”，在农村住了几个月。

   那是一个山湾里的小村，四周树木蔽日，沿小路拾级而上，全村十多户人家就散落在山湾里。村里的会计把我安置在一家村民里住，那天晚上，我感到安静得简直与世隔绝。上山下乡当知青几年来，住惯了黄土抹墙，茅草盖顶的知青宿舍，两行粗木支架的大统铺中间摆着两张桌子，上面杂乱无章地堆着毛主席语录、大批判材料、饭碗、油灯以及不知谁吃剩又不敢乱倒的半碗盐稀饭，床底墙角塞着脏瓶废纸、破鞋烂袜……听惯了外头连队领导啸啸刺耳的催促开会的哨子声和宣读“最高指示”的喇叭声。在那烦嚣的环境里一下子置身于宁静的农舍，顿时倍觉亲切、温馨。第二天我才知道，为了让我暂时住在这间多年不用的偏屋，房东已经忙乎了两天，不但打扫了房间、家具、小庭院，还特意在通往外面的小门洞安上了栏栅，免得哪家不懂事的孩子进来打扰我。

  海南岛的夏季白天烈日炎炎，而晚上却是海风习习，清凉润泽，劳作了一天之后，搬张椅子放在屋前的小庭院里和房东家人一起乘凉，惬意极了。房东老太太总爱端来海南特有的地瓜水给我喝，说是可以解暑。这时候，我爱操着那半生不熟的海南话同房东闲聊，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讲“三国”、说“水浒”，从远近奇闻谈到农作物的长势和收成……说到深处，我常常感觉到他心中的忧郁。这是一位五十开外的庄稼人，身体结实而清瘦，长年的风吹雨打，古铜色的脸上过多地布着皱纹，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拨弄庄稼的好手，可惜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肥得连棒槌也会长出叶子的土地，优势被白白浪费了，村民生活艰苦，更何况他上有母亲，下有儿孙，四代同堂呢。

   一天晚上我们又聊上了，渐渐地提到“文化大革命”来，大概他看我欲说不说，心有疑虑，沉吟了一下，他慢慢地说了一件事：一天晚上，人们都睡觉了，忽然通知要接”最高指示“。时值深秋，寒风细雨，几个青年人冻得瑟瑟发抖，居然念起陆游“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的诗句，在当时，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但在这里，谁去管他！说到这，他笑了笑说：“这叫山高皇帝远。”

   此后在闲聊中，我们就无所顾忌了。但更多的晚上，我是在灯下阅读——读我爱读的书，也想我爱想的事。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中，知青们常常偷偷阅读禁书。一天晚上，我正埋头灯下阅读一本知青们秘密传阅的《悲惨世界》，房东走进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一起到隔壁村走走怎么样？你一定会满意的。”原来他带我到一位已故的教书先生家里，他认识先生的儿子，让我到那里借书看。看他们的眼神，大概是早已谈妥了的。当我步入先生的家，先生的儿子就径直把我带到放书的房间里。先生的屋不大，却有一间书房，他的书就象小山似的堆在用条凳架起的几块床板上，数量当有两千册以上。“这么多书！”我脱口而出，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从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鲁迅全集》，知道了《史记》和《资治通鉴》，找到了文革“破四旧”时我丢失过的《唐宋名家词选》，见识了《词海》《辞源》……我当时就高兴地向先生的儿子借了条布袋，选了《西游记》《红楼梦》等十几册书背回山村。我真的做梦也难想到，在那个年代里我居然会在房东帮助下阅读到大量“禁书”！打那以后，我常去借书，慢慢知道了那些书原本是放在书柜的，先生去世后，他的后人生活困难把书柜卖了，却不敢卖先生的书。

   几个月后我在山村的工作结束了，又搬回连队，房东还常常让小孙女邀我去他家作客；后来我调到场部中学教书，离小山村有十几公里路，不能常去了。到我要离开海南的时候，先生的儿子把那本《唐宋名家词选》送给我，我把口袋里仅有的几十块钱全部掏出来给了他，彼此也没有退让。离开农场那天，因为赶车我竟没能回去道别。

   而今离开那个小山村已经十五六年，许多事情就象当年不顾客观实际开垦出来的梯田那样被淡忘了——梯田是被野草覆盖的，许多往事是被后来的生活覆盖的，唯有那小小的山村和那热情的房东，却久久地留在我的心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阴霾冷酷的日子里，那位萍水相逢的村民给以一个远离家庭、远离父母的孩子的温暖、宁静，以及那可贵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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